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玛丽试读：
前言
眼前这部小说的俄文书名《玛申卡》（Mashenka）——“玛丽亚”（Maria）的次派生昵称——几乎无法合理地音译出来（重音在第
一
个带“a”的、读音和在“ask”中的“a”一样的音节上，再加上一个像在“mignon”里的读音腭音化的“n”）。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时候，我决定用《玛丽》（Mary），这个名字似乎和俄文书名所具有的自然纯真最相匹配。《玛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是在柏林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一九二
五年春我结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图书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
）。两年后出了德文版（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没有读过。除此之外，在长达四十五
年之久令人难忘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译本。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我的《说吧，记忆》（始于一
九
四〇年代）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忆和加宁的回忆之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他的玛丽和我的塔玛拉是孪生姐妹，都有祖传的林阴道，奥列杰日河流淌在两本书中，今天的罗日斯特维诺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鹅版（《说吧，记忆》，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简直就是小说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当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写自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并没有查看《玛申卡》；而现在当我查看了以后，这个事实让我着迷：尽管有添加上去的虚构成分（例如和村子里的小流氓打架，或在无名小镇萤火虫间的幽会），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传作者的一丝不苟的忠实叙述中，包含着更为浓烈的个人现实的精华。起初，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节和夸耀地虚构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让两个人物出现在玛丽的信里）的同时，怎么还能保留住自己的经历中那激动人心之处，以及那悦人的气氛；我感到特别难以相信的是，文学中的模仿竟能和纯粹的真实相争。但是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和《说吧，记忆》里的我相比，加宁距离他的过去，比我要近三
倍。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无知和缺乏经验的产物，任何一个评论家都能够很容易地开着玩笑就列出表来，但是对我（在这个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来说，里面的几个场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养病，谷仓音乐会，划船）；如果我当时想到了的话，就会把这些场景完整地移到后来的作品中去。与格伦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翻译应该忠实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译不是我的文本时我会坚持的那样忠实。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译成为King，Queen，Knave（《王，后，杰克》）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轻浮专横式修改翻新，在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我认为惟一需要作出调整的，仅限于在那么三
四
段中暗指俄国惯常事务的简短的词语（对于同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对于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宁按儒略历计算的日期改为按通用的公历计算（比如他的七
月底是我们八
月的第二周，等等）。我必须以下面的嘱咐来结束这篇序言。正如我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一九七〇年）中回答艾伦·塔尔梅提出的问题时所说：“一个作家的传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的记录，而是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只有从这个角度，人们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不妨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另外的话和仍旧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个伪信条有关。尽管一个傻瓜会争辩说orange是organe的梦幻般的变换字母顺序的变音词，我还是劝维也纳代表团的成员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分析本书第四章结尾处克拉拉做的梦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一“列夫·格列沃。列夫·格列博维奇？这种名字足够把舌头给绕断的，亲爱的伙计。”“是的，”加宁带着几分冷淡附和道，一面努力想在这一片突如其来的昏暗中分辨出对话人的面容。他们俩置身其中的可笑境地，以及不得不和一个陌生人交谈，使他心中甚为不快。“你知道，我不是出于无谓的好奇才问你的名字和父名的，”对方的声音中没有一丝气馁。“我认为每一个名字……”“我再按一下电钮试试，”加宁打断他说。“按吧，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刚才在说，每一个名字都具有自己的责任。列夫和格列博，我看看——这种结合很少有，而且有很高的要求。它意味着你必需干脆利落、坚决果断，还有点古怪偏执。我的名字比较谦和，我妻子的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玛丽。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尔费奥洛夫。对不起，我想我踩了你的脚了……”“你好，”加宁说，一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握住那在他袖口旁捅来捅去的手。“你想我们会困在这里很长时间吗？该有人来想点法子。见鬼！”“我们还是坐下来等着吧，”那使人讨厌的快乐的声音在他耳朵上面一点的地方又一次响了起来。“昨天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走廊里碰见过，晚上我隔着墙听见你在房间里清嗓子，从你咳嗽的声音我立刻就知道我们是同胞。告诉我，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很久了。有火柴吗？”“没有。我不抽烟。这个膳宿公寓脏得很——虽说是俄国人开的。你知道，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妻子要从俄国来了。四年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是的，先生。用不了几天了。今天是星期日。”“黑咕隆咚的，真见鬼，”加宁嘟哝道，把手指节按得啪啪响。“不知道几点钟了。”
阿尔费奥洛夫大声叹着气，嘴里散发出一个上了年纪、身体又不特别好的人所特有的热烘烘的腐臭味。这股气味中带着几丝悲哀的成分。“只有六天了。我估计她是星期六那天到。昨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把地址写得特别滑稽。可惜这里太黑，不然我可以拿给你看。你在那儿瞎摸索什么，亲爱的伙计？你知道，那些小通风口是打不开的。”“我真想砸了它们，”加宁说。“好啦，好啦，列夫·格列博维奇，我们玩玩聚会时玩的游戏不好吗？我会一些很好玩的游戏，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想好一个两位数的数字。准备好了吗？”“别算上我，”加宁说着烦躁地用拳头捶了两下墙。“门房睡着好几个小时了，”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在耳旁嗡嗡响着，“所以捶也没用。”“可是你也得同意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吊上一整夜。”“看来我们还不得不吊上一夜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样相遇有点象征意义吗，列夫·格列博维奇？当我们踩在大地上时我们互不相识，而我们恰巧同一个时候回来，一起走进了这个玩意儿。顺便说一句，这东西的地板非常薄，下面就是黑洞洞的深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一起走了进来，还是谁也不认识谁，沉默着往上升，突然——停住不动了，一片黑暗。”“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加宁阴郁地说。“啊，我们停了下来，在这片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个事实呀。还有我们在等待。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老作家——啊，对了，叫波特亚金——和我争论我们这种流亡生活的意义，这种永远的等待。你今天一天都不在家，是吧，列夫·格列博维奇？”“是的，我出城去了。”“啊，春天！郊外现在一定很漂亮。”
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消失了片刻，当它再度响起时带着令人不快的欢跳，也许是因为说话人在微笑。“等我妻子来了以后我要带她到郊外去，她最爱散步了。女房东是不是对我说过，你的房间星期六就空出来了？”“是的，”加宁简短地答道。“你要离开柏林吗？”
加宁点了点头，忘记了在黑暗中点头是看不见的。阿尔费奥洛夫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叹了一两口气，开始轻轻地用口哨停停吹吹地吹着一首甜甜的曲子。十分钟过去了，突然从上方传来了咔哒一声。“这下好了，”加宁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头顶上的灯泡亮了，嘎吱作响的电梯厢里充满了黄色的灯光。阿尔费奥洛夫像刚刚醒来似的眨巴着眼睛。他身上穿着一件沙黄色的没个样子的旧大衣——是那种所谓的“季节之交”穿的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他稀疏的金色头发微微有点乱，容貌中有着什么东西会使人想到一幅石印的宗教油画：那金色的小胡子、那瘦削的脖子的形状；他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有鲜艳点子的围巾扯了下来。
电梯厢猛地一晃，在四楼电梯平台边上停了下来。“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打开电梯门，咧嘴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人按了电钮我们才上来的，可是这里并没有人。你先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但是加宁满脸不耐烦地轻轻推了阿尔费奥洛夫一下，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并使劲“砰”的一声关上铁门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快。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烦躁易怒过。“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重复道，“电梯上来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二
膳宿公寓是个既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令人讨厌的地方，主要讨厌之处是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市郊地铁线上隆隆的火车声，有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门厅里挂着一面昏暗的镜子，旁边有一个放手套的壁架，还有一个栎木柜子，放的角度让人很容易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从门厅再往里面去是一条光秃秃的十分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三个房间，门上贴着很大的黑色数字的房号，是从一年前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几页——一九二三年四月的头六天。左侧第一个门是四月一日，是阿尔费奥洛夫的房间，第二间是加宁住的，第三间是房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多恩的房间，她是个寡妇，丈夫是个德国商人，二十年前从撒勒法把她带到了这儿，去年得脑炎去世了。右侧的三个房间——从四月四日到四月六日——住着年老的俄国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波特亚金，有着引人注目的蓝棕色眼睛、胸部丰满的姑娘克拉拉，以及在过道拐角处六号房里的两个芭蕾舞演员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两人都像女人一样爱格格傻笑，人很瘦，鼻子上搽着粉，有两条肌肉强健的大腿。过道第一段的头上是餐厅；面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的平版石印画，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只发黄的带角的鹿头骨，下面是一个球茎形的餐具柜，上面放着两只水晶玻璃花瓶，这两只花瓶曾是整座公寓中最干净的东西，可现在因罩上了一层绒毛般的灰尘而变得黯然失色。
过道在餐厅门外成直角向右拐去，在那可悲的臭烘烘的深处潜藏着厨房、女仆的小房间、一个肮脏的洗澡间和一间窄窄的厕所，厕所门上的标志是两个鲜红的〇，这本是多恩先生台历上两个星期日的两页，现在别的数目字掉了，只剩下了这两个〇。多恩先生死后一个月，矮小的、耳朵有点聋、稍稍有些怪癖的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就租下了一套空着的公寓房间，将它改成了膳宿公寓。在此过程中，她分配继承来的那点家用物件的方式表现出了她那古怪的颇使人有些害怕的独创性。她把桌椅、嘎吱作响的衣柜、凹凸不平的长沙发分放在打算出租的房间里。这些家具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后立刻显得陈旧，带上了被拆散的块块头骨那无所适从的丧气样子。她已故丈夫的书桌是个栎木制的庞然大物，上面镶着蛤蟆形的铸铁墨水池，中间那只抽屉深得像船上的底层货舱。这张桌子给放在了现在阿尔费奥洛夫住的一号房里。原先买来和书桌配套使用的转凳现在和书桌分开了，在舞蹈演员们的六号房里过着孤儿般的日子。一对绿色的扶手椅也给分开了，一只在加宁的房间里独自憔悴，一只是房东自己在用，或者由她的德国种小猎狗使用。这是一只黑色的胖母狗，鼻口部是灰色的，两只悬垂的耳朵，毛茸茸的耳朵尖像蝴蝶翅膀的边缘。克拉拉房间里的书架上点缀着一套百科全书的头几卷，而其余的分配到了波特亚金的房间里。带镜子和抽屉的惟一体面的脸盆架也给了克拉拉，在其他房间里只有一个矮墩墩的木头架子，上面放着一只白铁盆和同样材料的大水罐。不过多恩太太不得不买几张床，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因为在把原来的家具这样分配时她得到了一种美妙的激动，一种对自己节俭的自豪感。现在她已是寡妇了，她的双人床一个人睡太大了，她很气愤不能把床锯开成所需数目。她自己随意地清扫所有的房间，可是她向来应付不了做饭，所以她雇了一个厨子——是当地市场上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个壮硕的红发悍妇，每到星期五就戴上一顶鲜红的帽子启程去城北地区，用她红色的魅力去做交易。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怕进厨房，简直是个胆小、安静的人，每当她不利索的小脚发出嗒嗒的声音把她带到走廊上时，房客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头发灰白的扁鼻子小个子女人根本就不是房东，而只是个走错了路进到别人公寓里的傻老太婆。每天早上她像个用碎布做成的玩具娃娃，腰弯得仿佛对折起来那样匆匆地把家具下面的灰尘扫掉，然后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最小的一个房间，她在里面读破烂不堪的德文书，或翻看已故丈夫的文件，文件内容她根本看不懂。惟一走进她房间的另外一个人是波特亚金，他总是会抚摸她那只亲近人的黑色德国种小猎狗，挠挠它的耳朵和灰白的鼻口部上的疣，并且试图让狗坐直起来伸出那只畸形的爪子。他会和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谈到他老年之身的各种疼痛，谈到他如何在长长的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想搞到去巴黎的签证，他的侄女住在那儿，那儿的硬皮长面包和红酒是那样便宜。老太太总是点着头，偶尔会向他询问别的房客的情况，特别是加宁，她觉得加宁和在她的膳宿公寓住过的所有别的俄国青年都很不一样。加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现在打算离开，甚至都说了下星期六就退房。不过他以前有好几次打算离开，但都改变主意推迟了行期。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从这位温和的老诗人口中得知加宁有个女朋友。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儿。
近来他变得沉闷阴郁。就在不久前他还能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两条腿优美地直立着，像帆一般滑动，简直和日本杂技演员不相上下。他能用牙叼起一把椅子，能用二头肌的屈伸拉断绳子。他的身体里充满了要活动的欲望——跳过围栏或者拔起柱子，总之，像我们年轻时常说的那样，去“找刺激”。但是现在他体内有根螺栓松了，他甚至走路时弯起了腰，并向波特亚金承认自己“像个神经质的女人”那样为失眠所困扰。星期日到星期一那个晚上，他在卡住不动的电梯里和那个感情外露的家伙待了二十分钟以后睡得特别不好。星期一早上他光着身子，两只冰冷的手紧握在一起伸在膝盖之间，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一想到今天又是一天，他不得不穿上衬衫、裤子、袜子——所有这些浸透了汗水和灰尘的讨厌的东西——就让他感到可怕；他想象着一只马戏团的长卷毛狗，穿上了人的衣服以后显得是那样糟糕，可怜得让人恶心。他的怠惰部分是因为他目前没有工作。他在冬天存了一些钱，所以眼下并不特别需要去工作；不过，现在只剩二百马克了，过去三个月的日子花费很多。
去年他一到柏林就找到了工作，干过几种不同的活，一直工作到一月份。他懂得了在清晨一片朦胧的黄色中到工厂去干活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在毕尔·戈罗伊饭店的桌子之间端着盘子每天曲里拐弯走上六英里之后腿痛的滋味；他也干过别的活，为获取佣金推销过能想象出的一切商品——俄罗斯小圆面包、润发油、普通的增亮剂。他干什么都不觉得是降低了身份，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像我们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去出卖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他到郊区一个电影拍摄点去做拍群众场面的临时演员，那是在一个集市的大棚子里，那儿巨大的灯像大炮一样瞄准一群临时演员，灯中射出的强光充满了神秘的嘶嘶声，把他们照亮成一片惨白色。一连串凶残夺目的强光照亮了化过装的蜡人般一动不动的脸，然后咔哒一声熄灭——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精心制作的灯具的玻璃上仍会呈现出逐渐消失的落日般的红光——我们人类的耻辱。交易完成了，我们无名的影子被送往世界各处。
他剩下的钱还够让他离开柏林的，但这意味着要摆脱柳德米拉，而他不知道怎样和她分手。尽管他给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且告诉了房东他已最后决定星期六离开，加宁仍感到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与此同时，逆向的思乡，即渴望去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欲望在春天却愈加强烈起来。他的窗外是火车铁轨，因此离去的可能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诱惑。每隔五分钟，一阵隐隐的轰隆声就开始传遍全楼，跟着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遮蔽了柏林白色的天光。然后烟云又慢慢消散，铁轨向远处伸展——把房子后面的黑色一片分割成几块——越远显得越窄，一切都笼罩在杏仁奶般灰白的天际下。
如果加宁住在走廊对面波特亚金或克拉拉的房间里，他会觉得自在得多。他们窗外是一条十分沉闷的街道，尽管一座铁路桥横跨这条街，但至少看不到灰白的远方的诱人视域。那座桥是从加宁的窗口能看得见的铁轨的延续，他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感觉，即每一列火车都不被看见地直穿这座房子而过。火车会从远处驶来，它那幽灵般的回响会使墙壁震颤，颠簸着穿过旧地毯，擦过梳妆台的玻璃，最后带着冷冰冰的哐啷声消失在窗外——紧跟着就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当烟云消退后，市郊地铁线的一列火车就会突然出现，仿佛是被这座建筑排泄出来的：草绿色的车厢，车厢顶上一排黑色的狗奶头，一个粗短的火车头挂在车尾，劲头十足地倒退着把火车拉向堵堵无窗墙之间的白色的远方，那些墙上的黑色不是块块剥落，就是被过期广告贴得像斑驳的壁画。那真像是有股强劲的穿堂风永远不停地吹彻整个房子。“啊，离去！”加宁低声说着，无精打采地伸着懒腰，又突然立刻停了下来——柳德米拉怎么办？他变得如此优柔寡断，真是太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