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仇江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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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历代文选试读：
《岭南文库》特选本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数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
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鉴于《岭南文库》卷帙浩繁，多属专业之作，未必均为各界读者所需，特从已出版的著作中选取22种宏观综述性质的著作，编为特选本出版，以应广大读者需要，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岭南文库》特选本编辑委员会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章广东近代社会与广东近代文学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北负五岭，南濒大洋，人杰地灵，物产丰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发较晚，直至明代，仍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区，官宦谪逐之所。在文化方面，虽然岭南文化早在２００0多年前即已纳入中华大文化的体系，接受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初唐时期，广东新州（今广东新兴）出了个惠能，主张净心和顿悟，不执著于文字，不执著于法相，创立了带有玄学色彩的佛教南宗禅宗，后来发展成为全国佛教教派中最有感召力的一宗，对中国哲学的演进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明代，广东新会又出了个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倡导“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主张读书习静，以保心体之灵明，以养心境之澄清，进而以直觉直叩自然之本原，领悟宇宙之真理。在晦翁学派已成官学，传统因袭，几近靡靡；朱陆二派相互争诟，各辩是非，传统主义和正统思想弥漫的明代中叶学术界，独树新帜，其影响及于全国。但是，从总体而言，无论是学术文化或者文学，近代以前岭南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仍然处在比较落后的地位，极少产生全局的影响。
迄于晚清，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岭南思想文化一改往昔似乎无大作为的面貌，而肩负起全局的使命。挟时代之风雷，占岭海之地利，扬传统之精神，广东近代文学也揭开了灿烂辉煌的篇章。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焦点与文化观念的蜕变
１９世纪前半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以英、法为例：英国的经济，由２０年代的复苏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更快。１８２０年至１８２５年，英国生铁的产量增长了５８％；同期，英国商品输出年总值由４８００万镑增至５６００万镑。法国则在“七月王朝”时期工业革命得到迅速发展。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４７年，工商业总投资由３００亿法郎增至４５０亿法郎；铁路里程由３０余公里激增至１５００公里；对外贸易总值则由每年１１３１亿法郎增加至２４３亿法郎。新兴资本主义世界急剧膨胀的社会生产力，一方面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刺激了列强的掠夺性。英、法等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向落后地区掠夺原料产地、人力资源和商品倾销市场的侵略狂潮。仅就亚洲地区而言，从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就先后沦为英、法、俄、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当世界资本主义因工业革命的推动而取得长足进步，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潮水汹涌东进的时候，中国则仍然处于几乎与世隔绝，十分保守和落后的封建衰世，统治者还在作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在经济方面，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出现于中国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若干城市的某些手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如陶瓷、丝织、造纸、铸冶、制糖等手工行业的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手工工场），虽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极其缓慢的发展，终于未能成长为足以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力量。如马克思所云：在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的”〔1〕。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传统的男耕女织。英人密切尔１８５２年在给他的上级的报告中，详细叙述过广州农村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情况：“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馀，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福建的农夫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2〕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手工业中也仍然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依旧只是少量地存在于沿海沿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较为发达的手工行业，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不仅如此，由于乾、嘉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可耕地大量集中于皇室贵胄、八旗兵丁及缙绅豪强之手，广大的自耕农纷纷沦为佃耕之户。乾隆十二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云：“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3〕佃户要承担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的地租，“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4〕。此外，还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人丁税、火耗银、粮耗银，“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5〕。然而，仅仅地租、赋税、劳役还不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民所受剥削的全部，由于清代许多赋税改为征银，农民还要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农民的生计，越发难以维持。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农民破产，大部分沦为雇工，一部分则离乡背井到边外垦殖，一部分则成为流民，四处流徙，一部分则冒死出洋，到海外谋生。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广大农村的封建经济实际上濒临破产。加上吏治的极端败坏，官吏豪绅相互勾结，巧取豪夺，聚敛财富，骄奢淫逸，荒纵无度，社会暗无天日，而广大的贫苦百姓则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前，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前仆后继。较大规模者，有１７９６年至１８０４年的白莲教起义和１８１３年的天理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以湖北为中心，后来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前后历时９年。以木匠李文成、药店学徒林清为首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入北京皇宫。天理教的起义，反映出除了农民的起义斗争之外，同样走投无路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下层市民也走进了向封建统治者讨回公理的斗争行列，反映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
与全国的总形势一样，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同样是吏治腐败，农村凋敝，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社会危机深重。嘉庆间，广东巡抚百龄，上任不及一年，即兼并土地５０００余亩。上行下效，州县官吏贪污腐败，贿赂公行。１８３５年６月《中国丛报》引用东印度公司某职员对广州官员的评语云：“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当非过甚之词。农户不堪负荷，纷纷逃亡。仁化县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间，共欠田赋银２６４万余两，其中逃亡户占五分之一。一部分人无地立锥，只得远涉重洋，谋生海外。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给朝廷的奏折中，就写到澳门的一些无业贫民，“受雇出洋……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作粗重活计”〔6〕。“１８０４年，庇能（槟榔屿）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定官回华的机会，委托他在广东招雇华工……以后的十多年中，不断有成批的契约华工，或五六百人，或一千人，从澳门偷运出口。”〔7〕除了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外，鸦片战争之前的广东民众，还要身受烟毒泛滥以及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之害。１９世纪初，白银一两只换铜钱千文，而到１８３９年，一两白银，可换铜钱１６７８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得钱，而交纳赋税则需折算为银两，负担大为加重。为了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嘉庆七年，归善县（今惠阳县）县民陈亚本发起组织天地会，结纳会众万余人，以博罗县羊屎山为营地，发动了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道光九年至十一年，海南崖州洋琳峒的黎族起义，令清廷“俶扰三载，靡饷亿万”〔8〕。道光十一年，湘粤桂边的瑶民大起义，更使清廷朝野震撼。
不仅如此，由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方面的某些特性和特殊地位，当西方列强向中国伸出侵略魔爪之时，广东就成为列强侵华的首选之地。
广东位于祖国东南沿海，有长达４３００多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多天然良港，辽阔的南海上广布大小岛屿和礁滩。北部山地为南岭之一部；西南则为山地、台地，海拔在１０００米左右；向南则为花岗岩风化残丘，至沿海逐渐降低为以石英质砂粒为主的沙荒地。在上述三部分山地丘陵之间，珠江三角洲平原和韩江平原，土壤肥沃，河网纵横，岗峦错落。加之广东全境地处亚热带、热带，大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古有“南中草菜，经冬不衰”〔9〕之说。汉代时，广州已经种植双季稻，明代中叶之后，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平原的广泛区域已经形成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广东经济很早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广东的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比例向来很大，而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则反而较小，正如张维屏所云：“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10〕明、清两代，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形高潮。这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具有浓厚的商品农业性质，势必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史载，明代时，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产品，种类颇多，主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藤、桑蚕、塘鱼、茶叶、苎麻、棉花、蔬菜等，明中叶之后，又从国外引种了烟草和花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明代广东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广东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逻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11〕清人张渠在《粤东闻见录》中亦有同样的记载：“近省数大县逐末者多，务农者少，即有肥美之田，多种荔枝、龙眼、蒲葵之属。”明代中后期，出现了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的耕作制度，构成种桑养蚕、种果、养鱼这种科学的自然生态农业，进一步加速了广东农业的商品性生产，产品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规模大，逐渐形成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区，涌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某项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农户，如“龙荔之民”、“鱼花户”、“花农”、“菜农”等等。商品农业的发展，为手工工业及相应的加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因而又刺激了手工工业的发展。明代，广东以石湾为代表的陶瓷业已有“甲天下”的美誉，石湾的陶瓷产品不仅畅销两广，而且远销海外。缫丝业与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棉麻织业也相当发达，《天工开物》就有“广东为布薮”的记载。其他如榨糖业、制葵业、制席业、造船业、制盐业、铸冶业、采珠业等，均在国内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由于广东农业的这种特性和随之而来的加工业及手工工业的发达，广东经济的第二个鲜明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起步较早，广东很早就成为国内的商贸大省，商品的集散地，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自汉代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就是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汉书·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
六朝时，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口岸东移的原因，一是由于海上航路中的交阯、日南遭到此时强大起来的林邑国〔12〕的破坏，北部湾航线并不安全，因而海上航路改经海南岛东部海岸；二是由于广州处三江合汇之处，南出大海更为便捷，且北有陆路可通中原，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粤东航线的开辟，使广州的对外交往更为频繁。南朝时，由印度及东南亚诸国来广州的使舶和进港贸易的商舶数量大增，广州开始成为中国与南洋交通的门户。唐代之时，到广州进行贸易的有波斯、大食、天竺及南海诸国。每年夏天，各国商舶乘东南季风而至。而中国的远洋商船亦由广州，顺海南岛东海岸，越西沙群岛，穿马六甲海峡，过斯里兰卡、印度而抵阿拉伯重镇末罗〔13〕，又经阿拉伯半岛东部、南部海岸而至东非海岸，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海上丝路”。广州亦由此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珠江河面呈现出一派“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14〕的繁荣景象。虽然唐代末年，广州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但这种情况，宋初即得到扭转。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朝廷在广州专置提举市舶司，以专“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5〕。南宋末年，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开始落后于泉州，但广州在元代七个建置提举市舶司的沿海城市中也是仅居泉州之后，其东方商贸大港的地位并无改变。顺帝时来华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在其《游记》中这样描述他对广州的印象：“秦克兰（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16〕明初，朝廷屡施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更明令“严禁广东通番”〔17〕。但是，广东民间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沿海地区违禁下海者不乏其人，甚至地方官吏也“私造大舶，以通番商”〔18〕，远达东西二洋。至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朝廷为形势所迫，终于开放海禁。海禁一开，通海者“十倍于昔”，部分广东商人甚至在东南亚各国定居，而成为华侨。清初，统治者为切断海上抗清武装的供应来源，于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重新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各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同时严禁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19〕。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甚至发布“迁界令”，勒令沿海居民内迁５０里，在沿海地区造成５０里的无人地带。康熙二十三年十月（１６８４），清廷宣布开放海禁，旋即下令开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但对外贸易仍然采取许多限制。至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为防止外船北上，清廷又宣布封闭闽、浙、江苏三关，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从此，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运至广州的出口货物多达８０余种，其中以茶、丝、瓷器、土布、药材为大宗。世界各国来华商船云集于此。
00但是，广东虽然有长期的对外交往历史，地理位置亦较为优越，但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也与内地一样日益加剧，而且成为外国列强侵华的第一个目标与突破口。
总而言之，无论是全国还是广东，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危机极端严重，用龚自珍的形象说法，是“弹丸累到十枚时”〔20〕。外部是列强环伺，磨牙涎舌；内部是腐败孱弱，矛盾重重，千疮百孔。如此广泛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改朝换代所能克服，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已是油干灯尽了。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之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已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了。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号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英国，在经过长期的试探和准备之后，终于向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盈、有着广大市场和丰富的廉价劳力与原料而内部又腐败落后孱弱不堪的东方大国，伸出了侵略魔爪。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内受腐败的封建压迫，外受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历史。当东方神圣帝国的西洋镜被英伦的大炮轰碎之后，列强接踵而来一试牛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引起剧烈的震荡，导致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思想、文化观念诸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打击了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严重打击了中国正在缓慢起步仍然十分脆弱落后的手工业和商业，实际上又阻遏了中国经济独立的资本主义进程。同时，中国的社会矛盾也显得更加复杂化，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汉民族与国内少数民族的矛盾之外，中华民族与外夷的矛盾此时也鲜明地呈现出来，成为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而且，随着西方列强侵华在各个领域的深化，这种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各类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广东，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的原因，也就不仅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而且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鸦片战争，是以广东为基本舞台开始的。在这里，发生了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中英九龙、穿鼻、官涌山之役；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沙角、大角和虎门之战；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为抗拒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牺牲。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朝中重臣的卖国固位，鸦片战争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和割让香港而告结束。鸦片战争之后，广东人民最先承受外强侵略所带来的痛苦，英国侵略者在广州横行无忌，而统治阶级则采取“抑民抚夷”的政策，镇压人民的抗暴自卫的反侵略斗争。与此同时，两广总督耆英对鸦片贸易的默许，鸦片走私公开化，鸦片输入量大增。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全国鸦片消费量约五万箱，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21〕，劳动者不仅身受烟毒之害，而且由于白银迅速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更加突出，负担亦更加沉重。与此同时，广东人民还要负担巨大的战费和战后赔款。仅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一年间，广东支出军费近４５０万两，相当于全省一年实征地丁银的３倍。战后，广东负担赔款１０００余万两，占赔款总数的将近７０％，而这尚不包括战争期间被侵略者勒索的广州赎城费６００万元和赔偿英商馆的６６万元。不仅如此，由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及对原料掠夺的增加，特别是棉纺织品的冲击，使广东城乡的小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受到摧残，个体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如顺德、番禺、佛山、花县等地的土机织布，几乎陷于停顿；佛山的制钉、制铁业均大受影响，销路皆减。农村经济更形凋敝，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愈演愈烈。鸦片战争之后，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广东成为全国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加以清廷腐败，水利失修，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被迫铤而走险。自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3）以来，天地会秘密结社几乎遍及广东城乡，举行过多次会党起义。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终于酝酿成咸丰元年（１８５１）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可以这样说，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最先感受汹涌东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潮水的猛烈冲击，同时也最先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历程。尖锐的社会矛盾，剧烈的社会震荡，迫在眉睫的社会与民族危机，迫使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出路。当一种本已习惯的缓慢而沉闷的社会生活节奏被打破，新的社会情势，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会使人们改变旧的思维与生活模式。这种内在的变数与历史上的文化积淀，加上伴随着列强的武装船队和洋货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意识的浸染，使近代广东在文化观念方面发生蜕变，而形成鲜明的特征。
这种近代文化观念的蜕变，反映了一种突破思想教条的禁锢的要求和由务虚到务实的思想转变，首先表现在传统儒学影响的进一步淡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以及学术上经世致用之风的兴起。
应当说，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广东僻处南服，与中原地区山川阻隔，虽然早在秦汉之时，其文化已与中原文化接轨。其后历朝，每每中原有事，广东亦无不波及。但毕竟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封建朝廷的淫威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桎梏，均远不及中原地区厉害。同时也由于广东自唐以来，在华夏文化的主调之下，接受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的影响，异域文化客观上对传统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有所冲淡。再加上自三国至明历代谪贬南来的士大夫，他们被统治者视为异端、叛逆。这些人流寓岭南，或则数年，或则十数二十年，或则终老岭南，有的讲学授徒，有的从事述作，他们的思想与学术，亦或多或少有异于正统的儒学规范，有的甚至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背道而驰。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早在近代之前，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在广东的影响，就已经远不及在中原地区那么无孔不入，根深蒂固。
到近代，严酷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实对于僵死的儒学教条已经是一个无情讽刺。而且，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死守这些教条，既不能挽救封建衰世的厄运，也无补于国家与民族所面对的危难，儒学在广东的影响因而进一步削弱。而对于自乾、嘉以来在中原地区学术界盛极一时的汉宋之学，因其脱离现实与崇尚空疏，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广东，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近代广东第一位著名学者和爱国诗人张维屏，对汉宋之学就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在《东园杂诗》中云：“道学所包广，躬行能几人？空谈心与性，孰辨假和真（道学两字，无所不包。自元人修宋史别立道学传，后人遂以谈心性、撰语录者为道学，道学乃隘且易矣）。门户原私见（汉之党锢，宋之洛蜀，明之东林，虽君子不能无门户。门户分，则争端起矣），薰莸况杂陈。无争乃君子，圣训合书绅。”又云：“今人言考据，古说已分歧。实事求其是，虚心善即师。博观须反己，约守莫趋时。不必操成见（考据家多存求新好胜之见），惟期释我疑。”在他任南康太守之时，也曾对白鹿洞书院诸生明确表示他对宋明理学的否定。他说：“前明诸儒，多涉元虚，高谈心性，但效前人为语录，遂谓道学得真传。以余观之，宋以后之讲学，无异唐以前之谈禅，风气所尚，群焉趋之。”他眼界开阔，关心世务，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极为赞赏。一生中除对传统经学有较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外，对于水利、医学、教育、防治虫害等方面，均所致力，留下了不少直接与经济民生密切相关的文字。
张维屏稍后，被学术界称为“岭南两大儒”的朱次琦和陈澧，在学术上亦本经世救民之旨。康有为评朱次琦云：“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馀。以末世污浊，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22〕
张维屏两任学海堂学长，朱次琦在礼山草堂讲学前后２０余年，陈澧在辞去河源县学训导回到广州后亦长期受聘为学海堂学长，三人培养人才甚众，粤中俊彦，多出其门下。时代的要求，加上他们以及他们的门弟子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学术界空疏盲目、脱离现实的状况得以改变。睁眼看社会，放眼看世界，留心时务，关切国运，经世致用，讲求实学，逐步成为风气。这也是广东之所以在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如洪秀全、洪仁玕、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在国内开风气之先的著名思想家与变革者的原因之一。
近代广东文化观念蜕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民气的恢宏与爱国精神的发扬。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发生在广东境内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还有１８５６年的“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次年英法联军对广州的野蛮侵略和长达三年多的殖民占领。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朝廷不足靠，大吏不足恃，洋人无须怕，要保家卫国，只有靠自己。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广东人民是最早看穿清廷的卖国嘴脸，也最早识破洋鬼子的纸老虎本质的。
广东民气，本来就有一种刚烈的特质。粤人先民生长于蛮烟瘴雨，毒虫猛兽，风涛险恶之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艰苦奋斗，拼搏求存，锤炼了一种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不受羁束，向往自由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由于历朝中原南来的谪宦孤臣的思想教化影响而愈加鲜明。加以中国历史上，宋、明两大王朝均以广东为最后之舞台，广东人民抗元反清，宋亡而为宋遗民，明亡而为明遗民，其家国之痛，铭心刻骨，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尊与义慨，其间忠义节烈之士辈出。如温汝能所云：“粤东居岭海之间，会日月之交，阳气之所极，阳则刚而极必发。故民生其间者，类皆忠贞而不肯屈辱以阿世。”〔23〕这种由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上的刚烈之气，在近代之前，或表现为誓死维护汉民族封建国家的正统地位；或表现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或为伸张正义，锄强扶弱；或为不事依傍，成一家之言。而当近代，列强环逼，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文化心理上的这种刚烈之气，就升华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主义激情，成为不甘沉沦，为探寻中华民族自强自新之路，不折不挠，上下求索的顽强意志；成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正气，捍卫民族尊严，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近代广东文化观念蜕变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原已存在于经济方面的重商观念，此时进一步突出，反映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前已述及，广东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商品农业发展较早，而商品农业的发达，推动了城乡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加上广东作为远洋商路的起点，历史上长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广东在明代时商品经济即已相当发达。明代时广东大量涌现的新兴城镇和农村墟市，就是一个证明。如江门、石龙、新塘等都是明代后期新兴的城镇，江门在崇祯年间已发展为“客商聚集，交易以数百万计”的巨镇，而根据史载，嘉靖年间，广东各府州县的农村墟市则多达４３０余个〔24〕。而且在明后期，广东各地还形成了按商品分类的专业墟市。如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东莞的香市，顺德陈村的花果苗市，增城的荔市，番禺茭塘的鱼市等等。从城镇和墟市的发展以及墟市的专业化，我们均可以看出明代之时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清代乾隆之时，广州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这种特殊地位，进一步加速了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英商威廉·希克于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来到广州，他这样描述他对广州的印象：“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哩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25〕粤人温训在道光二年（１８２２）记述广州西关失火的文章里，也谈到当时西关的繁华景况：广州“通夷舶，珠贝族焉。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26〕。
由于历史上这种商品经济环境，广东很早就有重商的风气，重商势必重利，在广东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就摒弃了中原文化一向十分执著的“耻言利”的思想意识，而代之以强烈的功利主义，甚而至于急功近利。重利而不图虚名，求实而不务空华，夸富而不计尊卑，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彻底变化。随着近代广东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一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文化观念上的重商意识更由经济方面扩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广东近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在对比中外强弱之形的过程中，都曾一度提出过“商政”或“商战”，曾经持过实业救国的观点，应当说，这种思想主张，是近代广东文化观念中的重商意识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反映。近代广东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一文中，不仅对传统的“耻言利”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今有执途人而告之曰，我不求利，则人必谓之奸；有执途人而告之曰，我欲求利，则人必谓之忠。彼则言不由衷，此则言以明志也。……积粟千钟，日食不过数升之米；广厦千万，夜眠不过数尺之床。备物虽多，赡身而止。故晏平仲之禄，惠及乡邻；陶朱公之财，润沾里党，是人之能利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致累于世。通商者求之有道，将欲利己以利人也。”〔27〕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而且断言：“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郑观应则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28〕。把振兴商务提到强国固本的高度。何启、郑观应的这些思想，后来甚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所引用并加以发挥。
文化观念上的重商意识，表现在文化方面，则促使近代广东文化具有浓厚的商业性。商业活动主要以城市为舞台，其参与者又主要是城市平民，因而近代广东文化以城市平民为主要对象，以迎合城市平民口味，服务城市平民，表现他们的生活时尚、喜怒哀乐、理想追求为其宗旨，它深深扎根于民间，为广大平民所喜闻乐见，具有强烈的平民文化特色。由于服务对象的转变，文化既然不再是少数封建士大夫的专利，因而也推动了近代广东知识界的文化普及意识，通俗化的问题亦随之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综上所述，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把侵略掠夺的矛头转向尚处于封建末世的东方大国中国，列强的经济及军事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在列强武力威逼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面临空前的变局，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处于南海之滨的广东，历来就是重要的对外交通门户，在西方列强的侵华狂潮中，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广东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缩影与焦点，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斗争的前线。
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形势的强烈冲击，广东的文化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时代性的蜕变。这首先表现在学术界传统儒学及宋明理学的影响进一步淡化，脱离实际的汉宋之学受到了批判和抑制，而代之以关切时政，忧心国运民生，面向现实的经世致用之风。其次，本已存在于广东民众之中的刚烈之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宏，面对外强侵凌，升华为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正气和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升华为不屈不挠探索民族自强自新之路的顽强意志和不畏强暴、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复次，近代广东文化观念的蜕变，还表现在广东文化观念中早已有之的重商意识，在近代条件下，由经济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影响广东的政治思想界，同时也形成广东文化浓厚的商业特色，推动平民文化的兴盛。
文化观念的形成，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与一个时代密切相关，它是属于大文化概念下的较深层的东西，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对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起着制约与规范的作用。文化观念的变化反映在对文化价值标准的认识和对文化产品的追求取舍上，因而一个时期文化观念的蜕变，必然对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文学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第二节 文化观念蜕变对广东近代文学的影响
广东文学作为华夏文学的一部分，很早就受到中原文学的影响和熏陶。这种影响和熏陶，一方面是通过文史典籍的传播与科举取士制度来实现。汉代之时，选拔人才，靠察举的制度。隋代，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进士重文辞，明经重经术，考生必须熟悉儒家经典，因而推动了文史典籍在全国范围的流播。另一方面，还通过南北文士之间的文学交流来达到。自汉代之杨孚始，唐代有张九龄、邵谒，历世而下，广东文士或宦游、或求学、或山川壮游、或寻师访友而涉足中原，吸收中原文学的营养。与此同时，中原文士如三国吴之虞翻，唐之韩愈、刘禹锡、李德裕，宋之寇准、郑侠、秦观、姚铉、苏轼、苏辙，明之高攀龙、汤若士，清之朱彝尊、王士禛、赵翼、袁枚、翁方纲、阮元，或被贬，或为官，或避乱，或旅游，逾岭南来，讲学授徒，从事述作，更直接带来了中原文学的影响。因此，广东文学在进入近代之前，与中原文学的发展大体同步。但是，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上的差异以及经济及地缘方面特殊因素的影响，加上广东不同于内地的风物民俗，广东文学已经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拟古复古的风气不浓，比较注重联系实际，抒发真情实感，如梁佩兰所云：“吾粤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风气之内”〔29〕；宗派门户之见不深，比较兼容，比较开放，所谓“不专主一家一代，自达其意而已”〔30〕；比较注意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较具商业性和平民文学特色。由于这些特色，谭献对岭南文学有“流派最正”〔31〕的评价。
尽管如此，就文学的总体性质而言，近代之前的广东文学，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封建文学的范畴，无论是文学的格局，还是文学的基本理论模式，抑或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都是如此。
进入近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洋货大量涌入广东，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一方面打击了广东的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陈启沅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黄秉常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创办的广州电灯公司、卫省轩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创办的巧明火柴厂、钟星溪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创办的宏远堂造纸厂等一批在国内率先出现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商品倾销到资本输出，对华经济侵略的不断深入，实际上又严重打击了广东的正在起步然而尚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阻遏了中国经济内部自明代中后期即已开始萌芽的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进程。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旧有的封建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的性质也迅速改变，社会矛盾更加复杂，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愈益深重。这种社会形势，促使社会文化观念发生蜕变，广东文学亦从而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进程。
首先，由于文化学风上经世致用之风的形成，广东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空前紧密。文学家们走出书斋，面对现实，睁眼看社会，睁眼看世界，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对时局的关切，对民生国运的深忧，慷慨论天下事成为风气。广东文学真正成为反映广东乃至中国近代历史风云，表现近代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讴歌他们不屈不挠坚苦卓绝的斗争精神的文学。从嘉道年间领袖岭南诗坛的张维屏，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以小说鼓吹革命的黄世仲，都是如此。
鸦片战争开始之时，作为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张维屏，虽已年届六十，但耳闻目睹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暴行，终于投袂而起，以诗歌为武器，猛烈抨击清廷的投降卖国，热情讴歌广东人民奋起抗击外敌的斗争，写下了表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不朽诗篇。他的名作《三元里》成为纪录这一重大历史史实的宝贵文献。
近代广东学者陈澧，博学多才，虽不愿以诗鸣，然诗文方面的成就，亦不在学术之下。尤其是他的部分诗作，表现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之情。如其《大水叹》一诗；
羊城积雨盈街衢，湿我架上千卷书。朝来着屐过田舍，问讯水势今何如？老农告我水已大，上游传说基围破。江头万斛老龙船，昨日扬帆田上过。阳侯为虐诚何心？纵彼蛟蜃为骄淫，盘桓不肯赴沧海，忍使绣壤成荒沉！我谓阳侯岂得已，非水逼人人逼水！君不见大庾岭上开山田……又不见海门沙田日加广……欲驱山海尽成田，反使田畴尽成海！……
见地卓越，言辞精警，非留意经济民生者岂能语。如果说上述这类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文人的集子中，所占的比例还不算很大，随着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维新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东文学家们的创作，就真正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重大的历史事件，民族的苦难，人民的血泪与抗争，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加广泛充分的反映。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高举诗界革命的旗帜，以诗纪史纪事，表现新的时代风貌，他的诗作被誉为“诗史”。从早期的《香港感怀十首》到临终之前的《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都可以看到他的诗心时刻与现实相通。如康有为所云：“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3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南社广东诗人如黄节、汪兆铭等，一本南社宗旨，以文学为武器，写出了不少鼓吹民主革命，标榜爱国主义反映斗争现实的诗文作品。如黄节的长篇五言古诗《宴集桃李花下兴言边患夜分不寐》、《庚子重九登镇海楼》；汪兆铭的《中夜不寐偶成》、《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等。
总而言之，近代广东文学在新的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始终与现实息息相关。由于社会矛盾、社会民族危机的广泛深刻，几乎没有谁能够置身局外，近代广东的文学家们，不论其政治立场、观点如何，都不能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对近代历史上的大事，对时代作出自己的评价，谈出自己的感受，现实主义成为最基本的创作方法，岭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近代是空前发扬了。
如前所述，岭南地区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观念上的不折不挠、自尊自强，如陈白沙之荦荦大德，卓然自立；屈大均之劲节自高，投笔从戎；明末三烈（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之忠肝义胆、杀身成仁等等，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当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灾的当头，升华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主义激情。文化观念上的这种升华，使得抗拒外来侵略，揭露当朝腐败，维护民族独立，期望国家富强人民康乐，成为广东近代文学广泛而突出的主题。
由于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相互激荡，广东近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封建末世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呼唤社会变革。在这一方面，广东的文学家们表现得似乎比中原地区还要更彻底一些，在对待清王朝的态度上较少见到那种对王朝没落的一往情深的挽歌式的作品，而较多尖锐有力的批判和无情辛辣的嘲讽。另一方面是揭露与抨击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弘扬民族精神，呼吁抗御外侮，洋溢着亡秦必楚的坚定信念和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方面，在广东近代文学作品中常常结合为一体，构成作品中昂扬的民族正气和苍凉凄壮的基调。这样的例子，可说比比皆是。如张维屏的《三元里》诗：
……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不解”，非真不解也，而是对清廷大吏与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严正指斥。“金瓯全盛日”与“金缯岁币谋”，则构成了对朝廷昏庸的无情讥讽。
又如黄遵宪之《哀旅顺》，全篇共１６句，以前１４句实写被称为“北洋精华”的旅顺口军港形势如何之险要，设防如何之坚固，守将如何之自信，以为有恃无恐，而以诗末两句“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虚写旅顺失陷，骤作转折，有力地抨击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同时也在不言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幽愤。又如康有为之《上清帝第五书》：
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
放言直谏，言人所不敢言，一针见血指出逼于眼前的情势与惨祸，令人触目惊心；词锋犀利，语带讥刺，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一腔爱国救国之诚跃然纸上。
在中国近代历史８０年中，广东因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各种矛盾、危机都表现得尤为集中和尖锐，特别是作为中国的南方门户，广东更成为列强侵华的重灾区。广东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受时代的感召，走出封建知识分子传统的象牙之塔，睁眼看社会的时候，就不仅看到封建末世社会的各种黑暗与腐败，而且由于他们最先接触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学说，可以用比照的方法，用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因而对社会的弊端能够有较为清醒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们也较中原的知识界对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所带来的祸害，有更直接的亲身体验。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封建社会的揭露与批判亦较为深刻，对列强的狼子野心揭露与抨击也更为有力。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救亡图存的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奔走呼号，爱国精神与民族精神空前高昂。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被冠以爱国主义的文学名家，广东几乎占其大半，这绝非一种偶然的现象。
广东文化的构成，本来就是多元的。除上古时期的本土文化之外，它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印度佛教释迦牟尼之第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航海来华，登陆广州，至城西华林寺说法，又带来了佛教文化。唐时，广东新兴慧能被授以佛祖相传之正眼法藏，而成为中土禅宗六祖，于光孝寺大开法道。禅宗注重心性之觉悟，对宋、元、明的理学有直接的影响，为中国哲学的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贞观间伊斯兰教初祖穆罕默德近臣斡歌士第三次来华，取海道至广州，于城北建怀圣寺，死葬寺内。其间航海来粤陆续聚居广州之阿拉伯人多至10余万，在广州建有番坊。带来伊斯兰文化，广东文化亦不免受其影响。明代，复有西班牙人芳济各传天主教，至澳门而未入内地。其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先到澳门，继入广东，在肇庆及韶州传教，且以自鸣钟、望远镜等西方科学艺术制品博得粤中大吏及朝廷欣赏，天主教于是在中国建立基础，利氏去世之后，传教士越来越多，于传教之外，亦介绍西方文明，一时显宦如徐光启辈亦诚心奉教，明末永历帝及其太妃亦为信徒。天主教传教士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清代嘉庆间，伦敦传教会马礼逊博士来粤传布基督教，并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广东高明人，即曾受雇为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梁发于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在广州著《劝世良言》，对洪秀全乃至孙中山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由于广东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广东人的文化观念在近代之前即已表现得较为开放。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
近代广东的文化开放，可以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来的。当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后，列强在对中国加紧经济侵略的同时，文化侵略也接踵而至。这主要表现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遍及贵州、两广、两湖、直隶、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江苏、山西诸省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他们怀抱着用自己的宗教来感化异端的目的而来，在传布宗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物质文明、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随着鸦片战争国门被大炮轰开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深，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商品倾销转为直接的投资，由单纯的武力进攻发展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的全面侵略控制。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民族危机，广东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最先把眼光投向世界，他们比较中西强弱之形，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当然这种学习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刊行《海录》，“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33〕，向国人介绍东南亚、印度、西欧、南美、非洲等几十国之人情风物及华侨生活状况，广东顺德人梁廷枏著《海国四说》１２卷，介绍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到早期广东的维新思想家，香山（今中山市）人郑观应之著《盛世危言》，主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到康有为光绪十年（1８８4）成《大同书》，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天赋人权等哲学与政治学说为基础，设计具有浓厚民主主义色彩的中国理想社会蓝图；到孙中山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05）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正式提出“三民主义”，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论证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宣告中国民权时代的到来。这条基本线索，反映了广东近代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的几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对西方世界的初步介绍和认识，到学习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工艺之学以及社会政治学说，到运用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来变革中国社会。
西学东渐，为长期处于儒学统治之下的中国，送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进化论固然是为变革社会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人权、民主之说也使人对数千年的君权、君主产生质疑，以太、声、光、电、化、人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无不令人耳目一新。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的人权、民主、法制思想和平等、自由、博爱的原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文化早期即已存在而在宋明两朝备受摧残的人文主义因素，提倡人权、人性，重视人生，反对专制的品格相结合，使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广东近代文学中得到体现。这种体现或为对封建专制制度黑暗腐朽的批判抨击，或为对自由平等社会的向往，或为对个性解放的热切追求，或为表达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人格，或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进步、民主的直接歌颂。总而言之，使广东近代文学表现出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想与精神风貌，充满清新的时代气息。如张维屏的《侠客行》一诗：
……高堂华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绿，哀丝豪竹，贵人不足。贵人不足，鹰犬仆仆，天阴鬼哭。……客从何方来？下马直上酒家楼。寒风如刀雪如水，酒家楼头剑光起，明日喧传贵人死。
不仅揭示了道咸之际尖锐的阶级矛盾，鞭挞了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和贪得无厌，赞美了侠士惩恶除暴的英雄行为，尤其可贵的是肯定了被压迫者反抗的合理性。诗的结尾“明日喧传贵人死”一句，语气冷峻，可以看出，作者视为富不仁者的此种下场为理所当然，态度十分鲜明。
又如近代诗界革命旗手，爱国诗人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作者抓住在新加坡这一热带自然环境下，莲、菊、桃花可以同时开放的典型自然现象，由此生发开去，以丰富奇特的想象，构成深邃的艺术意境，寄托诗人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之情。梁启超评论本诗云：“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34〕节录如下：
……一花惊喜初相见，四千余岁甫识面；一花自顾还自猜，万里绝域我能来；一花退立如局缩，人太孤高我惭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妩媚非粗疏。有时背面互猜忌，非我族类心必异；有时并肩相爱怜，得成眷属都有缘；有时低眉若饮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时仰首翻踌躇，欲去非种谁能锄；有时俯水瞋不语，谁滋他族来逼处；有时微笑临春风，来者不拒何不容。众花照影影一样，曾无人相无我相。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即今种花术益工，移枝接叶争天工，安知莲不变桃桃不变为菊，回黄转绿谁能穷？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质有坏时神永存，安知我不变花花不变为我。千秋万岁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随。待到汝花将我供瓶时，还愿对花一读今我诗。
丘逢甲的《割花诗》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言此而意彼，借物抒怀，同样表达了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追求：
烘而出之名唐花，熏炙犹惜消英华。爱之何忍更用割，玉质岂任霜锋加。杀风景事何不有？国香况落市人手。居然手及等罗虬，此劫偏教水仙受。姗姗微步由天然，刖之使小岂复妍！凌波无语色憔悴，绿章诉虐谁笺天？天苍苍兮水茫茫，仙乎宛在当中央。西子捧心痛刻划，徐妃半面成残妆。落花无力对花叹，他生作尉惭司香。吁嗟乎！荆姬细腰饥欲死，蛮娘雕面未已，世间赏鉴无真美。洛神避妒独翔立，怨粉愁看满江水。
由于近代广东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得以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广东传统文化观念的重商意识在近代得到进一步增强，并且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近代广东文化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文化观念上的这种变化，广东近代文学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与服务对象上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市民阶层开始成为文学的重要对象，这一方面表现为市民生活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另外，文学创作也开始成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市民阶层表达他们的理想、愿望与追求，表达他们的心声的重要手段。而文学对象的这种变化，终于导致广东传统文学格局的改观。作为广东传统旧文学主体的诗文，不能不让位于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小说和戏曲；传统的诗文也不得不加以变革，让严格的格律稍为宽松，艰深的文字逐步浅近；沿用数千年与口语严重脱节的文言文也不能不逐步向白话过渡；而最能迅速反映城市生活情况，发挥广泛影响的报章文学，此时也随着近代报刊的涌现而异军突起。
关于小说创作，鲁迅曾云：“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35〕说明了自雍乾以来至鸦片战争前后小说创作萧条冷落的情况和原因。
但是，这种情况在戊戌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社会变革及社会生活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小说创作再度繁荣。康有为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一诗中，用“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来形容此时出现的小说创作风靡的状况，向来不以小说创作见称的广东，此时也产生了吴趼人这样的晚清小说大家。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起，他创作著名的新体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城市为基本舞台，上自“老佛爷”，下至佐杂、差役、奸商、讼棍、妓女、狎客九流三教，对官场、商场、洋场的各种怪诞丑恶现象痛施挞伐；到他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病逝上海，其间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创作的各类小说竟达三十余种，题材广泛，从近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对清政府的媚外卖国，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等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同时也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社会理想与憧憬。
吴趼人之后，广东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家还有苏曼殊和黄世仲。苏曼殊最早的小说作品是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借翻译之名，取材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晚清社会写成的十四回小说《惨世界》。以后所写的其余六种小说，全部产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描写男女爱情婚姻与封建礼法、门第、家族、金钱等势力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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