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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济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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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起飞：中国商用飞机的生死突围试读：

它是中国跻身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强国的再一次发力。

它是中国民用飞机产业的“开路先锋”。

它是中国第一次全面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商用客机。

它是中国第一架同时追求技术与商业成功的先进喷气式支线客机。

它就是“阿娇”——ARJ21-700型支线客机。

它解开10-9，这是商用飞机的安全性密码，10-9不仅是我国在商用航空领域始终与商业成功隔岸观火的原因，也体现了我国成为航空强国的现实距离。

在本书中，它更像是一部真实而复杂的纪录片，为中国民用飞机进入商业航空时代寻找历史坐标。序

2015年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丰收之年，继C919国产大型客机11月2日总装下线后，11月29日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要求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新一代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700正式交付商用。这宣告我国拥有了第一款可以进入航线运营的喷气客机，具备了喷气式民用运输类飞机的研制能力和适航审定能力。

从2003年9月25日ARJ21-700飞机型号合格审定会议算起，到2015年11月29日正式交付航空公司，12年零两个月，一路行来，委实不易。52项极端气象条件试验试飞，54项美国联邦航空局MOA项[1]目审查，398条适航审定适用条款，3418份符合性验证报告，8220次失速试飞，30748公里环球试飞……，从立项、设计，到试制、试飞，再到生产、交付，几乎每一步都是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的第一次。

ARJ21-700飞机研制成功的背后，是无数航空人的光荣与梦想。从设计师到试飞员，从制造者到审查员，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面对国家重托和历史使命，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矢志不渝、坚韧不拔，无论高温酷暑，还是极度严寒，始终秉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勇往直前、创新突破。国家将记住每一位忠诚奉献的人，记住他们的付出和牺牲。

ARJ21-700飞机的研制，不仅攻克了鸟撞试验、全机高能电磁场试验、闪电防护间接效应试验等一大批重大试验课题，掌握了失速、最小离地速度、自然结冰等一大批关键试飞技术，掌握了一大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而且积累了重大创新工程项目的管理经验，探索形成了一条“自主研制、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民机技术路线。

正如作者书中所言，ARJ21项目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无论是针对争夺航空市场的博弈，还是国家寻找新的产业支撑的决策；无论是技术上的突破，还是工业化的思维，这个项目都将深深地影响每一个人，都将在制造强国建设历程中写下重重的一笔。

新华社记者刘济美多年来一直跟踪采访我国航空装备的研制。她的著作《一个国家的起飞——中国商用飞机的生死突围》，生动详实地展现了ARJ21-700飞机研制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希望这本书能够为社会各界读者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打开一扇窗。

是为序。2016年3月10日

[1] 注：MOA，即Memorandum of Agreement,是FAA“影子审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MOA项目即为FAA“影子审查”时关注的项目。第一章不忘初心从“我能造什么”到“客户需要什么”，这种观念的转变意义非凡。近40年来，中国航空工业在遗憾与寂寥中度过了世界民航市场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而ARJ21-700飞机注定要改变这一切，中国的航空公司第一次真诚地向中国自己的飞机投来了青睐的目光

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认识历史：历史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底部的沉默之海，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高踞在沉默的大海之上，而真正的，沉默于海底的无边无际的历史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

1998年，在中国商用飞机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AE-100项目宣布解散时，参加过中德民机合作项目MPC-75与AE-100项目的中国商用飞机设计人员在北京告别。当时，面对中国商用飞机产业吉凶未卜的前途，他们极其悲壮地喝了一次酒，几十号人站在北京的星空下掩面痛哭，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祖国的天空怎么就飞不起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商用飞机……

16年后，同样是北京的星空下。

2014年12月26日19时，ARJ21-700飞机型号合格审定委员会（TCB）最终会议终于在民航干部管理学院召开。21名委员会成员在会上做出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决策：接受ARJ21-700飞机审查组可以颁发型号合格证（TC）的建议，并将请求中国民航局为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首架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700飞机颁发型号合格证。

这意味着长达11年3个月的适航审定工作全部结束，ARJ21-700飞机符合《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它也成为中国第一款具备航线运营资质的喷气式支线客机。对此，ARJ21-700飞机型号合格审定委员会成员、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适航研究所所长路遥在会上表示：我对ARJ21-700飞机的适航性充满信心！

2014年12月30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乘坐ARJ21-700飞机105架机从上海飞往北京，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要向世界宣告，中国研制的喷气式客机是安全可靠的，是可以信任的。

或许，历史可以将所有参与ARJ21项目的研制人员看作是中国民机产业的“盗火者”！但愿，从此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正如中国民用航空局适航司司长殷时军在ARJ21-700型飞机型号合格审定委员会最终会议上所说，“我希望这不是ARJ21项目的结束，而是系列化的开始，我希望这个数字会是1000架……”

2014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调研时，专程来到中国商用飞机设计研发中心，他亲自登上C919展示样机的驾驶舱体验。习近平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在调研结束后，习近平叮嘱中国商飞公司的负责人：“中国大飞机事业万里长征走了又一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大飞机。”

早在2007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提前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中国航空业开始起飞”的文章。虽然作者在文中介绍了喷气式商用飞机的制造难度和市场竞争的险恶情况，但是，文章却强调了另一个事实：虽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却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飞机制造商！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飞！

作者在文中写道：无论对于飞机还是飞行员来说，位于中国西藏的邦达机场都是一种挑战。该机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绵延群山之间，海拔高达1.4万英尺（4334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机场。由于那里空气稀薄，在中国国内航空业中占大多数的大型飞机——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飞机，在某些条件下，尤其是在恶劣天气和满载乘客的情况下，普遍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升力以满足飞机顺利起降的要求。所以，在2002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中国将制造一种新型客机，它不仅能在西藏的邦达机场轻松起降，而且将使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级商用飞机制造商。“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这个体现着国家意志的愿望，跨越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漫长距离，将历史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航空工业向产业化发展的新时代！然而想一想，在这个跨越之前，中国商用飞机发展的路线图还仅仅是徘徊在人们大脑里的一个极不确切的概念、一个又一个在概念阶段就下马了的项目、地面上一堆又一堆的部件和档案室里一摞又一摞标有“秘密”字样的纸片而已。

让一架新研制的商用飞机飞起来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着眼于未来的大赌博！在商用飞机领域的每一次豪赌中，输家从此一蹶不振，而赢家又不得不为了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和迎接新竞争对手的挑战而赶快进入到另一场豪赌之中。

在商用飞机制造业中，有一个规则就是：预测明天。

世界航空市场的变化是反复无常的，难以预测的发展前景会毁掉即便是设计得最好的飞机。一个今年还很有希望的飞机概念，可能明年就会被航空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毁掉而变得毫无用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真的知道未来需要哪种飞机吗？

他们能够预测明天航空市场的发展吗？

起码，他们并没有在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静坐一隅，ARJ21-700飞机是中国民机工业吸纳后的必然勃发！运-10飞机打开了中国商用飞机产业发展的“三条金光大道”

在ARJ21-700飞机之前，中国有数十种都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的商用飞机方案，这些没有飞起来的飞机数量甚至可以编成机队飞行。在近40年的时间里，这些由于各种原因被抛弃的飞机方案设计正是中国民机工业向产业化道路发展的艰难积累。

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拉开了中美外交的序幕，中国首次向波音公司定购了10架波音707飞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波音公司的合作与日俱增。截至2005年3月，中国民航运营的802架飞机中有501架为波音飞机。以飞机架数计算，波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63％，以飞机座位计算，市场份额为67％。西方媒体对此惊叹：“中国给予飞机制造商的回报好像多得无法估量……”

1985年2月，获得了一系列技术成功的运-10飞机被挡在适航许可证的门槛之外，最终退出了世界商用飞机竞飞的天空……

作为运-10飞机的设计单位，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始终主张研制干线飞机。运-10飞机的研制始于1970年8月，前后历时15年，1980年9月26日成功首飞；1985年2月停止研制。在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一份内部资料里可以完整地了解当年事件发展的始末。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原第三机械工业部起初想将正在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的歼-12飞机交给上海生产；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想要“尽快做出一个大型运输机的设计方案以便曹里怀副司令去上海落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搞大型旅客机作为周总理专机。最后，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与原第三机械工业部一致决定：该机平时是客机，战时是运输机，项目由上海市领导。经过讨论，最后同意了西安飞机制造厂设计科科长马凤山提出的“采用轰-6翼型，机身参考三叉戟飞机布局特点，尾吊3台发动机”的设计方案，并要求172厂进一步做好设计生产准备。

1970年9月1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确定了以上海市企业为主的飞机研制单位：飞机总装放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5703厂(上海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放在上海第一汽车附件厂(上海发动机制造厂)；起落架制造在118厂(上海航空电器厂)；雷达制造在上海无线电二厂，并且准备成立飞机制造公司。

运-10飞机起飞总重110吨，能够实现洲际间不着陆直航。它的设计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的，以美国的商用飞机适航性条例FAR25为设计依据，同时也部分参考了英国规范BCAR-D、国际民航的适航技术手册DOC9051-AN/896、苏联规范ΗЛГС-2，以及有关的MIL标准等，从而保证了飞机能够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具有一定先进性，并为研究制定我国的商用飞机设计规范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质量控制、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方面，则与国际标准有很大的差距。

波音747总设计师乔·萨特（Joe Sutter）在他的回忆录《未了的[2]传奇》中称运-10飞机为“亚洲版707飞机”。他认为这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1980年我们到中国专门参观了仿制波音707设计生产的运-10飞机。当时有超过50个中国的工程师和政府官员陪同我们一起参观。后来我们登上了飞机并进入驾驶舱参观，驾驶舱里的布局和707飞机简直如出一辙。我发现飞机操纵系统的摩擦力太大，并建议他们对比一下中国航空公司正在使用的707飞机的操纵感。在完成试飞工作后，运-10飞机就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逐渐改善了，航空公司可以向美国购买喷气式飞机，这样一来，成本要比购买国产飞机低多了。”

1985年4月，运-10飞机停飞两个月后，原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被免去局长职务；198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沈图所犯错误的调查情况，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航空公司并不看好中国飞机制造商设计的飞机，只要他们不喜欢，飞机制造商的商用飞机设计方案就很难有机会“飞”起来。

原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吴兴世介绍说：“运-10飞机的研制，打开了中国商用飞机产业发展的‘三条金光大道’——以运-10飞机为平台，向大型远程商用飞机、大型军用特种飞机、中短程商用飞机方向发展。这种‘一个平台、军民融合、系列发展’的发展模式，完全符合世界各国商用飞机发展的普遍规律。当年，美国麦道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有运-10飞机，麦道飞机就不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他们真正想要遏制的并不是一款飞机产品，而是一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平台，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在当年却完全没有看清楚这一点。运-10飞机的停飞，事实上是将中国民机产业挡在了‘三条金光大道’的入口。”

美国波音公司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20世纪50年代，波音公司在成功研制了波音707飞机之后，沿着“三条金光大道”顺利登上了商用飞机制造行业霸主的宝座。第一，在波音707飞机的基础上继续向大型化、远程化发展，成功研制了波音747飞机；第二，发展运载能力强、经济性能好的中短程、远程喷气式客机——波音727、737、757、767、777、787；第三，直接在波音707、747、767的基础上改型发展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电子侦察机、空中指挥机等军用特种飞机。

空客公司也从研制A300飞机起步，沿着“三条金光大道”继续发展，他们凭借着A318、320、330、340等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发，终于在2004年的市场销售额上超过了波音公司，成为商用飞机制造行业的新霸。2008年2月2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采购179架由空客A330改进的KC-30（现已更名为KC-45A）加油机，合同总额达到400亿美元，这是近几年来五角大楼最大的一份合同。空客公司在“三条金光大道”上飞速前进。

正如波音747总设计师乔·萨特所说：“波音公司在商用客机领域多年来与‘商业成功’隔岸相望，而那些军用项目无疑使波音公司对商用客机燃起了新的希望。”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告结束时，波音公司首席空气动力学家乔治·谢勒和其他美国技术情报人员在位于德国福肯罗德的一家航空研究中心的枯井中，发现了德国人仓促丢弃的一些风动试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采用后掠式机翼能够提升飞机的飞行速度，而后掠式机翼加涡轮发动机的模式将成为未来航空发展的方向。随后，波音公司更改了B-47飞机的设计方案，将喷气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之外而不是机翼或机身之内，这是波音公司在飞机设计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而重要的进步。再融合采用后掠角35度的后掠式机翼，B-47飞机的推出使波音公司站到了研制开发大型喷气式飞机的前沿。此后，波音公司开始了世界上第一架长航程、后掠式重型轰炸机B-52的研制，波音共生产了744架B-52轰炸机，掌握了丰富的设计与生产技术。20世纪50年代初，在军方的支持下，大量的军用飞机技术被转移到商用喷气式飞机的制造中来，波音707飞机的技术90％来自于军用飞机，它宽大的载客空间和卓越的洲际航行能力，打破了道格拉斯螺旋桨客机对商用客机市场的长期垄断，波音公司在“商业喷气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年，如果在运-10飞机叩不开民航大门的时候，能够快速地调整方向将其转型成为军用产品，我们就能够站在与波音公司当年研制喷气式大型客机相同的起点上重新起步，或许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商用飞机早已问世。可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必将证明自己的正确……

可惜！中国的商用飞机不仅具有世界商用飞机行业的共同属性，同时还存在着太多的宿命！能够决定其发展的因素只有两个：社会变革与资本。

在1969年10月至1972年8月间，中国曾经先后上马了三个大型飞机项目，这三个项目的诞生与结束都受到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变革、地方利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航空工业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已经使其发展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之后，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使中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在此期间，林彪提出“大搞轰炸机，大搞运输机”的要求。聂荣臻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此前，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已经向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下达了研制远程大型运输机（运-9飞机、称“10号任务”）的任务。10月30日，中共空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并周总理提出“力争在1972年基本将汉中歼击机基地改建成为大型运输机基地”的报告。半年之后，一个更迫切的研制任务取代了远程大型运输机的研制：1970年6月10日，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又向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下达研制远程轰炸机的任务（称“12号任务”）；12月31日，空军党委、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周恩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研制远程轰炸机的报告》：研制工作由西安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进行，争取1973年出样机，1974年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1970年8月，毛主席视察上海后，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大型客机（运-10飞机）的任务。

历史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常常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变得苍白失色，但是，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在于事件的本身，而在于事件导致的后果。珍宝岛边界冲突事件之后，毛泽东通过充分发挥国家关系中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最终完成了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研制，也未尝不可看作是毛泽东对林彪背着自己擅自作重大决策的一种制衡作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身亡；1972年8月22日，国部科委第六研究院下文通知：远程轰炸机研制任务暂停下来，各项预研项目与上海708工程（运-10飞机）结合起来。此后，毛泽东再没有过问运-10飞机的研制情况。

远程大型运输机、远程大型轰炸机、大型喷气式客机，三个大国之重器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而尖锐的关系下开始研制又相继结束的。截至1985年2月，运-10飞机共投入资金5.377亿元人民币；相继下马的远程大型运输机、远程大型轰炸机，使中国空军至今未能完成向战略型空军的转变。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邓小平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决策时也做出了军队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定，1985年又正式提出“军队要忍耐”的口号。凿开覆于信息表象之上的冰层，多了解一些历史的复杂性，或许会多一些理解而少一些怨愤。

上海飞机制造厂在半年前就获知了远程轰炸机研制任务暂停的消[3]息，在《上飞四十年》一书中记录：“1972年1月15日，‘远轰’缓办集中力量先把708工程搞上去”。接下来，空军各科研单位、航空工业向上海市支援了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从此也为“军民之争”埋下了伏笔。随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又开始了一场缠绵永续、无始无终的产业争夺。

1978年，日本媒体《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在对上海的一些企业进行观察之后，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几家老工厂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此后，国际上思考“中国经济崛起将对世界造成怎样影响”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一向严谨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目前缺乏市场常识，他们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唯一的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

如果说，40年前中国商用飞机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伴生品出现的，那么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商用飞机产业发展的历史。社会变革的最终成果，不是一架飞机与一个产业，而是中国体制内最深刻的思想变迁。但是，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完全清晰地看到这一切，20世纪80年代，国家吹响了民机产业的第一次“集结号”，征战在中国民机战场的将士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被迫撤出了已经是烽烟四起的战场……

在此期间，西方军工产业在新军事变革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借助资本运作的优势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走向了“全价值链集成经营”的企业转型之路……

1986年12月4日，国务院第125次常务会议决定，抓紧发展干线飞机。从项目论证开始，到1999年波音公司宣布关闭MD-90系列飞机生产线为止，中国干线飞机项目又开始了历时14年的探索……

1987年1月，原中国航空工业部与中国民航总局联合向波音公司、麦道公司、空客公司等国外6家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发出联合研制干线飞机的邀请。

漫长的谈判持续了6年……

空客公司首先明确拒绝了原中国航空工业部提出的联合研制改型飞机的要求，他们表示，“刚刚定型的A320飞机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不需要做任何改动”。随后，中方也否定了空客公司合作生产A320飞机的建议。

原中国航空工业部与中国民航总局转而将波音公司视为合作伙伴，想在波音737-400飞机的基础上进行改型设计。1988年10月，经过4个月的干线飞机合作方案可行性研究之后，波音公司最后提出，“由于波音737、757市场销售情况良好，波音公司无意按照中方干线飞机项目要求对现有737、757进行改型”。无奈，中方放弃了改型要求而希望能合作生产150架波音737飞机，对此，波音公司则需要中方承诺，“波音公司生产的其他大型飞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能够达到70%”……

1992年3月，最终只有麦道公司同意了中方将MD90-30飞机的2轮起落架改装成4轮起落架的要求，这既达到了中国民航总局提出的“提高中国国内机场的起降能力”的要求，又满足了原中国航空工业部“牢牢抓住设计主动权”的要求。这一年，麦道公司在飞机行业的收益下滑了62%，华尔街开始担心麦道公司是否还能在这个行业支撑下去……

1993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提出：以合作生产40架MD-90飞机为基础，以国际合作发展100座级飞机为突破口，实现立足国内研制生产180座级飞机的目标的“三步走计划”。

中国启动干线飞机项目的时候，国际商用飞机市场正处于周期性的10年衰落时期，商用飞机销售价格大幅下滑，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逐渐感觉合作生产MD90-30飞机经济压力增大。1993年2月，中国民航总局又向国务院明确提出，国内所有飞机跑道都已经改造完工，航空公司不再需要“2轮改成4轮”的MD-82T飞机。为此，国务院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原本40架的飞机合同，包括3架MD-82、17架MD-82T（4轮起落架）、20架MD90-30T（4轮起落架）最终改成：工业部门生产20架MD90-30飞机，中国民航总局直接向麦道公司购买20架MD90-30飞机……

当中国工业部门与民航部门正在为一些琐碎而毫无价值的事情相持不下的时候，另一个能真正决定MD90-30飞机命运的交易，也在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力量推动下紧张地进行着。1993年夏天，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与美国国防产业的12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进晚餐，席间威廉告诉他们，他即将掀起军工企业合并浪潮……1996年12月15日，波音公司用133亿美元合并了麦道公司，实现了在商用飞机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前，为了避免欧盟委员会的阻挠，波音公司做出了关键性的让步，取消了与世界上最大的三家航空公司——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大陆航空签订的独家销售协议。半个月之后，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也终于做出对空中客车进行改造的决定，将其建成一个统一领导和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以抗衡美国的威胁。不在欧洲内部竞争的决定是空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协作经营则是空客公司取得繁荣的法宝。

1997年11月，波音公司宣布MD-11、MD-80和MD-90系列飞机生产线将随着2000年2月最后一架飞机的交付而关闭。随后，本来就不喜欢MD-90飞机的中国民航总局明确提出：国内MD90-30飞机也应该与波音公司同步停产……

在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生产最后两架MD-90飞机期间，厦门、海南、深圳、山东、武汉、云南、新疆等一大批地方航空公司都配备了波音737飞机，他们表示，乘客都感觉乘坐737飞机比乘坐机身狭长的MD-90飞机要舒适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民航总局购买波音737飞机的总数超过了150架，波音公司也完成了737飞机的系列改型……

1997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三步走计划”被佩里在“最后的晚餐”上掀起的合并狂潮所彻底湮没……

中国商用飞机的产品链断裂……

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界开始反思，中国商用飞机应该何去何从……

20世纪90年代，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中美合作生产干线飞机项目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焦虑地销售分摊在他们身上的20架MD90-30飞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简单地“组装飞机”，而是与麦道公司合作制造飞机。最终MD90-30飞机只生产了两架，麦道公司就被波音公司兼并了，上海飞机制造厂的生存也随即陷入了困境。虽然，当年麦道公司急于通过占据中国市场来扭转与波音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目的落空了，但是，中国飞机制造厂商也在近10年的合作生产中积累了宝贵的现代商用飞机制造经验。

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民机部部长王启明表示：MD-90项目带给中国航空工业最大的收获是飞机制造技术上的突破，我们掌握了很多生产管理技术与项目管理技术，包括如何制定关键的生产节点，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从此之后，中国飞机制造厂商能够按照国际先进的工艺标准来制造国际先进的商用飞机了。同时，我们也构建起了以上海飞机制造厂为主制造商，西安飞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为主供应商的生产分工格局、厂际间生产管理与产品质量控制的制造体系。我们在组装MD-82飞机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大部件组装的角色，技术含量很低，只占全机工作份额度的6%~8%。MD-90项目改变了我们的角色，我们除了复合材料受到美国禁运的控制，其余所有工作都是从原材料进口开始一点点干起来的，最终90%机体的生产实现了国产化。这其中涉及非常重要的先进工艺标准，麦道有1000多项工艺标准，我们当时就使用了800项。而且，我们还取得了经过适航批准的生产许可证。当时，美国航天局指出：532项检查基础上，中国组装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麦道公司只有51%。

但是，历史仍然留下许多细节让我们慢慢思考，当我们对此思考的越多时，它就展现出越大的意义。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这次历时14年的技术合作仍然是一次无涉商业精神的尝试，动机与目光仍然局限在获得技术的层面，而完全没有“实现商业成功”的诉求。

1992年，麦道公司向外界公布了MD-12飞机的设计资料，几个月之后就宣称将自己商务客机业务的40%以20亿美元的价格转卖给台湾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这令波音公司感到非常紧张，于是开始去华盛顿游说极力反对此事，台湾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最终退出了这场交易。而此时，一些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也积极地跑到图卢兹与空客商谈将麦道建成空客在美国长滩市的分公司，这些行为促使五角大楼下定决心推动这次兼并。1996年11月，国防部门突然不再允许麦道公司负责军用飞机的设计与制造工作，而将其逼到了波音公司的谈判桌前。1996年12月10日，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西雅图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内仅用45分钟就在收购价格上达成一致，而在此前，波音公司的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已经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仔细调查了麦道公司的财务状况。

商用飞机制造业内很少有秘密，但是当时，面对技术诱惑，我们最终放弃了对商业风险的谨慎态度。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陈启南回忆说：“其实，早在几年前，当我们选定MD-90飞机时，就有外商中的华人提醒我们，麦道公司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和麦道公司进行长期的合作项目将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当时，我们对此置若罔闻，直到麦道公司被合并，我们才开始感到惊讶。”

正当我们对商用飞机领域无法描述的微妙与复杂深感错愕的时候，另一个霸主紧握着一个真正的商业动力从喧嚣的疆场上驰骋而来，空客公司给每位员工都发了一枚徽章：在波音公司的徽标上压着黑色的“打败”二字——“打败波音”，这提醒着他们：现在是实行新战略的时机了。

仍显幼稚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的未来不值得期待，商业精神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

那一时间，社会各界拯救中国民机工业的呼声不断，随之而来的各种飞机选型的争论也甚嚣尘上。“干支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之争

中国的民机工业，除了争论不休的“大飞机”，还有更加激烈的“干支之争”“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和“东西之争”。

西安阎良被誉为“中国西雅图”。中国最早的大型运输机、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就是在西安艰难起步的，航空工业内的专家都将运-9飞机看作是中国大型运输机的前身。“1972年8月22日，远程轰炸机项目缓办之后，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西安飞机制造厂的200多名年轻技术骨干被抽调至上海，与从全国召集的4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上海市708设计院（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参与运-10飞机的研制。”原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洪毅对整个航空工业对上海市的第一次人力增援仍然记忆犹新。

中国最早的一款支线客机运-7，就是由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与中国一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飞公司）共同设计、制造的。运-7飞机的研制始于1966年，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苏联安-24客机基础上测绘仿制的一款以支线客机为基本型的多用途运输机。1970年12月25日成功首飞，1982年设计定型，1984年1月23日，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1986年4月正式投入客运，从此打破了外国飞机垄断中国民航客运市场的局面。

运-7/100飞机先后有60多架投入使用，曾经是运营在我国支线航空市场上最大的机群，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运-7/100被勒令停飞，从此失去了全面占领市场的机会。1988年，西飞公司开始了运-7/200A飞机的研制，并于1993年12月26日成功首飞，1998年5月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

时任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吴光辉曾表示：“‘干支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之争。对困难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中国民用飞机工业发展的强烈追求，成为每个人最初的人生价值与使命责任。事实上，我们始终盼望着能够在一个实际的项目当中去实践、积累和拓展我们的设计理念与技术，我们盼望着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完一个民机研制的全过程，从市场开发到产品设计；从适航取证到交付用户；从产品支援到系列发展。”

1988年与德国MBB（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合作的MPC-75项目，使正处于由仿制向自主设计进行过渡时期的国内设计师第一次触及“现代民机设计思路”，当时合作的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总体优化设计技术、强度载荷滚动设计技术、符合民机适航要求的强度分析与校核程序、民机气动弹性分析计算、复合材料设计、系统与产品规范编写方法等大量的设计标准、规范和手册。从那时起我们才明白设计商用飞机应该从哪里着手，怎样根据客户的需求考虑设计上的权衡，在之后的与波音和空客合作的AE-100项目中，至少在项目前期的论证过程中，我们的设计人员能够与波音和空客的设计人员按照现代商用飞机的设计理念进行对话。

原中航商用飞机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绥宁则认为：“事实上，‘干支之争’恰恰反映出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我们只管造出飞机’这个旧有观念意识里，却忽视了发展民机产业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是‘获得商业成功’。至于‘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关键不在于采取何种形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项目中起到主导作用，是否能够做到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需求。MPC-75项目正是全面提升我国商用飞机研发理念的一次有益尝试，在项目过程中形成的与商用飞机相配套的技术转让成果，令国内进行商用飞机研发的人耳目一新，那种感觉就如同第一次听见了邓丽君的歌声！当时中方在14个工程技术与管理专业领域参与项目的预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飞机初步设计工作、项目计划与控制、制造工艺与生产准备、适航鉴定与质保准备、市场和销售活动、产品支援准备、产品核算与财务分析等一整套现代商用飞机设计管理体系，都是我们在MPC-75项目中所学到的，并且应用在了运-7/200A支线飞机的设计中。1989~1992年，我们按照涉及飞机设计的8个方面、32个专业成系统地组成了176人的人才队伍前往德国，完成技术转让合同的转让内容，这也是当时科技人员出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在MPC-75项目期间，德国人一个星期就能拿出一个设计方案，而我们要一个月。我们是靠人工描图，德国人是靠计算机编程画图。到了AE-100项目时，仅五六年的时间，我们的设计人员不到一个星期也可以拿出一个三维设计方案了。但是，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王启明说：“最终，MPC-75项目由于国内做出研制干线飞机的决定而被终止，但是项目所形成的2600万马克的技术转让合同确是空前绝后的成果。”技术转让合同内容涉及8个大方面、32个专业内容、852个人月的培训工作，其中包含一个科学数据库系统、73个应用软件。主要有发展控制的修改程序、气动设计、结构动力学、性能、构型控制、结构设计、修理、系统设计、材料与工艺、适航、可靠性技术、质量保障、产品支援、市场开发与研究等。我们派出的176人包括总师、室主任、专业组长和技术员，是专业齐全、合理搭配的人才队伍。他们与MBB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以MPC-75项目为对象，在实际的项目中提高了设计水平。通过技术转让，我们的设计人员首先在设计观念上得到了更新，对商用飞机的设计要遵从市场要求有了深刻的认识；通过合作了解了研制阶段的任何重大技术决策都受到用户要求、竞争能力、飞机价格、适航审定、产品服务等因素的制约，了解了研制商用飞机的完整体系，特别是在复合材料设计技术上获得了宝贵经验，西飞公司后来承担了A320飞机的4件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造。1993年，在航空航天部的支持下，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将全套技术转让资料与软件向上海640所进行推广，提高了640所的商用飞机设计软件技术水平。至今，仍在国内进行商用飞机研制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经过MPC-75项目培养出来的，例如FAI（原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吴光辉、FAI的民机总设计师陈俊章、FAI负责适航的副总设计师朱余华、ACAC（原中航商飞公司）负责规划的总经理助理陈绥宁、ACAC负责市场销售的叶叶佩、西飞公司客户服务部的总经理张智仁等，这些人有理论、有实践、有经验，把当年学到的知识都用在民机项目上。

相比MPC-75，AE-100项目则是生不逢时！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但是，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改造上，期望通过对他们的放权让利，改造激发出生产积极性。西安飞机设计所和西飞公司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给予企业的自主权，借助自身条件和优势主动谋求企业发展。商用飞机的研制取决于市场，企业拥有较大的主动权。此时，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的MD-82飞机正在进行组装，西飞公司的运-7飞机技术已经趋于落后。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西飞公司与韩国大宇公司探讨如何共同开发一款新型支线飞机，从发挥各自所长的原则出发，确定了项目的合作模式：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承担飞机的设计工作；西飞公司承担飞机的部分生产制造工作；韩国方面参加有关设计工作，承担部分生产制造任务，并提供型号研制所需的资金投入。1993年夏天，双方基本对94座的技术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关于先发展干线飞机还是先发展支线飞机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明确提出我国商用飞机应该从90~100座级飞机起步的观点。

199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之间的权利调整，取代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初期改革模式。同年年底，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也正式通知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西飞公司：对韩国合作的新型支线飞机必须由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组织管理。随后，认为对韩合作纯属是企业行为的西飞公司总经理王秦平与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李洪毅等人被召赴京统一思想。

时任国家总理李鹏与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互访中达成共识，加强在商用飞机领域的合作，经双方认可将飞机定名为AE-100（亚洲快车100）。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基于减小项目风险，获得国外适航许可证的考虑，向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商发出了寻求AE-100国际合作伙伴的消息。随后，波音公司提出将AE-100作为B737飞机系列的向下延伸，设计工作由波音组织并在波音公司总部完成，并且，中韩必须为使用波音公司的技术资源和享受“波音公司”名称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费用。这些苛刻的合作条件被当时渴望掌握项目主动权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断然拒绝；而拒绝与麦道公司合作的原因则是无法容忍麦道公司在已经进入发展阶段的MD-95飞机与AE-100项目之间举棋不定的暧昧态度；在此之后，中韩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被中国、新加坡联盟所取代。

欧洲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谈判也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拒绝了与德宇航的合作之后，与法宇航、英宇航和意大利宇航公司联合组成的亚洲国际飞机公司（小AIA）签订了初步合作意向书，但是小AIA的所有技术标准、技术诀窍全部归属于空客公司。1997年5月15日，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由空客公司与小AIA组成的支线飞机公司（空客AIA）和新加坡三方签署项目框架协议。但是，原定于1998年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轮谈判，却没有举行……

1998年6月，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性大洪水，长江洪水泛滥是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洪水导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551亿元人民币。1998年8月28日，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当晚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在两个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币……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1998年6月17日，用于AE-100项目的100亿元人民币“总理基金”划出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账户，AE-100项目宣告终结。

1998年9月7日，在英国国际航空展上，空客公司正式宣布投资5亿美元研制107座支线飞机A318（与波音公司的B717飞机竞争），并且已经获得了109架的订单。所有业内人士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三个月前空客公司以“市场前景不乐观，没有足够的订货”为理由而终止与中国合作的AE-100项目！英国《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这对中国正处于萌芽中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其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商的计划丧失了非常关键的发展机遇。”

此后，“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成为继“干支之争”之后又一个观念与舆论争论的焦点，对于飞机项目总装地点的“东西之争”也在这一时期初现端倪。韩国大宇公司一再要求将总装厂建在韩国；中国要求总装在航空技术实力雄厚、研制、试验、试飞配套的西飞公司。随着项目的进展，欧洲公司对西安和上海的考察增多，尽管他们认为西安的设计与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上海，但是，上海的环境优势却显示了诱人的魅力，飞机总装由西安移往上海的思想由此萌芽。

飞机总装地点的选择涉及国家工业布局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实施。1989年的风波竟意外地带给上海浦东一个发展机遇，当时中国遭到国际制裁，改革开放面临挑战，中央希望有一个举措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形象，邓小平认为：将上海发展起来是一条捷径。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随即提出：开发浦东，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1990年浦东开发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成为上海振兴战略的“两翼”，有经济学家对此总结说，浦东的成功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与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上，市场国家的成功，无一不是市场制度的成功，上海建立与遵守市场规则的能力尚有待各方重新认可。

1997年3月21日，国务院决定将AE-100飞机的总装定点在西安。作为AE-100项目的最初策划者，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承担了AE-100项目的5项技术攻关：超临界机翼设计和试验验证、商用飞机载荷分析系统、AE-100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AE-100电传操纵系统攻关、产品数字化设计和管理；西飞公司主要负责AE-100胶接机翼壁板喷丸成型技术研究与应用。这些技术攻关内容涉及我国在大中型运输类飞机研制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但是，在AE-100项目结束后，中国商用飞机领域再没有了可以继续实践的项目，这些技术攻关的实践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能得到实际应用与继续发展，就连这支商用飞机研制队伍也不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对于商用飞机设计理念的认识随之也出现了不小的倒退（德国多尼尔D728项目结束时，同样希望能够完整地保留设计队伍；而印尼飞机工业公司被冲垮之后其大部分优秀人才都被波音和空客公司吸收）。更为可惜的是，MPC-75项目的技术转让成果也随着大部分人员的流失而成为断编残简，没有真正在中国土地上形成商用飞机领域急需的设计与研制体系。

事实上，在当时，100座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飞机选型，因为这是大型飞机与支线飞机衔接的地方，缩短一点就是支线飞机，但是只要加长一点就会直接与空客A318（107座）与波音737-500（108座，1989年6月30日首飞）型飞机产生直接的竞争。所以，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既不愿意冒险进入支线飞机市场，同时，他们也必然联合起来对任何敢于觊觎大飞机市场的飞机制造商予以致命打击，即使是那些有能力进行独立研制的飞机制造商也不能逃过被劫杀的命运。因此，中国试图通过与波音或者空客进行合作，然后再将所学到的技术与经验用于制造自己的大型商用飞机的梦想，无异于与虎谋皮……

原中航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总经理刘高倬在一次采访中对此总结说：“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航空工业来说，占据领先地位的先行者，为了保持其对技术的垄断地位和丰厚的利益，是不会愿意让后来者轻易地与自己分享这块市场的，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必然。”

比AE-100项目更充满悲情色彩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出资制造的130座级涡桨飞机N-2130，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断送了这个飞机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制造这款飞机来建立本国飞机制造业的梦想彻底破灭。

印度尼西亚被誉为“千岛之国”，是一个非常适宜发展航空运输业的国家，印尼政府也一直把发展航空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印尼总统苏哈托委托在德国学习飞机制造的优素福·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博士于1967年8月23日组建了国营印度尼西亚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努桑达拉公司）。在哈比比博士的支持下，努桑达拉公司从西方大量引进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同时还派出了大批技术人员到西方学习航空制造技术。公司鼎盛时期员工近20000人，其中工程师占10%。印尼政府在1981年还颁布了一项法令：凡印尼国产飞机能够满足要求的，国内无论军队还是民用部门都必须买国产飞机，不准进口。就在印尼政府的政策保护下，印尼国内市场才对国产飞机敞开大门，印尼航空业才得以迅速发展。

1979年，努桑达拉公司与西班牙CASA公司合作研制了35~40座的CN-235，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还实现了出口；1989年，努桑达拉公司独立研制了50~54座的新一代支线飞机N-250；1994年，根据市场的变化研制了60~70座的N-250/100型支线飞机；与此同时，努桑达拉公司还将研制130座级涡桨飞机N-2130。

然而，就在N-250还差一年就可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适航证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印尼经济陷入瘫痪，努桑达拉公司被亚洲金融风暴冲垮了。

多年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领教了航空业市场的深不可测……

在抗洪救灾、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之后；在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托市行动之后，中国政府又将怎样拯救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这个国家战略型产业岌岌可危的生命呢？

1998年，在国防科工委的20年产业规划报告中指出：2010年之前，中国不再搞整机研发。当年的信息制度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而透明，甚至被外国学者称为“透明猫”时期。当时这份文件虽然仅仅在小范围内进行了传达，但是带给整个民用航空工业的震惊在多年后仍令当事者记忆深刻。

1998年，AE-100项目解散时，参加过MPC-75与AE-100项目的设计人员在北京告别，面对吉凶未卜的前途，他们极其悲壮地喝了一次酒，几十号人站在祖国的星空下掩面痛哭：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别想研制民机了！他们站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告别：祖国的蓝天上怎么就飞不起来中国的商用飞机？

AE-100项目之后，中国民机工业的中流砥柱，一部分成为汽车领域急需的新鲜血液；一部分则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开发游乐园的摩天轮和超级秋千。挥之不去的“民机情结”在摩天轮的旋转中被渐渐绞碎……

中国民机研制再次失去方向，这一次真的是到了危机的边缘，甚至连星星之火也即将熄灭……

事实上，比技术递进显得更为迫切的问题却是企业人员的生存状况。1996年，商用飞机设计人员开始大量流失，就如同汩汩的鲜血从破裂的血管里无声地流逝……

无论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还是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1996年生活几乎都陷入了绝境，连职工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在西安阎良，所里为了完整保留设计队伍，他们曾经只实行半天工作制，而把所里节约下的能源经费作为工资发给职工。当时，就连阎良当地经营蔬菜的小商贩都抱怨说：“100座下马了，我们的菜价也上不去了。”“军队要忍耐”使中国军队建设主要以防御为主，武器装备更是在多年间仅仅处于简单的维持，全军除特殊装备外，基本是处于只预研而不生产的状态。时任西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孟祥凯回忆说：“西飞公司是从事大型军事装备生产的企业，当时国家的战略是国土防御，导致我们的产品一直只有很少的订货量，企业发展也不受重视。西飞公司30多年才生产了200多架飞机，这只是生产歼击机厂家两三年的生产量，我们一直生活在强烈的生存危机当中。”在最困难的时候，西飞公司的民品产业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支撑作用。“当时，西飞公司下面有300多家企业，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现在有些企业的效益下降了，但是，当时这些企业是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的，没有这些企业创造的效益，西飞公司人心会涣散，生活会很艰苦。”孟祥凯感慨地说。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作“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随后，西飞公司由17000名自然人和5名法人发起设立“西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西飞公司资本运作的第一例。

1996年，上海飞机制造厂不断听到波音公司要兼并麦道公司的消息，“我们的生产速度越快，就越觉得自己末日快要来临了，MD-90飞机干的时候就很悲哀，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又成了我们断粮的时候。”当第二架MD-90飞机试飞即将结束的时候，时任上海飞机制造厂执行副厂长王文斌，准备到上海的一家美国公司去打工。公司董事长面试就提了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国有企业职位不低，为什么要来打工？”王文斌回答得也非常坦率：“我的梦想还是造飞机，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飞机造，估计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造飞机，所以我需要找点事情干。”董事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年薪税后18万”的要求，回来后，他却被上海航空公司总经理李万新以年薪6万留了下来。自从20世纪80年代，上海飞机制造厂就开始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一些飞机维修公司进行合作，MD-90项目结束后，上海飞机制造厂决定将最好的技术工人送到这些公司去打工。王文斌说：“当时的想法就是用劳务输出的办法将最好的技术工人储备下来，工厂提供所有的条件，挣的钱都归个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工厂开始制造飞机的时候必须回来！”

与此同时，上海汽车集团公司已经看到了汽车工业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汽集团有意要将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整编制接收，成为上海汽车集团公司的汽车研发中心，甚至希望通过整编把民航所管辖的龙华机场建设成为上海的汽车城。

最终，这件事被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断然叫停！

1997年，中国打响了国企脱困的攻坚战。那一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旗下的黎明公司督战，面对着连买煤过冬的钱都拿不出的困难企业，朱镕基狠狠地批评了改革攻坚不力的企业干部，责令黎明公司干部克服畏难情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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