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文化(第2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桑良至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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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文化(第2版)试读：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写照，人类文明的反映。人类的文明史由人类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组成：图腾文化、宗教文化、风俗文化、教育文化、饮食文化、服装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思想文化、艺术文化、诗歌词章文化，等等。

关于文化的定义，经初步统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达180种之多。概而言之，凡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感情表达的一切方式皆在文化之列。可以说，只要不是人类本能的反应，一切智慧性、创造性活动都在文化之列。茹毛饮血不是文化，而把饭煮熟了吃就是文化，称之为烹饪文化；栖树宿洞不是文化，筑屋建殿，称之为建筑文化；随意性行为不是文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加上礼义嫁娶，称之为性文化或婚姻文化。这些表明了文化的引导化俗的功能。文化一直是引导人们活动的灯塔。国家花大量的资金发展文化，建设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天文馆、公园、运动场，即是崇尚文化，弘扬文明。追求文化，显示文明，几乎是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家与个人的共同特性。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宁可牺牲物质需要，而要求获得文化。在诸种文化中，有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是藏书。如：搜集图书、鉴定图书、校勘图书、品赏图书、典藏图书、管理图书、借阅图书，以及题跋、评点图书、藏书等。这一系列活动组成了藏书文化。藏书文化是其他诸种文化形成一定规模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一定形态，就没有可作记载的图书文献。没有图书文献，就没有藏书活动。藏书是文化沉积的结果，又是文化发展的阶梯。藏书文化源自于其他诸种文化，又是诸种文化总和的反映。藏书文化的形成，说明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藏书文化是人类文化之花，那么其他文化便是浇灌这枝花朵生长的营养液。各种特色的文化汇而聚集，丰富了藏书文化。一、藏书的哲理

奔放而热情的生活是幸福的。藏书活动似乎不能给人以兴奋与炙热的感觉。但是很多志士名人爱藏书。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我们读一读《尧峰文抄》中的一篇文章《传是楼记》，或许可以悟出一些哲理。

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断木为橱，储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目录家乘山经壄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烂然。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戽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

徐健庵先生告诫子女：藏书难，守书难，读书也难。难在读懂书，学以致用。善于读书的人由博而约，得聪明泉的养育，做起事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长辈都关心自己的子女，希望给子女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下金银财宝，土田货财，珍玩鼎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不如给子女留下一些图书。徐健庵的祖先原本很穷，但是他们精神上很富有，所以家道越过越好。留下金山银山，不如留下好书数本。在浪子面前，一座金山银山，奈何不了几日消费。而一个有知识、有作为的人胜似拥有无数金山银山。

徐健庵先生留给子女一个藏书楼，要求子女好好读书，并且学以致用。“伊川曰：‘君子之需时也，安静自守。志虽有需，而恬然若将终身焉，乃能用常也’。”如此看来藏书是十分必要的。

人在前进的过程中抽出一定的时间学习知识，这是不断前进的基础和保证。学习的过程，就像老子所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读书、藏书，意义十分重大。

从中国社会发展看，社会的事物和人物层出不穷，兴替演变，来龙去脉，机关所在，没有史书的记载，难以辨识和知晓。自然的气象、风水、灵秀、奇异及地理变化，若无书籍的记载，人们至今也不会知道。天地任凭万物生生灭灭，任凭百姓生生息息。若无文献的记载，无文献的收藏，人们只能口说言传，十里以外无确信，百里以外无音信，十年以后无真事，百年以后糊涂虫。

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一些人敢把刀剑架在君主的脖子上，不怕将数十万人送于非命，却怕孔子的一本《春秋》。

好书的力量，功不仅在当代，更在千秋。有千秋功的力作，得“藏”而后方可万古流芳。中国历史上，很多书写好后并未印行，而是在典藏了几百年以后，才被人发现，然后刊印，得以传播，这也说明了藏书的意义。

书不是一般的物品，好与坏一目了然。书是精神产品。它被社会所接受，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质量高，有特色，有创见，信息量大，符合一定时期内的意识形态的规范，有人赏识推崇，可以出版发行。在中国历史上以“德”为本的精神思想体系里，写科技书的人、技师工匠、发明者，皆得不到尊重，更没有向上攀附的可能。历史的发展，对创造逐步解禁。从允许人们读四书五经，到对道统文化的肯定；从诗词文章的人人诵吟，到曲艺小说、街谈巷议的放行，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至于诸子百家，产生于历史上的乱世，他们在新形势下产生的新思想，留下了他们的行为、纲领、信条、言论、文章、论著、教义等等。他们的学术被人们知晓，不是得于藏书之功吗？

乱世文化多雄劲。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春秋时，天子有令难行，周一统的天下分崩了，这时产生了大管理家管仲、大教育家孔丘、大哲学家李聃（老子）、大军事家孙武（孙子）、历史学家左丘明。他们的作品《论语》、《春秋》、《道德经》、《孙子兵法》、《左传》成为传世名作。这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名家、农家、墨家等等，墨翟、孟轲、荀况、韩非、庄周、惠施、屈原、慎到等，他们声震环宇，他们的著作代代相传，他们的思想成了天河中的一颗颗恒星，永放光彩。他们的作品得无藏书之功？

时代呼唤人才，在竞争的社会中，旧有的禁区被打破，新苗可以破土而出，学术的竞争局面得以形成。虚实真伪，香花毒草，在长期的竞争局面中，日益清晰明了。竞争出人才，竞争出真知。历史上那些成大器大名的人，其学术保存了下来；一些平庸的学术思想，或为劲敌克制的学术思想被淘汰了。现在，我们可读到古代诸子百家的作品，这是在历史长河中幸存的学术思想。从今天的观点着眼，幸存的诸子百家，是迎合了特定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得以保存流传的。但也有不少语破天惊、“于世无补”的学术思想，或被某些人称作最杰出的学术思想和力作，或因木秀于林而被风摧毁了。否则，自三皇五帝、尧舜禹至清末，我们的文献绝不会仅有18万多种。

火车靠轮子转动运行，历史靠知识的传播而演进，靠文献的累积而前进。文献是静止的，知识是发展的、运动的。故纸堆是陈旧的，其中载有的知识永放光明。夜间的星星，闪闪烁烁，或暗或明，仔细看看，很耐人搜寻，颇能启迪人智慧的心灵。这天上的星星好像是我们人间的藏书。

秦兵马俑给我们的启示：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用在战刀上，在建筑、服装、食品、耕稼、纺织等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科学技术。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禁锢或断传，人类的文明会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起码在某些领域，会有更大的成就。藏书，人说是“守”，其实，藏书是有效地前进！藏书是最有效地进取！

中国历代都很重视藏书，周朝有守藏室，汉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清朝有文渊阁、文澜阁、文宗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源阁。私家藏书著名的有孔鲋壁书、汲冢书、天一阁、海源阁等。

官方藏书较为系统全面，图书的品种数量较大。私家藏书规模不大，星罗棋布。官方藏书重视意识形态，私家藏书则偏爱于“精”与“奇”。官私藏书皆有兴有替。中国数千年来，兵患绵延不绝，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政局兴替，山河会有一次大阵痛，很多地方焦土一片，人烟灭绝，书也随火而去。中国古代的书，人们知之很全者不多。有的在公私目录中可以发现和考证，很多图书人们已无法知道。古代图书目录上著录的图书，今日不能全部找到。仅存的图书，要感谢那些不辞劳苦、不畏风险、不惜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藏书家。人民创造了文明，藏书家保护了文明。二、什么是书

读书，是当今人们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以前读书的对象主要是学生，现在儿童和老人也要读书。书伴随着人的一生。人们终生受教育，终身学习。离不开书。那么，什么是书？

书是信息的载体，书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信息的载体很多，如：龟板、树皮、羊皮、纸、布帛、金石、壁岩、竹简、电子出版物[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交互式光盘（CD-I）、照片光盘（Photo-CD）]等。

当今，人们一般将纸型读物称作书。国际标准规定，超过48页纸的文献装订在一起称作书，少于48页纸张的文献装订在一起叫小册子。国外的报纸，每一份有几十个版面，但人们称之为报纸，不称作书。看来，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将某一类信息，或某一专题的信息，或某一形式的信息聚集在一起。书一般记载了某一个主题的系统的信息。

书有广义的含义。中国古代将信件称作书，“柳毅传书”，“家书抵万金”，皆指信件。表达信息于纸上，称作“书写”，写字的方法和技巧称作“书法”，古代人阅读“竹简”、“版牍”上的文字称作读书。形容人读书勤奋，称作“韦编三绝”，指的是竹简和简板装订的绳子“韦”断了，换了三次。

现在大型图书馆里有电子读物阅览室。这个阅览室专门给读者提供存贮在电子产品上的信息读物，如光盘、软盘（磁盘）等等。现在人们正在建设数字图书馆，因特网上运行的数据流，通过终端显示器显示出来，供人们阅读，即为读数字图书，无纸的书。这样看来，当今的时代，图书的载体就很多了，图书的概念不是像以前那样单一了。三、读书

在信息时代里，人们每天得到的信息特别多。电视、电影、录像、音像磁带、因特网上的视频、音频与文字，给人们带来歌曲、画面、广告、新闻。人们沉浸在信息的海洋里，读书，似乎没必要了；读书，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情趣与滋味了；读书，似乎不合时宜了。信息的冲击与纠缠，使很多孩子无心在学校里用功读书。他们溜进了录像厅，溜进了电子游戏室，溜进了网吧。铺天盖地的广告，厚厚的日报，连续不断的电视剧……，信息的冲击和纠缠，使人们下班以后，不能安下心来，定心定意地捧着书学习。快速的生活节奏，迫使着人要求得到立竿见影的东西。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那些未经三夏四冬的熬炼，不得真谛的知识的场景，似乎已司空见惯。长期以来人们把读书仅看作谋取经济效益，或为了感官的幸福，或为了功名等等。中国古人读书，强调循天理、去人欲。有个人称赞孔子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后对他的学生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孔子说他自己是一个马夫。由此看来，孔子好学而无所求。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提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孔子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通情达理，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好处。他说：“古之人修其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孔子认为读书的根本在修身养性。中国古代的藏书家中，很多藏书家一生爱书，如痴如迷，废寝忘食，舍弃自己的金银，舍弃自己的田地，舍弃自己的爱情，舍弃自己的荣华富贵，专事藏书。如清代江苏藏书家吴翌凤，一生数十年购书、抄书、校书，直到年老。每见异书，虽病必起，夜间在如豆的油灯下抄书、校书。大藏书家鲍廷博、黄丕烈等都是毕其一生为藏书。

信息时代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它将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

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坐在荧光屏前读电子出版物，也可以在河边、山上、车站、公园里手捧册页式图书细细玩味。有了光盘、电脑存贮的信息数据库，人们还得读古书、读纸书。人们知道，读纸型的书，与在显示器上读书，其兴致与感觉是不同的。

书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我们的读书与藏书的天地更为广阔，使藏书活动的内容更为丰富。四、藏书的作用

藏书者藏书，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境界，有人为了精神的寄托藏书，有人为了不落俗套而藏书，有人为了教育而藏书。有书记载的古人藏书，其目的如下云云：

1．为了增长智慧。《易·系辞上》：“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2．藏诸名山、流芳万古。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3．自以怡娱。《藏书》：“上自战国，下迄有元，采拾事迹作为纪传。目以怡娱，不以示人。因名《藏书》。”

4．修身游息《礼记·乐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息焉。”这里的“藏”，该书作者郑玄作诠如下：“藏，谓怀抱之，修习也。”该书疏语：“藏，谓心常怀抱学业也。修，谓修习不能废也。息，谓作事倦息之时，而亦学也。游，谓闲暇无事游行之时，亦在于学习。言君子于学，无崭时替也。”藏修，言志诚学习。其中有藏书于内之意。

5．以藏书为荣为乐《汉书·游侠传·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书以为荣。”

王筠（清）《录友忆说》：“安知数百年之后，人不以赓堂之物而宝贵藏存之，以此为前贤之手泽乎。”（明）吴应箕《读书止观录》：李永和杜门却扫，绝迹下帷。弃产营书，手自删削。每欢曰：“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

6．作为借鉴与根据

苏轼《石苍舒醉墨》诗：“胡为议论独见暇，只字片纸皆藏书。”

当然，藏书还有保存文化遗产、传播知识文化、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区人文环境等作用。五、古人难得信息

藏书是十分有意义的。在交通与信息传播困难的古代，藏书更是意义重大。

古代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既十分美好，又变化莫测。大自然的力量十分强大。大自然的丰富、美好与大自然的无法抗衡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大自然的奇异与人理性的思维不相一致。许多美好与珍宝深藏在险恶离奇的环境中。深山僻岭，有清澈的山泉，有秀美的男女。但是这些大自然的主人，生活在大自然中，得大自然的灵秀，钟情于大自然，陶醉于大自然。他们得到大自然的信息很容易，要得到社会与人文的信息很难。今天，人人读书，很容易获得文字符号的信息以了解社会。古人从小玩山玩水，寻求奇花异草、洞穴泉暖、山峰怪石、佳果灵芝。他们浏览的是大自然的信息。李白、杜甫、苏轼浪迹天涯，他们泛舟、卧石、登山、赏月、观花、祭岳、骑马，什么泰山、黄山、仙人洞、石钟山、东海、洞庭、长江、三峡、蜀道，全在心中。

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可以造就一个人的情怀。自然的信息可以沟通人的情思。自然的信息可以激发人一时的灵感，人生活在大自然中，阅读大自然的文化，享受大自然的信息，是最好的感受、最大的幸福。

人间有大自然的文化，也有社会的文化。人有大自然的情感，也有人文的情感。社会的文化，人文的情感是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符号以及音响表达出来的。古代的文字复杂、晦涩、不统一，造成了信息沟通的困难。传播媒介稀少，造成了信息沟通的困难。古代，山重水复，虎狼盗匪横行。虽百里之途，行路难不可言。人们要想获得远方亲友的信息，往往望穿双眼。人们要认识社会，了解天下大事，十分不易。书，在这种境遇下，便十分地珍贵了。我们看看古人渴望信息的某些诗句：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岑参《逢入京使》

岭外时书绝，经冬复立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李颢《渡汉江》

行路难，路艰险，信息难以人为地传递，人们局限于特定的时空中，在特定的坐标象限中生活，难以位移，难以了解特定自然环境以外的信息。人们只能安于自然，乐于自然，对大自然无可奈何。在人文信息几乎处于零的状态下，见到一份文献，一封信，一册书，惊喜若狂，奉若神灵，藏之宝之。

中国古代居统治地位的哲学是道、儒、佛，三教并立。三教的核心思想：虚、静、无为。在虚、静、无为思想的统治下，中国的文化沿着一条“道统”的轨迹运行。崇古、守成、无为，反对创造发明，反对竞争，反对新思想、新学说，排异求同成了主流。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人们只能解释、注疏法定的经典，不能大胆地著书立说。在数千年的思想禁锢中，人们盼望着智慧之光，期求着理想的春风，人们对于星星点点鹦鹉学舌式的书册，爱不释手，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启迪，得到生活的真谛，获得生命的奥秘。

几千年过去了，人们盼望着知识与信息、搜寻着知识与信息，有机会获得一点信息，人们把它典藏起来，秘而不宣。官方与民间都把图书典籍珍藏起来，“藏”大于用。人们通过几十代的努力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存贮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六、信息的珍贵促进了藏书

古代人对信息有一种神秘感。神秘感的形成，原因很多。古代人拥有文字符号的信息很少，这是原因之一；信息不传，秘而不宣，这是原因之二；古代的文献中，很多是玄学的内容，玄学的不可言表的性质，导致信息的神秘感，这是原因之三；官方严禁所谓“妄言”、“邪说”，对言论出版的禁锢，导致了信息的神秘感，这是原因之四。

中国古代教育不发达，文化不普及，图书的复制与传播技术低下，使广大人民很少有机会读书、藏书。生产力的低下，迫使人们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维持生计。广大老百姓生来就是几件事：放牛、砍柴、挑水、种田、种菜、结婚、生子、盖房、祭祖。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书是莫大的幸福。他们把读书人视为圣贤，把图书奉若神灵。作为读书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供养他们读书的人希望他们成为圣贤。责任在身，读书、爱书、藏书、珍惜图书，在所必然。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很大的书籍危难，造成了书籍的短缺，这使人们益觉信息的珍贵。水、火、战乱以及人为的禁毁是造成书危的主要原因。《国粹丛书》第二集《销毁抽毁书目·禁书书目·违碍书目·秦缴咨禁书目合刻》中，邓实为《禁书目合刻》作跋中有一段文字论及中国古代书危。

呜呼！卷册何辜，乃屡遭虐焰，不毁于火，即毁于兵。一姓之更革一次，而书籍之销毁亦一次。西汉兰台、石渠三万三千零九十卷烬于王莽之末，东汉东观、仁寿一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卷烬于董卓移都。晋秘书、中外三阁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烬于怀惠之乱。东晋秘阁三千零一十四卷、孝武时三千六百卷、宋总明观斋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学士馆一万八千零十卷烬于末年兵火，梁文德殿、华林园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江陵七万余卷烬于元帝自焚。二秦四千卷，北齐仁寿、文林三万余卷，后周虎门、麟趾一万五千卷，隋修文观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卷尽于砥柱舟覆。唐集贤院四库八万九千卷烬于安禄山，十二库七万余卷烬于黄巢。宋三馆、秘阁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烬于祥符之火，崇文院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别藏于龙图阁、太清楼烬于靖康之变。中兴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烬于绍定之灾。盖秦火之后，大危几十有一，而以本朝乾隆时焚禁之一危为最后而最烈，何也？

私人藏书毁于水、火、战乱的，便无法统计了。古代天灾人祸频生，书籍的保存尤为困难，因而信息尤为珍贵。

在书籍稀少的环境下，于是人们形成了“信息不传，秘而不宣”的原则。

杜预（公元222-284年），西晋将领，学者，号称杜武库，封当阳县侯。他文武双全，撰有《春秋公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和《春秋长历》。其对《春秋》的集解学术影响很大，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文人。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其子不要借书给别人看。信中写道：“知洪颇欲念学，令同还，车致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这个例子说明，古人往往把信息神秘化、封闭化，这既是自尊的需要、自我拔高的需要，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信息神秘化，是神权的作用，政权的作用，也是人们无法认识和得到人文信息造成的后果。七、焚书坑儒刺激了藏书

中国古代发生过若干次禁书运动。禁书以兴国的理论，源自秦士商鞅。商鞅说：“诗、书、礼、乐、善、休、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复而伐必取，接兵不伐，必富。”他提出“燔诗书，以明法令”。战国末期韩非的文章《五蠹》大肆攻击诗书文化与图书典籍的不是。他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有之，而国愈贫……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矣。……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公元前213年，秦孝公采纳商鞅、韩非禁书之法。秦始皇执政时，李斯提出了更为严厉的禁书法令。如“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除了秦史，其他书尽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敢于谈诗书，说古论今，诛灭其人及家族。“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李斯不允许老百姓收藏诗书及各种学术思想的书。医药、卜筮、种树等与生计相关的书可以保存。如若有学，以吏为师。李斯的禁书法令，使很多名籍失传，《景子》、《楚子》、《慎子》、《邹子》、《苗子兵法》、《李子兵法》、《太一兵法》、《虞氏春秋》、《李氏春秋》等书，我们只能在书目上知道书名。秦国为了统一中国，为了攻战，兴武抑文，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

秦亡，汉立。汉初继续禁书，萧何制定有“挟书律”与除“三族罪妖言令”。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前187年废除“妖言令”，这样文化方开始解禁。

公元267年12月，晋司马炎发布禁令：“禁星气、谶纬之学”。公元268年元月，晋代法律明文规定：“凡私自收藏天文、图籍之书的，判刑二年。”晋代法律禁谶纬之书，本是为了禁止人们借天象妄说变异，借神灵托人私之欲。但该令的实际效果限制了天文、气象等对大自然演变规律的研究，偏重于科技类的图书也被禁止出版与阅读。

70年后，赵石虎颁禁令，凡习星气谶纬之学者，处死。

石虎禁书40年后，前秦苻坚下了一道禁书令：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书，犯者弃市。

苻坚以后，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部禁书。禁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帝王禁书，对文化是毁灭性的灾难。但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禁不藏。正是图书屡遭禁止和毁灭，人们方意识到藏书的意义重大。有了禁书，才有二酉书洞，才有汲冢书，才有了孔鲋壁书。明代胡应麟在《书危论》中说，古今典籍盛聚、大危各有八。八个典籍鼎盛的时代是：“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康熙也。”八个典籍大危的时期是：“祖龙也，新莽也，萧绎也，隋炀也，安史也，黄巢也，女真也，蒙古也。”

乾隆颁诏修《四库全书》，寓禁于藏。乾隆在诏书中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乾隆时代通过修《四库全书》，搜尽民间藏书，销毁了3 000余种、6万多册图书。四库馆纂修官在乾隆帝旨意的基础上规定了工作细则：“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古代有些禁书，老百姓认为有用，便悄悄地藏了起来。八、新时代话藏书

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社会化，我们的时代称作信息时代，我们可以坐在家里了解到全球各个地方的新闻，可以利用电脑联机检索每一个数据库存贮的文献。我们利用电话可以直接与大洋彼岸的人进行交谈。我们的思想涉及到全球、全人类和宇宙以及微小的粒子、质子。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瞬息之间的现实马上成了过去。否定之否定成了人们思维的基本规律。人们一直在追求，追求新发现、新发展和新世界。整个人类处于激烈的运动中。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游离态的事物。人的心神因此也飘荡起来。“神思八荒”，原喻多才，今日“神思八荒”已是一种被信息所困的破碎的世态镜头和竞争的忘我意识。人们今天大多数已不为吃喝忧伤。人们被信息流一忽儿带到这，一忽儿带到那里，感到十分的痛苦。多中心则无中心，泛信息则淡化信息。今日，人们面对大量的广告、报纸、电视、电影、录像、磁带、光盘，不知所向，神魂不知何寄。信息的泛滥，使人们把整个世界淡化了，把人情淡化了，把知觉淡化了，把一个好端端的“我”淡化了。家庭在摇晃，亲戚在消亡，伦理在苦难中，阳光被信息洗刷得灰白。到处是灰尘，到处是音响，到处是图像符号。是人为的灰尘、音响和图像符号把人带入了一种狂乱的太虚幻境吗？是飞机、汽车和分工劳动把人与自然分离了吗？是物质的分解与重组使人失去各自的属性吗？尽管问上三天三夜，我们也难以问个够！自然归与何人？何人还在自然中？倘若我们把眼光聚焦于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我们一定会使自己的思想返回到那逸静、憩然、祥和的氛围。你的心纵使飘忽万里，这时也会回归那清纯的世界。或许当代的青年，听到“藏书”二字就反感，认为是保守无为无能之作。孰知道藏书形成了文化，中国诸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化。了解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情趣，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了解人的心态的发展，了解人们价值观的演变，了解人文环境的变化，了解中国的人情风俗等，都是十分有益的。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人们认为藏书活动是幸福的。在社会生活的浪潮中，藏书活动会更幸福，更富有哲理。藏书的哲学，是智者的佳作，也只有智者才能感受到的。第一章藏书家

中国有许多藏书家。人们编纂了许多有关中国藏书家的工具书，如：《考略》、《史略》、《传略》、《词典》等。这便使人想起藏书家的标准与藏书家的流派问题。第一节黄金散尽　志雅书种——细言漫说藏书家

研究藏书文化，必得研究藏书家。关于藏书家的书，已有不少著作出版，如《藏书家辞典》、《藏书家传略》、《藏书家考略》等。根据这些书籍汇总的资料得知，中国有数千位藏书家。书中的资料显示出，他们对祖国的藏书事业有着大小不同的贡献。

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作藏书家？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某人是藏书家或不是藏书家？藏书家与人类进步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授予某些人藏书家的称号？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给“藏书家”的称号拟定一个标准，没有对于“藏书家”的标准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一、“家”意味着什么？“家”，从生活的角度理解，它意味着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的单元。“家”，如果从业务的角度理解，则意味着专于某一行，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或从事某种专业活动，并卓有成效者。如我们常说的作家、画家、教育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园艺家等等。

从业务的角度看“家”字，“家”本身是一顶桂冠。凡在某一行中称上“家”的人，一般是有功劳有贡献的人。这个功劳和贡献不是自诩的，不是拉帮结派哄抬起来的，不是感情涌发妄作的，而是客观的贡献、客观的成果、客观的数据和事实表现出来的。例如作家，指某人通过一系列的创造活动，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与表达方面很有造诣，善于构思，善于组织和巧妙地使用某种语言。其作品得到社会的认可，其写作艺术相当成熟，且其作品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超过一定的常数。或者某作家只有一部作品问世，但那是绝世之作，千古难得的佳品，人们不得不称之为作家。有人作品平平，但出版发表的文字量特多，这种人也可称为作家。又如农业专家，一般指在某项农业研究上有贡献的人。或对水稻育种（例三系杂交稻），或对植物基因（例如蚕桑基因改造）有突出发现的贡献者。我国有几亿农民，他们一生务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从事农业劳动，他们不是农业专家，而是农民。这说明“家”是一顶桂冠，非某行某业功绩卓著的人，是不可称作“××家”的。二、俗称“藏书家”“家”有尊称与俗称之别。现在一般人把相当于某某职称的人称作“××家”，或是有某种文凭的人称作“××家”，更有甚者，将具有某种职位（行业职位）的人也称作“××家”。俗称的“家”，不是历史概念的“家”，也不是社会公认的卓有贡献的“行家”。我们藏书家的书籍与传略上，一般将在史书中有藏书记载的人统统称作“藏书家”。这种藏书家，无藏书多少的标准，无藏书研究的贡献大小之别，凡史书云“×××，爱藏书，积书颇丰”，则标上藏书家的头衔了。如：高儒（《居易录》）：“涿州高儒，武弁也，家多藏书，有《百川书目》。”这样便收进了《中国藏书家考略》。

这个高儒，仅写上“家多藏书”，藏书究竟多少，不知道。有《百川书目》，该书目谁人所编，不知道。那么，高儒怎样被称作了藏书家呢？我们也不知道。没有标准，就很难判断是非。《中国藏书家考略》有另一藏书家的条目：“张位，字立人，号艮思，清长洲人，有异才，志趣高远，康熙中以诗赋召试，给札内廷修书，书成，出为令，和而有宋。归而薄田种秫，暇则抄宋、元人小集以自娱。”

这个“藏书家”张位，根本上没有关于他藏书的记载，仅“修书”、“书成”、“抄宋人小集”而已。倘若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家”——藏书家，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藏书家的人数就多得无法计算了。

在有关书籍或期刊杂志中列举的藏书家，他们都是类似于“高儒”、“张位”式的藏书家。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断定，俗称的藏书家不一定是真正的藏书行家，也不一定是人们心目中公认的藏书家。三、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远在公元前8、9世纪，已有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并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以后，中华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互相融合、互相推动，使我国的文化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演进。

在朝代的更替中，有很多文化遗产被天灾人祸毁灭了。我们今天感到十分自豪的中国传统文化，得益于两个方面的遗产：一是地上及地下的文物；二是被历代藏书家历尽人间沧桑而保存下来的图书资料。

我们从李太白《望天门山》一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可以知晓那时长江水是清悠悠的，不是黄泥水；从李太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知道安徽贵池秋浦在唐代冶炼业的状况；我们从《春秋》一书，知道了周朝春秋时期诸侯逐鹿中原的情况。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丰富的生活，创造了极丰富的文化。秦朝有阿房宫，南朝江南有486寺，明朝修纂《永乐大典》，长安的都会，扬州的商业，我们都是借助文化典籍知道的。文化典籍被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典籍的传世，是我国多少代藏书家竭尽努力而幸存的，藏书家的功劳有多大？我们可以由此而知。凡今天见不到实物的，我们亦只能从藏书家保存的典籍中了解和探索。可以说，没有藏书家就没有丰富的历史根据，没有藏书家，我们就没有透视历史星河的望远镜。藏书家的功绩是十分伟大的。光荣的称号不是可以随意授予任何人的。任意性等于否定性，称号的随意授予等于称号的无意义。我们不妨通过讨论藏书家有哪些主要的贡献，以便对藏书家的概念，达到一个共识。凡藏书家一般有如下一些贡献：

1．拯危继绝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图书遭到过10次大危难：（1）秦始皇焚书坑儒；（2）汉王莽篡汉焚典籍；（3）董卓燔烫洛阳；（4）晋怀帝永嘉之乱；（5）梁元帝燔天府书；（6）唐安史乱长安；（7）唐末之乱；（8）宋靖康之劫；（9）清代焚烧禁书；（10）清末八国联军肆掠。

书危之说，有五危说、十危说。其实，每逢大战争、大灾荒、大变故，藏书便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毁灭。公私典籍往往总是在人为的兴废中起伏，在大自然的变故中遭到毁灭，或在偶发性的事件中被毁灭。

每次书危后，仍有一批图书被人们保存下来。最严重的一次书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秦朝对思想文化的禁锢最为严厉。在那个时期，孔子八世孙孔鲋竟将《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藏在墙壁中。直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的宫廷扩建时，拆孔府故宅，在墙壁中发现了孔鲋藏的典籍。孔鲋在图书典藏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收藏的文献，引发了汉代以后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研究的分歧，形成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它对中国的学术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鲋秘藏典籍，起着拯危继绝的作用，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藏书家。

二酉石洞。相传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大酉、二酉两位兄弟以船运书到黄河上游的悬崖洞窟中典藏，保存了文化典籍。也有人说，在湘沅陵县西北有大酉、小酉二山，山中石穴藏书千卷，秦人在此读书。大酉、二酉兄弟称得上是藏书家。或者说，在大小酉山石穴中藏书的人，可称作藏书家。

敦煌石窟。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毁佛事件，佛教称作“法难”，即“三武之乱”，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三个带“武”字号的皇帝毁佛，佛典同样受毁。为了保存典籍，佛教徒在敦煌鸣沙石窟保存了大量的佛教文献，这些设法保存佛典的人，也可称作藏书家。

2．使大量图书收藏有序

藏书量达到百卷以上，若不加以整理，使之井然有序，检索起来就十分困难。古代的图书多为线装书，平放在书架上，书脊上无书名，检索起来比今日困难。为了使大宗图书排列有序，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编出了《别录》、《七略》二书。他们给每本书写一个提要，并将图书一一分类，使不同类型的图书归集在一起。这样，人们检索图书文献便可以按照文献内容的归属进行，检索起来较快较准。

东汉时期，班固编撰了《汉书·艺文志》，在正史中留下了一朝人藏书和一朝人著作的记录，这是藏书史上的创举，以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中都有了《艺文志》或《经籍志》。其编撰者魏征、刘陶、欧阳修、脱脱、张廷玉、赵尔巽等，为收书、藏书、整理图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应该称作藏书家。

刘宋时期王俭编撰了《七志》，外加图谱志和道经、佛经，他将图书分作9大类。

梁阮孝绪编纂了《七录》，他把图书分作7大类。这在图书典藏的方法上是一个贡献。

西晋时荀勖编制了《中经新簿》，又称为《晋中经簿》。东晋的李充经过研究，认为图书应分作4大类。《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沿用旧制将图书分作四大类，类名改作“经、史、子、集”，并列出了详细的图书分类子目，形成了四部分类体系。

在图书目录上，各朝国家书目都有新的研究和创造。历经数朝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的研究，使图书典藏日趋科学化。从而，我们说，刘向、刘歆、阮孝绪、李充、荀勖、陈振孙、晁公武、纪昀……等人都是藏书家。

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阐述了类列、著录、注释的藏书观点，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著录了“存于近世而可考”的图书，并“记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定其文理之纯驳”。郑樵、马端临是中国藏书史上的重要人物，是知名的藏书家。

在佛教藏书方面，释道安编纂的《综理众经目录》，“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他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佑为典藏佛教文献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是理所当然的藏书家。

私人藏书中的藏书家星罗棋布，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介绍。

清代末年的孙从添是众多私人藏书家中的一个。孙从添著有《上善堂藏书记要》。读他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真正的藏书家对藏书技术是很有研究的。

孙从添说，编目不可错乱颠倒，不要遗漏或草率。家藏的图书，每隔几年应编目一次。每次编书目，必须清点图书，给每本书加以分类。分类类目可效法《四库全书总目》，或效法《经籍考》，或效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每本书前面应作一个序，后面应作有跋文。每本书应著录卷数、时代、作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解者、集者和纂者，著录其版别——宋版、元版、明版，宋元抄本、旧抄本、明人抄本和新抄本，将它们分类柜藏。在每一书柜门上列一清单，标出该柜第几格藏什么书，每书上挂上书签，签上写明书名卷数。在书签的角头盖上藏书家的图章。

藏书家藏书，不仅仅是买了一大批书放在书楼中。他们要从事一系列的认真仔细的研究工作，让图书井然有序。他们买书、选书、校书、分类、编目、上架，给图书写序与跋，这都是辛苦的劳动。有些劳动是要有专深的学问才可胜任的。买古书要善于识别版本及其真伪；给图书写序与跋，必须通读善解图书；对图书分类要有渊博的知识；图书校勘工作，需要有专深的学问，否则发现不出问题。藏书家的活动是文化活动，而且是高级文化活动。每一位藏书家对文献的加工、保存和利用都做出过贡献，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3．对某类图书的收藏卓有贡献

图书数量庞大，作为个人，泛泛地收藏，往往不及从事专类图书收藏。专类图书收藏往往能达到精、全、系统的特点。我国古代很多藏书家对专门类图书藏书卓有贡献，可称是专业图书收藏家。

吴昆（公元1552-1620年），安徽歙县人，字山甫，号鹤皋。他是明代有名的医生，又是藏书家。吴昆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宗数代都是有名的中医医生，所以吴氏数世藏书，且多为医书。至吴昆时，藏书量达数万卷。吴昆本人著书颇丰，如《内经吴注》、《素问注》、《医方考》、《针方穴集》、《脉语》与《参黄论》等。

清代上海人李君塔藏书甚丰，他承家教精于医学。其叔父撰方书17部，他自己撰药品化学、医学口诀、脉诀、汇辨、痘疹全书刊行。每有西吴书贾船至，他必买医书。他的医书收藏量达30柜，医书收集之多，旁人莫及。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作文专记此事。上述二人是医学藏书家。

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南宋吴县人。他是绍圣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一生好收书，而且专门收藏公家的书，即三馆溢出之书、官方印发之书、宫庭文书。他建有藏书楼，名曰“阁”，藏书达万卷。

明代毛晋世代居住在苏州迎春门外。他酷爱藏书，湖州卖书的船舶云集于他门前。乡里人说：做生意不如卖书给毛氏。毛晋最喜宋版书。凡是宋版书，都是世上罕见难得的书。若买不来，他便用上等级墨影抄。他藏有84 000多册书，其中多为宋元刻本。毛晋是宋元刻本藏书家。

汤显祖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江西临川人，他的戏曲《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等都是名作。他的剧本在戏曲史上称作“临川派”、“玉茗堂派”。姚士粼《见只编》说，汤显祖为了研究古代戏曲，特别爱收藏各种元人的剧院本。在他的书室中收藏有千种以上戏曲剧本。这些剧本是世上不多见的，有的还是珍本，或者是著名的剧本目录，如《太和正韵》上没人著录的好剧本。汤显祖为了写好剧本，专门收藏各种剧本，他不但收藏，而且精读，很多剧本他都可以一一口诵出来。汤显祖可谓戏曲剧本收藏家。

北魏时有人建造藏书楼，专门收藏经籍。这个人便是经书收藏家。

4．对藏书楼建筑卓有贡献的人

宁波范钦（公元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官至兵部侍郎。公元1561年他回归乡里，始建天一阁，藏书7万卷。天一阁的建筑是藏书楼建设的典范。天一阁上下2层，上层藏书，下层为读书室，每一层为6大间。每间房屋之间无墙及板隔断，相互贯通。楼上藏书以书柜为支撑，书柜将房子隔为6间。天一阁建筑美观，通风、明亮，有较好的防潮、防火措施，益于图书保存。

天一阁楼前有一水池，以水制火，可确保图书安然无恙。天一阁地基下还有木炭、石灰，可以防止潮气上传。天一阁造型美观，环境雅和、静谥，是个读书胜地。天一阁是私人藏书楼的典范，它成为清代皇家藏书楼——文渊阁、文汇阁等7阁建筑的范例。范钦对天一阁藏书楼的设计，在藏书楼设计史上贡献突出，理应称作藏书家。

5．在藏书管理上卓有贡献的人

藏书要管理。管理不当，便会丢失、虫蛀、发生火灾，也会造成混乱无序、利用率不高。管理得当，藏书可以妥善保存千百年，让当代和后代充分使用这些图书。

明代的藏书家祁承邺很善于管理图书。他在公元1620年写的《庚申整书小记》中，介绍了许多藏书要领。祁承邺说，家藏图书，每年应整理一次，每5年编一次书目。每次整理图书，应将秘本奇编放在安全的地方，最重要的图书应放在床头。藏书楼中的图书应该有标签。书应分层排列。所有图书应按四部“经史子集”分类。藏书不宜借出，书读过以后，要立即放入藏书楼，不允许放在自己的书房里。书散了应整理装订好。如果发现某地有好书，应不辞千里去买来，哪怕是一张纸也应当成宝贝。

另一个藏书家叶德辉，他在《观古堂书藏十约》中介绍了图书版本鉴别的技术，图书装帧的技术，图书陈列上架的方法，抄补图书的知识，著录图书应注意的事项，图书的校勘与题跋，列橱方法，如何晒书，如何防虫蛀，如何防火水，如何防止遗失等等知识。这些管理经验十分宝贵，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祁承邺、叶德辉式的人物可称作藏书家。

6．藏书量达相当规模的人

藏书是一种辛勤的劳动，大量图书的收藏更为辛苦。藏书工作者选择图书、鉴别图书，筹集资金购买图书，不远千里访书，跟踪寻求图书，运载图书，这些活动都是十分辛苦的劳动，需要付出汗水和心血。朱尊彝为了得到钱曾的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想方设法，不得成功。最后贿赂钱曾的侍从，方可抄出复本。山东聊城海源阁杨心源为了采访图书，足迹踏遍国内各名城重镇。古代私人藏书，一卷一册得来不易。藏书百种，犹耕耘田地10亩。藏书万种，往往非几代人的努力不能成功。浙江范氏天一阁藏书先后经历了12代人的努力，聊城海源阁杨氏经历了4代人的努力，晁公武的藏书经历了7代人的努力。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书一笺应知得到的艰辛。藏书在5本、10本、100本之间，普通人家常见。1 000本以上藏书的人家也时而可见，但不很普遍。个人藏书达万册以上，实为不多见。即使今日图书出版量大，图书价格便宜，得来也十分不易。而在古代，刻印价高，而且速度慢，书价昂贵，有一书值白金几两者，有以一奴婢换一书者，可见觅书之艰难。

古代中国自秦到清总计留下图书约18万种。在这2 000多年中，只生产了180 000种书，平均每年仅生产90种图书。一个国家，平均每年只生产90种书，书籍在古代社会实在珍贵！千家万户，甚至有的门户数代无一人摸过书啊！在那个时代，家藏图书10种，令一般人觉得稀罕，100种图书，已非平民百姓了，在士族中已是著有素养的人。因此，古代藏书百种，即小藏书家了。清代乾隆皇帝在一份谕旨中说：其一人而收藏（图书）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图书百种，这已超过古代全国平均每年图书的出版的总量了。

根据印刷生产力推算：古人藏书百种，可称藏书之家。那么，今人私家藏书十万卷方可称上一个藏书家了。因为现在的印刷生产力超过古代百倍有余，人们的购买能力也超出古代百倍有余。不过，仔细想想，藏书之家与藏书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7．善于鉴别版本的人

藏书的价值往往与版本有关。同一内容的书，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收藏价值。例如：宋版书产生于雕版印刷的早期，其纸质精美，字体清秀，为后人所青睐，视作典藏的珍宝。而众多的教学读本、手抄本，则不为人们青睐。凡珍本、善本，有真有伪，善于识别真伪的人，可称其为藏书家，如黄丕烈、毛晋等。他们有效地保存了文化遗产，使子孙后代享有此书。

藏书家不仅仅藏书，他们往往既是藏书家，又是刻书家、鉴赏家、校仇家、考证家、著述家和掠贩家。人们往往为了雕刻、校仇、鉴赏、考证、著述、掠贩而藏书。雕刻家、校仇家、鉴赏家往往要藏书。第二节百花争艳　各有独钟——藏书家流派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谈，助尔为贤良，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斑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

以上是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诗中说，杜牧藏书万卷，自编书200卷，都是关于帝王贵族、达官显爵的书，内容涉及500年的历史。善于读书的人，把经书放在第一位，欲了解世事兴替的人应读史书，要学习诗歌散文的人，应首先阅读李杜韩柳的大作。热爱看书学习，吸取书中的精华，使自己达到善美兼优。人啊，要天天读书才行，一天读上10卷书，收获不很大，天天读上10卷书，收获便很大了。显然杜牧藏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藏书是为了给子孙一个登天梯。

韩愈说，他小时候鄙钝不敏，不晓世事，但喜好文学，且家贫，衣食难保，悲伤痛苦，无处诉说。于是发奋研读经、传、史、诸子之书，对于书中字字句句、一一咀嚼品味，希望能有个出头之日。书中学问如同河汉，日月鬼神，明晦高深，珠玑华实，雷霆风雨，日久浸染，融合在心。读书数十年，精神贯通天地，则世事洞明。

杜牧藏书以教子，其意莫不过激励子弟读书，以达韩愈之功。

藏书家中，相当多的人藏书是为了子弟的教育，几乎公私藏书都是为了教育。古代教育仅仅为了科举，中举做官，享受荣华富贵，不太重视社会的贡献。有些藏书家急功近利，只收藏四书五经与应试的书籍，给予学习者的知识只是一根细线，希图子弟攀登上荣华富贵的殿堂。所以朱熹反对科举，他认为科举误人子弟，道理是深刻的。

但无可改悔，历史的史实是为教育而藏书，这是藏书家的主流。

藏古，是藏书家的第二流派。

藏书家中，把宋版书当成至高无上的珍品，认为宋版书价值连城。明朝毛晋爱收藏宋版书。清代四大藏书家丁丙、陆心源、杨以增、瞿绍基，所藏宋版书是他们的镇库之宝。例如陆心源搜购得宋版书100多种。他在吴兴月河街有一组建筑，其中有藏书楼，将其宋元版书专修一楼放置，称“皕宋楼”，意指所藏宋版书近200种。因为当时吴县黄丕烈以有宋刻100余种而名重天下，陆氏的宋版书超过了黄氏，为了显示自己有名贵图书，特置一“皕宋楼”，另创一字“皕”，就是2个100的意思，令人听起来很新鲜。

陆心源把月河街所藏的明代以后的精抄本、精校本、秘刻本及精抄本书，藏于一个楼，称作“十万卷楼”，言其拥书之多。陆氏在吴兴城东莲花庄有一“潜园”，园中有一藏书楼，名“守先阁”。“守先阁藏明人集至多”，“吾吴（指吴兴）先哲如都南濠、杨君谦、皇甫司勋之类，无所不有”。陆心源将其藏书分作三个级别典藏于各书楼。后人据有关资料推测陆心源拥有48 000册精藏。如：蜀大字本《左传》、残蜀大字本《汉书》、《后汉书》，蜀大字本《三苏文粹》，宋耿秉本《史记》，宋一经堂本《后汉书》，咸平本《吴志》、《三国志》，淳祐湖州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宋大字本《诸臣奏议》，宋本《欧公本未》、汴都刻《小畜外集》、宋开禧本《周善公大全集》、宋端平年间刘炳本《宋朝文鉴》，元代至元庆年间元路本《玉海》、《东京梦华录》，元西湖初印本《国朝文类》，元43卷本《金华黄先生集》，元至治嘉兴学本《秋涧先生大全集》，元元统28卷本《归田类称》等。

陆心源的藏书于公元1907年4月，被其子陆树藩以10万两银卖给日本人岛田翰，当时我国学者无不扼腕痛惜。

珍本是藏书家藏书的特色。丁丙，杭州人（公元1832-1899年），他的一个藏书楼名“八千卷楼”。其实，他的藏书何止8 000卷！他的藏书楼名“嘉惠堂”，楼共5楹，堂屋的那一楹叫“八千卷楼”，其他4楹，分别标匾：“其书满家”、“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小八千卷楼”。丁丙积书20多年，达8万卷之多。

丁丙藏书的特点：宋元刊本200多种，藏书多为《四库全书》监本、（李杞《周易详解》、俞汝言《春秋评议》）、域外刻书（日本、朝鲜刊本）、精写稿本（厉鹗《东城杂记》、《武林石刻记》等）、名人学者收藏本或校本。丁丙名声远扬，这与他在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克陷杭州后，搜寻和收集的文澜阁藏《四库全书》有关，他收集到的散页、散本达8 689册，至公元1874年他又花钱购得302册，至公元1888年花钱516 000银两补抄《四库全书》2 174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了原貌。

总之，丁丙藏书有着救危继绝的作用。书的价值与其他商品一样，物以稀为贵，藏别人所不藏，藏别人所不能藏，藏别人所无法藏的书，这就是所藏图书的真实价值。这就是藏书家的贡献。

山东聊城海源阁杨以增的藏书是四海闻名的。凡明末、清初名家古刻名抄、乾嘉以来黄丕烈、顾千里精校秘写，汇于其家。杨氏海源阁藏书，其珍贵藏本有：宋本85种，金元本39种，明本13种，校本：107种，抄本24种。杨氏最喜的是宋版《四经》、《四史》，即《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杨氏所藏宋版书有书箱本、张敦仁刊本、蔡梦弼本。其书一般刻功劲秀、印刷精良、纸洁如玉、古雅罕见。如：《诗说》、《春秋名号归一图》、《大戴礼记》、《尚书蔡氏传》、《朱文公家礼》、《两汉博闻》、《宝晋山林集》等。

常州瞿绍基（公元1772-1836年）的铁琴铜剑楼，收藏了宋元明代刻本图书达1 300多种，其藏书中3/4是明版本书。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伴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一个朝代的书传到下一个朝代为数已经不多，因此藏书家对于他所在时代的前一个朝代的书较为关注。瞿绍基收藏的大量明版书，是珍贵图书。

藏古书，要懂得版本，就要熟悉每一个朝代的著名的刻书家、著名的藏书家，其刻书的书坊门号及藏书楼的名称，主人的姓名、号、字、别称，历代书目以及印刷等等。书的版本知识不仅仅是书本上得来的，而重要的来自实践。藏书家对某书某版出于何处，一目了然，这是不断实践、不断研究的结果。所谓见多识广，则真伪分明。近山知山音，近水识水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藏书家对于抄本书十分的珍重。古代人买不起刻版书，或者买不到刻版书，便动手自己抄书。凡抄书大家，其抄本很有艺术风范，收藏的价值也高。

抄书有抄错、抄漏的现象。有的人在抄写稿本过程中，以为某字难认，或不通用，某语句不顺口，就将某些字句和段落进行修改。如果多次转抄，这样的抄本与原件差异便很大，所以抄本不及原稿，需要校勘。

古代抄一本书比买一本书便宜，很多藏书家的图书是抄本，且自行抄写。

抄书是古人的基本功。《梁书·王筠传》记载，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山东临沂人），“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幼年读立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立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

明代著名的抄本有文抄、祁抄、吴抄、叶抄、毛抄、谢抄。即：福建谢肇制、常熟毛晋、长洲吴宽、昆山叶盛、长洲文征明、山阴祁承邺的抄本。历史上凡大文人、大学问家、大藏书家的抄本都是珍本书。丁丙、鲍廷博、吴焯、惠栋、朱彝尊、钱曾等藏书家的抄本，都是十分宝贵的。这些抄本，有书主自己抄的，也有的是主人雇抄书手抄的。古代有职业抄书手，字迹隽秀有力、干净，非一般人功力所及。原《四库全书》七阁藏书皆抄本。在通行的《四库全书》影印本我们可见其字迹功力。注重收藏抄本，也是藏书家的一个流派。藏书家依其所好藏书有所侧重，这或许也是区分藏书家流派的一丝根据。例如：（1）碑文。唐代李元嘉爱采集古迹碑文，他收集有很多碑文异本。宋代王贻庆收藏有碑文100卷。很多碑文被藏书家以拓片形式保存下来。（2）图画。唐代颜师古爱收藏古代图画、器物、书帖。钟绍京嗜书画。宋代王都藏书3卷，名画乐器数百。元好问藏画百轴，先人手稿千余册，并藏有元祐前刻书，五代写本及国画中高品。（3）字迹墨宝。唐钟绍京嗜书画，如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真迹，藏卷越数千。韦述藏有历代名人画、魏晋以来草录真迹数百卷及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当代名公尺牍。杨凭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4）石刻。朱熹、黄丕烈等家藏有石刻若干。朱熹著书《家藏石刻序》。吴兴向士彪蓄有石刻数千种。（5）佛书。沈季长喜佛书，家藏颇厚。黄炎培好藏佛教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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