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福芸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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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试读：
作者前言
尊敬的励诚：你还记得吗？在天津时，有一次你拿了一本中国小说给我看，你觉得写得非常好，可是令尊却十分反感。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你们所熟识的一户人家，虽说写得非常隐晦和曲折。我担心我现在处在了和那本书的作者相似的处境里。没有征得令尊的同意，我就贸然写下我在你们家度过的那段愉快而又难忘的岁月，以及我对你们家庭关系的种种印象。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是否很冒昧，会不会导致我们友谊的破裂。因此，当我收到你的回信，说你和令尊对我打算写一本关于你们家庭的书感到非常期盼，我感到十分高兴。
你亲自为你的家人们起了化名，也给自己起了“励诚”这样一个名字。励诚，勉力做一个真诚的人。如果我在书中的一些描写有轻率之处，或者让你感觉受到冒犯，我恳请你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真诚，能够给予谅解。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尊敬你，如果我给你造成伤害，那也绝非我的本意。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当面去聆听令尊对我作品的评价。我时常会想象，当你把我的书翻译给令尊听的时候，他的脸上会显露出怎样的笑容，那样我将会感到无比的荣耀和欢喜。
你在来信里说，“很多洋人的笔下，对中国人都存在着严重的偏见，比如说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不敢说真话，只知道养猫，喂老鼠，像兔子一样挤在一起过活”。你为此感到愤慨。我觉得你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像有些在华的洋人一样，总是一味地对你们予以夸张的美化和奉承，这样也会让人觉得我们之间还不够真诚。尊敬的励诚，我是这么认为的，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我在书中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比如姓名、地名和官阶，并非和实际生活中完全一致。考虑到我的学识和能力有限，我的拙笔在面对一些众说纷纭的争议时，往往有种一叶轻舟误入洋流交叉，孤身悬于暴雨海洋之中的无力感。我的权宜之计是搁置争议，仅仅写下我在你们中间的感受，只做一些简单的评论，甚至完全不做评论。至于结论，我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不过，有一个结论，我在书中的字里行间是毫不掩饰的，那就是那位在你们家中度过美好时光的客人，对由两位中国绅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们共同组成的名门望族，将永存一份感激和尊敬之情。谢福芸 于英国怀特岛
主要人物
骆大人，满族官员，曾担任巡抚。
骆太太，骆大人的妻子。
他们的孩子：[1]
一个儿子，名为荣和（Honourable Harmony），9岁，已婚，和父亲住在一起。
三个女儿：
1.香莉（Fragrant Lily），已婚，和丈夫以及公公、婆婆住在天津。
2.香梅（Flowering Plum）。
3.香华（Scented Blossom）。
宫大人，汉族高级官员，著名的学者，曾任一省提法使司1，其父曾为官40年。
宫太太，宫大人的妻子。
他们的孩子（8个孩子存活下来5个）：
两个儿子：
1.励贤。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叔叔。已婚，携妻住在父亲的附近。
2.励诚。寓意为“勉力做一个真诚的人”，19岁。
三个女儿：
1.文静（Gentle Calm），30岁，已婚，但是仍然住在家里，原因是丈夫暂时离开了她。她有一个小女儿，名字叫菊儿（Chrysanthemum）。
2.婉兰（Orchis Flower），我叫她花儿，20岁。
3.霭荷（Water-Lily），12岁，家里的人都叫她“小六子”。第1章 皇朝的覆灭
1912年2月29日，一个清朗寒冷的月夜，政局突变。这场变动，使得中国人也好，在华的外国人也罢，人生由此而改变。尤其是在中国的北方，这种变化更甚。
此时此刻，我们几位女士，已在英国公使馆得到妥善的安顿。位于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坐落在一座古老的中国王府之中。我们从使馆厚重的围墙向外望去，北京城内火光冲天。围墙之内则是一片平安之地。刚刚冒险外出的一位英国绅士，激愤地讲述着他的见闻。他以鄙夷的语气，描述着他在北京城内刚看到的一幕：一个暴徒半躺在黄包车里，肩上斜挎着一支来复枪，刺刀上挂着一串抢来的皮草和各种价值不菲的锦衣华服；临街商铺的店主们早已吓得下了门板，战战兢兢地躲在门后。这个恶棍，一边猛踹着黄包车夫孱弱的背脊，一边骂骂咧咧地高声叫门。
从庚子闹拳那会儿起，英国公使馆就配备了卫队。这会儿使馆已经派出一部分士兵，前去护送侨民回到使馆。外面到处是火焰、喧哗和枪击，让人感到恐慌和沮丧。我们从城墙上下来，在黑暗中踱步，焦虑地等待着其他侨民的到来。横跨在使馆入口处的，是一个庞大而又冷峻的亭子。当我们走到凉亭红色的立柱附近时，突然之间，一个弹壳砸落在我们脚下，随之滚下一片琉璃碎瓦。这碎瓦是绿色的，象征着这座庭院最初拥有者显赫的地位。这里曾经是康熙皇帝一个儿子[2]的府邸。
没有人会想到，动乱会在这时发生。在1911年的10月爆发了一场革命。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北京要出乱子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几乎每个人都耸起肩膀，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振振有词地讲出一句貌似公允的法国谚语来：“变来变去，还不都是老样子。”[3][4]在今年的2月10日，清朝的小皇帝——确切地说，是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宣布正式逊位。即便这样，从那时起两个多星期以来，所有的事情还是老样子，而且这种老样子似乎还将继续保持下去。在迟滞的北方，清王朝虽已风雨飘摇，却仍在苟延残喘。不过，在华中和华南的中国人，对时势有着更为敏锐的反应。在几个月之前，他们就率先挑起了战事。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清朝就如同古代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一样，一步一步征服了全中国。中国的南方是最后向清朝臣服的地区，因此，相比于中国北方，中国南方对于清的统治显得更为抵触。现在，也正是这些南方的人们率先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的统治。到了2月29日的晚上，军队将勉力支撑清王朝的最后几根“支柱”移除，帝国的“琼楼玉宇”终于轰然倒塌，成为一片废墟，而惶惑则留在了每一个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眼中。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负责守备京师的卫戍部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主可卫了。近三百年来未曾动摇过的忠诚，一夜之间消弭于无形。作为未来民国候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一改往日的杀伐决断，在是否就任总统的问题上还是一副半推半就的姿态。临时国会总是吵吵闹闹，议员们在各种各样的新词和新观念所组成的“迷宫”之中，彼此猜忌，相互攻讦，搞得斯文扫地。这就难怪军阀们会嘲讽这些议员们是百无一用了。军阀手中有枪，有弹药，无人守卫的北京在他们眼中就如同一个门户大开的金库，让人垂涎欲滴。除了袁世凯，这些军阀谁都不怕，已经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势站出来对他们说“不”了。可是即使隔天袁世凯责怪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他们也会辩解说，这只是被爱国的激情一时冲昏了头，而且也是时候给往日高高在上的满人上一课了。他们会说，他们很愿意向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表示歉意，不过如果想要恢复原状，那当然就不可能了。如果有些人为此丢了脑袋（确实有人为此丢了脑袋），那么这些人最好祈祷丢掉的脑袋是邻居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些军阀会说这次机会太好了，绝不能错过（他们倒是没有错过这次机会），他们觉得正是时候给北方人开开眼界，一劳永逸地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他们眼前——已经改朝换代啦！
从戒备森严的使馆大门，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朱迩典公使的妻子乔丹夫人立刻带着我们匆匆赶过去。早前，乔丹夫人就开始准备起来，使馆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放满床和沙发。我和我的母亲一边紧紧跟着乔丹夫人忙前忙后，一边心中七上八下地挂念着我们北京组成的[5]“小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包哲洁小姐。好在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她报平安的口信，总算放下心中的石头。第一个到达使馆避难的，是又高又大的澳洲妇人汤米。她肩上还披着六个孩子的羊毛围巾。平时一贯乐呵呵的她，此时脸上布满愁容。四个孩子簇拥在勉强露出笑容的汤米怀中。汤米小心翼翼地照看着熟睡中的孩子，烛光把两个大孩子的脸庞映得一闪一闪的。两个士兵抬来一个长抽屉，抽屉中间摆着毛毯、一堆压缩奶粉和奶瓶。两个婴儿则相互搂着，安睡在这个临时的摇篮中，他们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还毫无所知。孩子的妈妈站起身走到门口和她的丈夫说再见。她的丈夫决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风尚，返回去保卫自己的家。我们把六个小宝贝抱到最大的一张床上，然后调暗灯光。孩子们头碰头睡在一起，红润的脸蛋，在枕头上一字排开，就像是豆荚里一排漂亮的豌豆一样，可爱极了。
看着他们这样安静地躺在床上，我们恍惚之间有了一种错觉，似乎把我们牵扯进来的这场动乱，只是一场错发的警报，并没有针对任何外国人的敌意。但是，从庚子年义和团闯出那场大祸以来，“洋人”早该明白什么叫作“不知进退非真勇”了。要知道，暴民的字典里是没有“尊重”二字的，特别是在有很多东西可以抢劫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我和我的母亲以及包哲洁小姐来到公使馆避难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不过，包哲洁小姐居然选了这个晚上出门访友，真是太冒险了。
这个晚上，我们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不知道我们租住的房子现在是何种情形了，更不知道与我们住处相邻的满人将如何渡过这场浩劫。他们能否安好，其实取决于驻扎在东安门以及皇城入口天安门的士兵还能不能继续忠于职守。我们的房子就在皇城里一个叫作椅子胡同的地方。皇城的四面，由绵延数里、又高又陡的城墙围着，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个门。在皇城的中间，高大的城墙围出一个内城，这就是皇宫所在的紫禁城，也是北京城最中心的地带。正因为这样，早就传言有军人恫吓要在皇城这一带大闹特闹一番。我和我母亲，还有包哲洁小姐是仅有的住在这一片的英国人。因为很早就发觉了不祥的气氛，所以我们要比其他外国人更早地离开家，躲到公使馆里来。早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后不久，朱迩典公使就已经很坦率地告诫我们，要对中国的革命、皇帝逊位和暴乱及其引发的后果，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显而易见，朱迩典公使的忧虑，让我们这三个住在“深宫大院”里的女同胞更为惧怕。我们争辩说应该派一支军队来应对随后可能发生的动荡。对于我们的反应，朱迩典公使眨了一下蓝眼睛，然后告诉我们，即使他有一支军队（其实他并没有），也不能保证他会派出这支军队去营救三个蛮不讲理的顽固女人！
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对的，因此我们答应，一旦他要求我们离开家，我们必须立刻服从他的命令。这么看来，皇城之中爆发一场大乱，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了。如果我们不想因为自己引起一场无谓而又冗长的外交照会，我们最好还是远离这里。我们并没有告诉朱迩典公使，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居住的胡同里，总是有一些肆无忌惮的小混混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你们去死吧！等着瞧，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有一次，我母亲一把抓住一个叫得起劲的小孩，揪着他的辫子，问是谁教他说这种话的。龇牙咧嘴的小孩马上变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显然，被一个洋女人抓住，这让他非常害怕，谁知道她会不会突然之间变身为一个可怕的魔鬼呢？这个小孩磕磕巴巴地回答道：“这，这话，是我爹教我的。”“马上回家去告诉你爸，他是错的。”我的母亲非常气愤：“你去问问他，有没有这样对住在你们国家的客人说话的！他的礼貌哪儿去了！”小孩溜走了，这样的口号也没人喊了，可是也只是一时没人喊罢了。第2章 敲门的声音
一天晚上，正当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晚饭的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并没有感到十分的诧异。一会儿，男仆进来通报说，公使大人的马车和两个穿红蓝两色制服的中[6]国侍从就在门外。我们正说着话，朱迩典公使的副手义思德先生就走了进来。既然事先约定的命令已经传来了，我们只能放下汤匙和喝了一半的汤。母亲立刻进入状态，开始收拾起来。要知道，在她还没有和我父亲结婚时，她就已经通过电报和“中国”打起交道。在那张电报中，我父亲说为她准备的房子和所有的家具都已经安置妥当，但是因为局势恶化，动荡不安，建议她暂缓来中国。对此，母亲的回电就是四个字：“马上启程”。在这天晚上，母亲要求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餐后祈祷和收拾衣物。此时正值冬季，而北京的冬天素来以酷寒闻名。义思德先生虽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
义思德先生慷慨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亲自动手帮助我们将毛毯和被褥打包。他甚至还充满耐心地帮助我们家中的一个老妈子（也就是保姆）收拾衣物。这个老妈子正号啕大哭，认定自己这次是必死无疑了。她8岁的小儿子，将脑袋伏在她的膝盖上一起大哭。母子二人显然是在哭声上较起了劲儿。坐在他们身边的，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位中国姑娘。她今年18岁，受过一定的教育。此刻，她正紧紧抱住双肩在哭泣。这三个人倒组成了一幅可以用来形容什么是歇斯底里的生动画面。不过，那个18岁姑娘如此恐慌是有原因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徒，1900年被义和团从家中拖走，用刀剑活活肢解。这给她留下了深入骨髓的恐惧。
不过，另外一个65岁的老妈子则表现出一副非常持重的模样。最近一个多月来，她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提醒我们：把脑袋一直放在狮子的嘴巴里可不是聪明人干的事。这天晚上，每次从哭泣“三重唱”前走过时，她就会噘起嘴，说着嘲弄的话：“真是一群没头脑的笨蛋，尤其是王妈，都多大岁数了，也该知道个好歹吧。”其实，她越是这么说，越反映了她们之间的真情实谊。让我十分钦佩的，是这个老妈子有十足的本事，把所有她能找到的东西，都塞进箱子里。事后，当我们搬到公使馆，发现眼下一时还没有什么危险，我便开始在她打包的行李中翻找衣服。叫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我看到我最好的那顶带有羽毛的帽子，被胡乱塞在一个乱七八糟的锅里，锅里面还有我的一双溜冰鞋——冰刀还互相交错在一起，旁边则是几本书和一些照片，以及包着那天我们晚饭没有吃完的食物以及盐罐、胡椒罐的桌布。那天晚上，这个老妈子还特别放心不下嵌在木头窗棂里的玻璃。因为她知道，以前窗户里只是一层薄薄的白色绵纸，换上这些玻璃可是花了我们好些钱的。她坚持要把玻璃抠出来带走，我不得不直白地告诉她，我们希望将来回来的时候，窗户的玻璃以及摆在屋子里面的家具、钢琴都能完好无损地待在那儿。如果我们拆开来搬走这些东西，多半就不能恢复原貌了。她虽说摆明了不相信我的乐观，但还是停下了手。我可以想象出来，如果我们带着一马车破破烂烂的玻璃窗躲进公使馆，搞得我们在如此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还不忘捐助一把似的，朱迩典公使将会摆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这个65岁的老妈子，谢绝了所有人的帮助，哪怕是义思德先生或者是我的母亲。在人心惶惶的几周里，她过得很是小心翼翼。早在很久之前，她就将自己的一部分钱物，存放在一家美国人办的救济会里。也因为如此，她才有心思来照看我们。之前，我们坚持要留在椅子胡同，她就用红色的法兰绒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剪了一个红十字架，希望到了情况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能够保佑我们逢凶化吉。前几天，我正弹钢琴的时候，她把她剪的十字架塞给了我，我把它夹到肖邦乐谱的书页中。这是她在感到绝望，当然多少还有一定同情心理的情况下，发自肺腑的一种精神寄托。当我们最终离开椅子胡同的家时，她悄悄地告诉我们，她不打算回到她农村的家，也下定决心不和我们一起去使馆。她会在东安门和我们分手，然后到那家美国救济会去。她说那里是她的精神家园，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她的决定，在1900年闹义和团的时候，她就曾在使馆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可不想再来一次这样的生活了。
她固执地说：“庚子年那会儿，我在使馆里的日子可真是难过啊。没什么可吃的，可怕的枪炮声响个不停。现在我老了，不中用了，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最近我的眼睛也不行了，只剩一张没什么用的嘴巴了。”她的话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叮嘱她一定要领了工钱再走，这是她应得的。她把箱子里的一把细齿梳子放进怀里。即便在最近人人自危的几周里，她还一直保持着非常整洁的仪表，让人看不出什么异常。我很关心她到救济会怎么过，晚上睡在哪儿？在那个命运攸关的晚上，当我这么问她的时候，她冲着我微微一笑，但并没有回答我，然后转身回到她的房间，拿出一条旧毛毯和毛巾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了。但其实到最后，她连这两样东西也都没有拿走。最终我还是在那个用于放什锦菜的土锅里面，发现了这两样东西，就压在我那顶最好的帽子上面。
家中的男仆们，也被老妈子的沉着所感染。他们都是十分淳朴的中国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劝我们尽早从皇城搬出去。我们心想，哪怕是身处在一艘即将覆没的船上，也要在最后关头再离开吧。要知道，重新找地方租房子，意味着将会经历长达几个月反复拉锯的中国式讨价还价。而且，房子租好以后，我们还得按照我们的居住习惯进行必要的改造，贴贴墙纸，刷刷油漆，又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我们喜欢住在这里，也喜欢这里的左邻右舍。我们都听说了此前西安府满城被屠戮的事情，很多满人女孩也未能幸免，凄惨之景难以名状但又千真万确。这种消息当然会让我们的满人邻居们感到恐惧。在这非常的时刻，我们几个外国人只要一天不走，住在我们周边数不清的庭院之中的妇女孩童就能多一分面对恐惧的信心。要知道，我们周围的旗人邻居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皇亲后裔。早在17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旗主就在拥立第一代大清皇帝中创下了不世之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也必然地要守在这里。其实，一旦有变，我们的这些旗人邻居们根本就无处可逃，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当暴徒袭来时，还能够保持一颗冷静和沉着的心。
我们极力宽慰家中的仆人们，告诉他们如果我们逃往使馆，一定会带着他们一起走，绝不单单把他们丢下。虽然其他和我们一样笨手笨脚需要仆役照料的同胞们，在避往使馆时并没有留下他们的仆人，但朱迩典先生还是对我们网开一面。不过他告诫我们，一旦由此引发麻烦，他们还得回乡下老家去。就这样，我们的仆人和我们一起留在了使馆，依赖于我们和朱迩典先生的庇护，这可是超出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了。好了，关于他们我说的可有点多了。让我们回到那个忙碌而又混乱的晚上。我们行李收拾得还算是井井有条。当我们事后清点时，也就少了一个小工具包，八成是掉落在灰尘滚滚的路上时，我们没有注意到。
老妈子，也就是女佣，正在和街头小贩讨价还价。
尽管她早已不再年轻，但还是为她犀利的商业头脑以及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脚而自豪。
就这样，在收拾个把小时后，我们浩浩荡荡地向着使馆出发了。我们的男仆和干苦力的小工，有着绝大多数中国仆人身上所具备的忠诚美德，他们冒着夜色，摸着黑将临街的两辆马车套上骡子吆喝过来，又弄来了手推车给我们搬运行李。他们也招呼了几辆黄包车来堆放自己的被褥。我们从家到使馆要用上两个小时。那个歇斯底里的老妈子，因为裹了小脚，是肯定没有办法走完这段路程的。所以，我们就把她和她的儿子，还有那个姑娘，一齐安置在义思德先生带来的马车里。华丽的马车是她们从未乘坐过的，这反而使她们安静了下来，让我们好好松了口气。那个岁数大的老妈子，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坐在黄包车上，走一路打一路的瞌睡。我们四个白人，默默地在中国北方特有的黄土地上蹒跚步行。我们沿着北京的城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昔日朱红色的城墙早已褪了色。星星在夜空之上闪烁，似乎要比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还要明亮。城墙投射下了巨大的阴影将我们笼罩，夜空之下万籁俱寂，唯一入耳的，便是骡马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和骡子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
我们才出发，就发现我们的厨子不见了。我连忙跑回去喊着他的名字找他。原来他还在门口锁门——不过他锁个门的时间也真是太长了。听到我在喊他，他马上答应着我，然后转过墙角一路小跑过来，随之传来的是他肩上挂着的平底锅互相碰撞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大伙都在催促我们赶快跟上。还真别说，中国的骡子看起来慢吞吞的，走起来还真不慢，大家都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这个厨子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说他刚才是因为突然想到还落下了一些窖藏的土豆和油，所以又折回去给带上了。他说庚子年的动乱他也经历过，算是一个过来人了，当年的恐慌还历历在目呢。当时，他为一个叫盖姆威尔的美国名医做饭。和那位岁数大的老妈子不同，虽然我们才雇了他几个星期，他已经做好准备，不管发生什么，都要跟着我们走了。“不过，”他很机灵地补充了一句，“巧夫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我们在漫天灰尘中，沿着高高的城墙艰难前行。
这位体贴的厨子，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何超。
何超是我们在山西时雇的厨子。山西的土地是由戈壁上的尘土汇聚而成的，因此空气之中常常满是灰尘。不过，何超有这样的本事，就是在这么脏的环境里，还能显得更脏，特别是还能显得油腻腻的，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我们吩咐他把衣服洗一洗、煮一煮，收拾得干净一点，他肯定会把衣服弄得比以前更脏、更油。或许，这是因为他还一直习惯使用老式煤油灯吧。中国的厨师往往都有一手好厨艺，不过何超的厨艺倒是叫人不敢恭维。因此，每每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觉得忍无可忍，决心要赶走他。这个时候，我们会叫来何超准备和他摊牌。不过，往往还在等他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会充满负罪感地看着彼此。一会儿，这个脾性温和、脸上还长着几粒麻子的小个子，就会把皱巴巴的外套当围裙围在身上，屏声息气地溜过来，紧张兮兮地挤出一点腼腆的笑容看着我们。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用责怪的眼神扫我们一眼，清清自己的喉咙，给他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指令。当何超要离开的时候，她又会像突然想起来一样，给他一些温和的责备，督促他以后把自己弄得更加干净一点。
何超也有着英雄气概的一面。山西曾发生过一段令人窒息的可怕历史。血迹斑斑的太原府衙门里，40个外国人抱着头蹲在义和团的屠刀下，暴民们在栅栏外尽情辱骂。当时，何超的主人是一位英国浸信会的牧师。当他的男主人、女主人和8岁的“小少爷”被义和团押往监狱的时候，突然从后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原来是何超带着[7]锅子一路跟了过来。这一刻的何超，就仿佛是当年的圣彼得一样不离不弃。“快回去！”他的主人喊道：“何超，你别跟着我们去送死。我们就要死了，你不用再伺候我们了。你快躲回自己家去！免得你也被抓起来。”
不过，这个脸上长着麻子的矮个男人却这么说：“哦，我是一个不声不响、无足轻重的人，他们不会害我的。再说，没有我，谁往牢里给你们送菜送饭啊？”要知道，中国的父母官是不会为牢犯垫付坐牢费用的，所有的一切都靠囚犯自己以很高的价格承担着。什么都不能阻止何超跟着他的主人。当然，对于那些不幸蒙受厄运的外国人而言，何超给孩子们翻出点牛奶，为其他人弄点好吃的，可能都是一种很好的慰藉。何超觉得大家既然相信自己，那么自己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正是何超最终带回了他们殉难的消息，他们包括孩子们在内，以宽恕和无畏的心，一个接着一个走向了天堂。
所以，每次当何超乐滋滋地回厨房以后，我母亲就会看着我们，然后祈祷只要其他的男仆能够把碗给洗干净了就行了。我的父亲则会怒气冲冲地和母亲说，如果她解雇了何超，他就要和她离婚，虽然五分钟之前父亲还是对何超抱怨得最厉害的一个。
当我们一行人穿过东安门时，把守的中国士兵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不过，公使馆侍从们红蓝相间的制服还是起到了威慑的作用。他们什么都没说，就放我们通行了。我们随之进入了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不过总算出了内城，应该要安全得多了。好在我一直沉浸在关于何超的回忆之中，这条路对我而言并不是很漫长。不过，义思德先生后来向我们坦承，当时他的感觉是这堵高高的城墙仿佛没有尽头，让他感到十分后怕。其实，就在我们缓慢行进的过程中，把守大门的士兵已经把门关了起来，并开始对满人进行恫吓和袭击。义思德先生是非常值得依靠的，我们还看得出来，他都没有来得及吃晚餐就赶来接我们了。他冷静的个性之中，也不乏机智的头脑。当我们进入使馆，[8]卫兵向他敬礼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看过戏剧《汤和美味之间》，我还真考虑把这个戏剧的名字当成这一章的标题呢。
当义思德先生把我们安全送到使馆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见到我们，朱迩典公使松了一口气。使馆随时都为我们的到来做好准备。我最近一次获悉义思德先生的消息时，他已经进驻到中缅边境的腾越，那可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因为中国境内的澜沧江和怒江的山区热病肆虐，所以为了到达那里，他只能从印度绕路前往。好了，不管将来他将要进驻到什么难以到达的地方，三个感恩的女人都会为他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这就是我们怎么来到公使馆里避难的过程。在我们住进使馆三个月后，一场骚动和暴乱让北京陷入混乱。第3章 来到了北京
在继续我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向读者们详细说明一下，我们这三个英国女人是怎么来到北京的。
我想每一个出生在其他国家的英国人，都会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有一种不可抑制的亲切感、责任感；倘若这里的劳动力还明显短缺的话，甚至会为此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亏欠感。很多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人会有这种感觉，而像我这样出生在中国的，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小时候，是老妈子哼着小调，轻轻拍着，哄我们入睡；是家中的小工们一会儿给我们扎个风筝，一会儿捏个泥娃娃，想方设法逗我们开心；是男仆们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充满耐心而又洋洋得意地把我们抱在怀中纳凉；是做饭的厨子常常偷偷给我们手里塞一点美味的中国小吃，比如用红糖和爆米花做成的炒米糖，还有街头的吹糖人用糖稀吹出的凤凰糖人，他总是对牛奶、黄油等洋货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东西压根就不是小孩子（不管孩子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能吃的东西。不过，他认为是孩子该吃的东西，往往是我们的父母严令我们不可以吃的。唉，他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细菌”这个词的。每当我们的父母看到厨子拿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是要耸耸肩，可是我们的父母，哪里知道他们祖祖辈辈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委婉而又不失聪明地表达他们的爱意。正是他们，让我们的童年时代难得能自由自在。
我有幸在18岁的时候，重新回到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中国。18岁，还是一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年纪。当我再次经过那个乐呵呵的卖蜜饯的老头时，他还是像过去那样热情地招呼我，而我也只能叹口气。到没人看见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些成天围着蜜饯摊子不肯散开的孩子们，带过来好好吃一顿——买个不到半便士的蜜饯，就足够让这些孩子兴高采烈的了。男仆和厨子早就换人了，但也只是换了些名字和脸庞，他们最本质的特征还是一样的。老妈子朋友家的女儿，那个过去总是喜欢溜进我家的花园和我一起玩耍的小姑娘，此时也裹起了脚，结了婚，当了妈。尽管她已经长大很多，但给我的感觉，她还是一个孩子，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
在20岁那年，我再次回到英国，进入剑桥的纽海姆女校读书。但是，那时的我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重新回到中国去。我要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中国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倒是愿意把剑桥给搬到中国，让它在那里开枝散叶。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在太原的一所中国大学里担任总教习。太原是中国山西的省会，在北京西南方向三四百英里远的样子。我的父亲对我希望回到中国的想法，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那段时间，我特别希望能够在北京开办一所学校，专门面向皇亲贵族人家中的女孩，就像日本的贵妇学校、印度的高级种姓子女学校那样。我觉得，中国中产阶层和穷人家的女孩，已经能够逐渐地接触到教会和公办学校，但是围绕在皇权之下的贵族阶层，由于世袭血统，还被隔离在现代教育的体系之外。[9]其实，通过对帝国最后一位皇太后——慈禧的一举一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贵妇们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力。如果慈禧皇太后能对科学真理和现代历史有哪怕一点点最肤浅的认识，她还会支持义和团掀起暴动吗？要知道，每当她做出辩白的时候，她的理由总是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当我开始筹划前往北京办学的冒险时，坐在龙椅上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皇帝。小皇帝被他的母亲和朝廷里的其他贵妇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希望能够把朝廷权贵圈子里的一些女孩和比较年轻的妇女都吸纳到我的学校里来。我梦想中国的妇女能够乐于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不再害怕直面现实。我希望她们的古典气质能和新的知识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以纽海姆女校为模板的学校里来。
非常凑巧，我的一个纽海姆校友获悉了我的计划，她就是包哲洁小姐。她的父亲是一名杰出的海军将官。曾作为候补军官参加了大沽[10]口之战。她父亲常常宣称大英帝国亏欠中国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而我们却用武力凌驾其上。为此，她的父亲受到了很多人猛烈的抨击，他们说那个时候面对中国政府的傲慢无礼和一贯的言而无信，除了动武别无他法。她父亲桀骜大胆的血液同样在包哲洁小姐的血管里奔腾。大学毕业后，她拒绝留在学校过一种更加轻松、更加舒适的生活，而是与我到中国合伙办学校，投入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中来。她比我早一年离开剑桥，先在一所美国大学待了一年，写了一本关于那里的书，而后到伦敦读了一个教师培训的课程，处理好一切事务后，她在我之前就到了中国。她面临的困难要更大，因为对她而言，中国人和中国话都是完全陌生的。她经由印度前往中国。我一度很担心她会被卷入印度的混乱之中去，所以收到她安全抵达中国的消息时，我感到非常宽慰。她在椅子胡同我们的房子里，买来桌椅，装上玻璃窗，置办起各种设施来，早晚还一直忙着学汉语，同时还为我们的学校拉来了第一名学生。我回到中国后，先是去了一趟山西看望我的父母，在那里学习了官话，改掉了我出生后学会的那种华南方言。所以一直到1911年的秋天，我们才在北京自己的院子里安置下来，启动办学的工作。那时，我父亲刚好返回英格兰，所以我母亲就搬过来和我们同住。她能搬过来，对我而言真是天赐的礼物。她接管了家务，让我们的生活加倍地舒服！而且，如我所说的，当麻烦到来的时候，她就是我们的无价之宝。
但是我们办学的计划最终还是夭折了。1911年9月，我们满怀期待地启动了我们的学校，结果一个月以后革命就爆发了。满人失去他们往日高贵的地位，其他阶层的权贵也都逃的逃、躲的躲。从我们的观察看，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民国，从官方讲，就不会再有公主、贵妇或者贵族阶级了，所有人都成了公民。但对往日手握大权的贵族们，人们往往持有显而易见的偏见和敌视。袁世凯曾经被满清皇室授予极高的爵位，甚至赏赐过他一件黄马褂，可连他也展露出一副要抛离贵族称号的打算。他用他那蹩脚的英文向他的外国朋友开玩笑地自我介[11]绍，说自己是“密斯太袁”。其实，每个人包括袁世凯本人都知道，眼下除了极少部分不知进退的莽夫，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而言，袁世凯就是“最大的”一个了。中国人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他们黑色的眼睛可以洞察一切伪装，当他们发现谁已经是孔夫子所说的“君子”时，就会出自本能地、毫不犹豫地去称颂这位“君子”的智慧。虽然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不管中国变成一个帝国还是民国，都无妨我们的热忱之心。但既然中国不会保留贵族阶级了，我们办学的困难就摆到眼前来了。
不得不承认，南方的中国人在捕捉现代教育的好处时，总是比北方人要快得多。我们的满人朋友会抓住我们的手，一边轻轻拍着，一边堆满笑容地赞扬我们有着“极好的智慧”，但是要让他们把女儿送到我们的学校来，你还得保持极大的耐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坚定地把心思埋在肚子里，把人安安全全地藏在家里。在我们仅维持了短短一个月的学校里，学生大半来自中国南方。大量南方人来到北京，他们有的想做官，有的想从事一些新行当，比如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开始变得重要的法律和医药行业。因此，他们最大的想法就是能让孩子尽量离皇宫近一点。我们的学校恰好和皇宫的围墙就是咫尺之遥，因此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小小的学堂差点都被挤爆。不过形势突变后，率先想到要逃离北京的也是这些南方人。学校里的孩子们也卷入了这场大撤退。人们一窝蜂地涌上火车，有的爬上了车厢顶，还有的就挤在踏板上，甚至连减震器上都有人！大家都以为这场革命会和之前全世界一系列的革命一样，皇宫很快就会被包围起来。可是中国独独是个例外，小皇帝仍然安安稳稳地坐在皇宫之中。这可是在革命史上创造了一个关于“宽恕”的独特典范：民国的总统在为他量身打造的官邸之中视事，而小皇帝就端坐在外面——湖对岸的紫禁城中。他永久的住所
这位年老工匠的家人在他生日的时候扎了纸房子给他，代表了他们美好的祝愿，希望将来他的灵魂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能有如此富丽堂皇的房子居住。另外一个纸房子是送给他的宝库，里面装满了纸钱。在中国，当父母过六十大寿的时候，棺材也是子女送给父母的一种礼物。北京城一位大人物出殡
灵柩上面覆盖着华丽的绸缎，由64个人抬着，还有蜿蜒半里的一行人敲锣打鼓。送葬者都身披白色的孝服。
尽管如此，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人人都担心重回闹义和团的年代。那时候，山西的传教士遭到袭击，很多人为此而丧命。北京附近的一座城市里，有一个叫戴伊的传教士因为阻止抢劫而被杀害。天津一带的村庄横遭纵火和抢劫，天津随后也遭到焚烧。据经过这些地方的外国人所说，那里都变得草木凋零，尸横遍野，在路边玩的孩子都能找到头盖骨。
由于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我又想到了一幅令人不适的画面。对于那些有着基本教养的人而言，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人性幽暗的可能，那么这幅画面也足以让他们看清这一切。在皇城周围有一条护城河，有一天黄包车夫刚好拉着我经过那里的一座小桥，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嘶叫。我扭过头去，看到了让我浑身冒冷汗的一幕。一个中国人突然开始打另外一个人，他把他的两只拇指压在另一个人的眼眶上，被打的那个人的眼睛立刻就鼓了出来。攻击者开始大笑起来，笑声极其恐怖。我的心都快停止了。我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停下车，及时去呵斥那个暴徒？我能阻止这样一个又高又大的壮汉吗？如果我不及时插手，那个人的眼睛会不会被挤爆？怎么有人会这么做？这些想法瞬间涌上我的心头，我努力克服这一幕给我带来的恶心，而麻木的车夫依然顾着上桥。好在那个恶霸终于松开了他的拇指，让我略感到一种说不出口的轻松，但那人还在狂笑。那个受害者，皮肤白皙得像只绵羊，颤抖着开始抗议。“我呸！”打人的唾了一口，“这就是我的乐子！”“狗屁乐子！”我听到被打的那个人反驳了，“丫的别再这么干！至少别对我！”那个残忍的家伙还在得意地大笑，然后把身边的一个小孩举起，显然这是他的儿子。他把儿子架在自己的肩膀上，得意扬扬地走了，这一幕让我有着深深的挫伤感。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恶霸，是在街边卖糖蚕豆的小摊旁，他带着他儿子在讨价还价，而那个曾被他虐待的受害者，正在给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我感觉这条路我不愿意再走第二次了。
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的脑海中徘徊，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闹义和团时的疯狂。那场运动唆使了很多狂热分子不正常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在事件平息后复仇和怨恨也无迹可寻了，外国人都知道这就是狂热。很多中国人事后也对庚子年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愕，而义和团闹事时中国对外国的公开敌意，也早已烟消云散、不着痕迹了。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则要明智得多。很久以后，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励诚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这么说道：“至于1900年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是野蛮、错误的，只有无知愚昧的国家才会犯下的错误。现在我们都羞于启齿。”但是在1911年、1912年的时候，义和团闹拳的事情还没有过去很久，也正是因为对庚子年的记忆，才使得朱迩典公使把我们从皇城接到使馆来。当2月29日我们在使馆门口等待难民到来的时候，眼中尽是缭绕的战火，耳中听到的都是暴徒们的嘶喊声，这也激起了我关于庚子年的记忆。当我们不安地走在使馆的草坪上时，一个男仆匆匆给乔丹夫人送来信件，随之他就抽泣起来。他说：“太太，这是中国凄惨的一夜。空气里都是死亡的气味，我闻到尸体被烧焦的味道！”男仆的话让乔丹夫人想起庚子年间山东的一位传教士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我们的厨子何超的事迹差不多。
这位来自英国教会的传教士其实非常普通，普通到别人都不会特别注意看他一眼。后来义和团还是抓住了他。义和团怀疑附近还有很多中国人是基督徒，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为把这些人抓出来，他们带着这位传教士到处游街，逼迫他说出那些信徒的名字。他们用刀背劈砍他，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他坚贞不屈，始终一言不发。不幸中的万幸，第二天他就殉教了，至死也没有说出一个字。
乔丹夫人站在碎石道上，哽咽着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眼泪也划过了我的面颊。如果我们不得不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动乱，能够像这些殉教的圣人那样富有勇气吗？
好吧，至少在目前，我们在使馆里还是安全的。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第4章 不幸的一家
暴乱后的清晨，当我们在北京冬日灿烂的阳光下醒来的时候，骚乱已经平息，尽管飘荡的黑烟还在提醒着人们此前的战火，但宁静已经重新回到了大地。从外城回来的人说，中国人又像往常一样拎着鸟笼子在城头散步了。没有外国人在动乱中受伤，财产损失也很小。袁世凯也进一步发表声明，为那些暴乱分子给我们带来的恐慌表示歉意。“中国”这个词就像“英联邦”一样，包含了众多民族，从北方的蒙古族、满族到南方靠近印度支那的广州人，还有纯正的中国人——他们称自己为“汉人”。不过在我们看来，他们都长得一样，所以就不加区别地统一称他们为“中国人”。但是，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组织在一起的，而不是以“民族”或“个体”为单位。以“个体”为单位的人，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他个人的愿望和期冀，与强大、完整的“家族”相比，如同尘埃一样无足轻重。随着近些年来欧洲各国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民族意识也得到了觉醒，改变了以往同“家族”相比毫不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家族”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所认为的那样，只包括婚姻中的妻子和儿女，还包括他的父母、祖父母、叔祖父母、兄弟和兄弟的妻儿及他的尚未出嫁的姐妹。如果这个家族能请得起仆人的话，那还得包括家中的仆人。这是非常合理和正常的，因为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
中国保留了家族式的社会结构。当一名男子结了婚——通常是在不到20岁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妻子带到父亲家中，而家中其他未婚的儿子也仍然住在家里，到了他们结婚的时候也都会将妻子带回父亲的家里，并且也会在父亲家中养育自己的子女。我认识一个穷苦的农民，他家里一共生活了13口人。他在家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父亲以前所扮演的一样，事实上，他为自己有那么多的男性继承人而感到庆幸，因为将来他去世之后，多子多孙的他能够享用一整套的祭祀仪式。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向冥冥苍穹质问两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往何处去？思考人类的去向，对于西方人而言，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多少西方的先哲孜孜以求，期盼在黑暗中寻求哪怕一线的光明。而古老的东方人却不是如此，他们喜欢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之中。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从农耕纺织到黑暗时代川流至今，他们只思考和崇拜老祖宗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但谁又能说他们这样是错的？毕竟，只有了解过去，才能为神秘的未来提供最踏实的希冀。
这是一种生存观，它把自我牺牲作为年青一代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但这种生存观，确实又有着落后的一面。年轻人被教导说，只要他们一长大成人，就必须把自己个人的要求，服膺于整个大家族的利益。如果他们还有梦想，这样的梦想必须依附于这样的原则。在中文里，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词可以来翻译什么是“不自私”，我也时常不能用中文解释出这其中所蕴含的言外之意，理由很简单，因为“自私”的翻译本身同样只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对于我们而言，自私是世界上所有邪恶的根源，是最根本的罪。中国人可以和欧洲人一样自私，但是中国人眼中最深的罪是伤害他的家族，侮辱他的祖先。一个人如果犯了罪，那有罪的就是整个家族，而非仅仅是这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犯罪后潜逃，那么他的兄弟或父亲就一定要代替他来接受惩罚——至少在几年前还是如此。这对实现社会的公正无疑是一种阻碍。一个孝顺的儿子，即使是无辜的，也要代替他年老体弱的父亲去坐牢。这样的体系所带来的弊端，就是在中国要把“家族”放在首位，而民族和社会只能听天由命，任凭雨打风吹去。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样封闭的社会体制中，中国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个性，但这绝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在品位、气质、外表等方方面面，有别于他的兄弟姊妹。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思维方式上遵循同样的心理规律，会致力于自己喜爱或感兴趣的东西；要了解他们，就必须了解他们所喜爱和感兴趣的是什么。主宰每一代中国人思维和行动的中心，并不是如何去获得个人的利益，而是如何让一个家族生存下去，发展起来。如果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并碰巧长期雇用一个仆人，就会发现自己也会被中国人特有的家族观念所束缚。如果他的仆人一直留在家中，或者哪怕只是暂时住下来，他们都会尊他如同一个家族的族长，并且忠贞不贰地服从于他的每一项指令。他的兴趣就是他们的兴趣。不管他的要求是正确的还是邪恶的，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达成，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和我们一样，当灾难到来时，也会认识到精诚合作的可贵。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旅行者，多半会对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感到困惑，也会感到有些好笑。在中国，如果一个人的财产被他的家族不合理地侵占，他也许会为此而破口大骂，但最终还是发现，作为个人他根本无法与这个依赖于他的家族一刀两断。如果他真的与他的家族切断了联系，那么最后看起来更像是这个家族抛弃了他。
不管面对怎样的压力，中国始终是中国，是一个同源同族的整体，这时常会使外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始终立足于两大根基：一个是任劳任怨的广大民众，另一个就是个人服从家族的从属关系。对于前者，只要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稍作观察就可以看到，中国人辛勤地劳作，目的是为了维持一个家族的生存。而后者，却只有在中国的家庭中生活过，和他们一同经历欢乐与悲伤，一起见证荣华与衰败，才能够体会出一二。在革命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有了这样珍贵的机会。
喧嚣一直肆虐在2月29日的夜空，我们特别挂念毗邻东安门的一户满人家族的命运。骆大人是这个家族的一家之长，曾在两三个省做过巡抚，现在他已经退而致仕，过着闲居的生活。巡抚是一个很高的职位，拥有单独觐见皇帝的机会。骆大人有皇室的血统，同时又因为联姻的关系，与摄政王和慈禧太后有了某种关联。他的妻子和他一样，有着高贵的血统。在中国，“大人”是对有着很高威信的人的尊称，字面的意思就是“伟大的人”，尽管这样的称谓在革命过后已经被正式地废除掉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这么叫。骆大人曾在山西省当过巡抚，我们就是在那里和他相识，并成为他整个家族的朋友。他有一个19岁的儿子，已经成婚了，不过按照中国的习俗，他仍旧住在父亲家里。骆大人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名叫香莉，嫁到了天津，住在一个外国租界里。二女儿名叫香梅，21岁。最小的女儿名叫香华，20岁。她们都住在家中，不过香梅已经订婚了。她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女孩。由于她们的母亲，她们得以在中国女孩不多见的自由环境中长大。她们的母亲，我们叫作骆太太——“太太”是对官员妻子的称呼。她是典型的心地善良的中国妇女。不过与众不同的是，她还有着开阔的思维和坚忍、慷慨的品质。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们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她的女儿们都懂些英文，能够阅读和与人交流，同时又精通自己民族传统的诗词歌赋。骆太太曾经和我说，香华与她的弟弟一同学习，成绩却比她弟弟优秀得多。骆太太曾经对“教育”下过极好的定义。她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们，都能有开放的心灵去接受各种各样的知识，也许她们还只能生活在女人的天地里，但是开阔的世界将铭刻在她们的心中。”
在动乱过后的两天，我们被允许可以短时间离开使馆。所以我和我的母亲立即雇了辆黄包车去探视我们的满人朋友。当车到东安门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士兵们并没有能够进入皇城，所以我们椅子胡同的邻居都逃过了这次劫难。据说，当天晚上，士兵们已经将东安门包围起来，找来一些废弃的木料，准备放火烧墙。好在从紫禁城中派出的卫士们拼死守住这最后的据点，没有让暴乱的士兵闯入。我们的黄包车进了东安门，稍稍往里走了一段，然后又折回到骆大人一家所在的草市胡同。
草市胡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天晚上，在东安门铩羽而归的暴动分子，将不快发泄到了城门附近的满人身上。我们倒霉的朋友骆大人一家首当其冲。士兵们把骆家两扇厚重的朱红色大门砸开，将门闩砸烂后扔在院里的石板路上。骆家搭起了栅栏作为临时的大门。老门房一看到我们，立刻从栅栏后迎了出来，激动地高喊着：“太太！太太！外国的夫人们来帮我们了！苏太太和她的女儿来了。”
骆太太立刻跑出来迎接我们。因为她是满人，所以并没有裹小脚。她冲过来拥抱我们，用英国的方式礼节性地亲吻我们。传入中国的英语教材一翻开都是见面后如何亲吻问候的画面，所以，早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骆太太就让我教会她们这种打招呼的方式。
她把我们带到了后院，向我们描述那天晚上的情景。门房根本拦不住那些士兵。他们破门而入，并且狠狠地殴打了门房。那个门房就站在我们身边，听骆太太这样说就插嘴说：“厉害！哎哟！很厉害！”——“哦，真是毛骨悚然啊！”他不停地点头，跟着女主人的话头不停地重复，同时还把自己身上被殴打的伤痕露出来给我们看，用这种中国仆人特有的方式来证实主人所说确实不假。那些士兵五次放火烧房子，但每次都被这位忠诚的门房及时扑灭了火苗。
骆太太告诉我们，骆大人在儿子的陪同下，到前院与那群暴徒理论。儿子试图保护父亲，却被士兵们粗暴地制服。那些士兵压着骆大人跪在地上，用来复枪顶着他的脑袋，逼问他们家里的金银藏在什么地方。直到革命以前，很多中国人还习惯将财产埋藏在家中的某个角落。近些年来，虽然中国的银行业得到发展，尤其是上海、汉口、天津这样市面还算平静的城市，银行变得越来越普及。但还是有很多人保留了把钱藏在家里的习惯。也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习惯，所以骆大人也别无选择，不得不把几处藏着银子的地方交代了出来。他告诉他们有一百两银子藏在什么地方，后来又说了另一处埋藏一百两银子的地方，然后就什么都不愿意说了。于是，那些暴徒就用枪托狠狠地砸骆大人。骆大人的儿子无法承受，哭着喊着说自己知道他姊妹的积蓄就藏在“炕”道里面。炕是一种砖头砌成的可以取暖的床。听到这个交代后，暴徒立马就冲进了屋子里，戳来刺去地开始翻找。他们还抓住一些老妈子，抢走她们廉价的镀金耳环。门房还连忙地插了一句嘴：“连她们的细鸦片都抢呢。”府中的女孩们躲进厨房，屏住呼吸。骆太太因为牵挂骆大人，所以没有和那些女孩一起躲到后面去，而是藏在了前院的锅炉房中。好在仆人们之前在里面堆放了一些新煤球。锅炉房纸糊的窗户就是向着前院开的。她透过窗户缝儿往外看，当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殴打的时候，心都疼得揪了起来。一个士兵向锅炉房打了一枪，子弹从她头上擦过去。当暴徒踢开锅炉房门的时候，她赶紧藏到了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骆太太说：“子弹就只弄出来这么小的一个洞，却有那么大的威力！”
在这种情势下，年迈父亲和年轻儿子依然努力保持往日高贵的尊严。府中的人都希望那些暴徒看到这样的情景，多少能够产生出一点羞耻之心，抬手放过他们。骆太太流着眼泪说：这些混蛋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国家的？他们竟然这样对我们烧杀抢掠。
我们沉痛地问她：“那他们是不是抢走了你们全部的钱财？”
骆太太回答说：“不剩多少了。”她一边说，一边警惕地扫了一眼还在附近的一个老妈子。这个老妈子还在挑弄炭盆子里面的煤块，准备按照中国人友好待客的方式，照例给我们泡一杯茶。我们明白了骆太太的暗示，于是便要求那个老妈子不用给我们上茶了，以免“使太太的心更加紧张”，不过她倒是坚持，说这是应有的待客之道。骆太太接着说：“大人的皮衣、朝服，我们的丝绸布都被抢光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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