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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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研究(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试读：
绪论
本书以“冷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为主题，围绕伊朗在美国外交天平上的位置、美国对伊政策的历史背景、冷战后美国对伊政策的转变、美国对伊政策的手段、美国对伊政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9·11”之后美国的伊朗政策六个问题进行讨论，试图找出美伊纠葛迁延日久复杂难解的原因，并回答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实质这一问题。
第一章集中讨论伊朗在美国外交天平上的位置这一问题。美国和伊朗的纠葛迁延日久，这首先是因为伊朗地处一个关键却动荡的地区，拥有一份可观的外交资产。伊朗地处波斯湾，波斯湾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产油区，石油储量占世界的57%。伊朗本身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的10%，而且由于地处波斯湾东岸，锁住了波斯湾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安全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除了能源，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宗教以及民族问题也有强大的影响力。中东是民族和宗教矛盾汇集的地方，多民族构成（伊朗包括库尔德、阿塞拜疆、俾路支等民族）、世界上第一个什叶派政权的属性、霍梅尼宗教哲学作为其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都决定了伊朗或许是地区层面上最重要的国家。伊朗因此在美国的外交天平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美国和伊朗的纠葛迁延日久，也还因为美国在伊朗经历过非常深刻的情感创痛。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是美国海湾地区战略——“两根支柱”战略中的重要一支，也因此得到美国不遗余力的支持。巴列维时期伊朗能够成为第三世界中的军事大国美国功不可没。美伊两国的领导人也建立起非同寻常的个人友谊，尼克松、卡特、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不止一次访问伊朗，巴列维国王更是美国政府的常客。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使美国在伊朗长达数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还令美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羞辱——大使馆两次遭到冲击、52名美国外交人员被押444天、营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在损失8名武装人员后遭到挫败……以上这些经历成为美国长期的情感创痛，它严重阻碍美国对伊政策的改变，也为美国国内政治在伊朗问题上发挥影响奠定了基础。本书第二章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美国对伊朗实行名为“平衡战略”的外交政策，即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任何一个国家危及海湾的安全和秩序。政策的总体倾向呈守势。老布什时期美国甚至还和伊朗有过缓和的试探。然而，1993年美国开始实行名为“双重遏制”的对伊新政策，新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强硬、施压、隔绝、封锁。美国对伊政策如此巨大的变化和冷战结束引发的国际战略环境的巨大变迁密切相关，是美国独步全球的实力的体现。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冷战后美国对伊新政策的出台。由于美国的政策说明突出在伊朗的所谓恐怖主义行为以及寻求核武器的活动，本章也讨论了这两个问题。
自从美伊敌对以来，美国对伊政策的重要工具就是制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历史长、种类多、强度大，是美伊关系以及美国对伊政策当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长期以来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和包括欧盟在内的盟国关系，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的大国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美国对伊制裁的影响。本书的第四章集中讨论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1995年以来以克林顿的两个行政命令以及《达马托法》为标志的制裁高峰。
美国的伊朗政策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深刻影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民主国家，政治的多元化是其突出特征。利益集团可以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进行合法角逐，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伊朗政策尤其如此。由于伊朗持极端的反对以色列的立场，美国的伊朗政策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亲以色列势力的强大影响。犹太院外势力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其组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多年来被评为美国最有势力的院外游说力量，美国的伊朗政策因此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左右。可以说，从1993年“双重遏制”政策出台，到1995年克林顿制裁伊朗的两个行政命令的颁发，再到1996年含有域外法律效力的《达马托法》的出台，美国对伊新政策的每一步无不打有犹太院外势力的深刻烙印。第五章集中讨论这一问题。“9·11”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的伊朗政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伊朗新总统哈塔米的上台，美伊关系一度出现过缓和态势。克林顿以及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讲话，赞颂波斯文明，表达对伊朗人民的善意。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有相当的松动。两国之间也出现人员以及经济上的交流。但是“9·11”恐怖主义袭击使得形势急转直下，美国将宗教极端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作为新时期最大的敌人，伊朗也因此从缓和的对象一变而为“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美国相继在伊朗的东西两端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美国国内对伊朗作战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新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聚集的强大的道义力量，反映的依旧是在美伊冲突中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二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在新时期的放大，其代言者就是小布什时期的政治新宠新保守主义势力。换言之，美国对伊强硬，就是新保守主义的产品。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9·11”之后美国对伊政策的新变化。当然国际政治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伊朗的国内政治运行也不会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美国的伊朗新政策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本章还追踪了伊朗问题的新动态。第一章伊朗的地缘政治与民族宗教
每一个国家的现在都是它的历史和地理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说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格拉汉姆·福勒曾经说：“传统上，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它的邻国、它的交通孔道、它所具备的物质资源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它的行动。……如果说地理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并限定了它所拥有的选择的话，历史也具有同样的功效。……那些由地理因素所决定、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或国家性格的东西具备一定的变动性，而一个国家过往的经历则铸就了它们稳定的一面。”
伊朗在历史上被称为是“宇宙的中心”。这本来是伊朗国王时代人民对国王的称呼，意为“祈祷的方向”，后来被作为人们理解伊朗事务复杂性时，对伊朗民族“伊朗中心”观和心理的一种概括。这种观念源自伊朗民族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建立阿开民王朝（Achaemenid，559 BC-330 BC）的时代。由于这种在文化上其邻国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伊朗人民有他们看世界的独特方式和哲学。他们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他们是在数千年的背景下这样看世界”。
但是毋庸置疑，“宇宙”最本源的意思来自自然，它所具有的心理以及文化暗示是后来人们添加的。就这个意义而言，用“宇宙的中心”来形容伊朗的地缘特质可说是天经地义。第一节边缘性——历史上备受关注之处
伊朗在地缘上的重要性历来受政治家和战略家们的重视。他们对伊朗在地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边缘性、石油、民族、宗教。正是在这四个方面的特质，使得伊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与其国力不相称的作用。
首先就是它的边缘性。这一点和国际政治的形态密切相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尽管人们追求和平的意愿无比强烈，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就是冲突和竞争，战争因此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尤其是近代以来大国间的冲突更是触目惊心。虽然大国间的冲突形式和手段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异，但在近代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直接的冲突，比如英国和俄国在黑海海峡地区爆发的长期的争夺和作为其高潮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数度接近战争的东方危机。但是毕竟大国之间比如英俄有着地域上的间隔，因此其冲突以及力量的接触都需要首先在一些中间地带开始，从而出现了地缘政治上所谓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些和大国接壤的、对大国的竞争地位形成重要影响的区域。它们或扼守战略通道上的紧要之处，在战事爆发之时因其位置之险要足以决定大国的生死存亡，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黑海海峡；或者因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却又贫弱不堪，成为大国维持其竞争力的恒久养料；或者因其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民族上的亲缘性，足以对大国自身的国内稳定形成影响。不管何种原因，这些国家都因为足以决定大国竞争的态势而成为大国争夺的前沿战场。伊朗的特殊性在于它与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比邻而居——近处的大国害怕这里成为远方大国借以发起攻击的通道，而远处的大国又害怕这里成为近处的大国培植势力的土壤。伊朗因此被深深地裹挟进大国冲突之中。一 从“内新月形地区”到“边缘中心的结合”
对边缘地带的重要性首先给予关注的是麦金德。在奠定了他作为地缘政治学鼻祖的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这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麦金德是一个大陆主义者，信奉力量的角逐，认为世界的力量角逐就是在以俄国为主的大陆权力和以英国为主的海洋权力之间的角逐。自然地，在两大力量的接触之处，那些他所说的包括波斯在内的“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意义。虽然他在其著名论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中，并没有给包括波斯在内的新月形地带以明确的位置，但是他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边缘地区和膨胀的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对包括波斯在内的边缘地区在英俄争夺中的重要位置，他是毫不怀疑的。近代历史上英俄之间在伊朗及其周边地区的激烈争夺（被称为“大角逐”）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
如果说麦金德对于边缘地区的重要性还没有在语言的明确性上给予肯定的话，到另一个地缘政治学的大家斯皮克曼时，这一点就非常清晰了。在出版于1944年的著作《和平地理学》中，斯皮克曼如是说：“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二 美苏竞争的“软腹部”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是旧时代的战略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受制于他们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特质，而新时期国际政治的特质必然也在新时期的战略家们身上打下烙印，典型的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到布热津斯基的时代，人类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经久不散的核阴云始终笼罩着世界，并决定性地主宰了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行为方式，国际政治也不例外。于是便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冷战以及美苏两个大国在第三世界展开的殊死博弈。这是新时期的大国争夺和旧时期的最大不同。也因此边缘地区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强调。在出版于1986年的《竞赛方案》一书中，他专门用一章来论述边缘地区，并以“特别脆弱的边缘地区”命名之，表现了他对此的巨大忧虑。在这本书中，布热津斯基反复提到伊朗，反映出他对伊朗的特别关注以及伊朗在其全盘格局中的位置。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在他写作此书时已经发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正在发生的两伊战争和令人震惊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地区的原有格局以及美苏竞争的全局都被此搅动，作为事态中心因素的伊朗不能不让人关注。因此他将这里看作是美苏竞争的第三条战线（第一条是欧洲战线也叫远西战线，第二条是远东战线），而第三条战线上的争夺在他看来远比前两条战线上的争夺更激烈。所以他将这里称为竞争的“软腹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伊朗和苏联长达1600英里的边界以及扼守整个波斯湾东岸（波斯湾海岸线长达1050英里），在他的棋盘中，伊朗具有一着丢失、全盘皆输的重要性。所以他极力强调美伊和解的重要性。这值得完整引用：
一个更为困难然而同等重要的任务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美国与伊朗的合作。尽管伊朗官方鼓励反美，但是从长远看，伊朗至少需要美国的间接支持，才能维持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在霍梅尼去世和随后必然会出现的动乱过去以后，两国关系可能出现逐步正常化。美国应该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愿意改善美伊关系。尽管伊朗现在对美国充满敌意，但是独立的伊朗仍然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的这项利益是基于对美苏竞争中一个要害国家的地缘政治大局的考虑，不应被一时的感情用事所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俄罗斯在广大的欧亚大陆的腹地进行新一轮的争夺，伊朗在这场争夺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在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力量的真空，陡然间生出三个竞争的角色，伊朗是和土耳其并列的两个新角色。另一方面，美国对伊朗的敌视以及孤立，使得伊朗和俄罗斯建立起策略性的同盟，美国和俄罗斯竞争的大局因此受到影响。布热津斯基于1997年出版另一本名为《大棋局》的书，在书中他将伊朗的地缘战略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身兼“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是决定美国在欧亚大陆这个伟大棋赛的棋盘上最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伊朗是“中等大小的强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同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特性和周边国家以及民族重构的巨大变动，伊朗面临政治不稳定和分裂的危险，它“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中亚-里海地区）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伊朗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是可取的。”
以上是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对伊朗地缘政治的关注和论述，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伊朗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如果说伊朗的地缘重要性古已有之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这与石油资源密切相关。第二节石油资源——围绕黑金的斗争一 伊朗——世界重要的产油国
伊朗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从1908年伊朗发现石油资源后，列强就在伊朗展开了激烈的石油争夺。到20世纪40年代，石油争夺已经演化为在英国、苏联以及美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其激烈程度被美国人描述为“为了反对俄国人，我们帮助了英国人，却也割断了我们的喉咙”。50年代发生了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这场以伊朗为一方、以英伊石油公司为另一方的对立持续数年，牵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最后以英国和美国联手推翻摩萨台政府而告结束。石油对伊朗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是学术界孜孜不休、勉力求解的一个问题，相关的著述也是汗牛充栋。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美国和伊朗非同寻常的国家关系，背后也有石油的因素。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石油生产中占据最大的份额，同时伊朗还是历次阿拉伯和西方的石油斗争中美国的伙伴。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时迟迟不做激烈反应，石油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越来越强硬，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就是为了阻止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朗能源领域的投资。1996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依旧是阻止外国在伊朗能源领域的投资。美国的伊朗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对伊朗能源领域的制裁导致了国际能源市场的混乱。
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2006年的数据，伊朗探明的石油储量是1258亿桶，大约是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0%。2004年7月伊朗宣布在胡泽斯坦省又发现了新的油田，伊朗的石油储量因此增加到1320亿桶。2005年伊朗的石油生产是400万桶/日，石油出口是270万桶/日，主要的出口国家和地区是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韩国以及欧洲。2003年西欧和日本石油进口分别有33%和17%来自伊朗。表1-1显示了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在海湾地区紧列沙特之后处在第二的位置。伊朗石油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表1-1 海湾地区石油出口一览表（2001年）二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地缘优势
伊朗重要性的第二点也与石油资源相关，这就是伊朗之于波斯湾的重要性。波斯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储藏和生产地。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统计，波斯湾探明石油储量为7150亿桶，大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57%；波斯湾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2462 万亿立方米（Tcf），占到世界总储量的45%。截至2003年底，波斯湾的石油生产能力是2290万桶/日，占世界石油日产量的32%。2003年经合组织从海湾的石油进口是1160万桶/日，大约占其进口总量的46%。而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2003年对未来世界能源的预计，到2010年，海湾石油生产将达到2600万桶/日，到2020年将达到3500万桶/日，这将使得海湾的石油生产能力占世界石油生产的33%。波斯湾对于世界能源供应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早先美国前副国务卿纽瑟姆就这样说：“假如世界是一个圆的平面，而有人要寻找圆心的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圆心就在海湾地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海湾地区这样集中了全球的利益；没有任何地区像海湾地区那样对世界经济持续的、稳定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曼德尔鲍姆在谈到海湾战争时也这样说，在今后的年代里，美国肯定还会支持那些遭受侵略的小国，然而是否会再派兵40万去解放它们却值得怀疑。“唯有波斯湾才值得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因为那里的石油至珍至贵。
在这个如此重要的战略区域，伊朗具有别的国家无法替代的位置。伊朗是海湾海岸线最长的大国。前引资料对此已有说明。同时它“还有两个有别于阿曼和海湾其他沿岸国家的地理特征：首先，伊朗是占据整个海湾东岸长度的唯一国家；其次，它与苏联接壤”。也就是说，整个波斯湾东岸的安危始终处在伊朗的掌控中。在非常岁月，伊朗也是阻止北方国家南下进入波斯湾的重要屏障。
更重要的是，伊朗地处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处。霍尔木兹海峡号称是世界上对美国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海峡之一，它是波斯湾的出口，2003年波斯湾出口石油的90%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占世界石油贸易的2/5！正因如此，“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应被看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峡”。“不管好望角通道、印度洋各海、苏伊士运河或任何其他海上石油通道多么安全，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潜在的不安全因素，那么把石油输到世界市场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
就霍尔木兹海峡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位置比伊朗更重要。伊朗在海峡中的领土拉腊克岛和汉甘岛居海峡的北岸。拉腊克岛与海峡南岸靠近阿曼一侧的库因岛之间，海峡宽度只有20.75海里，这么窄的距离“即使是用苏制喀秋莎火箭炮或其他射程为11000码的火箭装备起来的游击队，都可以击中沿海峡航道航行的油轮”。20世纪70年代扼守海峡南端的阿曼发生内乱，伊朗应阿曼苏丹卡布斯（Sultan Qabus）邀请出兵镇压佐法尔反政府武装并且长期驻兵阿曼，而这并未引起海湾这样一个敏感区域里各国政府的反对。这实在是因为海峡的安全畅通对于世界各国太重要了。同时，伊朗又因为拥有海峡西侧波斯湾一边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扼守着波斯湾的出口。正因为如此，这三个岛成为伊朗和阿联酋领土纠纷长期不能解决的重要原因，和伊朗与巴林之间的领土纠纷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和平解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解了海湾石油之于世界经济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海峡的地理特征，据守海峡北岸的伊朗的重要性便一目了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担心的一个威胁就是伊朗利用地缘上的优势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美国对于伊朗常规武器尤其是海军军备的建设分外关注的一个原因。三 里海石油——天平上的新砝码
然而伊朗对石油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发生大的变动，使得伊朗与石油相关的重要性又有增加，这就是苏联的解体以及环里海新兴独立国家的生成。里海因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早在19世纪末那里就兴起过石油热，巴库就是世界闻名的油城。苏联时期里海地区更是全苏联的能源中心，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塞拜疆都是苏联能源供应的重镇。苏联的解体使得环里海陡然生出三个新独立的国家，再加上俄罗斯和伊朗，里海石油争夺之激烈是可以想见的。由于新独立国家普遍面临资金、技术、政局不稳等多方面的困难，向外寻求合作成为普遍的趋向。而鉴于世界石油供应潜在的危险，大国纷纷制定新的石油战略，里海石油争夺便又添加了大国争夺的元素。伊朗在此的重要性是无法被忽视的。首先，它是一个环里海国家，任何关于里海油气资源之争——无论是对资源的争夺还是相关的法律之争，没有它的参与以及同意，最后的结果就会缺乏普遍的合法性。其次，由于民族、历史、宗教以及文化多方面的关联，伊朗可以通过影响地区的相关国家而在地区事务包括油气资源之争中发挥影响。再次，围绕石油运输的管线之争，伊朗成为其中的一个焦点。里海国家都是内陆国家，石油资源牵扯到外运问题。伊朗因为它北接里海、南濒波斯湾这样的一个举世无双的地缘位置，成为管线之争中具有竞争力的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控制了海湾这一主要通道就能控制里海石油。所以一位学者说：“环里海地区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石油中东地区的出现，即今后环里海地区将在油气市场开发、出口和地缘政治上与波斯湾连成一体。”但是管线之争又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之争，它事实上还关系着长远的政治以及战略利益。于是管线之争便演化为政治斗争，它成为相关各方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内容，而它的争夺反过来又加剧了相关各方之间本已复杂难解的矛盾。1996年9月格鲁吉亚安全部门宣称他们截获了多达四万份的来自伊朗的宗教宣传手册，虽然并不能确定有多少伊朗宗教人士在格鲁吉亚活动，但是伊朗在格鲁吉亚这样一个人口不到五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不足五十万人的国家进行秘密活动，这一事实反映了错综复杂的地区矛盾纠葛，而其最终的目的则在于经格鲁吉亚到达土耳其的黑海港口的石油输送管线。第三节民族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节
民族问题是伊朗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又一个方面。20世纪末期是一个民族意识觉醒、种族冲突增加、政治动荡加剧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错位的时期。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中东是三大洲交会处，也是历史上民族之间迁徙征战进退拉锯的地方。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无以数计的帝国在这里争战不休。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等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足迹。这种特殊历史进程导致了中东地区特殊的民族构成。再加上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以及现代国家为了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特殊举措，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今天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状况。在中东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由单一民族组成，所有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共居。而在一国之内民族被分割拆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阿塞拜疆境内的纳西切万（Nakichevan）自治共和国就是被亚美尼亚包围的一块飞地。同一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更是惯常。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库尔德人，就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广泛的地域之间。至于阿塞拜疆被苏联和伊朗一分为二，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正是这样的分割使得阿塞拜疆等国家的独立具有了特殊意义。
中东地区这样的民族构造也投射到伊朗国内的民族构成中。伊朗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其人口构成中，波斯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1%，是伊朗的主体民族。阿塞拜疆人是伊朗仅次于波斯人的第二大民族，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4%，主要聚居在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以及赞江省。其他如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7%，主要分布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斯坦、巴赫塔兰（原名克尔曼沙赫）和伊拉姆三省及西阿塞拜疆省的部分地区。阿拉伯人占3%，大部分聚居在与伊拉克交界处的胡泽斯坦省和波斯湾沿岸省区。还有俾路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多数分布在伊朗东南部省份锡斯坦-俾路支斯坦。除了以上这些民族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比如卢尔人（占2%），土库曼人（占2%），等等。
中东地区国家特殊的民族构成，使得民族因素在各国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这一地区外交的显著特征之一，伊朗也不例外。一 波斯和阿拉伯世界
历史上，波斯人与阿拉伯人曾经多次发生战争，并彼此征服、压迫、统治过对方。随着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形成，阿拉伯民族分属不同的国家，统一的阿拉伯民族认同并不明显，甚至阿拉伯民族之间也存有尖锐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特殊的时刻，这种民族属性不会起作用。以巴勒斯坦为例，正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共同愤怒。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也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所以一位学者讲，这是关乎民族性的问题。这种特殊时刻的民族性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伊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在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具有相当密切的国家关系。伊朗是以色列石油的最大供应国，以色列也在伊朗国内的经济建设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朗的国家安全机构萨瓦克（SAVAK）也得到了以色列安全机构摩萨德的直接帮助，双方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合作。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85～1986年美国和伊朗武器交易事件。这次事件的发起者以及牵线人就是以色列。而事实上，以色列从两伊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伊朗和以色列在过去如此多种多样的合作，当然有经济等现实利益的考虑，但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同为“异族”的疏离感，或许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或许也是1981年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动机之一。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是受侵略的一方，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被动的局面。即便如此，面对极具扩张意识的萨达姆，阿拉伯国家几乎全体支持伊拉克。这种一致超越了国家之间利益的复杂性以及多变性的特质，更与海湾以及阿拉伯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不同。所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墨菲这样说：“尽管在阿拉伯世界中还有分歧、海合会国家之间存在敌对以及利益上的不同，但在海湾政治中，阿拉伯意识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在诸如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等问题上海湾地区没有如同北非以及东地中海国家那样一致，但是许多国际事务使得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危机时刻尤其如此。”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提议海湾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排除外来势力的安全合作机制，却遭到持续的拒绝。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倡议将波斯湾更名为阿拉伯湾。以上因素再加上伊朗国内为数可观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以及他们曾经争取自治的努力，自然会令伊朗当政者有所顾虑。二 阿塞拜疆问题
在伊朗的少数民族中，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最多，伊朗也正是通过这两个因素对周边事务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阿塞拜疆族是伊朗仅次于波斯民族的第二大民族，历史上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就有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在1501～1722年统治波斯的萨非王朝（Safavid）就是阿塞拜疆人。近代以来，随着波斯帝国的衰落以及沙俄的侵吞，波斯境内的阿塞拜疆土地被分割，造成现代阿塞拜疆民族跨境而居的状况。但不似其他民族，这种民族分割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而且在此之后，由于俄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阿塞拜疆的控制也很有限。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阿塞拜疆和其他外高加索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此时伊朗的国内政局也混乱不堪，边境控制的松懈使得边境两边的阿塞拜疆人来往频繁。巴库石油繁荣时，伊朗这边的阿塞拜疆人大批前往巴库寻找好运。一首好听的歌曲出现，也会很快传遍整个阿塞拜疆地区。1946年，在伊朗的阿塞拜疆这一侧，还建立过阿塞拜疆共和国。以上的这些例子说明，阿塞拜疆的分割相比其他民族，是较为鲜活的记忆。因此，在整个阿塞拜疆人中间就存在着一定的民族认同。这也是在国境两边都有阿塞拜疆联合运动存在的原因和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伊朗而言，阿塞拜疆的独立以及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爆发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归属争端，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基于国内人口众多的阿塞拜疆民族的呼声，伊朗对于阿塞拜疆的支持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阿塞拜疆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被动局面。但是阿塞拜疆的胜利有可能导致伊朗国内政局的变动。而1992年上台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az Elchibei）还在公开地宣扬大阿塞拜疆主义。正是在这样的两难中，伊朗从小心翼翼地介入调停，到最后大幅度支持亚美尼亚，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特殊景象——“作为伊斯兰什叶派政权的伊朗，支持一个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去对抗一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斯兰国家阿塞拜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俄罗斯、伊朗、亚美尼亚为一方，以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为另一方的中亚高加索地区的特殊政治构造。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01年7月伊朗动用军舰驱逐英国石油公司的工作船并引发美国警告，美国因此增加了对阿塞拜疆的边防援助。伊朗和亚美尼亚也宣布扩大其防务合作领域。2003年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称，伊朗允许阿塞拜疆反政府游击组织领导人哈桑·贾瓦多夫（Hasan Javadov）在其境内活动。三 库尔德问题
与阿塞拜疆问题相比，库尔德问题更为严重，这也是伊朗与周边国家发生更多矛盾纠葛的领域。库尔德人散布在从土耳其到伊朗之间的广大区域，伊朗国内的库尔德人仅次于土耳其，大约有500万人。库尔德人勇猛善战，又在历史上屡遭迫害，因此在几乎所有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都发生过争取独立或者自治的运动。伊朗的库尔德人就曾在1946年成立过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当然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一样，此一事物背后也有苏联的因素。但是库尔德人的组织——库尔德民主党却是在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共和国的成立也反映了库尔德人争取独立的愿望。由于苏联放弃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很快便解体了。但是库尔德人的梦想没有消失。库尔德民主党一直保存下来，尽管在国王统治时期，它一直处在地下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库尔德民主党也参加了推翻国王的斗争。革命成功后，库尔德民主党也和伊斯兰革命政权进行过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库尔德民主党为非法组织，是“撒旦党”，对其进行坚决打压。而库尔德民主党也宣布放弃和当局的合作，转入地下活动。从此，库尔德民主党开始一系列的恐怖暗杀活动，伊朗政权的多个领导命丧于此。而伊朗政权也在世界各地残酷追杀库尔德民主党人。1989年库尔德民主党的主席卡斯美洛就是在他维也纳的寓所里遭到枪击身亡。而1992年库尔德三名高级领导人（包括党主席）在柏林一家餐厅里遇害，更是惊动了世界。可见库尔德问题是影响伊朗国内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库尔德问题绝不止这样简单。与伊朗库尔德人一样，在相邻的土耳其、伊拉克，库尔德人都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以及库尔德爱国联盟。它们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控制着相当的地盘，给各自国家的政权稳定带来相当大的威胁。例如伊拉克的北部地区就在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的控制之中。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设立安全区，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且不同国家的库尔德组织之间都有组织上的往来。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在早期就有组织上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库尔德人在各自的所属国家都因为独立和自治的要求遭到弹压，跨境活动便很普遍。他们都在邻近的国家建有基地，当在本国无法活动时，他们往往会转入邻国进行躲避，同时也经常以邻国作为发动攻击的后方基地。土耳其军队就曾经深入伊拉克境内，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追剿。而由于地区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这些国家都存在着对邻国的库尔德组织提供支持的行为。土耳其就多次指控伊朗庇护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也指责伊朗在双方共同进行的边境联合行动中拖延塞责。同样，伊朗长期以来也积极地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联盟。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关系更是久远。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就和美国一道积极地支持库尔德民主党对伊拉克政府的反抗活动。但是1975年，当伊朗和伊拉克达成了包括解决边界问题等广泛争议问题的《阿尔及尔协定》后，伊朗停止了对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最终导致了库尔德民主党反抗活动的失败。失望之余，库尔德民主党的领导人巴尔扎尼（现库尔德民主党主席的父亲）对伊朗存下了嫉恨。或许这就是库尔德民主党长期以来和伊朗不合以及伊朗支持从库尔德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库尔德爱国联盟的原因。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伊朗又逐渐建立了和库尔德民主党的联系。两伊战争期间，库尔德人曾积极地配合伊朗军队，切断伊拉克军队的交通补给。这些活动虽然为伊朗的作战提供了支持，但是也招致萨达姆的嫉恨，萨达姆因此以叛国的罪名向伊拉克的库尔德村庄发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库尔德人死亡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库尔德难民逃离家园。
伊朗和土耳其也因库尔德问题存有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双方都认识到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出现将会给各自的国家稳定带来挑战，因此在库尔德问题上有配合的默契。但是与此同时，库尔德也是一张极为重要的牌，双方又在尽力利用和操控这张牌。这不仅给双边关系也给地区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丝毫不难想象，在伊拉克战争以及其后伊拉克民族重建当中，库尔德人因素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言，其成员中旧有族群观和忠诚感的破除、新的民族认同以及共同的民族性的生成，虽然不是政治体系稳定运行的唯一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冷战以后前南斯拉夫的战火、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道扬镳以及苏联的解体，还有数不清的部族以及民族仇杀，都活生生地昭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说明，地区民族构造的特殊性导致了各国外交往来中民族因素分外突出。而对伊朗而言，库尔德问题和阿塞拜疆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他如俾路支、塔吉克等民族问题也都不容忽视。这是伊朗在处理外部事务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自然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关注伊朗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第四节宗教问题——盘根错节的纠葛
在伊朗外部关系中，宗教或许比民族问题影响更大。这和中东地区特殊的宗教格局密切相关。中东是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共同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三大宗教之间发生过数不清的纷争。无以计数的宗教争战，既造就了亚美尼亚以及格鲁吉亚这样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整体上的伊斯兰世界中的存在，也造成了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深刻矛盾。更加上几百年的殖民经历造成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巨大落差，以及以色列建国引发的激烈的领土以及宗教圣地之争，中东深深地陷入盘根错节的宗教纠葛之中。一 伊斯兰世界和西方
宗教对于伊朗外交影响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坚定的反美以及反以立场。反美主义或许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这首先是因为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革命政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极端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决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的基本态度。反美主义也和霍梅尼的宗教哲学密切相关。霍梅尼的宗教哲学是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政权一切内政外交合法性的依据。在霍梅尼的哲学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伊斯兰世界一切苦难的根源，西方腐化、商业性的、掠夺性的文化导致了曾经辉煌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在近代以来不断式微，也造成了以伊斯兰教为其灵魂的伊斯兰世界在近代以来的落后。解决伊斯兰世界所有问题的最终办法，就是根除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恢复伊斯兰教在国家以及人民生活中原有的地位。伊斯兰革命期间，霍梅尼号召伊朗关上对美国的大门，声称只要美国的影响存在，伊朗就不会有正常的生活。“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取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的。革命以来双方持续的对立以及美国不择手段的封锁制裁，更使得伊朗对于美国的仇恨纠缠难解。为了反美，长期以来，伊朗一直以整个伊斯兰世界代言人的形象出现，试图动员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来和美国对抗。德黑兰一直是各种伊斯兰会议的阵地。20世纪90年代初布什总统推动各方在马德里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作为反措施，伊朗也在德黑兰召开针对性的伊斯兰世界会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出现一波又一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一方面和地区的特殊政治动力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也不无关系。而伊朗正是培植这种反美仇美情绪的一方沃土。
在反美的同时，伊朗也持极端反以（色列）的立场。两个因素决定了伊朗的反以立场。一方面，以色列是在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基础上建国，并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多次战争和冲突中侵占其领土，导致无以计数的阿拉伯人死亡或者流离失所。伊朗既然自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就不能对此坐视不顾。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的关系。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援助对象。美国不遗余力的支持是以色列能够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生存的重要依赖。伊朗持极端反美的立场，因而以色列就成为伊朗反美的最直接目标。长期以来，伊朗一直将消灭以色列，将以色列的势力从被占领土上赶出去当作自己的一项使命。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就是反对以色列。伊朗的一个永久性的任务就是将以色列从这个地区驱逐出去。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的土地，现在被反伊斯兰的敌人占领着。按照伊斯兰的习惯，我们必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是一项宗教命令。”
反以的立场决定了伊朗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比如，伊朗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阿拉法特第一个赶去祝贺，并且当着伊朗众多官员的面，在原以色列驻伊朗政府官邸的上空激动地挥舞巴勒斯坦旗帜。霍梅尼也告诉阿拉法特，伊朗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人民对于伊斯兰革命的帮助，伊朗人民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比如，伊朗对于中东和平进程一直持反对立场，美国也指责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杰哈德等组织破坏中东和平。2002年1月，美国和以色列宣称截获一艘船，该船只装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购买的50吨军火，军火的来源就是伊朗。而自2000年9月巴勒斯坦起义以来，伊朗在2001年4月24日和2002年6月2～3日，分别主办了两次反对和平进程组织会议（Conferences of Anti-Peace Process Organization）。
反以的立场甚至决定了伊朗对于核武器的态度。伊朗核问题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在美国看来，伊朗有着发展核武器的强烈动机，伊斯兰核武器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1998年5月巴基斯坦核爆炸后，6月1日，伊朗外长哈拉奇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发表讲话，表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欢迎巴基斯坦的核测试，宣称伊斯兰世界“应该感到有信心，因为他们的穆斯林弟兄也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就地区安全和平衡而言，巴基斯坦应该进行核测试……，就世界而言，穆斯林都为巴基斯坦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感到高兴”。在几乎全球一致的反对声中，哈拉奇是第一个这样赞誉巴基斯坦核试验的。二 什叶派和逊尼派
宗教因素影响伊朗对外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之争。如同任何一个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中也存在着激烈的教派之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正统地位之争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伊斯兰教中，逊尼派人数居绝大多数，大约占整个穆斯林的90%，什叶派只占10%。就人群比例讲，什叶派在和逊尼派的正统之争上并不占有优势。但是伊朗是一个多数居民信仰什叶派的国家，什叶派人群大概占伊朗总人口的89%（逊尼派占9%，其他宗教占2%）。人群上的优势，再加上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决定了伊朗什叶派宗教立场的强硬，也决定了伊朗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那就是和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正统地位之争。这尤其表现在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上。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拥有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和麦地拉，作为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国家，沙特的这种宗教地位直接决定了它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影响力，也决定了它和伊朗之间在宗教观念乃至国家关系上的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伊斯兰的旗帜”。过去由于巴列维国王的世俗化倾向以及沙特和伊朗双方都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国，这种对立并没有显著地影响伊朗和沙特的国家关系。但是伊斯兰革命以后，这种对立和冲突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了。正如一位沙特官员所说：“伊朗最激烈的斗争对象是沙特而非美国。伊朗想要挑战沙特版本的伊斯兰，这便是政教分离的伊斯兰。”
这种宗教分歧集中体现在每年对麦加和麦地拉的朝圣活动中。麦加和麦地拉朝圣是伊斯兰教最大的宗教活动，每年参加者都有100万～200万人。在伊朗看来，这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以及政治集会，因而也是弘扬伊斯兰革命的绝佳机会。每年伊朗都派出大量的朝圣者，最多时达到15万人，而且他们在朝圣活动中广发传单，呼吁反对美国和沙特。与此相反，沙特认为朝圣就是宗教活动，不应掺杂政治因素。1981年10月，沙特逮捕了46名伊朗朝圣者，并将其驱逐出境。这个事件引起伊朗和沙特两国关系的紧张。沙特国王和霍梅尼互相致信指责。此后每年的麦加和麦地拉朝圣都出现程度不同的混乱以及骚动。为了控制局面，沙特当局以航班不够、旅馆有限等理由限制伊朗朝圣者入境。而伊朗也以沙特当局管理圣城无方为由，要求剥夺沙特的圣地管理权。这样的事态与历史上发生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并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圣地管理权之争何其相似！1987年，这种混乱达到高峰。在7月31日的朝圣中，大约有402名朝圣者在混乱中丧生。这一事件引起沙特和伊朗双边关系的紧张，使得阿曼苏丹卡布斯不得不介入调停。1988年，沙特经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一个朝圣配额方案，规定每1000人中，分配一个朝圣者，以此控制朝圣期间入境的人数。伊朗因此得到5.5万人的配额。这与前几年实际去沙特朝圣的15万人的数字相差甚远。因此在1988～1990年，伊朗抵制朝圣活动。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加深了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双边关系遭到极大破坏，外交关系也时断时续。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沙特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派员参加葬礼的国家。1991年以后，该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在每年的朝圣期间，沙特都是如临大敌，甚至部署坦克严密注视事态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伊朗实行务实外交，伊朗官员从拉夫桑贾尼到后来的哈塔米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要加强和沙特在朝圣问题上的安全合作。1999年5月，哈塔米访问了沙特，这是革命后访问沙特的最高领导人。2000年9月11日，哈塔米又一次访问沙特。虽然沙特和伊朗因为朝圣引发的国家关系紧张得到了缓解，但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以此为代表的争夺却会长期存在。三 什叶派因素
什叶派因素是宗教之于伊朗外交的第三个影响因素。什叶派只占整个穆斯林的10%左右，在伊斯兰世界中多数时间处于受迫害的境遇。但是什叶派有自己的特点：完善而严密的教阶制、继承权上的正统主义、崇拜圣徒和圣陵的习惯，以及自己的独特节日如阿术拉节，等等。这些都使得什叶派教众的联系和组织性比逊尼派要好。躲避迫害的需要也使得什叶派不得不常常逃往邻国，例如霍梅尼就曾在伊拉克的那杰夫避难，而后从那里到了巴黎。伊拉克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吉姆也是在1982年秋在伊朗成立的这个组织。还有，由于历史上伊拉克经历过伊朗萨非王朝的统治，这使得伊拉克什叶派中有为数可观的伊朗人，西斯塔尼就是一个伊朗人。以上特点造成了什叶派之间相对于逊尼派之间更密切的人际、族际以及国际联系。伊拉克前什叶派的领袖巴齐尔·萨德尔就是南黎巴嫩什叶派阿迈勒运动的创始人穆萨·萨德尔的堂兄。而伊拉克马赫迪军的领导人萨德尔就是这一支萨德尔家族的直接继承人。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在伊拉克那杰夫以及伊朗库姆的经学院里接受教育，也因此和伊拉克以及伊朗的宗教圈子有密切的来往。
这样的关系，决定了伊朗对于周边什叶派人群占多数的国家，甚至什叶派人群不占多数，但有什叶派人群存在的国家事态的重大影响力。阿富汗是一例。阿富汗人口中什叶派占20%以上。由于长期以来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伊朗在阿富汗政局的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国王时期，伊朗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纠纷的调停者。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它是什叶派人群的积极支持者。1979年阿富汗什叶派的起义就和伊朗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数以百万的阿富汗人停留在伊朗境内，两伊战争期间接受伊朗训练的阿富汗人也参加了对伊作战。1992年在联合国主导下形成的阿富汗过渡政府中也有数位什叶派的部长，这同样和伊朗的幕后支持有很大的关系。”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在卡尔扎伊过渡政府的形成中，伊朗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2002年2月24日卡尔扎伊还因此对伊朗进行了访问。2002年3月伊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驱逐了阿富汗流亡伊朗的普什图族领导人古布丁·西可马特亚尔（Gulbudin Hikmatyar），又一次反映了伊朗在阿富汗事务上的影响力。
什叶派之间这样的密切关联，在海湾地区尤其具有深刻含义。表1-2显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中都有什叶派人群存在，除伊朗外，巴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人群也占了人口的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林出现了一系列骚乱，其主体就是什叶派人群。而巴林不同于一般的海湾国家，它和美国关系密切，自从1948年以来美国就有军队驻扎在这里。1991年10月28日巴林又和美国签订了防务协定，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正式盟国。1995年重建后的美国第五舰队也将总部设在这里。这样的关系使得巴林国内事态的发展严重影响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巴林事态也成为美国指责伊朗颠覆邻国政权的主要理由。表1-2 海湾地区各国人口以及宗教构成情况
伊拉克更是这样。伊拉克什叶派占国内穆斯林总人口的60%～65%。但是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什叶派却遭无情打压。由于海湾战争以来和伊拉克之间持续的纠葛，美国一直试图利用伊拉克什叶派的力量。1991年伊拉克什叶派就是在美国的鼓动下发动反对萨达姆的大起义。美国还在什叶派聚居的伊拉克南部北纬32度以南地区设立禁飞区。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又一度成为伊拉克重建中美国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因素，它决定着美国重建伊拉克的努力能否成功。战争后伊拉克国内出现异常激烈的教派之争，多个什叶派领导人遭到暗杀。普通教众的死伤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反映了伊拉克重建的艰巨性，也进一步凸显了什叶派因素的分量。这一时期在美国国会的听证和研究报告中也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对于伊朗在伊拉克重建中作用的评估。
伊拉克还不是问题的终结。由于伊朗在什叶派中的影响力，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月形”什叶派主导地带里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阿拉伯北部地区乃至海湾以及大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秩序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反过来说，它也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大中东范围内解决什叶派问题的桥梁。
杰弗里·凯普是美国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评价伊朗：“位于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拥有至为关键的一份资产”。“资产”一词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它既意味着伊朗特殊的地缘位置，也意味着伊朗在宗教以及民族问题上的影响力。这或许正是美伊关系非敌即友的缘由之一。所以在论及美伊经久不决的矛盾纠葛时，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著名伊朗问题专家格拉汉姆·福勒在一篇名为《修复美伊关系》的文章中这样说：“美国虽然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反对阿以和平，但是这些貌似直截了当的指责却是事实，或者说是部分事实以及为了政治上方便起见，对事实移花接木的复杂结合体。而真正的问题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使得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盟国，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第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政权。”换言之，美国严重夸大了伊朗的威胁，制造了伊朗威胁的神话。所以福勒将其另一篇论述伊朗问题的文章直截了当地命名为《波斯湾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因地缘特质造成的伊朗在石油、宗教、民族问题上的影响力，是它对地区以及国际事务发生影响的特殊方式和渠道。它应该是我们理解美伊关系的出发点。第二章冷战时期美国的伊朗政策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昨天、今天、明天构成了一个事物完整的过程。历史是观察世界万物的必需的棱镜，对于美伊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双边关系而言，历史的视角尤其重要，对这段关系而言，“历史不仅仅是序言，它还塑造着现在和未来”。第一节伊斯兰革命前美国的伊朗政策
美伊官方历史的开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缘起则是战争物资的供应。美国当时负责整个盟国也包括苏德战场的物资供应，在可选择的五条线路中，经过伊朗的最经济也最安全。据统计，盟国曾向苏联运送了1930万吨物资，其中通过伊朗运送的就达570万吨。正是战争物资的供应为美国势力打进伊朗创造了契机。1942年末，美国派遣5000名士兵在伊朗波斯湾港口登陆。这成为美国在伊朗驻军的开始。美国驻守伊朗的军队达到三万人之多。美国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外交使团。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派驻伊朗的军事和外交使团有六种之多。除此之外，还有总统派遣的私人使节如著名的帕特里克·赫尔利以及哈里曼。两国还签订了援助协定，美国政府根据《战时租借法案》向伊朗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包括武器装备。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向伊朗提供的援助共约4150万美元，基本上为赠送性质。美国卷入伊朗事务，战争的考虑是第一要素，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很重要。正如当时的国务卿赫尔所说：“帮助伊朗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它将避免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波斯湾建立起一个大国进而威胁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至关重要的石油利益。”
二战以后，美国深深地介入伊朗，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它包括遏制苏联在此地区势力的扩充；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海湾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石油利益；和地区盟国保持友好关系；确保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不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简而言之，苏联、石油、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考虑的主要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正是在以上三个层面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它是美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抗衡苏联的重要工具。其次，它是美国在海湾地区安全安排中的重要支柱。再次，通过和地区其他盟国的合作，它也是美国保证其地区利益的重要因素。一 抗衡苏联的工具
伊朗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工具始于阿塞拜疆危机。阿塞拜疆危机发生在1945年年末，因苏联拒不撤出阿塞拜疆而起。危机期间，美国和伊朗默契配合，1946年4月4日终于迫使苏联达成《戈旺姆-萨德奇科夫协定》并撤出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危机是美伊关系的转折点，伊朗的独立和主权由此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伊朗真正成为美国与苏联在中东地区争夺的工具，是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
1951年4月29日，伊朗发生由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矛头指向英伊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是当时唯一在伊朗拥有石油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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