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书简：致刘曾复信十七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尔敏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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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书简：致刘曾复信十七通试读：

导读：历史老人为你说戏

旅居加拿大的王尔敏教授以治中国近代史而驰名学界。他曾以通信形式与吾师刘曾复教授议论京剧之理，今以积札结集，自云“年及九秩，此即婪尾之书”。为什么这位历史学家竟以论京之书结束学术生涯呢？

这些信件的写作分为两个时期，自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得十三通，先生曾在台湾地区自费少量印行，书名为《揄扬京剧有理》。自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九年他又陆续写了四篇，此番加上以前所写共十七通，以《京剧书简》为书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尔敏教授如此表述出版缘起：

元曲名家郑光祖著有《醒世一斑录》，其中说道：“天地之中一阴阳也。阴阳分而天地定，阴阳交而天地生。天地有理，阴阳有理，万物有理”。本书之谈京戏，一切要先占得有理。这是小焉者。我这书虽然简略单薄，而立意则正大严肃，用心则忠诚笃厚，申理则事事有据，行文则浅显易晓。这话有理，识者皆可复按。

戏剧一门艺术，我自是十分外行，生平未尝研究，亦并未认真学习。既鲜阅读，又乏磨练，只是有点爱好，随兴跟人乱唱，亦是浅尝辄止。观赏稀少，向未著述，门径未窥，见识浮泛。于今竟然大谈京戏，自是既不度德又不量力，偏要出书，岂非自暴其丑？不过时有所激，势有所迫，在京剧倾灭危亡之会，也竟要逼着哑巴说话了。写此楔子，正逢乙酉之岁春正月，生肖即当鸡年，世界大势，面对灾难世纪。于风云际会，正可谓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虽才疏学浅，也顾不得要抗争一鸣。海内识者，怜而勿笑可也。

王尔敏教授在自序中，既描述自己业余票戏的过程，又畅谈观察中西作品后之领悟。他的这种观察带有历史学家的特殊视角。如他开篇所言：“中国戏剧创生于乡村市镇的平民社会，演员和平民距离密近”，这实际上就折射出人类学和文化史上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关系。中国儒家要义录于经书，这是“大传统”；而平民百姓则不会去看“四书五经”，他们对于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往往是通过看戏、听评书等民间艺术得到的，后者即是“小传统”。这就是说，“大传统”是仰仗“小传统”传播民间的。又如王教授认为《玉堂春》虽是完全虚构，却如实反映了明清两代各省必在秋天实行“秋录大典”的史实，朝廷要清讼省刑，地方官必须履践。《玉堂春》剧中由“红袍”（一省之承宣布政使，即藩台）、“蓝袍”（一省之提刑按察使，即臬台）与中堂坐定的巡按大人之“三堂会审”，反映了当时的审案格局。王教授道出了传统戏曲的历史作用及其剧目的认识价值。

王教授对于京剧在形式方面的议论，是围绕写意艺术观来生发的。京剧舞台的虚拟性，表演的程式性，无不体现中国式的创作思维。他举意大利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的例子说，剧中理发师为伯爵剃胡须，连泡沫胡子膏也上了场，把它们涂在伯爵面颊上，抽出闪亮的剃刀，一刀下去，刮下了一条膏沫……这是完全的生活真实。反观京剧，胡子是假的，有各种样式的“髯口”，各行当都有挑须、抖须、捻须、甩须、握须、吹须等优美的程式化动作，表达各式各样的人物感情，这种方式更有利于艺术化的呈现。厉慧良《汉津口》里，拉长须的展手之间，把髯口甩上左肩，神色威严，复令胡须缓慢落下，这些表演确实能够表现关羽的神武，髯口是假，艺术是真。王尔敏教授以广阔的视野，在中西舞台艺术的比较中凸显中国舞台艺术的抒情模式。

写意型的京剧完全不必照搬西洋的舞台美术。西洋歌剧虽然布景堂皇、服装华丽，音乐和歌唱方面达到高水准，可是表演却不见精彩，做工武打远远不及京剧。这是王尔敏先生的识断。他还引用许道经先生的演讲，告诉我们西洋舞台艺术未必没有象征。那《天鹅湖》里的天鹅，无论怎么装扮也不像，可是把它解释为象征，那就通了。我们决不要为自己的象征艺术而自卑。

吾师王元化先生在在进行文化反思时，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导致后来多有以西方为坐标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者，后果很严重。无独有偶，王尔敏教授也以京剧为例，尖锐地指出“文化解体导致京剧没落”。他说：以这一百年来的文化而言，领袖和伟人们的所作所为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要打倒“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文化之命被割，成了一种“运动”。大小男女如醉如痴地在共同割中国文化的命，这是一个大潮流，有几个人能够清醒呢？他还引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论述说，世界上只有六种文化是从原始先民起就自创文化，其中埃及、苏美尔（Sumer）、米诺斯（Minoan）、玛雅（Maya）、安第斯（Andean）五个文化社会已经不存，所幸存的只有中国一个。上述五个文化社会的灭亡方式中，有四个是因外力的侵入、破坏、杀戮和驱散，只有埃及是自生自灭、自行沦亡。不幸如今的中国的文化同时面临上述两种沦亡方式的危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可是自一九〇〇年起，中国人又丧失自信自尊，崇洋媚外，回头看本国固有文化全不顺眼，务要改造、革命，以致连根拔起。他痛切地说：“这个固旧的老文化社会能存多久，史家不敢预估，且请高明之家多想想吧！”这是历史老人之言，痛哉呀痛哉！

京剧历来不仅有广泛群众基础，还备受高层和雅士的推崇。王教授以相当篇幅列举了西方学者对元杂剧和京剧的翻译剧目，有的还注明了版本和年代，非常翔实地告诉我们西方大师是如何看重中国戏曲的。书中还搜罗了一些掌故轶事，如他从晚清“翁（同龢）门六子”之一文廷式笔记稿里，觅出如下一桩有趣的故事。有一位御史向光绪皇帝上奏折说：有小叫天（谭鑫培）、十三旦（侯俊山）者，闻皇帝尝召入。皇上怎么可以与这些污秽之人亲近呢？光绪闻奏大怒，说道不知他下面还要说什么。遂命枢臣传入诘问，严厉追究其幕后指使。皇帝“即以加罪”，而“军机为碰头乞恩”。后来此事报到慈禧太后那里，下了懿旨乃得宽免。书中像这样有意思的轶事还有一些，如果没有痴迷京剧的历史学家在故纸堆里爬罗剔抉，是很难从海底捞上来的。

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王教授对学术问题毫不含糊，该批则批，并不在乎持论者多么有名。这可以书中批评齐如山的论述为例。

关于齐如山，较早的一个批评声音来自王元化先生。他为笔者所编之《余叔岩研究》撰序，言及齐如山批评谭鑫培的《珠帘寨》说“难道鼓的声音会’花啦啦’么？”元化先生有如下一段反批评之言：“这恐怕是苛论。固然真实的鼓声不是’哗啦啦’。但他（齐如山）没有从写意的角度去衡量。一旦走上这条什么都要求像真的形似路子，那么作为写意型的表演体系也就不存在了。倘用写实去要求，试问京剧还有多少东西可以留下来呢？如果承认京剧是写意型的体系，那么京剧唱腔也不能例外。写意容许变形的表现手法，但这不是违反真实，而是更侧重于神似。优秀的写意艺术比拙劣的写实艺术可以说是更真实的，因为前者在精神上更酷肖所表现的内容。齐如山的这类议论是不足效法的。”

笔者也曾批评过齐如山。在为王元化《京剧与传统文化》所撰注跋中，对齐如山的评价如下：“十九世纪的分析实证治学思想，由封[1]至模、欧阳予倩等学者于民国初年引入皮黄研究，留学欧洲回来的齐如山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这些前驱者多数毕竟没学过戏，更没有舞台经验。他们以为只要不断进行越分越细的分类记述，就能说明京剧唱念做打的艺术问题，其实不然。比如一个身段即使照他们所分解的，把手、腿、头、腰各分体动作都做对了，也未必能好看，因为其中还有整体配合和怎样用劲头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手在人的有机体上，那才是手；黑格尔说，假如把部分从整体上割裂下来，这就不是整体的部分，而是两个性质了。齐如山的《国学身段谱》之类的著作，有整理记录之功，却未能得到普及，在梨园行作用不大。因为他未能揭示动态规律，从系统上解决问题。后来当二十世纪分析综合的整体思想传入，后起的学者就指出齐如山的不足。”

此番在《京剧书简》里，王尔敏教授与我们异曲同工。先生批评道：“他（齐如山）观察有差，给予梅兰芳误导。他说西洋歌剧是载歌载舞，这是大错，西方无论男女高音，俱是只唱不舞，仅仅随音乐有点简单手势台步。”确如王教授所言，在齐如山那个年代，西洋歌剧是唱者不舞，舞者则不唱，并不像后来崛起的音乐剧（Musicals）那样有了综合性。对于齐如山的纠错和匡正，是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电影《梅兰芳》把“梅党”成员以一个角色为代表，导致齐如山在媒体上迅速蹿红，以致舆论普遍认为他是梅兰芳最重要的辅弼，其实事实并不这么简单。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一般都会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其实不然。后人不必为尊者讳，遮蔽齐如山先生在学术上的种种瑕疵和误导。

从总体上看，王尔敏教授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可是这并不表明他不具备国际眼光，也不表明他不提倡京剧改革。他在第十六封信里揄扬唐太宗和唐玄宗。他说，在这两朝的一百三十年间，外国音乐如排山倒海般涌入，这是吸收外来艺术之高潮，这两位皇帝开创了中外音乐融合的活泼风气。他引台湾学者史惟亮语曰：“当前我们又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融合东西的大时代，迎接这个挑战必须先在观念上恢复自我，认识自我。”诚哉斯言！只有植根于本体，才能够有效地借鉴和融合外来艺术。可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懂艺术的开明皇帝，能有几人？

这本《京剧书简》里的十七篇论文都以通信形式呈现，这种体例古今中外不乏旧章。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著名的《哲学通信》。我国清代历史学家学者章学诚、段玉裁等也有以通信方式论学的先例。通信体的写法比较自由，即兴挥洒，短小精悍，虽不是系统论文，却容易适应媒体需要，随时可见诸报端。然而由于写作时间不同，各自独立成篇，因此本书各篇之间内容难免有所交叉。王尔敏教授选择通信对象为刘曾复先生，这说明视后者为知音，表示服膺和敬重。笔者在《京剧丛谈百年录》里在刘曾复名下注曰：“刘曾复教授又名刘俊之，北京人，今年八十三岁，是我国老一辈生理学家之一。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医学工程系名誉主任。他业余钻研京剧，为王荣山弟子，会老生戏一百余出，能上台演戏，并精于脸谱、音韵、制曲、身段、把子，均有著述或作品，对京剧史也颇有研究，是一位极为罕见的兼备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对于王尔敏教授的这些来鸿，刘曾复教授以一篇详述自己听戏、学戏经历之六千余言作为报答，此文也见于本书。

本书的“大轴戏”为杨绍箕先生所作之跋，他提出“刘氏京剧学”之概念，识者必能会意。杨绍箕先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职，现居加拿大。他是民国初年新疆督军杨增新的后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时期，虽坎坷流落，他仍勉力问学于张伯驹，其后又与笔者同列于刘曾复门墙。在旅居多伦多直至刘曾复先生逝世之前的十年里，他每周定期打国际长途电话到北京刘先生寓所问学，可见向道之诚。此番，绍箕先生以王尔敏十七通信札稿托付于我，期望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见该社前曾出版《刘曾复说戏剧本集》，足见文化担当云。余即转达该社六点分社负责人倪为国先生，获得支持，冠书名以《京剧书简》，终遂我等纪念两位鸿儒之交谊、弘扬“刘氏京剧学”之愿矣。

应命忝此导读，以报王尔敏教授守护中华文化之情。初稿修订之余，仰对恩师刘曾复先生在天之灵，拳拳之心可鉴，伏案涕零。丙申年冬至

[1] 此处指京剧的旧称。又作“皮簧”。

陆序

然而我于戏剧的文学一面，则接触甚早，所知较深。初中时得到一本苏渊雷编的《诗词精选》，书中所选作品，由今及古，自冰心、徐志摩、郭沬若、王独清等新诗，上及于《楚辞》《诗经》，凡文学史中的名篇巨作，搜罗几尽。我由是能知道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高则诚、汤显祖、洪昇等名字。以后每次赴沪，按图索骥，购阅了整本的《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等。由于对戏曲文学的爱好，使我在心理上能接受平剧，从而不时流览《大戏考》，知道平剧的构造与当世名伶。《大戏考》不是文学作品，但它可说是平剧的脚本，性质上是上接元曲传奇的，目前在台湾，看不到此书了。

由上所述，可知我与平剧结缘甚浅，略知皮毛而已。忽然得到王尔敏兄的电话，要我为他的大作《京剧书简》作序，真是不胜惶恐。尔敏兄爱好平剧，我曾见过他的剧照，扮相甚好。亦曾见他在蔡元培馆中面壁高唱，其造诣如何，不敢妄测。现在读了他的大作，才知他于平剧特质了解之切，于平剧前途忧虑之深。读后不能无感。

平剧是写意的表演艺术，各种人格典型以抽象方式显示。牟宗三先生曾说关公代表忠义观念，其庄严的神情气象，非任何电影所能演出。我们当可推论至其他人物上，诸葛亮之智，曹操之能，周瑜之雅，以及林冲、武松、潘金莲、杨延昭、穆桂英、岳飞、梁红玉等诸般个性与人格。在平剧中通过脸谱、服饰、动作、唱白等，活生生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不需要任何布景及声光协助。我曾在电视上看到《白蛇传》中，白娘娘临别时对许仙凄怨的倾诉，不禁泪下。如此“痴情”女子，只能在平剧中有之。有一位乡前辈向我解释为何平剧中的旦角用男性。他说《醉酒》中的春意，哪一位女人愿意当众做出来。所以平剧有独特的表演方式，强烈的感染能力，具最高的艺术价值，可以永存不朽。

从历史发展看来，平剧是一个夭折的剧种。蒋复聪先生告诉我，清代昆剧甚盛，北京的昆剧人才，都来自南方。太平天国之乱，南北交通阻绝，北方的昆曲人才发生断层，皮黄起自民间，易懂易唱，所以代之而起。但是“易懂”的另一面，便是粗俗。至今平剧的曲词和说白，很多不合文法。这需要加以雅化，使能上跻文学之林。所谓“言之不文，则行之不远”，一旦雅化完成，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便可不惧受历史的淘汰。民国初年，罗瘿公、齐如山等曾在这方面努力过，鲁迅加以批评，表示他不懂戏剧的演进趋势。今后从事文艺工作者仍须从此方费心，使平剧完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平剧所表演的内容，大致可分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两种。历史故事包括演义小说、神话、传奇等。这类平剧很少全部演出。每次只能挑择几出，如《借东风》《空城计》《四郎探母》《水帘洞》《林冲夜奔》等。观众必须自己先明了全部故事，否则前后情节不明，听来便索然无味。抗战以前的青年们，大致都已看过《三国演义》《杨家将》《西游记》《水浒传》等章回小说，故欣赏平剧，并无障碍。现在学生们的常识，被拘于教科书中，在知识面上不能通到平剧，所以欠缺欣赏平剧的福分了。表演现实生活的平剧，即是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呈现于戏台上，犹如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现在工商社会中的青年，对于过去农村及小市镇的生活，隔阂太甚，故于生旦的身段、说白，不能领会。例如在《拾玉镯》中，孙小姐纺纱和赶小鸡的动作，青年们未经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便不能体会演员刻画之有趣。

由于社会的激烈工商化，平剧有观众流失的危机，所以尔敏兄在本书中流露此种忧虑。我以为可以从教育方面先作播种之计，例如将中国的旧小说大量卡通化，培养儿童的历史常识。在中学课程内指定若干旧小说为必读之物。在大学内规定中国文学系中以昆曲为必修，懂了昆曲，自然便爱平剧了。将过去的农村市镇的生活各方面，如耕田、播种、纺纱、织布、店铺、客栈、庙会、船夫等三百六十行，都摄成电影，作为社会和地理教材，俾使青年们了解平剧的背景。政府机关可以设立交响乐团，当然亦可设立国剧团。别有一层可喜的，是大量的老人阶层出现，传统的书法、国画、棋艺，逐渐在老人群中复活，则平剧亦可在此群中再度生根，不妨由政府主管老人福利的机关，用心推广。平剧的唱腔舒徐者多，适合老年人抒解情绪。蒋复聪先生说，偶逢伤风感冒，独往后山唱上一段，全身气脉流通，什么病都没了。这也许是平剧的另一功用吧。总之，平剧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其发展的可能性甚大（将工商社会的诸般人物，以平剧形态出现）。尔敏兄正不必为之杞忧也。

以上是我对尔敏兄此书的读后感，当然是外行话，也玷污了尔敏兄的大作。还是让读者们向后展卷，一探此书的精彩内容吧。

陈序

一口气将王教授尔敏兄大作《京剧书简》读完。读后深感作者用功之勤、腹笥之宽，以一史学专家能对京剧钻研如此深邃精到，真使我辈略懂皮毛者汗颜，更何敢说三道四胡乱臧否？！承作者错爱，坚约涂一序言。我本牙医，专长口腔外科，对京剧仅是一爱好者，既无师承亦无行家指导，完全是自己摸索，野叟暴言，尚请识与不识内外行同好勿以“不通！不通！”罪我。

我生也晚，既未能赶上同光年代京剧之盛世，亦未能赶上清末民初京剧之百花齐放，名角百鸟争鸣。不幸刚赶上八年离乱，市面萧条，学校停办，无奈只好窝在家中猛读家藏之各种通俗小说、传奇故事等等“闲书”。中学时代沉迷于旧式武侠小说。稍长接触一点中外文学艺术，对京剧从未看过，真是作梦都未梦见过！胜利前后看了几回京剧，发现很多京剧故事都由通俗小说改编而来，增加不少兴趣，但还谈不上爱好。就学上海后，看到上演京剧有机关布景，新奇好玩。武侠小说搬上舞台，引起极大兴趣。1949年之后，首次听同学说有一顾剧团长驻台北演出京剧。星期假日有劳军票免费看戏！趋之若鹜，每周报到，才算真正接触到京剧艺术。数十年下来，戏毒日深不能自拔。在书（本）老师及录音派指导下渐次稍窥京剧门径，略通板眼节拍而已，谈不上见解论述。承作者错爱，敝帚不敢自珍，以助识家笑谈。

正如作者所说戏剧乃启源于不同地区、不同族裔原始居民。先民在工作中或农闲后随口哼之自编自唱之小调，目的在解除工作之辛劳，感谢上苍之怜悯与恩赐，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健康平安。数千年下来，经无数代之改进演变，历代艺工文人之加工编纂，逐渐形成各地不同之戏曲，当然京戏亦为地方戏曲一种。二百多年前有湖北、安徽一些艺人将两种以上地方戏曲揉合塑造成一新剧种带到北京，当时清廷政治败坏，贪污横行，居民受传统旧礼教束缚（如女人不准看戏等），加之新剧种新鲜易懂（较昆曲易懂且易上口），遂为社会各阶层及大小官员所接受，再加之文人雅士推波助澜，乃一发造成同光时期之黄金时代。降至清未民初，前朝遗老遗少、没落王孙胡吹乱捧，一时造成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形成京剧新编第一波浪潮。新编剧中古装者有载歌载舞剧、一人独唱剧、小家碧玉戏、豪气千秋武侠剧。时装者有社会新闻、荒诞不经传说、牛鬼蛇神不一而足。随着时代进步，这些新编剧大约能有一半留传下来，其他的都扫入垃圾箱了！

在台湾地区，先为旧剧整理，有不合政策、有伤风化、或迷信残暴庸俗不雅者经整理后可以演出，旧瓶新酒尚不失教忠教孝大原则，后大概受到大陆样板戏之刺激，也来一个大革京剧命，新编剧也来个全场飞舞突出个人之多才多艺，往往连剧中人之身份个性都弄不清楚，更何能谈得上心理变化？！就看《红楼二尤》之尤三姐亦为台湾流行之“钢管舞”满台乱飞，不知她要表现什么！西洋古装上台唱京剧，如“欲望城国”，简直不知所云，虽忍之再忍也未能卒睹！

九十年代后台湾政治环境大变，京剧流入地方剧一脉。迁台老艺人日渐凋零，新剧校毕业者无戏团可演，高不成低不就，只好流入龙虎武师打仔一流。大陆改革开放后得李瑞环氏提倡，勉强维持了十数年，造成京剧之回光返照。人去政息，京剧又转入黑暗时代。如何振衰起敝、造成京剧之文艺复兴，只有寄望于下一代之青年才俊了！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杨序

感喟京戏之遭际，先师张丛碧（伯驹）世丈有《小秦王》一阕。其词曰：“忍看荆棘卧铜驼，群鸟空呼帝奈何。纵有琵琶弹别怨，胡恩却比汉恩多。”满人亡了大清，却兴了京戏，并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京剧艺术体系。恩师刘俊知（曾复）教授认为，当举谭鑫培、杨小楼、钱金福和陈德霖四位为传承代表人物。

1912年之后，虽然皇权没“命”了，可是环顾宇内，要“革”的“命”还多着呢。于是近百年来，革命而朝野同呼，而文武交化，而隐显并存，而刚柔相济，沓来纷至，应接不暇。人生舞台上剧目之丰富多彩，表演之光怪陆离，顿令京戏黯然失色，不得专美于前。在如此泥沙俱下的滔天巨浪之中，京戏这个小舞台，哪里唱得过那个大舞台呢，灭顶之灾，就不是京剧惯用的虚拟象征，而可能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无奈现实了。“海王星数数冥王，冥想星河无竟疆。文字汉唐才几日，眇余何事哭兴亡。”中国俗文学的京戏，最后与雅文学的文字、书法殊途而同归，则我借先师吴玉如（家琭）函丈的七绝《冥想》以咏叹之，或可不被讥为风马牛不相及吧。

今天，王尔敏教授本史家之学识，用洞达之眼光，怀谦逊之态度，审视辨析了中外戏剧之种种异同，并且各有结论。对京戏而言，我们欲施存优汰劣之力，须有出神入化之工，果真是艺贯中西而非浅尝辄止者，方不敢轻言取舍，亦不会错点鸳鸯，因为即便是细微的改变过程，其中均有局外人不易体会之甘苦在。明乎此，于京剧之振兴（包括改良、改革、改编乃至改创），应该有所启发。

附刊刘曾复教授忆听戏与学戏的文章，内容翔实，涵义深广，对前十三函之李报非轻，尽在为后学研习京剧基本艺术，介绍了一套经验性传承手法。

王教授持稿嘱序，我既不懂京戏，更不懂历史，搦管踌躇，惧为貂续。然谊不敢辞，黾勉成篇。解脱私计，请以“闹场头”视之如何？二〇〇五年三月廿六日于多伦多

自序

先前二〇〇五年拙著在台北由兰台出版社印出发行。内容纯为个人与京剧大师刘曾复先生宣述私见求教于老师之通信。原自二〇〇四年以至二〇〇五年出版成一小书。代表一种外行人杂谈京剧，可谓一家曲说，不揣冒昧，在大师面前放言高论，却蒙刘老师优容接纳，多所鼓励。得其俞允，乃竟刊印问世，所收信十三通。刊布之后，数年间又奉呈书信四封，尚妄想续补付印，合成十七信。倾尽腹藏，不过如此。以京剧学问之汪洋湖海，不过只是浪花浮沫而已。

孙中山是我国伟大政治思想家，提说人类生存有六大需要，是即食、衣、住、行、育（生育）、乐（娱乐）六者。上古以来只有墨子具相同思想，但只重前五种，而不重娱乐，故有“非乐”之讲章。相信国人必俱信从中山学说，相信人生在世，无不需要有娱乐。戏剧即娱乐之一种，固亦人生中基本需要矣。

我幼少随长辈听戏、听评书、听宝卷，非自立欠解悟，不足记也。吾感承戏缘，应最早自读初中时算起。音乐老师申绳武先生，温文尔雅，精爽出尘。长于演奏南胡（二胡），所奏婉转悠扬，有似西方小提琴韵律，申先生自言亦能演奏小提琴，但其手边只有国乐之二胡，经其改竹筒为铜筒，音效甚佳。在此更要指出，申老师亦喜爱京剧，特重视梅派唱腔，在讲堂教同学《天女散花》，并发给戏词及简谱。头一句是“悟妙道好一似春梦乍醒”，被同学们伊伊唔唔学唱起来。我则全不入神，但可说是戏缘之始。像申老师那样高水准之京剧修养，所教又是高水准之梅派唱腔，到我们手里除了戏谱几页之外，自然毫无所得。申老师只教一年未再来校，同学只能回想他演奏二胡之醇美醉人，却绝无人记得京戏。（所记是抗战期间在豫东游击区槐店联中之事。）

我在初中毕业后考入家乡本城周口市之联中，读高中部，其时又有音乐老师马季良先生飘逸潇洒，蔼然可亲，颇具丈夫气概，亦擅长演奏二湖，演《寄生草》《病中吟》《三潭印月》，悦耳亦具小提琴声韵。惟在校较久，常谈京剧，且工擅老生唱做，亦讲论《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大身段做工，亦曾唱《奇冤案》中刘世昌所唱快板“未曾闻言泪汪汪”，明快悲壮，字字清晰。此段被我默记下来，至老不忘。但我未尝公开唱。马老师并非全宗唱腔，而是多讲一出剧情经过，曾讲说《审头刺汤》故事，讲及每一角色，只唱一段陆炳之一小段老生戏。其余俱是讲戏中故事。不过有这样老师带引，而同学中并无愿跟上学习，主要在生活圈子中，家乡只演河南梆子，占地方主流，戏班甚多，其次是陕西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大调曲子，轮番上演，而京剧只是偶有过境来者，上演实少，个人印象中，我只知喜爱《铁公鸡》全武打戏。说到此处即可确定我是真正外行。

读高中时期，学校因日军入侵，插迁三次。在胜利之后，我毕业于河南睢县高中。已面临国中内战，流浪四年，方始在一九五〇年考入台湾师范学院史地系读书，到此方得生活有定安心读书，那里敢旁务嬉戏。

台湾师范学院，设在台北市和平东路，我以学校为家，户口就在男生宿舍，属于大安区龙池里。我身无长物，囊无分文，只靠学校公费，穿着友朋所赠旧衣。我认为能有读书上进机会，年事比他人为长，应该好好把握机会，用心读书才好。所幸有一天在校园闲走竟然遇到我在河南故乡所就读三个中学的老校长朱纪章先生，连忙进前与他搭话，方知他丢下家人，一人来台，住在好友家中。嘱命我每月到其住处见他，他会给我一百元零用。哎呀，够了，比我每月助学金尚高出数十元，我可以积存一点，方便买书。总之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读书上。这样方对得起老校长栽培的厚意。

师范学院训导处分设有生活指导组和课外活动组，各设主任一人。课外活动组主任是杨宏煜先生，由英语系讲师身分兼任此一职，业务繁杂多样，有政府专款用在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既需管理又需推动各样活动，大抵各类球赛必须举办，又如话剧、歌唱、京戏，各社团既要推动亦须出钱支援，再加暑假到来，大阵仗成队组织劳军团队，可以整日到外地外局劳军表演，此在杨宏煜样样做得有声有色，尤其他和同学亲近，俱像朋友一样。我受他抬爱，每暑期俱要约我参加劳军，我俱加以婉拒，有些额外之外人请客吃饭，他亦拉我陪往，我实顽固笨拙，常负他好意，至今想来很感念他亦很觉疚心。他已在美去世，只好到今写出纪念杨宏煜先生的厚爱。我之所以被训导处先生们重视，一个因素是我在二年级时参加全省社会组论文比赛得第二名，我故变成一个为校争光的学生，这样一再受杨主任长年眷顾，心中实是深自感激。

训导处所支援学生课外活动，要以球类比赛最为频繁。但学生话剧社、京剧社，每年亦要公演一次，且不在寒暑假，而必相当上课期间，但凡排戏演出，亦必使学校开销一批费用，因而剧社各有一定组织，我自无所闻问，只是像京剧社，一逢公演就要在同学中拉些配角凑热闹，其时有位国文系同学谢一民兄，因是河南同乡，就来拉我加入学戏。说来要演一出《龙凤呈祥》（即《甘露寺》），像主角乔国老由国文系老师闵守恒担任，公主孙尚香由高年级学姐褚仲妫担任，刘备由杨承祖同学担任，乔福由理化系学长马志坚担任，贾化由同学刘芳刚担任，却忘记孙权是由谁担任。而其中尚缺太后一角，谢一民兄就派我担任。他自己则必要扮演赵云，因他喜爱靠把武戏，我被拉去鸭子上架，有两场唱戏，尚须在《别宫》一场与孙尚香对唱。自是必须学唱并排练身段台步，唱腔只有数句，尚可胜任。我自是大胆地混在里面演完一出戏。不过要肯定说，此是凑角，不得算是入局，更亦不会入迷。所谓戏缘，亦不可看成自此结缘。

当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九五五年承业师郭廷以夫子召唤，进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追随他作专业性近代史研究。师门治学，蒙受教诲陶冶，岂不感念造就生成之恩。吾之学问造诣，等身著述，俱得业师郭夫子引领而有今日之业绩也。“中研院”是超然学术机构，各研究所自成重镇。但在中枢有一个总办事处，而领导人朱家骅先生抱负远大，气度恢宏，尊重各门独立研究，佐理院务之总干事周鸿经先生乃名数学家、前中央大学校长，视全院如一家庭，关心同仁院中清苦生活，自总办事处起，在经费中拨款推动一些康乐活动，重点在为同仁放映电影，后又扩大至打桥牌、下象棋，更进而组成一个小型京剧社。我自加入京剧社，我之戏缘当亦自此而启步。“中研院”京剧社，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加入人才最多，名票友有杨希枚先生工老生并能拉胡琴。杨先生乃是考古学名家，精于上古史及古代传说研究。又有吴缉华先生，以上古年代学早负盛名，大陆学者颇加引重，而其后研究明史，著有明代运河之书，为院士刘大中推重。吴先生则擅唱程派青衣戏。历史语言所又有龙宇纯先生，精于国学文字学研究，而他则是著名京剧老生票友，经常登台献演，所熟之剧甚多。又有汪和宗先生，属于事务工作资深人员，擅长老生戏。又有稍后来院之李学智先生，乃清史名家，爱唱花脸戏，又有后来到院之茅泽霖先生，懂戏很多而专唱花脸戏，他最后转到总办事处工作。又有最晚来之周宗瑶先生，喜唱老生戏，亦任事务工作。看来历史语言所是人才济济，构成京剧社主体阵容。

我之始结戏缘，是得历史语言所杨希枚先生汲引鼓励，他在空闲之余，拉胡琴教我唱老生戏，承他所教之戏小段子不过十来出，后来近代史所同事王萍女士将其父母一起搬到研究院宿舍居住，原来其老太爷王英奇先生自少将空军财务署长退休，并是著名老生票友，多富登台经验，至此加入研究院京剧社。我之加入京剧社则在其后。大体上每星期必有一晚聚会清唱，约聘一位打鼓佬叫刘铭枢先生，又从近邻台湾肥料六厂人员茅重衡先生、王震先生、王深运先生参与协助，由茅重衡先生专拉胡琴，琴艺高超，亦是一方有名。我到社之后，与之交契最深。他又是茅泽霖先生胞弟，故能纯义务相助。

我之学戏非尽得自于杨希枚先生传授，盖晚间备有收音机，常听电台播放，另外购一架电动唱机，乃亲购老生唱片反复细听而得学各样唱段。一般从唱机聆听学习应最有效，配合胡琴清唱则最能圆熟。平时自必赶每周晚上之社中聚会，而能正轨练唱，实是收益不浅。

京剧社经常定期活动，往往必有来宾造访，自可得以观摩。对我本非重要，但一逢院士会议，由美国前来的杨联陞先生就必来相聚，我拜识之后，颇受其指教。吴缉华先生在美与之相处甚久，相告我等杨先生曾自言能演全本之戏不下四十出，而他自专工老生，特别是言派。杨先生晚会中听了我所唱言派戏《让徐州》，他在事后交谈时候，认为我的嗓子应能学唱余派唱腔（即名老生余叔岩唱腔），不适合唱言派（即言菊朋唱腔）。其言最具指导性，亦是经验之谈。杨先生自言他有老友刘曾复先生是清华同学，专长余派唱腔，会戏甚多，乃是此中名家。但其久居北京，不能外出，自是无法向其学习。但是此一讯息，对我亦至紧要，故而久蓄胸臆，以盼有机缘得到刘先生教导。事实上自杨联陞先生教导之后，我即决定改弦易辙，一心学习余派。大体而言，我之学习功力是在“中研院”二十余年间打定一个基础。我须感谢杨希枚先生、杨联陞先生的教导引路，并感谢茅重衡老友的耐心操琴，以及深厚友爱。我已是打定了一点个人唱腔路子，亦具备一点累积之功力。

我平日无论是在校读书以至进入研究机关，专心读书尚感时间不够，一人离家在外，若只唱戏，怎能对得起上有老母在乡悬念？是以学戏并不能深入，唱戏亦难求精美。实是用心不专，未尝着迷，虽常至票社，终是难追他人，跟着混混时间而已，每周只有一次晚间聚会，却不敢缺席。

我亦有时外出看戏看电影，亦俱用心不深。如今能记起者是胡少安、哈元章、周正荣、李金棠、叶复润、吴兴国等人之老生戏，看过高德松、孙元坡、陈元正、袁玉鸿、张慧川、王海波等人之花脸戏，又有周金福、于金骅、王正廉、吴剑虹、杜匡稷等之丑角戏。看过徐露、郭小庄、严兰静、古爱莲、张安平、姜竹华、魏海敏等人之旦角戏。我是造诣不深，眼光狭隘，全无品评把握，看戏而已。虽然爱戏，决不追风气，只能保持一点阅历。

我在台湾长倚师门从事学术工作，二十年间稍见知于士林，乃于1977年受聘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完全换一环境，任重在教学与研究，工刀未稍松懈。教书之外，时有论文发表，除原具有之军事史、思想史、工业史专长之外，又开拓社会文化史、外交史两领域。再加参与学术会议，须提论文，在治学一门，更见责任加重，工作繁忙。惟香港为世界交通十字路，又已进至三大金融市场之一（与伦敦、纽约分掌全球金融出入升降之机运），除商务争逐，瞬息万变，各类人才穿梭亦如过江之鲫，吾有幸当此时会，神领心会，深感太陋太土，所知太少，怎可不倍加努力。教学研究之外，终不免在大环境中不期然承其牵引，不能不一一因应。当然无法在此俱予写出，而以文化交流亦不能尽举，在此只可约略附叙有关音乐戏剧者，提示若干，似应合乎本文宗旨。

既在中文大学生活，教学研究之外，有不少类项之活动，要选择参与。比如听讲演、主持讲演，为数甚多，不需引入此文，又如相关来宾迎送餐会，校董餐会，不可不到，亦无须提论。而只音乐戏剧活动不是很多，我所参与者势不免要谈些阅历。如“中研院”民族所庄本立先生是排箫名家，曾到中大演吹古代之埙，乃中华民族中最早乐器，听他又讲又吹，很是受益。又如台湾“汉唐乐府”，是由陈美娥女士率领，一个演奏团队，以完全踵行古制表达乐韵，其拍板节奏，系双手持檀板合拍，弹奏琵琶系仿唐代坐部伎，横抱琵琶弹拨，与今世直抱弹拨者大不相同。盖台湾保存“南管”乐风，千载以来传承古制。陈美娥一女流之坚毅信持，令人钦佩。此外又有大陆上大阵仗团队到中大演奏中国乐器，由刘德海先生率领，并主导全场，他是著名琵琶高手，由他一人独奏《十面埋伏》，又有二胡名家演奏，其乐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者是打击乐器，由二人合奏大铙钹，特别引人注意者是表演两只大鹅在山坡扑打嬉戏，一路下滑至山脚，用打击造出活动声情，其他大小铙钹合奏之音响尚多，不及一一载叙。

现在可谈到戏剧问题，与中文大学拉上关系的戏剧，要分两个层次，其一是难度最大，要特别出自上层运用手法始能做到之所谓邀请来访，中文大学多年来仅有两次，相对其背后运作少人知道。一次是由新亚书院出面邀请（无关大学当局），邀请到北京李慕良琴师到新亚留住访问大约一个月，自然必是由院长金耀基先生大力促成。此事做得谨慎，未尝向大学全面推广，我故始终未见过李慕良先生，有何活动，亦完全不知。第二件大事是邀请大陆名小生俞振飞来校访问，并作公开讲演，其事由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为主推动，推向全校，陈所长出面主请俞振飞夫妇吃午饭，备有洋酒但是中餐，此席宴会请到校长马临、院长金耀基、新闻系教授郑惠和，外宾有女作家叶灵凤之女，不知其名，而鄙人亦为陪客之一，深感陈所长之礼重。

俞振飞讲演对外开放，来客不少，吾友名小生王恭甫先生亦来与会，但俞氏所讲“四功五法”传之报章，在场听来，不过老生常谈，凡学剧艺无不熟知，但俞氏带来一批有乐谱之唱腔集，则由校中同仁小生名家郑惠和博士代为分送爱好者，我得一册，真不容易。

第二个层面的情况十分简易平常。八十年代以后，大陆到港公演的京剧团不断涌来，有些演戏艺人也会到中文大学造访，大抵是以新亚书院为东主，或茶或饭局，俱是由院长金耀基先生接待。在此无法细举所来人士。每次不过三五个重要演员到访，鄙人亦决不可能一一见到，故只略叙如此。不过有两次具有特色的来访，我是亲身与会，可以一提。其一是湖北省汉剧到港公演，有三四位男女名角到中大音乐系来访，相传在汉剧界声名高如京剧界之梅兰芳者，系陈伯华女士。我与数位同仁到场相见，陈女士果然名家，谈吐不凡，大方坦白，谦虚和蔼，令人敬服。如此艺人自有其精深造诣，我观赏了她登台所演《宇宙锋》，自有特色，不同于京剧梅派。（京剧《宇宙锋》我看过徐露所演）其二，是台北郭小庄率领雅音小集，于1988年到港公演，并先到访中大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隆重大举接待，新亚教职，精锐尽出，并招我辈幸列客席，盛宴不下七八桌，宾主尽欢。郭小庄颇受宠遇，席间宣布大批赠送各场票券，所演戏码为《红娘》及《王魁负桂英》，我分到每场票券数张，乃带着北京来访的奚派老生名家欧阳中石一同到场观赏，欧阳先生十分赞赏所演之《红娘》，以为情节高雅有趣，表演精妙不俗。吾亦有此领会。郭小庄到港演出，自是成功。

中文大学除新亚书院具文化使命感，颇能爱护京剧，而大学当局则并不鼓励。决不可能设立京剧社，亦绝无资金提供。事实上又加爱好京剧者少，爱唱粤剧者多，格格不入，学校同仁，只有前辈蔡思果先生会唱老生也拉胡琴，此外爱好者有郑惠和先生唱小生，史怡中先生唱老生，陈化玲女士唱青衣，鲍运生先生唱老生。另有爱好欣赏而不唱者有袁鹤翔先生、刘述先先生。尚有一位极重要之女士是王节如女士，她也是陈之藩教授夫人。王节如女士最熟悉京剧，老牌子票友，与大陆名演员多有来往。她大力鼓吹推动，各人凑一点钱，也未能成立剧社，亦无法常作聚会。

现在要落实一论我个人在香港圈子的拜会前修名家，求教与观摩机缘，可以说更开眼界，大有增长。在港期间有缘拜识国画大师曾后希先生，曾先生擅演小生亦工老生，特其琴艺精绝，凡聚会必亲自操琴，他所组票社，我不敢造访，只在私人相会时他愿为我操琴，我之能戏就只有《状元谱》《战樊城》《捉放曹》《空城计》和《搜孤救孤》。我保有他为我念《空城计》引子，也有他操琴我所唱《状元谱》。在港见面甚多，承他厚爱，教导我不少要诀。曾大师之外我又拜识了司子芸老先生，是山东人，工唱老生，承他教我《战太平》全本戏，又教我《定军山》三个唱段。当年余英时先生受邀来中文大学作二十五周年纪念讲演，文化所所长陈方正先生请吃晚饭，席间陪客有金耀基先生、饶宗颐先生，并尚有他人，而我亦列席共餐，须知余英时是懂戏之人，谈饮之际有人建议我唱一段助兴，我就选唱《定军山》中一段二六唱腔，不过两分钟唱一段，自信我能博得识家监赏。其实陈方正所长有多次请客机会席间邀我唱戏助兴，不下有三次吃饭场合，当然很感谢陈所长之特爱。

此外我又拜识女老生泰斗吴玉麟女士，她必来中大与我们一起唱，同时又结识谷秋源老先生，专拉胡琴，我是尊称吴女士为老师，承她提点我《搜孤救孤》《探母见娘》等唱腔。对于用腔运嗓，她俱有指点。此外又拜识名小生王恭甫老前辈，他亦常来中文大学相会，对我很鼓励很爱护。又拜识到名琴师曾世骏先生，他是专工程派青衣戏操琴，而亦为我唱老生戏操琴。

我并不走串票社，但多与郑惠和先与校外好友戴行济先生、王寿都先生到香港岛约地聚会，由戴行济先生操琴，经常相聚。首先不期然有自台湾来会之著名麒派名票老生毛家华先生来，他在台北公演唱《四进士》我到现场观赏。此戏不在唱工，而有繁重道白做表。非有功力，不能上台，彼来见仍唱《四进士》，叙旧甚欢。

又一次不期然有自美国来港之著名老生票友大名鼎鼎的寒山楼主邹伟成（笔名苇澄）先生。他是少有之全能票友，多才多艺，能演能导、能写、能画，读其著作，便知功力深厚。我到晚年在海外方知其造诣之高，见其书，方见真章。所绘京戏图出自心创，张张精彩。当年在港我那里知道见到高人？

我在香港十余年，风会所趋，能邂逅不少贤豪俊杰，而唱戏名家自是较居少数，心下自钟意于老生，尤其更倾心于余派老生。事有凑巧，有自大陆来港任语言教师之杨绍箕先生，来香港，他比我小十多岁，但因早年长期追随张伯驹先生，是全国著名余派老生票友，承杨先生同事好意，为我录得张伯驹之《摘缨会》，刘曾复余派大家之《法门寺》《珠帘寨》《秦琼卖马》《辕门斩子》以及《连营寨》。又由他为我说戏录成《空城计》《捉放曹》《定军山》《战太平》京剧，他是我所遇第三位杨先生（前有杨联陞、杨希枚），可说对我的余派唱腔有极大帮助，丰富了我的老生唱腔内涵，使我称心满意得很。

中文大学自是包罗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以及医学院诸多学系，并各有院长系主任。而原来背景渊源则保留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个各具人员教职之自保学校分区，人员分属之自主性学院，都各有院长主政，人员亦确实分别不同学院。譬如我们历史系人员只有一个系主任，而教职则分不同学院，只有彼此在系务教学上相会议相见面，平日则各人自居其所属学院。我是属于联合书院，与崇基书院并无来往，同事见面亦只有系务教学之会议相见。由于系主任在新亚书院，是钱穆大弟子孙国栋先生，恂恂儒者，正人君子。但除开会很少相见，不过联合书院教职在同一楼上班，即使不同系，相见亦很多。例如余光中先生在中文系，但在同楼办公，平时容易相见。同楼有一处宽大会客室，平时可天天来坐，我是常来，故与联合书院同仁像是一家。我初到中大，联合院长是薛寿生并无任何接触，他转升他处，由陈天机教授接任院长，性格开朗爽快，待人亲切，与同仁相处融洽。其夫人是江太史之孙女，精于烹调美点，每每会合同院夫人们烹饪美点招全体同仁享用。除此热情之外，陈院长夫妇亦轮序邀院中同仁各别至其府上享用陈夫人美食，我自不忘携内人承其邀约到其宿舍用饭，席间只有我们两对夫妻，陈院长亲切相待，我自铭感其厚爱。

我以上大幅费辞，识者勿罪，盖要一述在八七、八八年间在公务申请陈院长及院方学术交流基金，达成邀请北京欧阳中石先生到访中大三个半月而得以成功之事。

原来欧阳中石先生以书法名家身份到香港展览书艺，在一晚间与我中大同仁郑惠和、陈化玲与我三人在九龙陈化玲家相见，欧阳先生表露其精妙的老生唱腔，使我启念要想法邀请他来中大访问。欧阳此来亦与中大毫无关涉，我在中大只是教书，哪里有门路设法邀请北京学者来访？背景是自一九八四年我承文化研究所郑德坤所长嘱命，连年编成盛宣怀家藏文献，有一套九大册之《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已由中大出版社刊布。在校颇具一点声名，当然我仍正在编纂及刊印盛氏文献，俱出校方委托，我只是义务承担，并不会接受校方任何金钱给予。但我之工作一定须由校方代雇一位助理，已用了一位大陆来港之葛太太，此外则仅有文具纸张影印资料由文化所开支。即在中大出版社所印之九大册书，其刊印资金尚是郑德坤所长自新加坡李氏基金捐来六十万元，郑所长直接拨给出版社，我亦毫不能过问。我初步思考，邀请一位书法家，会同助我处理盛宣怀文献，理由是可站得住，要向文化所提议，此路是走不通。我只有想到向联合书院提出申请，但事先要与欧阳中石联络，此事顶真，必须借重他书法家专长，来此相助编辑工作。此亦不可向院长扯谎，邀约来助，是契约行为，亦不可参假，我提出邀请，我要负责。与欧阳先生说明来此要真的做盛宣怀文献工作，有上班时间，但凡周末晚间自行作个人活动。我当然已知道欧阳先生是老生名票，我决没有权没有本领提议邀请一位京剧名家来校，自必事先俱能清楚明白。可幸拙呈提议，得到联合书院通过，照我的要求邀请欧阳先生到访联合书院三月，后来又申请延半个月。书院院方并拨出“联合苑”住房一间并具厨间及卫生设备。在此特别表示感谢陈天机院长厚爱与宠重。

欧阳先生书艺循从名家吴玉如风格，来联合立即作公开之书墨书写，连讲述带挥毫，为同人们一一赠其书艺一幅。又在学院公开讲演京剧艺术，又在音乐系讲演京剧唱法。而主要工作则须在上班时间到我办公室做文献编纂。不久他就要求把卷轴带回宿舍做，不来我研究室，后来又见到由书院邀请来的一位暨南大学的老广，他与欧阳先生各有自己卧房却公用客厅，俱是联合苑住客，此老广不做别事，天天在客厅看电视。欧阳先生问他所做何事，他回告来此无事可做，天天闲散。欧阳先生来告我此情，意思是表示他来此要为我工作，而别的邀请来者有那么轻松，颇有不平之意。哎呀！我是未作一言回答，以免使他受不了。到今数十年后亦觉不回答为是。只是使我对欧阳先生十分失望。他如此眼皮浅，我也不计较。但今时垂暮之年，得有一交代。这位老广来访已有三次，不提他名字，他今尚健在，初次即来联合书院，见面一谈即知腹笥空空是草包，也写了一本小书谈一个人物，不过百页。并无其他可言之著作，亦向来无人安排讲演，他有办法一再来访，自有管道，我亦不知。每次都是轻闲得很，惟向来亦决不能久住，书院请人不多，一年不出二三人，一般是留住一星期，提供食宿而已。多人必作一次讲演，此后则可免疫。乃真有背景，中大三个书院每年只有短期来往客，通常必作讲演，各院亦只有极少量客房，同时能住三人者不多。欧阳先生意在与此人看齐，那太降低身份了。须知能来一住三个月者，各院俱无，只有我此次邀到欧阳先生可住三个半月。此时香港尚未回归，能有哪一个院长敢请一位先生来住三月天天看电视清闲？谁有这样胆量气魄，那个老广能住三个月悠哉清闲吗？欧阳先生向我陈诉，应非抱不平、求解脱。我与他萍水相接，只见一面，就正式向联合书院作要求申请他来，乃是一片苦心，他却向我作此申诉，令我真是失望。那位老广有办法，一心想留在香港，终于跑了无数趟之后，被他找到一所私立学院当了老师，得以居港入籍。此所私校尚是有钱，但请人极少，先请来退休多年的李定一教授，后来李先生离去，方才把这人弄进去。我与李定一先生一直交好，我亦尊重他，他原是在中文大学前辈，到私校很容易，但这位老广决不容易，未料他本领奇大，竟被钻进去，直到其年老退休。略作追述，供后人参考。

现在说到京戏，欧阳中石先生是北京著名奚派老生，是宗奉奚啸伯为师，而演唱奚氏熟戏及唱腔者。他居中大期间晚间及假日自有约会活动，我未尝一次作陪。在校暇时亦与我谈戏。他与北京刘曾复先生相熟。也有学刘之两出戏：《法门寺》及《秦琼卖马》。把录音带送我，他并为我录全本《失·空·斩》，附有解说。我自俱加重视并学习。欧阳先生亦为我录下五六卷奚派戏唱段，整本者有《伐东吴》《连营寨》《白帝城》，又有全本之奚派一家之戏《范进中举》。此外又为我录一些各戏唱段。有《定军山》《法门寺》（专门奚派唱腔）《宝莲灯》《上天台》《安车平五路》《七星灯》《甘露寺》《南天门》等短段子。合计不下十卷。其实我绝对不喜唱奚派戏，后来将其所录奚派唱腔，在加拿大全送给喜唱奚戏之朋友，当有六卷之多。我只保留《空城计》及一些短段之戏，不过四五卷。感怀欧阳先生给我说戏，我自不会忘怀。

我于一九八九年自中大退休返回台北。因芳邻郭嫣嫣（李瑞华女士）介绍加入她们票房，有老师张大龙先生操琴，另有一位黄老师，而票友则李瑞华之外仅有王东明女士、段镜吾女士，连我一共四人。王东明女士今已百岁，身体健朗。她乃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之亲女儿。有缘在她住处练唱，到此，我据张老师名大龙，将此票社定名为“九五票社”，我十年前离台，后仍保持联系，电话交谈，聚面极少。

时到二十一世纪，我在二〇〇一年决定到加拿大定居，携夫人周氏到多伦多倚靠儿女，此期在北约克买房于柳谷（Willowdale），乃以寒舍定名为“柳谷草堂”。垂老暮年，以此为一最后归宿。次年结识久居加国之王介生先生，原自台湾省财政厅退休，闿第住多伦多。家仍清苦而能得温饱，实为少见之循吏，夫妇热情待人，一见如故。介生先生年长于我，喜为京剧操琴，承其引介，得以加入多伦多京剧社。我即在二〇〇二年每周参与聚会。介生兄友爱至深，很诚恳邀我到其府上唱戏，使我甚感宠遇。尤令我得以磨练余派唱腔，可惜的是介生夫妇于二〇〇六年移居温哥华，不久夫人逝世，数年后介生亦积忧病故，如此善良好人，不能永寿，实深惋惜。吾则不忘旧谊，时加怀念。

我自二〇〇二年加入多伦多京剧社，于今已有十年。在此中结识了许多朋友，要以创社元老柯亭及陈立元两先生为我所敬佩，他二人每场必到，把会中同仁看成一家人。立元乃吾河南乡长，相处友谊深厚，平日无话不谈。他熟戏甚多，超我十倍，小地方指教，使我得益不浅。他亦擅长老生戏，柯老则在五十年前已是在香港唱小生名家。为剧社操琴者原先为王介生先生，又有黄天骐先生、费叔明先生。黄先生与我年岁相若，于我唱腔多所教正，并偶至舍下操琴，并叙话，我实多向其请教。会友中尚有三位老生大家，交契不浅。有张根初先生、沙振元先生和李春海先生。女会员中有李芳菲大姐（工老旦戏）、熊大姐、刘大姐（二人唱青衣戏），又有程派青衣名家陈其昌先生，梅派青衣冯国征先生。此外又有唱花脸之葛云山教授（是鱼类研究教授），又有高嗓老生章天锡，嗓音高亢醇美，有不少拿手戏《战太平》《连营寨》《奇冤报》，俱有很精绝造诣。最近又有由北京移民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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