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近代史（上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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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近代史（上卷）试读：

第一章　16世纪资本主义曙光下的西方·同一世纪东方中国和日本

1500年左右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这首先是因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基本上处在闭塞的状态，新旧大陆之间更是互相隔绝的，只有到1500年左右完成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创绕非洲的新航路、麦哲伦等绕世界一周——之后，这种状态才被打破，过去处于相对隔绝的各地区才开始进行直接的接触。这是人类向全世界联系为一体迈出的第一步。1500年是人类史上的关键性年代。

以1500年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因为只是从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人走向海外，开始殖民征服，欧洲贸易才走出地中海的狭小范围而扩大到全世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促进了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施加了极大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与它同时或前后发生的，在西方还有两大运动，一是文艺复兴运动（14—17世纪初），另一是宗教改革运动（1520—1570年）。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的发生都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进取精神，而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文艺复兴也推动了宗教的改革：人文主义者之谴责天主教教会的黑暗腐败，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攻击天主教的论据，人文主义者之研究《圣经》的原文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也为新教教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又各从不同的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鸣锣开道：地理大发现为资产阶级开辟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文艺复兴向资产阶级注入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在欧洲不少国家推倒了作为封建势力顽固堡垒的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并且为资产阶级锻炼了象加尔文教那样的精神武器。

16世纪也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时期，这二者都庇护了新生的、远非象后来那样强大的资本主义。

这样，1500—1600年在世界史上是取得重大成就的100年，在这100年中，西欧人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也在文化、思想、宗教及政治等领域内完成了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象征着资本主义曙光的来临。西欧以东的许多国家，包括东欧诸国、西亚伊斯兰诸国、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和日本，在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转折时期，都还不曾出现类似上述西方的变革。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绝不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也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

第一节　世界地区隔绝状态的突破·商业革命

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绕非洲到东方的新航路及麦哲伦等人之完成环球航行，便是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内容。紧随着地理大发现，发生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殖民扩张。这些划时代的大事，“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背景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动因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16世纪以前，欧洲早有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需要外来的商品，比如欧洲人在饮食上离不开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这项贸易到13世纪末有很大的发展，从东方辗转输入的商品比12世纪初增长10倍，其中主要是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等）、樟脑、檀香、丝绸、宝石、布匹等等。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价格昂贵。贩运这些商品，获利不止倍蓰。

但是，到15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克里木等地区，从而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不但帝国军队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规定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年左右，欧洲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封建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农民也用货币交纳地租。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便扩大经营，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有了它就有了一切，人人都渴望黄金。哥伦布对黄金着了迷，他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自从《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

其次，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近似好战的传教精神，在与几乎具有同一精神的穆斯林势力长期对峙中日益滋长。十字军的多次东侵，就是受这种精神鼓舞的。从中世纪以来，在西欧还流行一个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君主。西欧的基督徒梦想和这位君主建立联盟，以便共同攻打穆斯林的势力。热心于航海事业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的动机除了企图夺取香料贸易之外，便是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联盟，发动一次新十字军运动，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年前后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之从事于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宏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

第三，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按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人们最关心的不应是现世，而是来世，是死后上天堂。天主教还认为人生而有罪，但禁欲苦行，可以赎罪。文艺复兴运动扫荡了这种神学观念。人文主义者讴歌现世生活，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进取精神，是海外冒险事业的一种思想动力。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条件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发生，还因为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

第一，航海技术的改进。在1500年以前的300年间，欧洲船舶平均每艘的吨数增大四倍，载重量只有150—200吨的脆弱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载重600—800吨的圆形船体的帆船。到13世纪已在船尾安装了舵，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也已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大大提高了航行的效率。14世纪葡萄牙人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因而加快了航行的速度。这样，船身增大了，速度加快了，操纵也更加灵便了。改进了的帆船又可减少100—200个划手，相应地减少了为这么多人载运的粮食，因而也更经济了。此外，1485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使用星盘，不久又为更廉价的象限仪所代替。这是确定经度所必需的仪器。早在14世纪西欧绘制地图的技术已相当发达了，开始出现标明海岸线及港口位置的航海图。在造船技术方面，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能建造多桅大船，在中间主桅上挂上更多的帆，适应不同的风向及海流。到1500年为止，西欧人已经能建造结构结实、船身更大的海船。强大的龙骨、坚实的肋骨、双橡木船壳板——这一切足以经受住重炮发射时的反跳。航海技术的改进，为地理大发现及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西欧诸国在海外扩张时期，之所以能所向无阻，征服一个个国家和地区，原因之一是“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海上作战的方法。在此以前，西欧在海战方面是落后的。当时的海战主要是甲板上的短兵相接。只有到15世纪，欧洲的战舰才装备大炮。这种所谓大炮仍是小型的，发射的石弹重只几盎司，而不是几磅。它可以杀伤敌人。但不能伤害敌舰的舰体。因此这种小型炮的装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海上战术。15世纪欧洲人在陆战中已使用大型大炮。这种大型大炮太笨重，无法把它运上军舰，更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发射炮弹。

16世纪20年代出现了转变：弗兰德斯、德国的冶金家发展了铸炮的技术，铸成的新型大炮有5—12英尺长，发射的圆石弹（后来是铁球），重50—60磅，在射程300码中能击破敌舰舰身。这种大炮可以安装在军舰上，操纵也容易，在新设计的军舰上多的可载40门。由是海战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从甲板上短兵相接过渡到用大炮轰击敌舰。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使处于海外扩张期间的西欧在海上占了优势，从而有可能控制联结各大洲的海洋。

第三，商业上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复式簿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路卡·帕乔利发表一部关于簿记的著作，建议商人在进行一切交易时，都要在总帐里记入两次，一次作为贷方，另一次是作为借方。这种记帐方法使人们能在任何时候都可对于一项生意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也使经营者加强盈利意识。（2）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展。意大利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早在12世纪就使用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已出现银行。银行逐步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储存、借贷、汇兑等有利资金流通的业务，这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3）观念上的改变。在中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谴责求利的行为。教会禁止放贷取利，认为这是“一个在上帝看来是可恶可厌的罪恶”。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到16世纪中叶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已经要求人们承认“温和的、可以接受的高利贷行为”。于是，以借贷取利的活动不再被视为不义，高利贷可以畅通无阻了，经商非贱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了。（4）股份公司的出现。荷兰、英国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利凡特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等等，都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产生，是商业上的重大变革，在这以前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是个人负责到底的，他们从投资、转运到各种买进、卖出等活动，都是亲预其事，合伙经营也是如此。股份公司则不同，它把投资与经营管理、商业活动分开，使投资者从经营管理的责任下解放出来，可以调动大量资金投入商业冒险事业。任何想把少量资金投于贸易事业的人都用不着自己操心，只是以认购股票的形式进行投资就可以了。股份公司在组织上逐渐趋于完备，一切管理事务都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出可靠的人去管理经营业务。这种商业组织形式有利于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冒险事业，是动员经济力量从事海外贸易的最有效的工具。

商业上的这些进步给西欧的商业带来了活力，从而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第四，专制政府的支持。西欧诸国君权集中的专制制度形成于15—16世纪。作为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16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而且，专制国家还可以调动社会上一切力量——经济活力、技术进步、新教徒的进取精神以及如是等等，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引向海外。西欧专制制度就这样成为向海外扩张的强有力的后盾。

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使它们先天地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展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远的一字儿排开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这四个群岛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有极大的战略价值，有可以泊船的港口，而且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土地肥沃，盛产甘蔗、葡萄及木材。在得到这几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积极。

第二，两个国家都掌握航海技术，特别是葡萄牙。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的绰号是：“航海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业绩在于：使水手及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改进葡萄牙船舶的航海性能。亨利王子曾积极筹划绕过非洲到东方的航路，他派一支接一支的探险队去勘察非洲西海岸。

第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们过去长期处在外来穆斯林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历时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把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与虔信基督教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宏扬基督教的信念更加强烈而坚定。这种信念是推动他们积极寻求东方新航路的一种精神动力。二、地理大发现的过程

欧洲直通印度新航路的发现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多年来，葡萄牙人不断派遣探险队沿非洲西海岸向南摸索到东方去的航路。当时欧洲尚未发明经线仪（到1760年才发明出来），所以在航海中无法测定经度。但是，用简单的方法可以测定纬度：根据中午太阳的倾斜度。早在1487年，当巴索洛缪·狄亚斯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遇到大风时，他的船失去控制，随风向南飘去，一连13天不见陆地。当风力缓和下来时，迪亚斯让他的船向东方（因为他认为陆地是在东方）航行，但是不久他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过了非洲南端而进入印度洋了。由于船员筋疲力尽，乃掉船回去。在归途中他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海角。迪亚斯回国后，葡萄牙王命名该海角为“好望角”。

继承迪亚斯事业的是达·伽马。他在1497年7月8日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启航。他具备一个好的条件，就是已知道“好望角”的纬度（这是迪亚斯在发现好望角时测定和记录下来的）。他不是靠近海岸航行，而是远离海岸，这样既无浅滩之险，海风又吹得强烈而均匀。他在安全地到达预定的纬度（即与好望角相同的纬度）时，便朝正东方向驶去，终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航行。1498年4月，船队进入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雇了一个阿拉伯水手引航，横渡印度洋，于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亦称科泽科德）。达·伽马在印度出卖他从葡萄牙带来的商品——小型物件及毛织品之后，便买进胡椒、肉桂等东方物品，在1499年9月返回葡萄牙。这批货的卖价，为这次航海费用的60倍。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

当然，葡萄牙人开创这条新航路的目的是为了做买卖，所以他们决心垄断新航路上的全部贸易。为此，他们采取了野蛮的暴力手段。达·伽马在一次航行中洗劫了从麦加归来的非武装的阿拉伯商船。

哥伦布航抵新大陆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向印度探航时，西班牙的航海家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是意大利航海家，他在15世纪晚期一心一意想寻找到东方去的新航路，并为此制定了一个海上探险计划。他计划从西欧出发一直向西航行，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日本及印度。当时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人关于大地是一个球形的学说，在西方已经为不少人所知晓，但是关于地球之大小及陆地、海洋的距离，尚在茫昧臆测和估计之中。哥伦布的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对于地球距离的错误估计上面的。他所依据的估计有二：第一是马可·波罗对于亚洲东西两端之间的距离及对于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距离的估计（他估计为1500英里），而这两个估计都是错误的，因为估计得过多；第二是托勒密对于地球周围长度的估计，而这个估计又过小。他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西欧经过大西洋到日本去的距离不足3000英里，向西航行是西欧到亚洲去的捷径。而当时葡萄牙人根据精密的计算，正确地认为到东方去的最短途径是从西欧出发，绕非洲南端，然后折向东北方向航行。因此，当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王室提出他的航行计划时，遭到了拒绝。两年后，哥伦布出现在西班牙宫廷中，经过他的再三恳求，女王伊萨贝拉由于对于地理的无知，终于接受了他的计划，答应向他提供人力物力。这里出现一个既饶有兴味又耐人深思的历史“假若”的问题：幸亏哥伦布作了错误的估计，假若他估计正确的话，他一定不会向西航行，从而也就一定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历史的客观后果，往往是超越身当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估计。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启航，船员中有可靠的水手和有能力有经验的军官。9月6日离开加那利群岛，扬帆出海。幸而一路上都是顺风，航行得很顺利，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一周一周地过去，所见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波涛浩淼的大洋，连陆地的影子都看不到。水手们越来越不安。为了安慰大家，哥伦布向他们谎报了航行的距离。10月7日看到飞鸟了，但仍不见陆地。甚至连哥伦布自己也发愁了，因为按照他的计算，已经应该到达日本了。10月9日他向众人表示如果在三天内仍看不到陆地，就转回去。但是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船上的守望者突然发现远远的水天相接处有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原来是一个海岛（这属于巴哈马群岛），大家高兴得犹如绝处逢生，一同舍舟登岸。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刻，因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也就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闭塞。但是哥伦布到逝世前，一直相信这是亚洲的一个海岛，他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

哥伦布在离开圣·萨尔瓦多后，继续航行，又来到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然后返航回西班牙。这是他第一次航行。

西班牙君主热心支持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又拿出大量资金，帮助他继续进行远征。

1493年，哥伦布率领一支大舰队，又离开西班牙扬帆出海。这个舰队有三桅船、轻帆船和双桅船，总共17艘。参加远航的1200人中，有教士、军人、工匠及农夫。舰队也运载一些农业用品（农具、种籽、牲畜等）。这次航行的直接目的不是开辟新的贸易市场，也不是征服东方的王国，而是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定居，建立一个既采矿又从事农业的殖民地，并且以这个殖民地为基地到中国及印度去。这一次到美洲后，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是建立起来了，他当了第一任总督。但是这个殖民地始终没有兴旺起来，主要是因为哥伦布缺乏管理的才能，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1498年他又进行第三次远航，当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时，这里发生骚乱，但是他没有用武力镇压，而是向举行骚乱的西班牙移民让步：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分给这些移民充当奴仆和庄园劳工。这种分派劳役制后来稍加修改，便在西属西印度群岛普遍地建立起来。哥伦布虽然作了让步，心怀不满的西班牙人在回国后仍把他的统治说成是暴政。1499年，西班牙国王委派新的总督博瓦迪利亚去代替哥伦布。新总督上任后，把哥伦布遣送回国。但是国王不久又恢复了对他的信任，1502年又派他作第四次远征。他沿着美洲大陆进行探查，经过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但还是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在回西班牙后，他失去了西班牙王的信任，在1506年郁郁去世。

教皇子午线的划定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地理发现提出了关于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当时流行两种观念：第一，基督教国家有权力占领异教徒的国土；第二，教皇有权力决定尚未被基督教统治者所占领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颁布一道敕书，把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

当哥伦布在第一次探险中发现美洲后回到西班牙时（当时他相信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西班牙宫廷害怕葡萄牙和它争夺这个新发现的“印度”，便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对于这块土地的主权。1493年5月4日教皇确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约等于3英里）的子午线为分界线，并且把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西班牙，该线以东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葡萄牙。1494年，西、葡两国又缔结托得西拉斯条约，把这条线向西移动270里格。当时西班牙人认为自己在这个条约中占了便宜，相信到印度去的航路是在西方。但是实际上这条分界线使得葡萄牙人取得了绕非洲到印度去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葡萄牙人之独占绕非洲去东方的航路上的贸易及他们所获得的惊人的利润，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的冒险家们寻求到东方去的其他航道。哥伦布寻找中国的美梦虽然连续失败，但人们还是渴望向西航行到达亚洲。西班牙冒险家巴尔波阿的发现更加鼓舞了他们。巴尔波阿在达利安地峡（巴拿马）寻求黄金时，看到了另一个海洋（后来称为太平洋）。于是人们开始相信横渡这个海洋就可以到达东方。

因此，16世纪初，出现了想进行这个尝试的一批职业冒险家，大多数人是葡萄牙人或意大利人，其中有阿美利哥·维斯蒲西（意大利人）、卡波特父子（意大利人，后移居英国）、及斐尔南多·麦哲伦（葡萄牙人）。但是其中只有麦哲伦发现了通过太平洋到亚洲去的航路。

麦哲伦是西班牙政府派出去的探险家。西班牙人对于葡萄牙垄断东西贸易（特别是贩运香料）一事垂涎三尺。他们声称托得西拉斯条约所定的分界线是围绕全球一周的，所以他们在派麦哲伦去探险时，是希望他能够在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找到生产香料的岛屿。

麦哲伦的远征是一个空前的壮举。他在1519年9月20日从西班牙圣卢卡尔港出发，一共有五艘船，每艘约100吨。船队渡过大西洋，翌年3月抵达南美巴塔哥尼亚。但是在这里停留期间发生船员哗变，麦哲伦勉强把它平息下去。5月中旬，一艘船在探航中沉没。10月，船队到达后来以麦哲伦命名的海峡。船队通过海峡时遇上了狂风暴雨，用一个多月时间才穿过海峡进入新的大洋。11月初，另一艘船离开船队驶返西班牙。麦哲伦率其余三艘船沿智利海岸航行，在到达北纬50度的地方折向西北前进。在以后的80天内只看到两座无人居住的荒岛。1521年3月6日到达一个海岛（可能是关岛），在岛上补充了食品。同月16日到达菲律宾。为了占领这块新发现的土地，麦哲伦干预了诸岛的内讧，他在攻打马克坦岛的战斗中，被当地人杀死。其余船员乘两艘船在当地水手的帮助下绕过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北端抵婆罗乃（今文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市），不久驶抵香料岛（今马鲁古群岛）。这是1521年11月的事。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驻在当地的葡萄牙人的袭击，但仍得到了大量的香料，在新推选的船长第·卡诺率领下，经南印度洋驶向非洲南端。途中一艘船被葡萄牙人掠去，剩下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历尽艰险，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驶返西班牙。1522年9月6日当该船回到圣卢卡尔港时，船员仅剩18人。但是船上的香料很值钱，足够全程的费用。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历时三年。

不久，西班牙又派出一支探险队，它在1524年到达香料岛，但是当时葡萄牙人在这里的统治已经巩固。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订立萨拉哥萨条约，西班牙放弃了对于香料岛的一切要求，葡萄牙则向西班牙交纳350000杜卡（当时欧洲一种银币单位）作为交换条件。该条约还把分界线向东移15度（经度）。三、近代早期的殖民征服

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伊比利亚人进行海外扩张的序幕，葡萄牙和西班牙很快就走上了殖民征服的道路，分别在东方和新大陆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帝国。

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的建立葡萄牙人从15世纪起就在非洲西海岸的几内亚、刚果、安哥拉等地设立了许多据点。16世纪初，葡萄牙又占领了东非海岸的莫桑比克、索法拉、基尔瓦等地，并把这些据点作为从西欧到达东方这条航线上的补给站。为了控制绕非洲到印度的航路，葡萄牙夺取了作为红海和波斯湾锁钥的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1509年，葡萄牙人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附近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穆斯林舰队，进而确立了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为了控制印度，夺取卡利卡特的企图虽然失败了，但却于1510年攻占了果阿，建立自己在东方的殖民总部。接着入侵了锡兰（今斯里兰卡）。1511年，它夺去了马六甲，这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咽喉。后来，葡萄牙人继续侵占了印度西海岸的第乌、达曼及孟买。此外，还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及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建立商。站在中国又夺取澳门，作为经营东亚贸易的中心。

随着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的创立，往日与印度进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和威尼斯商人的地位逐步下降。这个帝国由少数岛屿和散布于绕非洲去东方的航道上的沿海商埠组成，它们在战略上都是重要的据点。葡萄牙人依靠它们得以控制伸展在半个地球上的航路，保证了葡萄牙商船畅通无阻地往来于欧亚之间，而且在航路上每隔一定距离都有一个停泊处，以补充食物和修整船只。葡萄牙就这样成为垄断欧亚之间及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贸易的霸主。

为什么人口只有200万的葡萄牙人能够入侵有高度文明的人力物力并不匮乏的亚洲诸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葡萄牙有强大的海军，特别是其战舰上的大炮及射击技术，是举世无敌的，能摧毁对方的舰只，这就使得葡萄牙人能打败阿拉伯商人的势力，从而控制了印度洋。第二，葡萄牙人征服的成功，也是由于利用印度内部的弱点。当葡萄牙人到来时，北印度正在被莫卧儿人征服，而莫卧儿人对商业又不感兴趣。而南印度，特别是马拉巴海岸则处在互相争夺不已的印度地方势力的统治之下。

但是葡萄牙人的力量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擅长陆地作战，（人力有限），因而未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他们只能控制沿海据点。

葡萄牙人也插手美洲新大陆，它入侵美洲是在1500年。这一年葡萄牙国王派卡布拉尔率远征队准备去印度，但是途中在赤道海流的冲击下离开了航道，结果飘流到南美洲巴西登陆，于是巴西就成为葡萄牙的领地。

西班牙对中南美洲的殖民征服西班牙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要比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得多，其主体部分在美洲新大陆。新大陆盛产金银，与东方香料有同等或更大的价值，因此西班牙便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这里。1564—1571年对菲律宾群岛的入侵和征服，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势力向太平洋西南角的延伸。

1500—1518年是对新大陆的探险时期，在这个时期，继西班牙人之后，西方各国派来的许多航海家在新大陆上到处探索。1519年，西班牙贵族出身的赫南多·科泰斯离开十年前已被征服的古巴，去远征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阿兹特克帝国，这就开始了大陆殖民地征服的时期。科泰斯1519年3月在离今韦腊克鲁斯不远的大陆海岸登陆，率领的队伍只有600人，携带少数小型炮及13支步枪，16匹马。为了表示决心，在登陆后他就凿沉了船只。

科泰斯十分阴险狡诈。在与印第安人进行一些战斗后，他就和与阿兹特克帝国为敌的印第安人部落达成协议，得到他们的种种帮助，如供应粮食及人力等等。同时，他又诱使阿兹特克“皇帝”接待他进入“帝国”首都。乘这位皇帝不备之际，科泰斯背信弃义地擒获了他，作为人质。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个帝国。但是他毁坏印第安人寺庙的行为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愤慨，他们于1520年起义反抗。阿兹特克“皇帝”在战乱中被杀，科泰斯趁黑夜仓皇逃出首都。这次起义使他失去1/3的人力及大部分辎重。但是和他结盟的印第安人继续援助他，古巴也派来增援部队。数日后，他带领800名西班牙士兵，25000印第安人，与阿兹特克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521年8月，阿兹特克残余的守城者终于被迫投降，阿兹特克帝国就这样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更残忍恶毒的是西班牙对于印加“帝国”的征服。西班牙征服者的首领是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他从西班牙国王取得了侵占巴拿马以南太平洋沿岸的权利，并且事先就被封为秘鲁的统治者。1531年，他和他的四个兄弟一道率领远征军入侵印加帝国。当时他只有180人，大炮2门，马2匹，1532年11月15日他的队伍到达卡贾马卡城。第二天印加的统治者阿塔华尔巴应皮萨罗的邀请前来赴会，后者却乘机抓住了这位手无寸铁的“皇帝”，当场屠杀了“皇帝”的许多随从。这位“皇帝”被迫拿出大量赎金——22英尺长17英尺宽的一间屋子里堆满7英尺高的金银财宝。在夺取了这些财物后，皮萨罗背信弃义地杀死“皇帝”。在打败印第安人的抵抗后，皮萨罗进入“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大肆抢劫。这样，印加“帝国”也被西班牙人征服了。1535年，在海岸建立了利马城，作为秘鲁的首府。

科泰斯和皮萨罗的征服鼓舞了西班牙的许多冒险家，他们也都通过阴谋、暴行以及欺骗等手段在各地建立西班牙的统治。到1550年为止，西班牙已征服葡属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整个中美及北美一部分土地。1565年西班牙又征服了佛罗里达，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

西班牙的征服者们多半是不通文墨的武人，他们恃强凌弱，在征服各地过程中，作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在完成征服后，他们个个都成为各霸一方的统治者，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西班牙政府不能容忍长久的混乱局面，决定委派官吏到美洲接管各个地方政府，由此建立一个严密的多层次的统治机构，以加强对美洲殖民帝国的控制和榨取。

这个殖民帝国的最高机构是印度等地事务委员会，设在西班牙本国，由国王密切监督。该委员会负责任命殖民地官吏，对殖民地事务行使总的管辖权。在美洲殖民地置两个总督管区，一为新西班牙总督管区，它包括北美所有的西班牙领土、西印度、委内瑞拉及东方的菲律宾，首府在墨西哥城；一为秘鲁总督管区，它包括南美的全部西班牙领土，首府在利马。两个总督管区的首脑就是总督，拥有管区内军事、行政和司法的最高权力。总督管区下又分设委员会管区，16世纪两总督区共有十个委员会管区。委员也从国内委派的律师担任。

土著印第安人是帝国的基本居民。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征服者及其后代主张实行以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为基础的地方领主的统治。但是强大的天主教会出来反对，著名的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拉斯·卡萨斯宣称印第安人也是国王的臣民，也应享有西班牙臣民的权利，欧洲人应该自食其力，不应靠印第安人的劳动生活。结果建立了一种折衷的制度：地方殖民当局有权向印第安人的村庄定期抽取贡税，并可在付给相应工资的条件下强迫印第安人服徭役。但是这个有偿徭役制不久变质。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及秘鲁区开办银矿，征发印第安人入矿劳动，实际等于奴隶。银矿中繁重的劳动，使印第安人成批地死去。但是银矿主却靠此发了大财，西班牙政府也得到了额外的财政收入，矿主向国王政府纳税的税率为产量的1/5。1500—1650年间从美洲流到西班牙的金银多得令人咋舌：16000吨白银，180吨黄金。

在西属殖民地上，畜牧业和农业也发展起来。大牧场使用印第安人劳动，这些印第安人实际沦为农奴。大种植园生产单一农作物，使用的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

西班牙一开始就对美洲殖民帝国实行杀鸡取卵的短视的政策。它不象后来的英国，不知道怎样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那种有系统的榨取，也不知道怎样使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而是一昧贪婪地搜刮美洲的金银财富。当然，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美洲有大量金银可采，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向殖民地提供工业品的水平。西班牙国内之缺少工业，与阶级结构有密切关系。贵族和高级教士只占全人口的2%以下，但是所拥有的土地却占全国土地总数的95—97%，并且享有免税的特权；占总人口95%的农民几乎都是无地的；占总人口3%的商人、下级牧师和自由职业者都够不上中等阶级，他们经济力量薄弱，社会地位低下，还不足以发挥新兴资产阶级在发展经济上的作用。商人一旦富有，所渴望的是取得地产，购买贵族头衔，借以分享贵族的特权，对投资工业则望而却步。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对工业发展也起了消极甚至破坏作用：金银数量的激增造成通货膨胀，工资上涨，工业成本随之昂贵，产品因而无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样，美洲金银的榨取，与国内工业的落后形成恶性循环。同时，精力充沛的西班牙人都奔向美洲去做发财梦，相应地忽视了发展国内工业。

西班牙国内工业落后，再加上它的航运业落后，结果导致荷、英两国经济势力向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渗透。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工业及航运业都日趋发达的国家，不但用自己的船只把自己的工业品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出，而且几乎垄断西属美洲工业品的进口，据计这类进口约有90%是由荷、英两国商船运往的。本来，西班牙法律禁止外国商人从事对西属美洲的贸易，这次贸易为塞维尔港的商人公会所独占。但是法律的屏障终于抵制不了荷、英两国的经济渗透力，结果在对美洲贸易中荷、英商人排挤了西班牙商人。塞维尔商人公会也变为荷、英商人的代理人。

在殖民地贸易方面，西班牙之所以在同荷、英两国角逐中相形见绌，可以说，是自食掠夺美洲的恶果。其原因主要在于：西班牙对于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及秘鲁的榨取，使得西班牙的半封建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的重新改组成为不必要的了。在1600年以后，当欧洲的近代化国家正在对特权、“绝对主义国家”、好战的教会、以权谋私利、重视金银而忽视生产的理论和实际提出异议的时候，这些制度和态度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更加强了。四、商业革命

新航路的发现，对于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引起了商业革命，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商路贸易中心的转移和人类眼界的开阔。

新航路发现以后，世界上原来互相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这可以说是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加强的第一步。于是，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扩大了。

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意味着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洲特产传播到欧亚大陆。美洲许多农产品是欧亚非诸国人民从未见过的。如玉米这一美洲特产，地理大发现后很快传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及东南欧。马铃薯、菸草、可可等美洲特产，也传到亚欧非诸洲。非洲所产的咖啡传到欧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美洲农产品之传播到世界，增加了人类的食物供应，也因此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非洲人口的剧增（特别在西非），原因之一是美洲农作物的引进。

世界贸易的中心也转移了。由于美洲及新航路的发现，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里斯本、塞维尔等城市。稍后，北海两岸的港口更是后来居上，愈来愈占有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

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大，也开阔了人类的眼界。地理知识不再囿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大陆，整个地球的外形弄清楚了，接近真实的世界地图也制成了。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探险之前，欧洲人只是对北非及中东有确切的知识。他们对于印度的了解就很模糊；关于中亚、东亚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们所知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美洲及澳大利亚，更不用说南极了。

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人们对世界外貌的了解完全变了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摸清了，如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南美的太平洋沿岸，非洲的整个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对于内陆也有所理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熟悉墨西哥、中美及南美的一部分。人类对世界海洋和陆地了解的加深和扩大，是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航路开辟的另一个经济后果便是“价格革命”。美洲的白银大量涌进欧洲，引起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这在历史上称为“价格革命”。白银首先流进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向热那亚，最后甚至流入奥斯曼帝国。在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东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出现伪币，投机活跃。

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升四倍以上。欧洲其它国家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程度，但是这个价格革命却打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从事商业的人发了大财，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愈益增长，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的地位削弱了。这在英国成为推进圈地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价格革命”中，粮食上涨最为显著，生产粮食变得有利可图。这也是推动中欧（特别是东普鲁士）出现“农奴制再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应指出，许多学者发现，“价格革命”的发生，也有其它原因，如人口增长比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

总之，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几个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骎骎日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的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节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欧洲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因为在运动中天才辈出，灿若群星，他们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写出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而且也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从而适应了一个新的、初见曙光的资本主义时代。诚然，文艺复兴只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英才——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它所宣扬的思想不啻是向长期以来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陷于沉闷窒息的西欧社会送来的一股清新的气息，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并且把绝大部分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

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来，是欧洲思想文化界人士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在他们心目中，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文化达到高度繁荣和高度完美的境界，但是到中世纪却衰落下来甚至湮灭了，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成了文化沙漠。因此他们怀着一种复古的心情去挖掘古代遗产，力图恢复古典文化艺术，使之“再生”。这是“文艺复兴”一词的由来。

但是，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14、15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城市，到16世纪又陆续出现在西欧其他国家。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首先在思想上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此，他们便不得不借用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对立物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的古典文化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际上，文艺复兴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古典希腊、罗马的文化，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及政治、哲学著作都鲜明地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第一，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

第二，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文艺复兴的一位作家亚尔伯蒂说：“人是能够从心所欲地改造自己的。”另一位作家彭塔诺说：“我创造了我自己。”这都表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

第三，在文学艺术上表达人的真实感情，反对虚伪造作。

第四，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

第五，强调发展个性，反对基督教之禁锢人性，因而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所谓“公民道德，”认为事业的成功及发财致富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

第六，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反对悲观主义。埃拉斯谟表达了这种生活态度，他说：“我几乎愿意再年轻几岁，这是因为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一个黄金时代就要来临”。

第七，有一种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的精神，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

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就是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是在这个人生观的指引下开拓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1500年前后完成的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哥伦布是热那亚人，卡波特也是热那亚人，他们都出生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这决非巧合。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二者有内在的联系。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滥觞于意大利，这并非偶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但是也必须看到：意大利之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意大利虽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战争频仍，纷争不已，但在经济上呈现一种特有的繁荣。一些城市共和国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有雄厚的财力。这就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物质环境。其次，定居于这些富裕城市中的，有不少博学多识的学者，对古代罗马文化深感兴趣。这些城市共和国的统治者和豪商巨贾，对来自各方的诗人、学者、艺术家，竟相延纳，加以庇护。这就使许多才智之士获得多方面的帮助：舒适的生活，优越的创作机会及条件，高层的社会交往，以及对作品的推许揄扬等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摩·美第奇说过：“应该把这些有特殊天才的人们作为天上的神仙对待，而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驮畜。”科西摩的话代表了很多上层人物的看法。同时，意大利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古代罗马的建筑遗址，足以引人抒发思古之幽情。承袭罗马帝国东半壁的拜占廷这时在唤醒意大利人鉴赏古典希腊文化方面也起了独特的作用。14世纪初期开始的土耳其人的入侵，迫使拜占廷联合罗马教会，以争取西方的支援。因之，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使者、学者接触频繁，希腊语在意大利传播日广。意大利学者乔伐尼·奥里斯巴在1423年把238部希腊文手抄稿带回意大利。另一意大利人费列尔佛在君士坦丁堡从事七年的研究，收集了不少希腊文手抄稿，回意大利后又从事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著作的翻译。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学者西行讲学者络绎而至。对希腊古典著作及艺术的研究与鉴赏，在意大利更蔚然成风。

早期文艺复兴早在14世纪，意大利的学术和文化的先驱已从事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研究，同时进行了新的创作，从而揭开文艺复兴的序幕。但丁（1265—1321年）辉映于前，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薄伽丘（1313—1375年）接踵其后。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对中世纪长期沉埋在寺院中的希腊罗马古典著作抄稿的探讨，对推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有巨大影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文学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但丁的不朽名作是《神曲》，它采用梦幻文学的形式，通过对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人物的描写，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歌颂自由的理性和求知的精神，要求思想解放和宽待异教。《神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彼特拉克擅长十四行体的抒情诗。他的《歌集》歌颂了对恋人劳拉的爱情，摆脱了教会的禁欲主义的束缚，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彼特拉克反对意大利的割据状态，渴望祖国的统一。他还猛烈抨击罗马教廷，比之为“野蛮凶狠的庙堂”、“邪教徒的寺院”。彼得拉克创作的十四行诗成为欧洲诗歌中的一种重要体裁。

薄伽丘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全书共包括100个故事，据作者说是佛罗伦萨的10名贵族青年男女因躲避黑死病到乡间别墅居住的10天内为了破除岑寂而讲的。故事中揭露和讽刺了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腐朽糜烂的生活，他们的卑鄙、虚伪和残暴，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赞美了现世生活和青年男女的爱情，描写了商人、手工业者的智慧和勇敢，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对禁欲主义的反抗。《十日谈》以其通俗的格调，传播了人文主义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小说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也充分表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乔托（1267—1337年）是这一方面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第一个与神学思想支配下的艺术模式决裂，打破了中世纪的绘画传统，为近代现实主义绘画开辟了道路。帕多瓦的阿累那礼拜堂壁画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乔托的作品，人物形象具有现实感，画面充满生气。他为佛罗伦萨金圣徒教堂绘制的《圣母像》，驰名至今，画面充满欢乐情调，圣母面容带有农家妇女的特征。乔托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某种立体感，但从解剖学来看不够准确，色彩缺乏细致的层次，宗教气息仍很浓。这些缺陷很快地被意大利后起的艺术家们弥补了。鲍罗·马克塞洛创造了新的透视画原则。利用这个原则，意大利画家安托尼欧·波莱渥洛描绘出肌体逼真的男性裸体，给人以真实之美感。

15世纪早期，意大利在建筑方面也出现了大师。费利波·布鲁内列斯奇设计了圣·斯皮利托的大教堂的圆屋顶。列昂·阿尔贝蒂为一个富商装璜了桑他·玛利亚·诺威拉教会的正面建筑。阿尔贝蒂曾这样概括自己的工艺造诣：“所有的部分都达到和谐和协调的地步，增一分或减一分都只能造成损害。”

全盛期文艺复兴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如果说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只缺少了一个中心，而15世纪佛罗伦萨成为这样的中心的话，那么到16世纪初这个中心已转移到罗马。这与教皇对于艺术的保护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的教皇都热心于保护罗马帝国的遗迹，喜用壮丽的教堂及美轮美奂的宫殿来装点罗马城。为此，教会便不得不向世俗的爱好让步，向人文主义艺术家提供发扬才智的机会和条件。关于这点，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写道：“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主要事实便是：[教皇与世俗的宗教批评者]之间的冲突是以容许新人的某种不敬神的精神进入僧侣统治集团为代价而得到避免。”

艺术家全盛期文艺复兴的三位伟大代表都是艺术家，他们是达·芬奇、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多才多艺，既是画家，又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身后留下了7000多页手稿。达·芬奇绘画的代表作是壁画《最后的晚餐》。它取材于《新约》马太福音犹大出卖耶稣的传说，描绘了耶稣突然在餐桌上向门徒宣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时各个门徒的姿态和表情。这幅画在构图和空间透视处理方面，可谓匠心独运。耶稣处于透视的焦点，自然成为统辖全面的中心人物。通过耶稣背后窗外景色的描绘，加强了画面的纵深感，处理光和影的技术臻于完美。达·芬奇的另一名作是肖像画《蒙娜·丽莎》。一个微有笑意的妇女端庄娴静，显示出一种自在、怡悦的心情。在运用明暗作为造型手段上，这幅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米开兰基罗（1475—1564年）的成就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的高峰。他一扫意大利宁静和精巧的艺术风格，所做雕像以豪放、刚健、雄伟的人体美为特征。他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塑造了一个舒展自如，昂然挺立，肌肉健实，巨人般的裸体青年形象，表现了古代英雄大卫即将投入战斗时的神情，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大卫雄伟的体魄。后来，佛罗伦萨政府把大卫的雕像放在市政厅前，作为市民政治理想的象征。另一雕像《摩西》把一个古代犹太英雄塑造成半神半人的形象，表现出嫉恶如仇、无比英勇和刚强坚定的神态，被认为是近代雕刻的最高成就。米开兰基罗的绘画杰作有罗马西斯丁教堂天顶壁画《创世纪》和墙壁上的祭坛画《末日的审判》。《创世纪》包括9幅主体画，共塑造了300多个英雄式的人物，其中有的与《圣经》内容无关，表现了人的力量和善良，以及对邪恶势力的仇视。《末日的审判》也是取材于《圣经》，描绘世界末日来临时基督召集万民，善者升入天堂，恶者打入地狱的景象。全画共塑造了200多个巨人，均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特，表现了对人的讴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拉斐尔（1483—1520年）是与米开兰基罗并世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家。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了意大利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秀美、典雅、和谐、明朗的艺术风格。他一生创作了300多幅作品，以所绘多幅圣母像为世著称，美术史上称为“画圣”。拉斐尔在他创作的几十幅圣母像中，以世俗的描写方法处理宗教题材，塑造的圣母纯朴善良、和蔼可亲，完全是欢乐的人间少妇形象，从而歌颂了普通女性的美，表现了世俗的理想。其中最著名的有《花园中的圣母》，以圣母侧身而坐，望着嬉戏的孩子为主要画面，线条柔和，形象优美。拉斐尔后期所绘祭坛画《西斯丁圣母》，以圣母怀抱天使降临人间为主题，表现了人民希望圣母下凡保护自己幸福生活的愿望。从1508年起，拉斐尔应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邀请，历时十年在梵蒂冈宫从事总名为《教廷成立及其巩固》的以教会史为题材的宏伟壁画创作。这批壁画分布在四个大厅，气势宏伟。其中《雅典学院》塑造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古代著名哲学家聚集一堂进行讨论的场面。画的构图成功地运用了空间构成和透视的方法，画面协调集中，色彩丰富，为拉斐尔壁画中最优秀的作品。另一幅壁画《教义论争》（又称《圣礼之争》）描绘了出席圣礼仪式的各代教皇和高级僧侣。画为半圆形图，以两个弧形和远近法透视加深空间效果，画面层次分明，人物神采各异。拉斐尔的绘画有一些虚构和夸张的缺点，但是瑕不掩瑜。拉斐尔对17和18世纪以后的古典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对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这两位艺术大师加以比较的话，拉斐尔的绘画不如米开兰基罗有深度，尽管它着色细腻，看起来很有魅力。两人各自所画的肖像也说明了这一点。拉斐尔肖像清晰的面庞，具有女性的阴柔美；米开兰基罗肖像的容貌带有皱纹，有凹凸不平的鼻子及表明意志坚定的颚部，表现出一个撼人心弦的，甚至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头部形象。米开兰基罗的全部作品都宏伟富丽，在构思及技巧上都是无疵可寻的，从而是崇高的，感人的。因此，他不愧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大师。而和他比起来，拉斐尔则稍逊一筹。

提香（1477—1576年）是另一与米开兰基罗并世的画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杰出代表。这一画派崇尚色彩，而把线条放在次要的地位。提香是多产画家，一生创作了1000多幅作品。《圣母升天》是他最有名的宗教画，全画分上、中、下三部分，描绘在众多教徒目睹下上帝和天使迎接圣母升天的奇迹。画中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圣母酷似一个世俗妇女，洋溢着人生欢乐的情调。16世纪20至30年代，提香在一系列以裸体女神的题材的作品中，表达了反对禁欲主义，歌颂人的内心美和女性美的特点，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但由于这个时期提香主要是为上流社会创作，作品中享乐主义成分有所增长。

政治思想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政治思想上也大放异彩。16世纪是西欧封建主义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封建国家解体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君主专制政体是欧洲许多国家普遍出现，国家权力在一些国家高度地集中于君主之手。欧洲政治生活发生的这些变化必然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明显地反映出来。在意大利，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就反映了这个政治现实。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家庭。他曾参加推翻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的起义。起义胜利后，他在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共和政府中供职。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新上台掌政。他被逮捕，不久获释，乃归隐乡下，以著述自娱。他的名著《君主论》就是在1513年写就的。《君主论》主要论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本领和条件，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马基雅维里特别重视权术，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争雄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遵循法律，另一种是凭借暴力。前者是人的方法，后者是兽的方法。为君者必须二者兼擅。既然君主不能不懂得如何行若野兽，他就得效法狐狸和狮子，“既是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又是能威慑豺狼的狮子”。最能效法狐狸的人，得到最大的胜利。但人君的狐狸性格应巧妙地伪装起来，让臣民以为他具有种种美德。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归根结底是力量问题。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你认为正义的一方真的战胜，那也是因为这一方拥有优势力量。他还认为在外交上也应该依靠实力，没有必要遵守信义和诺言。

他直言不讳地否认在政治上讲求道德。他举例说，伐伦丁诺公爵派一个残暴的官员去治理罗曼那，这个官员用严刑峻法恢复了全境的秩序。但后来公爵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便诿过于这个官员，把他处死，并暴尸于市场之上。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把“强权政治”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把“道德”完全排除于政治之外。这与中国战国时代的韩非的法家理论相比，在反映时代的政治要求上真可谓异曲同工。韩非著书立论是为了韩国能在战国争雄中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之时，意大利正处于分裂状态，教会权力又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人们普遍要求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的领导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然而，马基雅维里之提倡政治权术及强权政治，在历史上起了有害的作用，远非他所能预期，400年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成为法西斯推行独裁统治的理论根据。

比马基雅维里稍晚的另一位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康帕内拉（1568—1639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长期在修道院工作。1598年他组织了反对西班牙政治的秘密人民起义，因此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他在狱中写成《太阳城》一书，构想了空想社会主义制度。康帕内拉同莫尔一样，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邪恶的根源，必须彻底废除。书中的太阳城居民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一切产品和财富均为公有，由公职人员分配。太阳城20岁以上的公民出席每月举行的民众大会，在会上每个人可以对国家官员的工作进行批评，大会有权提名和更换国家一般官员。太阳城的领导人是最高宗教祭司，称“太阳”，是德才最高的人，为终生任职，由他指定接班人。《太阳城》提出劳动光荣，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对儿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对全体人民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戒备敌人，保卫国家。但是，“太阳城中民主制原则推行得不彻底，居民仍迷信宗教，相信灵魂不灭，实行人祭制度和公妻制，这些是康帕内拉学说中的糟粕。”二、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

15世纪后期，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传播到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其他西欧国家。

埃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的埃拉斯谟（1466—1536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富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精通希腊、拉丁古籍，但他不单单是一位古典学者，他的目的是以古典著作为津梁，去发掘圣经原文的本义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发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曲解了，在教会的腐化中湮没了。埃拉斯谟编订的希腊文本《新约》圣经及其拉丁文新译，揭示并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本圣经中的许多错误，这就严重打击了教会解释教义的权威，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509年，埃拉斯谟写下了传世名作《愚颂》。他采用讽刺的手法，把“愚蠢”人格化，假“愚蠢”之口，对国王，教皇、主教、僧侣等的愚昧无知、贪婪欺诈、荒淫无耻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把那些自负的神学家，描写为满口尽讲些“污秽和野蛮的隐语切口并胡言乱语”的人，而僧侣们则是一些目不识丁的自封的“虔信者”。“当他们在教堂中像驴叫似地高声朗诵圣诗时，他们只记住它的词句，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正是把最滑润的香油涂抹于上帝的耳上了。”《愚颂》对教会黑暗的揭露，有力地促进了路德派的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作家在英、法、西班牙诸国的文艺复兴中，还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英国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家是乔叟（1340—1400年），他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先驱。乔叟出身于富有的市民家庭，主要作品为《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年）。他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香客的旅行为线索，写成24个短篇故事。这批香客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僧侣、修女、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和手工业者等。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是14世纪英国社会的画卷。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记和口头文学、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有很大一部分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乔叟否定骑士式爱情，反对买卖婚姻，主张夫妻互敬互爱。故事讽刺了僧侣的虚伪，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和金钱的罪恶，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败，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乔叟的作品反映了市民的立场和情感，在人物塑造、叙事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他运用伦敦方言来写作，语言生动活泼；他是英语的奠基人之一。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16世纪末，英国产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其中以莎士比亚（1564—1616年）最为杰出。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斯特拉福镇一个富裕市民家庭，20多岁来到伦敦，开始舞台演出和创作生活。他在20多年时间里写作了37个剧本、2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剧作展示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广阔的社会景观，表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世态。莎士比亚前后期作品的基调有所差别。17世纪开始前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所写9部历史剧反映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表达了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希望实现开明君主统治。这个时期的悲、喜剧更多地表现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以“爱征服一切”为主题，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映了爱情理想与封建偏见的冲突，赞美了青年纯真的爱情。《威尼斯商人》则描写了旧式高利贷商与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揭露了高利贷者的贪婪。1601至1607年为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这个时期英国王权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已趋于紧张，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势力压迫，但尚不成熟，表现出软弱性。这个时期莎士比亚作品以悲剧为主，是封建社会后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剧作《哈姆莱特》以12世纪丹麦史的一个复仇故事为主题。在悲剧的中心人物哈姆莱特身上注入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塑造了一个热爱人民也为人民爱戴的形象。作品揭露宫廷的仇杀，指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整个世界成了一座监狱，纵有重整乾坤的愿望，但已力不从心。这样一种悲剧的结局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本身具有的软弱性。《李尔王》则描写了人文主义者向往的真正的爱、真诚理性和社会正义与权威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都是写给他一个理想的情人的。他在表达爱情中流露出肯定生活，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情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文体上比彼特拉克前进了一步，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发展了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

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53年）写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共5部，1532年以后陆续出版。小说以法国民间故事中的高朗古杰、高康大和庆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国王为主角，通过描写他们游历的故事，用浪漫主义和极其夸张的手法来塑造这三位巨人，表现人文主义的理想。拉伯雷批判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抨击教会靠“人类的罪过”过活，嘲笑愚昧无知的僧侣全然不懂自己所诵念的经文。拉伯雷主张个性解放，通过教育解放人的力量，依靠知识巨人改造现实社会。《巨人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教育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表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原则。

塞万提斯（1547—161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社会经历复杂。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以虚构的穷乡绅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一个矛盾复杂的人物，梦想要按已经消逝的骑士传统行事，荒唐的行为却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自许做骑士就应当侠义为怀，应当锄强扶弱。但当他奋全身之勇，横矛猛击，受其冲击的却只是臆想的而非现实的敌人。骑士制度已经过时，他却要坚守这个制度下骑士立身的准则，这就是堂吉诃德的悲剧。正是由于这样的悲剧，堂吉诃德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学上一个理想脱离现实、落后于历史的典型概括。

政治思想家西欧诸国文艺复兴中出现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有博丹和莫尔。

博丹（1530—1596年）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他毕业于图鲁士大学，曾任省议会议员和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著有《国家论》（6卷）。他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众多的家庭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防卫需要而最终结合起来，共同接受一个主权，即国家。他给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是主权力量对无数家庭及共同事务的公正处理，”国家是民族利益的集合整体。他认为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和客观的权力”，主权不能分割，它具有不可转让性和永久性，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在博丹的国家理论中，国家主权是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而出现的。国家主权包括不经任何人同意颁布法律的权力，宣战、媾和与缔约的权力，赦免权以及官吏任命权。这种国家权力既与统治者的权力相区别，也与臣民的权力相区别。这样，国家概念完全抽象化了。他认为政权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建立，它可以属于国王和一院制议会，也可以属于国王和两院制议会。博丹把法治的原则纳入国家定义中，认为国家应按法律来治理。他认为主权只是在国家政权活动范围内才是无限制的，它不适用于那些由神祇法和自然法，以及私有财产决定的先于国家存在的关系。博丹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反封建主义的内容，他在强调君主拥有一切权力的同时，又附带说明君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博丹的国家主权思想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形成的现实。

16世纪的欧洲除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外，还出现了最早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便是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出生于伦敦富裕市民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入林肯法学院。早年以律师为职业，后被选入议会下院。1510年担任伦敦市的副执行官，和人文主义者埃拉斯谟是挚友，受后者思想影响甚深。莫尔的代表作为《乌托邦》（1515年）。他在书中批判了英国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它们不过是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并在国家的招牌之下，为追逐一己私利而进行的某种阴谋而已。”又全面批判了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认为私有财产是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而法律保护富人的利益，与正义毫无共同之处。莫尔在书中描绘了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乌托邦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一切人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劳动时间不长，但可以保证得到一切必需品。社会实行民主政治，所有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为人民利益工作并向人民报告工作。国家元首也由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乌托邦全体居民讨论。这种社会结构的优点可以使居民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国家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莫尔同情劳动群众，在书中批判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思想史上第一次设想了共产主义蓝图。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却找不到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阶级力量和现实的途径。莫尔博学多才，1518年以后深受亨利八世的重任，先后担任了枢密顾问官、财政副大臣、下院议长和大法官。后因宗教改革问题与亨利八世发生严重分歧，被处死刑。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

近代世界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的重要区别之一，便是科学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科学，便没有近代的世界。而科学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基础的。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因为人文主义意味着重视现世，重视发挥人的创造力，重视探索，重视科学实验。

中世纪的学者们把自己关在哲学神学的象牙之塔里，很少关心自然界和科学实验。他们只是把依靠抽象推理得出来的理论看作真理，而不管它与客观事实如何矛盾。这种倾向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助于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客观上为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正如P.S.艾伦所指出的，“在它的伟大的大师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下面，经院哲学被锻炼成一个能够理解一切知识和表现每一种精美的思想的工具；……而且，创造这个工具的头脑敏锐的人们，只要把他们的探讨延伸到自然科学，就会轻而易举地在几个世纪前就预料到近代的发现”。

天文学这个时期天文学的发展是飞跃性的。中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是托勒密的理论：地球居中央不动，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行。首先推翻这个理论的便是哥白尼。

哥白尼（1473—1543年），是一位波兰教士。他在年轻的时候旅居意大利，接受了文艺复兴气氛的熏陶。他对天文学甚感兴趣，孜孜不倦地从事天文学研究。他很早就相信太阳处在宇宙中央，而地球则作双重运动，即每天自转一周和每年绕太阳公转，但他迟迟不肯公开发表。他终于在他的主要著作《天体运行论》中公开了这个理论，但是这部著作在他逝世那一年（1543）才出版。

哥白尼的这个发现引起了教会人士的震动，甚至新教领袖路德和加尔文也起来反对他。

在哥白尼逝世后，丹麦的天文学家泰寇·布刺（1546—1601年）提出了折衷的观点，他在1577年宣称：太阳和月亮都环绕地球运行，但是各行星都环绕太阳运行。但是他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根据天文观测，发现了777个恒星，制定了一个恒星表。他也发现了一个新的彗星，从而推翻了托勒密的旧的宇宙观，因为这个彗星运行的轨道，正穿过了托勒密认为是不可能穿透的透明的水晶天体。他观察所得的资料，成为开普勒研究的根据。

开普勒（1571—1630年）是德意志的学者，他本来是一位数学家，曾试图发现某种数学公式，藉以解释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现象，结果失败了。但是他靠锲而不舍的毅力，在天文学上却取得伟大成就。他在1609年发现了一条重要规律：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太阳居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他发现的这一条规律纠正了哥白尼的不甚确切的理论，因为哥白尼认为行星是沿圆形轨道运行的。开普勒还发现物体围绕运转的那个中心，是一个物体，而不是一个空间点。

继承哥白尼和开普勒的理论并且加以发扬光大的便是意大利的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年）。他接受了太阳中心体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观察和推论，在天文学和动力学方面完成了重要的发现。他在帕多瓦大学从事教学多年，颇受学生欢迎，讲课每有人满之患，学校特意为他提供设有2000个座位的大教室。他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609年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借助于这个望远镜他发现了银河是千千万万颗单个的星球集合成的。他观察到金星的周期性的盈亏现象。这种现象哥白尼曾推论出来过，但是只有伽利略通过观察证实了它。伽利略也观察到月球及其他星辰的表面形态及斑点。伽利略之所以能够作出如上的观察，完全依靠他所制造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是荷兰人李伯希在1608年发明的。

天文学上的这些新发现新理论，促使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类又是地球的主人，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类生活这个“目的”而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但是，到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时代，天文学的新发现证明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小小的卫星，在无限大的宇宙空间，地球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这就使得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显得渺小多了。因此，“目的论”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一点看来会有伤人类的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成果，使人的自尊心复活了。

其他自然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也有很大的进展。比利时医生维萨里（1514—1564年）是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他多年从事人的尸体解剖，根据解剖详细记载了人体构造，纠正了古希腊学者盖伦解剖学中的许多错误，对于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7世纪初西班牙神学家塞维塔斯第一次发现了心肺之间的血液循环。但是，只有英国人哈维才创造了比较完善的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年）。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阐明了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由于心脏的压力，血液才沿动脉流向全身，再沿静脉返回心脏，川流不息。

在其他科学方面也有了重大成果。吉尔伯特（1540—1603年）在1600年发表了论磁体的巨著。雷文胡克（1632—1723年）发现精细胞，又发现原生动物，即单细胞有机体，甚至发现了细菌。

数学也有重要发展。第一篇代数论文在1494年问世。1505年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拉丁文译本出现。魏德曼发明了正负符号。更重要的是卡丹在代数和几何学上作出的贡献。他的“Ars Magna”（伟大的艺术）在1545年问世，它首先讨论了三次方程式、四次方程式。维尔特和斯泰文两人首先使用小数点。

科学思想家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几位卓越的科学思想家。

布鲁诺（1548—1600年）是意大利唯物论和无神论者，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他早年攻读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后来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怀疑基督教教义，因而被革除教籍，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到处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1593年他为宗教裁判所逮捕，1600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热情地阐述和捍卫哥白尼的学说，提出宇宙无限性和统一性的新理论，认为宇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界限。他提出了太阳和恒星绕轴运转的猜测。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应当依据科学的实验，抛弃经院哲学中那些僵死的定义，重视经验知识。布鲁诺有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最大和最小是对立的统一。他强调物质和形式不可分割。以及物质的不可创造性。但他没有彻底抛弃神的概念，相信自然界普遍存在灵魂的泛神论。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23岁就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当了大法官。晚年他专心致志从事著述。培根的重要著作有《崇学论》和《新工具》。他特别重视知识，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认为人类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就有驾驭自然的力量。他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院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分子构成，并且是有规律地运动着的。但是同时他又提出“二重真理”论，把真理分成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主张作为理性真理的科学与作为启示真理的神学互不干扰，这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作为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培根提出了归纳法。古代及中世纪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工作中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即演绎法。演绎法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法。以某种普遍原则作为前提，然后通过逻辑推理从这个前提引伸出结论。滥用演绎法妨碍了科学的创造发明。培根提倡的归纳法，要求在制定一种普遍原理之前，必须小心认真地观察事实，然后从观察所得的材料中归纳出一条原则。培根的归纳法可以成为演绎法的重要补充，从而使科学方法臻于完善。

但是，培根瞧不起演绎法，也轻视数学，大概他以为数学的实验性较差。实际上，演绎法在科学工作中也有其重要作用。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个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培根之低估演绎法和数学的作用，是错误的。

而且，培根的归纳法，由于对于假说的不够重视，也带有缺点。在培根看来，只是把观察所得的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正确的假说就会轻而易举地产生出来，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一般来说，构想出假说，是科学工作中最难的部分。通常，有某种假说是搜集事实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在对事实的选择上，要求有某种方法确定事实是否与题有关。离开这种东西，单单一大堆事实，会让人束手无策。

但是，不管怎样，培根的归纳法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是法国人，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他曾经在尼德兰、巴伐利亚、匈牙利的军队中服务，并且作为巴伐利亚的雇佣军参加过三十年战争。他善于思考和求索，据他自己讲，在1619—1620年的寒冷的冬天他躲到一个农家的烘房里呆了一天从事冥想。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他特别反对经院哲学，主张怀疑一切。但是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认为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并且论证了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物质实体”的存在。他主张以上两种实体都是“有限实体”，并且把二者并列，这说明在本体论上他是一个典型的二无论者。而且他还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但是，他终生坚持相信科学不应该依据于书本，而应依据对于事实的观察。他指着他即将解剖的一筐兔子告诉一位访问者说：“这里便是我的书籍”。他的两部著作《方法论》（1637年）和《哲学原理》（1644年）阐明了科学方法。他继承和发扬了培根的理论，着重指出：只有依靠实验，才能取得新的知识。他指出：如果想了解人体的构造，不应该相信希波克拉底或其他希腊权威所说的话，而应该把兔子加以解剖，并且亲自用眼睛观察心脏和肺在什么地方。观察和思考是他提出来的新的科学方法的两大原则。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未知的物质世界的进军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人类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进军，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探索。这个探索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

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必须看到，文艺复兴之所以发挥这样重大的作用，也是与欧洲印刷术的进步分不开的。大约在1450年左右德意志的美因兹人约翰·古腾堡开始用活字版印刷书籍。1465年，另外两个德意志人瑞因海姆和帕纳兹在意大利创办一家活字版印刷厂。1470年还有三个德意志人在法国的索尔本建成一个活字版印刷厂。活字版印刷术在1477年传到伦敦，在1499年又传到马德里。可见在欧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术的是德意志人。但是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权应该属于中国。据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在宋代庆历年间发明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既经济，又方便。显而易见，德意志的活字版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去的，尽管西方书刊一般对此避而不谈。采用活字版印刷术，既可以大量印书，又可以降低书价，对于普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及著作起了巨大作用。

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在欧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一，它把人们主要是有教养的人们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了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第二，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这就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的瑰宝，永放光芒。

第四，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之打破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得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的革命权利”、“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然而，文艺复兴也不免有一些缺陷。首先，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和学者们虽然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是他们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和豢养，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而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其次，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落后的东西保留下来，如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等。

第三节　宗教改革

16世纪首先在德国爆发，随后迅速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意义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发动，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强有力的响应，个别国家的君主大力支持，部分下级贵族也积极投入，对封建的天主教会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促使天主教会发生分裂，涌现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基督教新教派。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了西欧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障碍。因此，恩格斯指出：“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它为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异端”分子的挑战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是针对西欧的情况作出的结论。中世纪西欧的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受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统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群众要求冲破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的束缚，获得解放，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原罪”和“灵魂救赎”。所谓“原罪”就是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是带着罪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由于人有罪，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宣传说，是救世主耶稣的流血牺牲，才在上帝面前替人赎了罪，凡是信仰上帝，跟随耶稣的都能得救，获得死后永生。这种原始教义经过历代神学家的延伸和发挥，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系统的天主教神学体系。在灵魂救赎的问题上，新约《圣经》记载的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强调个人内心信仰的作用，后来的神学家在个人信仰之外，又加上了参加神圣的宗教礼仪和行“善功”，即所谓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圣礼有七种，又称七件圣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洗礼”是为洗刷掉人们生前所犯的罪过；“忏悔礼”是为使犯了罪而又愿意悔悟的人得到赦免；“圣餐礼”是共同吃面饼和喝葡萄酒，作为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而和耶稣基督连成一体。至于“善功”，其内容可以由教会作任何解释，13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善功论发展完善，规定为三个内容，即遵守《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接受新约《福音书》上所说的基督的“劝勉”，实行禁欲，过贫穷和独身的生活；履行“圣礼”，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善功，它是使人获得上帝恩典的有效途径。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绝无得救的可能。“圣礼”是把上帝的恩典传授给人们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圣礼”是必须由教士主持的，天主教会把“圣礼”说得越神圣、越重要，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上作用就越大，教徒也随之越受教会的支配。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权威就是靠帮助人们拯救灵魂而树立起来的。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镇压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无形的压迫，一种潜在力，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因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12、13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15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的开始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当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律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大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收入自然也归他掌管。教皇还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法官，接受各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大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皇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权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4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不受教皇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15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16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1516年）于1482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教会的腐败、搜刮和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榨，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年教皇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可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年有2000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席克斯特四世（1471—1484年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4—1492年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大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

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5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也得力于文艺复兴。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代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二、马丁·路德与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前夕的经济政治状况宗教改革之所以首先爆发于德国，是由于德国存在特殊的经济政治情况。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个别工业部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德国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其突出。从1460—1530年间，德国的银矿年产量增加5倍，最高年产量约300万盎司。商业也相当繁荣。德国位处欧洲商路中心，东西新航路发现后，商路虽有转移，但从印度经过意大利运来的东方商品，仍需经由德国运往北欧。这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佛该尔家族在1564年已经拥有470万古尔登的巨额资本。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它的分散性。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大城市多半分布在边区，和外国的联系要比和本国的联系更为密切。

经济的分散性影响了政治的发展。与当时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制的英、法不同，德国从中古以来形成的分裂割据局面依然存在。16世纪初的德国在名义上虽然是“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大小小许多封建领主，其中有七个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以及上千个骑士。这些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俨然是独立的君主，他们有自己的行政组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货币。帝国领土上除了这些独立领地外，还有几个自由市。中央虽然有神圣罗马皇帝，但是他无权干预这些领主的内政。皇帝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七个选侯选出的。中央除皇帝外，还设置一个帝国议会，它由七个选侯和一些诸侯、主教、修道院长及自由市代表组成。皇帝只有在帝国议会授权下，才能行动。皇帝及议会既无财库，又无军队，需要用款时向诸侯摊派。

德国在天主教世界是受罗马天主教会榨取最重的地区，也是劳动人民最受剥削的地区，因而是灾难最为深重的地区。德国的教会神职人员，从大主教、主教到最低级的神甫，都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教皇。神职人员在上任的第一年必须把全年的薪金贡献给教皇，称为安纳茨。教会的其他收入也部分地流入教廷金库。罗马教廷利用德国的政治分裂，加重对德国的榨取。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财富，达30万古尔登，这个数目比神圣罗马皇帝的年平均收入要高出好几倍，等于1497年皇帝所征的税额的21倍。而教廷从德国榨取的财富，归根结底都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

德国劳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少数农民仍处在农奴地位。一般说来，农民命运每况愈下。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胃口更大了，他们加重了地租和劳役剥削。农民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要受商人的剥削和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可以说农民处在德国社会最底层，其灾难之深重是无法形容的。

这样，在德国，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与宗教压迫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德国宗教改革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原因。

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在德国宗教改革中，首先发难的是马丁·路德（1483—1546年）。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18岁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信仰十分虔诚。1505年，他断然放弃学业，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上了修道士，希望通过苦修，以求上帝赦免自己的罪。1510年他受修道院的差遣到罗马朝拜时，那里的世风恶浊及教廷的腐败，使他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教会的赎罪得救制度发生怀疑。

路德终于在《圣经》里找到了灵魂得救及赎免罪孽的方法。1512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和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他利用大学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圣经》。在钻研中，他发现天主教会的一整套制度及其神学理论和实践，远远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他在《圣经》的《福音书》中看到了早期基督教会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耳目为之一新。《福音书》告诉他：耶稣基督之死，业已代人类在上帝面前赎了罪，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换言之，他从《圣经》中悟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道理。具体说来，第一，人要想自己的灵魂得救，要依靠个人的虔诚的信仰，而不需要教会神职人员的干预。第二，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而不是天主教会一手制定的神学。实际上，这就是否定教皇的权威，而肯定《圣经》的权威。

这样，在维登堡大学任教期间，路德已经在思想上否定了天主教神学的基本观念，否定了教皇的权威。1517年一个偶然事件推动他公开走上反抗的道路。

亚尔伯特是通过贿赂教皇的手段当上美因兹大主教的。贿赂使他欠下银行3万弗洛林的债，为了还债，他自愿充当教皇的代理人，负责替教皇兜售“赎罪券”。在销售“赎罪券”时，他到处宣扬：购买“赎罪券”的人，只要支付金钱，就可以被上帝赦免本人的罪以及已死亲属的灵魂的罪，死者的灵魂就立刻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消息传到路德耳中，他怒不可遏。1517年万圣节前夕（10月31日），他在维登堡的卡斯尔教堂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在《论纲》中痛斥出卖“赎罪券”的作法，并且提出了“信仰耶稣即可得救”的原则，反对用金钱赎罪的办法。他写道：“每一个基督教徒，只要感觉到自己真诚悔罪，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同样可以得赦罪或全部免罪。”“很显然，当钱币扔在钱柜中叮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得心和贪欲心。至于代祷之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这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教皇的神权。这个《论纲》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是很快地就被译成德文，其内容不胫而走，很快地传遍全德，并且引起了全民的讨论。这件事也很快地传到教皇利奥十世耳中。最初他感到这不过是小小的争吵，但是不久他就认识到问题很严重，下令把路德唤到罗马来，对这个论纲进行答辩。当时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同情路德，他劝教皇不要追究此事。因此，教皇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1519年，路德在莱比锡参加了辩论会，他的对手是知名的天主教神学者艾克，此人在辩论中滔滔不绝地引证权威言论，其中包括教皇敕令、宗教会议的决议、早期基督教领袖的著述等等，想借此来压倒路德。他还恫吓路德说：路德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而无须教会的媒介的论点，简直与一个世纪前被处死刑的异端分子约翰·胡司的观点一模一样。但是路德并未被他吓倒，他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宗教会议和教皇都可以犯错误，并且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失去了神圣的权威。结果双方都愤愤离开会场。

此后路德埋头写文章和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以便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在标题为《最神圣的圣餐论》的文章中把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圣餐中的面包和酒可以变成基督的肉和血的实体转化论驳得体无完肤。1520年8月他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在信中他痛斥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专横、掠夺，呼吁世俗君主建立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企图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取代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神权。他主张基督教贵族“应该发号施令，从此不准任何俸禄再落入罗马手中，并且以后一切委任都不得从罗马领受，所有的教士职位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并且要恢复地方主教的职权”；“应该规定，凡属俗世的事都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只应该由俗世当局处理”。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这是激发德国人民族感情的有力的控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标题为《教会被囚于巴比伦》的小册子里有力地攻击圣礼制度，主张“即令没有圣礼，信心也能救人。”在另一篇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全面论述了“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理论。他指出，人的获救，只在信仰。“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而是单用信才能领受爱慕的。因此，既然灵魂为它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只是信，那么，灵魂称义显然单是因信，而不是因任何行为”。这样，曾经是人类救赎中必不可少的教皇、教令、教律，面对信仰的权威，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在当时可算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主张。

这时，路德的论著不仅传遍全德，而且也传到巴黎。天主教世界围绕他的宗教思想沸腾起来了。

在迟疑一个时期后，到1520年6月2日，教皇利奥十世终于发布了开除路德的天主教教籍的敕令。不过，这个敕令并没有把大门关死，它给路德留下60天的宽限，希望他能在60天内撤回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中的41条。但路德不为所动。在宽限期满那一天，维登堡的居民燃起篝火，路德当众把教皇的敕令付之一炬。

路德不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到萨克森选侯的保护。但是神圣罗马皇帝并没有支持路德，因为他依靠天主教来维护自己在德国的皇帝地位。1521年4月他在沃姆斯召集了帝国议会，以便讨论如何处理路德的问题。皇帝的代表在会上宣读教皇颁布的关于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并且要求帝国议会宣布把路德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但是议会并没有照办，而是召唤路德本人出席议会，以便由议会听取他自己的申诉。路德担心出席议会吉凶难卜，但他还是勇敢地应召赴会，当他进入沃姆斯市时，受到了全市居民的热烈欢迎。在全市形成了一种反对教皇而同情路德的气氛，甚至议会也受到感染。教皇代理人在写给教皇的信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到：“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都喊出‘路德’的名字”。路德在议会席上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申辩，拒绝认错。当时在场的皇帝想逮捕他，但是他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离开了会场。

在沃姆斯会议后，路德便被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保护起来，一个时期他在瓦特堡过着世俗的生活，留了长发，因为他不再是天主教修道士了。他仍孜孜不倦地写信或写文章，热心地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个时期他还从事《圣经》的翻译，把它译成德文，所依据的是未被篡改的希伯来文及希腊文原本。他的德文《圣经》译本在德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在文章结构、词汇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有创新，为德文立下了规范，对于德文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路德也得到一位过去的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艾伯林的协助，这位朋友到处宣传说：罗马教廷有系统地抢劫德国，每年从德国榨取巨额的财富。艾伯林也写了许多小册子，攻击天主教会的各种表现，影响极大。

沃姆斯会议结束后不久，在维登堡及爱尔福特爆发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起义，教堂遭到冲击，祭坛和教堂财宝被抢劫，绘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路德教义在北部、中部德国迅速得到传播。

路德新派教之得到传播，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得到农民、工人和市民（中等阶级）的全面支持，因为这些阶级对天主教会恨之入骨。第二，它得到一心一意想攫取天主教会财产的世俗君主（大诸侯）的有力支持。第三，它也得到德国爱国主义者的同情，这些爱国主义者反对罗马教廷对于德国的掠夺和干预。第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想扑灭新教运动，但是力不从心：对外战争及内政的棘手问题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使得他不遑过问德国的宗教问题。第五，路德个人的主观条件也有助于新教的胜利。他学识渊博，既有雄辩的口才，又能写典雅的文章。他很敏感而又有坚强的毅力、非凡的胆识和气魄。这使他具备一个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的特质。三、德国农民战争·路德教派的确立

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在客观上有反封建的意义，因为他所反对的天主教会是封建统治的强大的支柱。而且，与僵化了的天主教神学不同，路德的新教容许个人在教义解释上有更大的自由，因而蕴藏着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因素，带有资产阶级倾向。

但是，路德的新教仍未完全摆脱中世纪经院思想的影响。第一，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重要性，他把德意志君主和贵族看作是教会的天然的保护者。第二，他在经济问题上反对高利贷者收取利息的行为。第三，在国家问题上他接受了中世纪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威是神授的，尽管他也承认君主的权力要从属于自然法。第四，他反对叛乱，他一贯强调人民服从政府的必要性。他说：“叛乱不是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于利益。我支持而且将始终支持那些身受叛乱之害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事业如何违反正义；而且我将反对举行叛乱的人，即使他们的事业合乎正义，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造成损失和流血。”

当路德日益变成诸侯的奴仆时，广大的农民、平民就抛弃了他，而团结在人民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闵采尔的周围。

闵采尔（1490—1525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他博学多闻，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曾在莱比锡攻读神学，获博士学位。1517年他开始追随路德，成为他的信徒，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不满意路德的保守态度，1520年他就与路德分道扬镳了。1521年他到布拉格，同波希米亚的胡司派建立了联系。1521年11月他写了《布拉格通告》，表达了他对教会及世俗封建主的憎恨。他宣称：上帝为世俗的生活提供了教义，因此不要用在天堂实现上帝的教义的说教来安慰世人。他主张在尘世上实现人人平等，取消尘世上的压迫和剥削。1522年，由于闵采尔的神学见解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性质，他被禁止在布拉格居留。以后，他到了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当神甫，在这里他开始对教会的“圣礼”进行改革，并进行反对罗马教廷的宣传。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不仅抨击教士和僧侣，而且也反对诸侯、领主和城市贵族。与路德不同，他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认为信仰应主要根据圣灵“活的启示”，它表现为人的理性。人人都有理性，也就都可以有神性，便都可以升入天国。这个天国不是在来世，而是要在现世建立。闵采尔的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社会成员的国家政权的社会。1524年闵采尔在一份革命的小册子中宣称：“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大事”。闵采尔在这里所说的“不敬上帝的人”，是指诸侯、骑士、城市贵族和其他剥削者。闵采尔的革命态度遭到了马丁·路德的反对，后者把闵采尔看做死敌，诬蔑他是魔鬼的工具。闵采尔针锋相对，斥责路德向诸侯谄媚，是“维登堡的行尸走肉”。

为了躲避政府当局的追捕，闵采尔在1524年8月逃离阿尔斯特德，先后到了缪尔豪森、南德等地。所到之处他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德国在1524—1525年间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约有2/3的农民投入了斗争。

这次农民战争有三个中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士瓦本地区，早在1524年夏天，起义的农民就拒绝为领主服劳役。1525年3月，农民队伍扩大到三四万人。起义军领袖于3月初举行集会，通过了“十二条款”的纲领，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减轻劳役、地租和徭役，归还被领主侵占的森林和牧场等，但没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纲领带有妥协性，主要反映富裕农民的利益。士瓦本的农民军没有统一领导，纪律松弛，到4月底被诸侯的军队分别击溃。

1525年3月末，法兰克尼亚地区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斗争激烈。许多城市的平民也参加了起义。1525年5月，起义军制订了“海尔布琅纲领”，又名“帝国改革纲领”。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取消商税、过境税、食品税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等等。这个纲领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纲领未能实现，到1525年6月，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也失败了。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农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由闵采尔直接领导。1525年3月，缪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永久会议”。随后，整个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到处发生农民起义。4月底，诸侯的军队进攻缪尔豪森。闵采尔率领一支8000人的队伍迎敌，但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本人也无军事经验，到5月16日，农民军战败，闵采尔被俘并壮烈就义。

农民战争的火焰被扑灭了。农民起义，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16世纪的德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先进阶级。平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根本不同。市民阶级处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但是软弱、动摇。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但当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时，就因畏惧人民而叛变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宗教思想的路德的态度，便是很好的证明。1525年5月，路德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这本小册子里，号召无论是谁，只要力所能及，就应该把反叛者“戳碎，扼死，刺杀”，象“打死疯狗一样”。他对起义农民的仇恨，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农民战争失败后，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农奴制在德国死灰复燃。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并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因托庇于诸侯的保护，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中小贵族遭到削弱，城市的特权被剥夺。诸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权势都大大加强，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更为加剧了。

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势力，从此天主教会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地位。农民战争显示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的工农联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路德教派的确立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一部分诸侯国已成为路德派新教国家。另一些诸侯鉴于宗教改革引起了农民起义，仍坚持旧的信仰。1529年，帝国议会在斯拜尔召开。由于会上天主教诸侯占优势，会议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路德教派诸侯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并提出抗议，此后新教徒被称为“抗议者”。

路德派君主们在提出抗议书时，已作好战争准备。到1531年他们成立了一个互相保护同盟。1546年终于爆发了路德派诸侯国与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国之间的战争。1555年，双方缔结了奥格斯堡和约，和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即所谓“教随国定”的原则；1552年以前为新教诸侯夺去的天主教会的财产，均应由其继续占有。路德派新教得到了正式承认。它主要限于德国北部，南部仍为天主教国家。四、加尔文教与瑞士的宗教改革

继德国之后，瑞士也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中，先后出现了两位领袖：一是慈温利，一是加尔文。

慈温利乌尔利希·慈温利于1484年出生于瑞士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从1518年起，他在苏黎世教堂传教，明确地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他反对斋戒，反对教士独身，反对礼敬圣像，更反对教皇在瑞士兜售赎罪券。慈温利的改革思想比路德更为激进。他把圣餐仅看做是对基督的追念，否认祝圣后的饼与酒具有神秘的力量；而路德则坚持圣餐的“临在说”，即经祝圣后的饼与酒虽未化为基督的肉与血，但在信徒领受圣餐时，耶稣基督确实临在其中，与饼、酒溶合并存。他还摒弃路德对诸侯的依赖，主张教会实行共和制。

在慈温利的影响下，苏黎世及瑞士其他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用方言读《祈祷书》，取消圣像，解散修道院。教皇下令要求苏黎世地方当局制裁慈温利，但是地方当局不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宣布脱离天主教会的统治，苏黎世及另外几个州都变成了新教州。另外一些州则坚持天主教信仰，反对宗教改革。双方不断发生冲突，终于导致1531年战争的爆发。慈温利阵亡。瑞士从此分裂为新教州与旧教州。

加尔文16世纪30年代中期，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转移到日内瓦。领袖是约翰·加尔文。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就学于巴黎大学和奥尔良大学，受到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思想的影响。为了逃避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于1534年逃到巴塞尔，在这里埋头研究宗教理论。1536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此书吸收了慈温利和路德的观点，并参以己见，提出了系统的新教神学理论，是宗教改革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加尔文的著作还有《教义问答》、《论教会改革之必要》等。

在加尔文看来，《圣经》是按照上帝的授意写出来的。因此，《圣经》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圣经》。和路德一样，他认为“信仰耶稣即可免罪”，人们要想得救，只能靠自己的笃信。但他比路德更为激进，提出了“预定论”（或译作“先定论”）的神学学说。加尔文说：“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永恒的生命为某些人已预定，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但是，按照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对他们在世上的行为漠不关心，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可以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这种“预定论”以宗教学说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剧烈竞争和早期的殖民扩张。新涌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使个人感到畏惧，不能不受它的支配。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竞相追求利润，人人都想发财致富。胜利者产生了优越感，增加了自信力，认为自己肯定是上帝的“选民”，而那些失败者则无疑是“弃民”了。“预定论”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因此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1536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不久被驱逐出境。1541年，日内瓦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权，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主持改革大计，直到去世。实际上，他成了日内瓦政治、宗教的最高领导人，把政治大权及教会大权集于一身。他所编定的《教会法案》、《教理问答》，被确定为指导市民思想行动的规范，违反者要受法律制裁。

日内瓦的教会和政府组织都是按照加尔文的设想组织起来的。教会设立四种职务：长老、牧师、教师、执事。长老一般是富有的市民，由世俗信徒选出，负责监督每一个人的生活。牧师为神职人员，负责解释圣经，训练与审查预备牧师，并施行圣礼。教师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宣教事业和讲授圣经。执事是由信徒选举产生的不脱产的协助长老和教师的教会管理人员，主管慈善机构，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教会的权威机构是长老会，或称宗教法庭，由长老12人（小议会推举2人、60人议会推举4人、大议会推举6人）和牧师5人组成。宗教法庭负责监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审理宗教案件，并找出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每星期四举行一次例会。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由市民选举产生。教会机构与政府机构虽有分工，前者负责宗教信仰与思想道德等精神生活，后者负责世俗事务，但实际上二者已结合成一体，不仅人员交叉，而且职责也难截然划分。日内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共和国。

按照加尔文的主张，教会应当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把社会本身改造为宗教团体的典型。我们从加尔文拟定的关于乡村的法规，可以看出对群众的控制严格到了何等的程度。法规规定：星期天，除某些人需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家畜外，全家人都应去听布道。如果有人在布道开始以后才到会，则予以警告。仍不改正，罚款3苏。凡唱下流放荡的歌曲、跳舞者，监禁3天，然后送交议会。对酗酒、赌博、吵架，放高利贷的人，也有相应的处罚。生活节俭，被新兴资产阶级视为一种美德，因此加尔文教便有上述种种规定。

加尔文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主教义和罗马教廷，但另一方面又迫害他所反对的教派和个人。凡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或遭迫害，或被迫离开日内瓦。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因批判圣经和三位一体说，竟被加尔文用火烤了两个钟头以后烧死。

加尔文教的教义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和北美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恩格斯说：“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五、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本来也是天主教国家，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不久，路德的教义就渗透到英国。1521年，剑桥大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研究路德的改革主张。参加者有丁达尔和巴恩斯等人。丁达尔不久流亡国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且在英文注释中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制度。英文《圣经》运回英国后，路德教在低级教士及城市商人中流传起来。

与此同时，在英国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改革的要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级神职人员科雷特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反对信徒向牧师作秘密忏悔的作法，也反对教士独身的制度。《乌托邦》的作者莫尔也攻击修道院的腐败，认为修道士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他要求提高教士的知识水平。

但是，在英国对天主教会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王权。英国王权在15世纪开始增长，特别是在1485年都铎王朝开始统治英国之后。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在中等阶级的支持下，制服了贵族势力和议会，大大加强了君主的地位，这意味着专制主义在英国取得初步的胜利。当他的儿子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即位时，专制主义遇到的唯一障碍便是天主教会。但是，亨利八世在位初期对罗马教皇奉命唯谨，竭力表现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姿态。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路德派，并且亲自写书批判新教教义。因此，人们很难设想他会起来反抗罗马教廷并且使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一刀两断。

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成了导致英国君主与罗马教皇决裂的重要契机。亨利八世结婚后只生下一个公主，没有子嗣。16世纪20年代后期，王后凯瑟琳已无生子的希望，将来继承王位的，非那位公主莫属了。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女主执政尚无先例。于是离婚再娶以求子嗣成为亨利八世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他责成大臣沃尔西将离婚案上诉罗马教皇，希望被批准离异。当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想左袒英王，但是他摄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不办。当时英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贵族都希望英国实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都垂涎教会的财产，而且市民阶级也迫切要求推翻天主教的统治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在市民和贵族的支持下，决定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他于1529年召集议会，讨论宗教改革问题。1530年下半年在枢密会议内形成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

1531年亨利八世向罗马天主教会开火：强迫英国教士支付巨额罚金，理由是他们违反了一项关于未得国王批准不许接待教皇使节的古老的法规。1532—1534年间，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和“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要求英国主教的第一年薪俸、教区征收的什一税以及教会以各种名义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廷，改为上缴英国国王。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议会还同意英王有权任命英国主教而无需向教皇请示。不久，亨利八世就授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解除国王与王后凯瑟琳的婚姻并且认可国王与安娜·波琳结婚。此时，克莱门特七世才正式否决了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的要求，并以通奸罪开除了亨利八世的天主教籍。

英国与罗马教廷的正式决裂发生在1534年。这一年议会通过“至尊法”，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拥有纠正错误、镇压异端和处理教会事务的一切权力。另一项法律宣布切断与教皇的一切来往，凡否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者，均处以叛国罪。《乌托邦》的作者莫尔和罗乞斯特的主教约翰·费希尔由于继续坚信教皇的权力至上而被处死。

1536年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制定了“十条法规”，它只肯定了天主教的洗礼、忏悔和圣餐，否认了礼敬偶像、弥撒等天主教仪式，从而使英国教会接近路德教。1538年克伦威尔又发布“十七条指令”，使英国教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1537年亨利八世还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国发行。这在英国影响极大，因为英国人从此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了。

在英国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之后，英国路德教派及其他教派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天真地相信英国已真的成为新教国家了。而对群众运动的复活，1539年初，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又回潮了。他又回到天主教的立场上来，声称天主教的任何信条都是金科玉律，不能变更。他怂恿议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肯定了天主教教义及实践中的主要部分，并且宣布以恐怖手段罚惩宗教不同意见者。结果，伦敦有500名市民因倾向改革而被捕。托马斯·克伦威尔由于推行改革教义的政策，与亨利八世意见相左，因而在1540年6月以叛国罪被处死刑。据估计，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因宗教问题而被处以极刑者达数千人之多。

然而，在英国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所实行的措施中，有一项措施对后世的影响甚大，那就是废除修道院制度。修道院中丑闻与弊端层出不穷，久已为人们所诟病。而且，僧侣、修道士们对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一事一般都抱反对态度，他们继续效忠于教皇。但是，亨利八世决定向修道院开火，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由于过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亨利八世经常处于财政拮据状态，他发现解散修道院及没收修道院的地产，可以解决财政困难。1536年他终于开始行动，下令解散376所修道院。到1539年他又下令封闭大修道院200所，勒令修道士还俗，发给生活津贴，并且没收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对于没收来的土地，亨利八世将一部分归王家所有，一部分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及大贵族，一部分在市场上抛售。被抛售的土地都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呢绒商人理查德·格拉善一次用1173镑购得约克郡三座修道院的土地。获得修道院土地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反对恢复天主教的既得利益集团。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年），政府为英国教会制定的教义条文带有明显的新教性质。拉丁文的《祈祷书》都译成英文。被当作是赎罪的仪式的圣餐取消了。

但是，爱德华六世短命而且无后，死后由亨利八世的公主玛丽·都铎嗣位（1553—1558年）。玛丽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废除父亲及异母弟在位时期的宗教立法，恢复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上下级关系。为了表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决心，她又与天主教顽固派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玛丽女王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惩罚新教徒，在她在位期间，有300个新教分子被处死，大主教克兰默竟被处以火刑。她因此而有“血腥的玛丽”之称。

玛丽与菲利普二世无后，在女王死后，王位传给她的异母妹——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位（1558—1603年）期间，英国教会在教义及实践方面最后固定下来。根据议会的一项法案，又断绝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并且再一次把英国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563年议会制定的《三十九项信条》规定了英国教会的教义，把《圣经》定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坚持“信仰耶稣即可免罪”的原则。玛丽在位时任职的主教们几乎都拒绝承认这个变革，因而或被下狱，或被流放。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取消主教制，她又任命了一批新主教。

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严酷的措施去强迫所有的英国人都遵从她在宗教上的这些决定。信奉天主教者，处以死刑。成立宗教法庭，专门审判异教徒。六、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席卷中欧、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各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内涵：在教义上都蕴含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在组织上有共和主义色彩。而且在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极端的教派甚至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提出了新社会的理想，成为近代共产主义的先驱。

然而，天主教会不甘心失败，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在1545年到1565年间，天主教会代表在特兰托召开多次会议，着手革除天主教内部的弊端：如停止兜售赎罪券，不再增加教会神职薪俸，加强对神职人员的监督等等。

但是在信仰问题上，天主教会对新教各派寸步不让。它宣布所有的新教为异端，罗马天主教会的教条和仪式全部正确无误，教皇是最高权威，唯有教会有权解释圣经，教徒只有靠教会神甫施行“圣礼”才能得救。同时，异端裁判所加紧活动，对异教徒实行恐怖。它们也执行书刊检查的任务。

在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中，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起了重大作用。耶稣会的创始人为西班牙贵族军官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年）他网罗西班牙贵族为其主要成员。耶稣会仿照军队形式组成，强调绝对服从。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重树教皇的权威，并且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耶稣会会员展开积极的活动，特别是到东亚、非洲及美洲传教。他们修建教堂、创建学校，在欧洲他们不穿僧衣，与俗人交往，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中进行活动，用潜移默化的手段施加思想影响。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采取暗杀手段，其目标是欧洲新教的君主，如1594年在法国阴谋暗杀亨利四世。也有少数耶稣会会员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在德国境内，耶稣会会员致力于团结统一天主教各派势力，以对付路德派势力，因而在南德为天主教恢复了大片地区。

第四节　欧洲诸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尼德兰革命

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形态，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16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发展，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个时期，封建贵族阶级趋于没落，资产阶级兴起，两个阶级势均力敌，力量均不足以压倒对方，在他们的相互对抗和同敌对阶级的冲突中，君主充当了仲裁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确立了专制统治。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征是国王个人专权，他依据“君权神授”说，把立法、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并且依靠官僚制度和常备军，对全国实行集权统治。

专制王权本质上属于封建性质，它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粉碎了地方割据势力之后逐渐树立起来的。中世纪的封建割据状态意味着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也乐意使用财力支持君主去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结果建立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封建政府为了维持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不得不采取措施奖励工商业的发展和殖民扩张活动，这在客观上对处于幼稚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挤起了扶植和保护作用。君主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虽然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封建割据势力，使贵族丧失独立地位，但他处处维护这个阶级的特权和封建秩序。当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后，必然与专制王权彻底决裂。

这个时期形成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俄国。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专制统治的方式各具不同的特点，君主权力所能达到的限度也有差别。一、法国专制制度的形成

16世纪经济的发展16世纪，法国的封建母体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幼芽，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南部的朗奎多克，西部的诺曼底、布列塔尼、波亚图和缅因，北部的毕卡尔迪等地区，在毛织、麻织和丝织业中出现了分散或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地理大发现后，法国沿大西洋海岸的港口通过西班牙发展了对美洲的贸易。在地中海区，根据1535年的法土通商和友好条约，又发展了对土耳其的贸易。由于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涌现了一批诸如里昂、马赛等繁盛的商业城市。里昂1520年人口近7万、主要进口生丝，出口麻、毛、丝织品。1569年登记在册的大小商人共552个，买卖高度集中在约10个最大的商号手中。马赛人口从16世纪20年代的15000人发展到80年代的35000人。主要发展对土耳其的贸易，输出纺织品，输入香料、药材、棉花、五倍子和皮革制品。1570—1573年是它的商业最兴旺的年代，港口税的年收入由1570年以前的7000至8000里佛尔增至1573年的19000里佛尔。巴黎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30万。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重要的阶级力量。法国原始积累的特点是国债制度和包税制度的早期发展，1522年，政府开始发放有息公债券，资产阶级购买公债，把钱贷给国家，依靠放债攫取利润。或者是包征间接税，预先把税款付给国家，然后获得向居民征税的权利，从征税中渔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购买官职，以法律家和官僚的身份参加到政府机构里去。因此整个资产阶级与王权保持密切的关系。

法国仍旧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人口的90%以上从事农耕。1415世纪农奴制趋于瓦解、大部份农民成为人身自由的世袭佃户，他们除了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和提供某些劳役以外，还需要向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沉重的赋税负担，再加上高利贷盘剥，促使农民阶级发生分化，破产的农民部份流入城市，成为失业流浪者。马克思指出，对农民的剥夺在法国是按不同于英国的方式进行的，“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

专制制度的形成由于“价格革命”，贵族地主的固定地租收入下降，许多人因陷入债务而出卖土地。但在政治上他们仍然拥有特权，有的担任中央或地方的重要官职，领受优厚的年俸，贵族的爵位世袭，他们大都要求加强专制王权，以保持高官厚禄，镇压农民的反抗，维持封建统治。但是那些在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封建贵族仍然抱有恢复割据局面的企图，因此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15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奠定了法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接着，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打败了伯根地公爵大胆查理，消灭了伯根地公国，进一步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到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统治时，王权比较强大，三级会议长期停止召开。法兰西斯一世设立的御前会议掌握着行政管理大权，重大问题由他本人和近臣决策。他下令剥夺男爵的司法审判权，削弱贵族而加强王权。他又下令取消仍然保有自治权的那些城市的独立地位，削弱地方势力而加强中央。法兰西斯一世还着手创设常备军，以之作为王权的靠山。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特权组织，是“国中之国”。随着王权的加强，政治的统一，从15世纪起，法国教会开始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民族化。1516年，法兰西斯一世又同罗马教皇利奥十世签订了波伦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国王有权任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圣职界征税。结果教会的收入大部份归入国库，教会名义上从属罗马教廷，实际上却受制于国王，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法兰西斯一世也实行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他禁止法兰德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毛织品进口，为法国商人取得在土耳其贸易的特惠权，从而保护了法国的工商业。他还部份地取消了国内关卡，开始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

掠夺意大利的战争为了巩固法国在地中海区的商业地位，为了占领意大利领土，法国君主利用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和各邦之间的纷争，侵略和掠夺意大利。德国皇帝对意大利也有领土野心，他支持意大利各邦的诸侯反对法国，为此，法王与德皇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战争从14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559年，以缔结卡托·坎布累齐和约告终，法国收复加来港，占领洛林的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城。但是侵占意大利领土的目的没有达到，加之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削弱了王权。在意大利战争之后，法国又陷入了长达30余年的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封建混战，使专制统治一度发生严重危机。

胡格诺战争早在16世纪40年代，加尔文教便开始在法国传播，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农民、手工业者、雇工接受了加尔文教思想，要求改革天主教会。法国南部有野心的大封建贵族也信奉加尔文教，企图利用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夺取教会地产的目的，并且与专制君主对抗，梦想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加尔文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北方有分裂倾向的大封建贵族则仍信天主教，他们与王室关系密切，因此打着“保护王权，保护天主教信仰”的旗号，反对南方的胡格诺教贵族。南北两个封建集团的矛盾由教派冲突酿成战争，史称胡格诺战争（1562—1594年）。战争中两派互相残杀，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节（8月23日）晚上，天主教徒在王太后的策划下，在巴黎一地就屠杀了2000多名胡格诺教徒，激起了胡格诺派的强烈反抗，战争比前期更加残酷。胡格诺派在南方建立了胡格诺联邦，这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天主教贵族则在北方建立了“天主教神圣同盟”，使全国陷于分裂混乱状态。在混战中，天主教集团首领吉斯·亨利和国王亨利三世先后被刺死，胡格诺集团首领波旁·亨利于1589年即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开始了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此后，战争又继续了一个时期。长期的封建混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战争中，封建贵族的军队大肆抢劫和蹂躏，破坏庄稼。同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捐税负担，农民和平民开始大规模暴动，亨利四世的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被长期内战削弱了的封建贵族集团，慑于人民起义的威力，彼此妥协，迅速投向国王。1593年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次年加冕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战争遂告结束。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是也让胡格诺教徒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有权担任国家官职。为了保证胡格诺派贵族的权利，敕令又允许他们维持25000的兵力和保留若干个堡寨。巴黎高等法院还由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担任法官，共同处理宗教争端。胡格诺教在法国取得了合法地位。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外战争，使法国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国家财政濒于破产。亨利四世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农业，降低农民的直接税，扶植工商业，给工场手工业发放补助金，提倡技术改良，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成立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过一个时期的恢复，法国经济开始高涨，国王的势力重新抬头。二、英国都铎王朝的专制制度

手工工场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1485—1603年是英国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英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为此后英国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与此相适应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

英国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呢绒业。英国的呢绒不仅供本国需要，而且在欧洲有广阔的市场，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出口最多的1565年，达134055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81.6%。在呢绒主要产地的农村，分散形式的手工工场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除毛纺织业外，采矿、制革、酿酒、金属冶炼和加工、建筑、造船等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16世纪70年代以后，其中的采煤业、炼铁业、造船业生产突飞猛进。这些部门的生产技术比较复杂，生产过程已有了明显的分工，而且需要集中一定的劳动人手，因此生产一般按集中的手工工场方式进行。16世纪末工业中已开始使用煤作燃料。在国内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取得显著进展。16世纪前期的特点是贸易量上的增长，掀起了以呢绒输出为中心的对外贸易高潮。后期的特点是贸易范围空前扩大，英国的商业和海上势力迅速扩张，贸易公司纷纷建立，比较重要的是莫斯科公司（1554年）、东地公司（1579年）、利凡特公司（1581年）、几内亚公司（1588年）和东印度公司（1600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商人的足迹已越出西欧及其邻近地区的范围，同北欧、东欧、近东、北非和远东诸地区诸国家的商人直接交易。这个时期的商业扩张是同地理发现、海上劫掠、殖民占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揭开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

圈地运动农业上资本主义渗透的现象更为突出，它和圈地运动有极大关系。从15世纪末开始，英国农村发生了一个以“圈地”为外形的大变革。由于圈地现象越来越普遍，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为一个圈地运动。16世纪的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整个圈地过程的第一阶段，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农奴制的瓦解和农村商品经济的长期发展促成的，而本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与国家毛纺织业的发展则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国内外市场上对羊毛的需要激增，羊毛价格上涨，急于发财的地主便利用手中特权侵占荒地和公地，用栅栏和沟渠圈围起来，建立大牧羊场；有的地主将自领地直接改为牧场，赶走大部分农民；有的则当出租地租约期满后，用提高地租的办法迫使农民放弃续租，甚至强迫农民退佃，然后将土地大片出租给牧场主经营。16世纪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粮价上涨，有的被圈的土地又改为农场，同时继续扩大圈地。在圈地过程中，土地关系、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制度都发生了变革。圈地运动推动了英国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制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社会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使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特征是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兴起。旧贵族一般固守传统的经营方式，靠征收封建地租过奢侈生活。他们既无法与新经济竞争，又受到16世纪中叶以后的价格革命影响，实际收入不断下降，经济上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土地，逐渐衰落下去，于是在英国出现了普遍的贵族危机。在旧贵族经济衰落的同时，新贵族在它的近旁诞生了。农村中的农场主和租地农场主是新贵族阶层的重要组成部份，他们当中的一部份人来源于乡绅，还有市民和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成员。在圈地浪潮中，他们或者是通过契约关系向大贵族租入更多的土地，或者是通过圈地和买地扩大土地的占有。其中有的人采用新方法雇工经营，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牧场，有的则通过土地买卖致富。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用来剥削传统的封建地租，而是作为谋取资本主义利润的手段。因此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建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化了的新人物。圈地运动也引起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在少数人致富的同时，有大批小农失去了土地，沦为工业或农业雇工，有的被迫乞食流浪。这样，16世纪的英国社会便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新的阶级矛盾，并且出现了农民流浪这个新的社会问题。

专制统治·宗教改革都铎王朝从第一个君主——亨利七世（1485—1509年）开始，实行专制统治。亨利七世即位初年，国内局势不稳，冒充约克家族后裔的旧贵族先后三次起来争夺王位，他们的行动得到一部份人的支持，不服从地方官统治的情况更普遍。亨利七世对封建割据势力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旧贵族蓄养家兵，解散封建家臣团，摧毁他们的城堡，消除旧贵族反叛王权的后患。在中央，国王选择亲信充当顾问官，不久又成立枢密院，枢密院受国王操纵，有权制定法令，并掌握最高司法权。由枢密官主持的“星室法庭”严厉惩治那些不效忠国王，甚至阴谋叛乱的贵族。1540年枢密院和星室法庭有了明显的分工，前者成了一个固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后者则是司法组织。英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国王把新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亨利七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1509—1547年），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大都从他们当中选任枢密院议员，把旧贵族排斥于这个最有权力的机构之外。重要的枢密官同时也是国务大臣，对都铎王朝的政策发生很大的影响。地方各郡仍归治安法官管理，权力有所扩大。治安法官员然没有薪俸，却是地方的实际统治者，由枢密院在地方乡绅中选任，执行枢密院规定的政策，可以处理司法案件，逮捕和审判犯人，镇压骚动和叛乱，并且有权规定工资和物价，审核行会章程，制定学徒制度规则等等，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议会不但没有停止活动，它的作用反而得到强化，为王权服务。主要由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议会下院，在王朝统治的大部份时间里总是无条件地批准国王提出的法令。世袭贵族由于得到国王大量封地，由他们组成的上院对国王也俯首听命。

为了加强王权，使教会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亨利八世开始改革教会。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1533年亨利八世公开和罗马教皇决裂，下令禁止向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的最高首脑，对一切宗教事务具有最高的权力，可以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决定教义，并将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由国王来审判教徒，镇压“异端”，改革教会，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改革后的教会称为英国国教。这样，国教便成了都铎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英国议会又以原罗马控制的天主教会腐化为理由，于1536—1539年通过了解散修道院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法令。被没收的土地和原属修道院的房产，尽归国王所有，朝廷里的一些大臣、宠幸和地方上的支持者都受到了亨利八世的赏赐。约有2/3的教会土地被抛入市场，转到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结果既充实了国库，又使贵族和资产阶级从中得利，他们因此更加拥护王权。

重商主义和反对西班牙的斗争都铎王朝为了增强国力，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首先限制羊毛原料和粮食出口，同时限制制成品进口，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又给这个时期纷纷兴起的贸易公司颁发特许状，允许垄断特定地区的贸易。政府还大力发展航海业和军需工业，奖励造船。1568年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皇家矿业公司和金属开采与冶炼公司，主要开采铜矿和菱锌矿，并授予私人生产硫磺和硝石的专利权，积极制造大炮，改变过去军需品生产仰赖外国的状况。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对其劲敌西班牙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16世纪的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垄断了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掌握了欧美之间的制海权，它在殖民地掠夺的财富为英国统治者所垂涎，它在海上的横行无忌，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西班牙还是一个炽热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它的国王对同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崇奉国教的英国怀有憎恨情绪，双方存在宗教分歧。因此，英国这时在外交上把西班牙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从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海盗在大西洋上经常劫夺西班牙殖民地和从殖民地运回金银的船只，以此作为打击西班牙的重要手段。同时伊丽莎白女王和贵族、资产阶级也把这种海上抢劫、走私和向美洲贩卖黑奴的活动视为发财致富的有效途径。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削弱西班牙的国力，还支持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的革命。而西班牙为了报复，派遣外交官和间谍暗中支持英国国内反都铎王朝的天主教势力，企图谋害伊丽莎白，颠覆现政府。80年代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终于在1588年爆发了英西大海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彻底打败，海上实力受重创。英国初步夺得了大西洋航线的控制权，为向美洲扩张开辟了道路，从此英国的殖民侵略势力逐渐向美洲渗透。

血腥立法和凯特起义在国内，都铎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血腥立法”，迫害在圈地运动中被抛出的失业流浪者，对他们施行鞭打、烙印、割耳和降为奴隶等刑罚，甚至处死。“血腥立法”最充分地体现了封建专制王权的阶级本质。16世纪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是不堪忍受的，政府颁布劳工立法，把工人的工资强制地压低到有利于企业主赚钱的界限内。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但是压低工资的法令仍然有效。处在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的工农群众不断反抗，1536年林肯郡和约克郡的农民首先暴动，此后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中以1549年由小贵族凯特兄弟领导的诺福克郡农民起义规模和影响最大，起义波及全郡，攻下了郡首府诺里季城，城内工人、帮工、学徒、破产行东响应，壮大了起义的声势，击溃了一支1200人的政府军，但是起义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有重大的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圈地的狂潮。农民以武装斗争的方式维护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使农村中保留了许多自耕农，这些自耕农成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新模范军的主力。三、俄国留里克王朝专制制度的巩固

16世纪的社会经济15世纪是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最后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取得独立。就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以莫斯科公园为核心，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进入16世纪以后，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继承了前任大公统一国家的政策，先后将普斯科夫和梁赞并入了公国的版图（1510年和1521年），又恢复了被立陶宛占领的斯摩棱斯克（1514年），最后完成了领土的统一，与此同时，国家也初步实现中央集权化。

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5世纪中叶起，俄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到16世纪已经有220种手工行业，其中最突出的是采掘、木材加工、制革和制陶行业。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各地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在经济发展中地区孤立开始被打破，莫斯科逐渐形成为全公国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向南同伊朗、中亚，向西同英国等西欧国家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这时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与同时期的英、法、尼德兰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俄国的工商业是落后的。在农业方面，15、16世纪生产稳步增长。三围制广泛推行，随着向边远地区移民垦荒，耕地面积扩大。城市的发展和西欧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不断增长，刺激了俄国的农业生产。当时贵族地主的土地大部份已租佃给个体农民耕种，农民的生产物除了主要以实物地租的形式缴纳给主人以外，勉强自给，所剩有限，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十分薄弱。为了保证获得成批的商品粮和大麻、亚麻一类的经济作物，贵族地主不断扩大自营地，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耕地收回，于是在俄国出现了“夺地”现象。结果俄国中部地区农民的耕地16世纪末比16世纪中期减少了一倍到一倍半，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两地，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由4—5俄亩减少到1—1.5俄亩。随之而来的是扩大劳役地租，从15世纪末开始，政府用立法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1497年的法典规定农民只准在每年的一定时间里，即犹利节（11月26日）前后各一星期离开主人，在以后的法典中再次重申，并规定了更多的限制条件，从而保证了贵族地主有足够的劳动力。因此，当西欧国家，如英国和尼德兰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俄国却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从此农奴制度逐步确立起来。

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俄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在国内市场联系比较薄弱，资本主义尚未萌芽的条件下形成的，16世纪初仍然不稳固。在实现领土统一的过程中，原来各公国的王公贵族虽然被莫斯科大公打败，表示臣服，然而实际上还享有许多特权，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贵族委员会”把持了政权，大公要受委员会的牵制，不征得它的同意，既不能颁布法令，也不能处理重大的司法纠纷和外交事务。伊凡三世虽然采取过一些强化中央权力的措施，但是未能从根本上削弱大贵族的分立势力。瓦西里三世死后，伊凡四世（1533—1584年）即位，年仅三岁，由母后叶琳娜·格林斯卡娅摄政。她镇压了两个皇叔的叛乱，将政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538年摄政王突然死去，“大贵族委员会”发动政变，政权经过几次转手，以前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被废除，封建割据局面重新出现。1547年1月已经成年的伊凡四世亲政，改称沙皇。就在这一年，莫斯科和全国各地发生人民起义，先后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各地相继发生的起义，表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要求政府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内秩序。1549年初，伊凡四世召集“重臣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必须实行改革，以肃清封建割据的流毒。接着伊凡四世又召开有大小贵族、高级教士、高级官员和商人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在会上发表改革宣言，提出社会和政治改革纲领，并且宣布编纂新法典。新法典于1550年颁布，规定将司法审判权和行政治理权进一步集于中央。从1549年到1555年，伊凡四世根据法典精神改组中央国家机关，设立分掌各部行政事务的衙门，组成政府的官僚机构，彻底废除旧机关，并且限制大贵族和教士的课税特权。地方上则废除总督制，由中小贵族和富裕阶层中选出的地方官和法官管理行政和司法事务。在军事改革方面，新颁布的“兵役条例”规定，无论大贵族的世袭领地或中小贵族的封地在服军役方面一视同仁，都按土地面积的多少提供一定数量全副武装的骑兵，取消了大贵族的军事特权，中小贵族在服军役方面取得了平等权利。

50年代的改革加强了沙皇的中央政权，但是大贵族仍然保持相当的实力，他们伺机背叛沙皇，甚至投降外敌。伊凡四世一方面用酷刑来打击大贵族的反叛行为，另一方面推行“特辖领地制”，企图彻底铲除贵族分立势力的根基。他将全国土地划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两部份，中央地区和南方部份地区被定为特辖区，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由沙皇直接管理。特辖区内原属大贵族的世袭领地一律改为王室领地，分封给为沙皇服役的中小贵族。其余远离中央的边陲地区则被定为普通区，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凡在特辖区被没收了世袭领地的贵族，可以在普通区获得土地作为补偿。为了对付大贵族的反抗，伊凡四世又从中小贵族中挑选了一千人组成“特辖军团”，那些反对特辖领地制的大贵族均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伊凡四世因此获得了“恐怖的”伊凡这个称号（即伊凡雷帝）。特辖领地制的推行，大大削弱了大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而沙皇的专制统治则在中小贵族和城市富裕阶层的支持下巩固起来了。

对外扩张在对外关系方面，16世纪期间，俄国主要推行扩张政策，其目标一是通过陆地蚕食逐步扩大领土，二是争夺出海口。伊凡四世首先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各蒙古汗国。1552年出兵15万，攻打喀山汗国，经激战后于同年10月攻陷喀山城，城内男子全部遭到屠杀，妇孺被俘，财物被抢劫一空。之后，战争又延续了一个时期，汗国才最后被征服。接着在1556年灭掉阿斯特拉罕汗国。又进而占领诺该汗国。至此，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区尽入俄国版图，为进一步入侵中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开辟了道路。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军事扩张开始于1581年9月，到1584年征服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蒙古人汗国，随后（1586—1594年）在那里建立了秋明、托博尔斯克、别列佐沃、塔拉和苏尔古特等军事城镇，作为进一步侵占西伯利亚的据点。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俄国的势力向东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海岸。

为了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出海口，伊凡四世发动了立窝尼亚战争。1558年4万俄国军队从北部攻入立窝尼亚，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要塞那尔瓦和捷尔普特港。1560年俄军又从中部进攻，占领了立窝尼亚大片领土。俄国的入侵引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瑞典、波兰、立陶宛等国出兵干涉，瑞典占领了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立窝尼亚其余部份受立陶宛公国控制，争夺立窝尼亚的战争遂演变为国际战争。1562年伊凡四世亲率8万大军从南部进攻立陶宛，并占领了波洛茨克。波兰和立陶宛为了合力抗俄，于1569年在卢布林会议上宣布正式合并为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立陶宛国王同瑞典、土耳其结盟之后，于1579年进攻俄军，夺回波洛茨克，并且进入俄国国境。1581年波兰-立陶宛军队包围普斯科夫，同时，瑞典也在北方发动进攻，占领纳尔瓦，并进击卡累利亚。由于俄军连遭失败，加之国内贵族骚动，局势混乱，伊凡四世被迫于1582年同波兰签订10年休战条约，双方都放弃所占的领土。1583年又同瑞典缔结停战协定，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波利耶、雅姆、伊凡格勒和芬兰湾沿岸的全部土地归属瑞典，战争就此结束。结果俄国不但没有夺得出海口，反而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部份土地。

农民处境的恶化和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延续了25年的立窝尼亚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土地荒芜，野草丛生。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不断增税，贵族地主也竭力加重封建剥削，压榨农民，任意提高租额，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农奴负担异常沉重，无法维持生计，有的被迫到处流浪、乞讨。伊凡四世晚年和他的儿子费奥多尔统治（1584—1598年）初年，俄国农村呈现一片萧条景象，中部和西部地区情况最严重。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和饥荒，大批涌进南部和东南部未开垦的地区。伊凡四世为了解决贵族地主土地上因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困难，在1581年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禁年的犹利节期间迁徙。从1581年到1586年是禁年令的有效期，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间歇，从1590年到1595年禁年令再次生效。此后，禁止农民自由迁徙实际上成了永久性的规定，农民仅有的一点合法权利也被剥夺了。为了制定更加严格的赋税制，1592—1593年政府重新调查土地和人口，编制地产清册，农民一经登记属于某个贵族地主，就永远成为他的农奴，从此不得离开主人。1597年政府又颁布禁止农奴逃亡的法令，规定自该年起前五年之内逃亡的农奴必须返回原住地，主人对出走的农奴有追捕的权利。以上法令巩固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领主对农奴的占有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

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政局动荡，危机四伏。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死，无嗣，留里克王朝告终。缙绅会议选举皇叔鲍里斯·戈都诺夫为沙皇（1598—1605年）。贵族不满，他们勾结外敌，图谋颠覆沙皇政权，给外国武装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1604年波兰王出兵支持一个自命为伊凡四世皇子的俄国人季米特里占领莫斯科，自立为沙皇。伪季米特里同波兰贵族女子结婚，执行有利于波兰贵族的政策，引起了俄国各阶层的不满。1606年5月大贵族在莫斯科发动兵变，得到群众支持，推翻了伪季米特里的统治，大贵族夺取了政权，推举瓦西里·叔伊斯基为沙皇（1606—1610年）。就在叔伊斯基统治时期，俄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起义。1606年夏，波洛特尼科夫在西南部的普迪夫尔城征集起义军，7月向莫斯科进发，沿途城乡居民积极响应。起义军在克罗梅和卡卢加城下打败了沙皇的军队，10月包围首都莫斯科。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以考杰尔村为大本营。由于起义军中成份复杂，卷入起义的小贵族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投降沙皇。12月2日，起义军在考杰尔村附近被打败，波洛特尼科夫向卡卢加退却，在那里顽强抵抗沙皇军队的围攻。1607年5月。在摩尔多瓦人和玛里人的支援下获得胜利。起义军从卡卢加转移到土拉城，在那里与伊凡·高尔察克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汇合，又坚持斗争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沙皇军队在乌帕河筑坝，截流灌城，守城的起义军又已粮尽弹绝，不得不停止抵抗，领袖被捕遇害，起义最后失败。

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波兰封建贵族趁俄国发生农民战争的机会，策划武装侵略俄国。他们推出第二个伪季米特里，由他率领的波兰贵族军队进入俄国，1608年10月兵临莫斯科城下，屯兵于近郊的土希诺村，自称沙皇。与此同时，波兰军队还控制了伏尔加河中上游大部份地区。当地居民奋力抗击波兰军，但是沙皇叔伊斯基不依靠群众，却在1609年2月同瑞典缔结同盟，请求瑞典派援军。这无异于引狼入室，结果使俄国大片领土被波兰军和瑞典军占领，叔伊斯基也随之倒台。在俄国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危急关头，人民群众和爱国贵族、将领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他们组织民军，收复部份被占领土，并且在1612年10月从波兰军手中夺回莫斯科城。民军领导人在1613年2月召集缙绅会议，选举国家首脑。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为沙皇（1613—1645年），俄国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1613—1917年）。四、西班牙的专制制度

工商业的发展15世纪末西班牙实现统一，国家逐渐强大起来。国王拥有4万人的常备军，于1492年收复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占领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结束了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1516年国王斐迪南二世死，无嗣，由外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不久，查理一世又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当选，称查理五世），除西班牙外，还统治意大利的一部份（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萨丁岛）、尼德兰、法兰西—孔德、帝国本部和广大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和舰队，控制了欧美之间的大西洋水域，成为16世纪西欧的强国之一。

西班牙的工业在16世纪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西班牙山区盛产羊毛，毛纺织业成为重要的手工行业。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手工业尤其是毛纺织业的发展，塞维利亚已成为呢绒工业的中心。70年代又涌现了新的生产基地，塞哥维亚年产呢绒13000匹，科尔多瓦的年产量为15000匹。瓦伦西亚、萨拉哥撒、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的四郊也有发达的呢绒工业。此外，托勒多城的丝织、造船、制革、制帽等行业也很兴盛，尤其是它所生产的武器远近驰名，部份供出口。

在商业上主要发展同美洲殖民地的贸易。16世纪期间，贸易额迅速增长，首先是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和秘鲁的波托西生产的白银，源源流入西班牙，1511—1515年5年间共运入白银价值20万比索，1586—1590年间达350万比索。同时又运入咖啡、可可、烟草和甘蔗等物。塞维利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将美洲的产品运销欧洲各地，并且输出本国生产的酒、木材和橄榄油。这个城市的人口16世纪30年代时为5万，90年代发展到13万。西班牙又向北欧输出羊毛，主要运入尼德兰，1570年仅桑坦德一地就出口羊毛17000包。西班牙同地中海其他国家特别是同意大利和法国的贸易也很活跃。尽管16世纪西班牙的工商业有明显的发展，但比英国、法国和尼德兰等西欧国家和地区还是落后，工业的规模不大，产品有限，对外贸易几乎年年入超，只得用白银来弥补。国内贸易也不发达，国家统一后，内部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地区的分散性，加之受到专制政府掠夺政策的摧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幼芽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

农业的落后西班牙的农业十分落后，没有发生象英国和其他欧洲经济发达地区那样的农业变革，农村仍然受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西班牙农业的主要部门是牧羊业，由于西欧毛纺织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增加，在卡斯提尔高原与安达卢西亚绿色平原之间的贵族牧羊主结成强大的联盟，称“麦斯塔”，每年驱赶二三百万头羊沿着固定的路线流动放牧，生产大批羊毛。政府把牧羊业作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极力扶植麦斯塔，用立法的形式给麦斯塔以夺取农民土地的权利。1489年，国王下令，麦斯塔可以按需要使用村社的牧场。1501年的法令又规定，麦斯塔放牧达一个季节的土地，若原租户不提出抗议，麦期塔即获得永久的租佃权。麦斯塔还依仗政府的支持和纵容，让流动羊群肆意毁坏农民耕地的篱笆。再加上租税的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粮食生产，也使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而麦斯塔却因出口羊毛获得巨大收益。由于历史原因，16世纪的西班牙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的状况也有差异。卡斯提尔地区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大多数农民以缴纳货币地租为条件，世袭使用僧俗封建主的土地，并且获得一定的自由，有权离开土地。但是农民的分化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雇农，或者四处漂泊，成为乞丐和流浪者。比较落后的阿拉冈仍然保持残酷的农奴制。加泰洛尼亚的农民则通过起义争得了赎买自由的权利，但赎金往往很高，因此仍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

王权的加强西班牙是在反抗阿拉伯人的“收复失地运动”中逐渐统一起来的，统一后的西班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但是各省区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王权并不巩固。由于在收复失地运动中需要依靠城市同盟和骑士团的支持，国王不得不给予封建贵族和城市种种特权。直到16世纪初，贵族、教士和城市上层分子组成的等级议会仍然保持很大的权力，可以处理当地重大事务，表决征税议案，并且有审议王位废立的大权。除卡斯提尔议会外，还有阿拉冈、加泰洛尼亚和纳瓦尔三个地区性的议会，均享有自主权。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后，企图树立欧洲霸权。德王法兰西斯一世是他的劲敌，从1521—1544年，查理一世同法兰西斯一世展开了争夺意大利半岛统治权的斗争，又不断同德国新教诸侯作战。对内则竭力加强专制统治。查理自幼生长在尼德兰，他将大批尼德兰籍的亲信安插在宫廷和教会的重要职位上，排斥西班牙贵族，又肆意践踏各省区和城市的自治权。他横征暴敛，并向城市强制贷款，激起了各阶层普遍不满，反对查理一世专制统治的斗争终于发展为卡斯提尔城市公社起义。查理一世调集军队，将起义镇压下去，接着彻底剥夺城市的自由，等级议会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王权因此得以加强。

腓力二世的反动统治1556年查理一世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由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和尼德兰交由他的儿子腓力统治，称腓力二世（1556—1598年）。腓力二世是一个愚钝的、眼光狭窄的暴君，又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对西班牙实行极权统治，利用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那些对专制制度稍有不满和反抗的政治敌人，也被他加上“异端”的罪名予以镇压，被他处死在火刑柱上的人不计其数。经济上则竭泽而渔，在他统治期间，西班牙政府的赋税极其沉重，从1556年到1584年税额增加了一倍。然而国王宫廷的消费两倍于岁入，又要缴付战费，入不敷出，政府被迫大量举债。一方面无限制地推行国债，然后宣布国家破产，在1557、1560、1575和1596年连续颁布破产令，拒绝偿还债款，造成国内经济生活混乱。另一方面向国外银行家借贷，用土地和矿产资源作为抵押，使国家财政受到意大利和德国银行家的控制，经济上加深了对外国银行家和商人的依赖。16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价格革命”，在西班牙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猛烈，物价上涨最早，也最快，到16世纪末，物价提高了4—5倍。政府对工业既不保护，也不鼓励支持，西班牙的产品一般质量低劣，价格又昂贵，根本无法同外国竞争，既丧失了国外市场，也丧失了国内市场。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富裕市民的要求，鼓励奢侈品和手工业品的输入，造成金银源源外流，并且摧毁了本国的企业。以上种种原因促使16世纪后期西班牙的经济逐渐走向衰落，接着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

在外交上，腓力二世继续奉行霸权政策。1571年同威尼斯和教皇结盟，在勒盼多之役大败土耳其舰队，遏制了土耳其对西地中海区的进攻。1580年西班牙又用武力兼并了葡萄牙王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把它的霸业推向了顶峰。但是在1588年，当它的“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却遭到英国海军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同时出兵干涉法国的内战又以失败告终。就在腓力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爆发了革命，尼德兰北部行省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这对西班牙是沉重的一击，国力大受削弱。16世纪以后，西班牙便丧失了大国地位。五、尼德兰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尼德兰是荷兰文“低地”一词的直译，指莱茵河、马斯河、些尔德河下游和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约当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中世纪初期，尼德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份，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它分属于德意志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到15世纪，其大部份领地并入了伯根地公国。从16世纪初开始，尼德兰又因联姻和继承关系归属于西班牙，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时的尼德兰实际上是由一些封建公国和伯国组成的联邦，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为首的是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的总督，下设国务会议、财政会议和枢密会议，同时还设有中央的三级会议和各省的三级会议。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机构渐趋完善，但是其权力经常受到西班牙专制王权的侵犯。

16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经济最繁荣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迅速。在17个省区中，北部的荷兰、西兰和南部的法兰德斯、布拉奔工商业最发达。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尼德兰都市化的程度最高，它拥有相当数量的城镇，荷兰省人口的半数是城市居民，法兰德斯和布拉奔的城市居民也占33%至40%。毛织和麻织业是尼德兰中世纪以来传统的手工行业，莱顿和纳尔登等城是北部重要的纺织中心，莱顿城在1500至1530年期间，平均年产毛呢25000匹，纳尔登城也年产万匹以上。南部的阿拉斯、圣奥梅尔、杜埃、里尔、根特、伊普、布鲁日城精纺毛呢的生产曾经盛极一时，它的原料和产品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由于英国限制羊毛出口，使它的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使用西班牙的长羊毛经过精梳织成的“新毛织物”的生产，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了。除纺织业外，北部以造船、航海和捕鱼业著称。南部这时兴起的制糖、制皂、印刷和冶金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手工工场制在各行业中广泛发展，逐渐取代行会作坊的生产，以毛纺织业最突出。阿姆斯特丹、密德尔堡、符利辛根、发隆西纳和蒙斯等都出现了集中形式的呢绒手工工场，洪得斯霍特城的工场规模尤其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里所生产的新织物——哗叽由16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3万多匹，增至60年代的9万多匹。此外，还有分散和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其他行业如捕鱼业也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商人和企业主集资组织大捕鱼公司，建造船只，雇用水手和渔夫为他们工作，仅阿姆斯特丹一地，每年驶出渔船上千艘，获得巨额利润。

商业的发展，首推法兰德斯的安特卫普，它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信贷业的中心。有不少满载美洲金银和商品的西班牙船首先在这里停泊，然后将货物转运欧洲各地，欧洲各国的出口商品也大都在这里集散。安特卫普城的港口可同时停泊大小船只2000多艘，街上每日往来的外商达5000—6000人。各国的金融家、大商人在城内交易所大厦都设立了办事处，从事证券交易和投机买卖。安特卫普也是南部的经济中心。北部最大的城市是阿姆斯特丹，它的海运业和捕鱼业十分发达，拥有强大的海上舰队，同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俄国保持活跃的贸易关系，与西班牙的联系则比较少。

在农村，南北经济发达的省份土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制早已废除。北部的荷兰、西兰，大部份耕地已转入富商和大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或者直接经营农场、牧场，或者以短期租佃的方式将土地分租给为数众多的自由农耕种，收取货币地租。有的封建主也采取新方式经营土地，成为新贵族。这些省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较高，已出现了商品农业区，生产大量的粮食、亚麻、茜草染料和畜产品供应城市的需要，牲畜、奶油和干酪等还供出口。南部的法兰德斯和布拉奔，封建关系已为各种半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所取代，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农场。但是南部有相当部份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封建主仍然掌握着大部份土地，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种种封建特权还保留着，农民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依附关系。边远地区封建农奴制还很牢固。

阶级关系的变化16世纪尼德兰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资产阶级当中的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比较激进，他们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要求往往以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较大的影响。在日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他们和人民群众形成暂时的联合，并且起领导作用。但是，那些富裕的大商人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西班牙有经济联系的南方富商则比较保守，他们虽然反对专制统治的某些措施，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因而对西班牙采取妥协态度。贵族阶级处在分化当中，逐渐分裂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顽固保持封建关系与特权的旧贵族两部份，后者同城市行会上层人物和城市贵族残余势力结合，构成尼德兰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是日后革命的对象。尼德兰的农民身受贵族、教会、高利贷者和资本主义包买商的重重剥削，处境日益恶化，不断破产，有的人被剥夺了土地，变成流浪者。政府又颁布立法来迫害他们，规定流浪者要受到鞭打、烙印，或者被罚在船上服苦役。工场或农场雇工工资微薄，日工时长达12至14小时，生活也很困苦，女工和童工的状况更加悲惨。农民和雇工因不堪忍受压迫而经常反抗，他们同是尼德兰革命的主要动力，再浸礼派在他们中广泛传播。

西班牙的专制统治由于尼德兰是16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掌握了对西属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以及西班牙大部份对外贸易和金融业务；同时西班牙在推行欧洲霸权政策中，尼德兰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西班牙王查理一世对尼德兰加以严密控制，实行专制统治。他任命的尼德兰总督拥有最高的行政、司法、财政权力，任意破坏各省区和城市的特权，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西班牙国库年收入为500万佛罗林（荷兰银币），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尼德兰。又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根据1550年的敕令，凡“异端”处死刑，并被没收财产，藏匿与帮助异端的人与异端分子同罪，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西班牙的经济掠夺扼杀了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广大群众破产。西班牙人总督所推行的专制暴政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它压抑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劳动群众也深受其害。1514—1535年，荷兰、弗里斯兰、上伊塞尔等省的再浸礼派掀起暴动。1539—1540年，根特城也爆发起义。到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统治时，尼德兰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西班牙专制统治者的矛盾终于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

腓力二世即位后，继续执行高压政策。他向尼德兰增派军队，任命他的姐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由主教格伦维尔辅政，全部权力落入了以他们为首的国务会议一小撮成员手中，尼德兰原有的自治权丧失殆尽。他们又利用天主教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增加宗教裁判官的数目，下令各级政权都要严厉执行惩治异端教徒的法令。在经济上推行了使尼德兰遭受致命打击的措施：1557年的西班牙国家破产令颁布后，赖债不还；又禁止尼德兰商人进入美洲殖民地经商；1560年还宣布提高西班牙羊毛的进口税额。结果造成尼德兰信贷系统混乱，银行家破产，商业萎缩，呢绒手工工场倒闭，繁荣的尼德兰顿时陷入经济萧条的局面。这一切，严重触犯了资产阶级和部份贵族的利益，工人面临失业挨饿，农民的生活也暗无天日，腓力二世施行的新政策便成为尼德兰革命的导火线。

革命的爆发60年代初，人民群众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最初表现为教派活动。加尔文教和再浸礼教组织到处出现，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城郊，传播新教思想，有的手持武器捣毁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甚至打开监狱大门，释放被监禁的加尔文教徒。政府的镇压更加激起群众的反抗，在尼德兰造成了革命的形势。

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关的贵族激进派也行动起来了。他们以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为首，组成“贵族同盟”，于1566年4月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撤出西班牙驻军，罢免格伦维尔的职务，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向腓力二世表示效忠。西班牙政府拒绝让步，贵族便与资产阶级联系商讨对策，正在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

1566年8月11日，大规模的起义首先在弗兰德斯的一些工业城市发生，以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群众冲进教堂和修道院，以工具作武器，捣毁圣像和遗骨，没收教会财产。起义来势迅猛，几周内就波及布拉奔、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12个省区，参加者达数万人，被毁教堂和修道院达5500座，并焚烧了一些债据和契约。这次起义在历史上被称为“破坏圣像运动”，它实际上是革命的开端。

但是，群众运动的发展，使贵族和部份资产阶级感到害怕，开始动摇。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首的一批贵族反对派于是同政府谈判，订立协议，竭力平息这场风暴。8月23日，女总督宣布废除宗教裁判所，对贵族的反叛行为不予追究，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的地点传道和祈祷。接着贵族和资产阶级退出运动，起义被镇压。然而政府当局的让步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不久，腓力二世改派阿尔伐公爵为总督，带领一支18000人的讨伐队进入尼德兰，采用残暴手段对付群众，成立新法庭——“除暴委员会”，扬言要把居民作为异教徒斩尽杀绝，一时间竟使整个尼德兰变成了屠场。据记载，处死约8000人，连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首领安特卫普市长凡·斯特拉连亦被送上了绞刑台。为使金钱不断流入西班牙，1571年阿尔伐颁布新的课税令，规定征收财产税1%，土地转卖税5%，商品交易税10%。新税令的执行使尼德兰的经济面临总崩溃。阿尔伐下令处死几个停业的小业主，悬首示众，用恐怖手段勒令开业。阿尔伐的血腥统治和掠夺政策迫使10万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逃亡国外，奥兰治亲王和他的亲信则逃往德国寻求外援，企图重新聚集力量，打回尼德兰。奥兰治亲王的活动使他实际上成为尼德兰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从而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1568年，他组织了3万雇佣兵，从北方进攻弗里斯兰，以后又多次进军，但因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几次进攻都为阿尔伐所败。

游击战争和北方起义当贵族逃亡国外的时候，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阿尔伐的恐怖政策展开了武装斗争。南方的农民和平民进入法兰德斯森林，组成森林游击队，袭击西班牙军队。北方的渔民、水手和码头工则组成海上游击队，在沿海一带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据点，使西班牙在南北方的统治都受到牵制。革命在深入发展中。

1572年4月1日，海上游击队攻占了西兰省的布里尔城，成为北方各省普遍起义的信号。接着符利辛根取得独立。5月下旬，须德海的门户恩克豪森城人民暴动，逮捕了市长，掌握了市政委员会，那里停泊着阿尔伐下令建造的大批军舰，舰上满载弹药和大炮，全部被缴。荷兰和西兰省各城市大都爆发了起义，城郊农民组织自卫队，打击西班牙的军队，拒缴什一税和服劳役，荷兰和西兰首先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这时，加入到加尔文教团体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迅速建立军队，领导起义群众，建立城市政权。就在这年的7月，召开各省代表大会，讨论成立联合政权的问题。许多城市起义的胜利，都是在内部发动和奥兰治亲王的军队外部策应的情况下取得的，奥兰治亲王遂被资产阶级和贵族推举为荷兰、西兰总督。到1573年底，弗里斯兰、乌特勒支、上伊塞尔、该尔德兰等省继荷兰、西兰之后，宣布独立，北方事实上已脱离西班牙，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兰治亲王成为各省公认的总督。阿尔伐的军队倾全力反扑，北方军民结合，英勇战斗，在哈连姆、莱顿、阿克马尔和蒙斯等城的保卫战中取得胜利。腓力二世撤换了总督，改变了统治策略，都未能挽回在北方的败局。

南方的斗争和根特协定北方的胜利推动了南方的斗争。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城首先爆发起义。奥兰治亲王党指挥的民军在城内平民的支持下，攻占了国务委员会大厦，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被推翻，政权转入三级会议手中，革命的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的情况比较复杂，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大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又同西班牙有密切联系。最初南方革命的主动权就是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有反西班牙情绪的贵族手中，他们既要争取独立，又不愿同腓力二世彻底决裂，既拥护新教，而又与天主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占领布鲁塞尔以后，同年10月，南北双方在根特城召开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会上北方代表劝告南方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脱离西班牙，但不被南方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接受。只是在会议期间，安特卫普城发生西班牙士兵暴动，杀死市民8000多人，又大肆抢劫，这才促成南方同北方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尼德兰的统一和各城市原有的特权，废除阿尔伐颁布的一切法令，这个协议被称为“根特协定”。这是一个保守的协定，它没有提出尼德兰独立、宗教信仰自由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接着，南方的三级会议同西班牙派来的新总督唐·胡安谈判，签署了“永久敕令”，承认唐·胡安为全尼德兰的总督，企图中止革命。激进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1577年秋，布鲁塞尔城爆发了新的起义，捣毁了贵族的市政局，组成“十八人委员会”，掌握了城市政权，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两省的大城市纷纷仿效。十八人委员会逮捕天主教和贵族阴谋集团的首领，没收教产，并修筑工事，储备弹药，把教堂的钟改铸成大炮，准备用武力保卫城市政权。与此同时，自发的农民运动也席卷了南方各省。

南北分裂和联省共和国的成立1578年初，西班牙的新任总督亚历山大·法内塞率军反扑，在占布鲁大败三级会议的军队。南方的封建贵族和反动的天主教徒趁机活动，迅速倒向西班牙。1579年1月6日，阿尔土瓦和海诺特两省的叛乱贵族成立“阿拉斯同盟”，撕毁根特协定，奉腓力二世为合法统治者。贵族与西班牙势力结合，改变了南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城市革命政权先后被逐个击破。到1585年安特卫普城陷落，南方的革命最后失败，西班牙政府又重新掌握了南方的政权。尼德兰南方后来形成为比利时和卢森堡国家。

尼德兰革命在南方节节失败的同时，在北方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阿拉斯同盟”的建立破坏了根特协定，南北宣告分裂。1579年1月23日，北方各省，包括荷兰、西兰、乌特勒支、弗里斯兰、该尔德兰、上伊塞尔、德伦特、格罗林根和南方的部份城市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的代表在乌特勒支城集会结盟，宣告永不分裂，是为“乌特勒支同盟”。同盟以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议定征税、宣战、缔结和约和颁布根本法等一切重大事宜由三级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并规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同盟的协议奠定了北方共和国的政治基础。1581年7月26日，奥兰治亲王在海牙召集联合省代表大会，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正式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联省共和国，简称荷兰共和国。1584年，奥兰治亲王被腓力二世派人刺死。法内塞的军队接着向北部进攻，但是屡遭联省军挫败。联省军进而占领了法兰德斯和布拉奔省的北部地区。这时的欧洲形势有利于联省共和国的巩固。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海军，1589—1598年，西班牙对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干涉又以失败告终，国力大受削弱，而联省共和国却得到英法的有力支援。至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不得不在1609年4月同荷兰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共和国独立。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在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中，荷兰联省共和国正式得到国际承认。

尼德兰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革命以加尔文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和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尤其是南方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经济上对西班牙还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在斗争中软弱动摇，甚至投降背叛，不能领导革命成功。北部的革命也有一定的不彻底性，革命后，政权掌握在富商和贵族寡头手中，政治上还保留了君主制的某些特点，总督形同国君，职位由奥兰治的威廉家族世袭，连激进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这种情况使共和国的改革难于顺利进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荷兰经济的繁荣仅是昙花一现，17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落。

第五节　16世纪的中国和日本

16世纪，当欧洲西北角的一隅之地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时，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仍停滞在封建社会，裹足不前。中国大明皇朝自中叶以后，由盛转衰。但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对人民加强了镇压和剥削，并继续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打击工商业，刚刚滋生的资本主义幼芽还未来得及成长便被扭曲了。日本则在经历了大名割据、长期混战之后，才形成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统一政权。这是封建秩序和权力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更新和强化。这个统一政权的基础仍然是农本经济。一度繁荣的自由城市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城下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开始出现了。一、明代中国专制统治的强化

宦官专政与内阁纷争1500—1600年，相当于中国的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诸朝。在这一百年间，明王朝由盛转衰，呈现了危机的征兆。

在政治上，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出现了宦官专政与内阁纷争的局面。在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明代皇权极重。明太祖废宰相，并严禁宦官干政，皇帝“自操威柄”。如同历代的情况一样，明初诸帝尚能勤政图治，但到中叶以后，皇帝或深居宫中，或巡游四方，耽于享受，倦于政事。世宗、神宗都20余年不视朝，群臣罕见皇帝的颜色。朝廷遇事委之于近侍太监，而司礼监职权最重，遂操政柄。宦官擅权者，最著名的有王振、刘瑾和魏忠贤等人。他们通过东、西厂等特务组织，残酷地迫害人民和不附己的官吏。例如，正德三年（1508年），提督西厂太监谷大用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南民吴登显等三家于端午竞渡龙舟，特务竟诬陷为擅造龙舟，抄没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见华衣怒马、京师语音，辄相惊告，官司密赂之，人不贴席矣”。明王朝还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监”，以收税的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掠夺。在万历的8年间（1597—1605年），这些阉官向朝廷进缴的白银有300万两，他们所中饱的还不知有多少。“税监”到处私设关卡，任意勒索商贾。万历年间，“税监”孙隆在苏州盘剥机户，织机1张，税银3钱。

宦官贪污纳贿，搜刮民财，聚敛的财富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刘瑾籍没时，其家有“黄金250万两、银5000万两，其他珍宝无算”。太监王振家有金银60余库，珊瑚高六七尺者20余株。

明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也表现在各派政治势力在内阁中的斗争。明太祖罢宰相不设，政务归六部长官（尚书），另设大学士数人，充当皇帝的秘书，阶秩仅正五品。仁宗、宣宗时，开始由六部尚书兼大学士，“阁职渐崇”。英宗时，“阁权益重”。世宗鉴于武宗时宦官专权的教训，便抬高内阁的地位，阁臣的班次在六部之上，并确定“首辅”，主持内阁。首辅位尊权重，成为各派官僚集中争夺的对象。例如世宗朝，夏言任首辅时，严嵩阴窥其位，终借故攻倒夏言，坐上首辅的交椅，专权达21年之久。严嵩晚年失宠于皇帝，又被徐阶攻倒，籍没其家时，竟有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器物无数。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迭为首辅，都是用权术取代前任，而自己又中了后任的圈套。

但不论是巨珰，还是权相，都不过是皇帝的爪牙而已。权倾一时，自比周公摄政的张居正，仍不得不刻意交欢于大太监冯保，并通过冯保求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恩庇。“立皇帝”刘瑾，似乎与“坐皇帝”朱厚照敌体了，但“坐皇帝”一发怒，认为“奴果反”时，便把他杀掉了。中国封建晚期极重的皇权，是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

土地兼并与农民起义明朝自中期以后，皇帝和地主各阶层剧烈地兼并农民的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皇帝带头掠夺民田，广设皇庄。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京畿以内皇庄有5处，共占地12800余顷。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皇庄增到30多处。正德十六年（1521年），皇庄共占地200919顷之多。亲王也大量霸占农民土地。正德时，江西宁王宸濠夺民田以万计，擅杀平民不下千数。嘉靖时，景王戴圳“越界夺民产为庄田”，占地竟达数万顷之多。官僚、乡绅也不择手段兼并大片土地。曾当过首辅的徐阶在苏松平原占田24万亩，手下佃户几万人。奸相严嵩“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这种现象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概括：“公私田庄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土地兼并的结果，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赋税、徭役和地租也不断加重。从正统元年到成化年间，江南农民所纳田赋增加3倍。明初规定，垦荒地“永不起科”，但是自宣德年间起也开始向垦荒地征收田赋。随着土地兼并而出现的赋役不均，加重了农民的痛苦。“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私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官僚豪绅通常都隐瞒土地，把应该缴纳的田赋转嫁到农民身上。徭役之重，也使农民叫苦。按明政府规定，有田地的官吏当然免役，而“两榜乡绅，无论官阶及田之多寡，决无佥役之事”。就连富商臣贾，也是“力役不及”。因而各种差役都落在了百姓身上，以致“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地租很高，一般占农民收成的50%以上，最高达80%以上。农民也是高利贷盘剥的对象。吕征在《实政录》中记载道：“近见佃户缺食，便向主家称贷，轻则加三，重则加五，谷花始收，当场扣取。勤劳一年，依然冻馁”。

土地兼并，赋税、徭役及地租的加重，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地租的追呼敲扑，不但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土地的农民，也不得不背井离乡，沦为到处飘泊的流民。成化时期，是流民逃亡的高潮，仅北直隶顺天八府，流民就达263000多户，72万余口。

更多的农民则铤而走险，掀起武装反抗斗争。正统以后，全国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规模越来越大。正统时，有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浙闽赣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时有刘通、李原领导的郧阳山区的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有杨虎、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最后发展为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其发展缓慢的原因16世纪左右的嘉靖、万历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少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其中以纺织业最为明显，陶瓷、榨油、矿冶等行业中，也有所表现。分布的地区主要在江南及东南沿海。苏州的纺织业相当发达，从事丝织业的机户有数千人，织工就更多了。据《苏州府志》记载：“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上面所说的缎工、纱工、车匠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受雇于“机户”，被他们剥削，但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机工和机户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但是，明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局部地区，在少数部门中稀疏地出现，发展十分缓慢，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于：第一，商品经济虽然较前有所发展，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北方比江南和东南地区要落后得多。第二，封建的生产关系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农业上，除自耕农民的个体经济外，大部分属于封建地主经济。手工业方面，占优势的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各种类型的小商品生产和封建政府的官办工场生产。与它们相比，资本主义的手工业显得十分微弱。第三，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摧残了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松窗梦语》载：“各处商人所过关津，或勒令卸车泊舟，搜检囊匣者有之；或高估价值，多索钞贯者有之。所至关津既已税矣，而市易之处，又复税之。夫以一货物当一税课，有羡余，有常例，巡拦之需索，吏胥之乾没，不胜其扰，复两税之，贾人而得不重困乎？”明王朝还用低价收购、任意派索等办法，剥削工商业者。至于形形色色的禁令，则是摧残工商业的更为严厉的手段。例如，封建统治者认为“开矿必当聚众，众聚必当妨乱”，故严申矿禁。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明代中后期山东四府（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登州府）封闭的各种矿洞，就有锡矿洞2处、银矿洞64处、铅矿洞9处、金矿洞6处。

明代的海外贸易、海禁政策和西方殖民者的对华侵略明代的对外贸易，有官私两种。明朝初年，官府控制的朝贡贸易占主要地位。中、后期，则以私人海外贸易为主。

16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西人东来，更扩大了世界市场。在这种内外因素的刺激下，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嘉靖年间，“漳闽之人，与蕃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544—1547年），中国海商私贩日本途中，遇风漂到朝鲜而被李氏王朝送还者，“前后共千人之上”。

但是，明王朝自太祖时起，就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虽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但终属于弘扬封建帝国声威的性质。而且，永乐皇帝只让郑和进行官方的朝贡贸易，并不许本国商人出海从事私人贸易。此后，从宣宗到武宗诸帝，都一再严申前禁。世宗遵祖宗成宪，于嘉靖四年（1525年）下诏：“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嘉靖十二年（1533年），复命兵部“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总之，明王朝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视海外贸易为无足轻重的事情。它对“海外四方诸夷”所抱的态度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仅如此，它还怕私人海外贸易引起勾结“倭寇”侵扰的后果，危害自己的统治。

明王朝之厉行海禁政策，引起了以海盗商人为主的沿海人民的激烈反抗。海上贸易集团，因“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是即“海盗商人”。海禁政策还打击了东南沿海各省的农民和渔民。他们“资衣食于海”，因海禁太严，失去生理，也就“相率入海为盗”。这样，16世纪为患中国东南沿海的“寇”，其主体已非来自日本的“倭”，而是违反海禁与倭勾结的中国人。嘉靖时期的“倭患”，与明代早期不同，实际上是“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由于戚继光等爱国将领的努力，倭寇终被扑灭，但明朝的一些官吏也从此认识到：海禁既不能消灭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根绝倭寇。“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一些有远见的官吏主张开放海禁。隆庆元年（1567年），根据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准贩东西二洋”。此后，私人海外贸易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政府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等方面仍有种种限制。明王朝的重开海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而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反海禁斗争的再起，所谓“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

就在中国封建王朝厉行海禁的同时，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最先来到东方海域的是葡萄牙人。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武力侵占了满刺加（马六甲），控制海上通道，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贸易。随后，葡萄牙以满刺加为基地，进一步侵掠中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谎称商船遇到风暴，借口晾晒货物，遂上岸定居。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竟于澳门私自扩充居地，设官管理，非法将澳门变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最早的一个据点。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占领吕宋（菲律宾），作为在东方进行贸易的根据地。天启六年（1626年），他们又占据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万历九年（1581年），荷兰独立，从此与西班牙展开了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荷兰侵占爪哇，崇祯十五年（1642年），打败盘踞在台湾北部的西班牙殖民者，全部占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上述西欧诸国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西欧各国王权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大明皇朝的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无知，当葡萄牙人进入印度的果阿、第乌和中国的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就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的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这是中国从16世纪起落后于西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与科技在16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是王守仁（1472—1528年）和李贽（1527—1602年）。

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用以对抗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他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论。所谓“良知”，即“天理”，是先天就具备的。但人又有“私欲”，蒙蔽了“良知”，故要“去私欲，存天理”。这实质上就是要人们自觉地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如何才能“致良知”呢？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就是要人们把任何不符合“天理”，亦即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欲念，都消灭在萌发之中。王守仁的思想虽然就总体而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王学包涵了某些否定旧权威的意蕴。王守仁认为“吾心良知”是“圣人”与“愚夫愚妇”共同具有的。因此王学隐约地含有思想解放的因素，成为明末发展起来的市民意识的前驱。

李贽是明清之际反封建启蒙思想的先驱。他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子的迷信，公开宣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家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明确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应该把物质生活作为道德的基础。他还进一步提出“人必有私”，应该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望”。对不同个性的人，李贽主张“因材”“并育”，“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李贽反对封建束缚、朦胧地要求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由于李贽敢于否定孔子的权威，抨击道学的虚伪，明政府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把他下狱。李贽愤而自尽。

明代也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鼎盛时期。吴承恩的《西游记》，佚名作者的《金瓶梅》，以及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都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杰作。

随着生产的发展，明代后期出现了几部很有价值的科技著作。李时珍（1518—1593年）所著《本草纲目》，共52卷，收录了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其中大量材料是其他文献上记载过的，但也有许多材料，是他亲自考察得来的。《本草纲目》是药物学的巨著，几百年来对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徐光启（1562—1633年）著《农政全书》，共60卷，在他死后由他人加工刊行。全书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而以水利和荒政所占的篇幅最多。书中收集了历代的有关文献，也有一部分是他实验的心得。这是一部集我国古代农学大成的巨著。二、16世纪封建统治重建中的日本“战国”时代的政治概况16世纪是日本从封建割据开始走向统一，重建封建秩序的时期。1467年，日本因守护大名争夺权势而发生“应仁之乱”，战争延续了十年之久。在战争中室町幕府的威权丧失殆尽，名存实亡。随后一百年间，日本出现了群雄割据、封建混战的局面，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称的“战国”时代，这种分裂的状况直到16世纪中叶才开始改变。在这个时期里，西欧国家封建关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萌芽，而日本在国家初步实现统一之后，封建统治却进一步强化，这是日本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

战国时期，由幕府任命、代表幕府统治地方的守护大名在长期混战中互相撕杀，同时又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力量大大削弱，以致完全衰落下去。地方武士、领主在乱世中趁机扩大势力，拥兵自立，把霸占的一城、一地、一国或数国变为独立王国，一个新的地方割据势力，即战国大名随之崛起。这个时期，日本实际受众多的战国大名的统治，中央政府徒具虚名，日本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然而战国大名在领国内的统治是有成效的，他们在下属领主中推行家臣团制度，只要小领主表示臣服，便被收编为家臣，战国大名和家臣结成主从关系。大名保护家臣的土地占有，对有功者还予以赏赐，家臣领有的土地变成了大名的直辖领地。家臣则以武力支持大名，他们平时集中住在大名的城下町，随时听候调遣，战时为大名出兵作战，成为大名的军事骨干力量。家臣实际上是一批新兴的武士地主，他们被组编成一个不同层次的团体，其上层人物都是大名的亲属或亲信，上层和下层的一般成员之间也结成主从隶属关系，后者对前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大名也主要依靠这部分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统治领国。

为了加强对下级封建领主的控制，防范他们的反抗，一些领国大名还制定了家法，将君主与臣属的关系和臣属应遵守的规定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家法的主要内容有禁止领有地的买卖和转移；实行长子继承制；家臣的婚姻和财产的继承必须得到君主的认可；家臣之间不得相争；违犯家法者处以重刑。这时国家是分裂的，但战国大名在各自的领国内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

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初到日本，向日本输入火枪，传播天主教。火药武器的采用，使日本在军事方面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的军队是由使用剑和矛的武士骑兵组成，广泛使用火枪之后，被称为“足轻”的步兵便占据了主要地位。步兵来源于农民，被征集的农民脱离了农业而成为职业兵，武士阶层就是由他们来补充的。火枪火炮的运用，无论对大名巩固在领国的地位，还是对日后日本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均产生很大的影响。

农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战国大名为了加强对领国的统治，战胜竞争对手，进而统治全国，大都重视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农业上统一租税，废除苛捐，开垦荒地，扩大农田，兴修水利，采用新技术，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并且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工商业方面，战国大名宣布废除行会组织——“座”的垄断特权，免除工商业者的户税、徭役和关税，允许营业自由，开放市场。这些政策吸引了农村手工业者大批进入城镇，彻底摆脱对农业的依赖，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16世纪前期，日本涌现了一批自治市，较大的有九州的平户和长崎等，原有的城市例如堺市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堺市人口超过5万，京都甚至多达10万，工商业相当繁荣。日本主要的手工制品有纺织品、瓷器、漆器、剑戟、酒和农具。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同中国、朝鲜、琉球、菲律宾和印尼等亚洲国家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输出刀剑和金、银、铜等原料，还有瓷器、漆器、扇子、屏风等手工艺品。输入棉花、糖、玻璃、生丝以及丝绸、锦锻等高级纺织物。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联系加强，实现国家统一的经济条件基本具备。

但是，战国大名发展经济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他们需要商业和手工业为集中住在城下町的武士家臣团提供军需品和生活用品，为各级封建领主提供供享受的高级消费品，市场上流通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与之相比数量较少。大名允许市民获得一定的经营自由和城市自治权，最终是为了强化领国的武力统治，因此营业自由和城市自治的时间是短暂的，程度也有限。对工商业的控制直接关系到大名领国制的维持，战国大名在巩固领国统治的过程中，逐渐把工商业者集中到他们的城下町，城下町起初主要是大名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这时这些地区的附近聚集了日益增多的工商业住户，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6世纪后期，城下町的数目不断增加，一度繁荣的自由市却逐渐消失，或者是城下町化。此后，城市手工业尤其是同战争有关的手工行业便受到大名的御用机构统制。大名还培植了一批御用商人，通过他们控制商品流通，把一般商人纳入到他们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样，城市经济便完全从属于大名领国的军事和政治，城下町成了强化封建统治的工具。由于城市和重要的生产部门都掌握在大封建主手中，城市市民的成长受到压制，它的上层人物还对封建势力有很强的依附性，以致力量比较软弱，不能象西欧国家那样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势力，这就决定了日本在重新统一中必须依靠武士地主，走武力兼并的道路。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重新统一日本经过长期混战，从16世纪中叶起日本逐步实现地域的统一。在兼并战争中，尾张国的一个中等封建主织田信长（1534—1582年）以名古屋为根据地向外扩张，逐渐压倒其他战国大名，奠定了日本统一的基础。

织田信长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战国大名和形成割据势力的佛教寺院，在地域上首先以占领近畿和关东地区为主要目标，为此必须夺取近畿与关东之间的尾张、三河和远江三个领国。1559年织田信长把尾张国控制在手，1560年又抓住有利战机，以2000骑兵突袭远江国的今川氏，杀死主将今川义元，占领了远江国。接着，同三河国大名德川氏结盟，议定德川家康向东发展，织田信长则向西发展。由于德川氏牵制了东方之敌，织田信长出兵进展神速，于1567年消灭了尾张国的近邻美浓国，得到天皇和幕府的支持，他挟持天皇和幕府以号令天下。1568年亲率5万大军出征，势如破竹，在打败伊势、近江之敌之后，进驻京都，横扫畿内5国（和泉、摄津、山城、大和、河内），把势力伸展到日本的心脏地带。70年代初、织田信长派兵围攻积极参加内战的大寺院，大神社，摧毁了京都附近许多佛教寺社，并且残酷地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1573年织田信长废掉了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室町幕府最后灭亡。这时全国已有一半地区在织田信长的控制之下。但是，1582年织田信长受到叛变家臣的围攻，寡不敌众，被迫自杀身亡，他的统一事业遂由丰臣秀吉（1582—1598年执政）继承并最后完成。丰臣秀吉是织田信长的部将，受织田信长重用，在后期的统一战争中负责经略西国，屡建战功。织田信长死时，他正在进攻西南部的大名，闻讯后回军京都，消灭叛将，继承织田信长的地位。这就引起了织田信长诸子和势力强大的家臣的不满，内战爆发，他们当中有的被丰臣秀吉打败，有的通过和谈与丰臣秀吉达成共处的协议。1586年丰臣秀吉任太政大臣，打着天皇的旗号，继续进行征服战争，至1590年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

丰臣秀吉强化封建统治的措施继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封建秩序，巩固中央政权，强化封建统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和加强中央政府机构。织田信长在以武力平定诸大名国的同时，已经开始建立中央政权，他在安土山筑城，建起了空前宏伟壮丽的天守阁，有五层七重，既是政厅也是宫殿。丰臣秀吉在进一步统一日本过程中，另在大阪筑城，规模更大，形成为新的统治中心。接着着手加强中央政府机构，1585年设立“五奉行”，由前田玄以管理京都市政、皇室、寺社；长束正家负责财政；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三人则管理行政、司法和丈量土地。平时分工负责，遇大事则五人合议，妥善裁决。1591年又设置“五大老”，做“五奉行”的顾问，由德川家康等五人组成。后来又设“三中老”，由中村一氏等三人组成，以协调“五奉行”和“三中老”的关系。

加强对各地大名的控制。在征服战争中，丰臣秀吉没收了战败大名的部分土地，把它分赐给亲信部下，削弱地方大名而加强拥护自己的势力。又把各地大名的家属送到京都、大阪作为变相的人质，牵制大名，防止他们随时造反。借联姻结盟在战国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时规定不经许可大名不得彼此结亲，以防范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中央。丰臣秀吉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使自己成为全国土地的实际支配者，取消了地方豪强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再以“恩赐地”的形式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大名、领主，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家臣，又要求受地者宣誓效忠，从而和他们建立紧密的主从关系。丰臣秀吉甚至常常以种种借口没收或变更大名的领地，转换大名所在的地区。

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这是丰臣秀吉封建政权的根本政策。织田信长统治末期，已在他管辖的地区大规模实行压迫农民的措施，丰臣秀吉继续贯彻，最重要的是“检地”即调查和丈量土地。规定用统一标准丈量，每块土地的面积以曲尺6尺3寸（约191厘米）的平方为一步，300步为一亩，10亩为一段，10段为一町。实行“一地一作人”制度，规定父子和亲属不得同居，必须单独立户。丈量土地后给每个耕作者发新地照，各村都建立检地帐。耕地按肥瘠分为四等，按等课赋。全国各地的年贡都要以实物缴纳，折成稻米的石数，统一石数的升、斗。确定实际耕作者——小农为年贡的承担者。通过“检地”农民获得了稳固的耕作权，保护了小农经济。“检地”的最终目的在于有效地征收年贡，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农民所缴纳的年贡达到收成的2/3。法令规定农民必须永久居住在村庄；不得改从它业。并把农民编成五人组或十人组，形成连环保，一家有罪共同受罚。由于长期以来国内战乱，农民手中掌握了大量武器，构成对统治阶级的巨大威胁，法令规定农民不准佩刀，要求各地大名收缴农民的武器，防止农民暴动。

丰臣秀吉对工商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废除关卡，铸造“天正大判”“天正小判”等货币，以京都为标准统一度量衡，以利商业的发展。丰臣秀吉一方面给工商业者以免除地租等特权，另一方面对他们又加以严格控制，规定必须服从他的统治。

以上种种措施的执行，使日本已经动摇了的封建秩序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及其失败丰臣秀吉对外扩张，企图征服朝鲜，入主中国，称霸亚洲。早在1578年他就曾经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当他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紧接着在1592年发布出征令，调集18万陆、海军侵略朝鲜。4月12日，日军在釜山登陆，然后进击庆长、金海。两月间相继攻占了开城、京城（今汉城）、西京（今平壤），朝鲜大片领土沦陷。朝鲜国王李昖在爱国臣民抗倭热潮的推动下，虽已退至中朝边境的义州（今新义州），仍然坚持抗战，继续募兵，同时要求中国援助。朝鲜海军在爱国将领李舜臣统率下与日军进行过两次海战，重创了日本海军精锐部队，打乱了丰臣秀吉“水陆并进”的部署，牵制了他的陆军北进。中国明朝廷派李如松等将领，率5万余大军与朝鲜军并肩作战，收复了西京、开城、京城和南半岛大部分地区。日军退守釜山，被迫议和。日方佯装接受朝中提出的“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三个条件，实际准备再犯。

1597年2月丰臣秀吉又出动陆军14万入侵朝鲜。由于士气不振，8个月才抵达京城附近。明朝廷再次派兵援朝，中朝联军共创日本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1598年8月丰臣秀吉因侵朝战争失败抑郁而死。日军在全线撤军时，遭到朝中联合舰队的致命打击，海军几乎全部被歼灭。

长达七年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横尸遍野，饥民相食。中国援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场战争也表现了朝中两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民族气概。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失败加剧了国内矛盾，农民拒纳军粮，士兵和民伕哗变、逃亡，上层贵族愈加倾轧。丰臣秀吉死后，部将德川家康趁机夺取政权，于1603年自立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日本开始了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统治（1603—1868年）。

第二章　17世纪迄工业革命前的东西方世界

1600—1760年是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欧洲大陆虽然呻吟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但是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不了经济前进的步伐，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7世纪40年代在英国爆发的革命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封建势力，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这就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准备工作安排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这个时期西欧列强加紧掠夺海外殖民地，原始积累过程加速了，西欧首先是英国，已步步接近工业革命的门槛。

这样，1600—1760年成了西欧朝向资本主义大工业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与此相反，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这个时期东方各国却已陷入停滞状态。

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正是在这160多年间确定下来的。

第一节　17世纪英国革命·1689—1742年的英国

革命前，从表面上看，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全国人口大多数住在农村。不过，与欧洲大陆诸国不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渗入到农业中去。这主要是圈地运动造成的。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到17世纪上期仍在进行。圈地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这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圈地运动的过程又是英国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出现的过程。农业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大。这就促使英国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并为以后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为了适应迅速扩大的农业市场，当时的人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农业的措施，如采用新的农作物耕作方法、耕作技术，改良肥料和扩大耕地面积等。革命前夕，英国各地区已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农业经济区。

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也在迅速地发展，不但那些老的工业部门，而且新出现的一些工业部门都发展很快。东北部的煤矿，发展尤其迅速。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大规模的企业。当时开采一个煤矿，需要上千镑资金，同时大规模的企业还需要众多的劳动力，纽卡斯尔的煤矿就有500—1000工人。铁的生产，也有较大的增长。不过，不能过分夸大16—17世纪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工业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而且，直到17世纪初，英国全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即使是工业，其主要原料也来源于农业，而工业产品主要也是为了农民的直接消费。

在革命前的100多年中，英国国内外的商品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的商品也不再是以羊毛等原料为主，而是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特别是呢绒，成了出口商品的大宗。而伦敦又是呢绒出口的最重要的中心。原来英国的出口贸易受到汉萨同盟商人的控制，到16世纪末，英国商人将汉萨同盟的商人排挤了出去，把对外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成立了许多股份贸易公司。最初它们由一些商人自愿共同出资，装备从事长途航行的船只以进行海外贸易，后来发展为领有政府的正式特许状，获得了特权和专卖权。这些公司的贸易范围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沿岸，美洲英属殖民地，东方的印度及“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

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等级1801年英国第一次人口调查之前，全国人口数字缺乏精确统计。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的趋势比较明显，17世纪中叶以后的100年中，人口数字基本稳定。据估计，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万人，整个不列颠人口大约为700万人。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英国的贵族中，除旧的封建贵族外，还分化出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新贵族阶层。新贵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剥削雇佣的农业工人，或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坐收资本主义的地租。有些人还兼营工商业。新贵族主要是从乡绅转变而成的，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了新贵族的行列。新贵族的地产事实上已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他们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益一致，因而在革命中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王党。

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资本家、手工工场主以及农村中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租地农业家。他们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因而革命要求也较强烈。大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向王室包税，对贵族放债，并参加独占贸易，与统治阶级有较密切的联系，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保守集团。

农民在17世纪初仍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其基本群众是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自由农须向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但拥有自己的土地。公簿持有农在农民中人数最多，是从封建时代的农奴转化而来的，他们除向地主缴纳固定地租外，还须担负其他封建义务。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制度，使耕种的份地真正成为自己的财产。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力军。

在手工工场中劳动的雇佣工人，生活十分贫困，备受剥削，也是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专制君主制的衰落·清教思想的兴起英国的专制君主政体也象其他国家一样，有其发展、鼎盛到衰落的过程。16世纪中叶是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最强固的时期。在玫瑰战争之后，封建大贵族已在内战中两败俱伤，无力从事反抗国王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羽翼未丰，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需要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至于英国的议会，虽然基本未停止过活动，但直到16世纪90年代之前，议会实际上始终与国王政府保持一致，只起政府下属机构的作用。所以在这段时期，英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比较巩固。

但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情况已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新贵族在经济上日益壮大，不再甘心忍受专制君主制对他们的横征暴敛和种种限制。他们同专制君主的矛盾日益上升。同时，随着英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封建君主专制也逐渐丧失了它的统治基础。对此，17世纪中叶英国的思想家哈林顿说道：正象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死亡一样，君主专制政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然会崩溃。

17世纪的英国革命也有它的思想动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宗教形式即清教来表达的。清教产生于16世纪后半期。日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逐渐感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英国国教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要求消除国教中天主教的残余因素，简化教会的仪式和活动，从而他们的主张被称做清教。清教徒抨击封建贵族、僧侣的奢侈浪费和道德败坏，提倡过严肃、“勤劳”的生活，这实际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的生活理想。16世纪末，在清教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即长老派和独立派。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以教徒自己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管理教会。独立派则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独立自治，按照大多数教徒的意见管理。

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的君主统治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位英国国王，是为詹姆斯一世。在政治上，詹姆斯一世是个君权神授论者。1610年4月，他在向议会讲话时说：“除了上帝，国王不对任何人负责”。在财政问题上，詹姆斯一世的政府遇到很大困难。他企图用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解决，但这触犯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其子查理一世即位。这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更大的变动。那些在经济上成长起来的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要求继续增加财富，而且提出了强烈的政治要求；那些在经济变动中日趋衰落的阶级，竭力挣扎，以图保持自己原有的地位；至于那些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人民，他们平日任人宰割，这时在整个形势动荡不宁的环境下，也空前活跃起来，积极展开斗争。在此基础上，政治领域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和组织形式，议会中出现了一个不定型的反对派。在思想领域，表现在清教形式中的激进思想，影响更不断扩大。同时，英国国家制度也有其独特之点，这主要表现在英国的军事警察制度和财政制度方面。英国是一个岛国，平时不需强大的陆军来加以保卫，所以英国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正规的警察人员。因而英国的专制君主制就缺少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柱，这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财政制度方面，英国国王的固定收入主要只有两项：王室的土地收入和关税收入，其余都是一些临时性的收入。从16世纪末以来，政府即经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借贷，到查理一世时已是债台高筑。国王于是借助于议会补助金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所谓议会补助金，即由议会通过征收的特殊捐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

权利请愿书·矛盾的尖锐化议会在税务问题上与国王的矛盾日趋尖锐，国王既无法从议会所通过的正常税收中得到足够的金钱以从事对外战争及其他用途，就实行“强迫借贷”，即不经议会通过而任意征收捐税，凡拒绝交纳者，便加以迫害。结果在1627年3月发生了“五爵士案件”，五个爵士因拒绝交纳“强迫借贷”而被捕。

议会对查理一世的行为甚为愤慨，为了表示抗议，在1628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这个文件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不出示具体罪证不得任意捕人，和平时期不能随意实行军事法，不得任意在居民家中驻军等。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对他的金钱补助，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随后又任意对之加以曲解，并继续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当议会号召人民拒绝交税时，查理即将议会解散。

从1629年3月查理一世将议会解散到1640年4月议会重新召开，其间11年为无议会的国王个人统治时期。查理本来企图用解散议会来压制议会对他的反抗，但此举反而更加刺激了原有反抗情绪的增强。尽管查理继续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迫害并对书刊进行严格检查，但群众的反抗浪潮却不断高涨起来。到1636年间，英国各地出版了各种内容的书籍和小册子。其内容之激烈，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还有一些人从荷兰偷运一些关于清教内容的小册子到英国来加以散发。

1637年6月，清教徒威廉·普林尼、伯顿和巴斯特威克被捕，并被当众鞭打、带枷示众。但当6月30日他们被带往威斯敏斯特时，沿途跟随了许多同情的群众，他们在路上撒满鲜花和芳草。群众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有些对政权不满的清教徒，为了寻找信仰自由，逃往美洲殖民地。从1603年到1640年迁到海外去的清教徒达6万人。

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查理在1635年强迫人民都要交纳原来只向沿海城市征收的“船税”，拒交船税的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1639年政府收到的船税，只达到应交的20%。

苏格兰人起义·革命形势成熟在英国国内政治矛盾已极端紧张的气氛中，由于查理一世在苏格兰所推行的倒行逆施政策，爆发了苏格兰人的起义，终于使查理一世走投无路，不得不结束个人统治而召开议会。

苏格兰虽然自1603年以后与英国共有一个国王，但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独立议会和教会组织。但是查理一世根据劳德大主教的建议，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的祈祷书，对反对者严加迫害。1634年当发现一个苏格兰的勋爵有一份反对采用新祈祷书的请愿书时，即下令以叛国罪加以逮捕。苏格兰人为了进行反抗，选出了一个常设代表团，并起草了一个“民族公约”，公约宣称他们不接受新的宗教法规和新的祈祷书。随后“公约派”组织了一支军队，1639年这支军队攻入了英国国境。

面对这样的局面，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去抵抗苏格兰人，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年的议会。但这届议会召开之后，非但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反而提出了议会应该享有的权利等问题。查理一世在气恼之下，在5月初又将它解散。这届议会存在不到一个月，史称“短期议会”。

苏格兰的起义不断扩大，公约派的军队在纽伯恩击败了查理一世的军队，随后占领了纽卡斯尔。在英国伦敦及许多地区发生了骚乱。伦敦有1万多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议会。1640年9月，查理一世在约克召开了一个贵族“大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贵族也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一世无力抵御苏格兰人的进攻，于10月间在里朋同苏格兰人订立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查理一世的政府每天应交付苏格兰人850镑费用。另外，须交给苏格兰人30万镑赔偿费。但即使这笔费用，查理也无法筹措。他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以后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年，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召开后，成了反对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的领导中心，一般将它作为英国革命的开始。二、革命的开始与第一次内战

长期议会开始阶段的活动1640年10月，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环境下，长期议会进行了选举。许多著名的反对王党的人士如皮姆、汉普顿以及其他一些刚被解散的短期议会的议员都当选了，而那些王党候选人则纷纷落选。对此，当时的人说：“选举是在极为激动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的。忧伤而沮丧的宫廷，已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

不过，这些当选的议员，其中大多数人虽然对查理一世的政府抱着怨愤不满的态度，但是他们并无彻底的反封建的决心。这是因为就议员的社会成份来说，不但上院议员全是贵族，而且下院的500多个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出身。其中只有70名资产阶级议员，而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垄断专卖权的所有者，与王党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少数态度比较坚决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力单势孤，没有组织，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以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王党，气焰仍十分嚣张，他们不但蛮横地拒绝议会里一切关于改革的要求，而且屡次企图迫害反对派的领导人。王党的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革命之所以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主要是依靠了城乡劳动群众，特别是伦敦市内及郊区的下层人民的斗争。这一情况，首先反映在斯特拉福审判案上。

斯特拉福伯爵是国王的宠臣，1639年曾带兵北上企图阻止苏格兰军队的进攻，是人民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之一。长期议会召开以后不久，下院议员皮姆等人就已提出审判斯特拉福的案件，然而却遭到王党分子的一再阻挠。1641年4月21日下院讨论审判斯特拉福案件时，500多个议员中，只有263人出席。伦敦市内中、下层人民对此甚为愤慨，万余人签名递交请愿书，要求将斯特拉福作为“臭名昭彰的罪犯”处以极刑。迫于群众的正义呼声，下院以204票对59票通过“褫夺公权法”，判斯特拉福以死刑。但上院拒绝批准这一判决，后来在群众的压力下才通过了这个议案。

按当时制度，议案必须经国王批准方能生效。查理一世想尽办法，企图拯救斯特拉福，后来群众冲到了国王的住处白厅，国王及其周围的人，惶恐万状，最后不得不在5月10日签署了关于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案。5月12日斯特拉福被带到断头台处决时，聚观的群众达20万人，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从未有过的盛大的群众聚集的场面。

此外，议会从召开到1641年春夏之间，还取得了其他一系列胜利。另一个为群众所痛恨的反动人物劳德大主教，也被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1645年被处死）。国王被迫签署了“三年法案”，根据这个法案，议会必须定期召开，每两届议会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另一法案规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取消了封建专制机构“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以及审判宗教案件的特权法庭“最高法庭”。宣布以后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并从监狱中无罪释放普林尼和1638年因传播清教书籍而被判刑的清教活动家李尔本等人。

长期议会在它的活动初期，在广大群众的推动和支持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封建的专制王权，初步树立起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力的原则，也就是立宪君主制的原则。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改造的进步意义。

长期议会议员的政治分化议会所取得的上述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城乡中、下层人民的积极斗争才取得的，反动分子劳德大主教也说：“凡当下议院有什么议案要提出并认为上议院会坚决拒绝或国王不会同意的时候，渐渐地暴民们就会来到议会，高呼他们所要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要求……”。但是，议会里有些议员对越来越猛烈的群众运动却心怀戒惧。他们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已心满意足，不敢再把革命推向前进。所以从1641年夏初起，在下议院的议员中，就发生了意见分歧。这在讨论废除主教制的“根枝请愿书”和“大抗议书”时反映了出来。

英国国教中的主教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伦敦市民及其他各地的人民早就要求将它“连根带枝”地一齐废除。然而1641年5月当议会把这个问题提出讨论时，却遭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议员瓦勒认为，主教制可以作为防范人民的外围堡垒，不能废除。经过激烈争论，这个议案在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但上院拒绝加以批准。（后来到1646年1月主教制才被废除）。

当1641年秋、冬间，议会里讨论“大抗议书”时，议员间的政治分化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大抗议书”是革命开始阶段议会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共204条。它列举了查理一世在无议会统治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要求工商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应对议会负责等。内容温和，语气谦恭，但许多议员对之却激烈反对。从1641年10月20日起，争论数日，仍无结果。10月22日表决时，议会里的斗争更趋激烈，直到午夜，才以159票对14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接着当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刊印散发的时候，议员们更是情绪激动，有人在头上挥舞着帽子，有人甚至拔出了刀剑。

引起议会中议员产生政治分化的原因是城乡中、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除了上举的伦敦等城市中的人民斗争之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部和西南部各郡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到处蔓延开来。据当时上院公报等不完全的资料，仅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就发生了15起。农民成百上千地夺取被贵族强占的公社土地，砍伐地主的森林，拒绝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起义的农民甚至攻入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议员就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镇压农民起义上去了。1641年，议会中已开始讨论这一问题。6月19日上院公布了禁止破坏土地私有权的法令。法令还要求各地政府严惩“所有的暴乱和非法集会”。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640年到1643年，上院（当时起最高法院作用）一共处理了农民运动的“主犯”246人，其中5人是妇女。

但是，当时整个政治斗争的形势是：王党势力仍非常强大，反王党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立足未稳。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远未满足。在防止王党反扑，继续同王党作斗争中，除了依靠城乡中、下层人民，别无他途。1642年1月的逮捕五议员事件，再次显示了中、下层人民的力量。

查理眼见议会里议员分歧越来越大，很多议员动摇不定，就将反对派为首的皮姆、汉普顿等五人逮捕。但当查理一世率领武装卫士到议院时，皮姆等人已事先得到消息，躲到了伦敦城区。查理一世率领卫队赶到伦敦城区时，城区数千手工业者及平民武装起来，挡住了查理一世的去路。伦敦市内及郊区南渥克的水手、脚夫及附近的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也集结队伍开到伦敦。一周以后，他们簇拥着皮姆等五人，堂哉皇哉地回到了下院。这样，中、下层劳动群众已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查理一世无计可施，于1642年1月10日离开了伦敦。

内战的爆发：第一次内战的第一阶段查理一世离开伦敦后，于当年秋天到了北方；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王党分子。这批人在1642年8月22日黄昏时分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顶升起了王党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叛乱分子，从此开始了内战。

内战开始后，英国从地区上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北部和西北部，这里是王党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包括伦敦在内的东南部地区，这里为议会所控制。王党所控制的西北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封建经济占优势。王党在这个地区的社会支柱是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议会在这个地区主要依靠资产阶级、中小贵族和城乡下层人民。所以内战开始后，虽然两个敌对阵营表面上是以地区划分的，但实际上它的划分基础是社会阶级的不同。

内战刚开始时，从双方拥有的客观条件看，议会占绝对的优势。经济上，议会占据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各郡，而且占据了首都，有原来的一套政府机构可加运用，并可继续进行固定的赋税征收。而王党的占领区则比较贫瘠，军队的供给只能靠王室的收入，大封建主的赠款，和向地方上勒索的捐献，所以很快财源就枯竭了，不得不派一大部分军队去征收钱粮，以至军纪废驰，怨声载道。在军队数量上，战争刚开始时，议会的武装民兵远远超过了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也站在议会方面，许多重要港口都处于议会控制之下。

但是在内战开始后的初期阶段（1642—1644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年10月23日在埃吉山双方进行了一次胜负不分的战斗，随后王党军队占据了牛津，把牛津作为大本营，威胁伦敦。同时，王党分子还占据了北部的5个郡和西南部的威尔士。到1643年底，全国有3/5地区处于王党占领之下。

议会军在内战初期的失利，主要是由于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的妥协动摇态度所造成的。内战初期，在议会阵营的领导人物中，以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主战派；一个是主和派；第三派是主战派中的右翼，这派人虽然主张继续同国王战斗，但是态度却不坚决，他们希望能在国王承认议会权利的条件下同国王言和。这一派人大约有30—40人，他们的领导人是皮姆和汉普顿。皮姆等人利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掌握了领导权，在他们的领导下，执行着半心半意的战斗。直到皮姆去世之后，由于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领导权才转移到主战派手中。

议会同苏格兰人在1643年9月签订了一份“神圣的同盟和公约”，根据这个条约，苏格兰军队于1644年1月越过边界攻入英国。7月2日，苏格兰的军队与托马斯·费尔法克斯所领导的军队以及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东部联盟的军队所组成的联军，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击败了王党。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未能乘胜追击，坐失战机。而由埃赛克斯伯爵指挥的一支议会军，却在西南地区被王党击溃。

在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中，除了埃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昏庸无能的人之外，也有一些人，鉴于严酷的军事战斗现实，不得不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议会军的战斗力。作为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独立派领导人克伦威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为了吸收那些具有反对封建王党决心的人到军队中来，很注意从农村中那些笃信清教的中、下层农民中召募士兵，还任命了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克伦威尔的这支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战斗中连战连捷。1644年在马斯顿荒原之战胜利后，被人称为“铁军”。

群众运动的高涨·第一次内战的第二阶段在内战初期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表明，议会军如要避免失败，取得胜利，必须改组军队，把具有反封建斗争积极性的中、下层人民吸收到军队当中来。然而，议会军的高级领导人以及议会里的保守分子却不愿这样做。他们害怕群众武装起来之后，会不受他们的控制。在1644年11月一次军事会议上，克伦威尔指责曼彻斯特在战斗中作战不力，贻误战机时，曼彻斯特为他的行为辩护说：“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也仍然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只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将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子孙将变为奴隶。”就在这些上层人物不愿将内战坚决进行下去时，城乡群众自发独立的斗争却蓬勃地发展起来。

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独立性的增长的一种突出表现，是要求自由、民主的出版物和小册子的大量出现。据估计，仅1645年全国就出版了722种出版物，英国人民通过这些出版物所迸发出来的精神焕发景象，引起当代诗人弥尔顿的热烈欢呼：“我好像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立了起来。”群众运动的另一表现是各种摆脱官方宗教的独立教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80多个不同教派的圣会。这些教派的领导人中许多是下层手工工人。这段时期群众运动在农村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西南部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棒民”总共约10万人左右，它的领导成份比较复杂，但基本群众是农民，他们手执棍棒，揭竿而起，故称“棒民”。他们自称既不支持议会，也不支持国王，而是走中间道路。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与财产”，实行联防互保。“棒民”之所以宣称他们走“中间”道路，是他们既反对王党，也对议会不满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在当时的客观作用，不仅打击并遏制了这一地区王党的气焰，而且也迫使议会不得不赶快采取措施，以争取群众，打败王党。

1644年12月9日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言要求改组军队，他警告说：“如果军队不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如果战争不更加坚决地进行，那么人民就不愿再忍受下去而要强迫议会订立耻辱的和约了。”这样，议会才不得不在1645年初决定改组军队，通过了“克己法”。法案规定，议会两院的议员，必须放弃他们同时担任议会或军事职务当中的一项职务。那些担任军队高级领导的议员，如埃赛克斯、曼彻斯特和瓦勒等人，都解除了军职。总司令改由费尔法克斯担任，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副司令克伦威尔手里。

改组后的议会军称“新模范军”，主要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纪律严明，战斗情绪旺盛。在中、下级军官中，也有一些是由于军功和能力而擢升的。这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1645年6月14日纳斯比战役中彻底击败了王党军队。1646年6月攻占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第一次内战即以议会军的胜利而结束。三、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内战后英国国内形势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残破，满目疮痍。1646年又发生了旱灾，农业歉收，但议会里的上层掌权人物，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反而趁机搜刮，致使粮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即使一般人民的常用食品如燕麦、黑麦、豌豆等的售价，也成倍上升。本来生活就已困难的劳动群众，更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40年代时，英国的贫民人数达50万人左右。特别是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由于工资的增加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更为困苦。这段时期，人民所负担的赋税也不断增加。在内战时期，议会支出的最大一笔费用是军费，仅1646年3月到1647年3月，军队从国库中支取的薪饷即达118万镑之多。议会为了筹集这笔费用，除了以高额利息向官商大贾借贷之外，又加重向居民征收消费税。不但税额不断增加，而且课征的项目也日益扩大。许多日用必需品如食盐、纸张等都要征税。自1643—1646年间，一般的乡绅，要将1/4的收入作为赋税交纳。

这次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1643年3月的法令规定，把那些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后又颁布法令将这部分被扣押的土地出卖。但被出卖的土地大部分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之手。例如有名的大富豪约翰·华莱斯顿即曾利用职权以8000镑的价格把伦敦附近几处原属于伦敦主教的地产购为己有。

从革命开始以来，原先属于国王、封建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议会于1646年2月24日又颁布法令，废除了原来的监护法庭，解除了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所负担的封建义务，因而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就成了享有充分自由支配权的资产阶级地产。但是农民们负担的封建义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比以前增多了。同时，议会还暂时停止了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并通过多次决议，镇压反对圈地的农民骚动。这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圈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在政治上，自从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召开后，议会越来越发挥最高政权的作用。当第一次内战以王党的失败告终时，议会实际上成了英国国内唯一的最高政权机关，变成了临时政府。而在这个政权中掌握大权的是长老派人士。长老派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统治地位，竭力把其他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排挤出应享的政治权利之外。如在选举权问题上，他们仍实行革命前的规定，即只有年收入达40先令以上的自由产业所有者才有选举权。全国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长老派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更因其在宗教上的独占地位而得到加强。自从1643年9月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了“神圣的同盟和公约”以来，长老派成了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派别。1644年12月召集的一次宗教会议上，规定长老会的教义为全国人民一律遵奉的宗教信仰。议会中当权的长老派上层人物，利用权力对于那些不愿遵奉长老派的人士不断施行迫害，他们这种限制和迫害人民信仰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强烈反抗。因为自从革命开始以来，人民争取政治、经济自由的斗争是和争取思想、信仰自由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正像诗人弥尔顿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那样：“在所有的自由之中，首先给我以按照良心自由地去认识、发表言论和讨论问题的自由。”广大中、下层人民争取信仰、言论、思想自由的斗争蓬勃向前发展，与当权的长老派的矛盾日趋激烈。

综上所述，在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封建王党已被打倒，但胜利的果实却为以长老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攫取，中、下层人民在经济、政治、宗教信仰和思想言论上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于是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反对长老派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潮流发生了波折，出现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

长老派同独立派之间的斗争两次内战之间（1646—1648年）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三个政治派别之间展开的。它们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代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平等派。

第一次内战以王党的失败而告结束后，议会成了国内唯一的最高政权机关，在议会里掌权的长老派，为了独吞胜利的果实，便企图解散和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军队，以消除军队对他们的威胁。在议会里长老派议员丹济尔·胡尔斯等人以减轻人民的赋税为借口，在1647年3月提议将军队解散，而且拒绝补发在战争期间欠发给士兵的薪饷，并把独立派的军官召到议会来，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来使士兵收回关于补发欠饷和抚恤阵亡将士遗孀的要求。这个建议被通过了。

军队里的士兵群众和中、下级军官对议会的这一措施反应强烈，但一部分高级军官却态度暧昧。克伦威尔犹豫不决，他一方面害怕军队解散后，独立派军官将失去其依靠的力量，但同时他又害怕士兵政治积极性的增强，失去控制。当高级军官还在动摇犹豫的时候，士兵自发的斗争已在迅速发展。在伦敦的平等派对议会里长老派的不满情绪也十分强烈。平等派是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出现的。1646年7月，李尔本等三人起草了一份名为《千万公民的抗议书》，提出人民应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的最高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并要求取消国王和上议院。这个文件的发表，意味着平等派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平等派在伦敦等城市的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村的手工业者中有许多信徒，新模范军中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平等派的忠实拥护者。1647年3—5月间，平等派曾五次到议会去请愿，提出他们的切身要求。李尔本还写文章对长老派进行猛烈抨击。平等派的著作传播到军队以后，得到士兵热烈的响应。他们已不再限于讨论补发欠饷等经济问题，而是讨论起国家大事和政治问题了。他们感到独立派高级军官已不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建立自己的独立团体和组织的要求。1647年4月末5月初首先在思想比较激进的8个骑兵团中选举出了代表士兵的“鼓动员”，并成立了“鼓动员委员会”，随后在许多连队中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有一些具有平等派思想的中、下级军官也加入了士兵的行列。

士兵“鼓动员委员会”成为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组织，同时也是联系军队以外的，特别是伦敦的平等派人士的纽带。于是这股代表城乡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壮大起来。他们不仅与议会里的长老派相对抗，而且逐渐摆脱了独立派高级军官对他们的控制。

1647年6月，在鼓动员的促使下，骑兵掌旗官齐埃斯率500名骑兵到囚禁国王的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过来，押到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纽马克特，切断了长老派同国王的联系。

在严峻的形势下，士兵鼓动员公开警告克伦威尔，如果他不立刻前来领导他们的话，他们将不顾他而单独前进。克伦威尔权衡利害，不得不赶快表示他和大多数军官愿意站到士兵方面来。

但克伦威尔随即采取措施，把士兵群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成立了一个“全军会议”，由所有的高级军官和每团两个军官代表和两个士兵代表（鼓动员）组成，作为讨论全军重大问题的机构。在6月5日召开的全军会议上，通过了“军队的庄严协约”，宣称军队的要求如得不到保证，军队将永不解散。6月14日的全军会议又通过致议会的“军队声明”，表示军队并不是为任何专制权力服务的雇佣军，而是为了保卫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声明还表示反对一切专横、暴行和压迫，并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军队声明”是由独立派军官艾尔顿起草的，但它的内容却贯穿了平等派主权在民的思想。从4月底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到6月中旬“军队声明”的发表，说明军队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进行战争的工具，而是提出独立的政治纲领和要求的政治团体了。军队已变成长老派控制下的议会之外的由独立派领导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其斗争矛头直指长老派控制的议会。

军队里的士兵要求将军队开进伦敦，采取坚决措施来反对议会里的长老派的倒行逆施行为，但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一再推诿，他们害怕士兵政治独立性的增强，会使他们难以驾驭。7月16日在雷丁召开的一次军队会议上，围绕军队是否开进伦敦的问题，克伦威尔与艾尔顿等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鼓动员发生了争吵。但在伦敦城内，7月26日、27日发生了长老派煽动的反对独立派的骚动。在危急的局势下，克伦威尔无法再压抑士兵进军伦敦的强烈要求，军队于8月6日开进了伦敦，平息了伦敦反独立派的骚乱。反动的长老派议员如胡尔斯、斯泰普尔顿等人纷纷逃散。

至此，议会（长老派）同军队（独立派）的斗争，就以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独立派与平等派的斗争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中反动的长老派议员之后，国家最高政权便转到独立派手中。这时摆在独立派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把长老派未完成的改造国家，建立新制度的任务担当起来。但在这个问题上，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和平等派领导下的士兵群众的观念却大不相同。独立派高级军官与平等派士兵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斗争。

独立派设计的关于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所拟订的“建议纲目”中，其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制度：国王的地位仍保留，但应受到议会的限制。议会仍由两院组成，上院即贵族院仍保留，下院的议员由有财产资格的人选出，另外设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国务会议，负责行政事务。

独立派高级军官拿这个“建议纲目”在1647年8月底开始同国王谈判。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企图与国王和谈的行为，受到平等派的猛烈抨击。平等派领导的士兵们既然觉察到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不可信任，就自觉地要把改造国家的任务担当起来。10月15日，他们着手拟订了一个关于改造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纲领文献“军队事业”，以与军官们拟订的“建议纲目”相对抗。“军队事业”的中心内容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是人民，要求实行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取消上议院，停止圈地，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应归还农民，废除专卖权和什一税。

独立派高级军官与平等派鼓动员围绕着“建议纲目”和“军队事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国王和上议院是否仍旧保留，是否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等。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为了防止平等派的思想进一步在社会上传播，提议召开“全军会议”来讨论上述文件，企图用这种手段压制平等派的改造国家制度的方案。

平等派得到关于召开“全军会议”的消息后，为了准备在会上同高级军官进行辩论，就在10月下旬拟订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纲领文献“人民公约”。该“公约”要求立刻解散现在的议会，以后进行选举时，全国的选区要按照居民人口的多少重新加以分配。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属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人民应享有信仰自由，任何权力也不能进行干涉。这里所谓的“任何权力”实际上包括下议院在内。这就是说，包括下议院在内的任何权力机关都不能干涉人民的信仰自由。这充分体现了平等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源泉的思想。“人民公约”还规定不准强迫人民服兵役和从事战争。所有的人，不论其地位、官职、财产和出身的不同，都应服从统一的法律。

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1647年10月28日起到11月8日，在伦敦城外的普特尼教堂召开了“全军会议”。在会上，以克伦威尔、艾尔顿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代表，围绕着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普特尼辩论”。从思想斗争的角度看，这次辩论是英国革命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

独立派高级军官的主要发言人有克伦威尔、艾尔顿等人；平等派的代表有雷因波洛、赛克斯比、魏尔德曼等人。克伦威尔在发言中反对对国家制度作太大的变动。他说，在考虑宪法草案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和气质是否准备接受它并与之一道前进”。而“人民公约”所宣布的那些原则，对英国来说变动太大，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平等派的代表雷因波洛反驳说，如果我们害怕困难的话，就不会起而反对国王，进行战斗了。“即使在你面前是死，而你的身后和左右都是大海，但如果你确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话，我想你必然会义无反顾地将这事业贯彻下去的”。上述的发言表明，独立派害怕局势进一步变动，要求革命停止下来，平等派则不满于当时的状况，要求把革命继续下去。

以后的会议在辩论到实质问题时，双方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选举权和国家最高政权的形式。

关于选举权，平等派坚决主张生而为英国人的全体居民，都应该享有选举权。雷因波洛在发言中说：“最贫穷的人和最高贵的人都是在英国过活的，……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这个政府统治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他就没有服从政府的义务”。独立派反对普选权的原则，认为它将会造成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他们的代表李启上校说：英国没有财产的人和有财产的人数目是5:1，“如果主人和仆人都成为平等的选举人，那么，很清楚，那些在这个王国没有财产的人将会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去选举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将会制订出一种法律，将会使资产和地产平等”。对此，平等派的代表又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双方争执不下。

关于国家最高政权问题，平等派的雷因波洛、赛克斯比、魏尔德曼等人在发言中坚决反对国王和上院的统治。他们认为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比国王和上院享有更大的权力。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等独立派高级军官则百般为国王和上院的权力辩护，艾尔顿说：“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政府。”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当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在同平等派在谈判桌上争论的时候，他们另一方面却在布置圈套准备以武力打击对方。

克伦威尔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在11月8日的会议上攻击“人民公约”中关于普选权的主张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因而提议“全军会议”休会。军官和鼓动员都回到自己的团队去。一周以后，军队领导人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下令军队分三部分分别进行检阅，企图借机镇压士兵中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平等派也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他们也想趁机发动士兵起义，强行通过“人民公约”。于是双方的斗争就由会场转向了战场。

军事检阅前夕，独立派高级军官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一方面表示愿意接受鼓动员以前提出的一些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又以加强军事纪律相威胁。而平等派的领导人，虽然也向各团队的士兵呼吁，要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与“贵人”（高级军官）们作斗争，但并未作切实有效的工作。

11月15日军事检阅首先在魏尔地方的灌木林原野进行。检阅时，除了奉命前来的4个骑兵团和3个步兵团之外，平等派所领导的另外两个团也不顾命令而径自前来。但由于平等派事先未作必要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行动计划，所以当克伦威尔拔剑策马，将为首者逮捕时，士兵未能起而反抗。结果对肇事者进行军法审判，并判处其中3人死刑，用掷骰子的办法，挑出士兵阿诺尔德，当场在队前由行刑班枪决。平等派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几天之后，克伦威尔在议会中以表功的姿态报告灌木林原野事件的经过，并向议会保证说，军队极为平静和驯服。对此，议会向克伦威尔表示感谢。

平等派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斗争中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组织力量和领导权问题。平等派奔走呼号，高唱原则，但对现实的权力等物质力量却没有高度重视，而独立派高级军官克伦威尔等人，虽然在争论原则问题时，也表示出公允和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牢牢抓住，寸步不让。当他们一步一步布置圈套，准备就绪之后，就运用领导的权威，把缺乏组织的平等派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

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正当独立派与平等派互相激烈斗争的时候，封建王党却暗中加强活动，伺机卷土重来。从1647年10月起，处在监管状态下的国王查理一世秘密地同苏格兰的封建主勾结，企图借助苏格兰人的力量，恢复他的统治地位。11月11日夜里，查理一世从监管他的汉普顿宫逃到了怀特岛。在这里，他继续同苏格兰的使者秘密来往。

此时，平等派虽在灌木林原野遭到镇压，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斗争的决心。当他们听到国王逃跑的消息时，他们对一再与国王勾结的克伦威尔更加痛恨。他们在1647年冬和1648年初加强了活动，发表言论，出版小册子。由于平等派的积极宣传活动，他们的影响迅速增长，而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威信却逐渐下降。

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高级军官本来一直想同查理一世谈判，希望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下复位。然而，当时查理一世认为苏格兰封建主和长老派对他提出的条件更适合于他的要求，所以一直不愿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对这一点，克伦威尔也逐渐认识清楚了。特别是11月21日克伦威尔截获了国王给王后的一封密信——“马鞍书信”，查理一世在信中明白表示，他宁愿得到苏格兰人的支持，也绝不会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这时克伦威尔才不得不打消同国王进一步谈判的计划。他后来对此说道：“当发现我们不大可能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时，我们立刻决定要使他毁灭。”

克伦威尔之所以不愿同国王继续来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这种行为在士兵群众和广大的中、下层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不得不考虑这样下去可能导致的危险。11月底，当国王的使者见克莱到军队找克伦威尔谈判时，克伦威尔避而不见。

在上述的情况下，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政治态度在11月下旬的几天之内就发生了突然的转变。原来一再为国王辩护，抨击平等派关于废除王权的主张，现在却一变为拒绝同国王谈判，进而同意审判国王，与平等派采取同一立场了。在12月24日在温莎的祈祷会上，克伦威尔、艾尔顿等“以非常激动和悲伤的心情祈祷着”。最后决定：“国王应该作为有罪的人加以处决。”独立派高级军官，不得不回过头来与平等派重新联合。在1647年12月21日的军队会议上，克伦威尔将以前参加灌木林原野事件的平等派军官全部释放。到1648年4月29日在温莎举行军官会议时，平等派的军官以及以前的一些平等派鼓动员都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使国家受痛苦的罪魁祸首而加以审判。

从1647年底到1648年初，国内局势日趋紧张，第二次内战已不可避免。1647年12月26日，查理一世同苏格兰的使者在怀特岛订立的秘密协约规定，苏格兰人派军队前来帮助查理一世恢复王位，解散现存的英国议会和军队，而查理一世则答应在英国全国推行苏格兰人所信奉的长老派宗教。这个协约用铅裹了起来，埋在地下，但到1648年初，消息渐渐传出，国内有些地区的王党分子蠢蠢欲动，内战的阴影已笼罩在英国的上空。四、第二次内战和共和国的建立

第二次内战和王党的失败1648年春，王党分子在南威尔士、肯特和艾赛克斯等地发动叛乱，开始了第二次内战。在英格兰北部，8月间由汉密尔顿公爵率领的苏格兰军队攻入英国边境，同那里的王党分子共同行动。但恢复了团结的议会军奋勇战斗，各地的中、下层人民主动积极打击王党分子。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军队，7月间已将南威尔士的王党叛乱敉平；8月在普雷斯顿的三天战斗中，克伦威尔切断了汉密尔顿公爵率领的苏格兰军队同苏格兰的联系，并予以彻底歼灭。8月31日，王党在东南方的最后根据地科尔切斯特投降，第二次内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以王党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普莱德清洗第二次内战期间，虽然军队里的士兵群众和一部分军官对查理一世为首的王党挑起内战、企图复辟的行为十分愤慨，但议会里面的长老派仍然企图同国王谈判，使国王在接受他们的条件后复位。议会的这种活动更引起军队士兵和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审判国王，把国王作为内战祸首来惩处。军队在前线消灭了王党的叛乱后，回军途中，军官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军队抗议书”，谴责议会里一些议员们同国王谈判的行为，要求将议会解散，成立审判国王的法庭，废除君主制等。但议会对此不加理会，11月15日通过决议，准备接受查理一世的要求，准许他回到伦敦。于是军队决定在12月2日第二次进军伦敦，同时派人到怀特岛将查理一世押解到赫斯特城堡，以断绝议会同国王的来往。这时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平等派的威望大增，但军队里高级军官与平等派鼓动员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12月初艾尔顿等高级军官和平等派的领导人在白厅进行了一次辩论，即“白厅辩论”，双方在宪法基本原则、宗教宽容等问题上，仍然分岐很大。

军队进入伦敦后，下院的许多议员仍坚持继续同国王谈判的立场，并于12月5日以129票对83票通过了同国王谈判的决议。军队对此当然不能容忍。12月6日，普莱德上校和雷累勋爵率军队占领了议会的各个出入口。普莱德手中拿了一份议员的名单，宣布那些不准进入议会的议员的名字，次日继续进行清洗，约有110名议员被从议会清洗了出去。另有大约200个议员自愿退出议会（这部分议员，在1649年2月以后，约有100人回到议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普莱德清洗”。此后议会里剩下的议员大约有200人左右，被称为“残余议会”。在残余议会里，长老派大势已去，独立派占据统治地位。

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普莱德清洗”之后，议会继续讨论审判国王的问题。12月28日，“残余议会”通过了把查理一世作为背叛国家、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英国人民自由的罪犯进行审判的决议。然而，根据当时的规定，法律在经过下院通过之后，须经上院同意才能生效。此时上院只剩下16个议员，他们一致否决了关于审判国王的议案。在此情况下，下院在1649年1月4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国家的任何法律的最高源泉都是人民，因而人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应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下院的决议可不经上院和国王的批准而生效。随后下院又于1月6日通过了成立审判国王的最高法庭。这个特别最高法庭由135人组成，其中包括议会议员、法学家、高级军官、伦敦市议会的议员等，庭长为法学家布拉德绍。

布拉德绍在1月20日审判开始时历数国王的罪状，他指出：国王本来应该根据法律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但查理一世却企图攫取无限的权力，对人民施行暴政，挑起内战，对英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但是有些最高法庭的成员不赞成审判国王，更不赞成判国王以死刑。在群众的坚决要求下，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判决书上写明他的罪状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

2月至3月间，下院正式通过废除国王政权和上议院的决议，并且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此时，英国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了。到了5月19日，议会又通过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宣布英国为共和国。文件说：“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土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将由此构成、缔造、建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都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同时，根据2月份议会的决议，成立了一个由41人组成的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的成员中，大部分都是独立派的领导人，其中31人为议会议员，所以在英吉利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和立法机关中，掌权的实际上都是独立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英国革命发展的顶峰。从1640年革命开始，到1649年共和国建立，其间经过两次内战和激烈的政治斗争，革命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城乡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和军队中受平等派领导的士兵群众。然而，革命的民主改造的进程，并未由于共和国的建立而继续下去。相反，共和国建立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掌握了政权，他们镇压民主进步力量，使革命从此走上了回头路。

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内局势经过了两次内战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建立起来的英吉利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但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领导人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反而继续增加赋税，这就使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已经逐渐在政治上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感到共和国领导实施的一些政策并未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而继续展开斗争，以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这主要表现在平等派的更加积极、广泛的活动上。

1649年2月底，平等派领导人李尔本发表了小册子《揭露英国的新枷锁》，对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激烈的抨击，要求限制议会的权力，保证人民享有最高主权，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经济要求，如取消什一税、消费税，取消垄断专利公司等，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到了3月底，李尔本又发表了《揭露英国的新枷锁》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一些“贵人”（指高级军官）和议会里一些议员，谴责他们口口声声要为人民谋福利，实际上都是在争权夺利。

议会的领导人看到李尔本的小册子后，立即对之进行迫害，将李尔本和与他共同执笔的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等一起逮捕，囚禁于伦敦塔监狱中。

李尔本等人被囚禁后毫不屈服，于4月14日在监狱里发表宣言，为平等派的事业辩护，又于5月1日共同起草发表了第三个文本的“人民公约”。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将现存的议会在1649年8月之前解散，以后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停止征收消费税和什一税，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这些内容来看，它是共和国成立之前，平等派从1647年秋天同独立派激烈斗争以来一贯为之奋斗的思想的继续。

平等派起义象往常一样，平等派的影响在军队士兵中最为强烈。士兵对共和国当权者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在士兵群情汹汹的情况下，害怕士兵发生骚乱，就以爱尔兰发生天主教徒叛乱为借口，把一部分军队派去征讨爱尔兰，另外的一些军队则被调往别的地区，离开了伦敦。调令下达之后，士兵们意识到这是高级军官打击士兵群众的阴谋，表示不服。4月间，在部分士兵中发生了骚动。4月23日，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命令把一个反抗情绪甚为强烈的骑兵团调出伦敦，但士兵拒不奉命。次日，费尔法克斯再度下令，并以将严惩不服从者相威胁，但士兵仍不为所动。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于是下令将为首的15名士兵逮捕，送到白厅进行军事审判，判处其中6人死刑。但后来，克伦威尔害怕此举将引起军队的更大骚动，遂将其中5人赦免，仅将一名士兵洛克叶枪决。

除伦敦外，在全国其他城市、农村以及其他团队的士兵中间，在1649年春不断发生反政府的事件。5月1日，平等派的新文本“人民公约”发表之后，在伦敦和其他地区都得到士兵和一般群众的热烈响应。这时平等派的领导人李尔本、伍尔文、奥弗顿、普林斯等人仍被囚禁在伦敦塔监狱中，伦敦市民成群结队前往议会并将之包围，要求释放李尔本等人。同时，伦敦的市民和艾赛克斯的人民还不断向议会递送请愿书，对议会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反而对人民进行迫害的行为表示愤慨。

自士兵洛克叶被枪杀后，军队里许多团队都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在牛津郡、怀特郡、白金汉郡，都发生了部队拒绝服从上级军官命令，不肯开赴爱尔兰的起义事件。起义原来是分散、自发进行的，但后来各起义部队之间建立了联系，各团队约定一齐向牛津郡的班伯里集中。会合起来的各团队的起义，由平等派士兵威廉·陶普逊统一指挥。然而，原定的会合计划因组织不善而未能实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听到士兵起义的消息后，立刻率领大批部队赶来。起义的团队准备不及，仓猝应战，结果在布尔福特被克伦威尔的军队击溃，400人被俘，其中3人被就地枪决。起义的领导者、平等派士兵陶普逊也在5月17日的战斗中牺牲。

5月25日，当克伦威尔等率军以凯旋的姿态回到伦敦时，伦敦的富豪和上层社会人士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议会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定在6月7日举行一次感恩祈祷和庆功宴会。这一天伦敦的富豪们纵情欢乐，狂欢豪饮。伦敦城区的大资产阶级还特地亲自到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家中，向他们赠送黄金制成的贵重器皿。这些人物中许多都是过去的长老派。他们原来是独立派克伦威尔等人的敌人，现在为了镇压平等派而重新走到一起来了。平等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平等派对1646年到1649年之间的英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9年共和国的建立，革命的不断发展前进，主要都是由平等派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人民所推动的。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民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们。当平等派被镇压下去以后，李尔本在那个惨痛的日子里，仍充满自豪和信心地写道：“不论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坚信，后代的人将会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好处。”1685年，一个以前的平等派理查德·伦勃德，当他参预了一个反政府事件被捕并被送到断头台时，他再一次用坚定的口气表达了平等派的信念：“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被上帝所选中去骑在别人头上；因为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在自己身上背了一付马鞍；没有任何人可以鞭打他，役使他！”这段话，凝结了平等派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思想，同时也是留给后世的遗言。

平等派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世纪末，当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之时，平等派的思想再度成为鼓舞民主派人士进行战斗的武器，“伦敦通讯会社”把平等派的小册子拿来重新印发。当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的思想和言论曾多次被引用。特别是当19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宪章运动的时候，平等派为之不懈奋斗的思想，又一次被用更明确、有力的方式提了出来。

掘土派运动当平等派于1649年春在英国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并进行起义的时候，另一股代表城乡最下层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运动，也在伦敦附近展开。这就是自称为“真正平等派”的掘土派运动。掘土派运动开始于1649年4月，这时在温斯坦莱和艾维拉德领导下，约有二三十人集合在伦敦附近萨里郡的圣·乔治山上，占领了那里的公有地和荒地，进行集体开垦、耕种，并号召其余的人都来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的号召在肯特郡、白金汉郡、北安普顿郡等地得到广泛响应，人数迅速增加。这引起了当地地主和政府的惊慌，地主组织武装破坏了他们的垦殖区，政府也派军队前来强制将他们赶走。到了1650年春天，他们的垦殖活动即告停止，掘土派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

掘土派的思想在温斯坦莱的著作中流传了下来。温斯坦莱是兰开夏人，曾在伦敦当过布商，后来破产当了雇工。他在《自由法典》等著作中，阐述了掘土派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制；贫富悬殊，专制暴政及战争杀伐等罪恶的根源都是土地私有制。在英国，古代时期，土地本来是公有的，但自从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将他侵占的土地分给他的随从归为私有，从而使英国人民变成了无地的农奴。现在封建王党在内战中被击败，应该把原来属于人民的土地归还给人民，由人民共同所有、共同耕种。温斯坦莱认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土地属于公共所有，人民都组织在公社里，“共同劳动，共同吃饭”。但是他不主张用暴力去实现这一理想。他有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有时又诉诸于人类的理智。

掘土派同时还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整个来说，掘土派运动反映了英国当时社会最贫穷的阶层的人民的思想和愿望。不过，当时的英国刚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掘土派的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要求，不但引起贵族资产阶级的敌视，而且在社会的中、下层人民中，大多数人对此也无法理解和接受。难怪平等派曾表示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温斯坦莱的思想可能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后来又对激进主义者威廉·葛德文等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温斯坦莱的思想是整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在镇压了平等派和掘土派后，实际上就把他们在革命中所依赖的基础消灭掉了。共和国也丧失了它的社会阶级支柱。这时，克伦威尔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以防止中、下层人民的反抗，就重新与过去的敌人即右翼长老派相联合。随后，克伦威尔又发动了征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原来作为革命工具的军队，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以后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制度的支柱。

爱尔兰早在1641年10月就开始了反英起义，起义是在天主教旗帜下进行的。1649年，克伦威尔在镇压平等派运动后，决定远征爱尔兰。8月，克伦威尔率军在都柏林登陆，9月攻占了都柏林北部的港口德罗赫达，将2500名守军及全城和平居民，包括老弱妇孺全部屠杀，接着又在10月占领了威克斯福德，再次进行血腥的屠杀。这两次血洗屠城事件，后来在爱尔兰人民中长久留下恐怖的回忆。

克伦威尔把爱尔兰沿海一带城市完全占领后，就把继续征服爱尔兰的任务交给他的部下，自己又率军去征讨苏格兰。这时，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斯图亚特，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已同苏格兰的长老派集团订立协议，把苏格兰作为他反攻英国、进行复辟的基地。但苏格兰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这就使克伦威尔能够轻易地将他们的军队击败。1650年9月3日，克伦威尔率领的3000名英军在顿巴尔将11000人的苏格兰军队彻底击败。到1651年春，查理·斯图亚特又在苏格兰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并攻入了英国境内。克伦威尔当时正在苏格兰指挥作战，闻讯即挥师南下进行追击。1651年9月3日，在顿巴尔战役整整一年之后，在伍斯特把查理·斯图亚特的军队击溃。

这样，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讨均以胜利而结束。以后，爱尔兰的土地被英国占领军没收，大部都落入英国高级军官之手。克伦威尔等人都成了爱尔兰的大土地所有者。本来还给英军士兵一种债券，作为以后领取土地之用。但许多士兵因缺乏现款，将债券折价出售，债券也落入军官之手。虽然如此，士兵们由于得到债券，逐渐变质，失去了原来的革命精神。至于苏格兰，在克伦威尔击溃苏格兰军队之后，1654年下令将苏格兰合并于英国，苏格兰的议会被取消，另在英国议会里给苏格兰代表30个席位。

英荷战争英吉利共和国的当权者，在巩固了政权并在征讨爱尔兰、苏格兰取得胜利之后，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取得的成就，而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力争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时，在英国向海外商业扩张的道路上，主要的敌人是荷兰。荷兰的航运业十分发达，荷兰商人甚至垄断了对英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从中获利甚厚。英吉利共和国的领导者，为了同荷兰争夺海上贸易的优势，于1651年颁布了一个“航海条例”。条例规定：凡从欧洲运到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原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是从亚洲、非洲、美洲运送到英国、爱尔兰以及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国有关殖民地的船只运送；英国各港口的渔业进出口以及英国国境沿海的商业，应完全由英国船只运送。“航海条例”颁布之后，荷兰的海上航运业受到了很大打击。荷兰要求英国废除它，遭到英国拒绝，双方在1652年开始了战争。在布莱克领导下的英国海军，击败了荷兰的舰队。1654年4月荷兰不得不与英国订立威斯敏斯特条约，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的海上贸易优势地位得以确立。

克伦威尔护国公制的建立当国内外的敌人都被镇压或打倒之后，克伦威尔的权势进一步增长。然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仍未肃清。平等派的思想仍以隐蔽的宗教形式继续在暗中宣传。即使在议会里，“普莱德清洗”之后，长老派议员虽然已被驱逐出去，独立派议员在“残余议会”里占了多数，但仍有少数激进的议员不甘驯服，有时发表各种指责克伦威尔政策的言论。总之，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三四年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尽管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不少胜利，然而国内矛盾仍然错综复杂。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克伦威尔等人感到有必要集中权力，用强力消灭不满和分裂因素。于是，在1653年4月，克伦威尔将不很驯服的“残余议会”解散；另外在7月4号召开了一个“小议会”（又称“贝尔朋议会”，得名于议会中一个有名的议员贝尔朋）。克伦威尔原希望“小议会”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但一些激进派议员仍不断提出社会经济改革要求，并要求对穷人进行救济，释放因欠债而遭囚禁的人等。克伦威尔和一些高级军官对之施加压力，并利用议员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矛盾，由一部分温和派议员在1653年12月12日提议“自动退职”；“小议会”就这样在召开以后几个月解散了。

随后，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施政文件”，根据这个文件，成立护国公制度。12月16日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护国公制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形式上护国公的权力受到国务会议的限制，但“施政文件”规定，当国务会议的委员缺额而需要补充人员时，护国公有决定人选之权；同时还规定，议会的法案必须经过护国公的批准才能生效。所以护国公的权力实际上超过了议会和国务会议。在护国公制下面，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在护国公一人手里，而担任护国公的克伦威尔又是军队的总司令，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它和君主制实际上并无区别。护国公的主要职能无非是防止并镇压中、下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起着防范刚刚被推翻的封建王党分子的阴谋叛乱的作用。

本来，根据“施政文件”，在护国公制度下，立法权应由护国公和一院制的议会共同行使。但是在1654年9月所召集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有些议员提出要求审查“施政文件”的有关规定，以便限制护国公的权力。克伦威尔大怒，声称议会无权规定护国公究竟应享哪些权力，随后便将这届议会解散。1655年3月，发生了一次保王党人叛乱，克伦威尔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之后，以防止王党叛乱为借口，加强统治，将全国划分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个总督领导，民政权和军权全都集中在总督手里。

护国公制作为一种军事专制制度，实质上和君主制已无多大差别，但议会里有些议员对此仍不满足，要求恢复公开的君主制。1657年5月25日，他们向克伦威尔呈上一份“劝进表”，正式建议恢复国王的职位和上院，由克伦威尔担任国王，并由他来直接任命议会里的议员。由于高级军官对这一建议表示反对，克伦威尔未敢贸然接受国王的称号，但对建议中的其他内容却表示同意。1658年克伦威尔解散刚刚召集起来的议会，实行个人专断独裁。但在这年9月3日，他因患疟疾不治而逝世。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1688年“光荣革命”

1660年君主制复辟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位为护国公。理查德性格懦弱，无法平抑他父亲生前即已积存下来的各种矛盾。在军队里，高级军官们都对理查德只亲近文职人员，冷淡、疏远高级军官感到不满，遂计划推举另一个将军来担任军队总司令。在中、下级军官中，平等派的激进思想影响一直未曾消退。克伦威尔当上形同君主的护国公，并把这个职位传给儿子的行径，与中、下级军官中的民主共和观念大相径庭。普通士兵也都感到他们为之奋斗追求的神圣原则被出卖了。

在1659年1—4月议会召开之际，在国内出版了大量小册子，其中很多的内容是反对护国公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从共和主义的思想出发，认为“昔日美好事业”被出卖了。在这种环境下，那些被克伦威尔驱逐出“残余议会”的议员积极活动，把本来就含混不清的概念“昔日美好事业”，硬同他们自己联系起来，“昔日美好事业”变成了“昔日的旧议会”的同义语。高级军官兰伯特与这些议员联合起来，在5月7日恢复“残余议会”，并赋予它最高权力。理查德被迫退位。但是当议会企图把军队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时，却被军队强迫解散。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认为只有恢复君主统治，才能稳定社会秩序，避免出现新的人民运动。于是，原来被废黜了的一些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要求当时正率军驻扎在苏格兰的蒙克将军南下恢复秩序。1660年2月3日蒙克的军队进抵伦敦。4月25日召集了一个保守的议会。议会决定政权应该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并决定派人到荷兰去同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谈判复辟君主制问题。查理在蒙克授意之下，已在4月4日在荷兰的不列达发表了一个“不列达宣言”，宣布在内战期间被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变更，停止实行宗教迫害，除了直接处死查理一世的人以外，其他反对过国王政府的人一律不予追究。5月25日查理回到了英国。

复辟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辉格派和托利派的出现1660年5月查理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开始了复辟时期。复辟后首先颁布了一个赦免法案，赦免过去反对过国王政府的人，但57人除外，他们中大部分是“弑君犯”，并将其中30人判处死刑，实际上11人被处决。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已经去世，仍然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悬挂在议会大厅之上。其余许多在“王位空悬”时期通过法律手续制订的措施，都保留了下来。

复辟时期，封建王党妄图恢复革命前的状态，但20年来，在英国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已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这段历史时期，实际上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发展阶段。几乎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资本义主关系都有了巨大的增长。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提出要求，对复辟政府的许多措施表示不满。1679年议会选举时，反对查理二世政府的反对派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反对派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了一个“人身保护法”。法案规定，每个被逮捕的人，在逮捕之前应先公布他的罪状，被捕的人有权要求立刻按照法律进行审讯。这个法案在议会下院通过后，遭到上院否决，但下院继续坚持，三次否决，三次通过，终于使“人身保护法”成为法律。在英国，人身保护法起源于13世纪，原来目的就是要求将一个人拘留送交法庭时，在一定时期内必须说明拘留的理由。到了亨利七世时，此条例又被用来保护个人不受任意囚禁。这次议会所以再次正式制订并通过“人身保护法”，其直接起因是，1676年查理二世的枢密会议以发表叛乱性的言论为由而将一个人囚禁起来，既不准交保释放，也不将之交付法庭正式审判。议会中具有反对情绪的议员就在1679年通过上述法案。这一法案虽然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但对限制统治阶级人物的胡作非为和任意迫害行为却起了积极作用。当查理二世不满一个乡绅在议会辩论中的发言时，却不能任意加以逮捕而只好雇佣了一个刺客去撕裂这个人的鼻子。后来这个刺客被判处“褫夺公权”，查理二世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1679—1681年召开的一届议会中，对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公爵（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有些议员认为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公爵无权继承王位，他们提出了一个“排斥法案”，主张将詹姆斯公爵排斥在继承权之外。这一批人，被他们的政敌起了一个绰号，即“辉格派”。“辉格”一词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原意为马贼。在英国革命时期，有人用它来作为对长老派的称呼。而主张詹姆斯公爵有继承王位权利的人，反对通过“排斥法案”，这批议员，也被他们的政敌起了一个绰号，即“托利派”·“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原意为不法之徒。“辉格派”和“托利派”两派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观点。辉格派主要反映金融资本家、大商人及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主张限制王权；托利派主要反映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国教高层僧侣的利益，他们主张加强王权。

1688年“光荣革命”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斯继位，是为詹姆斯二世。詹姆斯在17世纪70年代已转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一个傲慢而狂热的人，1685年刚一即位，立刻就决定要给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英国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反天主教的传统一直很强烈，而且曾制订了反天主教的法律，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制订的刑法条例，规定如天主教徒不到英国国教的礼拜堂去作礼拜，就要受处罚。查理二世制订的“宣誓条例”，规定严格禁止罗马天主教徒担任公职。但是詹姆斯二世不顾这些规定，任命罗马天主教徒担任军事领导，随后又任命罗马天主教徒担任政府部门的重要官职，并到教会和大学任职。1687年4月4日詹姆斯二世发布一个宽容宣言，给予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基督教徒以信教自由。当他在1688年4月27日发布第二个宽容宣言后，他又下令要求英国国教的主教们在各主教区的教坛上宣读这个宣言。此举引起了英国国教领袖们的强烈不满，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和另外6个主教要求詹姆斯二世收回成命。英国社会其他各阶层人士包括辉格派和托利派在内也大都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决定。詹姆斯二世对主教们的抗命甚为愤怒，下令将这个案件交给陪审团审理，陪审团宣告主教们无罪。当人们庆幸这个消息之际，却传来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的消息。这样，原来人们认为詹姆斯二世死后，他的信奉新教的女儿将继位的希望破灭了，于是人们决定采取行动。包括伦敦主教在内的几个著名人物发送了一封密信给在荷兰的信奉新教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奥伦治的威廉，邀请他们到英国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对奥伦治的威廉来说，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能为他的妻子玛丽和他自己争夺英国的王位继承权，同时他也认为他入主英国可以防止英国同法国结盟以共同反对荷兰，因而接受了邀请，并宣称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是冒充的。1688年11月，威廉率领1万多军队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直趋伦敦。

詹姆斯二世听说威廉率军前来攻打英国时，召集了大批军队。但当威廉的军队登陆后，他却未到前方去指挥军队，而是在伦敦企图平息公众对他的不满。但是这时伦敦一片混乱，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下，詹姆斯二世在12月10日离开伦敦逃往法国。

在议会上、下两院共同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决议请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权利宣言”，要求国王以后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今后任何天主教徒不能担任英国国王，任何国王不能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等。威廉接受了这些要求，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1689年10月，议会通过了“权利宣言”并制订为法律，是为“权利法案”。

1688年的政变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英国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同时，在这次事件中，资产阶级与大土地所有者达成了妥协。以后，虽然政权仍然属于大土地所有者，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六、17世纪英国文化、思想的发展

17世纪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危机。英国革命就是在这一危机的环境下爆发的；它本身也就是这一危机的一种最重要的反映。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在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在中世纪时在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万世一统的绝对观念，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原则。在政治上则是君权神授，统治与服从永不变易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但是这些思想原则，现在已发生动摇，理性主义的思想开始萌发滋长。英国革命开始后，现实社会的封建君主专制土崩瓦解，那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信仰也就随之受到抨击。当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之际，各色各样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在1640年至1660年之间，每天平均有3种出版物出版，特别在1642年至1649年两次内战期间出版的最多。各种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都纷纷提出自己的社会经济要求和解释，并制订出自己的理论体系。长老派、独立派、平等派以及后来的掘土派，都为自己的利益和观点而奔走呼号、互相斗争。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以克伦威尔为首的代表中等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垄断了政权，其余各政治派别分别遭到镇压。当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军事专政制度建立后，为了钳制舆论，又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只有资产阶级、贵族的思想得以公开传播并继续发展，而平等派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和掘土派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则受到扼杀，只能潜入于神秘的宗教形式中，以隐蔽的扭曲了的形式绵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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