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曼丽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蜜蜂华报》研究试读：
总序
(1)(2)程曼丽 ［新加坡］卓南生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和“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三个新闻机构、一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2011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多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4期，并且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ioj.pku.edu.cn）和专门的公共邮箱（iojpku@126.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年7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年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来人，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亦是一份历史责任。2014年10月14日复会六周年纪念
(1)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2)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序一
176年前，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漫长画卷上，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亮点，它像彗星那样倏然而来，飘然而去，停留得非常短暂，却闪烁出耀眼的清辉。这就是在澳门出版的葡文《蜜蜂华报》。《蜜蜂华报》创刊于1822年9月12日，终刊于1823年12月26日，寿命很短，只出版了67期，一年零三个月，但在长达1300年以上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拥有三个第一：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家报纸，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报纸。任何论述和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书和人，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都要在它的身上投下重重的一瞥。
我第一次知道《蜜蜂华报》的名字，是在52年前初读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这本书的时候。在这本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的开山之作的书中，我读到了作者关于它的简短的介绍。简短到只有寥寥数行，除了年份和外文报名之外，全部内容还不到三十多个汉字。直到五年以前，我所知道的有关《蜜蜂华报》的情况，仅仅限于这些。
1994年，香港的一位朋友来看我，送给了我一本新近由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照相翻印的《蜜蜂华报》精装合订本（28.2cm×21.5cm×3.2cm），除了失藏的一期之外，澳门和葡萄牙本土公私图书馆中收存的全部《蜜蜂华报》尽在其中。我披卷摩挲，大喜过望。因为终于可以一亲芳泽，瞻仰它的风采了。它就在我的面前，不再十分遥远了。研究它已经成为可能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遗憾：不懂葡文，难窥堂奥。
这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港澳学者所写的涉及这份报纸的文章，对它的情况，稍稍多了一点了解，而且知道已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对它的记述，多有差错，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那三十多个字的介绍中，就有四处错误。这些，都使我感觉到，非常需要有人投入力量，对这份报纸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原报”俱在，和以前比较起来，条件也已成熟。
因此，当本书作者以在职副教授的名义攻读新闻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和选择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就向她推荐了这个题目。同时提供给她，供她选择的还有别的一些题目。但她最后还是选定了这个题目：《〈蜜蜂华报〉研究》。
我很赞赏本书作者的勇气，但也为她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感到过担心。因为写这个题目，有一定难度。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外文，二是资料。但在她的努力下，两个难点都顺利地解决了。
首先是外文。《蜜蜂华报》是用葡萄牙文编印的，不通葡文，就无从下手。本书作者的外语基础很好，俄语、英语都十分娴熟，但从来没有碰过葡语。为了完成这一选题的研究，她下决心突击学葡语，结果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整部《蜜蜂华报》就能够看下来了。这一情况，有点像当年的苏步青教授。后者在东京大学念学位的时候，为了学好解析几何，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攻下了德语，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意大利语。隔代学人在学习外语这个环节上的刻苦攻坚精神，是相同的，也是同样令人赞叹的。
其次是资料。除了这部报纸的照相翻印本外，有关《蜜蜂华报》的情况，中葡历史文献中都很少记载。连《蜜蜂华报》出版前后在澳门定居的外国传教士所写的有关澳门的专著中，竟然也没有提及。这给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通过阅读和征引大量有关葡澳历史的外国材料，和其他二手材料，这一难题也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解。
从已完成的论文看，本书作者对《蜜蜂华报》创办的历史背景，创办的客观原因，它的内容，它的信息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它的特色以及它的影响的论述和分析，是十分深入的。她已经接近完美地完成了对这份报纸的全面研究，给渴望了解这份报纸，对这份报纸各方面情况存有种种疑问的读者，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就是本书的作者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是迄今为止专门就《蜜蜂华报》这份报纸进行全面深入的个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史的研究，这部专著都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鉴于澳门一年后即将回归，有关澳门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历史，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这部专著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它的问世，也是对澳门回归祖国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篇章，继《蜜蜂华报》之后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不下数百种，出版时间长的，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群体。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报纸的个案研究，是很不够的。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这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1998年夏于北京林园
序二
一在西方国家，近现代报刊是伴随公民社会政治意识的形成而出现的，旨在以更快捷的途径传播反对传统建制的先进思想意识，《蜜蜂华报》的诞生，自然也不例外。
1820年8月24日，葡萄牙自由主义运动得到军人的同情和响应，推翻帝制，创立君主立宪制度，并于1821年通过新闻自由法案，废除自1768年开始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当年12月22日，海外殖民地——印度果阿便出现《果阿钞报》（Gazeta de Goa）。澳门葡人也不甘落后，于次年9月12日创办了《蜜蜂华报》。事实上，这也是中国领土内第一份现代报刊。《蜜蜂华报》由立宪党澳门分部首领巴坡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阿美达（José de Almeida）医生创立，由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Gonçalo de Amarante）神父编辑，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
顾名思义，蜜蜂会咬人，而被咬的当然是旧有建制和保皇忠君的人了。首当其冲的有判事官亚利鸦架（Miguel de Arriaga B．da Silveira）和前总督欧布基（José O．Castro Cabral e Albuquerque）。二
葡人自16世纪中叶据居澳门以来，一直以议事会形式进行内部自治。1640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开始确立中央集权政治，殖民地也不例外。1642年7月14日，设立海外委员会，为国王统治殖民地提供咨询。然而，在其后一百多年中，澳门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小岛，议事会既不理会亦不听从里斯本或果阿的指令。
1783年4月4日的“王室制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唐娜·玛丽亚一世（D．Maria I）赋予总督充分的权力，去扮演澳门政治生活的主导角色。从此，议事会权力逐渐丧失，其作出任何决定前，都要先听取总督的意见，对总督和王室法官负责。自从总督和王室法官介入议事会事务，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便不时发生，特别是与精于权术的亚利鸦架王室法官的关系，更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1820年立宪革命的胜利，令澳门葡人顿时欢欣鼓舞，认为推翻独裁政权统治、重建澳门自治的时机来到了。在欢呼胜利的同时，将管治权从总督欧布基手上夺了回来。《蜜蜂华报》创刊号的社论这样写道：“受议事会之托编辑本报，我们认为，作为编辑的主要责任之一是真实坦诚地表达加速取得上月19日胜利的原因。这是难忘的日子，澳门人聚集在自由亭周围，推翻了忍受多年的专制统治。虽然我们承认，这项任务并非我们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但并未因此不能显示我们要齐心合力、结束独裁专政的决心。这次胜利，巩固了市民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大众的欢呼声中，依居民的普遍愿望建立了临时政府……”
巴波沙以绝对优势票数当选为总督，执掌包括议事会权力在内的临时政府。《蜜蜂华报》成为自由党的有力武器，以社论、读者来信形式检举报复旧势力。亚利鸦架逃到广州躲了起来，以图东山再起，而欧布基则被遣回果阿。
可是，自由主义运动好景不长。1823年5月27日，米格尔（D．Miguel）王子宣布起义，葡萄牙恢复帝制。果阿总督也随即派出舰队，到澳门恢复社会秩序。一向与广东官员关系良好的亚利鸦架，要求中国当局向澳门葡人施压，制造紧张气氛，迫使澳门自由党人屈服。在海面等候多时的萨拉曼特拉号（Salamandra）舰上200名官兵登陆后，亚利鸦架自广州回朝，象征性地将8月28日那期《蜜蜂华报》在王室法官署前烧毁。该报苟延残存，至12月26日停刊。创办人巴坡沙被送往果阿受审，主编阿马兰特逃往加尔各答，阿美达医生则潜逃新加坡。至今，新加坡仍有阿美达街（D'Almeida Street）。三《蜜蜂华报》一共出版了67期。遗憾的是，它如许多旧报刊一样，没有完整地收藏保存下来。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在重印该报时，虽竭尽全力搜罗，仍缺1823年3月20日那期的其中4个版。《蜜蜂华报》作为中国领土内第一份近代报纸，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意义。该报除了刊登前述的政论和读者来信外，又是当时的政府公报，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了解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极有帮助。概而言之，这些材料包括：
——议事会之通告、会议记录；
——海外部国务秘书向果阿总督发出的指示和报告，以便指引驻北京主教与中国官员处理有关澳门的事宜；
——印度总督给议事会的信件；
——对王室法官亚利鸦架及其生意的调查；
——澳门的政治局势报道；
——议事会与中国地方当局的往来文件以及省城消息；
——议事会与市民的来往信件；
——当时巴黎、伦敦和纽约报纸对葡萄牙政局以及其他事件的报道转载等。四
记得四年多前在《蜜蜂华报》合订本的发行仪式上，著名澳门史学家潘日明神父（Pe．Videira Pires）还感叹史学界对这份重要的报刊既不重视也乏研究。而他本人在介绍该刊时，亦限于讲述葡萄牙立宪运动及其对澳门政治的影响，并无大量涉及报刊的内容。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已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蜜蜂华报〉研究》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份研究竟是由一位在《蜜蜂华报》合订复印本出版之后才开始学葡文的华人学者完成的。令人鼓舞和兴奋之际，我们不能不衷心向程曼丽博士表示敬佩和谢意，感谢她为澳门研究作出的贡献，也期望她继续关心澳门、研究澳门，不断有新作问世。
程曼丽博士曾提出将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有关《蜜蜂华报》的短文与她的博士论文一并发表，今又再三嘱我为其大作写序，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她的诚意以及我对她为学精神的敬意，都令我无法推却。于是，我将那篇短文略作修改，草就此序，一举两得，请读者指正。吴志良1998年8月3日
繁体字版前言
当我最终决定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外报——《蜜蜂华报》”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时，立刻便有诧异的、疑惑不解的目光向我投来。那目光分明是说：《蜜蜂华报》？一份小得几乎无人提起的报纸，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况且是用葡萄牙文出版的，读者对象是外国人……花那么大的气力研究它，值得吗？
值得不值得，关键要看研究的必要性有多大。
窃以为，就其历史地位的特殊性而言，就其角色的不可替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份报刊——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能与《蜜蜂华报》相比，因为它同时占据了三个第一：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它是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它同时也是即将回归的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
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为中国近代报业之滥觞，早已成为学界公论。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
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A Abelha da Chine（按：“Chine”应为“China”之误引）（意译《蜜蜂华报》）发刊于一八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指出：
……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纸，都是外国侵略者首先创办起来的。……其中，《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一书指出：
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指出：
在中国，近代化的报刊，是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1822年9月12日创办的《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被认为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无须多加引证，《蜜蜂华报》——“中国境内近代第一报”的结论已是确凿无误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百多年来，尽管中国近现代新闻业发展之长河奔涌不息，且日渐壮阔，它的源头（即这个“近代第一”）的面貌却始终未见清朗。在上面提到的中国新闻史学界公认的几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涉及《蜜蜂华报》的文字可说是寥寥无几：多的如《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不过300余字，少的只有十几字到几十字。如此简约的笔墨，充其量只能对这份报纸创办的时间、地点、创办人等基本要素写意般地作一个勾勒，而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它的形式、内容、特征；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等深一层次的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详细描摹了。但是，《蜜蜂华报》的地位毕竟很重要，缺乏对它的了解，“转型期”（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古代报刊向近代报刊转变）中国报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便无从探知与把握。
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
撇开中国的近代报刊始于外报这一点不谈，外国人在华办报本身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特殊景观。
外国人在华办报始于19世纪20年代（《蜜蜂华报》即为嚆矢），至19世纪末期，逐渐形成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据记载，鸦片战争后至1894年（甲午战争），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约有70种（海外不计），外文报刊约有80(1)余种。它们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发展态势，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新闻业的主体。
然而，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时，我们的研究者更多注意的是其中的中文报刊（这是可以理解的）、英文报刊、法文报刊以至日文报刊，而对《蜜蜂华报》和在它之后出现的葡文报刊却绝少提及（鸦片战争以后，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都有不少葡文报刊出版）；即便提起，也是将其打入“另册”，仿佛它们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可以从略——“……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2)争前后形势的变化不大，故暂不计入。”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人们只须观赏长河入海的壮美景象就够了，对它的源头大可不必究诘。
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过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澳门是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实行殖民统治和舆论控制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份外报。对这份报纸不作任何研究，我们就无从了解在“壁垒森严”的天朝帝国，外报这个“缺口”是如何打开的，它又是怎样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繁衍生长的，它对后来的中国报刊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缺乏这方面的阐释，中国外报的研究便始终留有一块空白，很难达到完善的程度。
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
即使不提前两个“第一”，《蜜蜂华报》——澳门报业始祖的地位早已确立。自《蜜蜂华报》问世至今，澳门报业已经有了17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经出版过107份（次）外文报刊，其中除少量的英文报刊外，大部分为葡文报刊；同时还出版过50份华文报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澳门就有《新园地》《澳门日报》《星报》《澳门体育》《澳门晚报》《澳门论坛报》《澳门商业报》《澳门》《东方快报》《澳门人报》《大众报》等一系列中、葡文报刊出版，它们在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1997年香港的回归，澳门回归也指日可待。眼下，围绕澳门各方面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法律、社会生活等）的研究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对澳门报业发展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据了解，目前澳门地区（或与内地合作）已开始进行澳门新闻史方面的系列研究，包括澳门报业（中、葡文报刊）的研究、澳门广播电视业的研究，等等。但是，对《蜜蜂华报》这个“澳门第一报”的研究却付诸阙如。已知的只有澳门基金会的吴志良先生发表过一篇3000余字的文章《中国境内首份外文报刊——蜜蜂华报》；吴先生后与谭志强先生合作，将此文改写成发言稿，在香港一研讨会上宣读。此外，就无其他研究成果问世了。得知我将从事《蜜蜂华报》的研究，吴志良先生来信说：“这是一个热门的选题，更是一个冷门的选题，热门因为其重要性，新闻史难以回避；冷门则由于该报为葡文，研究者大多无从入手。”他对我的选择多次予以鼓励，遂使我的信心不断增强。
我认为，进行《蜜蜂华报》的研究，首先有助于弥补澳门新闻史研究的不足，使其源流毕现，首尾呼应，重现整体景观。
其次，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澳门现有报刊特征的认识。澳门报业有着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特征，比如，报纸多为周报，规模不大，“寿命”不长，政治色彩较为浓重等，而这些均可从它们的始祖——《蜜蜂华报》那里寻到缘由。
此外，《蜜蜂华报》既是澳门的第一份报纸，同时也是澳门的统治者实施舆论控制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蜜蜂华报》产生、运作的过程，也便是研究了当时的统治者施政的机理、方法、手段，这就为澳门殖民史、澳门政治制度、体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上述“三个第一”与“几乎无人提起”，足以说明研究《蜜蜂华报》的必要性。事实上，“无人提起”并非因为它不够重要（实在是因为语言不通所造成的研究上的困境）；反之，因为它重要，所以必须有人“提起”。我想，为此下一番苦功，进行一次源头探险，是值得的。
既然是“探源”，那么，与《蜜蜂华报》以及那段历史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疑点”，我们自然不会放过。
比如，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外报为什么是由葡萄牙人，而不是由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或是西班牙人首先创办的？
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虽然是强大的海上帝国，并维持其海上霸权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到了17世纪，荷兰人后来居上，取葡萄牙而代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海上马车夫”；英国虽然“出道”较晚，但是它凭借着自己在航海、贸易方面的实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压倒了那些“老牌”国家，成为世界头号海上强国。到19世纪30年代，在外国对华贸易总值中，英国所占比重高达75％。而此时的葡萄牙，已由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逐渐衰落下去了。
另外，葡萄牙人虽然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的海路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并窃取澳门作为“晒货场”。但自那时起，就不断有其他国家的人来此栖身。西学东渐的先行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是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曾共同筹划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伦敦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也是先到澳门，然后（米怜）才去马六甲办报的。早在《蜜蜂华报》创办之前，马礼逊已(3)经“迫切感到了出版事业的需要”，曾试图在澳门或广州建立出版机构，创办报刊，并作了种种努力，但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又如，《蜜蜂华报》为什么创办于19世纪20年代，而不是更早或更迟？
如果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舶夷趋濠境”（即澳门半岛南部）之日算起，至19世纪20年代，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抵澳居留已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在此之前，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民间报房和民间抄报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传递信息的活动），排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这方面，澳门更是领先一步。据《中国印刷史》记载：“西洋教士一五九零年（万历十八年）起，在澳门使用西洋活字印行教会书籍，于是在中国领土内首次出现了西洋(4)印本。”这期间，澳门还出版了中国发行最早的“汉葡字典”、“华英字典”，并印刷了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书籍。可见，《蜜蜂华报》创办之前，中国（尤其是澳门）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技术与物质条件。
而在17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定期印刷的近代报刊（葡萄牙也不例外）。到19世纪初期，西方主要国家报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与水平。而受葡萄牙影响颇深的澳门，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没有一份报纸出现。
此外，外文报刊在中国的大量涌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而这时《蜜蜂华报》却早已停刊了。
再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近代报刊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这就意味着，在皇室专权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产生具有民主色彩的近代报刊的。那么，《蜜蜂华报》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生长，中国报业史上的这种“超前现象”是怎样出现的？
我们知道，清朝是报禁苛繁的一个朝代，清廷对新闻出版活动的控制历来十分严格。拿官报来说，谕旨和臣僚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不应抄发，往往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对小报亦如此。如康熙五十三年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5)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避免不利于统治者的信息得以传播。
对外报当然也不例外。1810年前后，清廷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严申：“……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是设立传教机构，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6)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正是因为在中国境内办报风险极大，马礼逊、米怜才不得已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办了。之后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以及一些英文报刊也都是在东南亚一带创办的。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马礼逊”们才以征服者的姿态在中国抢滩登陆。
清廷报禁如此之严，当时澳门乃“天朝境地”，为清廷政令所及（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才失去对澳门局势的控制），“洋人”所办的《蜜蜂华报》为何独能逍遥“法外”？
……
要想了解《蜜蜂华报》的面目，上述问题不可不细察；要想了解转型期中国报业发展的特征与规律，上述问题亦不可不深究。
本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采用比较研究、动态研究、系统分析的方法，对中国新闻业以《蜜蜂华报》的创办为起点由古至今（近代）的转变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对《蜜蜂华报》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历史作用等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说，以期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的结论，使上述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
在中国，在北京，以葡文资料为据，研究澳门的一份报纸，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故资料的搜集未能尽如人意，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前辈不吝指正，为感。程曼丽1998年2月20日
(1) 方汉奇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副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28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方汉奇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副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方汉奇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副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2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强秀民：《中国印刷史》，4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3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 方汉奇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副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2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简体字版前言
1998年，在方汉奇教授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蜜蜂华报〉研究》如期完成。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澳门的第一份报纸，旋即被澳门基金会纳入出版计划中，于当年年底在澳门出版。
该书出版后，有关这部论文以及我本人的故事也开始在内地一些新闻院校的师生中流传，成为学术励志的标杆；继而此书连获两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不久《蜜蜂华报》进入“百度搜索”，成为一个固定的词条，亦成为澳门新闻史以至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源头依据；其间听闻有年轻学者从外地赶来北京图书馆影印论文全文，我深受感动；2014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邀请我参加“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并就“新闻史研究心得——以《蜜蜂华报》研究为例”做学术报告。激动之余，我在当天的个人微博上写下了发自内心的感慨：“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一部早年的博士论文，你竟然记得。谢谢南京大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句几乎被说俗了的励志语录，在我却是真切而难忘的经历与感受。《蜜蜂华报》是1822年在澳门出版的一份葡萄牙文报纸，如果不是导师方汉奇先生的期许与勉励，我的生活永远不会与它发生交织。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香港的一位朋友来北京看望方先生，送给他一本由澳门大学和澳门基金会重刊的《蜜蜂华报》精装复印合订本，包括澳门和葡萄牙本土公私立图书馆中收存的全部《蜜蜂华报》。方先生拿到合订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始终认为，《蜜蜂华报》是新闻史研究无法避开的一份报纸，任何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和专著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因为语言障碍，又无法着手开展研究。几经斟酌，方先生最终把“解密”《蜜蜂华报》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对我而言，这既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是为此我要学习葡萄牙语，这是做论文的必要条件。记得当时我去北外西语系拜师求学，一连三个月。根据我“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特殊需要，老师为我制订了学习计划，省去听、说、写三个环节，专攻阅读。在学习过程中，我利用自己学过俄语、英语的优势，举一反三。比如，葡语语法很像俄语，单词又有些像英语。我就用学俄语的方法来学语法，用学英语的方法来记单词。后来我向老师建议把《蜜蜂华报》作为我的课外作业，我先翻译，再让老师帮着修改。这样时间一长，我就可以离开老师的拐杖，独立行走了。开始我翻词典很频繁，词典很快就翻烂了，后来我发现，报纸刊载的事件具有连续性，有的时候几天都在重复说同一件事，摸到规律后，就相对比较顺利了。
二是这份报纸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资料相当有限，我如何将它撰写成一部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当时我能获得的资料的确很少。除了影印合订本外，现成的材料就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提到的三十几个字，后来发现其中四处都有误，此外就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东西了。有关《蜜蜂华报》的情况，中葡历史文献中都很少记载，就连《蜜蜂华报》出版前后在澳门定居的传教士所写的有关澳门的专著中，也都没有提到。我还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了那一时期的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
正因为如此，在研究中，我特别注意《蜜蜂华报》之外的知识和背景情况，像葡萄牙的历史、澳门的历史、清朝的历史等，尽量把报纸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在对史料进行考据、研究、整合的基础上，我确定了《蜜蜂华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三个第一的地位：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把《蜜蜂华报》放到大的环境背景中去，以宏观的视角去观察，可以看到，它反映了那一时期葡萄牙、澳门以及大清帝国之间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与互动。
这个研究还帮助我搞清楚了一些问题：为什么是在1822年出现这份报纸而不是较早或较迟出现？为什么中国第一份外报是以葡语出现？为什么资本主义形态的近代报纸能够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诞生出来？关于外报进入中国的途径，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外报是伴随着炮舰进入中国的。事实上，外报（及其殖民者）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力进入，比如后起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等，一种是和平进入，比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而葡萄牙通过和平进入所获得的包括办报权在内的一应权利，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这便是我从《蜜蜂华报》研究中获得的启示。
记得在考察《蜜蜂华报》的传播渠道时，我总是抱着地球仪，琢磨消息从葡萄牙传播到澳门的途径，看看它会通过哪些陆路和水路到达《蜜蜂华报》编辑的手中。当时一条信息从里斯本到澳门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在没有消息的时候，报纸要维持出版，采取哪些方式来填补版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全身心投入论文中，没有什么人可以交流，每当思有所获，总是自得其乐，论文接近尾声时尤其如此。
当然，研究的过程很艰辛，但是在我和我的导师这里，都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那时的我经常想起胡适当年用来描述自己状况的这首打油诗，也常用它来自勉。
终于，在1998年年初我完成了论文写作。巧的是，论文截稿恰逢澳门回归祖国的前夜，我的论文很快就被澳门基金会出版了。此事在澳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澳门电视台记者专程来北京对我做了访问，《澳门》杂志也用很大的篇幅对研究成果和我本人做了介绍。澳门基金会的吴志良博士在为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写道：“意想不到的是，今天已经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蜜蜂华报〉研究》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份研究竟是由一位在《蜜蜂华报》合订复印本出版之后才开始学葡文的华人学者完成的。令人鼓舞和兴奋之际，我们不能不衷心向程曼丽博士表示敬佩和谢意，感谢她为澳门研究作出的贡献，也期望她继续关心澳门、研究澳门，不断有新作问世。”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经过去了十五六年。今天，这部“尘封已久”的博士论文被列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丛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内地首次出版。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surprise”！它不仅帮助我完成了一个心愿，也可以使对此书相关文献有需求的人不再历经艰辛。为此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清华大学出版社。
借本书付梓之际，写了以上感触，权作再版前言。程曼丽2014年8月于北大燕园第一章 《蜜蜂华报》创办的历史背景——清政府对澳门控制的松动《蜜蜂华报》为葡文周报，1822年9月12日由葡萄牙立宪党澳门分部首领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阿美达（José de Almeida）医生创办，由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Goncalode Amarante）神父编辑，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54期以后改为周六出版），一共出了67期。报纸出至1823年9月27日，因立宪政府被推翻而改由保守派操控，1823年12月26日停刊。《蜜蜂华报》创办时，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抵澳居留已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第一节 葡人之抵澳
澳门古称濠镜、濠镜澳、马交等，早在明代以前就有中国人居住。
据《澳门四百年》一书记载：“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现今的澳门地区活动；公元前3世纪，澳门地区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公元10世纪，澳门半岛附近地区的经济开始得到发展；公元13世纪，南宋军民在这里对元朝军队作了最后的抗争；公元14世纪或15世纪，澳门半岛北部的望厦、南部的濠镜都已有居民定居。”可见，澳门半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并非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杜撰的那样：“直到16世纪中期，澳门半岛尚是片由海盗盘踞的无主荒(1)地。”
1497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了连接东西方世界的航道。16世纪初，他们想借武力在果阿、马六甲、马鲁古群岛等地建立殖民地；1513年，若干葡萄牙商人首次抵达中国海岸。接着，葡萄牙的马六甲总督先后两次派人来华，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臣皮雷斯（Thome Pirez）又以“佛郎(2)机国”特使要求觐见“中国国王”为名，驾船驶入虎门，闯到广州城下。起初，明政府无意让这个“素不列入王会”的国家前来“进贡”，后来皮雷斯一行贿赂秉权的太监，打动了以荒淫无道著称的明武宗，终于在1520年进入北京。同年年底，马六甲国王呈送的求救表文到达北京，暴露了“佛郎机”人的真实面目；加之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强占东莞县的屯门岛，“且有夺财物，掠子女之事，国人(3)对葡人之态度遂变。”1521年，明政府囚禁了皮雷斯，并发兵驱逐盘踞屯门的葡萄牙人。在屯门之战以及随后爆发的新会县西草湾之战中，明军大获全胜。这样，葡萄牙人只得撤离广东沿海。
在驱逐“佛郎机”出境之际，广东官员中的保守势力不分青红皂白，厉行闭关政策，连东南亚国家的商船入港贸易也一并禁止。结果，两广地区很快自食其果：“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4)公私皆窘。”
1529年，经新任广东巡抚林富的奏请，广东才重开海禁。为了预防“佛郎机”商船再次闯到广州城下，明政府命令东南亚国家的商(5)船在广州洋澳驻歇，等候官府处置。于是，暹罗、占城等国的商人便入香山县的浪白等洋澳以及新宁县、新会县、东莞县的一些洋澳，在那里等候中国官员前来抽税，并与中国商人就船贸易。
浪白位于濠镜以西约30公里处，时人称作“辽远”的“外洋”。对于中外商人来说，浪白澳并非理想的市易场所。因为它“限隔海洋”，“水土甚恶”，况且也没有可供居留的房屋，使人“难以久驻”。正因为如此，一些外国商人才将位于珠江口的濠镜视为理想的市易地点。
据《明实录·熹宗实录》《明史》《澳门记略》等书记载，广东官府于1535年允许外国商船入舶濠镜，濠镜从此成为浪白那样的中外互市之地。
对于濠镜，葡萄牙殖民者窥伺已久。不过在它开埠之初，他们并未立即有所动作。这是因为，在广东的屯门、西草湾接连受到打击后，他们一度稍戢侵华野心，把注意力转移到浙江、福建，先后占领宁波的双屿、漳州的月港、泉州的浯屿等地，试图在那里建立殖民据点。1548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等人的率领下，对葡萄牙殖民者发动进攻，一举收复失地，后又在福建诏安县的走马溪大败葡萄牙人，使他们不得不撤离浙江、福建沿海。经过此番较量，葡萄牙人渐渐悟出：疆域辽阔、人口繁庶的中国绝不像非洲和东南亚的弱小国家那样，可以任他们随意欺凌，他们要想进入浪白、濠镜等洋澳，与中国进行商品交易，只有经过和平、合法的途径。
葡萄牙人最终实现了进入浪白、濠镜的梦想。至于他们是怎样进入濠镜的，中外史料的记载不尽相同。《香山县志》第十卷中说：“嘉靖三十二年，番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水湿贡物，愿暂借濠镜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许之。”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写道：“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佛郎机夷船来舶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客网’，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诳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6)易。”
葡萄牙人的记载略为详细一些。葡国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1556年1月在给国王若奥三世的兄弟路易斯亲王的信中写道：“我在1552年乘坐商船前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萄牙人被侪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的港口。”于是他就“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萄牙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与中国人对抗的事情”。接着，他与中国的海道副使进行了“和平谈判”，谎称葡萄牙人不是“佛郎机”，表示他们愿意像暹罗等国的商人一样，交纳20％的关税，并在“送礼”等方面花了一大笔钱。索萨等人的请求终于获得海道副使的“恩准”。
关于同一件事，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69年在他的《中国概说》（Tractado da China）一书中写道：自1554年起，有船长索萨，曾与华人互约，使葡萄牙人交纳税课，中(7)国人则听其在诸港贸易。
上面引述的中、外文资料，在时间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基本事实并未抵牾。据此可知，葡萄牙人是通过诳报国籍、贿赂海道副使汪柏等手段，才获得在濠镜互市的“通行证”的（他们与中国官员达成的“协议”虽未形成书面材料，却得到明政府的核准）。
由此可见，此时的葡萄牙人只是像东南亚诸国商人那样，在濠镜等洋澳舶船、贸易，并向朝廷交纳税课，而非如同一些中文书籍所言：他们“侵占”了濠镜；亦非如同某些西方书籍所记载的：他们驱逐了盘踞濠镜的海盗，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
约从1557年起，葡萄牙人勾结“牟奸利”的工商，从大陆运来砖瓦木石，“用强硬法盖屋成村”，开始在濠镜非法定居。不逾年，(8)坚固的西式房屋已“多至数百区”，使濠镜出现了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对于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中国的守澳官员因受其贿赂而未加制止；广东大吏则因朝廷累年以重金求取龙涎香，最后在濠镜等地才购得10余两，因而为使“夷商”挟香来市，也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这之后，散居于各处的葡萄牙人纷纷向濠镜集中，从而使濠镜成为洋人（葡萄牙人）在华唯一的居留地。与此同时，因海盗进犯潮州，广东官府于1559年禁止“番商”及“夷人”进入广州城，中外贸易便完全在各个洋澳中进行。中国商人见居留濠镜的“夷人”“金钱甚众，一往而利数十倍”，都“趋之若鹜”，各业工匠也因他们以重金招(9)诱，而“趋者如市”，濠镜于是取代浪白，上升为中外贸易的中心。那时，“来华贸易的各国商船，每年已达20余艘，全都驶入濠镜，不再入浪白、屯门、鸡栖等洋澳，以致造成‘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10)薮’的局面”。
通过以上对葡人抵澳大致经过的描述可知，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获允在此市易并定居后，其主权仍然属于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澳门才成为有条约为依据的葡萄牙的“永居管理地”）。既然如此，中国的朝纲法统、政情时局对澳门的影响也就是不可忽略的了。第二节 《蜜蜂华报》创办前后的中国时局
1822年的中国正值清道光年间（道光二年），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近20年。
清初的中国虽然出现过以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为标志的“康乾盛世”，然而盛极必衰，至嘉道年间，尤其是道光年间，随着专制统治的腐朽、衰落，随着社会生产的萎缩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泱泱中华的颓败衰落已是大势所趋——“昏君、佞臣，上行下效”；“官吏们贪赃枉法、骄奢淫逸”；“粮食紧缺，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11)化，农民反抗蜂起”……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考察了中国这段历史之后写道：
道光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蓄已经枯竭，……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17和18世(12)纪时期的雄伟气魄。
恩格斯对18世纪德国国内的政治状况作过这样的描述：
到处是一片混乱。……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逸的王公们，授予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了。……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13)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比照德国，道光年间中国政治的腐败情形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君主们“是不会自动退位的。”他们正在“维持和坚持他们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国旧社会秩序，并且对破(14)坏性因素使用暴力。……”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道光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
乾隆时期对工商业发展有利的政策、措施，至嘉道年间几乎全部废止。
首先是严禁自由开矿。嘉庆、道光年间，政府一再发布矿禁，阻止新疆、广东、直隶、江西等地数处金、铜、铅矿的开采。嘉庆六年（1801年），直隶商民请开平泉州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铜矿，嘉庆帝批曰：“该处地方与蒙古山场相连，使蒙古等以内地官民专为牟利起见，于国体殊有关系”；“虑其滋生事端”，便“著永远封禁，不准(15)开采”。
其次是由于“担心流民集中和私造兵器”，对冶铁伐木等业多方限制，造船、贩卖铁器者更时有获罪之虞。商人开设铁厂、锅厂，“虽不敢骤加封禁，亦下令严加管制”。编造丁册，递加保结，官府按季考察。至于深山棚民，有私设炉灶、煽铁铸器者，则派兵前去访(16)缉，设立保甲，随时抽验，以“禁止匪类潜匿，勾患滋事”。
此外是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清除了明朝在台残余势力，实现了对台湾的全面统治）之后，清政府即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泉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处为接纳外商的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发生了英国侵略分子驾船擅闯宁波、定海和天津的事件，乾隆帝遂于当年撤销了其他口岸，规定中外贸易集于广州一地。至嘉道年间，清政府不但没有放宽限制，反而步步紧缩，对中国出海物资的限禁更加严格：从开禁之初的只禁炮械、军器、火药，扩大到禁止铁器、生丝、绸缎、马匹、书籍、大米、麦豆和杂粮……。由于没有自卫武器和不能多带米粮，中国的出海商船根本无法远航。
在对中国的工商业实行严格限制的同时，晚清统治者在思想、文(17)化、对外交流等方面的控制与限禁“比他们的前辈更严厉”。
17世纪以至18世纪初期（明末清初），来自欧洲的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科学在汲取西方近代科学养分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嘉道年间），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却完全中断了；加之清政府顽固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闭目不见，充耳不闻，以至自明末陆续传入中国的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天文、地理、历算、数学和器械之学几乎绝迹，在长达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像徐光启那样了解西学的人物。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朝的封建统治者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异己分子，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制造了近百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一次大案往往牵涉数十、数百人；不仅当事人（著书立说者）及其亲属被处死刑，就是刻字、印刷以及卖书的人也不能幸免。在这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多科学论著、科技发明被打入冷宫，不见天日。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初刊）曾传到国外，被译成日、法、英几种文字出版，到乾嘉年间则遭禁毁；《四库全书总目》也止予著录，以致流失近300年，直到20世纪初才从日本寻回。在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和创造力被摧抑、被扭曲，出现了龚自珍所描述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与此相关联的，是清朝的报禁。
清朝报业的主体是封建官报（通常称邸报，有时也被习惯性地称为邸抄、邸钞、阁抄、科抄、京抄、朝报或京报），这种官报“自汉唐迄于有清一代，名称虽然有更易，但内容则无何差异，主要为宫廷谕旨，百官迁除，朝臣章奏之类，有抄录而无采访，有记事而无评(18)论。”
清代官报的读者，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上自殿阁大学士，下至知府县令，都依靠官报获知朝政内情，了解各地信息。一般的平民百姓与官报无缘。他们很难看到报纸，即使能够看到，也受到种种干预。雍正初年就曾发生过地方官员禁止“胥役市贩”阅读官报，“倘有犯者，立拿重惩”的事件，理由是，“此辈一阅邸报，每多讹传以惑众(19)听。亦风俗人心所关。”可见，清朝的官报主要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流通，是为官员们明悉国政、维护治体服务的。
为了维护封建政体，避免不利于最高统治者的信息得以传播，清廷对官报所载内容及其传发形式的控制历来十分严格。哪些消息应发抄，哪些不应发抄，通过何种渠道发抄，往往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一般说来，非明降的谕旨不发，经军机处通过驿递直接传送给地方重臣的“廷寄”不发，未经皇帝审阅批示同意公布的臣僚章奏不发；此外，毁谤大臣的不发，“有失军机”的不发，灾异之事常为“游手凶(20)徒转相煽惑，因此而起狂妄之谋”，不发。在如此严格的限禁之下，办报人只能照录科抄，不能自己采写新闻，更不能发表个人的见解，总之，不能越雷池一步。
除官报之外，清代还出现了由提塘（包括京塘、省塘）报房和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如小报（又称小钞）、京报、辕门抄等。它们虽非官报，却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报纸，因为它们仍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官府；目的同样是让中央或地方的官绅们了解朝政信息。因此，“在一般官员的心目中，它被视为以科抄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官报的一(21)(22)种补充”，“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不同的只是它们的抄报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