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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乔万尼·薄伽丘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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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试读：

译者的序

作者的序

第一天

美丽文雅的女士们，每当我停下笔思考你们的怜悯天性时，我就意识到，你们会发现这本书的开头既令人憎恶又使人痛苦，因为它扼要重述了最近发生的那场致人死亡的瘟疫，这场瘟疫给每一个见证它、经历过它的人造成苦难和悲伤。对瘟疫的追叙是我这本书的引子。但是，如果您感到这痛苦的开头使您读不下去，似乎读下去只会让您不断地叹息和流泪，我会感到遗憾。您要像面对险峻、崎岖高山的徒步旅行者那样看待这个可怕的开头：越过这座高山，就是一片最迷人的平原，您会在先艰难地翻越高山之后，备感平原带给您的快乐。恰如有乐极生悲，也会有苦尽甜来。这开头短暂的折磨（我说它短暂，是因为它仅占几页篇幅）将迅速让位于已许诺给您的愉快的宽慰：如果我不这样交代，您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的开头之后还会有快乐。实际上，如果我能够找到其他合适的可选择的道路，把您带到我想请您去的地方，我是不愿意把您领上这条陡峭的山路的；但如果我不先提及瘟疫这一历史事件，您就无法理解您将要读到的那些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因此我认为我实际上是被迫这样写的。

在圣子成功地化为肉身的1348年，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最高贵的城市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不知是天上星辰的恶作剧，还是我们的邪恶，招致了愤怒的天主用瘟疫惩罚我们。这种瘟疫几年前开始在东方出现，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然后不停地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蔓延，直到它把灾难带到西方。为了对付瘟疫，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各种措施，如政府命令清除市内垃圾，禁止患者进入市内，颁布许多卫生法令，但这都抵御不住瘟疫的侵袭；虔诚的人们，或以队列行进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无数次地向天主请愿，都同样无济于事。随着那年春季的到来，瘟疫开始异常惊人地展示它折磨人的威力。在这里，瘟疫并不是以它在东方那样的方式出现。在东方，患者的鼻子流血就是死亡必定来临的征兆。而在这里，不论男女一旦染上瘟疫，就在腹股沟或腋窝下出现肿块，肿块或大或小，有的会长到小苹果那么大，有的像鸡蛋那么大：人们普遍称这样的肿块为腹股沟腺炎。不久，这种致人死亡的腹股沟腺炎就从这两处肆无忌惮地蔓延至全身，发展为出现在手臂、大腿上，或其他各处的黑色或青黑色的斑块。在一些人身上，这些大大小小的斑块稀疏分布，而在其他人身上，瘟疫的症状呈现为密密麻麻的小斑点。对于那些身上出现小斑点的人来说，这些小斑点就像先前出现的腹股沟腺炎是致命疾病的征兆一样，也是致命疾病的征兆。任何医生的处方，任何药品，似乎都不能治愈这种疾病。除了那些真正的医务工作者外，自称为医生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学过医学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但是，不知是因为这种疾病本质上就是不治之症，还是因为医生们找不到病源而不能对症下药，不仅无人恢复健康，而且实际上几乎所有患者都在上述症状出现后的三天内死去，有的死得早点儿，有的死得晚点儿，大多数人没有发烧或其他任何症状。

这种瘟疫就像任何干燥或沾有油脂的东西一旦靠近火就会燃烧起来一样，随着它通过人们正常交往从患者传染到健康人身上，变得更加厉害。这场灾难远不止于此：不仅与病人接近使健康人染上瘟疫，而且与病人谈话、与病人亲热都导致大量死亡——他们只要触碰到病人的衣服，或任何其他被病人接触过或用过的东西，就能明显地感染上瘟疫。我这就给您讲一件事，它会使您感到更加惊讶：这种瘟疫如果不是许多人目睹，不是我亲眼所见，即使是最可信赖的权威人士告诉我，我也不敢相信，更不用说把它记录下来。瘟疫的传染力很强，它不仅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而且有多种传染渠道，如果一个动物而不是一个人碰到一个属于身患瘟疫或死于瘟疫的人的物件，这个动物就不仅是感染上了瘟疫，而且是马上倒地而死。我刚才提到，尤其是我有一天亲眼见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乞丐死于瘟疫，他的破衣服被扔到了大街上，碰巧被两头猪见到了；它们习惯地用鼻子拱，然后用爪子抓，叼着衣服摇头晃脑；没过多久，这两头猪就倒地抽搐起来，好像是吞了毒药，然后死在刚才它们叼着的破衣服上了。

这种事儿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使幸存者产生各种恐惧和猜疑，这些恐惧和猜疑导致了一个相同的而且是非常不通情理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远离瘟疫受害者，也远离他们所有的杂物用品，希望这样就能保护好他们自己的皮肤免受传染。有些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如果他们遵循有节制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他们就一定能阻止这种流行病迫近。于是，他们自愿结伴，住进没有瘟疫受害者的孤宅独院里的小房间；他们在这里过着快乐的生活，吃着最可口的食品，喝着最香甜的美酒——所有的人都最严格地节制饮食——避免狂饮暴食；他们不与外界的人说话，或不从外界搜集有关死亡或瘟疫受害者的任何消息——他们宁愿自得其乐地听听音乐或随便找点儿其他类似的乐趣。其他人则认为与此相反的观点更为诱人：对付这种疾病最有效的治疗就是吃个够、喝个够，玩得痛快，狂舞欢歌，纵情享乐——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这就是他们竭力遵循的生活主旨和惯例；他们夜以继日地在一家又一家酒馆里纵情狂饮，一听到某个人家里有乐趣，就闯进去欢闹。这样做非常容易，人人放纵自己，挥霍无度，仿佛没有明天了。所以，大多数人家对所有来客开放，过往的行人就像那家的主人一样随便出入。他们虽然行为粗野、放荡，但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病人接触。

当时，由于我们的城市处于如此悲惨的状态中，地方法官也像普通人一样，有的死于瘟疫，有的卧病在床，无人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圣纪法规荡然无存，市民们可以为所欲为。除了上述两种人，还有不少人采取折中态度：他们既不追随第一种人清心寡欲、节制饮食，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饕餮无度，放荡不羁。他们吃饱、喝够，但不过度；他们并不与世隔绝，而是经常出去走走，手里拿着鲜花、香草或随身带的各种香料，不时地放在鼻子下面闻闻，相信这些香味会为大脑（健康的别墅）创造奇迹，因为空气中充满了尸体的恶臭，散发着病人和药物的臭味。其他人则采取非常残忍的态度，毫无疑问他们做了最安全的选择：他们认为，任何治疗都不如远离瘟疫患者。在这样的前提下，许多男女抛弃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宅和邻里、自己的家人和财产，除了自己身上的皮肤什么都不要了，躲到别人家里或自己在乡村的庄园里，好像以降瘟疫来惩罚人类罪恶的天主的愤怒，永远不会越出城墙，到达他们所在之处；好像天主只想折磨留在城里的注定要死的人，好像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临。

坚持上述各种主张的人即使没有个个死去，但也不是人人幸存；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许多人染上瘟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依然健康的人效仿他们过去健康时树立的榜样：不照顾他们这些患病的人，而是弃他们而去，留下他们痛苦地等死。市民之间互相回避，邻里之间互不关心，亲戚之间很少往来，甚至离得远远的，干脆不往来——但还不仅如此：男男女女都一样被这场瘟疫弄得人心惶惶，各自为了活命，哥哥遗弃自己的弟弟，叔叔抛弃侄子，妹妹不管哥哥，也经常有妻子丢下丈夫。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亲竟然不探望、不照料自己的孩子，他们甚至否认那染病的孩子是自己的。因此，那些不计其数的患病者无可依赖，偶尔得到极少数朋友的施舍或贪婪仆人的看护，就是这样的仆人也是很少的。他们被以极丰厚的报酬招来，但都是些粗鲁无知的男男女女，多半完全未受过培训，他们的护理最多就是病人要什么东西给递一下或只是看着病人死去。经常有仆人在护理病人期间，失去了性命，白白挣了那么多钱。病人被邻居、家人和朋友遗弃，又很难雇到仆人照顾，导致了这里一种前所未闻的风气：当一个女人病倒时，她可能是女士中最纯洁、最漂亮、最文雅的，但她不再顾忌由男人——任何男人照顾，也不介意他是老是少，只要病情需要，就毫不在乎地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袒露给他看，像她习惯地在另一个女性面前那样解开衣裙。可想而知，这将导致那些女人病愈后品行就不那么端正了。许多人死去了，如果他们得到治疗或照顾，本可以恢复健康的。随着瘟疫继续肆虐，由于缺乏病人所需要的但不能得到的护理，城里每天每夜都有大批的人死亡，那数字听起来就非常可怕，更不用说亲眼看见了。因此，那些有幸还活着的人实际上是被迫完全不按传统的佛罗伦萨生活方式行事了。

过去的习俗——我们现在仍可见到——是这样的：某一家死了人时，女亲友和女邻居们聚集在死者家中，与死者的至近、至亲的人一起哀悼；那家的男人则和死者的男亲属、男邻居，以及前来吊唁的男市民们聚集在门外；这时，适合死者社会地位的教士也来吊唁；然后，死者的朋友们抬着棺材，后边跟着手持蜡烛、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把死者送到他生前选好的教堂。由于瘟疫的蹂躏越来越残忍，大多数习俗，就算不是全部，都被废除了，反被一种前所未闻的新风气所代替：不仅许多病人死时没有护理的女人陪伴，更多的人断气时连一个见证人都没有。能有亲人为其逝世而悲伤洒泪的死者几乎没有了：亲人们不再哀悼他们，新的秩序提倡人们聚在一起，相互戏谑，寻欢作乐。为了保证自己能幸免于瘟疫，妇女们大都压抑她们生来具有的同情心，反而都精通于这种新的轻薄无聊的时尚。有十多个邻居陪送死者尸体去教堂，已经是很罕见的了。尸体也不是落在那些重要的、杰出的人士肩上了：有一帮专职在葬礼中抬棺材的人，他们是出身最低贱的老百姓，喜欢称自己为殡仪员，完成任务后得到现金酬报。他们抬着棺材，步履匆忙，不是奔向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是走去最近的教堂，经常如此。棺材前面走着五六个教士，手持一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教士们吩咐抬棺材的人把尸体扔进距离最近的、可用的、还有余地的墓穴，也不再费事去做冗长、隆重的安灵弥撒。如果您细查下层人民，甚至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人死了以后如何处置，您会发现他们的情形更加悲惨：绝大多数人死了以后被留在家里，不知是因为心存侥幸还是因为家境赤贫，日复一日，结果造成邻里数以千计的人染上瘟疫；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护理，花钱的或不花钱的，实际上患病后就无可救治了。许多人或在白天或在夜里死在大街上，更有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他们的尸体腐烂发臭，邻居们才发现他们死了；城里到处都有这两种死去的人和其他死在城内其他各处的人。

邻居们对死尸感染的惧怕超过对死者的恻隐之心，因此他们都采取同样的做法：如果他们能找到抬棺材的人，就请抬棺材的人帮助，否则就自己动手，把尸体拖到大街上，放在门外；只要有人出门上街，特别是在早上，他们就会看到许多尸体。然后，他们就会派人去找棺材（如果找不到棺材，就用木板代替）。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棺材里装着两三具尸体——常有这种情况，夫妻，父子，或两三个兄弟等被装殓在一起。也经常有这种情况，两个神父举着一个十字架，引领着一伙抬棺材的人往墓地走，一会儿就发现他们身后跟上来三四伙抬棺材的人，结果原以为去安葬一位死者的神父，发现他们不得不安葬六个甚至更多的死者。这种葬礼没有眼泪、没有炫耀、没有蜡烛、没有任何陪伴：那时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一个垂死的人所得到的照顾还没有今天一头山羊得到的多。显而易见，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偶尔发生的小灾难，不足以教给智者忍耐，那么这场大规模的流行病则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在某种程度学会了对这一切泰然处之。因为各个教堂都没有足够的坟地来安葬每天、每个时刻被大批运来的尸体，根本不可能再按古老习俗给每个死者安排一个他自己享用的墓穴，于是，在坟地里挖了一些巨大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成百地葬进这些大坑里；这些尸体就像船舱里堆积的货物那样，被分层摆放，每层尸体上面撒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把整个大坑装满。

在我更详细地讲述我们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所经受的苦难之前，我只想补充一句，如果说城里的市民们遭受了瘟疫毁灭性的袭击，城外的村民们也未能幸免于这场浩劫。颇像城市的只是规模小点儿的集镇就不用说了，在偏僻的村庄里和村外的田野里，可怜的身无分文的农民及其家人，就像牲畜那样死去；他们没有医生救治，没有家人护理，随时离开人世，有的人死在家里，有的人死在路上，还有的人死在庄稼地里。结果，他们也像市民们一样，变得无责任心了，既不关心农活也不关心财产；他们的确不再顾及牲畜的死活、田园的兴衰和他们的早期劳动能否得到收获，只是拼命地把一切挥霍掉，好像他们仅仅在等待着他们能看见自己死去的那一天。因此，牛、驴、羊、猪、鸡，甚至忠诚的狗，都被迫离开栏圈，在田野里乱跑，成熟的庄稼留在地里，无人收割。许多牲畜的行为就像有理性的人，白天在田野里吃个够，黄昏时，虽然没有牧人驱赶，也会带着吃饱的肚子自动地回到它们的栏圈过夜。

让我们把话题从乡村再转回到城里吧。由于天主的盛怒，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人们的残忍，从三月到七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多人：一部分是瘟疫横行的结果，一部分是幸存者们惧怕传染而不照顾病人所造成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惊的呢？在瘟疫袭来之前，谁会想到城里竟会有这么多居民呢？唉，想一想所有那些昔日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的宏伟的宫殿、漂亮的宅邸、华丽的大厦吧，如今丧失了男女主人，全被抛弃，甚至连一个最卑贱的仆人都见不到了！想象一下，所有那些名门望族的姓氏、那些巨大的庄园和惊人的财富，都没有了合法继承人，这是多么的悲惨啊！多少英俊的男子，多少漂亮的女人，多少欢快的年轻人——甚至像加伦、希波克拉底和阿斯克勒庇俄斯一样著名的医生——都宣称他们是最健康的人，早晨还与家人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吃早点，可是晚上他们却发现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与祖先们一起进餐！

讲述这些令人悲伤的事情使我自己也很难过，所以我打算把那些适于忘记的事情扔在一边。根据可靠人士讲，这时佛罗伦萨城已陷入如此困境，实际上已被人们遗弃了，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七位年轻小姐集合在神圣的圣玛利亚·诺维拉教堂里。她们实际上是城里仅有的能出席聆听每日祷告的人，身着与那年头儿相配的丧服。她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或是亲戚，或是朋友，或是邻居，最年长的不过二十八岁，最年轻的也有十八岁。她们个个出身高贵，容貌美丽，仪态文雅，聪明伶俐，天真可爱。我本应说出她们的真实姓名，但我有正当的理由不这样做，因为我要转述她们所说的、所听到的，我不想让她们中任何人在将来某一天为书中的叙述而感到尴尬。因为在当时，（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不仅她们这样的年轻姑娘，就连年长些的女人都很放荡，而如今严肃的生活风气又盛行起来。此外，我不想给那些喜欢中伤别人、甚至对最纯洁无瑕的生活作风也要百般挑剔的人以任何口实，来用诽谤性的语言诋毁这几位有良好教养的小姐的品行。因此，为了记录下来她们每个人所讲的故事又不引起她们的尴尬，我给她们每一位都另外起了一个或多或少反映她个人性格特征的名字：我们叫第一位也是最年长的一位潘比妮亚，第二位菲亚美塔，第三位菲罗美娜，第四位艾米莉亚，第五位劳蕾塔，第六位内菲勒，我将正当有理地叫最后一位爱丽莎。这几位小姐并非事先约定，而是纯属偶然地集合在这座教堂里的一个角落。她们拉过来椅子围成一圈，长吁短叹地发泄一番之后，不再祷告，开始从各个角度讨论起人生来。过了一会儿，大家安静下来，潘比妮亚清楚而响亮地说：“你们和我都可能多次听人说过，一个人理智地做事是没有过错的。既然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只有尽一切所能保护和促进生命才是明智的。实际上这是被允许的，有时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偶尔杀人也被视为无罪。既然维护公共福利的法律允许这种行为，那我们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有权利采取一些对他人无害的手段，确保自己的生存。我越是深思今天早晨和以往每天早晨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人生的讨论，我就越加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安全焦虑不安——你们也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并不奇怪。但真正令我惊奇的是，虽然我们都有女人的感受，可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措施防止我们有充分理由惧怕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我们留在这儿，好像我们有责任来证明运来埋葬的尸体有多少，或听一听以便确认那所剩无几的几个教士是否在合适的时刻为死者举行葬礼，或以这身丧服向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显示我们所遭遇的各种深深的痛苦。如果我们走出教堂，会看到什么？到处都是抬着的尸体和病人；或是那些因犯罪被依法判处流放的人，他们现在看到代表法律的人不是病倒就是死去，于是就轻蔑地对待法律，厚颜无耻地在城里乱窜。我们还看到，那些臭名昭著的社会渣滓自称为殡仪员，他们异常活跃，骑着马在城里四处走动，散发出血腥的气味，哼唱着庸俗下流的歌曲嘲笑我们的不幸。我们经常听到的总是“某某死了”或“某某要断气了”；如果人死了还有人为他哭泣，那我们就会听到全城一片哀声。我不知道你们回家时会是怎样的情形，我回家只能见到家里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和女仆两人——而我们曾经是那么一大家人啊。那情景非常可怕，令我毛骨悚然——我能感觉到——因为无论我在房子里走到哪儿，脚步停在哪儿，我总在幻觉中见到那些死者的鬼魂，他们看上去不是我熟悉的模样，变得十分可怕，天主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不论我是待在这儿，还是待在教堂外面，还是待在家里，我都感觉心神不宁；更可怕的是，像我们一样还有一点儿钱和有去处的人，都躲出去了，好像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留了下来。至于其他可能留在这里的人，我经常听说并亲眼见过他们，或单独一人，或成群结伙，夜以继日，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不仅那些世俗的人如此，甚至那些受修道院制度约束的修士们也认为，别人可以做的事，他们也同样可以做；于是他们违背誓言和教规，去追求肉体的快乐，似乎这是一种逃命的方式：他们变得无精打采，荒淫无度。如果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分明就是这样，我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期待什么？指望什么？到了关照我们自己健康的时刻了，是什么使我们比其他市民更为迟缓、更为漫不经心？难道我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难道我们以为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要比其他人结合得更加牢固，因此不必担心会有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吗？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以为，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信念！只要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有多少青年男女死于这场瘟疫，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不知你们是否与我看法一致，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过于苟安，过于懒散，而不去照顾自己，最痛苦的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怎么办？依我的意见，鉴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最好也像其他人一样，离开这个城市，住到我们的乡间别墅里——我们每个人在乡间都有好几座别墅。我们要像逃避残忍的死神那样避开其他人过的那种堕落的生活，在乡间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快乐，但绝不过分。在那里，我们能听见小鸟歌唱，看着小山和平原变绿；那里有麦浪起伏的田野，各种各样的树木，还有美丽辽阔的天空。上天可能在怒视着我们，但它仍然在我们眼前展现出它那永恒的美丽——那要比我们在这座城里凝视那些空空的房屋美丽得多！那儿的空气新鲜多了，这年头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那儿也是应有尽有，没有很多要克服的困难。当然，乡下的农民也像城里人一样染上瘟疫，一个个死去；但毕竟那里的房屋和居民都比城里少，其情景远没有城里那样悲惨。此外，如果我没弄错，我们不是要抛弃任何人；其实是我们被别人抛弃了——我们的家人不是死去了，就是自己逃命了，扔下我们孤独地忍受痛苦，就好像我们不是他们的亲人。所以，如果大家按我建议的去做，没有人会谴责我们；如果不，其结果只能是痛苦，甚至死亡。所以，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最好带着女仆去乡下，找人把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随后送去——今天待在这家别墅，明天住在那家别墅，快乐地享受这年头儿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快乐。让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直到我们能看到天主结束这场瘟疫的那一天——除非死神先赶来把我们抓走。请记住，如果我们去乡下过有道德的生活，我们绝不会像留在城里生活放荡的女人们那样感到羞耻。”

其他小姐们听完潘比妮亚的议论，不仅赞成而且迫不及待地要马上采纳她的建议，并立刻开始讨论实施这个建议的办法，仿佛她们一旦从座位上站起来就要上路似的。但十分精明的菲罗美娜这时说：“潘比妮亚说得很有道理，但不要像你们这样仓促行动。请记住，我们都是女人，而且我们也都年纪不小了，不至于不明白女人自己是不知道明智从事的，因此需要男人来指导。看一看吧，我们是多么的无定见、多么的倔强、多疑、胆怯、无决断！因此，我不禁担心，如果我们没有男人领导，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我们将会很快各奔东西，更重要的是，大家脸上都不光彩。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动身前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吗？”

爱丽莎也说：“的确，男人是女人的首领，如果没有男人做主，我们女人做事很少有圆满的时候。可是，我们去哪儿能找到男人呢？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男人都死了，那些还活着的也像我们现在这样，已经各自结伴逃命了。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随便找几个陌生男人吧，那根本就不妥当。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关心自己，我们就得设法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既能享受到快乐和安宁，又不招来诽谤或烦恼。”

正当年轻小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的时候，恰巧有三位男青年走进了教堂，其中最年轻的也有二十五岁了。他们正处于恋爱期间，眼前的灾难、亲友的丧失、对自己健康的担心，总之，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更不用说熄灭他们的爱情火焰。第一位名叫潘菲洛，第二位名叫菲洛斯特拉托，最后一位名叫迪奥内奥，个个都是仪表堂堂的年轻绅士。他们是来寻找亲人的，因为在这灾难的年头，能与亲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安慰。碰巧的是，他们的情人就在我们提到的这七位小姐之中，而其余四位小姐也与他们有亲戚关系。

他们与小姐们几乎是在同一时刻相互看到对方，潘比妮亚微笑着说：“瞧，在我们冒险行动的一开始，好运气就来了！命运之神给我们派来了三位英俊聪明的青年：如果我们愿意雇佣他们，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当我们的首领和仆人。”

内菲勒听了这话，羞得满脸通红，因为这三位青年中有一位正向她求婚，她说：“看在天主的面上，潘比妮亚，想一想你在说些什么呀！我愿意承认，他们都是品行端正、无可挑剔的青年。我相信，他们完全胜任这个任务，而且胜任比这更重要的任务。当然，别说请他们陪伴我们，实际上就是让他们陪伴比我们更漂亮、更迷人的小姐，他们也是最优秀、最令人满意的。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正与我们中间的几个人相爱。我担心，如果我们带他们一起走，即使男女双方都没有什么过错，可能也会招来指责和诽谤。”

菲罗美娜接着说：“胡说！只要我行为端正，问心无愧，我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天主和真理会为我抵制流言的。但愿他们乐意跟我们一起走！正如潘比妮亚所说：好运气在陪伴我们上路。”

她的这番话说出了姑娘们的心声，她们纷纷表态赞成把那三位青年叫过来，把她们已拟定好的计划告诉他们，邀请他们为伴，参加她们去乡下的远征。于是，与三位青年之一有亲戚关系的潘比妮亚二话不说，站起身来，向正站在那里观望的三位青年走去。潘比妮亚向他们愉快地打过招呼，把小姐们的打算告诉他们，代表全体小姐问他们是否愿意以纯洁的兄弟情谊陪伴她们。起初那三位青年以为小姐们在拿他们取笑，但见潘比妮亚说得那么郑重其事，就回答说他们非常高兴听候小姐们吩咐。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在离开教堂前就安排了出发前要做的一切准备。第二天（即星期三）早晨破晓时分，一切必要的准备都已就绪，小姐们已事先派人通知那三位青年打算去的地方，于是她们带着自己的女仆，那三位青年带着三个男仆，一起出发了。他们走了不到两英里，就到了他们打算逗留的地方。

这地方与每一条大路都有一定距离，位于一座山岗上；周围是杂色的灌木和青翠的树林，景色赏心悦目。山顶上坐落着一处宅第，围绕一个漂亮宽敞的庭院而建；宅第由过廊、客厅和卧室组成，每间卧室都用漂亮的绘画装饰得非常高雅。房子的周围是美丽的花园和草坪，有几眼清凉的泉水和几个藏满珍贵美酒的酒窖——这酒并非是真给节制饮食和自尊自重的小姐们准备的，实际上是留给善于饮酒的男士们品尝的。他们到来之后，看到整个宅第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床铺已铺得整整齐齐，到处摆放着这个季节盛开的鲜花，地板上点缀着灯芯草，感到非常高兴。

他们立刻坐了下来，就听年轻男士中最有吸引力的、颇有才智的迪奥内奥说：“各位小姐，是你们的智慧而不是我们的远见，把大家带到这里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打算怎样消除忧虑，至于我的忧虑，刚才与你们一起动身的时候，我已把它扔在城门口了。所以，你们必须乐意跟我一起唱啊，笑啊，狂欢一场——没有任何偏见，当然不失你们的端庄——否则，你们就必须放我回到那苦难的城里，再继续忍受我的悲伤。”

潘比妮亚似乎也已经把她的忧虑都消除了，愉快地回答说：“迪奥内奥，你说得对极了：让我们快乐起来吧，我们的全部目的就是把所有的痛苦都抛在身后。但是，任何持久的事物都必须有个制度，我是首先发起讨论的人，我们这一伙人正是来源于那场讨论——依我看，如果我们想要使快乐长久，我们就得推举我们当中一个人为首领，把他作为我们的统治者来尊敬和服从；那个人要全心全意地想方设法保证让我们过得快乐。为了保证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执政的责任与特权，我建议把这份负担与荣誉每天轮流授给一个人，我权衡一下，认为这样做不会引起嫉妒。第一天的首领由我们大家推选，以后的首领由当天行使统治权的小姐或先生在每天晚上六点钟指定。统治者将决定他或她执政的持续时间，并确定我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和地点。”

潘比妮亚的这番话赢得了大家的赞赏，他们一致选举她做第一天的女王；然后，菲罗美娜迅速向一个月桂树丛跑去，摘下几根小树枝，用这些树枝编成一个象征胜利和荣誉的美丽桂冠，因为她听人说，桂树叶代表荣誉，又将尊贵授予了有资格戴上桂冠的人。于是，她将桂冠戴在潘比妮亚头上。在他们结伴期间，这顶桂冠一直是庄严的最高权力的象征。

被推举为女王的潘比妮亚，吩咐把三位青年带来的三个男仆和小姐们带来的四个女仆也叫来，命令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她说了下面这番话：“为了保证我们的生活能井井有条、非常愉快地进行，以后还要不断改进，避免招致任何诽谤的玷污，保证我们这种生活继续下去，想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我作为第一任首领，先为你们所有人做个榜样。我开始行使我的职权，委任迪奥内奥的男仆帕尔梅诺作我的总管，负责管理住宅的全部事务，监督餐厅工作。潘菲洛的男仆西里斯科担任我们的伙食管理员和财务管理员，他听候帕尔梅诺的支配。当这两个仆人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侍候他们的主人时，丁达罗就在菲洛斯特拉托和另两位先生的房间侍候。我的女仆米西娅和菲罗美娜的女仆莉齐斯卡在厨房里工作，认真做好帕尔梅诺要求她们做的每一道菜。劳雷塔的女仆吉美拉和菲亚美塔的女仆斯特拉蒂莉亚负责整理各位小姐的房间，并把我们聚会的那些房间打扫干净。此外，我希望并命令你们，如果你们很想得到我们的欢心，请记住——不论你们去哪儿、从哪儿回来，不论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只把外边那些令人愉快的消息带回给我们。”

潘比妮亚的这些命令立刻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她站起身，亲切地说：“我们这里有花园、草坪和其他非常迷人的处所。现在大家可以随意走走，自娱自乐，九点钟声敲响时回来，我们趁天气凉爽时吃早饭。”

这伙快乐的青年男女听到他们的新女王一声令下，立刻四散开来，在一个花园里漫步闲逛，讨论着愉快的话题，用各种树叶为自己制作漂亮的花冠，唱着爱情歌曲，快乐地度过女王限定的这段时间。然后，他们回到屋子里，看到帕尔梅诺已开始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大家进入一个餐厅，发现餐桌上已铺好了雪白的亚麻台布，玻璃酒杯闪着银光，整个餐桌点缀着金雀花的嫩枝。他们按女王的命令，先洗了手，然后按帕尔梅诺指定的位置就座。三个仆人为他们端上来最精美的菜肴，斟上最香甜的葡萄酒，谨慎周到地伺候他们的主人。一切都安排得非常漂亮、细致，使大家兴高采烈，一边饮酒吃饭，一边谈笑风生。因为这些青年男女都会跳舞，其中有几位还是优秀的歌手和乐师，所以吃过早饭后，女王吩咐把乐器拿来；迪奥内奥遵照女王吩咐，拿来一把琵琶，菲亚美塔拿来一把提琴，两人合奏起一支优美的舞曲。女王吩咐仆人们去吃饭，她和姐妹们缓缓起步与两位青年跳起圆舞曲。舞毕，他们又唱起美妙欢乐的歌曲。就这样，他们一直尽情玩到女王认为应该午睡的时刻；女王吩咐小姐们散去，男士们也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的卧室与女士们的卧室是隔开的。男士们发现卧室里的床已整洁地铺好，并像餐厅里一样摆满了鲜花；小姐们的卧室也是一样，大家解衣入睡。

下午三点钟声敲过不久，女王首先起床，并吩咐仆人唤醒其他几位小姐和男士，说白天睡得太多对健康无益。他们走出房间，来到一块阳光照射不到的繁茂的绿草坪，感到微风轻拂。女王先让大家围成一圈儿，坐在草坪上，然后对大家说：“你们看，烈日高照，热气袭人，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橄榄树上蟋蟀的阵阵鸣叫。这时去别的任何地方玩儿都是愚蠢的。这儿既秀丽又凉爽，你们看，那边的棋桌已经摆上了几副象棋，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娱自乐。但是如果下棋，有输有赢，有一方必定感到沮丧，这对于赢的一方和旁观者来说都不是太大的乐趣。所以，我建议，我们不下棋，而是以讲故事来度过这酷热的下午。这样一个人讲故事，能使大家都得到快乐。等每个人都讲完一个故事，太阳就落山了，热气也就退了，那时我们喜欢去哪儿玩儿就去哪儿玩儿。如果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就这样做——我非常乐意满足大家的愿望。如果大家不喜欢讲故事，那我们各自随心所欲，爱去哪儿就去哪儿，都在六点钟回来。”

所有的男士和小姐都赞成讲故事。“好吧，”女王说，“如果你们都同意，在这第一天，我允许大家自由选题，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吧。”

她向坐在她右边的潘菲洛转过身去，亲切地请他用他的故事开个头儿。听到女王的命令，潘菲洛立刻向聚精会神的听众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故事第一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以创造万物的神圣的天主的名义开始，这才是正确的、恰当的。所以，亲爱的小姐们，既然女王安排我为我们的故事会开个头儿，我就打算以天主的奇迹之一开始：听这个故事将使我们更加坚定对天主的信心，永不改变，我们将永远赞美他的名字。

世俗的东西都注定是短暂的、必将消逝的，因此很清楚，它们都是完全令人难以忍受的、令人厌烦的、使人道德败坏的，而且容易遭遇各种危险：既然我们被束缚在这样的人世间，不，我们是被沉浸于其间，我们如何能忍受这种状况？或者，如果我们没有天主特别赐给的智慧与力量，我们会得到何种保护？我们不要以为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功德，天主的恩典才赐予我们并留给我们；它来自于天主固有的仁慈和与我们凡人一样的圣徒的祈祷。他们活着的时候，完全服从天主的意志，所以现在与天主一起在天国共享永恒的幸福；由于我们不敢直接向最高审判者请愿，我们只好把自己对切身需求之物的祈祷告诉那些圣徒，请他们转告天主，圣徒以其自身的经验深知我们的弱点。天主对我们的仁慈是慷慨的。我们有时因肉眼凡胎不能识破天意的奥秘，可能被错误的先入之见误导，并在天主面前错把被天主逐出天庭、永远流放的人当作我们的代祷者，但洞察一切的天主仍然会考虑请愿者的真心诚意，原谅他的无知，或不计较代祷者是被放逐者，并将满足祈祷者的请求，好像其代祷者就是天庭里的有福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天主的仁慈就显得更加广大。这一点你们将在我的故事里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故事将表明，当人们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天主的智慧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听说法国一个名叫穆夏托·弗兰泽西的大商人，有巨额财富，被封为骑士。法国国王的弟弟查尔斯·圣斯特雷，奉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命令，要到托斯卡纳去，邀请穆夏托一同前往。这位商人虽然一再受到邀请，但他很清楚，他的商务异常混乱（商人们的事务通常如此），把这些事务料理妥当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付出很大努力，一时脱不开身。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很多人去办，他把方方面面都安排妥当，只有一件事他还犹豫不决：他不知道该委派谁去收取他放给许多勃艮第人的贷款。他听说勃艮第人全都是些狡猾的好打官司的恶棍，喜欢恶作剧，因此犹豫不决，一时想不出可信赖的、狡诈得足以战胜勃艮第人的人选。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一个名叫契帕雷洛的普拉托人，这个人以前经常在他巴黎的寓所里进进出出。契帕雷洛身材矮小，总是衣冠楚楚。法国人不知道“契帕雷洛”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树桩”）——见他总是衣着入时，以为“契帕雷洛”与“卡培洛”有点关系，“卡培洛”是法国人给一种帽子起的名字——又见他身材矮小，就都称呼他“恰培莱托”。于是，大家都认识他是恰培莱托，而只有少数几个人叫他契帕雷洛。

这位恰培莱托何许人也？他的职业是公证人，尽管他给出的文书很少，但一旦某一份文书被人发现不是伪证，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耻辱：他从不拒绝提供伪证的请求，免费给人出伪证，要比他给人出真证爽快得多，尽管出真证能得到一大笔酬金。不论别人是否要求他做伪证，他都一律做伪证，从中得到一种特殊的乐趣。尽管那时法国人最重视誓言，但当他被请到法庭在讲真话的誓言下为人辩护时，他的不诚实却使他在许多诉讼中获胜，因为他根本不想当一个有信用的人。真正使他高兴的、他真正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在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和不相干的人之间制造不和、挑起敌对、搬弄是非；由此而产生的痛苦越大，他就越高兴。如果请他杀人或干其他任何类似的罪恶勾当，他绝不说个“不”字儿——他甚至急切地要立刻跟你走；他经常亲自去给某人以致命的袭击。他肆意诅咒、谩骂、亵渎天主——他脾气暴躁，甚至只因为帽子掉了就立刻破口大骂。他从不走进教堂，但总是用最下流的语言嘲弄和诋毁圣礼、圣事；而小酒店和其他放荡的场所却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特别喜欢女人，就像狗特别喜欢一顿痛打一样——没有比他更喜爱异性的男人了。他抢劫偷窃，心安理得，就像一个善良的人给施舍物一样。他大吃大喝，有时到出洋相的程度。他玩牌和掷骰子时，专心致志地做手脚骗钱。我还可以继续历数他的邪恶，但这些就足以说明，比他更坏的人尚未出生。正是这个家伙的奸诈巩固了穆夏托·弗兰泽西的财产和地位，穆夏托也好多次凭借财势把他从深受其害的人手里、从他一贯藐视的法律的掌握中救出来。

现在穆夏托想起契帕雷洛这个人来，对他的生活方式了如指掌，认为他完全能对付得了那些狡猾的勃艮第人。因此，穆夏托差人把他叫来，对他说：“恰培莱托，你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可是我还没有了结与一些勃艮第人的生意，这是一帮狡猾的家伙，我想不出任何比你更合适的人替我去收取债款。因此，既然你眼下无事可做，如果你愿意替我料理此事，我会设法使你得到朝廷的奖赏。我还会从你收取的债款中拨给你应得的一份。”

恰培莱托此时正处于失业状态，手头拮据，见向来是他的庇护人和主要依靠的穆夏托要走了，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委托，好像他别无选择：“我很高兴替你收取债款。”于是，他们一起审核了债款账目。穆夏托走后，恰培莱托带着委任状和皇家特许证书去了勃艮第。那里的人谁也不认识他。他采取一种完全非他特有的亲切、温和的方式履行使命——催收债款，他似乎把暴躁和邪恶保存起来，准备最后需要时使用。恰培莱托在催收债款期间，寄宿在佛罗伦萨放高利贷的两兄弟家里，由于穆夏托的原因，两兄弟给了他很大帮助，给予他热情款待。他在勃艮第期间生了病，两兄弟立刻请医生和护士照料他，想尽一切办法使他恢复健康。但是他已不可救药，因为他上了年纪，而且以前一直生活放荡；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医生说，他患的是晚期疾病，没救了，两兄弟为此非常不安。

一天，两兄弟就在病室隔壁商量起他的后事来。“我们该怎么打发他呢？”他们相互问，“瞧，他使我们陷入了多么糟糕的困境啊！他现在病得这么重，如果我们把他赶出家门，那不通情理，肯定不好。事实上，人们都看见了，我们先是收留了他，然后遇上了麻烦，他生了病，我们请医生、护士照料他，给他治病，可是现在他生命垂危了，而且再也不可能做出什么使我们心烦意乱的事儿来，人们又看见我们把他赶出家门，一定会指责我们，说我们精神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恶棍是不肯忏悔认罪或接受教堂圣礼的。所以，他将不会得到赦免而死去，教堂也不会收留他的尸体，他将像死狗一样被“砰”的一声扔进阴沟里。即使他忏悔认罪，但他罪大恶极，结果也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神父或牧师愿意或能够赦免他，如果得不到赦免，他还是得给扔进阴沟里。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被那些平时就认为我们放高利贷的行当邪恶、不断责骂我们、经常跑出来抢劫我们的当地人看到，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大惊小怪，大喊大叫：‘瞧瞧这些意大利守财奴！他们从不进教堂。我们片刻也不能容忍他们啦！他们会袭击我们的家，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很可能会把我们全杀死。如果我们这个老家伙死了，不论发生哪种情况，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呀。”

刚才说过，两兄弟的谈话就是在恰培莱托躺着的病室隔壁进行的，我们经常看到，病人的听觉十分灵敏，恰培莱托完全听到了两兄弟关于他的谈话。他把两兄弟请进来，告诉他们：“你们一点儿也不必为我担心，你们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你们会遭到伤害。你们刚才关于我的谈话，我都听见了，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事情真的会像你们所预测的那样发展，结局肯定会是如你们所说的那样——但是，事情实际上不会那样发展。我一生干了许多件有损于天主的坏事，如果我临死前再干一件，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务必替我请一位慈善、圣洁的神父来，一位你们所能找到的最慈善、最圣洁的神父，假如世上有这种神父的话，然后，一切就都交给我了——我将为你们和我自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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