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兔草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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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屠宰场谈恋爱好吗试读：
坐骑
一九九九年，李离十一岁，我十岁。我们把一整个夏天砸在了铁轨上。
我们像两只无所事事的癞蛤蟆，长久蹲在铁道边，希望有人看见阴沟池里的我们，然后伸出援手，将我们揽入怀中，带向远方。可是事实上，我们收获的只有橘子皮、瓜子皮、餐巾纸、塑料袋、男人的口水……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丝网做的捕捞袋，只能将青春干耗在铁道边上。
离家出走的事迟迟没有结果。李离说我们并非孙悟空，不能施展筋斗云腾云驾雾几万里，若要离开大人，离开家，必须找到宠物，慢慢培养，点化它们，让它们成为我们的坐骑。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运算范畴，我当即表明坚决抵制。李离戳戳我的胳肢窝说：“你不就是怕动物吗？猫也怕，狗也怕，耗子也怕，有你不怕的吗？”我笑着回：“我不怕你啊。”他答：“人又不是动物。”我狡辩道：“人怎么能不是动物呢？人是一种需要加许多形容词前缀的高等动物。”
那年暑假快要结束时，我和李离的计划还迟迟没有完成，这意味着一整个夏天被我们虚耗殆尽。我们连树上的知了都不如，至少它偷偷藏在树上叫了一整季，而我们只是闷声不响地坐着下五子棋。那时，我和李离经常边看电视边下五子棋，电视里在播《西游记》，我们就在黑白棋盘格里大闹天宫。有一次播放到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黑子从李离的手中悄然滑落，当时他只差一步就要赢了。他把棋子扔在一边，望着我说：“你不觉得访冬巷就像个五指山吗？”我说：“不像，访冬巷只是一条巷子，怎么能是山呢？”这时李离起身，从阴凉处走到阳光下，他的影子在地上一跳一跳。他说：“我们就是访冬巷的影子啊，它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根本逃不出去。”
我一直不明白李离为何要逃离访冬巷，这里四季分明，生活安逸，并无怪兽，可以说，我们的一生都井然有序地安排好了，我们将在这里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就像祖祖辈辈那样。每次说到这儿，李离就对我嗤之以鼻，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远方。我反问他：“难道你看过？”他说：“看过吧。”我又问：“什么时候？”他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这让我越来越相信有关李离家的传闻是真的，据说他家祖上并不是乌里的人，他们来自遥远而神秘的北方，战乱年代时，全家自北向南，一路逃到了乌里，最后定居下来。关于北方人，我全部的印象都来自书本，据说李离家也不是一般的北方人，他们的先祖里有少数民族，这帮人尤擅骑射。我那时想，这或许是李离长得比同龄人高、跑得比同龄人快的真正原因。
李离的母亲也佐证了这个事实，在漫长而难挨的孕期，她常独自绕着访冬巷的铁轨，一圈一圈地走。有好事的中年妇女劝阻说，孕妇不应该听太多噪声，而李离的母亲只是摸着浑圆的肚子说：“这孩子太闹腾了，在我肚子里跑圈呢，只有听到噪声时，才会慢下来。”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我正在书店里忙着抄作业，不安分的李离又找上了我。他说：“陈乌，咱们跑吧。”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便问他：“同谁跑？”他答：“同火车跑。”我摸摸他的脑袋，猜想他是疯了还是火车看多了，竟然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觉。李离将我的笔和作业本没收了，交给另一个老实孩子，并叮嘱他在太阳下山之前把作业写好，不然拳头伺候。那孩子慑于淫威，只好接过我的作业本规规矩矩写了起来。李离笑了笑，揽过我的肩膀说：“走吧。”
我们那时并不确定铁轨的终点是哪儿，我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连一张地图都没有找到。在灰尘里，李离的脸格外坚毅，他说没有地图更好，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问他干粮怎么办，他说他带了一部分，都在肩膀上的小书包里。
那天中午，我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离家出走，那实在是甚为刺激的一天。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一天成了一个猩红的疤，它意味着冲动、鲁莽，还有弃我而去的勇气。
一开始，这趟旅程还算美妙，阳光虽然猛烈，但树荫庇护着我们。我们边走边聊，在最开始的一个小时内，一切安好，只有离家出走的刺激不断轰击着我们青涩的面貌，从远处看，我和李离的脸就像两个煮熟的猪头，泛着愚蠢和盲目的热。一个小时后，眼前的一切愈加陌生，连花鸟与树木都生得格外不同，我的步子渐渐慢下来，李离回头看了我一眼，看出了我的胆怯，他说：“不要怕，怕的话你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渐渐从白走到了红，又从红走到了黑，太阳的圆脸从空中逐渐消失，月亮走上了戏台。月亮总是这样，风姿绰约，却透着股清冷，我感到凉意弥漫全身，便停了下来，希望李离忘记后头还有我这么一个人，那么我就能趁这短暂的间隙躲进树丛，然后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我想回家了。
李离很快意识到我想打退堂鼓，他眉头紧皱，从小书包里掏出一包虾片交到我的手中说：“你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我接过虾片，胃液翻涌。虾片是我从前最爱吃的食物，这不正常。我将包装袋撕开，但是一点儿也吃不下去，只是像个机器人似的用牙齿切嚼着这些脆片，一点儿也尝不出鲜味，恐慌感杀死了我的味觉。
我说：“回去吧，我们回去吧。”
李离抬头看了一眼月亮说：“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回头太不划算了。”
我们就这样在月色下僵持了半小时，树丛外围不时传来野狗的号叫。我一边吃虾片一边哭，哭得没有任何走动的力气，我再度央求道：“我们回去吧。”这时李离的表情有了一丝松动，他说：“或许是我错了，不该带你来，我以为你和我想的一样，都想出去看看呢。”我停止了哭泣，回答道：“我的确是想出去看看，但不是现在。”
我快速地咀嚼着这堆毫无味道的虾片，想不起来从前为何觉得这玩意儿好吃，只是大口大口地嚼着，像每一个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的人。我必须回到原有的轨道去，我们走得太远了。这时候李离却在旁边拿树枝画着什么，他好像在画一只鸟，但只画了鸟的半身。我凑过去，痴迷地看着那只无足之鸟，这时黑暗里响起一个声音：“画得不错。”“鬼啊！”我和李离吓得拔腿狂奔，也不知跑了多远，才停了下来，等我们远远望去时，那个人还在铁轨边上。这时李离问我，你说这是人还是鬼。我说我不知道，我妈和我讲过好多铁轨上的故事，从前有个诗人就是在访冬巷附近卧轨自杀的，死后常在附近游荡，还吟诗作对。李离问我看那个人像诗人吗。我说不像，倒像流浪汉。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穿什么样，我们已经跑得这样远了，那个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估摸是跟不过来的。
等喘匀气了，我才想起另一件事——没有回头路可走，若是走回去，必定会再度遇上那个男人，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于是我怯怯地问李离，接下来怎么办。他说不怎么办，只有继续走，走到黎明，走到天亮，走到一个看得到路的地方。
我们继续走，口干舌燥地走，找不到目的地地走，好几次在岔路口时，我都怀疑我们走错了路，但并没有一张地图给我们指引正确的方向。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一点了，我提议停下来歇息一下，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且两边都有铁轨，我们不知道究竟该朝哪里走。李离说，按道理来讲，这时我们应该兵分两路，一个人走一条路，这样万一死了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活着。我说这又不是古墓探险，李离笑了笑说：“是啊，所以就投硬币决定吧。”我发誓，在后来的许多个人生时刻中，我们再也没有如此草率地做过决定，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和投骰子扔硬币并无不同，活着就是个随机事件，选什么都一样。
最终，按照硬币的指引，我们走上了那条笔直的道路，我还安慰李离说，走阳关大道总是对的，至少这条路上一直会有火车经过，那意味着我们并不孤独。我从来没有那么渴望火车经过，只有火车经过时，我才能相信，我们两个并未被世界遗弃，我们还将被全车上千名乘客所注视，尽管那种注视只是一面之缘。
有时候，从夏天走到冬天只需要一个晚上。中午的时候我还在吵闹天气酷热，太阳直射，到了夜里，便只有叫冷的份，无边无际的铁轨像通往西伯利亚的公路，我们还没有抵达，就已经受到了冷风的热情招待。夜幕低垂，铁轨格外安静，如同沉睡的巨人，火车也像躲藏起来了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问李离：“我们是不是被放逐了？”李离拍拍我的脑袋说：“瞎说什么，我们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
中途我还摔倒了几次，具体是几次我已无法记清，只记得那些铁轨边的碎石非常讨厌，里头还藏着一些碎玻璃碴，我知道那都是酒瓶的尸体，酒瓶是流浪汉们留下的。我们访冬巷附近既无公园，也无商场，唯一的娱乐设施就是这座杀人机器——铁轨。白天时，年轻的恋人们来此约会，女人站在铁轨边，一旦火车经过，男人就从后头揽住女人的腰身。在那一刻，他们会产生相约殉情的错觉，但这样的刺激会随着火车呼啸远去，当风再度平息时，他们会彼此凝视，相拥而吻。李离说他就看过好几次这样的，这铁轨边上干什么事的都有，有些很龌龊的他也见过。当然，此地拾荒者和醉酒者也颇多，尤其是夜深人静时，酒鬼们聚在一起低声哭泣，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
我的脚很快就走废了，小腿上的肌肉在集体抗议，而李离却健步如飞。我看着他瘦削的身影，忽然觉得他就像蒙古骑兵的刀，永远向着广袤的草原，没有一次生出过归剑入鞘的念头。我再度央求，表示自己走不动了，同时敏锐地注意到铁轨边不远处有一个电话亭，我记得家里的电话——84868248。我不自觉地握住了那支被无数人握过的话筒，把身上仅有的一张电话卡插了进去。“你干什么！”李离很快阻止了我的行为，他的样子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革命军团团长，他看出了我做逃兵的心思。我也没打算隐瞒，我说我想回家了，要找爸妈过来接我。他摇摇头，唉声叹气，就回了一句话——“你没看明白吧，这电话亭早废了。”
我看看地，但什么也看不清，想找个板凳坐着等天亮，但满地都是碎玻璃碴。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低着头，无声抗议。李离和我僵持着，沉默着，就这样大概过了有半个钟头，他终于缴械投降，对我说：“行吧，你回去吧，你早点回去也好，出了事我负担不起这个责任。”我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但对不起已经毫无意义。我那时想，我和李离离家出走的原因终归不同：他是个父亲不在家，整天被母亲暴揍的野孩子；而我呢，父母良善，极少责备我，我一直生活在娇生惯养的环境里，想离家出走无非是过腻了，想找找刺激，并证明自己有找刺激的胆量。这两种出发点有本质的不同，我可以随时随地掉转方向，回头投入母亲的怀抱，而李离呢，等待他的只有暴风骤雨般的拳头。
我们又往回走了一点，在那个三岔路口分了手。我拎着最后一点胆子往回走，李离则赌气似的踏上了另一条无人小径。我走三步还回头看一看，而他没有回望过我一眼，渐渐走入无声无息的黑夜里，我则朝着安全的家进发。
到家时已经是清晨六点，奶奶坐在院子门口的竹椅上望着我，她看见我回来了，立刻扑了过来，把我揽入怀中又搓又揉，嘴里不停念叨，我的大宝贝孙子哟。我不自觉地朝李离家的阳台张望了一眼，阳台上晾满了他和他妈的衣服，我没有勇气去告诉他母亲真相，只能像个温顺的宠物一样，仍由奶奶反复摩挲头顶的毛发。
再见到李离已经是三天之后，当我掀开医院那充满消毒药水味的床单时，耳边传来的是火车呼啸而过的噪声。那天夜里，我和李离分道扬镳后，他又走了大约三个小时，埋伏在地平线下的太阳使他产生了一丝恐惧，他明白，只要天光大亮，他所有离家出走的梦就会顷刻覆灭，母亲会发动所有认识的人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围过来，将他擒住，带回去。在恐惧的驱动下，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骑着火车逃走。
李离躺在白色的床单上，目光呆滞，悲剧使他少了一小截腿，下半生成为不折不扣的瘸子，但又救回了一条命。他的母亲一边削苹果一边叹气：“都是我的错，没把你看好。”但说完又自言自语地说，“叫你跑，叫你喜欢乱跑，现在好了，哪里都跑不了了。”
那是我倒数第三次见李离，此后的几年间，父母再也不允许我和他有来往，他们生怕李离再次拉上我离家出走，从而让我也陷入不幸的深渊中。那些年月里，我被关在家里做作业，空调发出嘈杂的噪声，没多久，我们全家搬离了访冬巷。听说那之后不久，铁轨也被拆掉了，城市在不断地生长迭代，旧的东西总将倒塌，很快那条铁道就被废置了，没有孩子再去那里玩，更久之后，孩子们都有了游戏机和电脑，对于这种老旧的刺激，再也提不起兴趣。
彻底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天，我将李离邀出来喝酒。他初中毕业后便念不下去书了，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靠家里关系，成了一个抄水表的，每天没事就绕着大半个乌里走。他取笑自己说——和沿街讨饭的乞丐没有区别，但很快又安慰自己，总比没有工作好。并没有人念及他腿脚不便，给他什么恩惠，相反，生活一次又一次举起机枪扫射他的自尊。在临行前的饭局上，他举起酒杯说，兄弟，祝你一路顺风。
我莫名其妙地去了北京，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对这件事反复思考过，有人是因为梦想去了北京，有的是因为生存，唯独我，是为了一个高中时暗恋的女孩去的北京。最终我成功将她追到手，但不到半年又互相厌弃、分手，再然后我们毕业、工作，我再度谈恋爱，遇上了现在的妻子——一个本地人，因此，我不得不在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扎根下来。李离知道我定居北京后，话语里是艳羡的，他说我实现了他的梦想，但我并不知道这梦想是什么。
美院毕业后，我从广告公司的小设计做起，一路做到了创意总监的位置，但心中对美术和绘画已经没有任何想法。偶尔，老婆会挽起我的手去看展览，但我只想在被窝里多睡一个钟头。我时常想，李离太可怜了，但这种可怜又让我生出一种幸存者的侥幸，当年的决定虽残忍却明智，如果我继续和李离走下去，那么被火车吞掉一条腿的可能就是我了。
这龌龊而幽暗的小心思多年来饲喂着我们的友谊，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让我感到自己像个大善人，依靠给李离的孩子寄玩具，给李离买各种东西，来彰显活得比对方灿烂，我不太清楚他在乌里的生活，但我知道，肯定比不上北京。那里永远肮脏、落后、腐朽，或许这就是李离当初不顾一切要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
我和李离就这样浸泡在各自的生活里，这培养皿虽有些微的差别，但本质上都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罩，我们在里头上演人生的悲欢离合。建筑和风景，还有生活习惯自然都是不同的，但妻子的唠叨、房贷、讨厌的工作总是如出一辙。我也时而在电话里对李离抱怨这些，他只是笑笑，不说话。那次事故之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就像独角兽的角一夜之间被拔除，此后，他一直以沉默来疗养伤口，好像少说话，人们就能少提起那桩悲剧似的。
去年过年回乌里时，李离和我讨论起了买车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那辆车是妻子家里买的，四十万。李离说他考虑买个七八万左右的车子，但钱不够，想先付一笔，然后慢慢还车贷。他说孩子的奶粉钱、房贷还在背着，现在又来了个车贷，真是三座大山啊。我笑一笑说：“现在谁不是如此呢？”
去车行看车后，我和李离沿着乌里的墨水河慢慢散步，天边残阳如血，这让我又想起了离家出走的事情，那一天，天色也是如此，壮烈而凄婉。李离突然停下来，递给我一根烟，我说不抽，他便独自抽起来，抽了三口之后，话匣子就打开了，再之后听到的事情感觉就像一场梦，我根本分不清其中的真假。
李离讲，那天我离去之后，他独自沿着铁轨走，信心十足，但走到一半时，碰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流浪汉在深夜里发出诡异的笑，嘴里还念叨着“画得不错，画得不错”。李离听到这句话，吓得拔腿狂奔，但没想到，跑了一阵后又遇到了一个流浪汉。这时李离停下来，抽了一口烟，风吹皱了他的表情，夕阳的霞光让他的眼神显得迷醉，他继续说：“我不知道流浪汉与流浪汉之间有什么区别，但我感到自己遇上了鬼打墙，也就是说，铁轨把我困住了，我出不去了，只好焦虑地站着，那流浪汉也站着，对着我傻笑。那个时候我无比希望有一辆火车经过，停下来，带我逃走。火车倒是过去了一辆，但开得速度飞快，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你可以像我一样，沿着来路折返。”“没用的，根本没用。”李离摇摇头，陷入沉思，过了半晌又继续说，“我渐渐从黑走到了红，又从红走到了白，四周的一切都逐渐清晰起来，但我仍旧找不到前方的路，这时太阳在地平线上，隐隐约约要升起，我陷入一种梦想毁灭的恐惧中。突然我听到一阵强烈而刺耳的隆隆声，火车像一条刺有金芒的龙，朝我飞过来。我那时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坐骑，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后来的事情，我想你也知道，火车像甩虫子一样轻易地将我扔了出去，落下地时，一条腿被火车碾过，就成了现在的鬼样子。”李离将烟扔在地上，用力地把烟灰碾碎，火苗渐渐熄灭，就像他昔日的愿望那样，轻易地破灭了，“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坐骑，我们都跑不远的。”
我开玩笑回道：“怎么没有呢，你买辆车就有了啊，开着车，想去哪里去哪里。”李离笑了笑说：“以前是没有车，想去远方。现在是有了车，但哪里也不想去了。”我看到他眼里有某种亮晶晶的东西如金乌西坠，消失在了茫茫的黑水中。
顿了一会儿，李离的神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他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流浪汉和那列轧了我腿的火车都不重要。我那时被轧了之后，还从血泊里站了起来，朝四周望了望，打算继续走，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哪儿来的勇气。走了约莫五分钟后，柳暗花明，发现到了一片居民区，那时我竟然欢天喜地地想，自己终于逃离了魔掌，我想赶紧处理好伤口，就在这个新的地方开始生活。可是走了没多久，我突然看到巷子口的那块水泥砖上写着三个字——访冬巷，那时我觉得自己被戏弄了，这铁轨难道是一个圈吗？我明明是沿着铁轨走的，为什么还是走回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在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医生为我处理了腿的问题，他说还能走，只是瘸了，我妈放声大哭。听到我出事的消息，我爸也从上海赶了回来，然后把我妈痛揍了一顿，问她为什么没照顾好我。我两眼放空地坐在病床上，满脑子想着铁轨的问题，这铁轨为何是一个圈。”
李离说完后，我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之中。我想，难道是那次被火车撞的经历给他的打击过于沉重，以至于记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但我又不敢贸然否定他的言语，只好故作感兴趣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说完后在心里窃窃直笑，我可是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怎么会信这种鬼话呢？
回家后，我将此事告诉妻子，她也窃窃地笑了起来，过后不久又说，这或许是真的，但只可能存在于电影、漫画、小说之中。一个月后，妻子要约我去看展览，我问主题是什么。她说，这个展览没有主题，就是一堆照片而已。我说一堆照片有什么好看的。妻子答，看了你就明白了。
就在那个难得晴好的下午，我和妻子一道步入了美术馆中。巨大的黑白照片将整座场馆包围，在入场处没有任何关于这位艺术家的介绍，而里头的照片则都是城市里破烂的街景，有湖面上废弃的鸭子游船，有捡瓶子的拾荒者，有灰头土脸的建筑工人。我在这些黑白照片里来回打转，试图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走了许久，一无所获。最后，妻子停在了一张巨幅照片面前，照片下角写了一行小字——《城市之眼》。
那是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一个圆圈，仔细看，是由铁轨构成的。妻子说：“你不觉得这种感觉似曾相似吗？”我说：“是的，这不就是李离说的事吗，铁轨成了环状的，首尾相连，起点就是终点。”吃惊之余，我跑去问展览工作人员这些照片的真伪，但工作人员摇摇头说，没人知道，这只是收集来的作品而已，连艺术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冥冥之中，我感到这幅画与我之间有着某种渊源，我又想起李离那个逼仄而阴暗的家。年少时，他常摆弄一台照不出任何照片的坏相机，他说那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天隔一方的父子仅靠这台冰冷的机器维持着关系。我没敢问李离这幅照片是不是他拍的，这些年来，他深居简出，仿佛除了工作和照顾家人，再没有听到任何有趣的新闻。我无法相信，他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艺术家，这意味着多年来我建筑的信心在一夕之间毁灭了。事实上，我什么都不是。
夜里，我躺在床上，再次向妻子提及那段离家出走的记忆。黑暗里，我摸着妻子的手，像抚摸一段冰冷的铁轨，铁轨那头并没有传来任何回音。再过不久，妻子陷入酣眠，发出平稳而清晰的呼吸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卧室内发出空旷的回响，像火车经过，碾碎我的回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妻子失踪了，仅留下简短字条，贴在冰箱上。白纸上是猩红的笔迹——“我离家出走了，不要告诉我父母。”她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走的，她的衣物、日用品……所有的气息还留在这间屋子里，但人却真真切切地离开了。我坐在沙发上，反复思考哪个环节出了错，但一无所获。妻子的离去像解开套在身上的锁链，我在瞬间获得自由，也在瞬间失去方向。“离家出走”四个字再度像魔咒一样箍住了我的脖子。我无法理解这些人对离家出走的盲目崇拜，妻子如此，李离如此，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呢？我想起李离的话，他说访冬巷没有错，所有人都没有错，错的是都太正常、太对了。我那时露出讥讽表情，反问他：“这有什么问题吗？”李离没有答话，陷入一场对自行车的执着修理中，他捣鼓自行车做什么呢？他根本骑不了那玩意儿。
妻子的失踪使我的生活失去重心，所有沾沾自喜的物件都在悄然崩塌。妻子离开，我将恢复单身汉的生活，更可怕的是恢复异乡人和外来者的卑劣身份，这样我和李离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在恐惧中，我向公司告假，打算回访冬巷一趟。在收拾屋子时，我从妻子的枕头下发现了那张《城市之眼》的明信片。都是这东西坏了事吧，我将明信片放进包里，锁好门，离开了家。
这趟旅程有八百多公里，我独自上路，这和离家出走也没什么两样。临行前，我反复检查了车的零件设备，然而路上还是出事了。那天早晨阴转小雨，我起了一个大早朝乌里进发，走到高速上一路顺畅，下午两点的时候，突然开始起雾，接着是下雨，我打开了雨刷，但仍感觉自己穿行在茫茫的大海中。雨势越来越大，雨刷的动作却越来越慢，车慢得像人在泥沼中穿行。这时我想，我手中仍握有两个选择：一、打道回府，安全抵家；二、不知死活地前进，赌天赌运赌命。
妻子的离去真的对我那么重要吗？这些年来，我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淡，夜里也不想动她，我们两个人以最低的道德底线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相敬如宾，但都深知初相遇时的激情早已随岁月逝去。她是个不安分的人，有时会和我探讨一些文学、哲学的话题，可我毫无兴趣，我已经不是上学时那个假惺惺的文艺青年了。在某天夜里，妻子给我泡了杯咖啡，问我要不要一起看《革命之路》，这部电影是小说改编的，原作者是理查德·耶茨。这电影我早有耳闻，过去也有过匆忙一瞥，我毫无防备地回绝道：“少看那种片子，那女主角作得要命。”妻子立刻变了脸，将咖啡杯弄得叮当响，褐色的液体洒了一地，但也没有和我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争吵。最后，她独自清理了垃圾，回到房里，拉上窗帘，开始看书。
事情是从那时候起了变化吗？我实在无法确定，但我想妻子和李离在本质上有着某种共通，不然她也不会把那幅作品藏在枕头下反复观看。朦胧的大雾中，我仿佛穿行在妻子的梦里，梦中，她假装在我身旁睡着，当我陷入深深的睡眠后，她又拧开床头的夜灯，独自看起那张明信片来。这照片就像一列穿行而过的火车，装着富有蛊惑性的货物，一旦打开那些货物，粉末四溢，这个人就再也无法在房间里安静地坐下来了。
依靠着所剩无几的运气，我最终还是安全抵达了乌里。在中央大街上，我看到了李离，他脖子上挂着个通体漆黑的相机。我摇下玻璃窗，对着他喊了一声：“李离。”他看了看我，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说：“哟，什么风把你吹回来了，你不是才走没几天吗？”
我把车子停在一个小吃店旁边，这小吃店在三年前是个花圈店，在更早之前是一个水果店，更早更早以前叫“永宁副食”，那时我和李离常流连于此，收集《水浒》英雄卡，仿佛集齐一百零八将，就真能将江湖搅动得腥风血雨似的。
我把妻子离家出走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李离，他边听边把饺子浸泡在醋里，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神色，丝毫不感到吃惊。他说：“我告诉你，女人就是喜欢玩离家出走的把戏，你老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反问：“难道还有人也这样，你老婆这样吗？”李离放下饺子，摇摇头说：“我老婆不这样，但我妈这样。”
我这才知道李离和他母亲搬到访冬巷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他的父亲常年在上海打工也是一句假话。事实上，他的母亲是离家出走的，一个怀胎五月的孕妇独自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出走的原因不详，大部分时候，李离认为是父亲的暴力所致。当年他躺在医院床上，也是最后一次见他父亲，再之后，他们一家人就像干枯的头发，痛快地分叉了。“那你为什么要走呢？你走了，你妈可就一个人了。”“我必须走，这是我的宿命，我就是个拖油瓶，会妨碍我妈改嫁。”
这时访冬巷口大雾弥漫，我们仿佛坐在云中，只恨身边没有两个童子。李离昂起头，给自己灌了一杯酒，喝完酒后，说他要离开了。他的生活节奏固定，每天早晨八点上班，独自走到各单位的楼顶抄水表，然后趁着间隙去拍照，下午下班后再拍一会儿，没想过要怎么样。
我把那张《城市之眼》的明信片拿给他看，问是他拍的吗。他说是，我又问他：“这是哪儿？”李离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回话。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是真的。”李离说：“你认为是假的，就是假的，这不重要，世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理。”
我提议开车带李离去各处抄水表，这样他尽快完成工作后，我们便可以小聚，重要的是——再去那条铁轨看看，我倒要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鬼打墙。李离摆摆手，拒绝了我的要求，他说乌里只有这么大，谁跟谁都认识，若是被人看到，说给单位领导去了，他就晚节不保了。
我找了一处空地把车停稳，背着手跟在李离后头，像他身后长出的尾巴，但我这个尾巴不听话，老是想朝前支棱着。李离瞪着我，试图将我这条尾巴斩断，你可以去别处转转，不必跟着我。我说这可不行，我想看看伟大的艺术家是怎么工作的。这句话虽是恭维，却暗藏了无数龌龊的小心思，出口时，我才知道已经酿成祸端。李离一瘸一拐地超过了我，走到前头的山坡处，回头望了我一眼：“你不必这样讽刺我。”
尽管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并没有改变他生活的轨迹，该拍照还是拍，我这才发现他擅长将现实场景组装到不可思议的场景中。当我们经过林记肉铺时，他通过猪头的错位拍下一张老板的照片，从照片上，老板就像长着一张猪脸似的。等走到学校门口时，他又将树枝替换为少年的手。我说，你拍得挺有趣的。李离笑了笑，我这是没趣找趣。
我这才发现，李离的时间是由一张一张水表单和一张一张照片构成的，这些东西就像一块又一块的砖瓦，重新搭成了他的流浪者小屋，他俨然已成为铁轨上的游魂，火车碾死了他的一段梦想，但那些不死的东西又从他衰败的肉身中破土而出。“所以《城市之眼》也是一张通过视觉错位拍下的照片吗？”
李离点了点头说：“跟我去我家吧，去了你就会明白。”我随着李离拾阶而上，好几次，我开玩笑说，让我来当你的坐骑吧，我驮着你走。然而李离一次也没有同意，他顽固地跛着腿，一阶又一阶，艰难沉重地前进着，每一步都踏得无比扎实。楼梯里幽闭的气味让我陷入更深的愧疚之中，我是罪人，却常常觉得自己清白无比。
走到六楼时，李离没有拿出钥匙开门。我说你家不是到了吗？李离指了指旁边的旋梯说，还有一层。就这样，我来到了李离的空中花园，那里布满了植物与鸟笼，像一处精致的丛林小屋，透过落地玻璃窗，整座城市尽收眼底，荒废的铁路像深邃的眼珠一样，凝视着我们。“这是我的家，”李离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驯鸟
我没多少乡村生活体验，长到现在，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没怎么见过山谷，没见过原始森林，更不知道瀑布如何流动，这是独属于城市孩童的经验匮乏症。除了那些用以做菜的动物，诸如鸡鸭鱼类，我也叫不上其他动物的名字。十岁那年，我们全家离开筒子楼，搬进一座新建成的小区，从此以后我连蟑螂老鼠也看不见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鸟类也不再光临我的家园，记忆中关于鸟的事全停留在八岁那年的下乡之旅。那一年，农村有亲戚去世，我们去奔丧时顺便住了两周。那些房屋用石头和土砌成，房顶奇高，下雨时水不断渗进屋子，没有地板也无瓷砖，只要食物掉在地上，蚂蚁就会立刻聚过来。夜里，风从砖头缝隙渗进来，偶尔能听到几声野兽号叫，但具体是哪种野兽，我说不上来。
这是一座名为丁集的乡村，距离大山还有些距离。这里大部分人姓丁，我也姓丁，父亲说，我们家祖坟就在这儿。我问父亲，我们以后会葬在这里吗。他摇摇头说：“不，这里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要葬在公墓。”说完他又弹了下我脑门说，“小孩子，说什么死不死的，快朝地上吐几口口水。”人们说，说错话，只要朝地上吐几口口水就能把说出的句子吐掉，不然厄运将一直跟着你，直到进入坟墓。那时我年纪尚小，并未感受到死亡的惘惘威胁，只是在父亲的逼迫下，朝地上吐了点口水。那些口水很快被土地吸收了，父亲满意笑了笑，好像土地公收到了我忏悔的讯号。
我在那儿住了两周，头一周一直拉肚子。这里的娃哈哈只卖城里一半的价格，母亲贪便宜买了一箱回来，我没事就喝，终于喝到腹如刀绞，高烧不退。母亲这才发现那东西不叫“娃哈哈”而叫“哇合哈”，除此之外，包装、颜色、味道和“娃哈哈”一模一样。母亲皱了皱眉说：“果然不能相信这里的东西。”而丁集的亲戚则说“这是水土不服吧，我们这儿的娃都喝得好好的”。
第二周，我终于痊愈，不敢再碰任何饮料，只喝井里打上来的水。没事的时候，我就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亲戚小孩去村里唯一一间游戏机厅打拳皇。有一天，鏖战正酣，忽然有个小孩拍了拍我肩膀说：“你想去山上看看吗？”想，我立刻答应。但事实上，我并不认识那个孩子，暂且叫他丁甲吧，反正这里的人都姓丁，不是丁甲，就是丁乙，或者丁丙。
丁甲手上拿着镰刀，走在我前头。上山之前，他砍了一截树枝交到我手中，说：“别看山不高，你们这些城里孩子体力不好，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这树枝能当拐杖，就像多了条脚。”我接过拐杖，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下，这树枝像一把木剑，颇为趁手，恍惚间我以为自己是走丢的古代侠客。
山并不陡，但我们选了最难走的路，这条路荒草丛生，丁甲左手拨树，右手执刀，一直在前面领路。我问为何不走那条别人走出来的好路，他说那条路上山太慢了，等折返回来天就暗了，天一黑，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我点了点头，但心中又冒出新的疑问——“我上山干什么呢？”
一走进山，山便不是山了，它是城堡，是房子，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巨兽。“山是这样吗？”我问丁甲，“为什么和我想象中不一样呢？”“那你想象中，山是什么样？”“巍峨，壮美，高不可测。”我想到了一些书本上看来的词语。“但有些山和你想的不一样，人和人有区别，山和山有区别，我们丁集的山就是这么矮。”
目之所及，一片荒凉，山里没有好玩的东西，我起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丁甲拦住我说：“别急，我待会儿让你见识见识。”于是我又跟在他后头走了半小时，终于走到了山顶。从山顶俯瞰整座乡村，感觉还不错，但也仅止于此，要我长住在这闭塞小镇，绝无可能。我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望着丁甲，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要不要听个故事？”丁甲笑眯眯看着我说，“我小时候经常上山玩，拿着弹弓，打野鸟。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驼背老头，他没有手，腿也是跛的，他告诉我他会驯鸟，要鸟儿朝西边飞，鸟儿绝对不会向南。我一开始不相信，继续玩弹弓，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鸟叫，紧接着藏在树林中的鸟全都飞了出去，林子里静得不得了。”“这么说，他懂鸟语？”我从未听过此等奇事，于是拉着丁甲问，“你没有骗我吧？”
丁甲神秘地眨了眨眼说：“你等着。”没过一会儿，他身体如虾一样蜷缩起来，接连发出呕吐声，呕了五分钟后，一声清脆鸟鸣从他嘴里响起。我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丁甲吐出了一只鸟。那鸟从人嘴里飞出来后在天上转悠了几圈，丁甲吹了几声口哨，模仿鸟叫，那鸟很快朝南边飞走了，消逝在天际。“真有意思，你可以教我吗？”那时我尚年幼，不能分辨事情真伪，我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丁甲像个小大人似的，拍了拍我肩膀，语重心长说：“没有强烈想飞的欲望，就没法控制鸟类。”
我们站在山的边缘，并排尿尿，尿液离开我们身体，朝崖底奔去。远处，太阳像块大饼，挂在天上。丁甲提醒我，太阳即将落山，落山后，山就不归人管了，这是个野兽频出的地方。我从树边拾起自己的木拐杖，随丁甲下了山。上山容易下山难，明明是同一条路，下山时，却成了一条拉面，好像有不知名的大手将路越抛越长……下山后，天已全然黑透，村口的土狗朝我们狂吠了两声，好像在催我们回家吃饭。
由于我和父母从城中远道而来，丁集的人格外热情地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菜。丁甲无父无母，跟着奶奶长大，吃百家饭，亲戚见他同我一道归来，也就邀他留下一起吃饭。在席间，我看到许多叫不上名的怪菜，其中有一道菜是“毛鸡蛋”。乡亲们说，毛鸡蛋很有营养，父亲则告诉我这是鸡蛋在孵化过程中受到不当的温度、湿度或者是某些病菌的影响，导致鸡胚停止发育，死在蛋壳内尚未成熟的小鸡。“那究竟是鸡还是蛋呢？”“这不重要，好吃有营养就行了。”
实际上这道菜完全谈不上可口，吃起来更像是受刑，我吃了两口就扔在一边。过了几分钟，又上来了一道菜，这道菜叫“油炸麻雀”。乡下亲戚很热情地介绍：“麻雀不需要拔毛，直接从嘴上边撕开，褪下整张皮就可以了。内脏直接揪出来，弄一碗鸡蛋糊，加点干淀粉，把麻雀在碗里蘸一下，裹上鸡蛋糊，在油锅里面炸，炸熟就可以了。”
一共十只麻雀，一个人一只，刚好分完。这时丁甲突然停下筷子说不吃了，然后跑了出去，在外头逗猫。大人们将麻雀扔进我碗里说：“他不吃，你吃，没妈的孩子性子就是怪。”吃饭吃到无聊时，有人开始议论丁甲身世——丁甲家里很穷，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父亲在工地上班，母亲在城里人家里当保姆。三年前，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了事，死了，一年后他妈也改嫁了，不知所终，丁甲彻底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没人要的孤儿。
丁甲奶奶是文盲，孙子也没有读书基因，在村里上了两节课就上不下去了。别人在教室里读书，他就去山上打猎，经常带回些死兔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把兔子卖了，赚够钱，就去城里，这里不属于我。”他总这样说，兔子却卖不掉，即使卖了，也挣不来几个钱，一年下来，也就够丁甲买条新裤子。“这孩子有一种和身份不符的野心。”村里最有文化的老头是个儿时念过私塾的老先生，他说：“什么人什么命，人最重要的是乐天知命。”
第二天早晨，我随父母离开了丁集。走的时候，丁甲嘴里衔了根草，跟着我们的车走了很久，车总是比人跑得快，一会儿他就跟不上了，我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去寻他的声音，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像魔方一样的田野，那些魔方渐渐将丁甲挤得消失无踪。我将头转回到车里，经过两小时车程，返回了熟悉的城市。
自那次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回过丁集，爷爷死后，埋在城内公墓，每到清明，我们就去公墓上坟。母亲对这件事感到满意，她说人埋在田地附近，怎么找得到，荒山野树，还是城里规矩些。又隔两年，奶奶去世，和爷爷葬在一起，合墓。老人相继去世，我们与乡村的关系越来越远，也再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丁甲的消息。
大学毕业后，我不顾父母反对，到了北京工作，混了七八年，一无所获，买不起房，身份尴尬，陷入“中年危机”。在一次大病后，我陷入噩梦幻觉，梦中，总有一只鸟在头顶飞来飞去，我有时是持枪猎手，有时是执剑侠客，有时只是一个手握屠刀的屠夫，但无论是拿枪射，用刀剑砍，还是使用弓箭，都伤不了那只鸟半分半毫。
身体越来越差，在父母的要求下，我收拾行囊，回了老家。至少一日三餐吃得好些，带着这种信念，我回到故乡，洗心革面，修改作息，日升则起，日落则眠，俨然七八十岁的老头。早晨醒来后，我无事可做，就去家附近爬山。那座山一直没有变，一直那么矮，但爬山的人大部分都死光了。我第一次去时才五岁，那时爷爷奶奶还在，奶奶会在半山腰停下来，面对一棵松树，修习气功，爷爷则带着我继续朝山顶爬去。
再次回到故土，就好像面对过去的自己，那时我还是个泥人，尚没有被捏塑成形，但幼时记忆深深嵌在了脑海深处。我在这座山里慢慢朝上爬，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岁月不轻饶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我这种懒惰的人。“小伙子，身体不行啊……”一个提鸟笼的白发老者快步超过我。我索性停在路中央，想着养精蓄锐，待会儿一鼓作气超过他。我倾斜身体，低头，面对砖石地面，产生一种畏惧感——人生就这样不断爬坡，不断爬坡，谈何解脱。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大蚂蚁从脚边经过，我没来由地想踩死它，但终究还是没有。那蚂蚁可能是人类世界的我，留它一条生路，等于留我一条生路。
休息好了，再抬起头，那老者早已消失，但我想我们会有再见的机会。上了山的人，总要下来，只要我一刻不停朝前走，总能在这条路上与他会面，于是我加快了步伐。走了一会儿，山像被清空的废弃宅邸，一点儿人声都没有，唯一的声音就是鸟叫，此起彼伏的鸟叫。我想起十天之前，我还在北京的地铁上，身边一个年轻人正拿手机和人讨论A轮融资B轮融资的问题，我在北京听过太多乱七八糟的人声，还不如鸟儿的叽叽喳喳。
又走了一程，我发现这座山并不只有一条路，在我面前，无数小岔路像人类筋脉洒落下来。其中一条道上堆满了松树，在松树遮掩下，那一颗颗花白头颅像雪一样，点缀其间——提鸟笼的老头们挤满空地，密密麻麻。我斜瞥一眼，瞥到了之前嘲笑我的老头，他站在最外围，背手提着鸟笼，踮脚想挤进去。
我有理由相信遛鸟的大爷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和摄影、做僵尸操、跳广场舞、打麻将一样，在贫瘠荒芜的晚年，摸索到一点儿生命力的影子，然后沉浸其间，忘乎所以，忘记死之将至。
人们簇拥着那鸟贩子，七嘴八舌讨论着，我驻足旁听了一阵，大概听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个人卖的是放生鸟。放生鸟，顾名思义，是为了积德行善放生的鸟类，其中以麻雀、喜鹊这种常见品种为多，但也有一些狠货。大爷们这番争来抢去，无非是想瞧瞧名贵品种。“买一只吧。”心里头有个声音反复挠痒，那声音越来越耳熟，瞬间将我拽回八岁那年的深山老林。我拨开人群，挤到前排，忽然发现那鸟贩子有些眼熟——下巴更尖了，但还是平头，嘴唇上有颗痦子，眼睛略微斜视……没错了，是他，是丁甲。
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已经认出了我，他笑了笑说，你怎么来了？我没好意思坦白自己辞职回老家的事，只是随口敷衍说，请假，回家休息几天。他说好，要不要来看一下，买只鸟回去给叔叔玩一下。
我琢磨着等人群散去，再和丁甲叙旧。我们两个年轻人，站在这群老者之间，显得格外不合时宜，比那些珍稀鸟类还要独特、奇异，甚至散发奇怪色泽。丁甲见我皱眉，瞬间就把摊子一卷说：“不做了，不做了，明天再来。”
老人们败兴离去，仅留我和丁甲，同一些鸟类待在一起。丁甲的皮肤更黝黑了，看起来做了不少粗重工作。他跟我讲，五年前他就离开老家来到了这里，起初是卖手机，但同行说，偷手机卖更赚钱，可他手脚不行，做不来。后来手机生意不好做了，他就开始跟着人卖鸟，也是投机倒把，拿一批鸟循环卖。先以放生鸟名义卖出去，再在人放生后，把那些鸟捉回来，如此循环往复。“你不是会吐鸟吗？”“你还真信？我给你变个魔术而已，你们这些城里人，总是这样，少见多怪。”
我感到自己被一个谎言统治了三十年，这谎言一直霸占着脑内的一隅，给我一个虚无希望。我希望哪天也能学丁甲一样，学会驯服这只不安分的鸟，可实际上，这只鸟根本不存在。“所以，你会驯鸟？”“不是我会驯鸟，根本不用驯，这些鸟在人类手里倒腾来倒腾去，早就疲倦了，不等我来驯它，它自己就懒得飞了。长翅膀有什么用，吃不到食，照样饿死。”
丁甲把鸟笼用铁钩束起，统一串在一辆三轮车上，然后再在三轮车上覆盖一层薄布，布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气孔：“得让它们透气，要不然一会儿就闷死了。”
丁甲讲，山脚下有个饭馆不错，要不我们先下去，等下一起过个早。我站在半山腰，觉得有些可惜，再爬大约半个钟头就能到山顶。我对丁甲说，要不你在这儿等等，我先爬上去看看，很快下来找你。他摸摸我额头说，兄弟你没发烧吧？大早晨的怎么非要跟自己过不去，爬上去是有金银财宝等着你捡吗？“我帮你把车推上去，你和我一起上去，顶上人多，你生意更好。”我鼓动丁甲和我一起上山，这样一可以满足我的私愿，二可以做成他的生意。
丁甲低着头，踢了会儿石头，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凡事都喜欢停顿，想一想。他想了一会儿说，行吧，你就搭把手，主要还是我来推。
一路上无聊，我就和丁甲说故事。我说到大学时喜欢借哲学书看，看过一个法国作家加缪的书，叫《西西弗的神话》，讲的是古希腊时一个叫西西弗的人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把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拼尽全力将巨石推上山顶时，巨石就会从手中滑落，滚到山底，所以西西弗只好走下山，重新将巨石向山顶奋力推去，日复一日，陷入永无止境的苦役中。“我觉得重点是那块石头，就像咱们现在这样，手里头有辆破车和一堆鸟笼子，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咱们就轻松了，还推个什么。”“重点是肯定会有那块石头，那是诸神的惩罚，就像我们活着，天生携带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就比如野心，像鸟想飞，豹子要猎食，鱼渴望游泳一样，一种原始本能。”“你是文化人，我是粗人，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上山，手里头还有东西，就只能这么下去，至于别的，我不想想，也想不明白。”
我这才发现，我和丁甲之间始终隔着一堵墙，这堵墙自出生时就存在，壁垒越来越厚，越来越坚实，没有任何破洞的可能。我们能偶尔聚在一起，说说话，都是借着砖石的微小缝隙，这缝隙，是光透进来的地方。
推了一会儿车，路越来越陡，丁甲讲，一般路陡起来就说明快到山顶了。路是人修的，人就是有这种毛病，到了临门一脚，格外急，迫切想把路修好、走通，所以一般快到山顶都是陡坡路，修路的人和爬山的人都已筋疲力尽，只想尽快结束这漫长旅程。“到了，终于到了。”我撒手，车子没有滑动，路已平，我们终于抵达了山顶。远处是长江，江水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我走到山体边缘，忽然觉得一阵恶心，胃液翻涌，我和丁甲说，我有点想吐。“吐吧，吐出来好受些，就吐吧。”
云层漏下第一缕光时，一只麻雀从我嘴里跌跌撞撞飞出来。一开始，它飞得不稳，摇摇欲坠，但过了一会儿，它突然振动翅膀，朝前冲去。蓦地，一阵狂风吹过，掀开罩在三轮车上的黑布，鸟笼忽然全部碎裂，禁锢已久的鸟瞬间飞起来，飞往远方天际。我看到丁甲低下头，捂着胃，微微喘息，好像那些鸟儿全部是他吐出来的一样。
南方野人
我对着镜子，观察腋下，那里的毛发浓密、丰盛，像无数野草在山坳下沉睡。一个声音从脑袋里猛蹿出来——快剃掉它。
第一次观察到腋毛是在六岁时，那时公共浴室还横行在大街小巷，我随母亲进入澡堂，人们相继剥下衣服，如蛇类蜕皮，但露出的身体并不如想象中光洁。我指着母亲三角区说：“妈，你怎么这里长毛？”母亲摸摸我脑袋说：“你也会长，只是没到时候。”于是，我一直等待那个时刻。又经过数年，毛发终于破土而出，稀疏潦倒，像横陈在荒野中的尸体，悬挂在我年幼的躯体下。
没人和我讲剃毛的事，母亲也不剃毛，所以，与L第一次赤裸相见时，我吃了大亏。事后，他穿好衣服，抽了根烟，打趣道：“你怎么不刮腋毛？”我随口答：“刮了还会长啊。”“哈哈哈哈，你怎么这么懒？”那时他大约以为我下次就会露出一个光洁的腋下，可第二次时，我仍旧携带着那些丑陋毛发出现，于是他皱起了眉头，像个挑剔食客。“你没资格和我说这些。”我穿好衣服，重重关门，撞入夜色中。
我和L的相遇也在一个夜晚，那时Live House刚散场，我在门口闲晃，翻阅无人问津的独立唱片和乐队周边，突然从一大堆杂乱物中相中一张唱片的封面——封面上，一只毛发旺盛的猿类正在拔人行道上的树枝，经过的人皆惊慌失措、人仰马翻……我拿起那张唱片，突然听到有人说了一句：“南方野人。”
硕大的封面上，那四个小小中文字龟缩一隅，我抬起头说：“我买了，多少钱。”那人将唱片交到我手中，不停说谢谢、谢谢。
L是一名独立插画师，说得更直接些，无业游民。他一年前来到这座巨型都市，和所有来此地“掘金”的年轻人一样，主动交上双手，任由“理想”绑架。设计乐队专辑封面是他一年来第一单生意，唱片共卖出二十张，收到佣金两百块。酒吧经理拍拍他肩膀说差不多了，同时用烟指了一下舞台上疲于收拾器材的演出乐队说：“你以为他们赚很多钱吗？晚上消个夜就没了。”
我同情L的处境，但也不全是，和L在一起纯属年轻人的荷尔蒙冲动，我们在一起，做所有情侣都做的那些事——吃饭、看电影、做爱、一起养宠物……但彼此都知道注定与对方没有未来。
母亲每周都打电话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她说最近看新闻说有个词叫“空巢青年”，指的是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的年轻人，远离故乡、亲人，独居生活，缺乏感情寄托，没有家庭生活。末了，母亲又劝我回家，她说回家多好。我说好，好，好。挂掉电话又轻轻吐了一个反问句——“是吗？”
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发现父亲出轨，是在一个清晨。她拿出父亲手机，翻阅到诸多证据，一一指给我看，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想不到电视剧情节会轰然降临在自己身上。于是我安慰母亲，没事，可能是想多了。然而几番争执后，父亲缴械投降，承认了出轨之事。自那天起，我以为父母将离婚，家会被拆成两半，但转眼七年过去，父母不但重归于好，反而集体关心起我的婚事来。
我终于对父母和盘托出L的事，并为他编排了一个新的可靠的身份——某大公司设计师，出生于高知家庭，父母健在，老家有房。母亲又追问，那他可有打算在工作地买房？我敷衍道，有这个打算吧。
我们在欺骗与被欺骗中度过短暂一生，虽一直未能领悟母亲是如何与父亲重修旧好，并将私生子之事轻易抹去的，但无论如何，我得守着这点孝道，假意顺从，仿佛是在弥补对母亲的亏欠。我离家许久，一年仅回家两三次，我不在的时候，母亲究竟在过怎样一种生活呢？“挺好的，早晨六点起来，去菜市场买菜，中午做饭给你爸吃，下午午睡、看韩剧，晚饭后跳广场舞，广场舞跳完后回家看热门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挺好的，挺好的，母亲身体康健，性格开朗，且外公外婆已去世，没有赡养老人的重任，我也尚未成家，更没有孩子，她处在一个完全自由解放的状态里。
我和L说羡慕母亲状态，不知我们年老后是否会过上如此顺遂的晚年生活，L却埋头沉浸在他的画作中。他最近正在创作一部名为《南方野人》的漫画，讲的是一个被生活挤压变形的年轻人，在月圆之夜，毛发会瞬间生长，成为力大无穷的野人，就像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或者随便什么侠，从此走上惩恶扬善之路。“你这种英雄太老土了，再说，这部漫画里必须有女主角吧，你认为谁会愿意与野人恋爱呢？”
大概在数年前，一则有关毛孩的新闻引起公众注意，媒体将毛孩事迹写成了励志新闻，说他如何如何从他人偏见中成长起来，变成一位特型演员，最终抱得美人归，可是女孩接纳这个丈夫的条件是必须做脱毛手术……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L听，他笑着说，这么说，你也有野人固执的基因，不愿做出改变。我说，难道你不是吗？你也没有打算彻底融入群体之中啊？
L沉默，笔在纸上走出无数线条，那些或粗或细的笔迹像人类毛发一般，野蛮生长。我对L说，建议在《南方野人》中引入一些新创意，不要总让他维持世界和平，他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总是还没把自己的生活过清楚，就想着拯救世界，好像这世界特别期待我们的拯救一样，可是，谁稀罕啊？
所有人都建议L去谋求一份正式工作，拿业余时间继续创作。也有许多人附在我耳畔说，真正有才华的人都能赚到钱，他没赚到，说明没有才华。年长一些的则劝我，趁年轻，找一个好男人开始一段关系，别在这种神经病身上浪费时间。而我却渐渐发现，时间一久，我不再满足于和L做普通情侣。人们总希望关系趋于平和稳定，最好是能结婚、生孩子，仿佛这样就能给恋情一个真正的证明。
母亲继续隔三岔五催我带L回家，不然的话，她就要和父亲一起来我们这里，观察这个人能否成为陈家女婿。如不能，则希望我尽快结束恋情，不要空耗青春。我频频点头，搜索枯肠，寻找应对措辞，但每次都敌不过母亲的结论——你年纪也不小了。
我今年二十八岁，L年长三岁，他经常调侃说：“我已经是一名中年人了。”我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总说没有打算，我又问，你不打算对我负责吗？他又说，难道你不应该自己对自己负责吗？
L成了我和闺蜜餐桌上的常议话题。闺蜜乐于解剖男人，她说L是典型巨婴，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托付终身，玩玩也可以，但我年纪也不小了，并没有多余时间和这种货色周旋。我们议论他如议论一件商品。中途去厕所时，L发来一幅插画，是《南方野人》的漫画封面，封面中，满身泥污的男人正拿着巨大剃刀在剃腿毛，刀片扫过处，一片血红……
相识近一年后，L主动向我提出分手，分手礼物是一幅插画。我问他，就这么结束了吗？他点了点头说，对。并没有使用那种“我耽误你了”“我配不上你”的陈词滥调，这正是我欣赏的点，于是我对他说：“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你们之前做的那间木屋。”
和L相处这段时间以来，我频频听他提起那间山村木屋。那还是上大学时，他们在学校边的树林里发现了一片人烟罕至的空地，便决意自己动手修建森林小屋。他从学校图书馆里找来各种外国书籍，和室友老吴一起画图纸、砍木头……“每天修一点点，看见一座小房子平地而起。”L说，树林边是一片湖泊，他们还做了一只木船。我说，这不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吗？L笑笑说，他那时没有看过《瓦尔登湖》，只是想试着自己修建一座房子。
毕业后，同学们四散天涯，L成为一名广告公司设计师，而老吴则远走他乡去了西藏一个叫林芝的地方。到了那儿后，老吴重操旧业，继续动手生造房屋，最后又修起了一座房子。过后不久，一个念服装设计的女孩也去了林芝，二人成为夫妻，共同装扮那间木屋，他们亲手制作所有生活必需物品，自己动手做家具、衣物等。
我问L，你们大学时修的那个木屋还在吗？L说，在的，只是荒废了，如果你想去，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L的大学在一座岛屿上，从市区上岛需要经过一条细长公路，公路仅能容许两辆大巴错身而过。我坐在大巴上，远眺湖景，想象年轻的L日日夜夜从这湖上行过。L对我说，冬天道路结冰时，还发生过大巴坠入湖中的事，我说，那不是要带游泳圈上学？他说，对啊，你看这里的司机每个人肚子上都有一圈游泳圈。
人年纪大了，新陈代谢减弱，腹部容易囤积脂肪，久而久之形成“游泳圈”，父亲也是如此。他年轻时是游泳健将，曾横渡长江，但中年后，便终日沉迷于烟酒、彩票之间，那圈人肉游泳圈确保了在俗世生活不会溺亡，但终究使他与年轻时那个自己划清了界限，父亲再也没有游过一天泳，看见他人跃入江中时，也不再生出欣喜神色。我看了一眼L，试图在他腹部寻觅岁月痕迹，可那里如一片平原，空无一物。“你没有肚子！”“是啊，也没有钱！有肚子的都是有钱人。”
经过近一小时车程，我和L终于抵达落雁岛，经过一片废弃建筑工地，我们进入了那处森林秘境，宛如游戏之中的副本场景。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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