邓小平实录4:1982—1997(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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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实录4:1982—1997(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试读：

在中国掀起的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难度最大的。邓小平知难而进，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模式。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十年动乱的大悲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自身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并且指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篇实际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可见邓小平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已有了高度的重视。他提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对此，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还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主要有：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充分地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从而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到1980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初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有了越来越痛切的感受，表示出强烈不满。

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当时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没有简单化地将其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即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根源，着手解决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当时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讲话对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进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阐述。例如，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确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讲话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铺开。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更为紧迫，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发轫。同时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要取得一致需要一定的时日。

先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轨迹迅速推进，仅仅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已开始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与旧的政治体制的碰撞。由于中国过去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是紧紧捆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就自然地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使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6年起，到召开党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新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谈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这是他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

自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焦点。这一年中有近20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九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

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明确提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汇报党风工作情况后，邓小平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甚至由权力下放问题，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关系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9月3日，他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1月7日，他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从改革过程中，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到一定时候要提出政治改革。

毫无疑问，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的评论不无道理：“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

1986年，距离党的十三大只有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充分讨论、酝酿，理出头绪，以便能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一个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所以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也都明确提了出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1986年9月3日，他会见竹入义胜，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完整地概括出总目标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更富有新意的是关于近期目标或者叫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以11月9日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表述最为完整，他提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主要涉及党政不分；“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提高效率和调动积极性的基础和保证。

增强领导层的活力，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这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着重讲过这个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为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他认为，七年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几步，但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了1986年，他不但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地表达自己退休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

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11月1日，他又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非改革不行，已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与我同龄的人有一批，我们在酝酿让位的问题，这一步非走不行。

在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力主领导层要年轻化，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10月24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中，当日本朋友谈起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领导人在年龄上、对问题看法上的差别时，邓小平干脆地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第二条，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11月3日，他同美籍华人陈省身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他明确提出要花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几天后，即11月9日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他进一步作了具体设想：“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党的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党的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

萦绕在邓小平脑海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地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如，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等等。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从长远目标到近期目标，从具体内容到原则方法，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把这个时期他的阐述与他1986年前后的有关阐述作个比较的话，完全算得上是完整、准确了。这意味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这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使我们党不仅开始重新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将其摆上议事日程，而且拥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了方向。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论述，还在全国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

1987年10月，中共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第一，实行党政分开。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第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第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第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第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很显然，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方案，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中共十二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近四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促进了我国由“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转变。各项事业、各条战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思想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思想解放，使各条战线焕发出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在经济上，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调整了国民经济，改革开放起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经济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在政治上，揭批“四人帮”，消除其帮派势力和思想残余，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逐步调整、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把一批优秀人才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党的组织逐步健全，党的威信不断提高。

这一切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确定继续前进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具体方针政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等问题，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1.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2.审议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3.按照新党章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回顾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阐明了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他说，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对于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教育了全党。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和党的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的理论概括。

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还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的开幕词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听后给人以力量，使人振奋。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解决了我们党在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全部理论思考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致开幕词后，紧接着，胡耀邦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

报告在回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报告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报告在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中共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

9月10日和11日上午，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保留了邓小平等6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新成立了党史上没有过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的产生，尤其是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设立三个委员会、进一步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的设想，顺利实现了党的领导班子的新老干部交替。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这是中共十二大的一个重要功绩。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反映了到1982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并根据这一认识水平，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提出了实现这一蓝图所必须执行的大政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真正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开创的阶段。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根据我们党的实际需要而倡导的一种史无前例的过渡性的组织形式，是我们党实现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离退休，最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央顾问委员会始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终于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共存在了十年的时间。

完成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党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彻底从领导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果断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文革”期间混入干部队伍的帮派分子被清理出去，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些老干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有丰富的治党、治国和治军的经验，是我们党和国家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老干部复出时，大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无法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致使干部队伍的活力减退、效率下降，这是当时摆在我们党面前亟须解决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早在1977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年的12月，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对在座的老同志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接班人问题时，再次提出：“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强调：“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提出，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着他们成长起来。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又说：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

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邓小平一再倡导和呼吁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在废除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得更高，并适时地提出了老干部离退休的问题。他说，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他提出，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限制。不仅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并提出，要把这个事情当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完成。

邓小平在倡导和推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妥善解决老干部的离职问题。

由于当时老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在领导班子中是骨干力量，工作热情很高，马上让他们退出工作岗位，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加之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干部经验少，压不住阵脚。

从我们党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来看，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离不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短时间内全面实行退休制度有一定的难度，也是不现实的。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向中央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办法。这样，既可以使老同志适时地退出第一线，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增强活力，提高战斗力；又可以使老干部在第二线过渡一段时间，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起一个传帮带的作用。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他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党的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些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这次会议之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问题开始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如何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问题时，引用了聂荣臻提出的一个建议。他说：“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

198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中共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说：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1982年9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决定并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

党的十二大闭幕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于9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出24名常务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原因和目的时，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其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之日就郑重宣布，不久的将来要取消它，并紧紧抓住它的过渡性这一性质和特点，来规定它存在期间应起的作用。这就为顾问委员会开展工作定下了基调，明确了工作方向和行动准则。

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他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形式，稳妥地解决好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然后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他说：“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

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怎么起作用？邓小平说：“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他指出：

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

他告诫道：到省里去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要注意起传帮带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讲话是有人听的，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要求“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到联系的单位还可以做一个报告员，把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党在每个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国际情况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及时地给群众讲讲，可以讲现在，也可以讲历史。作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他还提出：顾问委员会要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怎样起作用，是个新问题。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会处理得很好。

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老同志们在为党发挥余热的同时，也逐步地开始淡出，到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中央先后有141位老同志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180万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有330万年轻干部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1987年，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9年又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完全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凭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率先垂范的作用，顺利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带动了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取得了预期的进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和充实，明显增强了活力。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基本确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任务。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党的十四大决定，从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正如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初的那篇讲话中所设想的那样，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中央顾问委员会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光荣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下苏杭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此行的目的地，他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和杭州。

选择苏州和杭州，邓小平有他的考虑。

中共十二大开过以后，“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中心话题。这个目标切不切合实际，到底能不能达到，会不会成为一个空的口号，人们都在议论，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在思考。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主任。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号召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学习各地的实际经验，深入了解情况，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主要在农村。

邓小平最关注的就是农村。他说：“中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的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的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首先要看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1982年12月1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宋平谈话时曾说，本世纪“翻两番”的目标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邓小平心中装着“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在北京坐不住了。春节将至，他想到实际生活中去获取“翻两番”的第一手资料。此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背靠上海，历来比较富庶，近几年经济发展尤为迅速。特别是苏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800美元，像这样的地方能不能在2000年再翻两番？如果能，到那时的社会又将会是什么样？

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第一站就直奔苏州。

2月6日下午2时31分，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驶进古城苏州，来到位于城南的南园宾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下榻在宾馆的新平房。

2月的江南，春意盎然，宾馆的庭院内垂柳已经吐芽，迎春花含苞欲放。邓小平的到来又给这里增添了新的融融春意。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苏州。

二十多年前，他曾来过这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时过境迁，苏州已今非昔比。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是喜气洋洋的人群，再加上新春佳节前的祥和气氛，这一切确实令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心旷神怡。

原苏州地委书记戴心思回忆说：“小平同志到苏州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那个时候，苏州和全国一样，大家都在议论‘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那个时候一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小平同志对苏州这个地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翻两番，什么时候能够奔上小康。他问，现在苏州农村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你们对翻两番有没有信心？因为当时有一种议论，好像基础差的地方翻番比较容易，因为基数低，翻番比较容易。基础好的地方，好像块头大，翻番比较难。当时江苏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们苏州市呀、地区呀，我们的一致看法，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基础好的地方翻番比较快，因此当时我们就估计，苏州这个地方翻两番肯定不要到2000年。”

邓小平一到苏州，便急于了解当地的情况。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的领导和苏州地委的领导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

邓小平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熊猫牌香烟，听取江苏同志的汇报。

邓小平首先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江苏的同志回答说：“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六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二十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

一问一答。问话直奔主题，回答简单明了。“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又问。

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

当时，正值苏州地区和苏州市合并前夕，按照新的区划，苏州市将下辖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沙洲（今张家港市）6个县。1978年，6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65.5928亿元。到1982年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13亿元，人均超过800美元。四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以12.65%的年平均速度递增，这一递增速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按这样的发展势头，苏州实现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有五到六年就已经足够，再翻一番，用十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留点余地，到1995年一定能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听到这里，邓小平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充满信心的微笑。

原来预定的会见时间已经到了，工作人员来到门口，看到邓小平又点燃了一支烟，谈话还要继续下去。

邓小平说：“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地区广大农村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机遇不放松，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迅速发展社队企业，经济一直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年，苏州地区有近20个公社、60个大队以及一批生产队，工农业总产值人均超过800美元，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苏州农村奔小康的典型。

江苏的同志汇报说，人均达到800美元的这些单位，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具体表现在：

——人民吃、穿、用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有了保障。

——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0平方米。

——就业问题解决了，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人人得到妥善安排，本地劳动力不外流，相反开始吸收外地劳动力做工务农。

——教育、文化等事业经费有了保障，中小学教育得到普及，各种文体设施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普遍建立起来。

——人民的精神面貌显著变化，观念更新，旧俗收敛，新风光大，犯罪活动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一批初步繁荣富庶、文明昌盛、安定祥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和正在不断涌现出来。

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几乎每一条都熟记于心，后来回到北京后，他曾先后同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同志反复讲到这几条，说：“这几条就了不起呀！”“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对他所关注的事紧追不放。

江苏的同志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得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来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人员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激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眼睛一亮，他对发展社队工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州社队工业的初创阶段十分艰难，曾经经历过“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原料，千山万水跑供销，千辛万苦创基业”的过程。这一过程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巨大变化。1982年，常熟、沙洲等6个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对社队工业，江苏的同志总结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老百姓从实际工作中领悟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使邓小平非常兴奋，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一个问题。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就说过这样一句结论性的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如今，苏州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再一次作了肯定。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没有一丝疲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此时，天色已晚，工作人员第三次来到会客室门口，对邓小平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邓小平这才说了声：“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月8日，江苏省委的同志请邓小平到无锡太湖游览。

上午9时55分，邓小平一行乘车抵达无锡。在江苏省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太湖、鼋头渚公园。中午在小箕山楠木厅休息。

下午3时，邓小平乘车返回苏州。

当天晚上，江苏省委、苏州地委和市委的负责人再一次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又一次由衷地称赞江苏以及苏州的工作搞得好。

江苏的同志说：“苏州地区的社队工业虽然起步较早，现在已略具规模，但总的来说，还只能算是打基础阶段，潜力还很大。只要政策允许，完全是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而且完全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

邓小平这一次在苏州对社队工业有了感性认识，后来他多次讲到，社队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名。这一举措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后来曾经说过：“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2月9日，江苏的同志请邓小平游览苏州园林。

这一天，天公特别作美，风和日丽。

苏州园林，名甲天下。邓小平一行来到了留园和虎丘。

虎丘，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称。这里虽说还是早春，但已是游人如织。邓小平在先前一再叮嘱，他来游览时园林要像往常一样开放，不要禁园。他要像一位普通游客一样，置身于群众之中。在虎丘致爽阁前，一对青年夫妇抱着孩子在游览，邓小平走上前去，同他们聊了起来。当这对年轻夫妇认出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邓小平时，他们激动地说：“小平同志，您老人家好！”邓小平关切地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小夫妻俩抢着回答：“在您老人家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越来越好！”邓小平笑了。看到邓小平慈祥的面容，小孩也喊道：“爷爷您好！”邓小平更加开心了，用手抚摩着孩子苹果似的脸蛋说：“对对对，是该叫爷爷喽。”说着，便同他们合影留念。

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江苏的同志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苏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一定要重视绿化工作，要制定绿化规划，扩大绿地面积，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每年每个市民要植树20株。在参观市容市貌时，邓小平一再嘱咐：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

中午，江苏省委的领导和苏州地委书记戴心思以及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陪同邓小平用午餐。

2月9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在苏州的视察活动。

下午3时25分，邓小平离开苏州，前往杭州视察。

2月9日晚，邓小平来到杭州，住进位于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宾馆一号楼。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到杭州。

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停下，邓小平从车上下来，他伸出手来与前来迎接的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一一握手。铁瑛想，小平同志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旅途劳顿，于是他提出请小平同志先休息几天。一听这话，邓小平连连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进屋后大家刚一坐定，邓小平便兴致勃勃先说开了。看得出，他心里很高兴，也很急迫。

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的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的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6个方面问题：第一，人民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面积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二三层小楼已经不少了；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农村人口不外流，农村人总想往城市跑的情况改变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事业有能力安排了；第六，人民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率下降了。苏州的同志感到，达到800美元后有这些表现。江苏从1976年至1982年的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邓小平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接着说，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

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向在场的浙江省的负责人重复着在苏州提出的问题：“你们考虑，到了800美元，社会上是个什么面貌呢？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呢？”他好像自问自答，“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

于是，铁瑛开始汇报。当他讲完省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后，邓小平说：有没有四十几岁的？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十一个常委中有两个五十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了，下一步还得调整。调整班子是好事，这次还不够，还得一步一步来。

接着，铁瑛开始汇报浙江工农业生产情况：“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到2000年翻两番半或三番是可能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

铁瑛回答：“按工农业产值，人均920元，国民收入490元。”

邓小平又问：“到2000年是多少？”

回答是大约1 200美元。

邓小平紧接着问道：“你们的收入在全国占第几位？”

李丰平回答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了500多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

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苏州，现在已到了或者接近每人800美元的水平。他们已经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江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南京还有1 000多人。

邓小平又问：“江苏从1976年到1982年的六年时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你们呢，你们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顺利的话，翻两番不成问题。”铁瑛接过话茬儿，颇有信心地说。李丰平也点了点头。

看到浙江的负责同志信心十足，邓小平笑着说：“你们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要翻两番就难了。”

李丰平回答说：“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 300多美元，通过努力，争取翻三番。”“噢？！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邓小平面带微笑，很认真地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措施作保证吗？”“有的。”铁瑛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采取的5项措施：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抓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

当铁瑛汇报到科技、教育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大学招生，增加一倍的学生也可以，教师有，就是要盖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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