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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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斯大林试读：

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著作少之又少（相比之下，有关青年希特勒的则有很多），这是因为史料的缺乏。然而，这并非事实。最新公开的档案，特别是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格鲁吉亚的档案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斯大林：他不但是个革命家、诗人、见习牧师，还是个丈夫和多情的爱人，曾有过多段罗曼史。

青年斯大林的面目或许并不那么清晰，但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一样精彩，甚至比他们的更加跌宕起伏。正是那段岁月，使他成为了之后接手至高权力的斯大林，并得以应对权力所带来的辉煌和悲剧。那段岁月成就了他，也毁了他。

早在参加革命之前，斯大林便已颇有成就，并早已做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他曾参加过多种形式的武装剥夺、袭击行动。恰恰是这些事情吸引了列宁对他的瞩目，列宁着力把他往这个方向培养，而在苏联的政治丛林中，他的这些技能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然而，青年斯大林绝非仅是如此：他也是个杰出的政治组织者，他曾负责并执行过渗入沙皇特工系统的一系列行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大清洗”时的毁灭反而造就了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名声，可斯大林和他们不同，斯大林并不惧怕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不过，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列宁的左膀右臂，并不全然是因为他是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他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充满活力的编辑和记者，他从来不惧怕冒犯列宁这位长辈。他的成功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是个罕见的结合体：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神学院中），却又能执行街头武装行动；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冷酷的人。在1917年革命胶着之时，斯大林成为了列宁最得力的手下。这几乎是种必然。

为了完成此书，我花了将近10年时间走访了9个国家和23个城市或地区。其中包括圣彼得堡、巴库、沃洛格达、西伯利亚、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坦佩雷、赫尔辛基、克拉科夫、维也纳以及美国加州的斯坦福，但我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莫斯科、第比利斯和巴统新近公开的档案中。《青年斯大林》是本自成一体的书。它所记叙的是成为权势人物之前的斯大林——1917年11月正式进入苏俄政府工作前的斯大林，而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则讲述了他的后半生，自他掌权为始，以他于1953年3月去世为终。这两本书想描写的不但是这个人、这位政治家，也包括他所身处的环境。斯大林是20世纪最神秘，也最令人着迷的伟人，我希望这两本书能展现这位终极政治家的成长历程和早熟，也希望读者能通过它们一窥其貌。残酷的成长环境是如何让斯大林成为了杰出的政治家？这个出生于1878年的皮鞋匠的儿子，这个在1898年心怀理想的神学院学生，这个在1907年执行剥夺行动的年轻人，这个1914年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到底是如何最终成为20世纪30年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1945年柏林的征服者的？

我的这两部作品并不奢望能涵盖斯大林生命中的所有方面——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国际关系的，以及私人的——早已有人出色地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斯大林：民族破坏者》（Stalin：Breaker of Nations）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康奎斯特是斯大林传记的奠基人。最近，罗伯特·瑟维斯又写了《斯大林传记》（Stalin：A Biography）。他们涉及的面要比我广泛得多，我也不可能超越他们。

我的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的是斯大林私密的政治与个人生活，兼顾到那个创造苏联并统治苏联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小团体。对此，我并没有遗憾。对于我们而言，同样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意识形态是团结或决裂的基础，但是，新公开的档案显示，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期间，寡头政治中的个人与同志关系恰恰是其政治的精髓。

从各方面来看，斯大林漫长的青年时期的确扑朔迷离。他在1917年前的人生鲜为人知，而他也刻意营造了这种神秘性。那时的他是地下革命“黑色工作”的执行者。究其本质而言，这些工作必然是隐秘的、暴力形式的、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是被当局禁止的。

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为了能继承列宁的位子，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法”的英雄形象。但他恰恰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因为他干尽他所谓的政治中的“脏活”：他无法向外人讲述那段过往，因为这对于一位伟大的国家首领而言匪气太重，或者因为这对于一位苏俄领袖而言显得过于像格鲁吉亚人。为此，他对自身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他创造了一个“斯大林”，掩盖了真相。反讽的是，这一自我重塑的运动太过于荒诞了，以至于引起了某些人——甚至是局外人——的抗议，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反斯大林阴谋论。对于他的政治对手而言，也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接触过他在高加索地区的经历，而那里却正是斯大林成长的地方——而言，作出以下判断是极为容易的：他的形象是全然虚构的，他根本就是个无所作为的投机分子。个人崇拜会篡改史实，而全盘否定亦是如此，它正是建筑在这些阴谋论之上的。

在所有这些阴谋论中，以下这则分外别有用心：斯大林是沙皇秘密警察的双重间谍吗？这位独裁者曾有两名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尼古拉·叶若夫和拉夫连季·贝利亚。两人害怕斯大林会除掉他们——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也的确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曾在暗地里搜找过能证实此传言为真的证据。可惜的是，虽然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也无法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还有另一则更加深入人心的传言：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曾引用过托洛茨基和苏哈诺夫的话，前者曾说斯大林只是个“平庸的”乡下人，后者则说在1917年时，斯大林只不过是个“不显眼的愣头青”。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选择相信了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这个“平庸者”在1905年和1917年的关键时刻都缺乏表现，用罗伯特·斯鲁塞的话来说，他就是“错过革命的人”。

然而，如果斯大林真是个“平庸者”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从列宁、布哈林以及托洛茨基这些杰出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夺取最高权力，并游刃有余地一手大搞工业化、镇压反抗的农民，一手又进行“大清洗”运动呢？如果斯大林真是个“愣头青”的话，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极具效率的世界领袖？不要忘了，这个人不但让整个苏联工业化了，而且其光芒甚至超越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他组织了列宁格勒战役并战胜了希特勒。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一个在1917年前还如此平庸的人会成为改变20世纪历史的伟人呢？斯大林到底是如何成为斯大林的？

事实上，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无论是他的政敌还是友人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从其童年时期开始便与众不同。托洛茨基的论断具有偏见，且毫无根据，而我们却以此作为结论。真实的斯大林根本不是如此。托洛茨基的话与其说描述了一个青年斯大林，还不如说显示了他本人的虚荣、势利和缺乏政治技巧。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便是还原斯大林掌权的真实历史过程，既不要受斯大林造神神话的影响，也不要受反斯大林阴谋论的干扰。

历史学家喜欢写历史伟人早期生涯的传记。温斯顿·丘吉尔回忆过他的青年时代，而有关方面的传记有很多。其他很多历史伟人也一样，比如说两位罗斯福总统。青年希特勒的传记甚至成了图书的一大类别，虽然它们中没有一本可以和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889—1936）：傲慢》（Hitler：1889-1936 Hubris）的第一卷相提并论。

虽然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成千上万，可是，西方作者所著的涉及他1917年之前生涯的传记只有两本：其一是罗伯特·特克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Stalin as Revolutionary），它深度剖析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及其内心，但它写作于新档案公布之前；另一本是爱德华·伊利斯·史密斯的传记（1967年），这本书深受“冷战”影响，充斥着反斯大林阴谋论，并声称“斯大林是沙皇的特工”。在苏联，有关方面的著作则更多，但大多数停留在了八卦窥私的层面。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谁在斯大林背后》（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资料详尽，颇为出色。我的这本书受惠于上述三者。

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曾发起过许多令人费解的行动，比如说，他对农民阶级的强硬态度，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和妄想狂症，“大清洗”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将党的利益置于家庭和生命之上，由于希特勒1941年突袭成功而对苏联间谍的怀疑——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地下革命生涯，他所参加过的对秘密警察组织奥克瑞纳（Okhrana）的行动，以及他作为高加索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为人风格。当然，具有这些经历和价值观的并非仅有斯大林一人。

早在1917年，斯大林便已认识了日后成为苏联政治精英和其幕僚的大多数人。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高加索人——以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邵武勉为代表——以其对武装斗争的嗜好和宗族主义作出过特别的贡献，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甚至俄国人。日后，这些人成为了“委员会”的核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心脏，而当斯大林试图清洗知识分子、犹太人、移民，以及聪慧过人、对斯大林形成威胁的托洛茨基时，他们团结在了斯大林的周围。他们对内战的残酷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和斯大林成长于同一个街头，经历了地下武装斗争、宗族冲突和种族灭绝的洗礼。他们信仰暴力斗争。不过，我并不想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解读斯大林，因为这种解读缺乏证据支持，且过于简化。我希望读者了解，斯大林的童年并不仅仅是悲惨的，而苏联也不仅仅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不过，斯大林其人性格的成型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执政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更有甚者，列宁和斯大林日后打造的苏联体制，早在革命之前的那个小团体中便有了雏形。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在第比利斯小旅馆的密室中创建地下小团体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执掌全世界最庞大的帝国时，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运用的，皆是同一种隐秘的政治手段。

历经“大清洗”的苏联社会分崩离析，缺少强大的市民组织。它仍被一小簇自我美化的小集团统治着，而他们的统治仍将延续下去。

在1917年，斯大林认识列宁已12年之久，他和其他很多关键性人物更是相识了长达20多年。所以，本书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传记，还是他们那帮人的编年史和苏联的史前史。我所描绘的是一只生活于地下的幼虫，且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静静地破茧，从而变成一只长着钢铁翅膀的蝴蝶的吧。序曲攻袭银行

1907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一个穿着皮靴和骑马裤、蓄着时髦八字须的骑兵队长来到了闷热的第比利斯中央广场。他挥舞着巨大的锡卡西昂军刀，在马背上和两位穿着考究、打着折叠遮阳伞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打情骂俏——而此时此刻，她们的裙子里藏着两把毛瑟枪。

广场的街角上有好几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青年小伙，他们穿着亮色的宽松衬衣和肥大的水手裤，他们的怀里都揣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广场上有家声名狼藉的酒吧，名为“迪利普丘利酒馆”。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革命者已经占领了这座酒馆的酒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邀请过客进来和他们共饮一杯。而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引爆第一个炸弹。那一年，约瑟夫29岁。之后，他将以“斯大林”之名为全世界所熟知。

除了这些革命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他们要于今日执行一个武装行动，从而引起“关注”，可斯大林业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有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大致了解他们的行动。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当时却藏身于远在北方芬兰卡勒比的一幢别墅中。几天之前，列宁在柏林和伦敦私密会见了斯大林，同意执行这起武装行动。虽然就在不久之前，社会民主工党刚刚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剥夺”——这是他们对攻袭银行等革命武装行动的委婉说法。然而，斯大林总是小心谨慎地执行每次剥夺行动、抢劫和暗杀，这让他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主要资助者”。

最终，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将登上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动摇第比利斯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让业已分化的社会民主工党陷入内斗的危机：那一天成就了斯大林，也几乎败毁了斯大林——那是他人生中的分水岭。

在埃里温广场，20个革命者——他们是斯大林所领导的“组织”的核心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他们的哨兵正观望着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这条优美的主干道正位于总督宫殿恢宏的白色意大利式建筑之前。他们正等待着马车嘀嘀答答的马蹄声和随之而来的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的首领就是那个挥舞锡卡西昂军刀的年轻人。他勒马腾跃，而后跳了下来，开始在这条时尚的大马路上漫步。

这条大道的每个街角都有哥萨克士兵或警察：当权者已经听闻了风声。自从那年1月以来，流言便满天飞。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纳”的告密者、间谍以及他的宪骑兵都曾多次汇报，革命者和犯罪分子都在秘密策划行动。在这个地下活动的早期时代，我们很难分清匪徒和革命者，也很难辨别虚张声势和真实行动。可是，用今日情报专家的话来说，有关革命者试图引起“关注”的“谣言”已经流传长达几个月之久。

在那个闷热得令人发晕的早晨，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充满东方色彩的第比利斯（旧称为“第弗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与圣彼得堡——沙皇俄国的首都，在第比利斯1600公里之外——同属于一个国家。它建于姆他兹明达（Mtatsminda）圣山之畔，古旧的街道延伸至山坡的陡峭处，而在此之上的则是造型奇特的别墅，每家每户都有装点着生长多年的葡萄藤的阳台。那里的人们还未用上自来水和电。第比利斯还是个大农村，那里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

第比利斯的费雷林斯卡亚大道是上流阶级住宅区。它离中央广场仅一步之遥，紧挨着军队总部。斯大林的妻子正住在那里。这位名为卡托·斯瓦尼泽的漂亮格鲁吉亚女人是个裁缝，她刚刚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名为雅科夫的儿子。他们互相爱慕：虽然斯大林脾气暴躁，但他对卡托的爱毋庸置疑，而卡托也崇拜斯大林，愿与之分享他对革命的狂热。此时此刻，卡托正抱着儿子坐在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她不知道——正如第比利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即将为她带来巨大的震惊。

这座小城是高加索——黑海和里海之间荒芜的、遍布群山峻岭的沙皇领地——的首都。这里民风彪悍，时有动荡。相较之下，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简直就是农村里的香榭丽舍大街。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剧院、摩尔式风格的歌剧院、大饭店、格鲁吉亚王子的宫殿和亚美尼亚石油大亨的豪宅在这条街上一字排开，可是，一旦走过军队总部，埃里温广场则打开了另一扇门：那一头尽是亚洲风情的小房子。

穿着异域风格服饰的小摊贩叫卖着辛辣的格鲁吉亚豆子和一种名为“khachapuri”的芝士蛋糕。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集市里充斥着运水工、小摊贩、扒手和搬运工。这里的街巷更像是黎凡特的露天市场，而非属于一座欧洲城市。骆驼和驴子迈入旅店，它们满载着波斯和中亚的丝绸、香料以及从格鲁吉亚乡下运来的水果和葡萄酒囊。旅店年轻的服务生和跑堂为客人提供食宿，帮他们卸下货物，为骆驼卸下套具——有空的时候，他们会朝广场望上一眼。我们从现今公开的格鲁吉亚档案中了解到，斯大林和《雾都孤儿》里的费金一样，会发动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对革命充满向往的旅店服务生，让他们帮他作侦查和通风报信。与此同时，在其中一家旅店晦暗的密室里，组织者正在向革命者做动员工作，他们最后一次演练了计划的整个流程。那一天早晨，斯大林也在这个密室之中。

那两位手执折叠遮阳伞、身藏左轮手枪的漂亮女孩名为帕西亚·戈尔多瓦和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她们“有一头棕色的秀发，身材苗条，大大的黑眼睛很讨年轻人喜欢”。她们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广场，来到军队总部的门外。她们开始和俄国军官、身穿蓝色制服的宪骑兵以及罗圈腿的哥萨克人调情。

直至今日，第比利斯依然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那里有很多露天的酒馆，行人经常会停下脚步在酒馆喝上一杯。格鲁吉亚人爱炫耀、容易激动，很像意大利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穿着传统的乔卡——齐膝的长大衣，对襟开，上面装饰有子弹状的扣子——大声歌唱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戴着黑色头纱的格鲁吉亚女人和穿着欧洲时髦服饰的俄国军官的妻子走进普希金花园的大门，和波斯人、亚美尼亚人、车臣人、阿伯卡茨人，以及穿戴着异域风情帽子和服饰的山区犹太人一起购买冰糕和柠檬果子露。

小流氓们打量着人群，伺机下手。穿着白色法衣的见习牧师在大胡子、穿着大袍的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白色廊柱的神学院就在街道的对面。9年前，斯大林也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差点就取得了牧师的资格。这座城市鲜有斯拉夫或俄国色彩，东西方交融的高加索图景在这里野蛮地生长。而这片土地，便是孕育斯大林的地方。

安妮塔和帕西亚确定了一下时间，继而分头朝广场的两边走去。在宫殿大道上臭名昭著的迪利普丘利酒馆中，受骗的客人——王子们、皮条客们、告密者们和小偷们——早已喝起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白兰地。这里离萨姆巴托夫王子用金钱所堆积出来的宫殿并不远。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塞基拉什维利——他也是革命者，认识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人——来到离酒馆不远处的一家商店，造访商店的主人、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的家伙在酒馆门口认出了他，兴高采烈地邀请他进来，立刻为他端上一把椅子，并根据格鲁吉亚的传统给了他一杯红酒。大卫喝完酒急着想走，可是巴楚亚却“极其礼貌地”邀请他再待一会儿，“品尝更多的小吃和美酒”。大卫意识到，“他们只让人进来，却不会让人出去。门口有持枪的人把守着”。

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特普科·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开始行动！”斯特普科低声说道。

紧接着，斯特普科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塞基拉什维利看到，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收到信号”便放下酒杯，拿出手枪，冲了出去，在广场上四散开来——这些穿着肥大裤子的年轻人身材消瘦，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吃过什么东西了。他们大都是穷苦人，有些人则是王子——在格鲁吉亚的省份里有很多住在破陋城堡中的贫困王子。要说他们目前的行为非常冒险，他们这么做却也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响应列宁、党以及他们在第比利斯的领袖斯大林的号召。“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事先都早已分配完毕。”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说。她是参与行动的另一位女孩，是安妮塔的朋友。虽然她才19岁，但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剥夺行动了。

革命者们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在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回忆了她和两位枪手守卫一个街角的经历。

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

那位之前挥舞着军刀、在广场上闲庭信步的骑兵队长警告行人们赶快逃离，但没人听他的话。于是，他再次跳上那匹良驹。他当然不是什么军官，他是格鲁吉亚帅气剑客和非法之徒的完美化身，是骑士和匪徒的完美结合体。他叫卡莫，年仅25岁的他是“组织”的领导。正如斯大林所言，他是“异装的大师”，无论是富裕的王子，还是洗衣工，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行动有些僵硬，而他那只半瞎的眼睛则不断地眨巴和转动着——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自己制造的炸弹击中了他的脸部。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卡莫被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并由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成长于哥里——离第比利斯72公里远的小镇，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力。他是个抢过银行、越过狱，却也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对武装斗争十分在行。他的面容“毫无光泽”，眼睛无神，却有一副平静得吓人的神情。他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时常对他说：“让我为你杀了他吧！”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会让他害怕的事。

斯大林冷漠却有魅力。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这种特质会为他吸引很多敢于挑战沙皇统治的人。这位他自儿时便认识的卡莫和这些革命者便是最初的一群。“那些年轻人毫无私心地跟随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让他得以施行铁的纪律。”卡莫经常造访斯大林的家。他挥舞的那把军刀正是卡托父亲的，他说他“要扮演一个哥萨克军官”。即便是列宁——这位成长于贵族家庭，对人吹毛求疵的律师——也被蛮勇的卡莫吸引，称他为“高加索好汉”。晚年的斯大林曾回忆道：“卡莫真是个奇人。”“队长”卡莫掉转马头，朝大道的另一头奔去。他和正朝他迎面而来的护卫队擦身而过，可他却全然不顾。在此之前，他吹嘘道，一旦枪战开始，整个行动“将在3分钟内结束”。

哥萨克骑兵队驱马来到埃里温广场。两骑骑兵打头阵，两骑殿后，还有一骑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两个穿着礼服的人，他们是国家银行的出纳库尔久莫夫和会计戈洛夫尼亚。马车上还有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里则坐满了警察和士兵。马蹄声在广场上回响。他们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便能穿过广场，拐弯来到索罗拉基街。新建的国家银行正在那条街上，门口的狮子雕塑和神像象征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权威。

巴楚亚把报纸往下放，给出了信号。接着，他扔掉报纸，拿出了枪。同伴们纷纷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苹果”——那是些强力手榴弹，是由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偷运进第比利斯的。在此之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了一个大沙发里。

枪手和女孩们拉掉引信，冲着马车扔出了4颗手榴弹。刹那间，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震耳欲聋，冲击力极强。马匹和马车里的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碎片和血浆一起四溅开来。革命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广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射击。后者毫无提防，不是被击中倒地，便是赶紧窜逃，寻找掩体。被引爆的手榴弹多达十几颗。目击者称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从屋顶扔下来的——据说，当时的第一颗炸弹是由斯大林本人从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扔下的。

银行的马车停了下来。行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寻找掩护。有些人以为发生了地震：难道是圣山将倾吗？“没有人能判断巨响是由大炮还是炸弹造成的，”在此之后，格鲁吉亚当地的《箭报》（Isari）报道称，“巨响造成了全面的恐慌……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开始逃亡。马车和货车急转掉头，赶紧离去……”大楼上的烟囱都倒了下来。从事发中心到总督宫殿的所有玻璃窗都被震碎了。

当时，卡托·斯瓦尼泽正在自家的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照料斯大林的孩子。“突然间，我们听到了爆炸声。”她的姐姐萨什克回忆道，“我们被吓坏了，赶紧躲进屋里。”她们看到窗外升起了黄色的烟雾，人群陷入了恐慌，到处都是被炸死的马匹和被炸伤的人。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拉着马车的一匹马抽搐了一下，又活了过来。正当革命者们冲向马车试图夺取装在后面的钱袋时，这匹马冲出混乱，朝着山下的士兵集市（Soldiers Bazaar）奔了过去。它带着的钱是斯大林答应列宁要夺来用以革命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斯大林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得到证实。不过，现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新近公开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开始招募行动的“内应”。格鲁吉亚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妻子的姐姐萨什克·斯瓦尼泽留下的回忆录，据其记叙，斯大林曾公开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挥。银行攻袭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真相终于被揭露了。

斯大林对“政治的脏活”颇为享受，他喜欢在革命的“阴谋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他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他曾隐晦甚至感怀地提起过那些“哥萨克和匪徒”——Kazaki i razboyniki，俄语中的“警察与强盗”——的游戏，可他从来没谈起过细节，因为这将损害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

1907年的斯大林是个瘦小而又神秘的年轻人，有很多化名。他经常穿红缎子的衬衣、灰色的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有些时候，他会穿格鲁吉亚传统的乔卡，还会戴上白色的高加索头巾，让它花哨地垂在肩上。他总是在搬家和逃亡，所以他有很多沙皇贵族穿的制服。他会用它们乔装打扮。他甚至会为了逃跑乔装成女人。

他很受女性欢迎。他会唱格鲁吉亚的民谣，会大声朗读诗歌。虽然他颇有魅力且富有幽默感，但他依然是个阴郁的人，带着格鲁吉亚北方人奇怪的冷酷感。他那“灼人的”眼睛会在表示友好的时候变得迷人可爱，却也会在愤怒时变成黄色。他还没有蓄上后来在他执政时期标志性的胡须和向后梳起的头发——这时的他有时以一脸大胡子和长发示人，头发是褐色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黑色。他满脸雀斑和痘子，走起路来很快却有点跛。他总是别扭地举着左臂，那是他在儿时受伤落下的病根。

他不知疲倦，满脑子的主意和想法。他很好学，同时也是天生的老师。他爱好小说和诗歌，但他对文学的喜爱却永远不及他对指挥和领导、消灭敌人和报复小人的欲望那么强烈。他很有耐心，冷静而又谦逊，可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自负、固执而又敏感，一不小心，他那根狠毒的雷管就会被点燃。

他从小浸淫在崇尚尊严和忠诚的格鲁吉亚文化中，他是个勇敢的现实主义者、爱挖苦人的犬儒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武装革命者：正是他一手策划了银行攻袭，正是他缔造了“组织”这一武装团体，而他则像黑手党首领一般在暗处指挥着“组织”。他故意让自己显得像农民一样粗俗，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也不会向任何恃才傲物的对手显露自己敏感的一面。

他幸福地娶了卡托，却无情地选择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超越常人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受爱的羁绊。可是，当他对他人的狂妄自大说三道四时，他却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毫无意识。他珍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当他敲响朋友家的大门而他的朋友问门外是谁时，他会用一种半带自嘲的狂妄口吻说：“穿灰衣服的人。”

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之一。“地下”是他天然的庇护所，他以猫一般的优雅，带着他的破坏性秘密地穿梭于其中。“穿灰衣服的人”是个天生的极端主义者和阴谋策划者，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自青年时期便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起发生在高加索的街头武装行动是他暴力的狂欢，而他对暴力狂欢的喜好会渐渐膨胀，最终融入到苏联怪诞的政治文化中。“斯大林开启了一个持械剥夺的时代。”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这次攻袭银行的主谋之一，斯大林家乡的伙伴——说道。我们曾经以为，斯大林会组织行动，却不会亲自参与。他或许没有亲身参与1907年的事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经常带着毛瑟枪的他与其他几起剥夺事件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引起关注的机会。而他也知道，攻袭银行要想成功，“内应”不可或缺。具体到1907年的事件，他确实招募了两个“内应”。其一是个银行职员，斯大林富有耐心地感召了他。而后，他偶遇了一个同学，那人恰好为银行邮局工作。斯大林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说服，最终此人透露，有一笔巨资——可能多达100万卢布——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

在此之后，这位关键性的“内应”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协助这次影响巨大的剥夺事件，只是因为他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只有在格鲁吉亚这种地方，作为诗人的斯大林才能成就实施武装剥夺的斯大林。

马拖着马车和钱袋冲过广场。有些革命者慌了，可三位枪手立刻行动了起来。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一马当先冲向马匹。他不顾生命危险地把另一个“苹果”扔到马肚子下面。手榴弹瞬间爆炸，马的内脏横飞四溅，它的腿也被炸飞了。巴楚亚本人也被炸到天上，然后一头砸在马车上，晕了过去。

马车倾倒，终于停了下来。巴楚亚不能动弹了，但达提科·加布鲁阿什维利赶紧跳上马车，提起钱袋，摇摇摆摆地在浓雾中向韦利亚米诺夫街跑去。可是，他们早已陷入了混乱。达提科不可能提着那么多钞票跑那么远，他必须把钱袋交给别人——可是，他能交给谁呢？

烟雾渐渐消散开来。广场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型战役，尖叫声和枪声依然不绝于耳，马车倾倒在地，尸体散落在四周，血渐渐弥漫开来。没死的哥萨克人和士兵们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武器。支援部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回忆道：“所有同志都出色地执行了任务——除了3个胆小的逃跑了。”然而，此时此刻，达提科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停下了脚步，刹那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行动的成败命悬一线。

那么，斯大林真的在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上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吗？有另一种说法。P．A．甫连科是斯大林欣赏的作家，据他说，斯大林亲自袭击了马车，并被一块炸弹碎片所伤。不过，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斯大林习惯出于安全考虑和所有人“保持距离”，而他也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

据格鲁吉亚的档案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卡莫曾在一次醉酒后声称斯大林根本没有参与行动，而只是旁观过。这一说法被另一个源自于警察的消息所印证，虽然这一消息源本身是否可靠值得商榷。据此消息源说，斯大林是在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一幢宅邸的院子里，抽着烟观望了整场血腥杀戮”。而那幢“宅邸”的的确确是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那条大道上的牛奶吧、酒馆、修鞋铺、理发店、裁缝店里全都是奥克瑞纳的告密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这位擅长突然遁匿的幕后指挥早在枪声响起前便已经离开了。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称，他那天早上便已在火车站现身。

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在火车站里通过搬运工和乞丐遥控埃里温广场的情况。如果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无产者带来了坏消息，他可以立马跳上火车，消失不见。

就在行动危在旦夕之时，卡莫“队长”一手策马架着四轮马车，一手举着毛瑟枪冲入了广场。他对行动的失败倍感愤怒，“真像一个骑兵队长”一样咒骂着。他疯狂地驾着四轮马车转圈，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广场上的局势。然后，他策马向达提科冲了过去。他俯下身来，在一位女枪手的帮助下提起了钱袋，把它们扔进四轮马车里。他迅速掉转方向，沿着大道从总督宫殿前路过。而此时，总督宫殿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哥萨克骑兵们纷纷上马，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

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正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正是警局副局长A．G．巴拉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卡莫对他喊道。巴拉甘斯基毫不怀疑，径自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拉甘斯基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他自杀了。

卡莫来到维托拉亚·冈查纳亚大道，把马车驶入一栋房子后的工匠铺的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个名为芭芭拉·“贝比”·博乔里泽的老妇人。斯大林和贝比的儿子米哈相识，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个夜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整起行动。当地警察对这个地址相当熟悉，可是，实施行动的同伴们至少贿赂了一个宪兵官。这位名为祖博夫的队长后来因受贿而被起诉——他甚至帮革命者把钱藏了起来。精疲力竭的卡莫把钱袋交了出来，脱下制服，赶紧往大汗淋漓的脑袋上浇了一桶水。

斯大林策划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伦敦《每日镜报》做了题为“炸毁一切：革命者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毁灭性袭击”的报道。报道称：“今天的袭击发生在城市中央人满为患的广场。他们至少接二连三地扔了10个炸弹。爆炸造成了很多伤亡……”《泰晤士报》报道的标题为“第比利斯炸弹袭击”。巴黎《时代报》的标题则更加简洁：“灾难！”。

第比利斯也陷入了骚乱。高加索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是个温和的人，这次却公开谴责“恐怖分子的厚颜无耻”。“政府和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箭报》称，“警察和巡逻队展开了全城搜查。很多人被捕……”与此同时，圣彼得堡也勃然大怒了。沙皇下令必须找到钱袋和“抢劫者”。一个特别侦探小组成立了，他们正前往第比利斯调查。道路被封锁，埃里温广场被包围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嫌疑犯。每个告密者和双重间谍都被问话，他们也都把自己所了解的全盘托出，可没一个人知道真正的“抢劫者”到底是谁。

银行的马车里留下了2万卢布。有个幸存的马车夫抱着侥幸心理偷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了起来。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对以斯大林和卡莫为首的“组织”一无所知。一个胡言乱语的女人自首了，她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却被证明只是疯了而已。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行动——目击者称他们看到了差不多50个人从屋顶上，甚至从圣山上扔炸弹。没人目击卡莫带走钱袋。奥克瑞纳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国家监守自盗，有人说这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干的，有人说是罗斯托夫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会抑或社会主义革命者。

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即便是库布里亚什维利也及时地清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行动者四散而逃，混入了人群。其中还有一位叫埃利索·洛米纳泽的。当时，他负责和亚历山德拉一起看守一处街角。事成之后，他溜进了一个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制服，然后穿上制服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好好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每个人都活了下来。”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在她1959年的回忆录中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她是这群注定悲剧的行动者中唯一还活着的人。

广场上的伤者多达50人。3个哥萨克骑兵、银行职员和一些无辜的路人被炸得粉碎。出于审查原因，报纸并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可据奥克瑞纳统计，大约40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了。附近的商店里建起了急救站。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路人们看到一辆如幽灵般的马车载着尸体和尸体碎片驶离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它像是一辆刚从屠宰场开出来的、运载内脏杂碎的车。

国家银行不确定到底损失了25万卢布还是34.1万卢布，准确的数字抑或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大数目，等同于今日的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而它在当时的真实购买力则要更高。

博乔里泽和他的妻子马洛——另一位参与攻袭银行的女性——把钱缝进了床垫。苗条的帕西亚·戈尔多瓦用枪指挥搬运工和一些听从斯大林的乞丐把床垫运过库拉河，藏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在离开神学院之后曾在气象台工作过。这是他在加入地下革命运动前的最后一份工作，事实上也是他于1917年加入列宁的苏俄政府前的最后一份活儿。事后，台长承认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头底下竟然垫着那么多钱。

很多消息源皆称是斯大林本人把钱藏在了气象台。虽然这听上去又像是一个神话，却不是没有道理：斯大林经常亲自押送剥夺来的钱财，持着枪，骑着马，越过山头，把这些从银行或其他地方剥夺来的钱运到安全的地方。

着实令人称奇的是，那天晚上，斯大林安全地回到了家，他甚至向卡托和家人兴奋地说他的手下们成功了。那个时候，钱早已安全地躺在气象台台长的床垫里，并将于不久后到达列宁的手里。没人怀疑斯大林，甚至连卡莫也是安全的。他们的战利品将被偷运出国，其中的一些甚至会在里昂信贷银行洗白。俄国会联手其他十几个国家追查这些卢布和行动者，可他们从始至终一无所获。

据说，就在攻袭行动的几天之后，斯大林自觉安然无事，便在河岸的酒馆里优哉游哉地喝起了酒。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突然有一天，他告诉妻子，他们将举家迁往巴库——这座因石油而出名的城市位于高加索的另一边。

第比利斯《新时代报》（Novoye Vremya）说：“鬼才知道这起胆大包天的抢劫行动到底是怎么成功执行的。”斯大林策划了完美的行动。

然而，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远远称不上完美。参与行动的成员像是饮下了毒酒，只待毒性发作之日。在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在第比利斯或格鲁吉亚生活过。卡莫的命运则更加令人称奇。对钱币——它们中的有一些是有标记的——的追查无疾而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此事再无瓜葛。事实上，行动的成功对他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成为了对手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力武器。

行动没有为执行者本人带来任何好处。列宁和他的同志竭力争取着这些剥夺来的钱财。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的对手组织了3次党内调查，希图把他摧毁。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的行动指挥官——因公然破坏党的纪律，执行流血袭击而被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党籍。多年之后，当他想要继承列宁，成为苏联首领和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言人时，这段经历成为了最大的污点。它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在1918年，斯大林曾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掩饰行动。故事的真相被渐渐掩埋了。虽然斯大林曾参与多种形式的剥夺行动的经历一直在俄国流传，并被国外的批评家津津乐道，但有关方面的真相直到21世纪才得以披露。

两天之后，斯大林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从第比利斯消失了——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他的面前是一片未被征服的新世界——巴库，全世界最伟大的石油之城；圣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当然，还有广袤无垠的俄国。斯大林，这个成长于这座动荡城市的暴力街头的男孩，终于正式踏上了俄国的舞台。他再也没有回头过。

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也由此开启了。最终，这位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乌托邦梦想，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所有机会，克服所有困难，打倒所有拦路者。第一部分

清晨

玫瑰花蕾已然绽放

触碰着紫罗兰花

百合花从梦中醒来

在微风中点头含笑

云雀在云中翱翔

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而欢乐的夜莺

则在低声吟唱“亲爱的土地，鲜花盛开吧

让格鲁吉亚的乡村充满欢乐

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努力学习吧

为你的祖国带来喜悦。”——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1凯可的奇迹：索索

1872年3月17日，一位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格鲁吉亚小伙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娶了一位满脸雀斑、长着红棕色头发的美丽姑娘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那一年，朱加什维利22岁，而格拉泽则是17岁的妙龄。他们结婚的地点是格鲁吉亚哥里小镇的乌斯宾斯基教堂。

一位媒人造访凯可的家，把鞋匠贝索介绍给她：他是巴拉莫夫小型作坊里受人尊敬的匠人，而且长得很英俊。在其新近才被发现的回忆录里，凯可回忆道：“贝索在我的朋友中很受欢迎，她们都梦想嫁给他。我的朋友们嫉妒极了。贝索的确是个令人心仪的新郎，他是个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的胡须很漂亮，并且总是穿得很体面——他拥有城里人的教养。”而凯可也明白，自己和贝索完全是般配的一对：“在我的女伴中，我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的确，她“身材苗条，一头栗色长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着实是个美女”。

两人遵循传统，在日落之后举行婚礼。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格鲁吉亚的社会生活“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充满仪式感”。这场婚礼让哥里这座狂野的小镇陷入了狂欢。据凯可回忆，婚礼“非常豪华”。男嘉宾们都是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黑色乔卡，“背宽腰窄”，他们“很高兴，和女孩们打情骂俏，也很大方得体”。贝索有两个伴郎。其中主要的那位叫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摔跤冠军，也是富有的商人。用凯可的话来说，这个当地的英雄“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前往凯可家接新娘之前，新郎和他的朋友在他自个儿家中干了好几杯酒。他们接起凯可，让这两位花团锦簇的新人坐上彩色的婚庆马车。马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彩带随风飘扬，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唱诗班站在教堂的表演席上；男人和女人分别站在观众席的两边，笼罩在朦胧的烛光中。歌手们开始唱起了高昂而又优美的格鲁吉亚民谣，为他们伴奏的则是一把苏耐尔——格鲁吉亚的管乐器。

新娘在伴娘的伴随下步入现场。她们步伐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拖裙——那是厄运的兆头。亚美尼亚人哈哈诺夫神父主持了仪式，卡斯拉泽神父向他们颁发证书，他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唱起了歌。他的歌声动人，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大方地给了他十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仪式结束之后，贝索的朋友们载歌载舞地在大街上游行。他们吹着都都克——双簧风鸣长笛——来到萨普拉晚宴的地点。这种格鲁吉亚传统晚宴都会由一位塔玛拉主持，他们是风趣、机智的宴会主持人。

所有仪式和歌唱都运用了独特的格鲁吉亚语，而非俄语——格鲁吉亚于不久之前才并入罗曼诺夫沙皇帝国。在过去的千年里，这片土地一直被巴格拉季昂王族的子孙统治着。它被西方人称为“Georgia”，被俄国人称为“Gruzia”。这里盛产信仰基督教的、英勇的骑士，长期以来抵御着蒙古鞑靼人、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对它的觊觎和侵蚀。12世纪的塔玛拉女王统治是其最辉煌的时期。鲁斯塔维里的史诗《虎皮武士》（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 Skin）记载了这段历史，千年不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王国分裂成了几个封建公国，它们之间争端不断。保罗沙皇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相继于1801年和1810年吞并这些公国。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之后，1859年，沙米尔伊玛和他车臣的战士向沙俄投降，俄国人终于征服高加索。1878年，阿扎尔——格鲁吉亚最后一片独立地区——也被吞并了。然而，吞并无法击毁格鲁吉亚人对独立的渴望。即便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总督宫殿为沙皇服务的格鲁吉亚贵族，也一心向往着独立。凯可一家遵循格鲁吉亚的婚姻传统，并以此为豪，也就不足为怪了。

凯可回忆说，贝索“看上去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信仰上帝，经常去教堂”。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当地王子的农奴——而这些王子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被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贝索的祖父扎扎是吉里——位于哥里北部——的奥塞梯人。和自己的祖孙斯大林一样，扎扎是个叛逆者：1804年，他加入了叶利兹巴尔·叶里斯塔维王子反抗俄国的起义军。在此之后，他和其他“受洗的奥塞梯人”在迪迪里洛——第比利斯15公里之外的小镇——安顿了下来，并成为了巴杜尔·马恰别利王子的农奴。扎扎的儿子瓦诺负责照料王子的葡萄园，并生了两个儿子：乔治被土匪杀害了，而贝索则成为了鞋匠。他最初是在第比利斯的G．G．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工作，后来，亚美尼亚人约瑟夫·巴拉莫夫点名让他回到哥里，为那些俄国军人做靴子。就是在那里，贝索遇到了那个“穿着整洁、一头栗色头发、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孩”。

凯可一家也刚来哥里不久。她的父亲名为格卢哈·格拉泽，是当地望族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农奴。他最早先是个陶工，后来成了亚美尼亚富人扎哈尔·甘巴罗夫的园艺工。甘巴罗夫在哥里郊区拥有大片漂亮的花园。凯可的父亲死得早，她是由母亲带大的。她还记得自己搬到热闹的哥里时的激动：“整个旅程愉快极了！哥里人仿佛天天在过节，整座城市人山人海。阅兵队伍令我们眼花缭乱，音乐不绝于耳。萨扎多利（一种由4样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组成的乐队）吹奏着都都克，每个人都在高声歌唱。”

她年轻的丈夫皮肤黝黑，长得高高瘦瘦，有一对黑色的眉毛和一簇胡子。他喜欢穿锡卡西昂大衣，皮带扣得很紧，帽子斜扣在脑袋上，宽大的裤子系束在高筒靴内。他“与众不同，有点古怪和阴郁”，但也“聪明而又自傲”。他会四国语言（格鲁吉亚语、俄语、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并能背诵《虎皮武士》。

朱加什维利一家生活富足。哥里的很多穷人都住在泥浆筑成的破屋子里，可贝索的制鞋技艺精湛，找他做鞋的络绎不绝，他的妻子大可不必担心生活困顿。凯可说：“我们家真是太幸福美满了。”

在朋友——特别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为贝索购买了“工具”——的资助下，贝索“离开巴拉莫夫，开了自己的作坊”。不久之后，凯可便怀孕了。“很多夫妻都羡慕我们。”的确，她嫁给了小镇明星贝索，她的同龄人怎能不嫉妒呢。“即便在我们结婚之后，也还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有趣的是，凯可十分强调以下这则流言：据说，贝索本来是要娶别人的。此事是否为真无从确认，但“毒舌”之后还声称，他们刚结婚不久之后，伴郎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警官，以及很多名流和贵族都开始觉得这桩婚姻不妥。

结婚9个月之后，1875年2月14日，“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快乐。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叶格纳塔什维利成为了孩子的教父，“贝索为孩子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贝索高兴坏了”。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名为米哈伊尔的男婴去世了。“我们的快乐变成了悲伤。贝索痛苦不已，开始酗酒。”凯可于1876年12月24日诞下名为乔治的另一个男婴。叶格纳塔什维利依然是教父，可孩子依然因麻疹于1877年6月19日死于襁褓之中。“我们的幸福彻底被粉碎了。”贝索绝望不已，责怪“吉里的天神”——他家乡神庙中所供奉的天神——对他不公。为了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曾向天神祈祷过。凯可的母亲梅兰妮娅开始造访算命的。贝索还在酗酒。圣乔治的神像被搬进了家里。他们登上耸立在小镇一边的哥里瓦里山，来到那片古老森林中的教堂，在那里祈祷。凯可第三次怀孕了。她许愿，如果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她一定会前往吉里还愿，感谢上帝让圣乔治显灵。1878年12月6日，她诞下了第三个男孩。“我们立马让他受洗，以免他还未受洗便夭折。”他们当时的农舍很局促，只有一层楼和两个房间，里面只有茶具、床、矮沙发、桌子和一盏煤油灯。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他们所有的物品。旋转楼梯通往阴暗的地窖，地窖被分成了三个空间，一个用以放置贝索的工具，一个放着凯可的针织工具，另一个则用来生火。凯可把婴儿床搁在了这个房间里。他们的食物很简单，具有典型的格鲁吉亚特色：豆子、茄子和面包。他们难得吃上肉。

12月17日，男孩受洗，取名为“约瑟夫”，昵称“索索”——他就是日后的斯大林。他母亲回忆说，索索“很虚弱、瘦小。如果身上有虱子，他一定会去抓它”。他左脚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是连在一起的。

贝索决定这一次不请他们家的资助人叶格纳塔什维利当教父。他说：“雅科夫的手气不好，总是带来霉运。”可是，即便叶格纳塔什维利没有参加受洗仪式，斯大林和他的母亲也总是叫他“雅科夫教父”。

凯可的母亲提醒贝索，如果孩子活了下来，他们应该前往吉里的教堂还愿。“只要孩子能活下来，”贝索回答，“我会背着他，双膝跪地爬到吉里去！”可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直到索索得了风寒。他被吓坏了。他们前往吉里，“一路历经艰难，在教堂献祭了一只羔羊，并做了感恩祈祷”。然而，吉里的神父们正在做一场驱魔仪式，他们把一个小女孩悬在峭壁上，试图驱散她体内的邪灵。凯可的孩子“吓坏了，尖叫了起来”，即便是在回哥里的途中，他还在“梦中战栗和说梦话”——不过，无论如何，他活了下来，成为了母亲的心头肉。“凯可的奶汁不够”，所以，她的孩子是由齐卡塔特里什维利（索索正式的教父）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的奶汁养育大的。“刚开始时，他不吃我母亲的奶。”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回忆，“但渐渐地，他习惯了，只要他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我的母亲。”而据加丽娜·朱加什维利说，和叶格纳塔什维利家的孩子们分享同一个奶头的经历让“索索和他们成为了亲兄弟”。

索索很早就开始学说话。他喜欢鲜花和音乐。特别是当凯可的兄弟吉奥和桑德拉吹起都都克时，他都会手舞足蹈。格鲁吉亚人喜欢唱歌，而斯大林也特别喜欢唱那些摄人心魄的格鲁吉亚民谣。成年后的他对童年的最初记忆便是听见“格鲁吉亚人在前往市场的路上大声歌唱”。

贝索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收了学徒，还有多达10人的雇工。学徒中有一位名为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喜欢索索，曾经照看过他。据达托回忆，贝索“住得比我们同一行业的任何人都好。他们家总是有黄油吃”。在此之后，家境富足却成为了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为人诟病的污点。“我不是工人的孩子，”他承认道，“我的父亲开了一家鞋匠作坊，他雇用学徒，是个剥削者。我的家境并不差。”正是在此期间，凯可结识了玛利亚·特尔-彼得罗相和阿尔沙克·特尔-彼得罗相。特尔-彼得罗相家是富裕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以贩卖军火为生。而他家的儿子西蒙正是日后那位著名的攻袭银行的卡莫。

凯可深爱这个孩子，“就算我已经老了，我仍记得他刚刚学步时的样子，那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内心”。她和她母亲利用他对鲜花的喜爱教他学步：凯可拿起一朵甘菊，索索便会跑过去接住它。有一次，她带着索索去参加婚礼。索索看到了新娘头饰上的鲜花，于是把它摘了下来。凯可命令他把花放下，可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则高兴地“亲吻了男孩，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就知道怎样偷新娘了，天知道你长大后会偷什么。’”。

索索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满怀感激。她回忆说：“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总是在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母亲让索索变得特别：据弗洛伊德说，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索塞罗”——这是母亲对他的昵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

可是，虽然贝索的生意顺风顺水，却也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他的顾客经常以葡萄酒抵账。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特产，人们经常用它来替代钱币。令他的酗酒倾向更加严重的是，他把鞋铺开在了一个酒馆旁，而作为朋友的酒馆老板经常热情地招呼他来喝一杯。贝索交了一个名为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被流放的政治犯，很有可能是和民意党（People's Will）有关联的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时，这个组织曾多次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因此，斯大林从小就受了革命的熏陶。“我儿子和他交上了朋友，”凯可回忆，“波卡还给他买了一只金丝雀。”可惜的是，这个俄国人是个衣不蔽体的大酒鬼。有一个冬天，他醉死在了下雪的街道上。

贝索“无法停止酗酒。一个好男人被毁了”，凯可说。酗酒也破坏了他的生意，“他的手无法自控地颤抖，他不能缝鞋子了。他的学徒只好接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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