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尔夫,刘敬圻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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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史试读：
前言
南宋是中国词史发展的高峰期。为了对这一时期词的发展演变能有深入了解，在本书正式进入词史的论述以前，深感有必要对直接影响这一阶段词史发展的历史进行简要介绍。
南宋既是中国历史上相对独立的历史朝代，又与它以前的北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既独立又与北宋密切联系的历史承传关系，便成为南宋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它应当维护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并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尊严；作为与北宋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它就应当将外族侵略势力从被占领土上赶出去，完成南北的统一。这就是落在南宋王朝统治者肩上的历史使命。遗憾的是，南宋王朝既未维护其自身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更没有高举收复北宋被占领土、完成国家统一的旗帜，而是在侵略面前步步退让，最后终于退让到南海之中，遭受了灭顶之灾。
历史实在是过于冷酷了。它不仅冷酷地对待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有时还用生命和血泪来跟人类开玩笑，极尽其讽刺嘲弄之能事。当赵匡胤于公元九六○年元月在中原建立了赵宋王朝之后，江南还有几个小国没有臣服。赵匡胤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逐次灭掉荆湖、后蜀、南汉，紧接着，就要向南唐开刀了。南唐虽大，文化发达，但综合国力很弱。它不是自强自卫，而是采取妥协与投降方针对待新兴的宋王朝，每年进贡大批金银锦绮珍玩；当南方小国被灭后，后主李煜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之后，又派徐铉到东京见赵匡胤，并说：“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回答很干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①]公元九七二年十一月，李煜肉袒出降，被俘北上。在三年的囚徒生活中，写下了一些催人泪下的词篇，最后被宋太宗派人用牵机药害死。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南唐亡国的教训并未引起北宋王朝的警惕。相反，他们仿效南唐用妥协投降方针对待北方逐渐强大并有致命威胁的辽和后来的金国。“澶渊之明”不仅损失大量的银、帛，重要的是从此确定了北宋的弱势和守势，所以西夏也才敢于如法炮制。而朝廷内部又与此相关地展开了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斗争，几乎贯穿北宋历史的始终。另方面，从北宋立国开始就提倡的耽安享乐则愈演愈烈。在这种政治形势与社会风气下，几次对外军事行动，不论是否主动或已稳操胜券，其结局都以失败而告终，随之便是国家财富的大量外流。这样的国家，焉有不灭亡之理？果然，在宋、金合力灭辽之后，金便向北宋进军了。一一二五年十一月金兵分两路南下，十二月宋徽宗赵佶退位、太子赵桓即位（钦宗），改元靖康。一一二七年十一月，在金兵强大攻势下，钦宗出城投降，第二年四月徽、钦二帝与宋朝皇室三千余人全被掳走，他们以奴隶与俘虏的身份凄惶北上。徽宗在路上写了《燕山亭》（“裁剪冰绡”）等词篇，表达了他内心凄苦之情。宋徽宗演出的这北宋历史的最后一幕，与一百五十五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演出的那最后一幕，何其相似乃尔！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但历史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当它捉弄完了南唐、捉弄完了北宋以后，又继续捉弄南宋。南宋的最后一幕几乎与南唐、北宋别无二致。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两宋的灭亡比之南唐更多一重民族屈辱。
一一二七年四月徽、钦二帝被虏，北宋灭亡。同年五月赵构称帝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随即南渡。为躲避金兵追击，他在江，浙一带跑来跑去，至一一三八年才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掀开了苟安江南半壁达一百六十余年的南宋历史。南宋小王朝既未接受南唐灭亡的历史教训，也未总结北宋灭亡的血泪教训，而是继续奉行妥协投降的路线，步步退让。其中虽也有几次北伐，但不是准备不足，决心不大，就是指挥不力，将帅失职，或者小有挫折，便大败而归，随之而来的便是割地赔款，一辱再辱。一一四一年十一月“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一一六二年南宋准备北伐，次年夏便兵败符离，主和派得势。一一六四年“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侄。一二○六年五月南宋北伐，次年兵败，韩侂胄被杀。一二○八年“开禧和议”成，增岁币三十万，赔款三百万两。一二三四年元灭金，从一二三五年开始便大举南侵，一二七六年元兵攻入临安，同年三月掳帝显（恭帝）及全太后等皇室三千余人北上。后，帝昰、帝昺在江西、福建、广东坚持到一二七九年，但南宋的实际灭亡却是宋恭帝皇室的被掳北上。其惨状与南唐、北宋灭亡又极其相似。不同的是，宋恭帝当时年龄太小（六岁），没有填词，倒是杂在这三千北上行列之中的宫廷乐师汪元量，写下了不少诗词。他在《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一词中，描写了北上时的“凄凉酸楚”，并把北上的“龙艘锦缆”比作囚笼，分不出“谁宾谁主”。正是这具囚笼，载着南宋王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的只是深夜时宫女弹奏出的一曲极其微弱的哀歌。
如果说，南宋的灭亡是因为它继续执行北宋妥协投降路线，违反了历史的逻辑而重蹈覆辙，那么，作为当时诗体形式之一的词则恰恰相反。因为南宋词至始至终响彻了极力反对妥协投降、极力主张反攻复国的强音，不仅在当时有气壮山河、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在整个文学历史上，也是极其辉煌的一页，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从中国词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等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正是南宋词的丰富多彩及其庞大存在，将词的创作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据初步统计，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共收词人1494家，词21055首。其中，南宋约为北宋的三倍[②]。不仅如此，南宋还出现了许多在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与重大影响的著名词人，如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以及宋末元初的王沂孙、张炎等。
就南宋词本身的发展来看，也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四个时期归结为：词坛的重建期，词史的高峰期，词艺的深化期与宋词的结获期。当然这四个时期的断限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相互交叉。时期的命名也未必准确，不过借以概括一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而已。
首先是词坛的重建期。“靖康之变”，象空前巨大的雪崩一样，将无穷的劫难降临人间。北宋政权被颠覆了，词坛自然也随之崩解。当时的词人也随着宋室的南渡，在抗金复国的第一线，在后来站住了脚的临安继续歌唱，重建词坛。由谁来重建？沿着什么方向重建？这些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南渡第一代词人，即元老重臣、抗金名将以及词坛耆宿们身上了。南渡以前，他们曾沿着“花间”的老路前行，所写词篇，几乎全都是恋情相思、离愁别恨、寄情山水与诗酒留连之作，从不曾想到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靖康之变”这场雪崩，剪红刻翠、浅斟低唱的词风被暂时涤荡净尽。许多词人杂在流亡的行列之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朝中的爱国之士也都奋起救亡；身负卫国重任的元戎武将们挺身拚搏于沙场；沦陷区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向敌人掷过去的是复仇的棍棒与刀枪。代之而起的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以爱国思想为主旋律的时代强音。南宋王朝本可以借此朝野一心的大好时机，积聚力量，依靠抗金将领与起义民众的配合以挽回败局，但南宋王朝只顾逃跑，随之又明确亮出妥协投降的既定方针；对内则杀害忠良，削弱自己，干下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原来对反攻复国抱有强烈信念的爱国志士对此大惑不解，直至产生“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慨叹。一些词人开始冷下来了，但对朝廷妥协投降路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却提出质疑与责难。不论直接还是婉曲地表示出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焦虑与忧愁。另外一些词人出于义愤则啸傲林泉，放情诗酒，从另一侧面反映他们壮志难申与报国无门的苦闷。这就是南宋词坛重建期的简要轮廓。时间从“靖康之乱”开始到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辛弃疾南渡为止，共约三十五年左右。参与词坛重建的主要词人是李纲、赵鼎、岳飞、张元幹、胡铨、陈与义、向子言垔、、朱敦儒、叶梦得、吕本中、胡世将、苏庠、陈克、周紫芝等。李清照经历了战乱与流亡的全过程，备受国破家亡，夫死财丧，形只影单，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她南渡后的词风有更为明显的转变。她后期所抒写的烦恼忧愁，已不再是个人的一己之悲而是融入了家国之恨与社会的不公。她是重建南宋词这一合唱队中的唯一女高音，她的声音不仅震动着南宋词坛，至今仍为世人所瞩目。以上说明，南宋词坛一开始就重建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它顺应了时代要求，涤荡了弥漫于北宋末年的颓靡之音，继承并弘扬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确立了爱国豪放词的创作传统，使歌词创作与时代，与平民大众更为贴近。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促进了南北文化与南北词风的交融，他们的成功以及开始写作豪放词时的粗率与不足，都是以后词人的良好借鉴。南宋之所以出现词史的高峰，正是从重建南宋词坛这一坚实的基础上阔步起飞的。
第二是词史的高峰期。继南渡词人之后，在南方成长起来的词人，快步地走上重建的词坛。陆游、张孝祥等不仅发扬了南渡词人开创的爱国豪放词的传统，并以自己成熟的艺术经验迎接词史高峰期的到来。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词史已经进入它的高峰时期。辛弃疾出生在已经沦陷十三年之久的山东历城（今济南），自幼便备尝亡国之苦。在祖父的教育下，他的爱国志意与他的生命同步成长。他二十二岁借金兵南侵之机，聚众二千人起义。为壮大抗金力量，他率部投归耿京并劝耿归宋，以图大计。二十三岁，当他从南宋归来得知叛将张安国杀耿降金，便率五十骑闯入五万之众的金营，生缚张安国，献俘建康。其“壮声英概”震动朝野。南归后，辛弃疾急切盼望北伐，但因投降派把持朝政，坚主和议。辛弃疾先后进《美芹十论》与《九议》等重要政治军事论文，不纳。相反，他却在地方任上被调来调去并不断遭到打击，先后被迫在江西上饶一带闲居近二十年之久。由于抗金救国的理想不能实现，他就用词这一武器来进行战斗，抒写他那积郁于胸的真情实感，表达他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坚定决心，批判了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抒发了空度岁月，壮志难酬的悲愤。同时，还写下了一些歌咏壮丽河山与描绘农村田园与风土人情的作品。他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他不仅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甚至在词里任意驱遣经、史、子、集，而这一切在整体上又能无损于词的特质。他还善于运用暗寓手法，使词旨委婉含蓄，具有沉郁顿挫之韵致。他的词虽以豪放为主，但又不乏清丽婉约之作。他成功地吸取传统婉约词的艺术经验，使豪放与婉约在他的创作中美妙结合，终于形成了雄豪、博大、隽峭、清俊的“稼轩体”。“稼轩体”的出现，完成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弥补了歌词创作自身发展的不足，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历史格局，开创了婉约词与豪放词分镳并驰、长期共存的传统。辛弃疾出现以后，几乎所有南宋词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爱国豪放词风的影响，向他的词风倾斜或与之相互渗透。他还能与陈亮、刘过等词人联手进行创作，扩大豪放词风的影响。辛弃疾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终于以自己庞大、丰富、深刻的词篇而登上词史的高峰之颠。当时或稍后的杨炎正、刘仙伦、程珌、戴复古、岳珂、黄机、刘学箕、王埜、葛长庚、甚至朱熹等，均明显受到辛词的影响。
第三是词艺的深化期。这一时期，实际上是词史高峰期的继续。在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豪放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婉约词在当时已不能再重踏“花间”以来的老路了。“复雅”也好，“清空”也好，就是这一时期婉约词面对“稼轩体”的庞大存在与“晕圈效应”而选择的一条改革求新之路。这种改革求新，在范成大与杨万里的词篇中已经露出端倪。姜夔的出现才使词坛出现了新变。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是一个布衣终生、才艺双全的专业词人。他精诗能文，通晓音律，能自度曲并兼擅书法。早年得名诗人萧德藻的赏识，又与大诗人范成大、杨万里相友好，晚年结识辛弃疾。存词仅八十余首，但几乎都是严肃认真与精雕细刻的力作。其中，感慨时事的篇章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更多的则是自伤身世，流连光景，咏物酬唱与恋情相思之作，有些词篇不同程度地揉进了家国兴亡之叹，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他的一生虽极平凡，但在艺术上却有非凡的追求。他继承周邦彦格律精严的传统，但却着力于新的发展，并有意用江西诗派的瘦硬之笔来矫正周词的圆俗与软媚。同时还善于用晚唐诗歌中的英俊绵邈来纠正辛派末流的粗糙与叫噪，从而开创了幽韵冷香与骚雅峭拔的词风。他的词，用字精美深细，造句优雅醇厚，时有新意。同时，他更加注重词的篇章层次与整体结构，既能上下呼应，不断意脉，又能曲折回环，波澜迭起。在词艺的深化与创造方面，更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使音乐艺术与词的表现艺术巧妙结合，成功将音乐家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运用于歌词创作之中，作到诗中有乐，乐中有诗，在声情并茂、音节谐婉这两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白石词还明显表现出向辛弃疾爱国豪放词风的倾斜与渗透。周济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宋四家词选序论》）[③]刘熙载说：“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并举步稼轩原韵的《永遇乐》、《汉宫春》为例。[④]其实，白石吸收“稼轩体”最成功之处，在于遗貌取神，不露痕迹。白石词对当时和后世均有很大影响。与白石同时或稍后的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词人，均不同程度地仿效白石词风，同时又能不失自家本色。由于张炎《词源》对白石词的推崇，清代甚至出现了“家白石而户玉田”[⑤]的历史现象。白石词的缺欠是题材与所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词作风格也较为单调。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辛弃疾之后第二个攀上词史高峰的大词人。
继姜夔之后第二个在词艺深化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词人是吴文英。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同姜夔一样，他一生未任官职，长期往来于苏、杭一带，依人篱下，过的是清客与幕僚生活。晚年困顿而死。梦窗词运意深远，构思绵密，用笔幽邃，在超逸之中时有深郁之思，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词人的独特风格。但是，对梦窗词的评价在历史上时高时低，差距很大。就一个有三百四十余首作品的词人来说，其内容主要是恋情相思，登临酬唱与咏物分韵之作，不免显得单调而狭窄，但是，他的作品却始终深蕴着一种勃郁不平之气，不少篇章明显寄托了家国兴亡与身世飘零之叹。至于那些抚时感事与吊古伤今的作品，其爱国情思就更为明显了。梦窗词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方面。他生于姜夔之后，同样脱胎于周邦彦，但他却能开径自行，走着与姜夔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秦观、周邦彦等人的秾丽深挚，而且还直逼唐人。梦窗词中画面的罗列和叠印，镜头的跳跃、转换与突接，是颇得温庭筠“深美闳约”的神髓的。在他的词中还明显地游动着李贺与李商隐的身影。他的词能够打破时空的局限，大胆驱遣世间万物，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他还能摒弃传统的构思方法，使某些词具有现代西方意识流的结构特点。他成功地使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使用经过研炼、色彩秾丽和感情丰富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感受。梦窗词的师承很广。但总的看来，他的词重创造而少模仿，反陈述而重联想，白描景物与直抒胸臆的传统手法虽时有所用，但读起来却总有新的色彩与韵味。这就使梦窗词呈现出一种与他人迥然异趣的鲜明特点，开创出一种超逸沉博与密丽深涩的词风。周济评梦窗词说：“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介存斋论词杂著》）[⑥]这话是颇能搔到痒处的。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⑦]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评，有的评家甚至认为吴文英已超过了李商隐。然而，因梦窗词的跳跃性太强，加之用典过密，藻绘太甚，免不了有某些堆垛与晦涩之病，并由此而影响了他的词的传播。但这并不妨碍他是继辛弃疾与姜夔之后，第三个攀上词史高峰的大词人。
如果说，辛弃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爱国豪放词的思想与艺术的开拓及其完美结合，并由此完成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历史格局，那么，姜夔与吴文英的贡献则主要表现为通过词艺的深化，增强了婉约词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力，使婉约词在向豪放词倾斜与相互渗透过程中不失自家本色。姜夔与吴文英的创作说明婉约词的传统以及词这一诗体形式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它不会在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的时潮中丧失自身的特质而被化掉。姜夔与吴文英维护了词的纯正，丰富了艺术技巧，并为他们以后的婉约词（包括豪放词在内）指明方向，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艺术经验。所以，姜夔、吴文英与辛弃疾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词史的高峰之颠，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他们思想内容的高、大、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多样，完整，齐备，已达到词史发展的极致。宋末元初及其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一不笼罩于南宋这一词史高峰投下的阴影之中，不论他们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大的发展变化，均未能超出辛、姜、吴（当然也包括北宋大词人）所覆盖的范围，也始终未能走出他们的阴影。所以，词艺的深化期仍然是词史高峰期的继续与发展。这一时期从姜夔登上词坛，到吴文英去世为止。其中还包括受吴文英影响的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还有早期走向词坛另一重要女词人朱淑贞。
第四是宋词的结获期。所谓“结获”也就是南宋词的最后结局、结果与收获期。假如我们把前三期比作春耕、夏耘、秋熟，那么这最后剩下的工作便是抢收与存储了。结获期与其前后的历史时间均有交叉，它横跨宋末元初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艺术创作的内容与风格并不与朝代的更迭、政权的转移同步。一个政权被颠覆以后，当天就可改名易帜，而文学内容与风格的质的变化，则需要延续很长历史时期。所谓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大约就是其主要表征之一了。因此，结获期既包括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宋赵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的最后灭亡，又包括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前后，即所有南宋遗民词人去世为止。
在南宋灭亡前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蒙古军不断南侵，但南宋小朝廷并未意识到巢倾卵覆之日已经到来，仍然文恬武嬉，醉生梦死。而清醒的朝臣与部分士人已预感到危亡在即。为了增强民族危亡意识，他们继承辛弃疾爱国豪放词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里大声呼号，对统治集团表示极大愤慨。刘克庄、吴潜、陈人杰等人的伤口便都程度不同地透发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与报国无门的苦闷。
从咸淳五年（1269）蒙古军侵袭襄阳，到咸淳九年（1273）襄阳失陷，蒙古军继续加紧灭亡南宋的军事进攻，1276年攻陷临安。三年后，元军击败南宋最后一支军事力量，帝昺投海。宋后期的词人绝大多数都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巨大变动，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永难平复的创伤。所以在南宋灭亡以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始终坚持反元的遗民立场，隐居不仕，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咏叹南宋灭亡后的伤痛与悲惋。他们继承了姜夔开创的词风，感时愤世，凄咽苍凉，寄托遥深，在咏物词的写作上别具创获，是婉约词继姜、吴之后在特定时代氛围中的新发展。周密、王沂孙、张炎不仅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词史上也有较大影响，是仅次于辛、姜、吴的重要词人。还有一部分词人，面对南宋的灭亡，大义凛然，起而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绝灭中进行殊死的挣扎与搏斗。他们的词就是在这一挣扎与搏斗中所发出的怒号，如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不仅有振动当时的诗、词、文，而且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一曲气贯长虹的哀歌。他生的英雄，死的壮烈。应当说，文天祥的诗词创作及其抗元救国的实际行动为南宋的灭亡留下了一部高扬民族气节的英雄交响曲。参与这部交响曲共同演奏的还有刘辰翁、蒋捷、汪元量和刘将孙等爱国遗民词人。近三百二十年的两宋词坛，在这英雄交响曲的回响声中，拉紧了它最后的一块幕布。第一章 词坛的“重建”期
从公元一一二六“靖康之变”到南宋灭亡的一二七九年，历史上称之为南宋时期。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经过长期准备的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一路进取太原，一路领取燕京，并约定于北宋国都东京会合。太原守军逃跑，燕京守将投降。金兵长驱直下，势如破竹，东京危如累卵。在北宋即将覆灭的紧急关头，宋徽宗魂飞魄散，先是下罪己诏号召各地驻军“勤王”，随后又宣布退位，命太子赵桓即位。十二月赵桓（钦宗）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靖康。钦宗一上台就准备投降，只是因为李纲等抗战派坚持抗金救国，反对卖国投降，才使局面维持约一年之久。但因钦宗态度软弱，多次贻误战机，加之用人不当，北宋都城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被金兵攻破。是月三十日钦宗出城到金营投降。第二年（1127）四月，金兵大肆抢掠后挟徽、钦二帝及所有皇室北上。北宋灭亡。同年五月赵构称帝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随即南渡。为躲避金兵追击，宋高宗赵构在江浙一带跑来跑去，直至绍兴八年（1138）才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靖康之变”象空前巨大的雪崩一样，将无穷的灾难降临在宋室臣民身上。北宋政权被颠覆了，北宋词坛自然也随之崩解。当时的词人也随着宋室纷纷南渡。于是重建南宋词坛的任务又落到了南渡词人身上。第一节 亡国的哀吟与救国的呼号
南宋词坛是在两种不同的音响声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是亡国的哀吟，一种是救国的呼号。这两种声音虽有明显不同，但却都是面对北宋灭亡而发出的反响，其最深潜的心理情感层次都是因北宋灭亡而激发出的爱国深情。前者由于身份、地位、处境、性格等因素不同，表现比较深隐，往往跟自身一己之悲交织在一起，或者就是这一己之悲的直接抒写。因而，自然成为婉约词风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另一种声音是面对北宋的灭亡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怒吼，直接表达他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强烈愿望。这种声音很自然地继承苏轼开创、但在北宋末期一度消沉的豪放词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贯穿南宋词坛始终的最强音与主旋律。
一、赵佶与蒋兴祖女之不同哀吟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元符三年（1100）即帝位。赵佶在位二十五年中，朝政日非，民怨沸腾。他重用蔡京、朱勔、童贯等奸佞之臣，加重对百姓的镇压与掠夺。百姓不堪忍受而纷纷起义。对外，他一贯奉行妥协投降政策，致使金贵族统治者不断向内地侵扰，连陷朔代及燕云各州，埋下灭亡的火种。对此，赵佶只知苟安求活而不知自振抗敌，终于在金兵大举南侵时束手待毙。他禅位太子赵桓，自号道君皇帝，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赵佶父子即即徽、钦二帝被掳北去，押解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死在那里。
赵佶政治上昏庸腐朽，招致北宋灭亡并于荒远边地度过八年亡国之君的囚徒生活。其后半生经历之凄惨为其他亡国之君所无。另方面，赵佶又是一个天分极高的诗人与艺术家。他能诗能词，精通书法，擅长绘画，熟谙音律，长于演奏，其他犬马游乐之事也无不精擅。他生平著述极多，但无刊本行世。存词只十二首，近人曹元忠辑有《宋徽宗词》。
赵佶作品以被俘为限可分两期。除《眼儿媚》及《燕山亭》两首为被俘后所作外，其余皆为被俘前所作。
应当说，赵佶词风的转变是从《临江仙》开始的。这首词题曰：“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宣和乙巳”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据《宋史·徽宗本纪》，这年十二月“诏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靖康元年（1126）正月己巳，诣亳州太清宫。”[⑧]宣和七年冬禅位后，赵佶为避金兵乱逃往亳州。因正在旅途中，时间尚未到改元（靖康元年正月）之日，故词题仍沿用“宣和乙巳”。这首词写于南逃途中，已完全失去早年寻欢逐乐的情致，字里行间已隐约透露出亡国之忧。全词如下：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馀。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上片写南行的焦灼心情与路上之所见。“淮波寒重”，既是季节特点、又烘托出时代的森寒。史载，徽宗退位后深知民愤极大，罪责难逃，乃携后宫人等并蔡京、童贯全家，由童贯亲军二万人护送，逃出东京，以“烧香”为名前往亳州。其心情可想而知。但赵佶依然写出了“烟笼滩上路，人买就船鱼”这样具有淮水渔村特色的词句。不过，下片就再也没有这种诗情了。有的只是僧房的简陋与梦惧魂惊。长吁短叹之余，只有蘸着泪水，书写回信，报告旅途的平安。北宋前途早已吉凶未卜，自身的未来又哪里有什么预测？“人买就船鱼”这一安定画面是怎样令人欣羡呵。可以看出，从这首词开始，作者已初步进入亡国之君的心态了。
真正进入亡国之君心态的是《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上片忆昔，写京都往日的兴盛繁华，其中突出“帝王”二字， 暗示亡国况味袭上心头。下片慨今，过片“花城人去”一句，将梦中繁华抖落，跌入“胡沙”现境中来。结拍从羌笛转忆江南梅花，哀思苦绪，尽在不言之中。因此词咏及梅花，后人怀疑南宋某些咏梅之作与二帝北狩词情相关，如姜夔之《暗香》、《疏影》等。
赵佶的力作是《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打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词以杏花起兴，实写故国之思。上片前六句用拟人手法极写杏花无比妍丽，笔触轻灵秾艳，细腻传神。“蕊珠宫”，道家所说的神仙宫阙。因赵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故此句有自喻之意在内。后五句词笔急转直下，“凋零”的“杏花”亦即北宋王朝的写照。“无穷风雨”，不只是大自然现象，也是时代的政治风暴。“无情”、“愁苦”、“凄凉”、“春暮”，哽咽之声，连绵不断，构成亡国哀吟的四重唱。下片写故国之思。以“离恨”扣题，并通过“寄”字全面铺开，以下逐层泻染。先把“离恨”托之与“双燕”，但“双燕”不通人语，无法表达；继之一转，即使它们能够表达，但“天遥地远，万水千山”，“故宫”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暗示，即使这“双燕”能够找到，但江山易主，物是人非，又向谁去转诉你的“离恨”？下面，词笔再转，即使如此又怎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思念故宫呢？在令人绝望的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梦中。然而可悲的是，近来连做梦的机会都不可得，借助梦魂归国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此词写得凄恻委婉，纡徐曲折，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句句皆由肺腑发出，倾吐着由万人之上跌入异邦奴隶群中那种欲死不能，欲归不得的凄楚心态，故千百年后，仍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正如杨慎在《词品》所说：徽宗此词北狩时作也。“词极凄惋，亦可怜矣！”[⑨]沈际飞说的更为形象：“猿鸣三声，征马踟蹰，寒鸟不飞。”（《草堂诗余》正集）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把此词跟李煜《浪淘沙》“梦里不知身是客”相比较，认为这首词结拍两句，“其情更惨”[⑩]。王国维对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认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人间词话》）[11]因为赵佶北上后作品多写真情实感，艺术性很强，人们往往为其词而感动，甚至由此忘记他是荒庸腐朽的亡国之君。
赵桓（1100—1160），即宋钦宗，赵佶长子。正和五年（1115）立为太子，宣和七年（1125）冬嗣位。翌年正月改元靖康，在位二年。靖康二年（1127）金兵围汴京，被掳北去。存词三首。
作为一个软弱无能的皇位继承人，在金兵围困汴京的危险形势下即位，如利用当时同亿敌忾的士气与各路兵马集中保卫汴京大好时机，加以用人得当，不愁击退金兵、转危为安。但赵桓在在位的两年中，战战兢兢，畏敌如虎，步步退让，不惜接受一切丧权辱国条件以图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但最终弄得国破家亡，被掳为奴，死于边远的囚所。但他始终对这一历史悲剧未能进行认真反思。他认为北宋的灭亡是“万邦不救”，是缺少壮士忠卧。如《西江月》：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首二句说北宋历来政策如何正确。三、四句把辽、金、西夏的骚扰入侵归罪于“奸臣招致”，所以连年战事不绝。于是，一贯推行妥协退让错误政策的责任便被推卸掉了。下片，对汴京失守并未认真检讨自身责任，而完全归罪于外界。当然，其中不乏难言之急，尤其是子不言父过这一封建纲常礼法的束缚，使他难以直言徽宗在位时的荒淫腐朽。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毕竟指出了前代祖宗信用了“奸臣”。信用“奸臣”，皇帝本身也就有责任了。从思想内容、情感深度与艺术表现诸方面看，这首词均较浅露平白，质木无文。
另首《西江月》则略具词的韵味：
寒雁嗈嗈南去，高飞难寄音书。只应宗社已丘墟。愿有真人为主。 岭外云藏晓日，眼前路忆平芜。寒沙风紧泪盈裾。难忘燕山归路。
一起二句即景生情。接二句从亡国之君联及北宋一百五十年基业，并寄望于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宗社的香火。思想境与感情深度均比前首有显著提高。尤其是下片，结合塞外风光特色抒写欲归不能却又望眼欲穿的情感，这就把亡国之君的故国之思与宋室臣民的亡国之思的距离缩小了，因此也有了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还有一首《眼儿媚》，步赵佶原韵，当是和作：
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 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虽是和作，但与原作并不重复。尤其后片，将父子被掳的情感写得极为沉重，伤痛。其中暗含为子者不能挽救父亲被囚的命运而自渐自伤，但又不予说破，只用塞外胡沙，迤逦萧索与向晓霜花来加以衬托，不仅感人，且初具凄婉，况味。但整体上看赵桓的词往往理胜于文，缺少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所以其价值远在赵佶之下。但这三首词却是从亡国之君的角度发出悲吟，汇合到当时痛蛋北宋灭亡的合唱之中。赵恒的词跟赵佶的词一样，同是这一合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声部。
下面，通过平民百姓与无名氏的作品。来审视“靖康之变”在当时造成的灾难。
蒋兴祖女，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名不详。父蒋兴祖，宋钦宗靖康年间任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令。金兵南侵，围攻阳武，蒋兴祖坚决抵抗，城破后牺牲（见《宋史·忠义传》）[12]其女被金兵掳去，北行途中过雄州（今河北雄县）驿，题《减字木兰花》一首。事见韦居安《梅磵诗话》。《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上片写被掳北去。首二句写朝行。一大早便被金兵驱赶北上，千里迢迢，辘辘车一辆接一辆，咿咿呜呜，流水般向北急驰。接二句写暮宿。“白草”句，点北方特色。“孤村”，状战后萧条。如此日复一日，其苦可知。下片抒思归之情。过拍“飞鸿”一句，是目之所见，寓意极深，以鸿飞之自由，反衬被掳之苦；大雁南飞，而自身北行；对此又怎能不愁肠百结，难分昼夜呢？结拍直抒思归不得的苦痛。况周颐说：“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蕙风词话续编》）[13]虽然赵佶的哀吟与蒋兴祖女的哀吟都是北宋灭亡造成的。但一个是自食其果，一个是深受其害；一个不断怀想“帝王家”与“故宫”，另一个则想念着“乡关归路”。因此，后面这首词更贴近当时受此浩劫的平民百姓，蒋兴祖女的不幸也就更值得悲悯。
即使赵佶的昏庸给宋宋臣民带来无穷灾难，当时的平民百姓仍把他当作国家的象征，同情他。如无名氏的《玉楼春·闻笛》（##）：
玉楼十二春寒侧，楼角暮寒吹玉笛。天津桥上旧曾听，三十六宫秋草碧。 昭华一去无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声落尽短亭花，无数行人归未得。
上片闻笛。通过笛声把南渡前后的北宋、南宋串接起来。首二句以“玉楼”代指南宋宫苑，点出时、地，放出笛声。接二句以“天津桥”代指北宋都城汴京。“三十六宫”句，状北宋来亡后宫苑的荒凉衰败，秋草丛生，于是黍离之悲便油然而生了。下片感令。“昭华人去”，承上写徽、钦二帝及皇室嫔妃尽皆被掳北去，消息全无。“昭华”，宫中女官名，在此泛指。“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句，是用景物来烘托二帝南归的希望无限渺茫。“空”字因此再予点明。最后两句照应开头的“玉笛”，写南渡之人如今也难以北归了。李白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抒写迁客之悲。词中“一声落尽短亭花”，即“落梅花”之意。玉笛所奏，也就之古代笛曲《梅花落》。
古代常用玉笛、《梅花落》曲以及梅花的飘零来抒写迁客之悲与故国之思，如赵佶的《眼儿媚》中有“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之句。这首词用“一声落尽短亭花”来烘托欲归不得的故国之思。同样，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臣洪皓，在被拘的十余年时间里，也用对梅花的歌咏，表达自己的气节与对祖国的怀念。
洪皓（1088—1155），字光弼，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徽宗赵佶时，曾代理宁海县令等。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充任大金通问使。在金国留居太原一年余，后转移云中（今山西大同）半年，冷山（今吉林农安）十年，最后到燕京（今北京）。在金十余年间，他屡遭软禁，威逼，利诱，历尽艰辛，表现出崇高民族气节。在金被拘时，他得知很多内情，便借机向南宋传递“复故疆，报世仇”的情报。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划定淮河国界，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金同意送回宋徽宋赵佶棺木及高宗母亲韦后。第二年（1142）夏至，洪皓听有人唱《江梅引》，其中有“念此情，家万里”之句，又闻南宋派遣迎护韦后等人的使节将至，不禁百感交集，连夜写了四首和所听《江梅引》词。词牌原为《江城梅花引》（即来自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诗句），洪皓又根据自己和词首句末三字，另外新调，如《忆江梅》、《访寒梅》、《怜落梅》等。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回归南宋。他当面揭露秦桧早年叛变的隐情，秦桧怀恨于心，最终将洪逐出朝廷，死于贬途。著有《鄱阳集》与《松漠纪闻》，存词二十一首。
下引其《江城梅花引》四首之第一首，调名《忆江梅》：
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馀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 空凭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对江南梅花的回忆，也就是被拘使臣对南宋国家的怀念，同时也抒写了他热切盼望早日南归的心情。梅花，作为传统民族文化意象，在表达气节品格的同时，又逐渐凝聚着故国之思的情感。南宋后期不少词人写梅，大都寓有如许丰富的文化意识。
二、文臣武将抗敌救国的强音
当金兵大举进攻之际，北宋部分文臣武将与有识之士便立即行动起来，进行英勇抵抗。他们或决策于帷幄，或拒敌于沙场，或奔走呼号，或义愤揭露，目的均为挽救北宋的危亡。当汴京城破，二帝被掳，他们或转战于后方，或随宋室南渡，继续为抗金复国呼吁歌唱。他们继承了苏轼开创但在北宋后期已逐渐消沉的豪放词风，直抒抗敌御侮，还我河山的爱国激情，汇成了时代的强音。这一批词人中有李纲、赵鼎、李光与胡世将等。
李纲（1083—1140），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历任太常少卿等职。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下，徽宗惊恐万状，急于南逃。李纲力主抗金。钦宗即位后，李纲为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东京留守。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困汴京，李纲登城督战，激励将士，击退金兵。但钦宗听信谗言，李纲被贬。南宋初，首召为相，修内治，整边防，讲军政，力图恢复，但不久高宗又听信谗言，李纲再被罢免，在职仅七十五天。绍兴二年（1132）被起用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不久，又被罢免。绍兴十年（1140）卒于福州。李纲坚决抗金，为官刚正，甚至使北方金人畏服。“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见《宋史·李纲传》）[14]著《梁溪集》，有《梁溪词》，存词五十余首。
李纲存咏史词七首，均为借古喻今之作。从他这一首的词题中，即可看出其现实针对性。如：“光武战昆阳”、“汉武巡朔方”、“晋师淝水上”、“太宗临渭上”、“宪宗平淮西”、“明皇幸西蜀”、“真宗幸澶渊”等。这些词的创作，实际上是鼓励宋高宗汲取历史教训，将南北统一、国家中兴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以免重蹈历史覆辙。如《念奴娇·宪宗平淮西》，写的是唐宪宗李纯平淮西方镇吴元济分裂割据的史实。词中写李纯央明果断，用人得当，信任裴度，终于在元和十二年（817）消灭飞扬跋扈、为害多年的淮西藩镇势力，强固了国家的统一。词中歌颂作战有功的裴度与李愬。其下片曰：
於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擒贼功名归诉。半夜衔枚，满城深雪，忽已亡悬瓠。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
歌颂唐宪宗，亦即鼓励高宗“中兴”。对裴度、李愬的赞美，也就是勉励抗金朝臣武将，也含敢于用人，信用贤臣之意。《喜迁莺·晋师胜淝上》，写著名秦、晋淝水之战，更具现实针对性。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秦王符坚率兵百万大举南侵。东晋谢安策划抗敌，终于击败秦兵，大获全胜，巩固了东晋王朝的统治。词曰：
长江千里。限南北、雪浪云涛无际。天险难逾，人谋克壮，索虏岂能吞噬。阿坚百万南牧，倏忽长驱吾地。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 奇伟。淝水上，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坐却北军风靡。夜闻数声鸣鹤，尽道王师将至。延晋祚，庇烝民，周雅何曾专美。
这首词在叙述“淝水之战”过程中，着意于长江天险的刻画，目的在于巩固信心。对谢安以少胜众的赞美，在于消除对金的恐惧心理，树立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的信念。下片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均作形象描绘。秦、晋淝水之战的史实，与南宋当时形势极为类似。所以这首词的现实针对性在七首咏史词中最为突出。在南宋爱国豪放词中，不断出现与东晋相关典故，其中，用谢安破敌最多（包括手来的辛弃疾和陈亮），但始发轫者却是李纲。
另首《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写北宋真宗赵恒征辽事。上片写辽兵入侵，朝臣纷纷建议采取逃跑主义，舍平民百姓于敌人铁蹄之下。唯有寇准，力排众议，力劝御驾亲征，以振国威。真宗采纳寇准建议，出师北上，百姓欢呼，辽兵恐惧，终于退兵讲和。其下片写道：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歌颂真宗御驾亲征，对南宋来说，特别对宋高宗，是很有针对性的。但词人对亲征后所订屈辱性“澶渊之盟”，却缺少认识。这次盟约，使北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此彻底转变了宋初对辽作战收复燕支的政策，从消极防御进而变为退让妥协，对外完全失去主动，种下了自取灭亡的祸根。《苏武令》在李纲词中以抒情见长。词中抒写徽、钦二帝被俘的感慨：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上片思念被掳二帝，从“塞上”、“渔阳”着笔。“翠华”，即皇帝旗帜上用翠羽作装饰，代指皇帝的旗仗。因二帝被掳一去，便无任何消息，故说“音杳”。“驿使空驰”三句，用形象的语言，写宋、金双方使节往来，毫无结果，大雁飞尽也未有二帝（“双龙”）的音耗。“念白衣”以下自责，虽然朝廷对自己委以重任，但在抗金复国，迎回二帝方面，却毫无建树。故说“未成图报”。下片前四句委婉揭露投降派对抗金复国大计的破坏阻挠：“伤时多故”。从“调鼎为霖”开始，写自己“登坛作将”以后，头一件大事就是打回老家，长驱直入，径捣敌方老巢：“燕然即须平扫！”最后以雄壮的声音，英雄的气慨，表示夺取全胜，迎接二圣回朝心志：“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这三句是时代的强音，广泛代表了朝野百姓的共同愿望。
另一首抒写壮怀难申的词是《永遇乐·秋夜有感》。其下片云：
江湖倦客，年来衰病，坐叹岁华空逝。往事成尘，新愁似锁，谁是知心底。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烛兰缸，呼童取酒，且图径醉。
这首词里不再有“横行沙漠”的勇气，而只是叹息“中原杳杳”；不再有“奉迎天表”的决心，剩下的只是“满襟清泪”与“且图径醉”。这首词很可能是被罢免宰相职务以后所写。因已不在其位，无法参与朝廷重大决策；加以，此次下台实际是投降派左右朝政的后果，所以词人对抗金复国与二圣回朝的信心已逐渐消失。词中已经透露出当时和、战两派斗争的尖锐化与政治气氛的压抑感。反映这种心态的词还有《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回首中原何处是，天似幕，碧周遭。”
李纲词能抒真情，写实感，有一定艺术感染力。但咏史之作，议论过多，理胜于辞。抒情之作，则能情景兼到，风格也较多样。李纲词的优点与不足，均是南宋词坛重建过程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南宋开国伊始，政事复杂多变，与时事政治密切结合的豪放词，不可能象后期某些专业词人那样字字推敲，句句讲求，或经旬月改动才能定稿。为时事政治而呼号的作品必求一个“快”字，故荒率之病，很难避免。更何况爱国豪放词在当时均是首创，不可能象婉约词那样有丰富创作经验与成功的样板，可以借鉴仿效。
赵鼎（1085——1147），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为开封市曹。南宋绍兴初累官签枢密院，拜尚书厅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鼎为南宋名臣，与李纲、张浚先后居相位，主战抗金，反对和议。因秦桧构陷，安置潮州、移吉阳军，秦桧意犹未已。赵鼎悲愤，不食而死。死前自书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有《得全居士词》，存词四十五首。
赵鼎最早写成的南渡词，是《满江红》，词题是“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全词如下：
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 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丁未九月”，即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靖康元年金兵攻占汴京，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掳二帝北去。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九月，金兵来犯，退驻淮甸并下诏修缮建康（今南京市），以便南渡。赵鼎“南渡”，是为高宗南下做准备的。渡江前，他泊舟江北仪真（今江苏仪征）写下此词，词此“惨”字开篇，为全词定下基调。时间、季节、家国、乡关、君臣、百姓，在此地覆天翻的“靖康之变”过程中，几乎无一不深遭惨痛剧创。遭受惨痛剧创的人看世界，则客观事物也无一不带有凄惨的色调。于是“秋阴”、“西风”、“雨湿”纽结在一起，便似乎连苍天也在为北宋的灭亡而默默垂泣。“凄望眼”中的“凄”字，与开头“惨”字上下呼应，进一步渲染出时代的凄惨氛围。但“凄”字又有具体所指，即作者以凄迷的望眼，注视着“征鸿几字，暮投沙碛。”“征鸿”有飞翔的自由，向北地“沙碛”飞去。而当时北宋君臣百姓却要仓皇南逃，把家乡抛在身后。“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二句，即写此凄苦心态。“遥山色”二句，点南渡之所向。换头用四个短句就凄苦心态抒情。天涯为客，肠断头白，搔首兴叹，俱是乡关这肋之思。“须信道”以下四句，借酒浇愁，虽是诗词中寻常言语，但却不可以寻常视之，因从上片直贯而下，应视之为亡国之痛的另一种抒发形式。陈廷焯评论南渡词时，他举出的第一首词例，便是这首词最后四句。他说：“此类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白雨斋词话》卷六）[15]
在南宋爱国豪放词中，多有咏元宵节（上元）以寄故国之思者，赵鼎便是最早写元宵节词的词人之一。如《鹧鸪天·建康上元作》：
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 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
从内容看，当是渡江后最早的上元节所作。作者生于山西，中进士后为开封士曹，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政和、宣和“盛世”。这一时期，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特立一条加以描述：“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16]这首词上片前两句写南渡之初那种作客他乡的感觉。“天涯海角悲凉地”一句，对“客居”作具体发挥，使北宋灭亡，背井离乡，仓皇南渡的情感明朗化。但以下并不直抒，而是用“记得当年全盛时”来作当今“悲凉”的反衬。下片承此，对当年“全盛”时的“上元”之夕作艺术概括：“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词的篇幅短小，不能象《东京梦华录》那样作具体描写，而是用化实为虚的手法，渲染出一种美好、富丽、兴盛、祥和的气氛，和当今的“悲凉”形成巨大反差。所以，结穴两句才慨叹地说，过去的繁华全盛分明是短暂一梦，如今醒来，转眼皆空，止不住泪落沾衣。“华胥梦”，语出《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其国无帅长，一切崇尚自然，无利害冲突。[17]作者用“华胥梦”喻北宋的“全盛”转眼皆空，表达深沉的故国之思。词体虽小，但却能涵盖今昔，概括性很强，却又有虚有实，虚实相生。用笔曲折委婉，起伏多变，以喜庆衬悲凉，益增其悲戚。这本来是一首婉约词，但因杂入故国之思与南渡的感慨，具有深刻历史内涵，故悲婉中又有豪气流注其间，反映出在南宋词坛重建过程中婉约词与豪放词的相互渗透。其《双翠羽》：“慨念故国风流，杨花春梦短，黄粱初熟。”《浣溪沙》：“惜别怀归老不禁。一年春事柳阴阴。日下长安何处是，碧云深。”均与《鹧鸪天》大体相近。
在与投降派秦桧等长期较量过程中，赵鼎的词变得更加沉郁悲壮。如《花心动》：
江月初升，听悲风、萧瑟满山零叶。夜久酒阑，火冷灯青，奈此愁怀千结。绿琴三叹朱统弦绝，与谁唱、阳春白雪。但遐想、穷年坐对，断编遗册。 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慨念少年，横槊风流，醉胆海涵天阔。老来身世疏篷底，忍憔悴、看人颜色。更何似、归欤枕流漱石。
这首词自注为“偶居杭州七宝山国清寺冬夜作。”词人山寺借宿，对国事人生、个人前途进行周密的思考。上片所写虽为冬夜之所见，但“江月”、“悲风”、“零叶”都注满作者“愁怀千结”的感表色彩。之所以如此，在于心中有三大感叹。下片对此“三叹”作充分抒写：“西北欃枪未灭”一可叹；“千万乡关，梦遥吴越”，二可叹；“老来身世疏蓬底，忍憔悴、看人颜色，”三可叹。虽然结拍设想“枕流漱石”的归隐生活，但这“三叹”未消，也只不过说说而矣。词人最终没有真正隐居过，否则他也不会被秦桧逼得绝食身死。宋高宗死心塌地要偏安于东南半壁，抗金复国的主战派要想取胜已绝无可能，故词中不免流露悲观情绪。况周颐评赵鼎词说：“清刚沉至，卓然名家。故君、故国之思，流溢行间句里。”（《蕙风词话》卷二）[18]
李光（1078—1159），字泰发，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崇宁中进士，知开化，历太常博士、迁司封，贬阳朔县。绍兴初，擢吏部侍郎，历官至参知政事，以忤秦桧意罢去，再谪昌化。桧死，复朝奉大夫，还至江州卒。有《庄简词》，存词十四首。
在他与卖国投降派较量中，曾痛斥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秦桧大怒。李光求去，知绍兴府，改奉祠。他在离朝过桐江路上经子陵滩，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表诉心中愤懑：
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当年俊杰安在，酌酒酹严光。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归去谢宾友，客路饱风霜。 闭柴扉，窥千载，考三皇。兰亭胜处，依旧流水绕修篁。傍有湖光千顷，时泛扁舟一叶，啸傲水云乡。寄语骑鲸客，何事返南荒。
词有小序说：“过桐江，经严濑，慨然有感。予方力丐宫祠，有终焉之志。”序中的两个重点已涵括全词。上片所写即过严濑有感，下片乞绍兴奉祠，愿在那里终此一生。序虽如此，但词人并不心甘情愿。所以开篇仍关心国事，从“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这一现实写起。当时金兵正准备进犯东南，而秦桧等一贯求和媚敌，朝野上下一片凄凉。正是在此前提下，舟过子陵滩。词人自然想起南宋需要严光这样的俊杰来完成中兴大业，词人以呼唤的语气问道：“当年俊杰安在？”言外之意是今天的俊杰只能有严光归隐一途么？在酹酒对严光表示祭奠的同时，再次突出南宋紧急的形势：中原早已被敌侵占，现正向南侵蚀。如何解此亡国危机？只有仰问苍天了。值此关键时刻，自己却辞别送行宾友，想到绍兴奉祠（实即归隐）了。下片，写决心归隐以终此余生。换头三句，写闭门读书，钻研经史。“兰亭”二句，写王羲之在山阴（即绍兴）兰亭有过茂林修竹，曲水流觞的雅集，自己可以仿效。还有贺知章，他告老还乡自名“四明狂客”在“湖光千顷”的鉴湖上，驾扁舟一叶，啸傲山水之中。这些都使我神往。因此，词人寄语李白（李白被称为“骑鲸客”），问他：你为什么隐居很长时间，“安史之乱”以后却跟随李璘，结果被流放夜郎？词人用此告诫自己，从此归隐，不再重出。可以看出，下片虽写归隐，但词人内心却仍关注国家大事，更何况乞绍兴奉祠完全是被迫而非本心，故以啸傲林泉，对南宋投降派表示极大不满。这首词激愤慷慨，质切劲直，托意深长，是李兴有代表性的作品。
胡世将（1085—1142），字承公，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南渡后，官至中书舍人，知镇江府。绍兴九年任川陕宣抚使，曾击败金兵，收复陇州一带失地。他不是词人，仅存一首《酹江月》，但浩气纵横，在南渡词中独具特色。
这首词，题为：“秋夕兴元使院作，用东坡赤壁韵。”全词如下：
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 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阃外何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
此词写于西北军事前线。“神州沉陆”为全词立足，鉴古慨今，痛斥和议，反对投降，鼓励志士共同抗金以恢复失地，统一河山。词中列潜并歌颂与当地有关历史人物，为的是重振民族雄风。作者先从近处写起。“一范一韩”，即北宋驻军西北抗御西夏入侵的范仲淹和韩琦，他们有功于国。“汉家三杰”，指辅助刘邦打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拜将台”、“怀贤阁”，前指拜韩信坛，后指武侯端，建于斜谷口，北宋犹存。这些历代名将，正是作者缅怀的先贤，追慕的对象。另方面，通过一“欹”一“杳”，又说明南宋小朝廷对人才的压制摧残，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抛却关西半壁”、“六师不发”与“铁骑千群都灭”，面对这南宋妥协投降的恶果，先后对此，怎不令人怒发冲冠！作者身为行军统帅，对战争失败有着血肉其驱的亲切感受。绍兴八年（1138），赵构、秦桧与金和议，反对和议的重臣赵鼎、刘大中俱遭罢黜，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而被远谪岭外。和战之争，见诸词者甚少。岳飞《小重山》主战反和。胡世将以更为鲜明的词语、鲠直的态度，批判“六师不发”，难能可贵。其次，南宋爱国豪放词多产自半壁东南，此词却写于西北对垒的抗金前线，有金石之音，凌支之气，弥足珍贵。三十年以后，陆游在南郑写的《秋波媚》，才成嗣响。
三、重建的词坛与和战之争
在南宋词坛重建过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便是词这一诗体形式已不只是一般地抒写爱国抗金的壮志豪情，词人已经开始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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