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润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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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历史与理论(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文丛)试读：
本书作者简介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闻史，已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新闻史的奇情壮彩》《报史与报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12种。已发表的新闻史论文约200余篇。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新闻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等。出版《新闻学导论》《新闻理论新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等作品，发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贡献》《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等论文。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新闻界》主编。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中外新闻史、舆论学。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包括独著、第一署名著作和独编著53部，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900多篇等。出版《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等作品，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新闻学》《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等论文。
杨保军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A岗）；《国际新闻界》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两次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长期担任新闻学院史论教研部主任。代表性学术著作有“新闻十论”：《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活动论》《新闻精神论》《新闻本体论》《新闻道德论》《新闻观念论》《新闻主体论》《新闻规律论》。
王润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出版《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中国新闻媒介史》等作品，发表《专业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思考》《在服从宣传需要与尊重新闻规律之间——中国当代记者心态史研究》等论文。
赵永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俄新闻教育高校联盟召集人。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中外新闻史。出版《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等作品，发表《穷媒体、无序民主与国家动荡——解析吉尔吉斯斯坦政变中的传媒之争》《全球治理视域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理论、框架与路径》等论文。
周 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与社会变迁、新闻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介素养等。出版《新闻失范论》等作品。发表《试析我国现行新闻职业规范——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为例》《敏感的螺旋：网络公共议题中敏感信息的传播渠道研究》等论文。
邓绍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席秘书长、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史论。出版《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1827—1872》《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等作品，发表《“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的交流合作及其影响》等论文。
赵云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新媒体、网络舆论。出版《作为政治的传播——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中国社会转型与互联网伦理》、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等作品，发表《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中国上古时期的媒介革命：“巫史理性化”与文字功能的转变及其影响》等论文。
王亦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新闻理论。出版《从“权力”到“权利”：中国新闻职业精神考察与分析》《在时间中聆听：作为符号而传播的音乐》等作品，发表《自然与拟态：试谈听觉传播视角下的手机媒介》等论文。总 序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领域激荡并存的社会思想，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既是时代赋予的命题，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自觉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文丛”，力图梳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长期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认知和智慧成果，系统呈现在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本学院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所坚持的思考方向和研究路径。文丛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传播基础史论、融媒体业务变革、公共传播和新闻传播教育等领域。“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文丛”收录了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们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前沿思考和学术成果，每位老师精选几篇学术论文纳入文丛。该文丛是一套反映新时期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密切联系新闻工作实际、广泛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可供广大新闻教育工作者参考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文丛。文丛共分为五卷。第一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邓绍根教授主编，该卷主要选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史与理论创新的文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与探索。第二卷《新闻历史与理论》由王润泽教授主编，该卷选取了2000年以来，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新闻史和新闻理论领域的研究水平，且在研究方法、范式、理论等方面具有引领性和标志性的论文成果。第三卷《融媒体建设与创新》由蔡雯教授主编，该卷讨论了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与变革，并重点关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业务创新与前沿实践。第四卷《公共传播与社会治理》由胡百精教授主编，主要选取了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新媒体研究、公共传播与社会治理以及新兴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文章，它们不仅体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同时还饱含着学术研究者强烈的社会关怀。第五卷《新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由胡百精教授主编，该卷追溯了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探讨了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与方向，并为新闻传播教育在新时代的实践与探索描绘了蓝图。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这样一套伴随着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教育文丛，汇聚了人大新闻学院之众智，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多年研究积累的呈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于2017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序列，在教育部开展的四次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蝉联第一或被评为“A＋”。每一代人大新闻人勇于担当，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新闻传播规律，本文丛的出版是对前辈筚路蓝缕、不忘初心的致敬，亦是对后人守正创新、锐意进取的召唤。文丛在选题和内容上肯定还存在着不少瑕疵，在此恳请各界同仁不吝批评。文丛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办学实践和学术研究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希望本文丛能够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贡献力量！是为序。郭庆光2019年12月前 言新闻历史与新闻理论是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知识。作为基础知识，历史与理论领域的学术研究所聚焦的，往往是一些较为重大和基础的问题。在现代媒介技术快速变革的当下，新闻历史与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一些新动向。但是，理论和历史的研究首先应当坚持的是守正，只有坚持了守正这一基础，创新才可以有的放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新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守正创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风骨。作为“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文丛”中的一卷，《新闻历史与理论》共收录了20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成果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多位多年从事新闻史论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学者之手。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围绕“文丛”的整体定位，系统规划了本卷的内容，主要收录了2000年以来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力求在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上兼顾古今，在研究方法上兼收并蓄，主要涵盖新闻历史与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和重大话题。本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新闻历史。这部分主要收集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外新闻史研究方法的代表性论述、外人在华新闻实践以及当代记者心态史等方面的研究，重点突出新闻史本身的发展历程和新闻史研究的最新面向。第二部分——新闻理论。这部分汇集了新闻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新闻理论的框架建构、新闻理念的构成与发展、新闻规律的本质与内涵等。入选论文既有思辨论述，也有案例深描，具有一定的学术示范性和引领性。第三部分——当今热点。这部分重点关注新世纪以来新闻历史与理论领域的前沿问题，所选取的论文涉及新闻媒体与社会结构、社区媒介与记者身份、新闻业转型与文化传播等热点话题。相关论文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理论使用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由于篇幅所限，本卷挂一漏万，在编辑过程中肯定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导！希望本卷《新闻历史与理论》的出版，能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历史与理论方面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对话空间。王润泽2019年12月第一部分 新闻历史多打深井 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方汉奇 曹立新
曹立新（以下简称曹）：今年年初，《新闻大学》邀请有关专家，组织了一次“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对于这次笔谈，您有何评价？
方汉奇（以下简称方）：《新闻大学》组织这次笔谈很有意义。近年来，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兴旺发达的一面，也有被边缘化和淡化的一面。后者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教学方面，一些高校新闻院系不太重视新闻史课程——课时能压缩就压缩，课程能合并就合并，有的学校将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合成一门课，课时也有所减少；在研究方面，新闻史论文的发表数量也相对较少，一些学术刊物的版面较多地集中到热门专业和热点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大学》发表这组文章，表明了刊物的主持人对新闻史研究的重视和支持，既检讨了新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探讨了新闻史研究的多种模式，相信对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会有所促进的。
曹：对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进行反思甚至批判，早就开始了，《新闻大学》组织的这次笔谈，与以往的反思有何不同？
方：对以往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进行反思和批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目前的反思，与前面几个回合不完全一样：不是在原地盘旋，而是螺旋式上升，因为新闻史研究已经达到和此前比较起来相对较高的平台。现在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在从事新闻史研究的组织和交流工作，有600多家学校的新闻院系在开设新闻史课程，有大批新闻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和撰写中外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经过20年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次反思是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新的高度上产生的，目的是推动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曹：在尝试新闻史研究新模式方面，李彬等人主张新闻史研究应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和视野，希望形成一种新新闻史，对此，您有何评价？
方：李彬的观点，我赞成。过去的新闻史研究，就与文化史、经济史研究有过结合，但更多更紧密的是与政治史、思想史的结合。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是宣传工具——这些观点长期渗入新闻史研究者的头脑之中，新闻史的写作也彰显了这方面的内容。结果，新闻史往往被写成党史中的新闻事业部分，很多地方与党史、近现代政治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内容相重合。毫无疑问，新闻史与阶级斗争史肯定有关联，各种阶级都会利用报刊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西方新闻史上也存在过政党报刊时期。可是如果只从这个角度研究新闻史，就过于狭窄。所以，李彬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向其他学科学习，是对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是必要和有益的。新闻学本来就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众多学科有交叉关联。在学科分类上，新闻学曾被划入文学、法学和社会学，说明新闻学与众多人文学科的关系密切，应该广泛借鉴。这种借鉴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内容，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水平。
曹：的确，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借鉴，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近年来，媒介、传播研究渐成热点，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2]对《新青年》的研究、政治系许静对“大跃进”时期政治传播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对《独立评论》的研究等等。新闻史学者也能做类似的出色研究吗？
方：这就涉及“报刊的历史”和“历史的报刊”这对命题。报刊可以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法律、军事等各专门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这些专门史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材料都保存在近现代报刊之中。“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研究报刊的历史也会涉及政治、思想以及影响媒介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但是新闻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媒介本身。现在媒体多元化了，不仅局限于报刊，还包括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至少五种。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
曹：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也就是从“说什么”到“怎么说”，这种意思的最早表达，是否可追溯到王中先生说的“新闻史不仅要研究‘宣传了什么’，尤其要研究‘怎么宣传的’”？
方：王中所做的历史上的个别报刊的研究就是“报刊的历史”的研究。他不仅研究“竖‘三民’”宣传了什么，尤其关注了它们是怎么宣传的，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如何采用迂回宣传的艺术，利用报刊为他们的革命事业服务的。“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王中是在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了新闻理论教学研究岗位和被赶到资料室从事资料整理工作以后，才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他的“竖‘三民’”系列论文完全摆脱了当时主流的报刊史写法，与同时期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迥然不同，不仅表明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也显示了他多学科的知识积累。王中的尝试为后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曹：王中先生似乎是个“另类”。有人认为，在20世纪的新闻史研究中，先后形成了以戈公振先生为代表的为民办媒介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研究模式和以您为代表的为无产阶级专政媒介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研究模式，您本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方：戈公振的新闻史研究较少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中国报学史》出版于1927年，戈公振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租界，较少受到国共两党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意识的影响，他的《中国报学史》基本是按照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写的。他将中国报业史划分为官报、外报、民报和当代几个部分。划分期限的方法虽然可以讨论，但基本上是符合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的。戈公振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从事著述时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到的共产党报刊，数量有些不足，但基本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并没有以党报为中心。戈公振后来的思想是追求进步的，他的《从东北到庶联》说明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还是寄予希望的。但这些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并无反映。
至于无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我不能算代表。我是1953年暑假末调到北大新闻专业开始正式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工作的。报到后只有一个多星期的备课时间就开讲。古近代部分还有点现成的材料可以应付，现代部分特别是党报史的部分只能现炒现卖现准备。大体上是按照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提供的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看报刊原件，弄清基本轮廓，勉强敷衍成篇。也没有印成讲义公开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模仿苏共报刊史模式编写的中国新闻史教材，应该是1959年完成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编写的那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主要的作者是李龙牧、黄河、刘爱芝、丁树奇。后来黄、刘去了人大新闻系，丁、李去了复旦新闻系，同时也把这套编写的模式带到了两校，他们才是你说的那种模式的代表。我长期从事新闻史的教学工作，也参加过一些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深受他们所写的那部讲义和苏共报刊史的影响，只能算是这一模式的追随者。
曹：说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20世纪末完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您以前说，该书管10年，10年后应该调整补充和修改。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应该做哪些调整补充和修改？
方：《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由50位作者通力合作，写了10年才完成的，是一部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成果。它的下限设在1987年，后来出版的我和丁淦林、黄瑚、薛飞合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下限设在2000年，离现在分别有20年和7年了，我国新闻事业近年取得了很大的新发展，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如果可以改写的话，将有大量的内容可以补充进去。但是，新闻史的研究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也有好处，有利于对一些史实的介绍和分析进行“冷处理”。目前，对这部通史进行改写的条件还不成熟，目前的研究都只是为下一部通史的编写工作做铺垫，不妨先集中精力，多做一点积累和准备的工作，假以时日，新的通史一定会出来。我希望新的通史将不再是“半解放的脚”，而是彻底摆脱旧的模式的影响、完全解放了的“脚”。
曹：在反思中，也有人认为，新闻史研究重在探求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史实的介绍，其成果只是一些“史料汇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如何处理史料考证和规律探求的关系？
方：新闻史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恩格斯说过，没有第一手材料，“我就飞不起来”。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引用了1 500本书，还有大量调查。没有史料，只能说一些抽象的想当然的话，只能说一些从概念到概念的话，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现在的新闻史研究，并不是史料太多，而是史料不够。因为史料不够，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当然，从事新闻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停留在史料汇集的阶段，是不够的，那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真正有价值的是，应该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探寻资料背后的含义。只有“史料的汇集”是不够的，否定史料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对的。有了新的史料，才能在研究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比如，关于巴黎和会采访，我们以往都认为胡政之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和会的中国记者。可是，最近《胡政之文集》出版后，我们发现胡政之本人早已说过，和他同时采访这次和会的至少还有另一位中国记者张君劢，只是没有进入会场而已。胡政之的这段文字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我们没有查原文，不知道，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新发现的这一材料，就帮助我们推翻了旧的说法。所以，说史料是基础，不可也不应该忽视。
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前辈总是为后来者搭桥铺路。对于年轻的新闻史工作者，您有何寄语？
方：我希望年轻的新闻史工作者，要有比较好的文史功底，比较广阔的知识面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修养；博览群书，关心和本专业有关的新观点、新资料、新事物，真正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事半功倍。另外，还要有坐得住冷板凳和甘于寂寞的精神和见贤思齐而不是见异思迁的执着精神。
曹：您对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什么期待？
方：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面上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据说“通史”类的新闻史教材目前已经有五六十种之多，其中很多属于重复劳动，再投入力量，近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希望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做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注释[*]原载于《新闻大学》，2007（3）：14。曹立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2]许静老师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者注离得近，看得细，多研究些问题——中国当代[*]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建议王润泽
中国当代新闻史是指自1949年以后与中国新闻业相关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需要一点距离，中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历史研究中是十分必要的，它使得历史在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能产生比较成熟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再现、认知与评价。而中国当代新闻史，因为离现今的时间距离比较短，还应多关注具体问题和个案研[2]究，所谓“离得近，看得细也”。而探讨整个当代新闻史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性的课题，还略显早了些。不过，新中国成立70年了，早一些时间段——如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个别新闻史脉络和规律也是可以拿来探讨的了。因此在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中，笔者大胆借用五四时期胡适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思路，供方家批评指正。
一、多研究些问题
研究内容上，多研究个案。新闻史研究专家方汉奇教授提出和倡[3]导新闻史要多研究个案，笔者深以为然。个案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之一，新闻史的个案包括很多内容：一份报刊、一个媒体、一个报人、一个媒体事件、一次重要的报道、一项新闻政策的出台等等。个案的研究将拓展新闻史研究的深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内容，能夯实新闻史学科基础，为增强学科实力提供一点一滴的积累。一个好的个案研究，其生命力在于丰富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有启发价值的问题意识、缜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甚至谨慎的结论。从历史上看，很多有价值的、存世时间长而且影响比较深远的新闻史和历史研究成果还是个案研究。
但个案研究应该注意一些问题。首先不能没有研究主题。仅将现有资料堆积和罗列一番，使资料成为缺乏历史语境的一元维度的白描，缺乏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的有机关联，研究成果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自说自话和对历史的断章取义，这样的个案研究应小心规避。其次，要做到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的匹配。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从西方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借鉴来的研究方法也不少，但说到底，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也就是历史学中常说的“史无定法”，解决了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同样，目前流行的借鉴某些西方理论对新闻史进行解读的研究，也需要理论与研究对象相匹配。匹配好的研究成果，可以重新发现问题的实质，并对研究对象有透彻的解读，不匹配的研究，只能是在研究对象上刷一层绚烂的装饰，或者用新的话语体系重新组装历史对象，价值不大。最后，要重视第一手资料的考证。既然是新闻史，史料就是基础。傅斯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虽受争议，但从方法和研究价值上讲，没有史料而妄谈历史，非史家也。考证是历史学的“独门功夫”，是历史学的基础，对新闻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说新闻史的学科基础是考证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古代新闻史的主流成果，均是考证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对研究对象的要求十分苛刻，非珍贵的、难见的和极有学术地位的研究对象无法承受这样的研[4]究方法。比如对于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敦煌进奏院状》、中国现[5]存第一份印刷报纸明代《急选报》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国内学者难得一见，且在学科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用考证的方式进行研究，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较完美匹配；而其他一些并没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报纸，甚至仅出版了一两期的并无任何创新作为和重要地位的报刊，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就显得没有价值，有为研究而研究之嫌疑。
至于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研究，由于史料保存越来越完整，考据的方式在大部分个案研究中就显得“了无益处”“究复何用”了。因此凸显问题意识才是好研究的基础和价值所在。什么是好问题？就科学层面来说，好问题是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开始，就社科层面来说，好问题是发现人类各种活动中，各种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与关联的纽带；从研究实践来看，一个好的问题可以使毫无生气的史料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而在论证过程中形成证据链条的史料，将成为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利器，而这样的研究对当下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处理依然会有启示作用。问题是好问题的提出一向不是包括新闻史学者在内的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强项，传统的学术训练明显忽视了这一点，研究中提出好问题似乎比发现好史料还难。于是就有一些看似是问题但实际上不是问题的研究题目；同时，问题的提出也不必依附于高深或外来的理论，并非只有高深的理论才足以显示研究的价值。问题就是问题，只要能引起共鸣，具有相当的学术或实践价值就可以。比如，《炎黄春秋》2008年第七期发表的靖鸣的文章《“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始末》，详细分析和论证了这个重要而敏感的中国当代新闻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这个至今仍在影响中国新闻事业的指示，其原本出台的历史和文本背后的含义，以及对当下的启示作用均有清楚阐释。这样的研究思路在当代新闻史研究中是值得推广的。
还有一个线索不能忽视，由于当代新闻史和政治史联系过于紧密，很多新闻史事件从另一角度看就是党史、政治史事件，而新闻事件只是表象而已。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是如何出台的虽然是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实际上更是中国政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有着深刻的政治斗争背景。虽然目前关于该问题还有一些争论，但经过当事人的陈述和各种文件档案的研究，历史[6]真相也基本还原。相类似地，在当代中国新闻发展历史中，各种新闻观念不断出现又被纠正，各种新闻理念被提出又被批判，如“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的商品性”“政治家办报”等等，各种新闻“观念”和“理念”的历史变迁也成为解读当代新闻史的重要线索。
如何发现问题？这可能是在实际研究中困扰很多中青年新闻史研究学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个原理——一个是关于矛盾的理论，即客观事物都是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另一个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原理——对新闻史研究有启发意义。发掘研究对象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获得研究问题的很好的思考模式，也是发掘研究对象最具研究价值的路径之一。笔者曾经对甘肃的第一份报纸《群报辑要》进行过研究，这是一份文摘性质的报纸，其发布时间是在维新变法时期。如果按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分析，可以提出以下问题：甘肃的这份文摘性质的报纸，其刊发内容的来源在哪里；从内地的维新派报刊进行内容选择的过程中，这种选择体现了怎样的新闻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出发，可以探讨甘肃报纸的主持人与内地新型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而探讨维新思想是如何从国家中心位置向四周扩散的，以及信息和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子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这份报纸的新闻史方面最基本的问题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了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等各个领域——不过在笔者眼中，它也就是一个问题而已。
二、口述历史：为未来多发掘研究资料
新闻史的研究和任何历史研究一样，必须有充分的材料、文献。当代新闻史所经历的时长，正好一个甲子多点，还属于一代人的历史。因此作为同一历史时期的当事人，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个时代的新闻史，更要给未来发掘和留下更多的资料，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目前还无法深入研究、取得共识性结论的课题，资料的留存相当于为一桩悬案留下了在未来的破解线索。
我们在研究近代新闻史的时候发现，其原始材料，通常只有媒体制造的新闻文本，少量的散布于各处的关于自身行业的记录、描述和回忆，官方关于新闻事业的各种管理文件和档案等，当研究者想发现新闻是如何出台的，报道是如何诞生的，新闻从哪里来，受哪些要素控制等问题时，却很难收集资料。由于新闻事业的行业特色和社会地位，某些方面的资料并没有通过实物、文档、文本等形式存留，而只是留在一些当事人的记忆中。如果当事人还在，那么进行一些访谈，将比较容易获得这些新闻文本背后的内容，对深入挖掘新闻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对拓展新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大有帮助。特别是一些重大新闻事件、重大新闻决策过程，重要新闻观念出现的心路历程等，必须尽早尽快地发掘保留。
目前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新闻史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还都在世，如果能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资料保存，将对当代新闻史研究提供大量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将成为与新闻文本同样重要的文献，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内部的运作规则，以及其他新闻文本所无法涉及的领域。同时，这些资料的留存，将为日后研究留下丰富素材，成为新闻史研究的宝藏。因此，口述史料对当代新闻史的发展水平有决定意义，在新闻文本保存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收集发掘直接决定了当代新闻史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现在我们需要以抢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以新中国成立初50年代为例，那时年富力强、在新闻单位担任主力记者或领导工作的同志，到今天也都有八九十岁高龄了，这批人中在世的越来越少，一些重要的情况或信息也随着他们的离开而成为永远的秘密了。这些亲身参与和经历了共和国（有的同时也经历了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或教育家，如李普、陈春森、于友、金凤、甘惜分、罗列、方汉奇等，他们对很多重要的新闻人物、事件都有非常感性的认识和亲身经历。而另外一些前辈，在新闻管理工作岗位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履历的，如王强华、艾丰、范敬宜、张常海等，他们对新闻政策或管理制度甚至理念的解读，将比文献更加生动、深入和准确。这将替研究者省去多少査阅资料和逻辑推论的过程，少走多少弯路！也会让相关历史问题的解答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口述历史一般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完全以口述内容为主体整理出的资料性成果，另一种则是采访者也有一定的主体性，有自己的研究和看法在内的研究成果。两种方式均有优点，第一种方式留存的资料是原生态记录，将成为史料的一种；第二种方式，将结合已有文献资料，对口述者表述的资料进行考订、辨别、分析和研究，会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成为各种研究成果。
三、专业化：突出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新闻业在1949年有个明显的断代，旧体制下的新闻业几乎完全被新体制下的新闻事业所代替，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新闻业发展历史被完全隔断，其中的继承和转换还是明显的。从这个角度看，探索当代新闻史研究路径和内容，也应与整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相关联。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目前有很多讨论。笔者提出了专业化的思路，强调要突出新闻史研究独立性和主体性问题。笔者并不故步自封，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本学科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只是认为在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同时，首先应该站稳自己的脚跟，有自己的领地，不然大量的新闻史文本文献只能成为丰富发展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为其他学[7]科的发展添砖加瓦。
丁淦林教授曾指出要关注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
[8]究。借助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的理论框架和视角，分析新闻史的局部或细节问题，最近有很多值得关注和尊敬的成果，突出一例为2008年出版的李金铨教授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文集，收录的文章中大量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对新闻史上出现的人物、事件和报章内容等进行解读。成果本身对新闻史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在研读之余，笔者也在思考，这会成为新闻史研究的新方向或潮流吗？如果模仿这样的研究对我们新闻史学科意义有多大？在新闻文本的巨大宝藏之前，我们的话语权该如何体现？新闻史的材料如果仅仅成为解读社会史和人物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史料来源，成为服务其他学科的素材，实际上对新闻史本身学科发展贡献不大。
而另外一个现象也印证了新闻史研究的边缘化处境。近现代新闻事业虽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相当重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无法忽略或绕过的部分。但在中国正史、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新闻媒体相关部分的内容。不论是传统研究中，史学以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等为核心对人类历史的考察，还是新史学中强调的以文化史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形式——甚至认为一切“人类的问题”如探险、商业、建筑、教育、著书、绘画等，大到民族的兴亡，小到小人物的情感，都可以纳入研究的范围，却没有新闻传播史的位置。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新闻史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就很难有量化的提升和实际的增强，在社会科学中，依然处于边缘境地。
因此笔者强调新闻史研究的独立性，强调其核心和边界。新闻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同时也要有自己的边界。其核心是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这表明新闻史是研究新闻行业或专业的一门历史，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作为专业或行业史，既有历史的特征，也必须有行业的特征。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要有自觉的专业视角和立场，建立专业的自信和话语权。至于新闻史研究的边界，我也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边界”，那么独立的学科术语体系能否成为新闻史学科的边界？也就是说，仅仅利用新闻文本文献，但研究视角、主题、术语等是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史的，将其划归新闻史研究成果的要慎重。
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强调以及边界的设立，不是画地为牢、不自量力，也不是分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关联，而是在不断强调人类进程总体效果的研究中，各种学科不断融合发展的今天，保持学科独立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性。文化上有个提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样，一个学科也只有先独立才能长久地发展。
如何加强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是个复杂系统的问题，相信有很多的解决之道。笔者仅提出一个建议和思路供商榷，即用“现代化”的理论和范式。“现代化”理论和范式并不新颖，但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步入繁盛的现当代历史时期，研究很少。这个缺憾是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必须弥补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它还将从民国到共和国的中国新闻史联系起来，将中国新闻史变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研究中国新闻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历史，必须将研究视角回归到新闻专业本位上来，由于“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9]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因此中国新闻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摆脱目前学科依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术语体系的现状，建立起新闻史学科自己的术语体系，这一术语体系将涵盖新闻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技术、组织、制度、业务、思想等，这些要素将成为诠释新闻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核心要素的系统整合，将为构建新闻史整体或断代研究新框架提供重要路径。这是厘清新闻业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建立新闻史学科独立性和主体性的重要路径。
四、多向历史学寻求研究方法和灵感
新闻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10]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在研究规范和方法上，新闻史应该多借鉴历史学的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史学之发达首先表现在丰富的研究成果形式上，如中国史学遗产中的民族史、学术史、传记、史论、史评、史注、史考、长编、笔记等等，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次是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些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也经过各种争论和检验的方法规范，对新闻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如通史、编年史、断代史等大的体系，如人、事、文物、地方和断代五个专门史的研究方面，都成为新闻史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甚至历史学中很多的争论在我们新闻史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呈现，但不激烈，比如史料派与史观派的争论，如何看待考据、通识的关系，如何辩证地看待“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以及“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关系问题等，历史学家的解读对我们都很有启发。
作为一门专业史，还必须要有新闻学专业的素养，了解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和业务内容。梁启超曾对研究者提出，“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个该专门学的素养”，而对承担专门史研究[11]的学者，“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个该专门学者”。如果没有专业的素养，研究新闻史就很难把握本学科的灵魂所在，甚至闹出一些笑话。
另外不要迷信“新方法”“新理论”，历史科学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历史学家先设计和规划的结果，而是研究成果中展现出来的。年鉴学派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并影响至今，主要在于该学派学者实现了自己最初定下的史学旨趣，把“拥有自己所固有的精神和个性”坚持到底并发挥到极致，推出了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巨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是这样。因此好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会带来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但这些范式和框架的普适性是值得再思考和认真对待的。个人而言，成果才是硬通货。
陈寅恪有一段“入流论”曾被大陆史家视为“至论”，其说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12]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此说是因其研究的敦煌学而发的感慨。陈老虽学贯中西，为一代宗师，但在历史的潮流中，个人的见解和造诣也敌不过时代的变革和命运的安排。他所寓意的一个时代的学术，必须要有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由此而构成这一时代的学术潮流，实为个人的肺腑感言，也很精辟，但能融入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有多少是必然努力的结果，又有多少是偶然的恩赐？而一个潮流能引领多久，这是多少大师也预测不准的。虽然陈寅恪先生有这样的感悟，成为很多史学家治史的标准和追求，成为很多急于出人头地或曰进入学术主流的中青年学人的“法宝”，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中也不乏这样的追求者，但笔者更相信，每个学者还是要有自己的研究重点、领域和兴趣，长期浸润，必有成果。注释[*]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0（3）：25-29。[2]这个提法是受人大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私下与笔者就学术态度聊天所启发，“站得高，看得远；坐得低，看得细；躺得平，思得深”，并非笔者首创。[3]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方汉奇．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59-564．[4]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新闻学论集：第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5]尹韵公．《急选报》：明代雕版印刷报纸．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88-89．[6]主要有沈宝祥的1997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和中央党校部分专家围绕该问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光明日报社和马沛文、王强华、陶铠等同志撰写和发表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台过程等多篇文章，甚至胡乔木也有相关文章发表。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过程已经比较清晰，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邓小平和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对讨论的作用也基本有了定论。[7]王润泽．专业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8（4）：19-22．这一思路是笔者2006－2007年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对该问题思考的结论。不过文章发表后，笔者在研读一些专业文章时才发现，这种提倡早已有之，详见宁树藩：《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强化“本体意识”的历史回顾》，载《新闻大学》，2007（4）。[8]丁淦林：《关注文史哲等学科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2009年6月这一讲话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2009年年会”。[9]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10]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新闻纵横，1985（3）．[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第三章．[12]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论民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响应及其[*]影响和结局邓绍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朝野高举新闻自由大旗，倡导国际新闻自由运动，派出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地考察新闻自由状况，宣传国际新闻自由运动，进而促动联合国主持召开国际新闻自由会议，通过关于新闻自由的三大公约草案。民国新闻界积极响应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热情欢迎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代表团访华，引发新闻自由纷争和学术研究，推动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不懈斗争。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曾一度出现令人鼓舞的局面，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中国政府派遣五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成为“联合国研究新[2]闻自由组织原始发起国之一”。一些研究者对新闻自由运动进行过研究，如蔡铭泽教授的著作《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王艳勤博士的论文《民营报刊与二战后的新闻自由运动》、路鹏程博士的论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概念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等。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多局限于某一方面，论述较为简略，忽视了这场新闻自由运动的国际大背景，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笔者拟以丰富的史料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兴起进行研究，系统梳理民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响应过程，深入分析它对中国新闻观念、新闻学术、新闻实践、新闻政策各个层面产生的广泛影响，同时对以往关于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研究的某些观点进行商榷。
一、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国兴起
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国兴起有着深刻的国际及国内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国家新闻统制大行其道，德意日新闻业沦落为法西斯政权发动战争、蒙蔽人民的宣传机器，新闻自由荡然无存。反法西斯同盟则普遍实行战时体制，实施战时新闻检查，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在世界范围内，新闻自由遭受严重侵害。美国国内由于新闻业集中和垄断趋势加剧，社会各界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批评日益增多，政府借助最高法院的多项裁决加强对报刊的管制。新闻界认为政府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阻碍了自己不受干涉地运作、自由地采集和发布新闻，新闻自由受到威胁而处于危机之中。
美国新闻界对法西斯极权新闻统制和世界普遍实行的战时新闻体制以及国内新闻自由状况忧心忡忡，努力寻求出路，做出两种不同的反思。一种是致力于内，从美国国内寻找原因。1942年12月，亨利·卢斯（Henry R．Luce）聘请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M．Hutchjns）成立“新闻自由委员会”，对美国新闻自由状况进行调查。另一种是求之于外，对法西斯新闻统制进行反思，寻求保障国际新闻自由的良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鉴于法西斯独裁者垄断新闻业制造战争舆论的教训，认为“各国新闻纸的恶意宣传是罪魁祸首”，“要今后世界永[3]无战争，便要加强新闻纸的和平力量”。
1943年2月25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邀请罗斯福总统出席年会，通过决议提出以新闻自由永保世界和平的诉求。1944年4月，美报纸编辑协会在华盛顿召开年会，倡导国际新闻自由。该会议认为：“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首赖世界新闻及电讯之自由，和平条约中对于此事，应有保障之规定。”奈特（S．K．Knight）会长说：“如果新闻不能自由采访，则要全世界人民通晓开明为不可能，没有开明的世界[4]人民，则战争所追求的一切无法保持。”大会通过决议：（1）在全球范围开展一场推广新闻自由原则的大规模行动，以利用国际条约的形式来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垄断制度和歧视制度；（2）成立一个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国内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新闻自由宣传，并积极谋求改善新闻界的形象。同月，美报纸发行人协会在纽约召开年会。合众社总经理白里（Huge Baillie）认为，和平条约应该规定，全世界发生新闻的地方要自由保护各报社竞争采访，机会均等，不能垄断。他呼吁签订和平条约的国家应接受以下四点：（1）一切新闻尤其官方消息，应公开任各通讯社竞争采访。（2）一切电讯工具应平等，任各通讯社竞争使用。（3）一切新闻之传递，官方限制应减少至最小限[5]度。（4）各国报纸皆有权利取得一切新闻之来源。新闻教育界对此积极响应，5月，密苏里新闻学院莫特（Frank Mott）院长发表演说：“在解决战后世界问题之时，美国的报人们要领导起争取世界新闻自由的运动——在战后国际电讯会议当中，美国报人更应取得领[6]导的作用，使世界新闻流通之数量加高，新闻交换更为自由。”
由于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倡议和掌控国际新闻领导权的需要符合美国战后对外输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国际战略，“民间的意见很快地变成美国官方的意见”，美国政府积极响应。5月20日，美国联邦电讯主席雷莱（James Laurence Fly）向全国广播，主张电讯事业国际化，扫除国际新闻壁垒，使各国相互间的了解加深；主张全世界的海底电缆及无线电话、无线电传真等都组织起来，成为国际电讯网，以此来增进世界友谊，增加国际好感，消除国际误会，以达到消灭战争[7]的目的。6月，共和党在纽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修改政纲，增加“新闻与广播自由”内容。7月，民主党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修改政纲，规定要把国际新闻自由写入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条约。美国国务院准备组织人员研究新闻自由以便向即将成立的联合国提出以新闻自由永保世界和平议案，将新闻自由写入战后和约提请各国共同实行。8月，美国前国务卿威尔斯发表文章《新闻自由与世界和平——人权的柱石》认为，新闻自由是人权的柱石，新闻自由将为保障世界和平不可少的武器，主张每一国家必须以其宪法或基本法律表现人民的新闻自由之权，否则不许其为新国际机构之会员。新闻界人士积极游说国会，希望通过议案保障新闻自由，永保世界和平。政界各方人士纷纷表态支持新闻界的新闻自由议案。9月初，美国参议院议员塔夫脱和众议院议员傅尔布莱特向两院提出国际新闻自由议案。21日，参众两院一致赞成国际新闻自由运动，支持以新闻自由保护世界和平的议案。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议案草拟一份建议书，希望世界各国保障并推行世界新闻自由政策，使挑动战争的宣传永远绝迹，要点包括：“（一）各记者在各新闻发生的地点，均有采访新闻及发出新闻的自由；（二）每个国家均应允许各报社自由地接受世界其他部分[8]之新闻。”请各国“保障采访及发电之自由及采用收登之自由”。同月，美国向联合国提交国际新闻自由议案，希望联合国大力支持国际新闻自由运动。
为了向世界各国推广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并在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11月28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决定派遣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副主笔福勒斯特（Wil-bur Forrest）、《亚特兰大宪报》主笔麦吉尔（Ralph McGill）及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亚更曼（Carl W．Ackerman）组成的三人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国考察新闻自由状况，游说各国政要支持国际新闻自由，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积极将国际新闻自由运动推广到世界各地。12月中旬，美国政府为三位代表颁发外交护照、军事通行证、由国务卿和总统签署的介绍信。1945年1月10日，福勒斯特、麦吉尔、亚更曼启程离美，前往世界11个国家的[9]22个主要城市访问。国际新闻自由运动遂向世界各国蔓延。
二、民国新闻界积极响应国际新闻自由运动
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国兴起后，民国新闻界即密切关注，在舆论和行动上积极响应。其原因有二：第一，中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中国对美国政策亦步亦趋。中美是反法西斯同盟，两国利益紧密相连。美国不断提供援助支持中国抗日。1943年1月，中美签订《中美新约》，使中国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同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提升中国国际地位。12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废除《排华法》。第二，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目标与中国新闻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诉求相吻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新闻检查越趋严格，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记载，从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被禁书刊达2 000种[10]以上。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界进行了不懈的抗争，1943年11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1944年5月，张申府、曹禺、张静庐等50余人联名签署重庆文化界《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呼吁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喊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一）舆论上，积极宣传和支持国际新闻自由运动
1944年6月11日，《新华日报》刊登消息报道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大会新闻：“全世界新闻与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要，决定设法请由国际协会形式，或即合约，保障此项自由，并决定先成立一委员会，以便会同其他组织与通讯机关，争取全世界新闻无限制传播[11]的自由。”并配发短评说：“新的民主世界，人民的言论自由是重要标志之一。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要靠有言论自由，保障民主世界，也要靠有言论自由。道理很简单，也很明白，我们完全赞成。”[12] 7 月15日，《中央日报》报道说：“国务院刻正在研究联合国家间成立一项协定之可能性，以消除或减少战时新闻自由交换所受之限制。……美国将设法使联合国同意成立一项国际公约，宣言一切负责以新闻报道之人员，应能以平等之条件，自由获得一国家之消息，随[13]意旅行各地，并按适当之费率，拍发消息，而不受任何限制。”同日，民营报纸《大公报》刊登消息《便利新闻自由交换，美研究国际协定之可能性》。7月20日，《大公报》发表评论《言论自由可弭战祸》，支持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全世界自由而诚实之言论将消弭未来战争之机会，并增加促进永久和平之机会。……战后计划必须顾及最基本及宪法上规定之自由，战后世界言论自由之重要以及自由国家[14]与言论自由互相依赖之关系。”
1944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支持国际新闻自由议案，引起民国新闻界极大关注。《中央日报》先后于8月29日、9月12日、9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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