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汉默顿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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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文明／［英］汉默顿主编；张君峰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5.1（汉默顿人文启蒙）
ISBN 978-7-5021-9850-3
Ⅰ．人… Ⅱ．①汉…②张… Ⅲ．世界史－文化史－通俗读物 Ⅳ．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684号汉默顿人文启蒙·人类文明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网址：www.petropub.com联系电话：（010）64523558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740×1060毫米 开本：1/16 印张：19.75字数：254千字定 价：32.0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版权所有，翻印必究PREFACE 前言人文阅读开启智慧的天窗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回国后，经常受邀到大学校访问讲演，他有许多的机会接触年轻的一代，当他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纷纷涌向管理学、经济学等“热门”专业时，忧心忡忡。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在做这些专业选择时，往往没有自己的思考，而是随着潮流走。
杨振宁先生在许多的演讲中都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学子应多多阅读人文著作，这些看起来并不如那些“热门”专业有用的知识，但却是我们终身发展所需。人文阅读有利于培养人的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有利于培养人的文化人格、道德性灵、精神追求，更有利于培养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健康品质。
杨先生的洞见可谓切中要害，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阅读生活正在逐渐滑向“浅阅读”，传统的人文阅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浅阅读”，主要表现为阅读兴趣单一、阅读速度快、阅读动机功利化。而人文阅读讲究一个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其意义与价值要真正得到实现，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入体味。
如果我们失去发对人文阅读的追求，只有时尚阅读、娱乐阅读、消费阅读、功利性阅读，那么我们的心灵就会日趋浅薄。一个浅薄的心灵是没有文化感受性和道德同情心的，也无真正的智慧可言。“浅阅读”容易使人沉溺在浅层次的生活情境上，使自己的生活变得狭隘单调，从而放弃获得全面深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只读有用书，便成有用人。
所以，我们呼吁以人文阅读来开启我们智慧的天窗，不要让肤浅的阅读蒙蔽我们心灵的双眼。读书一定要读值得深思的著作、值得品味的经典，因为这些书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智慧与尊严，让我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认识自身。
放眼世界，并不缺乏这样的经典著作。许多优秀的人文作品，都是那个时代杰出学者与思想家的智慧结晶。一百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位杰出的百科全书编辑，名叫J．A．汉默顿，他热衷于编辑整理那个时代各领域的大师名作。《英国传记大辞典》称赞他是“英国已知的大部头参考书最成功的创作者”。
今天我们有幸出版的这套“汉默顿人文启蒙”，就是从他的大部头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一个集子，这个集子的每一位作者都非同凡响，有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有的是不列颠学院的院士，他们的思想曾深深地影响着那一个时代。他们用独特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变迁与文明的兴衰，用非凡的思维为我们探析世界的真相与历史的智慧。阅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汲取人类先贤们认识社会、思考自然、探究人生的宝贵经验，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思想，可以激励自己努力开阔视野、提炼人生哲理、探求宇宙奥秘！“汉默顿人文启蒙”分为三册，分别是《世界起源》、《人类文明》和《帝国兴衰》。《世界起源》开篇就将我们探索世界的目光投向亘古而浩瀚的宇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我们解开恒星、行星与卫星起源的谜题。对地球的构成、生命的出现、万物的产生、生物的进化做出了科学而有趣的推断。后半部分把探索的对象聚焦于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勾画出人类进化、种族变迁、原始公社以及新旧石器时代的历史画卷。这些未知而遥远的过去，神秘而迷人，当它展现于我们眼前时，无不为之惊讶、赞叹！《人类文明》一书纵观了人类文明演化的历程，我们发现，虽然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各不相同，但经历的过程大致相似。人类在统治大陆的最初阶段都是依靠自然之物来维持生存；其后学会耕种，开始培育作物，为的是生活；最后开始寻找、发掘、占领地上和地下资源，建立自己的统治范围，创建自己的城邦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思潮与科学都应运而生，慢慢延伸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帝国兴衰》全书用浓厚的笔墨展示了在这个星球上数十个帝国或王朝兴亡嬗变的历史大事。其中充满了臣服与抗衡，权谋与博弈。一部人类史就是由许多的帝国兴衰史所构成的，每一个国家的缔造与崩溃，都在推动着政治制度的演变、经济结构的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无论是神秘消失的族群还是光荣崛起的城邦，都曾推动着时代前进的车轮。
这三部作品从不同的层面，为我们描绘人类历史的进程。如果我们的记忆中没有了历史，那么思考中就不会有智慧。所以这是一套帮助我们打开智慧天窗的作品，它更深层次的含义和价值有待我们去挖掘，这个挖掘的过程就是“深阅读”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译者2014年10月第一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J．L．梅尔斯教授【编】
J．L．梅尔斯教授：牛津大学威克海姆古代史讲座教授，《历史的曙光》等书的作者。1 文化碰撞促成文明的产生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将其世代生存归功于一种相当稳定、绝难以改变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制度体系。在偶然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会发现这些习惯和习俗起源的时间和方式；但通常情况下，无论是通过他人告知，还是通过科学调查，关于这一问题能够得出的答案，都可以追溯到认知或者记忆所及的久远的从前，在那个时候，这些习惯和习俗就已经成型；对人类自身的更深层次的看法，则最好停留在“人类向来如此”上。也就是说，这些社会中的可用资源与实现需要之间能够达成相互适应的状态，如若人们感到不适或者产生额外需求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接受，且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因而通常就会被解释为某些违规行为的惩罚，或者是某种已经确立的秩序的结果，却并不将其归咎于他们自身的行为未能根据其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因此，原始社会的品质和行为显然会趋于稳定状态，那么在没有某些突发性因素的情况下，该社会的规模以及占据一片自然区域的部落或其他群落数量，也似乎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生物在野外的状态下无限制地繁衍，且其实际的数量受到“适者生存”法则的限制，一窝出生的幼崽大部分会在其还未长大前就夭折。在更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更加刻意地避免人口过剩，要不是通过延迟婚姻，就是通过其他形式的限制，甚至会有计划地弑杀婴儿。
因此，在与其区域环境相适应的社会中，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并不比“类人猿”或者“狮子王”有更多的空间，来改变自己种族的具体行为，来开始进行其更好生活的阶段，而且，在没有外部扰乱因素的情况下，也很难看到这样的平衡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民族迁徙确实时有发生，且规模有大有小。因为一个群落迁徙到另一个群落占据的区域，是打乱惯性平衡最为显著也最为常见的原因。所以，在查证迁徙族群自身的结果以及迁徙对迁入地居民的影响之前，很有必要先确定他们迁徙的动机以及他们能够迁徙的机会。
首先，气候和植被的地理分布并不是固定的，虽然大部分的分布变化具有渐进性，但在某些偶然情况下，这种分布变化是急速和深入的。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类变化是累进的。例如一个冰河时代在北美地区和欧洲西北部地区的前推和后撤，或者会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出现浮动变化；例如几段时间内的夏天或热或凉、或湿或干，自从人们开始记录小麦产量后，小麦产量的数据就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夏天。
在有些地区，气候上的微小差异，例如降水量上的差异，就会导致放牧草原和纯粹沙漠的截然不同的地貌，显然，这类浮动变化对那些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因为经历多个旱季导致的大规模植物死亡，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所以，气候变化的结果对居住于这类草地上的放牧民族会造成最为剧烈的扰乱。因此，他们一直在冬天和夏天的放牧草场之间迁徙，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族群和牲畜转移到受干旱影响不太严重的地区。
尽管这些草地广袤辽阔，但它们总有边界，而且那些有高山障碍的边界比森林带的边界更难趋近，在森林地带离开人们视线的牛群，会被野兽猎杀，并且居住于此的居民，猎人要猎捕游牧部落的牲畜群是轻而易举的，农民会奋力驱赶游牧牲畜群保卫他们的庄稼，就像牧羊人守卫他的羊群不受捕猎野兽的攻击一样。但是在边界争端中，游牧部落高度的灵活性、良好的纪律以及密切的合作，使其能够更好地集中发动攻击和共同防御，这使他们具有了绝对的优势。一旦在一个地点战败，他们可以撤退到森林居民无法追击的开阔地上；一旦取胜，他们则会让当地活下来的居民加入到他们的部族并且驯化这些人。换句话说，就是奴役这些人，把他们当作“伐木工或者挑水工”，最重要的是，当成洋葱、韭葱、黄瓜这些稀有蔬菜的种植者，这样几乎能够使那些过惯田园生活的人变成“奴役”。草原游牧部落之路历次文明崛起之地的背后，人们都会怀疑可能是一个游牧部落侵入了具有不同文化的部落的定居区。上图简明扼要地呈现了开始踏上游牧之旅的草原地区居民可能遭遇的三种命运。
在这种类型的迁徙过程中，农居部落的人们能够深入到一个森林带外围绿地边缘的程度，这种明显的差异，是由当地的环境所决定的，我们必须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只要这种入侵是从边缘开始，且入侵者侵入时向草原撤退的路仍然保持开放——如同很多场合发生的那样——相较入侵者而言，结果对于被征服者更为重要，虽然入侵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改变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然而，另外两种情况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其中一种情况是入侵者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融入到了全新的环境中，且逐步适应了这种环境；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开辟新路穿过森林地带，到达另外一片与他们来的地方或多或少相似的开阔地带。
第一种命运的典型代表是居于欧亚干草原的原始放牧民族，他们大规模迁徙到布满森林的欧洲半岛地区，这里除了大西洋海岸线之外空无一物；还有居住在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居民，迁往面向地中海的“约旦河这边的美好家园”。第二种命运的典型案例是马扎尔人穿过莫拉维亚关卡和喀尔巴阡山系通道迁居到匈牙利平原，还有土耳其人迁到小亚细亚，以及居于欧亚干草原的雅利安语系民族，迁居到波斯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印度北部，其迁徙规模远远大于其他民族。
要穿越环境恶劣艰难险阻的地区，到达外面的“美好家园”，需要经过通道，这样的通道一经发现不会随便被弃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积久渐成的迁徙之路，显然已成为地球表面重要的地理特征。
然而，无论是开辟者还是后继者，穿过这条通道的民族的命运都是复杂的，其他民族沿着这条通道相继到达这里，后来者足以取代或扰乱他们原有的秩序，就像他们当初扰乱本地居民的生活一样。因此，在这些伟大的通道引导下，不同的民族来到这里，并在此不断地融合发展，通常一种新文明的发祥地就这样形成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北美和南美陆桥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也是相似的。
迁移到陌生的环境后，区域内势必会出现民族间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发生各种冲突后，最终会形成团结的部落组织和原始社会亲密的群居行为。在这个大环境下，个人的价值就如同蚂蚁群、蜜蜂群、野牛群或马群这些自然物种群中单个的动物一样微乎其微。人们称这种混乱时期为“自行思考”阶段，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养活自己，而不会去考虑风俗习惯。
众所周知的事例，比如，混乱危机，一代又一代具有个性化和自我意识的民族的出现，以及在他们的领导下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的萌芽，这些正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所赞颂的时期，也是日耳曼人迁徙时期的史诗文献中所记载的，同样在冰岛维京人殖民期间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事例。另一方面，迁徙民族中仍然保留着“长老制度”，作为国家最早的移居者，面临着“学习工艺”的责任，他们还是跟以往一样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然而，迁徙的尝试对于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一片乐土的希伯来人而言，却是一个悲剧。依据这一线索，我们应该看到巴伦比亚、波斯以及印度作为迁徙之地的情况，它们都有着相似的历史，因而它们的早期文献是一部极具说服力的国家自传。
在所有的动乱时期，都会明显地涉及三个主要因素：区域内的地理条件，新到移民的素质和初到时的行为，以及幸存的原住民族的人种和文化。尽管这些因素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超出预期，但每个因素在每种新文化的摇篮中都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依次调查人类迁徙的主要通道，并且描绘出每条通道内文化碰撞的结果。2 中国文明的诞生大陆最大的草原有五个：蒙古、青藏高原、欧亚草原、旧阿拉伯和北非。每片草原都孕育着自己的游牧民族，他们拥有着独特的种族特征和文化，这足以说明，当地的地理结构或植被所构成的天然屏障使得他们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而那些通往草原的通道也只是近期才被人们发现的。
蒙古语系的地区占据着北方，范围接近亚洲大陆的一半，现在尚存三个分支：向西、向北和向东。每个分支都是一个不同的种族。
沿着准格尔走廊向西前行，少数区域仍然很富饶，但经过阿莱山脉的南部和北部时，就会变得很崎岖陡峭。从土耳其斯坦东部到西部，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欧亚草原的东部。向北前行则是叶尼塞河和阿穆尔河的河源上游，两条河流的东北方就是勒拿河，三条河流交织出一片山区林地。在这一片山林之中，来自蒙古草原的移民不得不放弃他们原始的畜牧业，转向以打猎为生，而逐渐适应山林生活。兴安岭作为蒙古东部和满洲的分界线，显然已成为第三扇大门或者说已成为东方的门户。在中国万里长城的映衬下，这三块区域清晰可辨，人类为了抵挡外来侵略者因而在北方修筑了这一道防线。强劲的西风把蒙古地表的细尘吹向了南方，源源不断的细尘堆积成厚厚的“黄土”，这些黄土就在南方区域沉积了下来，限制了山林向南蔓延的趋势，同时中国北方（从北京到长江这一带）的低地也暴露了出来，然而，这一片区域却常常受到蒙古游牧民族的入侵，因为蒙古游牧民族拥有着马匹和骆驼以及他们自己驯化的动物，在当时十分强大。中国远古文化的摇篮中国历史上的三部分区域如图所示。从蒙古平原吹来的黄土，在中国北部沉积下来，形成了北部肥沃的黄土区；长江流域常年的河流冲积，形成了中国中部富饶的冲基层；中国南部广大的林区现在已经被北方和中部的移民开垦利用。
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尝试着把当地早期发生的历史事迹编写成一部编年史，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他们的首领文王作为西方诸侯之长，带领人们反抗内部的侵入者，然后，在“西方人民”的帮助下，把人民从中国统治者压迫式的管制中解救了出来。商朝，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自诩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统治着所有的人。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这只是人们的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一个国家也渐渐开化。例如，在商朝的艺术品上发现的中国汉字，以及中国作家笔下所描绘的汉字、船、轮式推车、丝织品、复合管乐器以及度量制度的发明，这些的出现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一时期比周朝的成立还要早一千多年。与此同时，周朝以都城长安为中心，领土也在向四周扩散，在蒙古边境与混夷人（据说是匈奴人的祖先）之间的战争也是时有发生。
周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56年，它的创始者所做的伟业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天子却并不都是有能力的统治者，在边境上，阻止鞑靼人西迁和抗击南部苗族原住民的扩张战争也是时常发生，边境区域和他们的首领对于人民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远在渭河谷地的君主。那么，到底是什么还在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呢？就是广大人民根深蒂固的忠心。而且这种忠心是世代传承的——“我们必须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听命于君主，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忠诚”，另一方面，匈奴人经常性地挑起战争，因为割据势力的发展，在长江谷地兴起的小国，也渐渐与中央相抗衡，面对着大家共同的敌人，也加强了人民的团结。
中国早期历史的典型事件都是反复重复的。一个当地的权贵，有时候是来自边境地区并且善于打战，有时候是中央的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他们充分利用人民对中央政权的不满，继而夺取洛阳，如果可能会直取长安，抗击蒙古匈奴的入侵，最后在长江以北重新组建封建政权，并且会尝试着将他的领土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南。王朝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就会渐渐变得腐化，此时新的反叛者、拥护者或革新者就会登上历史舞台，或者有时候只是提出一个抗议而已，比如说孔子反对滥用职权和道德。
对于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的生活仍然继续着。小麦、大米、大麦、其他谷物以及园艺作物都是人们的生存物资，除了洪涝和干旱时期，充足的物资储备足以满足家庭的需要，维持社区的和睦友爱，并且人们遵从孝道，家庭邻里之间都相敬相爱，互相体谅互相关心。只有当鞑靼人入侵时，入侵者会大肆宣扬他们“自私自利”的信条，而此时如果恰逢一个软弱无能的君主，那么中原人的道德观将会受到冲击。在平常的时期，这种道德观能帮助地方政府减少疑难案件，缓解人们的意外不幸，此时中央政府就显得是多余的，而当匈奴犯境或者黄河决堤时，就需要中央政府发挥它的作用了。绵延起伏的长城，中国抵御蒙古人的屏障为抵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进而修建长城以加强防御工事。长城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47年登基后开始修建，但在当时并没有全部完成，长城的修建经历了几个世纪以后才彻底完工。之所以提出修建长城的需要，大可追溯到远古尚未记录的时期。该图片显示长城穿过北京西北部的南口关后沿着山势蜿蜒。
对于这种生存方式，中国人自己觉得平静而知足，他们几乎不破坏中国的地表生态，不会去开采中国的自然资源，煤、铁以及其他矿产，不会去利用中国的陆地水动力，或者尝试着在肥沃的土壤上种植其他作物，而是继续种植传统食物和发展牧业。
关于这一点仅局限于中国北部的区域，黄河盆地以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黄土地和平原，这里适合种植小麦和小米而不适合种植大米，而且这片区域也深受北方和蒙古移民的影响。蒙古高原的南部坐落在地势更为高耸的西藏草原地带，这里的地势也是延伸成类似于蒙古的三角形。从喀什葛尔出发，穿过费尔干纳，继而通向欧亚草原，这条西进通道途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在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萨斯河上游谷底时比较艰险。
走出这片干燥的西藏高原，迈向季风雨浇灌的南部和东部区域，游牧民族一直沿纵向山地草原，逐水草放牧，在这一片纵向山谷中，草木茂盛丛林密布。但是在高原区俯瞰长江，它的主流却阻挡了牧民纵向随草地迁移。当丘陵地带在日后成为人口密集的区域后，那么本地的居民也会相应减少；在富含红土壤的四川，随着湿度的变化，这里的小山丘可以修成梯田，然后再进行灌溉，因而人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耕作者，种植山坡灌木、芳香植物或者其他作物。橘子、大黄以及其他作物，这些产品正是当地后方区域常年以牛奶为食的游牧民族长年不断的需求。最终，在河流下游也经历着同样的开垦，因而山坡灌木、茶树成为这片区域最重要的植物。中国历史衰落时期的文物在周朝，青铜器上已经出现更为完善的技术。请看这个用于祭祀的大酒杯，这个物品，33英寸宽，镶嵌黄金和白银，并且里面还刻有一篇很长的铭文，同时上面的压纹镶边代表神秘怪兽饕餮。
当人们的居住范围沿着河流，从牧场逐渐向外向下扩展到沼泽地，当人们既不能找到大米，也无法从丛林原住民那儿获取食物时，一场悄无声息的经济革命就这样到来了，人们通过调节水道，重新分配稻田用水来提高耕种产量。
在更大规模内，冲积层肥沃的土壤上种植有大面积的稻田，丘陵山麓有茶叶种植场，并种植有其他珍贵作物，比如生姜、橘子和柠檬，长江及其分支的下游流域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区域性省份，像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江西省；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也是这样形成的。在江西省，沉积下的大量的陶土促进了中国的陶瓷文化，瓷器逐渐取代了木制品，陶瓷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和水稻文化，同时那些精致的陶器也使得“陶瓷”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商朝时期镶铸的青铜器作品商朝大多数的文物都是青铜器，它们的完成证明中国的文化已渐趋成熟。这个青铜器的上面部分是一个容器，用来蒸煮献祭的草药；底座是空的，并且通过中间的过滤器与上面部分是隔开的，所以当把这个青铜器放在火上时，下面的水蒸气就会慢慢地渗透到上面的草药里。
中国的历史一直就是“中央王国”抵抗外部侵略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击退外敌，中国人确实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的地位，无论遭遇怎么样的侵略，他们都没有被征服，更没有磨灭中国的历史。3 印度和雅利安入侵者国历史和印度历史的差别主要在于调查方法的差异。中中国的本土文化和它的入侵者的文化在大多方面都是独立的。在以后的时期，只有亲缘种族之间才可进行比较，比如现代旅客所描述的云南的原住民和中世纪的鞑靼人。同样的，现代的丛林种族和一些偏僻地区的幸存者，也与远古印度的原住民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雅利安语系的入侵者有自己的信仰、制度以及生活方式，这些在其他地区都是很好辨识的。虽然他们分布广泛，但是在他们的家族语言中，对于很多自然物和日常使用乐器的用词都是一样的，他们内在的习惯和想法也是相似的。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生活环境相似的祖先，我们就可以重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通过对比他们在后期衍生语言中不同的词汇，和每个雅利安语系种族的不同经历，以及他们途经不同区域最终迁徙到以衍生语言为主的国家，进而来研究他们的文化或他们的日常用语。通过比较语言的方法，最终被发现的事物远远超过了现存早期文档中所描绘的事物，并且还通过他们一直沿用的文字验证了他们流行的习俗。
比如说，对于所有的雅利安语系的种族，不管他们是如何起源的，他们都接受了自己的语言，并且他们文化中的大多数元素来源于部落组织民族，还保有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或许他们曾经也在距海很远的地方占据着一大片草原，这些都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他们拥有马、牛、绵羊以及山羊，因而使得他们不仅能从事打猎活动，还能对外发动侵略，同时又能够很好地照顾牛羊。从他们在谷物农业的简单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和某些林木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分布已经扩展到稀树草原，毗邻他们的草原发祥地，而且他们还利用那些林木资源来盖房子居住，或是建造轮式推车。
充足的林木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建造出大型的设备，这些设备不仅成为了家庭的主要运输工具，而且还促使了女红的延续和进一步精致。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的妇女责任更重，以往因为运输工具匮乏，家居用品难以装运，使得她们根本没精力继续从事女红。也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工具的便利性，相比于以前的牧民，此时的牧民可以去“拜访”深林中更远的国家，同时还不会扰乱现有部落和家庭亲密和谐的关系。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探寻到更为深远的影响。在广袤的草原上，无论任何季节，只要人们想四处游玩，都可以畅行无阻。但是在稀树草原和深林地带，尤其是群山绵延或层峦叠嶂的地区，由于当地地形的限制，这种游历就显得有些困难。起初这些道路是很清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交通需要，规定并固定下这样的道路，但是，它们还是需要翻修和维护。河流也是，应该修葺渡口，如果还有可用木材，那就可以搭建木桥，方便人们过河，所有的这些设施，其实在很早就已存在。草原上主要的河流不仅可以发展航运，同时也能顺流而下开始一段旅程。
雅利安人的远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奇迹，远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而最终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也只是一个模糊的设想，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深思熟虑后做出正确的决定和选择，这是人们思想进步的标志，同时这也指导着他们在部落的实际行程中，如果遇到新的困难，应该如何去应对。早期的以色列人都经历着这样的“荒野旅居”时刻，而那些雅利安流浪者的迁徙之路也是要越过山川，穿过森林。
从稀树草原的生活和习俗中所涉及的词句，以及有关林木采伐和道路修筑，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雅利安语系的民族不仅是细心的林木工人，还是牧羊人及耕种者。这些装备匮乏的移民，从西藏高原南下到东南亚，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远行到一个多沼泽的国度，他们旅途艰险，把小山顶作为地标和圣地，把河道作为他们的自然分界线，并且还很重视高地和绿地森林。
虽然山谷中茂密的丛林里潜伏着各种危机，恐惧感也一直都萦绕在人们心头，但是，远峰、天空、风、云、黎明破晓以及阳光普照，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友善。然而，火的出现却毁灭了这些美好，常年居住在山林中的人们，将一块木头放在另一个木头上摩擦，这也是技术碰上了运气，这样一直摩擦，火焰就出现了。
这一令人惊叹而又意义深远的创造性行为，俨然已成为一件神秘的事情，同时也是社会凝聚力的一个标志。同一片火焰下的种族会有相同的动物和植物的图腾，作为种族间的约束，同时也是每个种族的标志，图腾能将许多原始群落间人和人的关系区分开，尤其是猎人之间。火的发明使得清洁成了必不可少的事情，水分、油脂、灰尘及泥土对于火的产生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对于这些高原部落的种族而言，乳制品、动物食物、简单的木工工作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中，这种干净度也是必需的。在雨水冲刷的高地，清洁是很容易做到的，然而在丛林地带，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丛林民族的经历不仅证实了这点，而且对于那些居住在最南端，承袭雅利安传统的人民而言，常年的丛林生活更好地解释了他们越来越暗的肤色。而且，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来自欧亚草原的移民就是他们自己，除了一些典型的金发女郎。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不论是部落的排他性，爱干净的习惯或者是现在所流行的纯粹的彩色条，雅利安文化一直宣扬一种排他性的民族意识，也正是因为这一要素，在那充斥着多样性和不利条件的环境中，雅利安人的风俗习惯还是得以保存并延续下来。
部分雅利安语系的部落终究逃不过西迁的命运，我们只关注印度地区的雅利安人，并且会在一定范畴内，将西迁的部落与迁徙至印度的雅利安移民进行比较。在他们越过山林地带时，迁徙到印度的路径必然会比穿过高原森林的路途更为艰难，因而后裔组织会更为紧凑，直到进入这片区域，这里远比其他冒险家所到目的地的环境更为恶劣。
关于他们实际的迁徙，现在很难找到相关的物证。林地人们的木制工具和建筑物早已被毁灭，在所有的印度社区，制陶工人的社会地位都很低，这说明了他们的艺术并未被他们的征服者所欣赏，并没被纳入到征服者的文化中。火化的习俗同样也说明了只有当地的居住者才会在死后火化并且墓葬。关于那个独特而又稳定的社会，现在的我们只有透过那些流传下来歌颂过去时代风俗、智慧以及美德的歌曲中，来勾勒出那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做的事情。
然而，在他们进入山麓丘陵和高地平原的时候，他们便修建自己的政权中心，并且派遣专门的工人用他们本土物件的手工技能进行维护和装饰，这些都能在考古中得到验证，并且这些考古证明已经慢慢地被发现了。印度雅利安人并不都是生活在丛林中，并不都是未开化的。无论是出于商贸还是其他目的，北部的雅利安人似乎与苏美尔文化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交流沟通。在南部德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人们一直从事铁器制造，烧制精美的陶器，并用大石板修建陵墓，这足以说明雅利安文化已经渐渐地渗透到这里，这些艺术都在雅利安文明的范畴之内。雅利安人的到来，真的掀起了一场文化碰撞，同时也是蕴含着一场灾难，印度的历史就是这种碰撞冲击的延续。印度文化和巴伦比亚文化相联系的证据莫亨朱达罗和哈拉帕是迄今为止，已经挖掘出的两座印度——苏美尔文化遗址。这个壮观的石灰石雕像就是在莫亨朱达罗出土的，上面装饰有白色石膏和红赭石。
从高原出发的雅利安人，他们迁徙的主要通道很可能途径西部某些区域，例如柏兰、开伯尔、迈莱克然后进入旁遮普，根据早期的文献描述，可以确定他们还经过了喜马拉雅山中段的路线。雅利安民族，先后分为两支，一支定居在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另外一支定居在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恒河流域，这些雅利安语系的民族安家定居的地方即为雅利瓦尔塔。这两个支脉之间，随着他们各自领土的扩张，英雄主义的战争时有发生，这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也有记载。
每片区域内，边境河流的交汇处都享有战略和商业优势，因而也成为当地建立首府的首选。在首府的后面，是一大片玉米地和牛牧场，远处的群山中也蕴藏着丰富的林木资源、矿藏、湖泊以及温泉。穿过亚穆纳河和萨特累季河，由于这片区域气候过于干燥，雅利安人并未在此进行开发定居，而是走出这片区域，又来到了另一个群山环绕的世界，沿着阿拉瓦利和温迪亚山脉，这里居住着肤色黝黑的民族，他们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保留着不一样的习惯。继续东行，在雅利安人东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群经由喜马拉雅山南部通道而闯进来的入侵者，这些来自雅鲁藏布江和恒河谷底的蒙古开拓者，与雅利安人发生了冲突，阻断了雅利安人的扩张。
雅利安人移居印度可能从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梨俱吠陀的颂歌中也有相应的记载，而梨俱吠陀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年。雅利安民族的领域一直局限在南方，西北方有天然屏障拉杰普塔纳的阻挡，向东又受到恒河上游流域的限制。
关于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这里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雅利安征服者称他们为“达休”，早期的文献中说他们是肤色暗黑、塌鼻子，不干净的人，“既不献祭，也没有信仰”，这些都是他们与生俱来、世代传承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用石头堆砌成城堡，并且被他们那强大的、无比富裕而又技艺精湛的国王所统治着。
从外形上来看，他们很容易被认定是广泛分布在现代印度大陆的达罗毗荼人。达罗毗荼人，这一词语在吠陀文献中出现过，在古典梵语中也是很常见的，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前面的推测。那时候，蛇信仰、恶魔崇拜，其他宗教以及奇异的做法，这些都与雅利安传统和信仰相异，但是在雅利安部落中，并没有排斥这些做法，而是兼容。以前的人口本身就是混杂的，达罗毗荼文化说明了，以前的移民对早期土著人的影响是存在的，比如说尼沙达民族，印度史诗文献中这样描述他们：肤色暗黑、身材矮小，高颧骨、红眼睛以及赤褐色的头发。古印度人私人住宅中的盥洗室雅利安人发现印度并不是野蛮之地。西北部的禁区孕育出一种多样性的文化，或许是因为经常与巴伦比亚进行交流沟通；其实印度－苏美尔人十分崇尚追寻物质生活的舒适度。莫亨朱达罗内所有的街道，甚至是所有的房子，都有用细砖砌成的沟渠，用于排水，并且如上图所见，所有的房子里都有私人水井和铺砌的盥洗室。
甚至在后期的梨俱吠陀中，通过雅利安与达休国家之间的条约和联盟，雅利安社会的独有排他性也得到了缓和。因而，异族通婚就这样开始了，但是这也存在着风险，因为征服者毕竟是少数，很有可能会被当地的土著人同化。因而，唯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就是，在雅利安社会内，把被征服者单独划为额外的下层阶级，并且依据他们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再把他们划分为各个等级，即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兵丁也是统治团体）以及吠舍（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在这些之下的就是首陀罗或奴隶，最终更下层就是游荡在山野之间被驱逐出的尼沙达人。
在中部地区，祭司的婆罗门经过进一步的防范措施，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刹帝利统治者之间，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等级划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偏远的殖民地和征服区，中间的等级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只剩下婆罗门和首陀罗，然而，在有些地方，尤其是经济区，当地的等级划分把所有的下层阶级细分为很多“等级”，每个等级在部落内都有自己专门的功能，上层阶级严格强制性执行这些等级划分，并且特权层警惕防范低于其等级的下层人民。4 新生的巴比伦部落斯高原的西南边缘是一排平行山脉链，这一片山区的地波势高于它们前面的低地，就像喜马拉雅山高于旁遮普平原和恒河谷地一样。在它们的后面，也就是在北面，这些宏伟的山脉延伸到波斯高原和小亚细亚高原，继而被亚拉拉特山周围的山地所阻断，而从波斯高原和小亚细亚高原的北部草原的终端延伸出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道，又将这两大高原连接了起来。
这些端点之间，连绵不断的障碍物阻挡了通往草原的路径，除了经由高加索山脉狭窄而又艰难的暗道，亚美尼亚高地是他们的天然屏障。对于这些从北方草原而来的人们，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想要进入这片山区的南部，但是路途困难重重，因而不得不降低速度，所以，他们从山地内部穿过这两大高原。
另一方面，在山区的前面（南方）延伸着另一片平地，这里的中心区是沙漠，但是在靠近山麓地带则是草地或可耕地，这里就是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最初的水系都是向东流入低谷，这些低谷都是波斯山脉的底部，并且底格里斯河也流经这里，幼发拉底河也是流经这些地方，这里还有其他的航道流经阿拉伯半岛中部区域，但是现在这里已经干涸了。其他河流都干涸了，为什么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还在流淌？这是因为亚美尼亚高原大量的雪水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两条河流中。底格里斯河的水流量比幼发拉底河的大，这是因为东岸高原上的山地融雪和雨水形成的几大支流，都汇入了底格里斯河。
其他东部河流也是向东直接注入波斯湾，以形成辽阔的河流三角洲。为什么底格里斯河会有很长的低谷？这是因为类似的横向三角洲相继连接在一起，并将原来的海湾填补了五百英里，还以每代人约一英里的速度，将现有的海岸线向前推进。当这种淤积过程开始后，幼发拉底河形成了自己的河口，以及海湾西侧的河流三角洲。然而很久以前，底格里斯河也流经这个三角洲，并且在两条河流的35英里处，它们第一次汇合，随后分为几个支流，并均衡水流，巴比伦尼亚就这样诞生了。巴比伦尼亚是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横跨100英里，平原上部分为沙漠或是草原，下部分是大面积的沼泽地带，但在一定程度上，灌溉并不成问题，而且还很多产。这里都在进行智能化的耕作，比如，在一年内可种植三种小麦。
沿着水道，枣椰随意地生长着，也无人看管，它的果实给人类和牲畜提供了食物，可称为“花园之中的生命之树”。从邻近的高原顺流蔓延的藤本植物也有一个类似的称谓——“智慧之树”，为何这样称呼它们呢？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但是回望这一片区域，从它形成以后，并没有经过很长时间，这片简单而又适当的区域，就已经具备生存的基本条件，还有源源不断的水源，这样天堂般的地方，很难不引起它们邻国的注意。如果我们能确定冲积率一直都没变，那么开始时期可能会追溯到12000年以前，但是如果冲积率一直在增加，那么这个时间或许会更早。
我们可以从这块区域周围的环境中，推断出到底是什么人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特殊的自然资源。在东部，山脉的山麓地段即在眼前，而且发源于森林国家的湍急的河流贯穿这些山脉，在这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山脉之间的长长的低谷被激流碎石完全堵塞，因而形成了一片绿地山谷，这就是波斯人说的“乐园”。
波斯人的家园就是这样的一群群高地平原，尽管波斯人实际上是雅利安语系的移民，随后进入这片区域中旧名为埃兰的小地方，他们用土石堆为他们的国王建立了一个“苏萨宫殿”，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此定居。其他与苏萨有着相似经历的遗址也揭示着埃兰文化的广度和优良性。
古埃兰政权整整经过两轮“四季变换”，显然，在第二个周期的繁荣期间，埃兰勘探者开始在这一片三角洲地区长期定居，制作陶器，那些用晒干的砖块建成的乡镇也被改为牛牧场和玉米地以及原生的棕榈园。底格里斯河上游也形成了类似的定居点。
但是所有的这些知识只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就像阿拉伯半岛的山林地带和平原区，也有它们本地的土著人。自旧石器时代的初期，这里就一直被以打猎为生的民族所占领，但是等到第一批定居者，带着他们的制陶技术，在这一片冲积平原居住下来时，早期的居住者就被新来者取代了。新来者清一色的体格纤弱，长脑袋，留着浅黑色波浪形的头发以及稀疏的胡子，但就是这个种族一直统治着从摩洛哥到红海，再从红海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一大片区域的整个南部大陆，其东部地区的代表就是阿拉伯人。
对于原始阿拉伯人的文化，我们大可从人们对所有人类社会所强加的严格界限中推断出来。像他们所有时期的继承人一样，他们都是牧羊人或游牧人，他们借助自己的武器对邻国发动快速的、有组织的袭击和掠夺，在短暂的征伐之后又显得士气低落、濒临瓦解，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拓宽之后，尤其是在他们的沙漠栖息地内，从河流边缘引入河水灌溉的枣椰绿洲，他们能够补充自己的牧区资源，并且会掠夺在沙漠相对边缘定居地之间商品运输中的货物，依据他们的知识进行沙漠草药的采集，很多草药都是有香味的或是有药用价值的，最终，在知道它们的属性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草药正是自己所需要的。早期农业的证据早期苏美尔工艺中的一个彩绘罐子，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这是用来装麦粒的，据此，有些专家把这些麦粒归为一种极好的发育优良的种类，即密穗小麦。如果是这样，就当时的斯佩尔特小麦，苏美尔就领先于印度。
在跨沙漠路线的终端以及三角洲向西延伸的最边缘，逐渐有了一些定居者，比如先迦勒底时期的迦勒底人。
三角洲上的镇民会将粮食、纺织品以及其他剩余物储藏起来，以便骑着骆驼的人们到来时，跟他们交换“沙漠之舟”所带来的货物。这说明东部的山区也有有价值的东西。巴比伦城市成为货运的中心，他们聚集了中间人的财富。
虽然三角洲地区是新近开拓的，但由于被征服国家的人们天性服从，毫不反抗，因而被征服国家基本没引发什么问题。尽管这些奴隶要么是从国外捕获的，要么是在战争中俘虏的，但他们对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以求获得解放。一方面人们任由时光流逝，一方面也不过多考虑未来。随着罕见的人与人平等口号的提倡，人们开始呼吁另一种生活方式以纠正现在的罪恶。
对于这个有序、高效又繁荣的部落而言，唯一的困扰就是偶尔发生的洪水、祭司国王的压迫或无能统治、沙漠或山林国家的抢掠，以及随着三角洲地带充分的开发，就边界和水源权利与邻近城市的争端。这些争端有时候会致使一个城市暂时地服从另一个城市，偶然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强大的“帕特西（祭司国王）”会统治这一整片区域或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神的力量会随着神的仆人的更换而有所不同。
北方的阿卡德地区有别于南部的苏美尔地区，但是大陆性沙漠和新近冲积平原的对比并不太明显，从沙漠通往耕地的通道大多是开放的，因而这里经常遭受阿拉伯民族的袭击。但是，也正是因为，更容易适应这里的气候，游牧侵略者就在此定居下来。这里的历史与印度和中国北部的历史都是相似的。5 埃及早期文明的发展罗河谷底是非洲地理一个古老的特征，就像巴比伦的三尼角洲地带一样。在埃及王国建立之前，尼罗河三角洲这一大片区域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
沙漠高原和河谷两岸早期的砾石沉淀区，都在不同的时期内出现过燧石工具，并且旧石器时代石器的风格与亚洲的某些地区、欧洲西部、阿拉伯沙漠以及巴勒斯坦洞穴中所发现的石器风格相符。在现在的尼罗河平原开始形成之前，旧石器时代就已经结束了。但是，随着泥浆慢慢覆盖了谷底，它逐渐开始蚕食更低的梯田，我们可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物就被掩埋在这里，而我们却无法获取。
然而，在泥滩之外，仍然有很多人类居住的遗迹。人们的活动就是以游牧为主，到处走动。其中最早可追溯到人们习惯使用金属之前，直到后来收藏成了一种时尚，这些都暗示了人们与旧石器时代费解的梭鲁特文化时期的手工艺有一定的联系。
尽管这一点仍处于争议中，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前王朝时期特有的艺术和工艺有一个显著的且相当粗俗的前身，鉴于拜达里能更好地展现这一文化，因而弗林德斯皮特里先生称它为拜达里文化。
由于拜达里文化和前王朝文化之间出现了一些危机，使得山谷民族的习俗和行业区别于努比亚和非洲其他地区，并赋予了印度独有的文化，首尾相连的山谷文化都是一致的，并且从挖掘出的早期遗址中可见其文化已经很成熟了。
关于定居地，我们知之甚少，他们或许居住在泥滩上，就像现代的村庄一样；为了节约土地，墓群都在沙漠边缘地带；从墓群的内有物品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前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
早期的埃及人期待死后的重生，为了离世后的幸福，他们费尽心思精心制订了预防措施，即给尸体提供一切必要的和死者生前想要的东西。后来，这种独创性逐渐扩展到保护尸体本身，他们还必备死者的肖像，以防真正的尸体在开始“以后的日子”之前被损坏。
尽管没有大规模统治存在的证据，也没有拜神的证据，山谷已被划分为多个部落领域，其划分标准以河船为例，都刻有历史时期的地方性船徽；后来在一些坟墓上发现的动物的图案代表了他们信奉的动物。偶然间出现的外来材料制成的物品（比如绿松石），说明了还与别的地方有往来。
居住者体型相似，与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欧洲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人一样，同属于棕色皮肤的种族。在稍晚的时期，有迹象说明当时有一支新的种族来到这里，但是逐渐就被他的邻居们给同化了。
但是，他们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却遇到了难题。这些人种植的大麦和斯佩尔特小麦，并不能在埃及随意生长，然而，这些作物却能在叙利亚北部和阿拉伯山脉边缘地区的少数几个城市中生长良好，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的知识就是从这些区域传入埃及的。同样的怀疑还有关于铜的起源和石块艺术的起源。
然而，危机时期使得前王朝文化脱离了埃及人的历史，遗留下的物证令人印象深刻，在现在看来，前王朝文化的历史已经是很全面且相当清晰了。通过对现存早期坟墓中上千个尸体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很短时间内出现过一些外族的人（属于亚洲人种），这些人与早期占领山林并且在石器时代后期发展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宽体型的人相似。在埃及，这些移民越来越多，到第四王朝时期，已经扩展到山谷地带，之后逐渐容纳于大众之中，明显地改变了平均体型。
因为在第一王朝建立之前，他们几乎没有出现过，一直居住在山谷的下段，因而把他们的出现与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是合理的。然而，奥西里斯崇拜所表现的特征暗示了它起源的地方是一片草原，有着众多的针叶树还有其他植被，这些都与埃及的环境不同；右手和向西的相同象形符号的使用说明了他们占领山谷时，第一个发现使用者“面朝南方”。
在埃及，就像在印度一样，侵略者一旦到达，就会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且会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平静期。尽管如此，在未被征服的南方或在广大普通群众中，强权酋长的出现也使得历史一度停滞。因而，在埃及，有短暂抵制主流文化和统治者的时期，也有被努比亚和苏丹的武士几乎完全征服的时期，虽然他们的统治很短暂，但是征服者部分受到埃及文明的影响，并了解其丰富的资源以及当时统治者的弱点。
在印度，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端——蒙古边缘而来的闯入者，阻断了雅利安人的扩张，并迫使他们更改路线向东行进，因此，这些带有亚洲传统的后继者反复受到以游牧为主的利比亚人的威胁，这些利比亚人生活在三角洲西北边以外的区域，并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时不时地威胁山谷地区。在内部，埃及的社会结构也经历着跟雅利安印度以及中国北方相似的时期。印度最初的艺术、宗教信仰以及集权式管理是充满活力和自由的，并且在第四王朝（金字塔国王）、第十二王朝、第十八王朝以及第二十六王朝时期达到高潮，随后初期的活力和自由就被越来越死板僵硬的传统主义所取代，手工艺者丧失自由，礼拜者未能自制克己，而且政府的效率低下。
个人纯洁对印度雅利安的概念就相当于灵魂和肉体未来的命运对于埃及的概念。答案就是埃及祭司，他们都居住在大教堂中，充当教堂牧师，依靠着每个地方虔诚的捐赠基金过活，逐渐成为社会约束力量，偶尔也挑起政治动乱，通过完全占有和控制，他们宣扬死后生命的起源论，这就跟婆罗门宣扬纯洁而进行完全占有和控制的手段一样危险。陶器所揭示的早期埃及的生活前王朝埃及工艺品，花瓶上的装饰为我们了解埃及文化提供了很多信息。船身必须带有部落标记，这一标准证明了在尼罗河地区，航行技术已相当成熟。
就像中国的地方财主，巴比伦尼亚大城市的统治者帕特西以及印度领域的王朝一样，经常发生抵制任何形式的大民族主义以及这种合作能够取得的更大辉煌，在印度，领土贵族就经常批判法老，经常性地背叛他。同时，领土贵族也是寺庙祭司嫉妒的对手，因此王权统治者的传统做法就是让一个利益团体与另一个利益团体相斗，就像中世纪国王挑拨教会和贵族相斗一样。6 爱琴海群岛文明的起源此还要继续研究早期地中海文明的摇篮，准确地说，应在该是爱琴海文明。
通过对邻近地区和更远的东方区域文明的研究，透过他们成就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我们发现他们的起源和环境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都起源于大陆，并且都经久不衰，还有源源不断的充足水源供应。
中国沿海和印度洋是开阔的水域，巴比伦河流入波斯湾的浅水区。海洋对这些大路政权的重要性微乎甚微，这并不奇怪。
然而，埃及的兴起又是不一样的，三角洲正对着的海洋既不是开阔的海域，也不是像波斯湾一样的内陆水域或淤泥堵塞的死水，但是，一个地区最大的湖泊区对于其周围的陆地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北美洲的湖区，并且湖泊面积越大，影响越深远。
地中海西部的主要流域被周围的山脉完全包围着；黑海和里海一部分被群山包围，一部分连接着地中海北部；地中海东部完全处于山脉南部之外。地中海东部的两个附属海域（即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深入到群山之中。在爱琴海域，山地地带的一大片区域都已经坍塌。
海岸线是非常不规则的，海角之间的溺谷经由岛礁链渐渐延伸到深水区。穿过下沉区的中部，分隔色雷斯与克里特岛盆地，这一群山脉链就形成了基克拉迪群岛，而纳克索斯岛就是这个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因而也荣获“小克里特岛”的绰号。
在地中海域的中部区域，地中海大陆所特有的构造、气候以及生存条件，准确反映了整个地中海陆地的典型特征。
地中海几乎与大西洋隔离，只局限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因而这里几乎没有潮汐。这就大大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而通航河流的稀少反而缓解了潮汐河口缺乏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是普遍的逆时针循环，这就带动着从尼罗河河口出发的船只，沿着叙利亚海岸线，经过塞浦路斯到达小亚细亚和克里特岛的南部海岸。每天交替的海陆风也有助于沿海航行，尤其是夜晚海岸气压高，陆地气温低。所以，来自三角洲的早期的航海员，利用他们的设施，第一个靠近叙利亚海岸，而且叙利亚和吉里吉亚海岸之间的大转弯也是在早期就发现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特殊理由可用来假设埃及人在早期或经常到爱琴海，尽管向国外的航行并没有超出这些善于航海的水手的能力范围。
返航设施具有重要意义。在整个夏季，从北方来的一股稳定的风，吹过黑海吹向炎热的撒哈拉。因此，从罗德岛和克里特岛的南端，可以一路顺风航行到尼罗河口，如果一个航行者停留在尼罗河三角以西利比亚海岸的任何地方，那么水流和海岸风会把他很快地送回家。
还有一个深入的问题，如果印度水手按照这样的路线，往返于爱琴海，那么他们会遇见什么人？看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的早期坟墓中，现在尚存的爱琴海人的遗体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整个山区范围，其特有的人口类型，构成了整个历史时期的大众人口，并且这些人们不断地延伸他们的活动范围，比如说进入意大利半岛，广泛地深入山林地带的东部中心区、西部中心区以及欧洲北部。因而，自然而然可以推断出，他们从一开始就占领了爱琴海的海岸。
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欧非混血人或大家通常称的“地中海人”在青铜时代的早期，就已经发现了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的部分岛屿，并且还在这些岛屿上建立了政权。
当我们首次探寻这些居住地时，这些居住地已经陈旧了，依稀可见并排而立的地中海人和阿尔卑斯山区的人，还有这两种人的混血人，这些混血人保留着他们的特征。
因此，为了解释地中海人在爱琴海区出现的原因，我们必须假定，当时的航海技术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在早期爱琴海文化中，依稀可见克里特岛文化，也可见到基克拉迪群岛文化，这些特征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推断结果。
在克诺索斯，那些青铜器时代遗留下的宫殿，在它们古老的地基下面，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它们的深度大约超过20英尺，向人们阐述了那一段长期缓慢发展的文化。石器与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所发现的石器相似，但是陶器属于地中海沿海广为流传的一类，从叙利亚海岸到西西里岛、马耳他以及撒丁岛，其装饰品更表现出对编织品的同等依赖，这是整个北非装饰物传统流派的一个特征。贝壳饰物就证明了当时与那片海域的人们也有交流。
没经过太久，铜和青铜的使用就传入了爱琴海居住地，随即，历史就快速发展起来。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并不像塞浦路斯或北叙利亚一样，拥有很多金属矿石，因而第一批爱琴海类型的铜器实际上是借来的。在基克拉迪群岛，这些石器也在欧洲东部中心区广泛流传。另一方面，克里特岛主要受到北非的影响，但是基克拉迪群岛对克里特岛文化暂时性强大的影响表明，这里的灵感之源，不同于更大岛屿所拥有的。
理所当然，克里特岛的居住者最终掌握了这个岛屿多方面的资源，因而他们逐渐地繁荣起来，同时对外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与他们的邻居基克拉迪群岛相比，克里特岛有着长期性的压倒性优势。但在早期，各个居住群体基本上都是单独发展的，基克拉迪群岛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它探索希腊大陆的毗邻区域，交流彼此的经验和技术，或许还能学习“彩陶”文化，这种文化在当时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似乎是来自喀尔巴阡山东部开放性国家。克里特小饰物和埃及相似物证明埃及对克里特岛影响的突出性例子就是华丽的小物件、护身符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猜测埃及的主要进口物品。将这些从美沙瑞墓葬（克里特岛）中发现的腿型护身符和猴子，与从阿比杜斯（上埃及）发现的原型相对比。
在基克拉迪群岛，我们仍然能清楚地发现，来源于亚洲大陆的要素与南部石器文化幸存物的相互作用。我们也必须考虑岛屿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黑曜石、大理石以及其他优良的矿物。
如此，文化就形成了。对于多样化的克里特岛人，阿瑟埃文斯先生称他们为“迈诺斯人”，借用传说中的海神“迈诺斯”（爱琴海首位“海浪的统治者”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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