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中国民俗学会,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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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中国端午文化魂脉——中国端午习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兴)论文选试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问题简论（代序）
刘魁立
对于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质本真性问题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或许可以简化为保持本真性的问题。保护，是通过自觉的努力让遗产项目尽可能保持原有的属性，最起码的要求是，使该项目避免丧失基本的本来面目，因为丧失最基本的属性，该项目就不再是它自身。所以，保护工作是在理想的状态下尽可能保持原来最基本的固有属性。
有时，我们会使用“真实性”、“原生态”这些术语来比较文化事象在昨天和在今天两种不同的存在状况。这或许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做往往会使我们把文化遗产事象某个特定时间节点的存在状况作为基准，作为衡量所观察、所论述事象的原发的和理想的尺度。其结果便是不仅忽略了该事象既往长时间的历时演化过程，而且也切断了这一事物未来演变发展的广阔道路。
与通常习惯使用的术语“真实性”、“原生态”不同，基质本真性是一个更侧重历时性的范畴，因为本真性是一个关心事物自身在演进中的同一性的范畴。有时间维度才有先后时间里是否保持自身同一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的特性之一在于它的动态性，它是过程中的文化，它生命的活力就在发展演进当中。如果它不被历史抛弃，不像彗星般殒灭，成为历史的尘埃，它就会在运动中获得长久的生命。
如果用一个图示来表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的演进过程，那么，它仿佛是一条直线，由一个端点向另外一个端点延伸。应该说这条直线是一个面积，由于事象自身各种因素的消长、变化，这条线或粗或细的变化着，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文化事象在历时的演进中，总要不断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这条直线在现实中呈现出来的是一条曲线。
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从发生时起，经历长时间的历时进程，或丰富，或弱化，或变异，它永远不会停滞在完全相同的状态下，总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展现着自己强劲的生命力。
我通常不愿意使用国内现在很流行的“原生态”这个术语，我觉得这个术语，常常会使我们在意念中不自觉地消解事物的发展过程，而去追寻事物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现实存在。另外，“原生态”从字面上看，会造成一种印象，这里着重言说的是对象的表现形态，而没有特别指出它的本质。
我们假定，有一个非物质文化事象，它是从唐代逐渐形成一直发展到今天，如果用图示的办法加以表现的话，假定原来是正方形的，那么到现在呢，我们认为，正确的所谓“原生态” 应该仍然是正方形。但是我们知道，除了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之外，还有外部的条件对它的影响，两种力量的折冲交错、相互影响，综合起来使它不断地变形。这样，最初的方形就变成了菱形或其他不规则的多边形，最后表现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圆形。这和最初形成时期的原始状态的正方形已经相去很远了，几乎看不到初始状态，或者不完全能够体现它最初的痕迹了。
这时，我们就会面对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变化了的事物还是它自身吗？究竟是什么因素“规定”它变成与原来事物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新的事物，我们称这一决定性的属性为“本真性”。
我这里所说的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文化是与特定人群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表征这个人群、代表这个人群的作用；反过来说，文化又见证这个人群，成为这个人群的身份标志。
构成本真性的基本要素是该事象的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形态和作为主体的个人、社群、族群对该事象的价值评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来说，本真性是它的真髓，是它的灵魂，灵魂在，则事象在；灵魂变了，则事象也随之变了；灵魂的消亡意味着事象生命的结束。
这仅仅是一个比拟。这个表示基质本真性的三角形实际上弥漫在整个变化了的图形当中，隐含在它众多的内部蕴含以及表现形态中。
人的变化、社群的变化带动着文化的变化。文化会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文化保护的问题。基质本真性的概念是在承认文化在变化的同时，保证文化的变化保持在一个同质限度之内。基质本真性的概念并不无视尤其并不反对文化的变化、创新，而是在承认社群自身有进行文化调适、文化创新的正当性的情况下，保证文化事象基本的一致性。文化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变化不失其基质本真性，只要文化事象的基本功能、该事象对人的价值关系不发生本质改变，就是可以正常看待的。文化的变化和演进，有它自身的规律。在这规律当中，自然也包含着外部影响的因素。但任何人为的违背规律的“催化”都将损害文化事象的正常生命进程。关注事物本真性正是将保护和发展这样两个似乎对立，但却完全统一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达成辩证的统一。
当今时代，“功利”常常会压倒“意义”，这往往会使我们在功利面前，短视地把为文化发展提供助力的传统文化作为追逐功利的手段。在这时候，尤其要特别关注保护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刘魁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
明代端午考
常建华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
中国古代把五月特别是夏至节气视为不太吉祥。《礼记·月令仲夏》讲夏至：“阴阳争，生死分。”东汉郑玄注：“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唐孔颖达疏：“死生分：阴气既起，故物半死半生。”《礼记·月令》进而提出君子要斋戒掩身，节嗜欲声色、慎刑等。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把五月看做阳气到达端点而亏、阴恶的害虫萌生之日。《四民月令》注中有“夏至姤卦用事”之句，反映出古人对端午的认识同夏至观念相关。《易经》中的姤卦为瘙椝，孔颖达《正义》：“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姤。”农学家缪启愉先生解释说：“‘——’代表阴，‘—’代表阳。五条阳爻底下伏着一条阴爻，表明阴象已经在潜伏滋生。北半球夏至，昼最长，夜最短；过了夏至，夜就开始较长，即古人所谓‘夏至一阴生’。这正是姤卦所表示的现象。”（缪启愉：《（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也就是说，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双五相逢，被古人看做最不吉利的恶时，而这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
有关端午节的讨论很多，我自己也有论述（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端午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7—143页。），这里想以明代地方志的风俗志为基本资料，结合笔记、文集等资料，就明代端午节的基本状况作一实证性研究。
一、医药卫生之俗
事实上，至晚在战国时，北方人就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是以药克毒。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记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端午采药之俗直到明代仍十分兴盛，人们认为端午节特别是午时所采的药格外灵验，如弘治苏州府《太仓州志》记载，该日“午时收百草为药”（为从简，本文中所引方志不注卷数及其篇目，资料详细出处与版本请参见文后《征引明代地方志一览》。又，方志名称前的省别为现代行政区划所称。）。嘉靖浙江《山阴县志》说端阳日“其日多禁忌，采药者率以其期”。崇祯浙江《嘉兴县志》说：“五日为端阳节（阳者火德，离明之时，五之中数正相值也），祀先收药草（五日百草木叶皆灵，宜多采取备用）。”明代端午采药之俗分布甚广，除上引江浙方志外，请看以下地方志记载。嘉靖河南《尉氏县志》：“其日午时采百草为药，并贴符禁。”嘉靖江苏《江阴县志》：“午正蓄采百草备毒。”嘉靖安徽《池州府志》：“采百药。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闽书》说端午：“出城收采诸药品。”万历《贵州通志》：“午时采药一枝箭类蓄之，以治诸毒。”其实端午药俗是多种多样的，嘉靖安徽《石埭县志》将之分为三类：“烧苍术丹（云辟瘟气），采药物（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捕乌蛇（俗以午月午日时捕蛸乌蛇酿药物）。”端午造药习俗中“捉蟆”受到重视，嘉靖河北《广平府志》说：“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嘉靖河南《归德志》记载：“取虾蟆噙墨备涂肿毒。”连皇宫也有此俗，《帝京景物略》记端午日“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也。其法，针枣叶，刺蟾之眉间，浆射叶上，以蔽人目，不令伤也”（（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万历山西沁州《沁源县志》记载五月五日“采百草，熬膏药，侵晨捉虾蟆，法师练咒有验”。嘉靖陕西《平凉府志》记载有“采百药造曲”习俗。
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还有沐浴。此俗起源甚早，战国时代已有明确记载。《楚辞》讲：“浴兰汤兮沐芳华。”直到明代，嘉靖福建《仙游县志》记载：“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仍保留端午沐浴之俗。
以菖蒲、雄黄酒辟毒是又一积极措施，此亦古俗，明代较为流行。明人认为饮雄黄、菖蒲酒可以辟邪解毒，如嘉靖浙江《山阴县志》说端阳日“家设菖蒲，置雄黄其中”。崇祯《嘉兴县志》说：“饮雄黄、菖蒲酒（雄黄、太阳之精，能辟诸邪，解诸毒；菖蒲亦能囗鬼足，杀诸虫）。”崇祯《乌程县志》也说：“以菖蒲、雄黄泛酒。”崇祯广东《肇庆府志》记载端午“饮菖蒲”。也有明人认为饮菖蒲、雄黄酒有助于长寿。如嘉靖《汀州府志》记载：“饮酒。午日侵晨，磨雄黄和草药于酒饮之，以辟邪气，及午供养祖先毕，则切菖蒲泛酒，大小胥庆，盖以菖蒲能延年故也。”万历《贵州通志》也记载：“取菖蒲细切，拌以雄黄，谓之续寿酒。”将菖蒲、雄黄酒涂在小孩的面颊等身体各处，以及洒于墙壁、角落，也是辟毒的形式。崇祯《嘉兴县志》说：“午日泛菖蒲于雄黄酒中，各以余酒染颜、胸、手足心，以辟邪毒，洒之墙壁门窗诸处，以辟蛇虫。”北方亦有记载，崇祯山西《霨州志》说天中节“饮菖蒲雄黄酒”。
二、饰物辟邪
端午辟恶的习俗还有以饰物禳除灾祥，它表现在人们佩戴和家门装饰两方面。门饰禳毒之物主要是艾，《荆楚岁时记》说：“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艾有药用价值，以艾草所束人形悬门上，可把守门户，辟除毒气。明代门饰艾人仍旧，还有艾虎，如嘉靖《萧山县志》记载：“端午，是日家供艾及菖蒲于香案，或悬艾人、艾虎于门。”崇祯广东《肇庆府志》记载端午“缚于门艾虎”。有的地方门上同时悬有艾虎与符箓。如弘治《太仓州志》记载该日“门悬艾虎或贴丹书符”。嘉靖浙江《山阴县志》说端阳日：“仍悬艾虎及彩符，云以祛邪恶。”还有插艾旗的，嘉靖《石埭县志》说：“插艾。端午各家门庭插之，以为艾旗迎福。”也有插艾叶于门的，万历《贵州通志》：“黎明插艾叶于门，以禳沴气。”艾之外，门饰菖蒲也比较普遍，崇祯《海澄县志》：“端午日，昔人取艾悬户，而菖蒲泛酒，今令艾与蒲共悬之，谓蒲似剑也。”蒲剑与艾虎搭配饰门也就构成了一种形式，嘉靖《罗田县志》：“端午悬蒲剑、艾虎。”菖蒲和艾是最流行的门饰之物，一些地区还门饰其他植物。《闽书》记载端午：“有则采楝木叶插之，谓可禁蚊；有则采桃叶插之，谓可辟疫，有则采菖藤悬户外，谓可禁蛇。”还有插柳枝的，万历《建阳县志》：“五日，缚艾人悬蒲桃、柳枝于门。”北方亦有记载，万历沁州《沁源县志》记载五月五日“悬艾虎于门庭”。崇祯山西《霨州志》说天中节“悬艾虎”。
汉代有门饰印五色桃木板辟邪吓鬼之俗，如《后汉书·礼仪志中》所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五色印”后世演化为道教符图等，明代门上有贴符之俗，如《帝京景物略》：“家各悬五雷符。”（（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万历《嘉兴府志》：“端午，家悬神符，瓶插葵艾。”崇祯《常熟县志》讲端午“门楣多贴灵符”。也有门饰道家张天师画像的，如嘉靖河南《太康县志》：“悬天师像，书门对，采艾枝插门两旁。”
端午节人们在身上要佩戴一些饰物。汉代流行以五色丝系臂的习俗，《艺文类聚》卷四引《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生病瘟，亦因屈原。”还说以五彩丝臂叫做长命缕，又名续命缕、辟兵僧、五色缕、朱索等，并解释道：“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以五色丝系臂在明代端午节盛行，崇祯山西《霨州志》说天中节“挂续命缕、辟兵符”。将挂续命缕与辟兵符并列，或许是由于这里地处长城边陲一带，战事较多，所以强调辟兵。有的地方头上戴符，如弘治《太仓州志》记载该日“幼稚多以彩绒系符牌悬于髻”。崇祯广东《肇庆府志》记载端午“男女戴朱书篆符曰辟邪”。万历《扬州府志》：“臂系五色丝即续命缕也。”弘治《温州府志》：“童子以五色线系臂，名曰长命缕。”或者将五色丝线称为“百岁索”，即长命百岁之意，嘉靖《清宛县志》讲：“以色丝系小儿颈腕，名为百岁索。”索也可套在脖子上。《帝京景物略》将这种系颈之索称之为“端午索”：“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者，若锁者，曰端午索。”“百岁索”往往称为“百索”，万历《建阳县志》：“小儿系百索，谓能辟邪，即长命缕也。”万历沁州《沁源县志》记载五月五日“民间系花索于手足”。
南方人还有佩“健人”的。万历《秀水县志》：“妇女制缯为人形佩之，曰健人。”艾虎、茧虎也是佩戴之物，嘉靖《萧山县志》说：“女子以茧作龙虎，少长皆佩之，欲如龙虎之健。”万历《会稽县志》：“佩则用艾虎及彩符，云以辟恶。”香袋也是佩戴之物，万历《新昌县志》：“佩香囊艾虎。”万历《儋州志》：“男妇系香袋，儿女彩索缠臂。”端午戴符者也不少，如万历《扬州府志》：“儿女佩丹符。”万历《和州志》：“小儿佩寿源道符。”嘉靖《太仓州志》：“若道士所送画符，必粘之墙壁；其丹书小符，儿女皆佩之，以为辟邪。”弘治《将乐县志》：“其男女幼者戴赤灵符。”这些佩戴符的，有的干脆将符缝在衣服上，如嘉靖《萧山县志》就说端午“绣符缀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衣饰辟恶还有其图形，如《明宫史》火集说“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嘉靖陕西《平凉府志》记载有“画五毒”习俗。
端午头饰也是一项习俗。《帝京景物略》说：“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春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所记很有概括性，小纸符与佩戴符属同一类型之物。所谓五毒，《宛署杂记》记载：“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七《民风一·土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至于瑞花草，往往是指石榴花。一些方志记载了头簪之物，嘉靖《真阳县志》：“簪艾叶榴花。”正德《姑苏志》：“长者簪艾叶、榴花以辟邪。”嘉靖《太仓州志》：“又取蚕茧剪虎簪于鬓，儿女辈以彩绒结符牌簪之，更为工巧。”这些方志的记载与《宛署杂记》所说大致相符。《太仓州志》中有簪茧虎记载，而《闽书》所引《漳州志》说：“以茧作虎子，贴额。”看来茧虎在端午习俗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物。
朝廷在端午有赏赐京官饰物之举。赐有宫扇，竹骨纸面，俱画羽毛；彩绦一条，五色线编成，须头作虎形；彩杖二根，长尺许，五色线缠绕；艾虎二幅，纸方尺许，俱画虎并百脚诸毒虫（（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江阴汤大理恩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页。）。
三、竞渡争胜
明代南方端午有竞渡之俗。楚地的竞渡仍保留着救屈原的传说，如万历湖南《慈利县志》：“五月端午，邑人刳龙舟，飞囗伐鼓，多桨星驰，谓之竞渡，又谓之救屈原，薄暮乃已，初十日亦然。”嘉靖湖南《常德府志》：“各坊市割木为舟，长十余丈，柒五色，选善囗者极竞中流。旧时名为屈原，近则因争胜负。”其他省区谈到竞渡之俗时，极少提到屈原。在吴越之地，万历上海《嘉定县志》：“端午有龙舟之戏，具五方之色，多蒿师为之。”嘉靖安徽《池州府志》：“端午竞龙舟。小民乘楚俗吊屈原余俗，划龙舟为竞渡之戏。”这里提到楚俗的影响。弘治浙江《温州府志》：“是日各分造龙舟竞渡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以从其俗是也。”这里把“祈年赛愿”作为竞渡的目的。闽赣也是盛行竞渡的地区，江西方志所记，如嘉靖《铅山县志》：“端午节，为竞渡之戏，彼此角力争胜，闻有相搏而囗殒者，今官府率禁止之。”正德《建昌府志》：“观竞渡，好事者家持酒肉劳之，谓之赏标。”嘉靖《南安府志》：“里人造龙舟竞渡，夺标取胜，两岸聚观如堵。”崇祯广东《肇庆府志》记载端午：“竞龙舟视先后为胜负，或有溺者。”福建人黄仲昭的诗句反映出龙舟竞渡的流行，所谓“也随时俗看龙舟”、“请看群龙纷竞渡”（（明）黄仲昭：《未轩文集》卷一一《己未端午同吴继学方子大诸君游东岩二首》。）。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方志对竞渡的记载，崇祯《海澄县志》：“所在竞渡非惟屈原，亦以辟邪，无贵贱咸买舟出游中流，箫鼓歌舞，凌波，捷者夺标而游，狂呼遍人焉。”崇祯《尤溪县志》：“斗龙舟以祛瘴厉。”笔者认为辟邪、祛瘴厉表达的是竞渡的原始意义，纪念屈原是后世附加的（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至于拯救屈原的故事，最早记载也只在六朝。”见《端午考》，收入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63页。）。另外方志中记载竞渡不限于端午，说明竞渡非为屈原而兴，如嘉靖浙江《山阴县志》说：“夏至祀先祖以面，乡人竞渡于通津，衣少儿衣，歌农歌，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万历浙江《会稽县志》的记载于此除了个别字外相同，只是加上了“观者如堵”一词。看来端午的起源与夏至有关系。明代四川也有端午竞渡活动，嘉靖《洪雅县志》：“端午，则饰龙舟竞渡为水嬉。”这里把竞渡视为水上游戏。
明朝政府曾对竞渡采取过禁止政策，前引嘉靖《铅山县志》中记载是一个证明，类似的记载方志中不少。例如，弘治《温州府志》说竞渡“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近来官府虽有禁，而人心技痒不能禁，庸非俗使然也”。嘉靖《常德府志》也说：“近则因争胜负，至殴伤溺死者多矣，虽有明禁，而人心技痒，不能捉之，大抵各处亦然。”万历《湖广总志》讲到竞渡时说：“楚地滨水郡县，至今为俗，然有三害：破财一也，起斗争词讼二也，不幸覆舟殒伤性命三也。细民乐为之，官府终不能禁。”看来竞渡往往会引起斗殴、溺水之事，政府有禁令，但竞技性娱乐非常吸引人，“人心技痒”追求娱乐，政府终不能禁（关于竞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请参见陈熙远《竞渡中的社会与国家—明清节庆文化中的地域认同、民间动员与官方调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9卷3分，2008年。）。
四、角黍食俗
明代端午节食俗为吃角黍，即粽子。有关粽子的最早文献记载，是晋周处《风土记》，《太平御览》卷三一引该书：“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同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粟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秫蓼，名曰俎龟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从文中阴阳尚包裹未分之象的意思看，它是指夏至阳气之至极，阴气之始至，角黍最初应当是夏至的食品。粽子用菰叶包米而成，外形有角，故名角黍。南朝梁《荆楚岁时记》说夏至节这一天吃粽子，更能证明此点。后世广为流传的说法，端午食粽是为了屈原，见于梁吴均的《续齐谐记》。正如日本学者中村乔认为的那样，这个故事是神馔祭水神行为的传说化，粽子所用楝叶、五色丝是具有辟邪力的东西，以守卫神馔。（［日］中村乔：《中国岁时史の研究》，日本朋友书店1993年版，第586页。）湖南沅湘流域的粽子是一种筒粽子，食粽习俗兴起于长江以南地区。
明代端午食粽习俗在南方十分流行。如弘治《太仓州志》记载该日“餐角黍”。嘉靖江苏《江阴县志》：“端午以菰叶裹黏米，煮为角黍。”嘉靖浙江《定海县志》：“为角黍、骆驼蹄糕祀其先，亲戚各相馈送。”嘉靖浙江《山阴县志》说：“端阳日以角黍相馈遗。”嘉靖安徽《石埭县志》：“端午日，以箬裹粽食之，各相馈送，盖仿楚俗吊屈原遗意。”嘉靖湖北《归州志》：“采药叶包糯米为角黍，致馈亲朋。”嘉靖湖南《常德府志》：“先是用箬叶裹米为粽，如羊角形，彼此相馈。”正德江西《新城县志》：“先数日用箬叶裹米为粽，俟此日祭先。”正德福建《顺昌邑志》：“先日各以箭竹叶或菱草叶裹糯米煮之，谓角黍；并且牲酒泛以细切菖蒲祭祖先暨家神，祭毕邀亲族乡邻，举家大小宴款，谓之饮菖蒲酒；其远亲各先期以角黍牲酒互相馈送，谓之送节，亦俗之所重也。”崇祯广东《肇庆府志》记载端午“馕角黍”。由上述方志记载可以看出，明代流行以箬叶包裹糯米为粽，一般称为角黍，不仅家人吃，还要赠送亲戚朋友，而且要用角黍祀祖。
北方地方志也有食角黍的记载。嘉靖山西《荣河县志》记载：“端午悬艾虎，包角黍，戴葵榴。”万历沁州《沁源县志》记载五月五日“造角黍相馈送”。崇祯山西《霨州志》说天中节“食角黍”。
五、女儿节俗
端午节也称“女儿节”，有“追节”的活动。沈榜《宛署杂记》称：“五月女儿节。……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七《民风一·土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据此则女儿节俗有两项，一是打扮小闺女，二是出嫁女回娘家。另据其他地方志记载，则端午节除出嫁女归宁外，已定亲而未成婚的夫家要赠女家礼物。例如嘉靖河北《隆庆志》：“已嫁之女召还过节，未嫁之女夫家馈以彩币等物。”嘉靖河南《沈丘县志》：“如婚姻者，多以币帛美果相赠，女未嫁婿家赠之，以重其妇女，已嫁女家赠之，以重其女，谓之追节。”追节之俗尤以河南方志记载详细，看来盛行于中原。嘉靖湖南《常德府志》所记追节有所不同，是亲邻间互赠礼物：“亲邻则加以牲醴鞋袜之类，谓之追节。”追节之俗在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具有特殊地位，正德陕西《朝邑县志》：“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迎女之已嫁者。”端午追节是这一系列特殊日子中出嫁女归宁的第一个节日。
万历沁州《沁源县志》记载五月五日“隆师逆女”。除了迎接出嫁女归宁外，还有尊师的活动。
闽浙地区还有五月四日过节的情形，但两省节日来历的说法不同。弘治浙江《温州府志》说：“独平阳、江南初四日做节，谓重四。昔宋小王是日经过其地，民包角黍享之。至今传以为俗。”万历福建《福州府志》：“相传端午为王审知忌辰，故俗遂罢节事，至今郡人犹用初四为节日。”嘉靖福建《福宁州志》记载此地端午节军民各异：“民以四日，军以五日。”《寿宁待志》留下了这种“民四军五”的解释说法：“端午以四日为之。相传国初，民与兵争市肉至相杀，自是民间先一日作节。而旧志云避闽王死忌，未知孰是？”
此外，弘治苏州府《太仓州志》记载该日军人有另外习俗“武臣则率子弟于校场走马射柳”。而万历沁州《沁源县志》记载五月五日“是日挂楮钱于夏田”。
六、端午宫俗
明朝宫廷也重视端午节，成为典仪之一。永乐间端午节，成祖朱棣喜欢到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四《圣子神孙》。）。翰林儒臣皆小帽曳撒，侍从以观。观毕，各献诗歌词，皇帝“亲第高下，赏黄封宝楮有差，至宣德间犹然”（（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
从宣德到弘治，“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糉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主要事项有吃糕糉、观武臣射柳、看划龙船等。其中英宗时代，正统年间大臣杨荣在端午节观看了打马球、射猎等表演，杨荣填词《西江月》作《端午赐观击球射柳五阕》，描写了端午节“香蒲泛酒艾旗悬”、“臂间长命彩丝缠”、“处处龙舟竞渡”、“球飞仗击争先”、“柳外争夸中的”、“令节新颁宝扇”的节日景象（（明）杨荣：《文敏集》巻一。）。天顺三年端午节，英宗许臣下观看马技表演，大臣韩雍赋诗《赐游后山观走解》以记盛事（（明）韩雍：《襄毅文集》巻二《七言古诗》。）。天顺五年端午节，英宗赐文武侍臣以扇，有御制七言古诗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六《北京十景》。）。成化年间，及端午节，赐阁老织金麒麟大红纱各一端，并赐以镶金玳瑁带。
万历时，五月端午仍然赐百官吃粽子，端午还射柳南郊。（（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淹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册，第902页。）宫中端午斗龙舟，插柳，由钟鼓司太监负责（（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端午也挂天师像（（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九《内臣佩服纪略》。）。
七、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搜集了明代南北两京以及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的地方志资料，大致涵盖了明代南北汉族主要居住地区，具有广泛性，基本上揭示出明代端午节的概貌。
杭州的端午节反映了当时端午节概貌。我们来看时人的综合性记载：“端午为天中节，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剪皮金为百虫之像，铺其上，却以葵榴、艾叶，攒簇华丽，或以彩绒、杂金线缠结经筒符袋，互相馈遗，僧道以经筒轮子、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香囊、雄黄、乌发、油香送于常所往来者，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揭之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蟆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以辟蛇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GA996）《熙朝乐事》。）
明代的端午节是大型的节日，节俗的内容丰富而且地域色彩较浓。端午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有数种说法，从明代端午节的医俗、辟恶装饰、竞渡、角黍等习俗看，端午节是在夏至节基础上，由恶月恶日观念与远古竞渡习俗、祭水神习俗结合，在屈原故事的推动下形成的。
附录：征引明代地方志一览（以《明史·地理志》行政区划为序）
一、京师
嘉靖《清苑县志》卷一《乡社·附风俗》（天一阁续编）
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六《风俗志》（天一阁选刊）
嘉靖《隆庆志》卷七《人物·风俗附》（天一阁选刊）
二、南京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GA996）《风物志》（北图珍本）
正德《姑苏志》卷一三《风俗》（天一阁续编）
崇祯《常熟县志》卷三《风俗·节序附录》（南开大学藏精抄明崇祯十二年本）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风俗》（四库存目）
弘治《太仓州志》卷一《风俗》（日本藏续编）
嘉靖《太仓州志》卷二《风俗》（天一阁续编）
嘉靖《江阴县志》《风俗纪第三·习尚》（天一阁选刊）
嘉靖《池州府志》卷二《风土篇》（天一阁选刊）
嘉靖《石埭县志》（华东卷）
万历《和州志》（华东卷）
三、山西
嘉靖《荣河县志》卷一《风俗》（稀见汇刊）
崇祯《霨州志》卷一《风俗》（日本藏续编）
万历《沁源县志》卷一《封域·风俗》（日本藏续编）
四、河南
嘉靖《太康县志》卷四《礼乐》（天一阁续编）
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岁时》（天一阁选刊）
嘉靖《沈丘县志·岁时》（天一阁续编）
嘉靖《归德志》卷一《舆地志·风俗·节序》（天一阁选刊）
嘉靖《真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天一阁选刊）
五、陕西
正德《朝邑县志》卷一《风俗》（四库全书）
嘉靖《平凉府志》卷二《风俗》（四库存目）
六、四川
嘉靖《洪雅县志》卷一《疆域志·风俗》（天一阁选刊）
七、江西
嘉靖《铅山县志》卷二《风俗》（天一阁续编）
正德《建昌府志》卷三《风俗·四时土俗大略》（天一阁选刊）
正德《新城县志》卷一《地理·风俗》（天一阁续编）
嘉靖《南安府志》卷一（GA996）《礼乐志·岁时节物习尚》（天一阁续编）
八、湖广
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四库存目）
嘉靖《罗田县志》卷一《地理志》（天一阁续编）
万历《慈利县志》卷六《风俗》（天一阁选刊）
嘉靖《归州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天一阁续编）
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天一阁选刊）
九、浙江
万历《嘉兴府志》（华东卷）
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岁时俗尚》（日本藏）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风俗》（南开大学藏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崇祯《乌程县志》卷四《风土》（日本藏）
嘉靖《山阴县志》卷三《风俗志·岁时》（日本藏续编）
万历《会稽县志》卷三《风俗》（天一阁续编）
嘉靖《萧山县志》卷一《风俗》（天一阁续编）
万历《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岁时》（天一阁选刊）
崇祯《宁海县志》（华东卷）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风俗·岁时附》（天一阁续编）
十、福建
万历《闽书》卷三八《风俗志》（四库存目）
万历《福州府志》卷四《舆地志·土风·节序》（日本藏）
嘉靖《仙游县志》卷一《舆地类·风俗·岁时附》（日本藏）
万历《建阳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日本藏）
崇祯《寿宁待志》卷上《风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
弘治《将乐县志》卷一《地理·风俗·岁时附》（天一阁续编）
崇祯《尤溪县志》卷四《风俗》（日本藏）
正德《顺昌邑志一卷》《风俗志》（天一阁续编）
嘉靖《汀州府志》卷一《风俗·岁时》（天一阁续编）
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一《风土志·岁时》（日本藏）
嘉靖《福宁州志》卷一《风俗·节事附》（天一阁续编）
十一、广东
崇祯《肇庆府志》卷九《地理·土俗》（日本藏续编）
万历《儋州志》天集《民俗志·节序》（日本藏）
十二、贵州
万历《贵州通志》卷三《贵阳府·风俗》（日本藏）
注：版本简称说明（1）天一阁选刊：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2年。（2）天一阁续编：上海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990年。（3）北图珍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988年。（4）日本藏：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0—1992年。（5）四库存目：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997年。（6）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1995年。（7）日本藏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2003年。（8）稀见汇刊：中国书店影印《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1992年。（原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山东大学主办《节日研究》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收入本论文集征得了《节日研究》同意，特此鸣谢）（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
端午节俗的生态情缘及其精神魂脉
陈勤建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或“端午节”。端是“开端”、“初”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中天等。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我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许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是其中更为别致的一个。如今，我国政府已正式恢复端午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端午节究竟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重新将它定位在国家的节日。我以为，端午节是我国先民顺应天时地利而形成的独特的生态情缘，其间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概括之，端午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季节性自然保健卫生节。在历史长河中，它不仅包含着全民健身、防疫祛病、辟瘟驱毒、祈求健康的民俗意义，还被赋予了不畏自然和社会的险阻，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等诸多文化内涵，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弘扬爱国主义和传统民俗文化的盛大节日。此外，从深层文化角度来看，端午节还蕴含着我们的先辈对天、地、人——身体和心灵融合的感悟、调和、调适的精神文脉。它是我们先民所创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一朵奇葩，是多元文化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力量。我们今人对此要深切认识，保护珍惜。
一、端午节俗的生态情缘
端午节俗是怎么形成的？首先，端午节是我国远古时期“春俗”衍化发展的文化结晶，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为健康发展，对生存地生态环境的深切体验，自然调适，真情祈愿。
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怎么来的？它们不是我们先民在原始生活的狂野中，胡思乱想蹦出来的。传统节日，本是先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对宇宙生命（天体运行、万物生长）与人体生命节律交织的心灵感悟和文化展演。端午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它的形成与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相应。地处北半球温带区域的我国，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广大地区有着明显的季节分野。在远古，我们的先人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已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他们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和植物生长一岁一枯荣的特点，先有了岁—年的感悟和春播秋收两大节令的认知。其时，人们对年的时序季节只有春、秋两季。远古的先民的生产生活，大致是随大自然春秋季节风候节律而动。《诗经·幽风·七月》：“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透露出在商周时期，耕作生活，唯有春秋季节的信息。故时年历史，便以“春秋”冠之。孔子写历史，称为“春秋”，也是由此而来。后来，人们对气候的认识深化，再由春秋分出冬夏二时。故古书上四时顺序，不是“春夏秋冬”，而是“春秋冬夏”。《礼记·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即是佐证。端午就是春俗衍化出夏俗的一个节点。《诗经》等古文献对我国古代的春俗活动有大量的记载和描述：届时，人们纷纷从居住地外出，沐浴自然，去春水祓禊求子，迎春风嬉戏歌唱，奔春野传情求偶。一直延续到今天民众喜闻乐见的春游、踏青活动。春俗后来衍化出多个节日，如泼水节、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等。端午节是我们先人对宜人宜物自然风候的亲切感受和真心爱戴。这是一种感悟生存而由衷激发的自然信仰。这种自然信仰，内含着我们古人对天、地、人三者和谐关系必要性的真切信念。人从纯粹的自然物中走出，总体上还是自然的，离不开自然的呵护，也需要自然持续不断的亲切恬美的眷顾，而不是像今年（注：指2008年）一月份，自然界那种不合时宜的席卷南中国的灾难性暴风雪、冷冻雨。
具体到端午节俗的情缘，历代有不少说法。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任副主编在编著《中国风俗大辞典》时，在“端午”词条中做了归纳，大致如下：（一）纪念屈原说
此说最早见于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艺文类聚》卷四）：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襄阳风俗记》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与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的主旨则无二致（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也。
纪念屈原说是最为流行的解释，在如今的普通百姓当中几乎已成为常识。然而早在隋代，已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隋杜公瞻注：“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现代学者已无人相信这种附会的传说。主要原因在于记载端午风俗的早期文献中以辟邪说加以解释，并未提到屈原之事。而且即使在后世，有些地方仍不知端午与屈原有何关系。辽宁《绥中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五日为端午节，今为夏节。民间只知食角黍，饮雄黄酒，插蒲艾于门，并与女儿系五色线于颈臂，实不知当日灵均故事也。”说明纪念屈原说是端午节流行既久之后才附会上去的。事实上屈原何时投水，史无明文，后世说成五月五日自投汨罗江恰好暴露了牵附的实质。
所以，屈原说虽流布范围广，但是并不能作为端午节最初的起源，只是后人逐渐将屈原之死附会杂糅到节日内涵中来的。（二）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夫，被吴王赐死，投于江中，遂为涛神。曹娥是东汉时期的孝女，为拯救迎涛而溺水的父亲，投江而死。最早记载此事的是汉末邯郸淳写的《曹娥碑》（《丛书集成初编》本《古文苑》卷一九）。其文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五（伍）君（宋章樵注：伍子胥为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
这里面有两点可资与端午节比附的因素：一是“五月”这一时间，二是“迎五君”这一事件。到了东晋虞预的《会稽典录》（《艺文类聚》卷四），所记曹娥事已将迎涛神的事件具体化为“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隋杜公瞻引《曹娥碑》亦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这说明隋唐之时可能已有端午节是为纪念伍子胥或曹娥的说法。《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五一引《云梦县志》云：“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称娥为游江女娘）及瘟司、水神像。”云梦为屈原故乡，然其地端午节屈原、曹娥及瘟司、水神并祀，可知在端午的起源传说中曹娥已占有一席之地。民间传说中进而把伍子胥与曹娥说成父女关系，使若即若离的两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杨水生编《中外民间节日》介绍说，伍子胥被投进钱塘江后，“钱塘江便常常掀起怒潮，汹涌澎湃的怒潮直冲入越国境内，人们说是伍君显灵。他的女儿曹娥便在这天（指五月五日）驾舟迎潮，拜见父君。人们出于对伍子胥的崇敬和对曹娥的同情，便驾舟相伴，后来发展成群众性的竞舟活动”。从上面的考述可以看出，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是逐渐形成的。邯郸淳写的《曹娥碑》旨在表彰曹娥的孝行，与端午节无关，所以将“迎五君”的时间笼统地说成“五月”。“迎五君”大约就是观潮时的戏水表演，这在后世仍很流行。宋潘阆《酒泉子·忆馀杭》词：“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观潮》记八月既望至十八日钱塘观潮时的戏水表演云：“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曹娥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位“披发文身”的弄潮儿，表演时不慎溺水而死。潮水是因月亮和太阳对地球的吸引力所造成的。农历每月初一及十五前后，太阳、月亮和地球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太阳与月亮的引力合在一起，对地球的吸引力比其他时间要大，所以初一及十五前后的潮汐特别大，弄潮表演就选在大潮来临的时候举行，因此，曹盱迎伍君不是初一就是十五前后，不会是初五。《隋书·地理志下》记述了有关屈原投江的传说，原文是这样的：
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湖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这里将屈原投江的时间说成望日而非五日，这是因为这一传说的目的在于解释竞渡的由来。
此二说基本和屈原说一样，都不能作为端午节的源起，但是这些历史人物以其精神价值介入到端午节，对于丰富端午的节俗和文化内涵起着莫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仅为辟邪保健为目的的端午节，因祭祀纪念屈原、伍子胥、曹娥等历史先贤人物等行为的渗入，开始从单纯的人与自然节律的关系转向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其中渐渐渗透了人们的道德判断等观念，并渐渐赋予了端午节更加丰满的精神内涵。（三）辟邪说
这一说法是端午节起源诸说中最先提出来的。《玉烛宝典·五月仲夏第五》引《风俗通》曰：“夏至、五月五日，著五彩辟兵。题曰‘野鬼游光’。俗说五彩以厌五兵。游光，厉鬼也，知其名令人不病疫。”《艺文类聚》卷四引《风俗通》作：“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厉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亦因屈原”句当系编者或是后人附益。《宝典》早于《类聚》，引书比《类聚》准确可信。纪念屈原说虽然在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中已见记录，但在与吴均同时的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只字未提，宗懔也仅说“令人不病瘟”，说明当时纪念屈原说还流行不广，不为宗懔所知，或被视为无稽之谈而未加措意。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五彩”条引《风俗通》也无“亦因屈原”句。隋杜公瞻在给《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作注时说：“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类聚》误将此杜注当做《荆楚岁时记》的正文，《御览》沿误，实则宗书未尝提及屈原。屈原说是辟邪说提出二百多年后才流行开来的。
另外，三国吴谢承《后汉书·礼仪志》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也。”（《太平御览》卷三一）“止恶气”的说法与“令人不病疫”是一致的，都是旨在辟邪。上引《云梦县志》中，端午所祭除屈原、曹娥之外还有瘟司。又河北《晋县志》（民国十六年印本）：“五日端午节……祭瘟神防疫。”（《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祭瘟神无疑也是为了辟邪去疾。
辟邪一说可以从端午习俗来得到佐证：（1）《荆楚岁时记》中说“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浴兰”即在放兰草蒸煮过的水中洗浴。晋习凿齿《与褚常侍书》（《玉烛宝典·五月仲夏第五》）中谈及端午节时说：“日与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沐浴戏处，感想平生，进（或作‘追’）寻宿眷，仿佛玉仪，心实悲矣。”可知端午沐浴，实有其俗。
兰草在古代民俗观念中有辟邪的功效。《御览》卷五九引东汉薛汉《韩诗章句》：“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执兰而拂除邪恶。”《后汉书·礼仪志上》“是月上巳”。梁刘昭注引《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这是针对《诗经·郑风·溱洧》诗而言的。诗中说：“士与女，方秉蕑兮。”毛传：“蕑，兰也。”于此可知兰草辟邪信念的古老。《楚辞·九歌》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浴兰汤”、“沐芳”即是用兰花等香草沐浴洁净身体以求辟邪。《神农本草经》是对先秦药物学知识的总结性著作（成书约在秦汉之际），其中提到兰草有“杀蛊毒，辟不祥”的药效。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中也说：“香兰乃香草，能辟不祥。”法国学者让·谢瓦利埃和阿兰·海尔布兰特合编的《世界文化象征辞典》中说：“中国古代，兰花与春节有关，用于驱除邪魔。”说兰花与春节有关，未详何据，但说兰花用于辟邪，信而有证。
民俗观念中有兰草辟邪的功能，而端午节有浴兰之俗，这就告诉我们，端午节原本是辟邪的节日。（2）端午节的习俗中包含辟邪意蕴的远非浴兰一端，其他像戴朱索、佩菖蒲、悬艾于门、饮雄黄酒、采制药物等，无不旨在辟邪除疾，正如辽宁《新民县志》（民国十五年石印本）中所说的：“盖是日为瘟神下界，种种设施不外祓除不祥之意。”
另外，在学术界还存有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
综上这些说法虽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透露了端午节俗的共同点，即与当地人为抗争或适应天时地利季节性的变迁相关，这种生存地的生态情缘是形成端午各种文化活动的真正的动因。当然，上述的各种说法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扩大和丰富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它们共同的汇融使端午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二、端午节俗的精神魂脉
我国节日文化丰富多彩，为什么独端午节可以成为四大节日之一并最终获得官方的认可被立为法定假日，我认为究其根本是端午节俗中的精神魂脉自远古至今一直在牵动着我们的心神，这魂脉如风筝丝线虽有时弱不可见，但终究没有把我们放逐天际。
首先，端午节是先民触景生情，对人生和生命一体化精神意识的独特理解和感受。
端午节在我们古人心目中是生命转化，万物由新生转入茁壮生长的最佳季节。我国先民在以农耕为主的生存环境里，植物周而复始的生命显现，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理解的神话思维。这就是，宇宙万物生命的永恒和一体化的意识。生命无所谓死，只有转化。翻开我国古神话的汇集《山海经》，少女溺水，化为精卫，大禹治水，化为黄龙，由此也就明白，为什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一类神性形象，千变万化，而绝不会死——永远消逝。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梁祝殉情后还会化为比翼双飞的彩蝶。我国传统民间传说故事中，充满了这类生命转化的说法，反映了国人心灵世界对生命本原性的思考原型。
春夏之交是万物生命转化的时机，另外，远古清明还未分化独立出来的季节性春俗，本身也是人生族群自身生命转化繁衍的大好时节。古春季习俗不是一种单纯观赏春色的娱乐活动，更多的是男女性爱交欢的盛大节目活动，或似可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风吹拂，冰雪消融，万物复生，被严寒冬天困在土垒房中的农夫也感受到了春的气息，纷纷出门，到河边洗涤冬季积下的污垢。在他们看来，水能洗去一切脏物，祓除一切不祥，此即上述的“祓禊”习俗。“祓”本字“拔”，言拔除、拂除病气之意；“禊”字就是“洁”字，言修洁、净身之意。两字都从“示”，表示这种行为都属于心意的祈愿。古人相信，不生子也是一种病气，为了解除这种病气或促进生育，他们便在万物萌生的春天，来到河边洗涤，除去一切脏物病气。然后，男女相互歌唱嬉戏，传情交欢。这是春的节律在人生理本能中引起的骚动。男女各自寻觅愉悦自己的情人，有意者就在春花烂漫的大地上如痴如狂。这种习俗到了《诗经》产生的年代，还是颇为盛行，男女青年都借此良机，闹春游乐，取笑调情，寻找意中人。《郑风·溱洧》曰：“溱舆洧，方涣涣兮；士舆女，方秉蔺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一一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一一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诗中“方涣涣兮”，《韩诗》说：“《汉书·地理志》引此诗，颜师古注曰：‘谓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以相赠遗，信大乐矣，唯以戏谑也。’”诗中“洧之外，洵訏且乐”，可以推想当时男女杂沓、狂欢极乐的盛况：众多男女相谑、互相馈赠，以示定情。有学者戏言，《诗经》中“春天＝水边＝恋爱”，如中国《礼记》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自汉以降，节俗依存，内容渐变，两情依依，秋波传递，被刻画上了文明雅趣的诗意：“踏青”、“游春”，仿佛与人情无关，唯有自然风光、明媚春色的欣赏了。与春俗相连的洗涤恋爱求子的“祓禊”之尚，也雅化为文人赋诗品酒的高雅游戏——“修禊”。晋代王羲之在353年与当时名士孙统、孙绰、谢安等四十余人，于浙江会稽境内兰亭“修禊事”，与会者临流赋诗，“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各抒怀抱，游目骋怀，怡然自足。原有的男恋女爱的浪漫风姿全不见了。民间大胆者，也只能悄悄来，像反映南宋世俗民情的《白蛇传》中白娘娘与许仙仗着神仙术，才放胆借游春逗情；一般的民众，在此节俗的举止也可想象了。而且，佛教传入，春俗三月三，又蒙上了宗教的外衣，成为皈教的善男信女进香许愿的吉日。这些情况，今天还在延续。现在的春游或三月三，在汉族地区，不外乎观赏春光和烧香拜佛，中间虽不乏情侣同游，情意绵绵，但与远古春俗专以结情侣、做爱已不可相提并论了。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端午节作为远古春俗的分流之一，除却春游怡情之外，随着时光流转渐渐丰富了自己独有的应和时节的习俗。
其次，端午节节俗是我们先民在与自然环境长期共存斗争中自我保护精神意识的体现。
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在广袤的土地上，各民族的节日因地因时四季呈现着斑斓多姿的节日习俗和每个节日独特的精神内核。端午节亦如此。我认为，端午节是我们先民在与自然环境长期共存中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
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节气上处于芒种之后，夏至之前。而夏至在传统中国尤其是汉代以后民众的观念里，是阴气上升、阴气与阳气开始争斗的时节。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和支配，在无力与自然相抗的情势下，为自保身心康健安全，谨慎辟忌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态，很多地区因此而出现了“躲午”的习俗。夏至和端午，时间上虽有差别，但偏重于天文物候的夏至节气对端午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如《风土记》对此即有“俗重端午与夏至同”的说法。作为季节转换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令，端午在传统中国民众的辟疫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人们认为端午与夏至时节阴阳二气激烈争锋，暑毒盛行，汉朝时就流行着“此日盖屋，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等种种禁忌之说。为达到祭祷消灾的目的，南北朝时期的荆楚之地，人们在端午之日争踏百草，采摘像人形的艾草挂于门户，臂上还系有被称作“百索”或“长命缕”的传说可使人不染瘟疫的五色丝织品。唐时，扇在此日作为相互赠送的物品，也含有辟瘟之意。宋人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提到竞渡是一种送瘟的仪式：“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擢鼓者，或为草船泛之。”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端午的种种意象，在古代都被赋予了更多辟瘟、消灾、保健身体的意义，是先民在生活生产中逐渐累积的生活经验，更是对生命的珍视和自我保护。
五月，南北各地都相继进入温暖多雨季节，尤其江南地区浸淫多雨，多阴霾不正之气，蚊蝇孳生，百虫出动，是流感、腮腺炎、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易发季节，这也是古人把五月称为恶月、毒月的原因。据文献记载，五月初五正是九毒之首，为了驱邪祛毒，于是古人想出许多办法来防病强身，端午节便成了人们打扫卫生和“压邪”之日。为此，家家户户有挂艾叶、菖蒲、食粽子、饮雄黄酒等习俗。
这些习俗，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种很简单但又很实用的办法，来达到我们除病、除疫、保健的功能。比如粽子，在古代，甚至在今天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它是一种最好的干粮。我前几年在浙江衢州乡间搞调查，立春过后，当地农民在祭春那天做了许多粽子，挂在家里的竹竿上面，有的一串一串地挂在房梁上。我感到纳闷，端午节还没到，做这么多粽子干什么？农民告诉我，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拿它当干粮。做好的粽子一般放在通风的地方，一个月都不会坏，农民下地劳动带两个粽子，带一壶水就走了，比做饭还容易。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生活的需要，所以从整个习俗来讲，它都是一种我们生存方式和生存智慧的展现。
端午习俗中，还保留许多古老的东西，比如说“赶鸭子”。我们的许多报道可能没有注意到，“赶鸭子”实际是我们端午节很重要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我在冲绳看到过一次。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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