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 后的夜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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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 后的夜晚试读：

圣西尼

我与圣西尼友谊发展的方式，毫无疑问，非同寻常。那时，我二十几岁，穷得赛过老鼠，住在赫罗纳郊外一间破房子里。那是我姐姐和姐夫去墨西哥之后给我留下的。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1]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这种比赛是面向西班牙语作家的，无论国籍和家住何方。奖分三种：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起初本打算参加诗歌比赛。可是把最好的东西送出去跟野蛮人（或者阴险的人）角逐，我觉得有失身份。后来，我想参加散文赛，但是我收到比赛规则时发现文章必须谈到阿尔科伊、周围环境、历史、名人、对未来的展望。这超出了我的掌握范围。于是，决定参加短篇小说比赛，把我最佳作品（那是不多）一式三份投寄出去。然后坐等结果。

评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手工艺品集市（根本没人卖什么手工艺品）上当流动小贩。我获得第三名鼓励奖。阿尔科伊市政府[2]及时地给了我一万比塞塔。不久，我收到了获奖作品选集（不乏印刷错误），包括一等奖和六部入围奖作品。当然了，我的小说比一等奖好，这让我怒骂评委，心里想，说到底，这类事经常发生。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在这同一本书里发现了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阿根廷作家，获得第二名鼓励奖，作品讲述的是叙述者前往农村，因为儿子在农村垂死挣扎，也许是讲述叙事者之所以去农村，是因为儿子死在城里了，没有说明白，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一块平原上，确切地说是荒地上，叙事者的儿子在垂死挣扎，总之，这是一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故事，完全是圣西尼的叙事风格，从圣西尼叙事的广阔地理空间一下子缩小到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作品的质量超出一等奖作品，超出第一名鼓励奖，也超出第三名鼓励奖和第四、五、六名鼓励奖的作品。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向阿尔科伊市政府索要圣西尼的住址。此前，我读过圣西尼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发表在拉美杂志上的几篇短篇小说。那部长篇小说属于可以口耳相传的作品。书名叫《乌加特》，说的是胡安·德·乌加特生平某个阶段的故事，此人是18世纪[3]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行政官员。有些评论家，特别是西班牙评论家把《乌加特》说成是殖民时期的卡夫卡之类的人物；但是，这部作品逐渐造就出来自己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阿尔科伊市政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发现了圣西尼。这时的《乌加特》已经在美洲和西班牙各个角落拥有了人数不多，但态度热情的读者，他们之间几乎都是朋友或者无端敌对的仇人。当然了，圣西尼在阿根廷或者在现在已经倒闭的西班牙出版社出过其他一些著作；圣西尼属于在科塔萨尔、比奥伊、萨瓦托、穆希卡·莱伊内斯之后，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间的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至少在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4]说）是《阿罗多·贡提》，此人在魏地拉及其帮凶的独裁政权设立的特别集中营里失踪了。这一代人（也许用“一代人”有些过分）所剩无几，但不乏闪光之处，或曰不乏才华；他们追随罗贝托·阿尔特，他们是记者、教师、翻译工作者，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宣告未来的打算，宣告的态度都有些悲凉和怀疑，到了最后他们都一一被这样的情绪所淹没。

我喜欢他们。早年间，我曾经读过阿维拉多·卡斯蒂略的剧作，鲁道夫·沃尔什（也像贡提一样被独裁政权杀害了）的短篇小说集、丹尼尔·莫亚诺的短篇小说集，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阅读，是从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的杂志上看到的，是从墨西哥城的旧书店里找到的：盗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作品集，可能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他们形成的文学一代，而不是博尔赫斯或者科塔萨尔那一代人的文学，后来出现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很快把他们那一代人甩在后面去了。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读者奉献出了聪明而坚实的力作，作品中有密谋策划的故事，也有欢乐的情绪。不用多说，我最喜欢的是圣西尼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以容易冒犯别人和又讨别人喜欢的方式参加了一次省级文学征文比赛的经历，促使我跟圣西尼建立了联系,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他我喜欢他到了何等程度。

后来，阿尔科伊市政府很快给我寄来了圣西尼的住址——他住在马德里——一天夜里，我吃过晚饭（也许是吃点心），给圣西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乌加特》，谈到了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他写的短篇小说，谈到了我自己，我在赫罗纳郊外的破屋，谈到了文学征文比赛（嘲笑一等奖作品），谈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两国独裁政权依然稳定），谈到了鲁道夫·沃尔什的几部短篇小说（在喜欢圣西尼的同时，我也喜欢沃尔什），谈到了在西班牙以及普遍的生活状况。出乎预料，刚刚过了一周，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一开头，他感谢我给他写信，接着说他也收到了阿尔科伊市政府寄的获奖作品集。但是，与我不同，他还没时间（后来，情绪比较平静之后再说到这个话题时，他说没有“足够的劲头”）翻阅一等奖和鼓励奖的作品。可是，他就在这几天里阅读了我的小说，认为是佳作，“上乘之作”，他说，“我要保存这封信”；同时，他希望我坚持下去（不是起初我理解的坚持写作，而是坚持参加征文比赛）；他保证他也要坚持下去。接着，他问我眼下有没有什么比赛，委托我一旦有什么消息就通知他一下。作为交换，他给我寄来了两个短篇小说大赛的参赛条件，[5]一个在普拉森西亚，一个在埃希哈；一个奖励两万五比塞塔，另一个奖励三万。后来，我从马德里的报刊上弄到了评奖规则：只要一桩罪行或者一个奇迹就行了。这两个评奖的要求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圣西尼的信结尾处热情洋溢，好像我和他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比赛除去艰苦和无意义之外，还没有尽头。他写道：“振作精神！工作吧！”

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封信真奇怪啊！我记得又重新阅读了几章《乌加特》。那几天，赫罗纳各个电影院前的广场上，出现一些流动书贩，他们把书陈列在广场四周，大部分是滞销的存货，不久前倒闭的出版社的剩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书，爱情小说，牛仔小说，明信片集。我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本圣西尼的短篇小说集，立刻买了下来。书像是新的——真是新书，是出版社降价处理给专门收这类书的流动书贩，因为书店和经销商已经不愿意冒险了。那一星期，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圣西尼周。有时再看看他那封信（读了一百遍了），有时翻翻《乌加特》，如果想看看故事情节，就看看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虽然题材、情节各异，但通常都在这样的舞台上展开：农村、潘帕斯草原，就是早年间说的“马背汉子的故事”。《乌加特》里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有的审慎态度；短篇小说里，一切都是热烈的，是非常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有时带领读者一道远去），是勇士以及四处漂泊的人物。

我没赶上普拉森西亚的比赛，赶上了埃希哈的。我一把稿子（我的笔名是埃罗伊西奥·阿克埃尔）送到邮局，就明白了：如果傻等结果，事情只能越来越糟糕。于是决定再寻找别的比赛，顺便完成圣西尼交办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忙着搜寻过期报刊上的消息：有些报纸上，社会新闻旁边有个栏目，另外一些报纸设置在社会事件和体育版面之间，最严肃的报纸设在天气预报与讣告之间的位置上，没有一个栏目是在文化版上的。于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杂志上发现：位于奖学金通告、文化交流项目、招工信息、研究生课程的夹缝里，有文学比赛的通告栏目：大部分要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少部分例外。很快，我有三项比赛在考虑之中，是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的。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回信很快就来了。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多数与我刚刚买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有关系，还附带寄上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部门资助的，头等奖和十名入围奖是每人五万比塞塔，原文上说：不做自我介绍的人不能获奖，请好自为之。我回信说，眼下没有这么多短篇小说参赛（同时参加六个比赛）；然而，我打算碰碰别的话题，信的内容跑题了，我说起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向他打听赫尔曼（他肯定认识赫尔曼），简短地讲了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只要一跟阿根廷人说话，总要掺入探戈和迷宫，很多智利人往往如此。

圣西尼的复信准时而内容丰富，至少在创作和文学比赛方面如此。他在一张对折纸上两面都写，但只写一小块地方，展示关于省级文学奖的通常策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信的开头说，他敬奉这些文学奖（我始终不明白这“敬奉”二字出于什么，是认真的，还是玩笑？），奖金可以聊解无米之炊嘛。谈到赞助单位时（市政府和储蓄所），他说那是“相信文学的好人”，或者是些“纯粹但有点勉强的读者”。反之，对于那些“好人”的报道、对那些可以预料到（或者并非十分预料到）消费那些看不见的图书的读者报道，他不抱任何幻想。他坚持要我尽可能多参加有奖比赛，但是建议我：如果用一篇作品同时参加三个比赛（评奖日期恰好在同一时间）的话，安全起见，要变换参赛作品的名称。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为例加以解释（这篇小说我没读过），他曾经把《黎明时分》用试验的方式投寄到几个文学比赛，如同用来做新疫苗试验反应的小白鼠一样。《黎明时分》在第一个比赛里（给钱最多），就叫《黎明时分》；在第二个比[6]赛里，改名叫《高乔人 》；在第三个里，改名叫《在另外一个潘帕草原上》；在最后一个比赛里，改名叫《无悔》。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比赛里，都获奖了。用两次的奖金，他支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房租高入云端。当然了，没人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同一部作品，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是被同一拨评委发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评奖在西班牙是由一群从前晚会上获过奖的作家或者二流诗人始终不渝从事的事业。圣西尼在信上说，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又说：即使连续遇到同一拨评委也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这些评委们通常不看交上来的作品，或者翻翻表面上的几页，或者看到一半。他说，另外，谁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不是同一个故事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标题。故事相似，甚至非常相似，可是名字不同啊。他在信的末尾强调说，最理想的是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对此，没有太多疑问，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不知道在阿根廷是不是叫菜豆，在智利叫四季豆），眼下，出路就在于此啊。他说，这就好像在西班牙地理上散步。我马上要满六十岁了，可自我感觉像是二十五岁，这就是他在信的末尾或者是附言处的断言。起初，我觉得这番话像是非常悲伤的声明，但是等我读到第二或第三遍的时候，方才明白：他似乎是在问我：小子，你几岁啊？我记得，我立刻做了回答。我告诉他：我二十八岁，比他大三岁。那天早晨我好像恢复了（如果不能说幸福感）精力，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我的幽默感和记忆都复苏了。

我没像圣西尼建议的那样参加短篇小说评奖。但是，参加了我和他发现的最近那几次比赛。我一个奖也没拿到。圣西尼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再次一稿两投，原先的题目是《马刀》，到了埃西卡改名叫《双剑》；到了堂贝尼托，改名叫《利刃》。在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获得了鼓励奖，不仅给奖金，还给一张免费火车票，一年内可在全国铁路系统里乘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住在马德里一处公寓里，有老婆和独生女——十七岁，名叫米兰达。另外与前妻生有一子——不知在拉美的什么地方，或者这是他的猜想，名叫格雷戈里奥，三十五岁，是记者。有时，圣西尼给我讲讲他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在人权组织或者欧盟的人道主义机构活动的情况。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有一次他告诉我，格雷戈里奥五岁时就不跟他一起生活了。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想到了五岁的格雷戈里奥，想到了圣西尼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写作的样子，一切都难以避免了。我还想到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得出的[7]结论是：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是在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想法，我从来没对圣西尼说过。但是，一说到米兰达，圣西尼立刻就高兴起来：米兰达年轻，野心勃勃，要吞下全世界，有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另外，他说，米兰达美丽又善良。他说，这像格雷戈里奥，区别只是她是女孩（废话），还有不必经受我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圣西尼的信越来越长了。他住在马德里一个乏味的居民区里，公寓有两间卧室，客厅兼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听说我的住房面积比他大，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合理。夜里，圣西尼在餐室写作，“因为夫人和女儿已经入睡”，加之，他抽烟很凶。他的收入来自不定期的编辑工作（我估计是修改译文）以及参加各个省级文学比赛。由于出了很多书，时不时地会有汇款寄来。但是，绝大多数出版社常常忘记支付稿酬，或者是倒闭后无力支付。惟一能给他继续挣钱的是《乌加特》，是由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买下的。不久，我明白了：他生活在贫困中，不是赤贫，而是中产阶级下层的贫困，那种不走运、过得去的中产阶级。他老婆（名字很怪，名叫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偶尔做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私人开设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的课程，但是不止一次不得不干清洁卫生的活计。女儿一心读书，因为念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否也搞文学？他在回信里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千万别搞文学了。我女儿打算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给他，向他要一张全家福。把信交到邮局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认识米兰达。一周后，照片来了，拍照的地点大概是郊野公园，上面有一位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姑娘：留着直发、瘦高、胸脯丰满。老人露出幸福的微笑，中年妇女在望着女儿的面庞，好像在说什么。米兰达表情严肃地看着摄影者，样子很感人，让我心动。同时，圣西尼还寄来了另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相貌特征明显：嘴唇薄，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身材肯定高大、健壮，眼神自信地望着镜头（是照相馆里的作品），也许还有点不耐烦。他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是失踪前的照片，二十二岁，比我年轻很多，可是成熟的神情让他显得年纪大一些。

照片和复印件有好长一段时间摆在我工作的案头上。有时，我呆呆地望着两张照片，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拿到卧室去，看着看着直到入睡为止。圣西尼也在信中跟我要照片。我没有新照片，就去火车站自动拍照亭照了一张，那个年月赫罗纳只有火车站有那么一处。但是，我不喜欢那些自拍的照片。样子很丑，很瘦，一头乱发。这样一来，寄照片的事就一再拖延下去，花在自动拍照亭的钱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信手挑了一张，装进信封里，又放入一张明信片，就寄出去了。复信姗姗来迟。这期间，我记得写了一首长诗，非常蹩脚，里面充满了呐喊和面孔，表面上各个不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脸：米兰达。等到我终于辨认出是她的样子，就说：米兰达，是我，我是你父亲的笔友。她转过身跑了，去寻找她哥哥格雷戈里奥，寻找他在黑暗长廊里闪闪发光的眼睛，长廊里面有拉美恐怖的黑影在悄悄活动。

圣西尼的回信很长，很热情。他说，他和他老婆都觉得我让人有好感，跟他们想像的样子一样，也许有点瘦，但是，模样很好；他俩也很喜欢那张有赫罗纳大教堂的明信片，希望不久的将来，只要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家务事少一点，就来赫罗纳亲眼看看大教堂。信里的意思是，不仅来看我，而且要住在我家里。他顺便提出，如果我想去马德里，也可以住在他家。圣西尼在信中模仿70年代初在南美很有名气的连环画人物（一位高乔人）说：家穷，也不大干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什么也没说。对那些评奖活动也是只字未提。

一开始，我本打算把长诗给米兰达寄去。但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个打算。心里想，我一定要疯了，要是把长诗寄给米兰达，圣西尼就不会回信了，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没有寄出去。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圣西尼寻找新的文学比赛。在一封信里，圣西尼告诉我：他担心绳子要断了。我错误地理解了他这番话，以为没有足够的文学比赛可以让他投稿了。

我一再邀请他们来赫罗纳。我说，他们可以住在我家里。我甚至用了几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擦擦洗洗，因为相信（毫无根据）他们一家随时会进门。我的理由是，圣西尼有那张铁路公司提供的通用票，只要再买两张票即可（一张给老婆，一张给女儿）我强调，加泰罗尼亚地区可以让游客看到许多美景。我说到了巴塞罗那、奥洛特、布拉瓦海岸以及可以肯定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圣西尼在长长的回信里说，感谢我的邀请，告诉我暂时不能离开马德里。他第一次把信写得意思模糊。但是，到了中间，又开始说起了文学比赛（我估计他又获奖了），鼓励我别泄气，继续参赛。写到这里，他又谈到了写作这个行业，谈起了职业。我的印象是，他这些话一部分是说给我听的，一部分是给他自己的备忘录。其余部分，如上所述，意思模糊。我感觉信的结尾处是说家里有人身体欠佳。

两三个月后，圣西尼写信告诉我，有一处最近刚被人发现的乱葬坑，其中一具尸体可能就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在信中不大言说痛苦，仅仅告诉我：某月、某日、某时，一群法医和人权组织成员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五十多具年轻人的尸体，等等。我第一次不想给他写信了。更想给他打电话，可是估计他没有电话，就算有，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于是写了一封短信。我说，真痛心，还大胆表示，他们也并没有肯定那就是格雷戈里奥。

后来，夏天到了。我开始在一家海岸旅馆干活了。那个夏天，马德里举办了许多讲座、短训班、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可是，圣西尼一次活动也没参加。就算他参加了什么活动，我看到的报纸上也没提到他。

到了八月底，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夏天结束后，我有可能去拜访他。仅此而已。等到我回到赫罗纳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在门底下不多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封圣西尼的，日期是八月七日。这是一封告别信。他说要回阿根廷去了，说民主时期开始了，没人会拿他怎么样了；还说，再待在国外就没有必要了。另外，如果真的想知道格雷戈里奥的归宿，就只能回国。他说，老婆自然是跟他一道回去了，但是，米兰达留下。我立刻给他那惟一的住址去信。但是没有回信。

渐渐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圣西尼永远回阿根廷了，既然他不从阿根廷给我写信，就可以认为我俩的通信关系结束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是在盼望他来信的。但是，圣西尼一直没给我写信。我安慰自己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节奏太快，是爆炸式的，没时间干别的事，能呼吸和眨眼就不错了。我再次给他在马德里的住址写信，盼望有人能把信转交给米兰达。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邮局把信退回来了，说是“查无此人”。于是，我打消了再写信的念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忘记圣西尼了。但是，每当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会在旧书店里跑上整个下午，寻找圣西尼的著作，寻找那些知道书名但没有阅读过的作品。可是书店只有《乌加特》和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那家出版社早就停止支付版税了），这差不多就是发给圣西尼和我的一个信号。

一两年后，我得知圣西尼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也许不是看报纸，而是有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跟什么认识圣西尼的人说过话，因此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他去世的讣告。那讣告很短：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一度流亡西班牙数年，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我估计消息的末尾还提到了《乌加特》。不知道为什么这消息没有让我很惊讶。不知为什么，圣西尼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死，我觉得合情合理。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圣西尼和他老婆、女儿的照片以及格雷戈里奥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与我的其他纪念品一道躺在一个纸箱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烧掉这个纸箱），有人登门来拜访了。时间大约是夜里十二点了。我还醒着。但敲门声还是吓了我一跳。在我赫罗纳的熟人中（不多），除非发生了不寻常事件，绝对不会有人来家里找我的。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个女人：长发，身穿黑大衣。她是米兰达·圣西尼。自从她父亲给我寄来了照片，岁月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模样。她身边站着一位男士：金发，高个子，长发，鹰钩鼻。她笑着对我说：我是米兰达·圣西尼。我说：我知道。我邀请二位进门。他俩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从那里再过亚得里亚海去希腊。由于钱不多，就采取拦车搭乘的方式旅行。那天夜里，二人就睡在我家了。我给他俩做了点晚饭。男子名叫塞巴斯蒂安·科恩，也出生在阿根廷，但从小就住在马德里。他帮助我做晚饭。米兰达则在屋子里转悠。科恩问我：你很早以前就认识她吗？我回答说：从前只见过照片。

晚饭后，我为他俩准备房间，告诉他俩随时可以上床睡觉。我也打算进卧室睡觉，但是我明白就算是能睡，可能也很困难。于是，我估计二人已经入睡后，就到一楼去看电视。我打开电视，音量调得很小，开始想圣西尼了。

片刻后，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是米兰达。她也无法成眠。在我身边坐下后，跟我要香烟。起初，我俩谈他俩的旅行，谈赫罗纳（整个白天，二人一直在城里，我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到我家来），谈他俩准备在意大利游玩的城市。后来，说起了她父亲和她哥哥。据米兰达说，格雷戈里奥之死一直没能让圣西尼的情绪恢复正常。他回国就是为了寻找儿子，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我问她：你母亲也知道啦？米兰达说：人人都知道，就是他除外。我问她，圣西尼在阿根廷过得怎么样？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跟马德里一样，到处都一样。我说，可是在阿根廷大家喜欢他啊。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兰地，请她喝一杯。米兰达说：你哭了。我看看她。她转过脸去了。她问：你在写东西？我说：没有。我在看电视。米兰达说：我是说，我和塞巴斯蒂安敲门的时候，你是在写东西吗？我说：是的。她问：写小说？我答：不是。是诗。米兰达说：啊。我俩静静地喝酒，长时间地望着屏幕上的黑白画面。我问她：你告诉我，你父亲为什么要给格雷戈里奥起名叫格雷戈里奥呢？米兰达说：当然是因为卡夫卡了。我说：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个格里高利·萨姆沙吗？米兰达说：当然了。我说：我早就猜到了。后来，米兰达大致给我说了说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几个月的情形。

离开马德里的时候，圣西尼已经病了。他不顾几位免费为他治疗的阿根廷医生的反对（他们甚至为他在社保医疗的医院里弄到了住院床位），还是走了。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既痛苦又高兴。从到达阿根廷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忙于奔走调查格雷戈里奥的下落。他愿意回大学教书。但是，层层官僚手续，种种嫉恨、冤仇，都成为他回大学的障碍。他只好为两家出版社搞翻译。他老婆的情况相反，她找到了当教师的工作。到了最后，夫妻都依靠妻子一人的薪水生活了。圣西尼每周都给米兰达写信。据米兰达说，她父亲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甚至有时还似乎急于索性一次性用尽全部储备去迎接死神。至于格雷戈里奥的消息，没有一个能做结论。据几位法医说，格雷戈里奥的遗体可能就在那堆从乱葬坑里挖掘出来的遗骸中；但是，更可靠起见，应该做DNA检测。可是政府没钱，不想做这种测试，于是一天天拖延下来了。圣西尼还寻找一个姑娘——可能是格雷戈里奥的女朋友。但这姑娘也没露面。后来，病情恶化，只得住院了。米兰达说，他也不写东西了。对圣西尼来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每天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是的，他是这种人。接着我又问她：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文学比赛？米兰达瞅瞅我，笑了。当然了，你就是那个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他认识你也是在一次比赛里。我想，她之所以有我的地址，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有她父亲的全部地址，可是直到这时她方才意识到我是谁。我说：我就是那个参加比赛的人。米兰达又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她父亲有一年的时间一直说起我。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说：我大概让他感到厌烦了吧。她说：哪里！没有半点厌烦的意思。他喜欢您的信，经常给我母亲和我朗读您的信。我不大有信心地说：但愿那些信能让你们开心。米兰达说：非常开心。我母亲甚至给你们起了一个名字。名字？给谁起名字？米兰达说：给我父亲和你起了名字，叫你们是“枪手”或者“捞奖金的人”，我记不清楚了，要不就是“长发猎人”。我说：我想像得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我认为真正捞奖金的人是你父亲，因为我只不过给他提供一些信息而已。忽然间，米兰达严肃起来了，说道：对，他是个专业作家。我问：他获得过多少次奖？她神情恍惚地回答说：大约十五六次吧。她问：你呢？我说：眼下只有一次。只有阿尔科伊那次鼓励奖，就是认识你父亲的那一次。米兰达望着白兰地酒杯说道：知道吗？博尔赫斯给我父亲写过一次信，是寄到马德里的，赞扬他的一篇小说。我说：我不知道。科塔萨尔也写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穆希卡也写过。我说：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米兰达：嘿，他妈的！说罢，她起身去了院子，好像我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我稍稍等了片刻，拿起白兰地瓶子，跟着她到了院子里。米兰达靠在墙头上，望着赫罗纳的万家灯火。她说：从这里望去，视野开阔。我为她斟满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俩静静地望着月光下的城市。突然，我意识到我俩已经和好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我俩早就和睦相处了，从今以后，事情会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发生变化。仿佛世界真的动起来了。我问她多大岁数，她说：二十二岁。我说，我应该有三十多岁了。甚至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怪异。【注解】[1] 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的城市。——中译注，下同[2] 西班牙在2002年以前使用的货币。[3]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Virreinato del Río de la Plata）是西班牙于1776年在南美洲建立的总督辖区，包括今天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4]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1925— ），阿根廷前总统，于1976—1981年统治阿根廷，被认为通过严酷手段制造白色恐怖。[5] 均为西班牙中等城市。[6] 高乔人（Gaucho），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人，一般为混血种，大多从事牧业或过流浪生活。[7] 格里高利·萨姆沙（Gregor Samsa），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名字。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主人公名叫勒普兰斯，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很适合他，尽管[1]他根本不是什么“王子”（那种日渐没落的中产阶级，缺钱，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群体面的朋友），他是作家。

当然了，他是个失败的作家，就是说，依靠巴黎黄色小报苟活，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蹩脚诗人认为蹩脚的诗；优秀诗人根本不看的诗）和短篇小说。各个出版社——或者说读者群，那些讨厌的下等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居然会厌恶他。他的书稿总是被否定。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心怀厌恶（或者嫉妒），打心眼儿里厌恶。读阿尔丰斯·都德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慰藉），出于忠于作者的父亲，也读令人遗憾的莱昂·都德的作品（散文不错）。

1940年法国投降后，原来百花齐放、四分五裂的各派作家，风暴后，组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主张抵抗派（又分为少数积极抵抗派和多数消极抵抗派，还有抵抗派的同情分子，还有那些通过失职、危险行动、越权、公道、礼貌等手段进行抵抗的人）和主张合作派，又分为许许多多小派别——都是在七宗罪的重力影响下组成的。在许多人看来，政治报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报复。主张合作的通敌分子控制了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勒普兰斯（表面上不参加任何一派，或者自以为不参加任何一派）忽然明白了自己的领土（自己的祖国）是属于笔杆子们的，属于怨天尤人派，属于下等作家们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通敌分子们企图把他拉过来，天经地义地把他看成是同类。他们对他不仅友好，而且慷概大方。他工作的报社的新社长约见他，给他解释报纸根据新欧洲政治格局制定的新策略，许他一个更好的职位，还有金钱，名望，以及起码的，但是勒普兰斯从未见过的报酬。

那天上午，他终于明白了几件事。此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坛的金字塔处于如此低下的位置。此前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经过一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拒绝了社长的邀请。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呢。勒普兰斯打算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试着写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试着重读他心爱的作品，可是书页好像变成了白纸，或者字里行间时时发出神秘的信号。试着读书，但无法聚精会神，无法学习，无法享受阅读的快感。噩梦折磨着他，有时自言自语而不知晓，只要能走，他就沿着非常熟悉的小区街道长时间地漫步，让他吃惊的是，小区依然如故，它们拒绝德军占领和政权更迭。不久，他与抵抗派人士建立了联系，认识了收听BBC广播并且相信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

一开始，他参加和出现在有抵抗活动的地方只有很少几次。他那副谨慎和平静的样子（对于他这个样子，人们的看法不一）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但是，那些抵抗运动的负责人（虽然担着抵抗运动的责任，但仍旧属于作家协会）不久就注意到他，信任他了。这种信任可能与准备去冒险的人少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勒普兰斯进入了抵抗组织内部，他活动的能力和冷静的气质很快就能去完成越来越棘手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和不十分重要的冲突，当然对于作家协会来说是个例外）。

对于作家们来说，勒普兰斯确实是个谜团和意外。那些在法国投降前有些知名度的人们，那时根本不把勒普兰斯放在眼里，如今常常在各个地方见到他，更为糟糕的是，为了得到勒普兰斯的掩护和完成逃跑计划，还要服从勒普兰斯的指挥。勒普兰斯仿佛来自净界的圣人，出手帮助这些作家，拿出拥有的一切（数量不多）供作家支配，表现得处处合作，积极努力。作家们跟他聊天。谈话的时间是夜里，地点在房间里或者漆黑的过道上，始终是低声交谈。有人建议他写小说、诗歌、散文。勒普兰斯告诉他们：早在1933年他就写作了。作家们希望了解（等待出逃的黑夜漫长而令人心焦，有些人就是想说说话而已）他的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勒普兰斯提了几个糟糕的报刊的名字。仅仅这些名字就让听者感到恶心或者难过。他与这些作家的见面常在黎明时分结束。他把作家送到一个安全住处。作家们说几句感谢的话，握握手，或者迅速拥抱一下，就分手了。那些感谢的话是由衷的。但是，分手后，作家们都想离开勒普兰斯，把他忘掉，好像他是一场噩梦，尽管令人不快，但很容易忘记。

勒普兰斯的在场令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无法界定的反感。虽然他们知道他是来帮助他们的，但骨子里还是百分之百地不肯接受他。也许他们意识到勒普兰斯在那些下流报刊界的炼狱里煎熬了好多年，知道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无法得救，或者只有那些强壮、有智慧和优秀的人们才能逃脱出来。

当然了，勒普兰斯不具备以上任何一种优点。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没入过党，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也许这些作家把他看成是“暴发户”，看成是倒过来的投机分子（因为正常的投机分子应该是告密，谩骂抵抗分子，与警察一道参加刑讯拷打，一心一意卖主求荣，与通敌分子合作），突然发疯（作家和记者的常见病）就不知不觉地（好像一种传染病杆菌）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了。

比如，迪先生，朗格多克地区热情奔放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勒普兰斯像皮影戏，没加更多评论。其余的人，个别人除外，都不知道勒普兰斯其人。很少有人说到勒普兰斯的形象，没人提及他写过什么作品。这位拯救过他们性命的作家写什么东西，大家懒得打听。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年4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谈。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出入文学圈的活动，她认出了勒普兰斯，或者自以为认出了他。最近几个月来，她见到他的次数有几百次之多，他总是躲在某位知名，但有危险的作家身后，总是站在某位卷入抵抗运动的戏剧家住宅的前厅，总是扮演外勤人员、秘书、侍仆的角色。女小说家说：您是我那时惟一不认识的人；我那时在想：您在那些人家里做什么呢？她又说：您像是不显眼的人，总是安安静静，总是听人支配。

女小说家的坦率让勒普兰斯高兴，他开始吐露心声。他说起了自己的作品。对方大大地吃了一惊。不可避免地二人谈到了勒普兰斯被边缘化的问题。几小时后，女小说家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她说得粗鲁，意思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脸上，说话的方式，眼神，让大多数男人产生排斥感。解决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应该消失，应该秘密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办法是如此地朴实无华，肯定有用。勒普兰斯惊讶地听着，点点头。他明白自己不会听从女小说家的劝告，有些吃惊，也许是有点生气，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听他倾诉并理解他。

次日，一辆由抵抗运动组织派来的车把勒普兰斯接走了。告别前，女小说家握握他的手，祝他好运。接着，亲亲他嘴唇，哭了。勒普兰斯什么也没弄明白，慌乱地嘟囔了一句感谢的话，走了。女小说家站在窗前望着他：勒普兰斯转进车子，没有回头看。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勒普兰斯可能在某地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在他不寻常的作品想像着）女小说家在一门心思想念他，同他一道想像未来，对他说：我爱你，直到最后困倦压倒了她，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

后来，二人再也没有见面。

勒普兰斯谦卑而令人反感地活到了战后。1946年隐居到皮卡迪区某个小村庄去当老师。他为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写稿的数量不多，但是经常会写。勒普兰斯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蹩脚作家的身份，但是也明白和接受了好作家需要蹩脚作家的道理，哪怕后者仅仅是读者和追随者。他还明白自己在营救（或者帮助）某些好作家时就全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胡乱写稿和出错的权利。他还赢得了在两三家杂志发表文章的权利。当然啦，有时候，他也打算再见见那位女小说家，打听打听她的情况。但是，等他再去女小说家那里时，发现住户已经换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勒普兰斯当然还在寻找她，但那已是另外的故事了。实际情况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他见到的是那些巴黎作家。不是像他心里希望的那样见过很多面，但是见到他们了，有时还跟他们说说话，他们知道（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谁，甚至有人看过一两篇勒普兰斯的散文诗。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勒普兰斯的容貌、弱体质、惊人的光辉是个激励或者是个备忘录。【注解】[1] 勒普兰斯（Leprince），字面上有“王子”之义。

恩里克·马丁

献给恩里克·比拉-玛塔斯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我认识恩里克·马丁的时间是在我来到巴塞罗那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他和我同岁，也是1953年出生的，是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效果基本一样，形式各异。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很尽心，很伤感，不少的时候，显得笨拙，缺乏独创性。他特别喜爱的西班牙语诗人是米盖尔·埃尔南德斯，是优秀诗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蹩脚诗人喜欢他。（我斗胆提出一个可能不大全面的答案：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反之，如果用加泰罗尼亚语写诗，马丁就说些日常现实的事情。惟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朋友阅读；惟一的区别，至少在读者群上，西班牙语诗歌他发表在我猜测只有我们才翻阅的印数很少的刊物上，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而他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诗歌则是在酒吧里或者来我们家里做客时朗诵朗诵而已）。但是，恩里克·马丁的加泰罗尼亚语很糟糕——诗人没掌握好写诗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歌怎么能好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到青春期秘密的章节里去找。问题是恩里克·马丁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真实情况是，无论用西班牙语还是加泰罗尼亚语，他的诗都写得不好。但我至今还激动地（与我的青春岁月不无关系）记得他几首诗歌。恩里克·马丁“愿意”当个诗人，为此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种盲目、容易遭人非议的韧性，就像电影里那些蹩脚枪手一样地固执，他们如同苍蝇一样倒在英雄的枪弹下面，但是以自杀的方式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被戴上类似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心想：那些事情我早就干

过了。恩里克·马丁不同，打算什么都干，准备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第一步他要办杂志，或者办一份文学爱好者刊物，花掉了他的积蓄，他攒了一些钱，从十五岁开始就在港口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办公室干活。到了关键时刻，恩里克·马丁的朋友们（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决定第一期里不放入我的诗歌。此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冲淡了我俩的友情。据恩里克说，错在另外一个智利人身上，他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1]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奎内蒂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压顶。

等到恩里克·马丁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机之一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我女友）。但是，等到他第一次邀请我俩去他家共进晚餐时，他希望我俩认识一下他的女朋友时，我方才明白恩里克·马丁无论多坏，前一次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让我看他的；如果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好像是敬重我。我知道那一次我没看出来他来访的意义；知道自己一开始对他突然造访是不高兴的；知道我接待他的方式是（或者打算）冷嘲热讽、无所顾忌的，也可能仅仅就是无聊的。说真的，那段日子我跟任何人都不合群。这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躲着我。可是，恩里克愿意见我，而且，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女朋友很喜欢恩里克和他女友，因此我们一起连着吃了很多次晚饭，得有五次。

当然了，直到我俩恢复友好之前（“友好”这词太夸张），我俩看法一致的事情很少。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参观他的住所（此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与另外三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那地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没去过）。如今他住在希腊区的一个顶楼上，里面摆满了书、唱片、画册，房子宽大，可能就是有点昏暗，他女友以善变的情趣把房子装饰一番；但是，里面不乏某些令人好奇的细节——最近旅行带回来的物件（去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有时这些物件超越了旅行者的纪念意义，是为了仿效什么。第二件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再写诗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饭后，当着我的墨西哥女友和他的女友。但是，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正在玩一把阿拉伯短剑，很大，两面有花纹，估计不实用）。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我的墨西哥女友（纯粹是个喜欢添乱的人）对于他放弃写诗深表惋惜，要求他讲一讲杂志没发表我作品的故事，最后觉得恩里克为放弃写诗而辩护的理由是理智的，可以站得住脚；她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恩里克会以焕发的力量重返文坛。恩里克的女友百分之九十九地赞成这个看法。这两个女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恩里克的女人更甚）似乎更坚决认为：恩里克投入到工作里去（前不久他升职了，这让他有时可以去卡塔赫纳和马拉加玩玩、逛逛，至于原因我懒得调查）、投入到收藏唱片、投入到收拾房子和车子，比把时间浪费在模仿莱昂·费利佩，或者说得好听点，学习桑奎内蒂的风格上，更有诗意。我不表示任何意见。恩里克直接了当地问我：想什么呢？（天哪，好像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回答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他不信。

话题（那天夜里，或者是后来四顿晚餐中某一个间隙）转向了孩子。当然了：诗歌到孩子嘛。我记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记得）恩里克承认他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养儿子是他一字一字说出来的，而不是他女人，就是说，他愿意九个月怀孕，一朝分娩。我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两个女人满怀柔情地注视着他。我觉得看到了（正是让我惊呆的事）几年后、不幸的是不多几年后就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一过，很快，几乎就是一个火花吧，我觉得恩里克这话就是突发奇想，根本用不着回答。当然了，他们都希望有孩子，我呢，不想要孩子。而如今，我是四人中惟一有孩子的。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晚餐中，那时我和那墨西哥女友的关系即将破裂，恩里克跟我谈起了他合作的一家杂志。我想：好，对头。他立即纠正道：是他们合作的。换成了“他们”二字提醒我要注意呢。但是，我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指他和他女友。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墨西哥女子达成一致意见，我俩立刻要求看看他说的杂志。结果是一本那时在报刊亭出售的一种杂志；里面的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方法难以解释的事件。杂志的名字叫《问与答》。我估计至今还有出售。我问（我俩都问）他俩在杂志社里具体做什么事情。恩里克（他女友在那次最后的晚餐中，几乎一言没发）解释说：周末他们前往发现飞碟的地方，采访那些见过飞碟的人们，查看飞碟经过的地方，寻找洞穴（那天夜里恩里克断言：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别的地方的大山里有空洞），钻进睡袋里守夜，身边准备了照相机；有时，他俩单独去，更多的时候是五六个人共同前往，露天的夜晚是愉快的。等到一切结束时，大家写报告，其中一部分用来发表（完整的报告交给谁呢？）在《问与答》上，还附有照片。

那天夜里，晚饭后，我看了一部分署名恩里克和他女友的文章。文笔很差，不灵活，充满伪科学的味道，“科学”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口气狂妄得令人难以忍受。他想知道我对文章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走出他家后，我和墨西哥女子哈哈笑个不停。就在那个星期里，我和她分手了。她去了罗马。我在巴塞罗那又待了一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知道恩里克的情况。说真的，我想我把他给忘了。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恩里克·马丁。我每天只进村一次，由母狗陪伴，去买食物，看看信箱，因为那里面常常有我姐姐从变化巨大、难以辨认的墨西哥城寄来的信件。其余的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暴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

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怪信。实际上不能说是信。在两页白卡纸上印着请柬，是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在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我没有出席；有人在请柬上画了一些草图，旁边写了一些如下的数字：3860+429777-469993？+51179-588904+966-39146+498207856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显然，这位匿名信作者参加了我长篇小说的首发式。我当然不打算去破译这些数字：但显而易见的这是由八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作者应该是我的某位朋友。也许除去旁边的草图，内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草图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一条分岔的河流，一座桥，一座大山或者小山，一个山洞。一侧有个原始的航海罗盘指示南北。路旁，与大山（我最后判定应是大山）和山洞相反的方向，一个箭头指向通往安普尔丹地区一座村庄的路。

那天夜里，我在做饭时，忽然明白了：这封信肯定是恩里克·马丁写的。我想像着他在出版社酒会上的样子：与我的一些朋友聊天（其中某人肯定给了他我邮箱的号码）；他严厉批评我的小说，手里端着一杯酒走过来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高声询问我是否出席酒会。我觉得他口气里有股蔑视的意味。我认为我是把那件遥远的事件、把我排斥在《白绳》之外一事联想起来了。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还是那种白卡纸上的请柬（参加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他大概拿到了好几张），但是这封信上，我发现了几处变化。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人事先抄录了一句米盖尔·埃尔南德斯的诗，内容说的是幸福与劳作。背面，在第一次的数字旁边，图画有了彻底的变化。起初，我以为没有什么意思，线条很乱，有的地方纯粹是线条和省略号、惊叹号、随意乱画或者添加的素描的交叉。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以及与前一封信的比较之后，我明白了其中的明显意思：新图是旧图的延续，新图画的是山洞。

我记得那时在想：我们已经不是开这种玩笑的年龄了。我记得，一天下午，我在报刊亭翻阅《问与答》杂志，但是没买。在撰稿人名单里，我没发现恩里克·马丁的名字。过了几天，我再次把他和他的信件给忘掉了。

我想大约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吧。一天夜里，我听见有汽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动静。我以为大概是什么人迷了路。于是，带着狗出去看看是谁。汽车停在一块欧洲黑莓地旁边，发动机还在运转，车灯亮着。在一会儿的工夫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我所在的地方，看不见车里有几个人。但我不害怕。那只狗可是在汪汪乱叫，急不可耐地要扑上前去。这时，车灯熄灭了，发动机停了。车里只有一个人。他打开车门出来，口气亲热地问候我。原来是恩里克·马丁。现在想起来，我问候的口气比较冷淡。他开口就问是否收到了他的信。我说：收到了。没人拆信封吗？信封是不是严丝合缝？我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问他出什么事情了。他一边望着身后的村庄灯火以及山洞那边的采石场，说道：有问题啊。我说：走！进家吧！可他原地不动。他指指灯火和采石场那边的声音，问道：那是什么？我说是采石场，解释道：至少一年有一次，不知原因，要工作到过了半夜才成。恩里克说：真奇怪。我再次请他进家门。可是他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他让狗嗅嗅之后，说道：我不想打搅你。我说：走吧！进去喝点什么。恩里克说：我不喝酒。又说：我参加了你小说的首发式，本以为你会到场的。我说：我没去。我本以为，现在恩里克可要批评我的作品了。他说：我希望你帮我藏点东西。这时，我才发觉他右手拿着一个包裹，是一包稿纸，我想，他又写诗了。他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不是诗。”说着无助但勇敢地一笑，这样的笑容确实多年不见了，至少在他脸上没看到过。我问：里面是什么？“没什么。我的东西。不想让你看。只想让你保存。”我说：行啊。进去吧。“不了，不了，不想打搅你。再说也没时间了。我得马上离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恩里克说了一个我俩都认识的熟人，就是那个说第一期的《白绳》里有两个智利人就太多了的智利人。我说：这个混蛋怎么敢把我的住址随便给人呢？恩里克问：“你俩不是朋友吗？”我说：就算是吧。但是好久没见了。恩里克说：“那我很高兴他能把你的住址给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本该说一句：我也很高兴。可是我没说。恩里克说：“好了。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采石场方向传来了轰隆声，像是爆炸，这让他感到紧张。我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事。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在夜里这个钟点听见爆炸声。他说：“好啦。我走了。”我说：多加小心啊。他问：能拥抱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那只公狗不咬我吗？我说：是母狗，不会咬你的。

在两年的时间里（为生计而住在村外那座房子里），那包稿纸我始终没动，因为这是恩里克的委托，那包东西是用绳子加胶带捆好的，与旧杂志以及我的稿子（无需多说，那段时间大量增加）放在一起。关于恩里克的惟一消息来自《白绳》的那位智利人，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白绳》，谈起了那些年间的事情，他澄清了他在我的诗没有被刊登这件事中的作用。他断言说：没起任何作用。这事算是弄明白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意义了。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在希腊区有家书店，就在几年前我和那墨西哥女友五次造访过的那所房子附近。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已经离婚，已经不与《问与答》合作了，他前妻跟他一道在书店干活。他告诉我，他们不住在一起了，就是朋友关系，恩里克给她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她失业了。我问：书店怎么样？智利人说：很好。他好像从那家年轻时就工作的公司拿到了一大笔补偿费。他说：他还住那个地方。书店里面有两间房，不很大。后来我得知两个房间面朝一个有阳光的院子，恩里克种了天竺葵、橡胶榕、勿忘我、白百合。书店有两扇门，到了晚上，拉下铁帘，上锁，此外还有一扇通向大楼走廊的小门。我不想问他地址，也不想问他恩里克是不是还写诗。不久，我收到有恩里克签名的长信，告诉我：他在马德里（我以为这封信是他在马德里写的呢，不敢肯定）参加了著名的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不对，他不写科幻小说（他用的是缩写SF）。他去那里的身份是《问与答》的特派记者。信的其余内容乱七八糟。他说起一位法国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断言：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后来，又说到这位法国作家得出如此可笑的结论走了怎样的道路。这个部分难以卒读。他还提到了“智力警察”，对“时间隧道”做了推测，文字混乱，就像他过去写的那种诗。信的结尾处是一句神秘兮兮的话：“智者得救。”最后是例行的问候和怀念。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信。

关于恩里克随后的消息，还是那位智利朋友提供的，十分偶然，平平常常，因为我去巴塞罗那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那里遇到了那位智利人，我俩就一起吃了午饭。

恩里克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了。事情差不多是这样的：一天上午，他前妻（如今是店员了）来到书店门前，发现门是锁着的。这让她感到奇怪，但也不特别奇怪，因为恩里克有时会在里面睡着。为对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自己有一把钥匙。她先开了铁帘上的锁头，然后打开书店的玻璃门。接着，走到书店里面去，进了卧室，发现恩里克吊在卧室的房梁上了。看了此情此景，她差点吓死，但她克制住了，赶忙打电话报警，然后关闭店门，坐到人行道上边哭边等候（这是我猜测）。后来，第一辆警车来了。等她再回卧室时，没想到恩里克还在房梁上吊着呢。警察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发觉墙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数字，有的是用标签机画的，有的是用气雾剂罐喷上去的。他回忆说，警察们给那些数字（659983+779511-336922，一些难以理解的玩意儿）拍了照片，还给从高处用毫不尊重人的眼神看着大家的恩里克拍了照片。前妻兼店员认为：那些数字是积累的欠款数额。的确，恩里克是有外债，但不太多，还不至于因此有人追杀他，但的确有债务。警察问她：那些数字前一天是不是已经出现在墙壁上了？她说：没有。后来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不会有的。她老早就不进那个房间了。

警察检查了几扇门。通向大楼走廊那扇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说明门是从外面强行撬开的。除去前妻兼店员的那串钥匙，惟一一串钥匙是在收银机旁边找到的。法官来到以后，警察把恩里克从房梁上放了下来，尸体运走了。解剖的结论是自杀，悬梁自尽在巴塞罗那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在很多个夜晚，在安普尔丹那个村外孤独的房子里（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经常思考恩里克之死。我很难理解一个希望生儿育女，而且是自己分娩的男子，会那么不文雅地让前妻兼店员发现自己上吊的样子——是裸体吗？是穿好了衣裳？是睡衣？也许是吊在卧室中央摇来晃去的样子——对那些数字的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我很容易想像出恩里克整夜从事密码研究的样子，他从书店八点关门开始，一直干到清晨四点。这可是自杀的好时间。当然，我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明他死亡的假设。第一个假设直接与最后那封信有关系：他的自杀好像是返回他故乡星球的车票。第二种假设从两个方面考虑有他杀的可能性。但这两个方面都过分夸张。我会想起我和他在我家对面最后那次见面的情形：他很紧张，好像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或者是在追捕他。

后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我把我掌握的恩里克的情况与别的朋友进行核对。在他生前，没有人发觉他有什么特别的异常；他没把手画的草图和手稿交给过别人。而我发觉这里面有矛盾和疑问，正是他在《问与答》活动时候的事情。有人说恩里克很久以前就与《问与答》杂志没有任何联系了。有人说，他死之前一直为《问与答》定期撰稿。

一天下午，我在巴塞罗那办完几件事后，没别的事情了，就去了《问与答》编辑部。社长接待了我。我本来以为会遇到什么奸人，结果不是，社长像个卖保险的，样子与一切杂志社社长相同。我告诉他：恩里克死了。他不知道此事，吐出几句悲痛的话，等着我说下去。我问他：恩里克是不是经常给杂志撰稿。正如我所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提醒他说，不久前在马德里举行了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是否派人参加了？他回答说：没派人前往，他解释说，《问与答》不搞科幻小说，而是从事科研报道。他还说：他个人很喜欢科幻小说。我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那恩里克是自费参加大会的。社长说：应该是吧。至少不是为本社工作的。

就在大家还没有忘记恩里克之前，就在大家——他的朋友们——还在想念已经去世的恩里克之前，我弄到了他前妻兼店员的电话号码。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费了好大力气才记得是我。我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去过你家五次。那时我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住在一起。她说：啊，想起来了。接着，就沉默了。我以为电话出了什么毛病呢。但她还在。我说：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她说：恩里克参加了你的作品首发式。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他想见见你。我说：我俩见面了。她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你。我说：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她说：太晚了。我说：是太晚了。

我和她又谈了一会儿，我记得说到了她的不安和焦虑。后来，我的硬币用完了（我是从赫罗纳打过去的），电话断了。

几个月后，我出门了。那只狗跟我一道走。那几只猫留在邻居家里了。出门前一天夜里，我打开了那包恩里克托付给我的书稿。我本以为可以找到数字和草图，那可能是可以说明他去世的信号。书稿有五十页，装订得很整齐。任何一页都没有数字和草图，主要是模仿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的诗，还有几首是模仿莱昂·费利佩的，几首是模仿布拉斯·德·奥特洛的，几首是模仿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如今轮到我迅速离去了。【注解】[1] 爱德华多·桑奎内蒂（Edoardo Sanguineti，1930—2010），意大利诗人。

一件文学奇事

B写了一本书，嘲笑某些作家，确切地说，是嘲笑某些作家的原型。有个故事里涉及了A的形象。A与B同龄，不同的是A有知名度，有钱，有读者，有更大的抱负，是在这个领域里一个文人能拥有的抱负。B没名气，没钱，他的诗作发表在少数人看的杂志上。但是，B与A之间并非完全不同。二人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说都来自比较安逸的无产阶级家庭。二人同属左派，都有共同的求知欲，都缺乏系统教育。但是，A的一举成名赋予他作品一种虚假的神态。这让B（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难以忍受。起初，A在报刊上，后来更多地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武断地发表一切关于生存、人类和神的看法，口气沉重得如同院士，心态如同那种争取高升、赢得别人尊敬的文学家；还站在新贵的宝塔上，抨击可能玷污那面如今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镜子的一切。概括起来说，在B眼里，A已经变成了伪君子。

大家都说，B在写一本书，其中一章是嘲笑A的。这嘲笑没有血腥味（尤其是考虑到是在一本大书里的一章里）。B塑造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是位成功的作家。B借助梅纳的嘴巴说出对A的看法来。背景有所变换：A乱批色情文学，梅纳乱批暴力；A攻击当代艺术中的唯利是图，梅纳列出种种理由批判色情文学。梅纳的故事与别的故事相比并不突出，书中多数故事较好（就算写得不很好，组织结构不错）。B的书一出版——这是B首次在一家大出版社出书——就听到了评论。起初，他的书被人忽略了。但不久，国内一家大报上，A发表了一篇绝对是赞誉和热情的书评，一下子就吸引了别的评论家出来说话了，把B的作品变成了较为成功的畅销书。B当然有些坐卧不安了。至少是开头如此。后来，就像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他觉得A夸奖他的书也正常（或者至少合乎逻辑）；这本书肯定在不止一个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就本质而言，A肯定不是一位坏评论家。

但是，两个月后，在一篇刊登在另外一家报纸（不像发表书评的那家报纸重要）的访谈中，A再次提到了B的作品，除去赞扬之外，还特别推荐此书是“一面没有被玷污的镜子”。但是，B从A的口气中发现字里行间有这样的信息，好像这位著名作家在说：“别以为你把我给骗了；我知道你给我画了像；我明白你在嘲笑我呢。”B想：他把我的书抬得高高的，然后摔得狠狠的。要不然夸奖这本书是为了没人能把他跟梅纳这个人物对号入座。要不然就是他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俩之间的作者—读者相遇就是幸会而已。他觉得所有上述任何可能性都是不祥的。B不相信什么幸会（就是说单纯幸运的见面），开始设法要亲自见见A。B内心知道A已经发现自己被描绘成了梅纳这个人物。至少B有充足的理由相信：A已经把书看完了，其阅读方式正是他希望的那样。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提到他呢？为什么赞扬别人嘲笑你的东西呢？（现在B认为嘲笑得不仅有些过分，或许还有点不近情理了。）他说不清楚。惟一说得过去的就是A至今没发觉这是嘲笑，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因为A越来越愚蠢（B每天看A的文章，自从那篇赞扬性的书评后出现的A文章，他都读；有些上午，要是可能的话，他真想给A一拳，给A那张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充满神圣真[1]理、充满了义愤的面孔一拳，仿佛A自以为是乌纳穆诺金身再造或者类似的什么神圣）。

于是，B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A。但是，不成功。

二人住在不同的城市里。A经常外出旅行，不能保证一定在家。电话总是占线，或者是自动答录机接待呼叫。只要是答录机的声音一响，B连忙挂上话筒，因为他害怕这种玩意儿。

过了一段时间，B决定再也不找A了。B打算忘掉A，几乎就真的忘记了。他又写了一本书。书一出版，A第一个出来写书评。B想，他速度可真快啊，简直打破了任何一种读书纪录。新书是周四寄给评论家们的。周六，A的书评就发表了，至少有五页之多。另外，文章的内容表明：A做了深层阅读，追问情理，洞察力强，甚至对B本人都有启发，因为A看出了B此前忽略的方面。起初，B心怀感激之情和得意。后来，觉得可怕。突然意识到A不可能在出版社寄书给评论家之日和报纸发表他文章之间的一天里阅读他的新作：周四寄书，按照西班牙邮局的做法，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也要下周一才能寄到。B想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性是：A没读书就写了书评，但是他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A肯定看了他的新书，读得很深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说得通：A是直接从出版社拿到新书的。B给出版社打电话，与销售部女经理

通话

到了最后，B什么也没做。

他的新作获得评论界好评，但销量不佳。A对他寄予厚望，没人奇怪。实际上，A不写对西班牙文学（和政治）的评论时，对脱颖而出的新作家是相当宽宏大度的。过了一段时间后，B把整个事情给忘记了。可能由于在两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而对未来充满想像，可能出于自己莫名的种种担心，可能出于多年来劳作又默默无闻的折磨，神经衰弱，所以忘却可以自我安慰。因此忘记了一切，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件事的确就只是记忆深处的区区小事了。但一天，有人邀请他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新文学座谈会。

B高高兴兴地前往。他另外一部作品要完成了，他想，此次座谈会可以为他的新书首发式铺路。当然了，旅费和住宿费都有人掏钱。B希望利用在马德里逗留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和放松放松。座谈会为期两天。B出席开幕式，第二天当观众。座谈会结束后，全体作家一起前往巴哈蒙特斯女伯爵家中做客。这位女伯爵是位女才子和各种文化活动的赞助人。她办了一本诗歌杂志，可能是首都范围内最好的诗歌刊物，还赞助成立了一项用她名字命名的文学奖。B在马德里没有熟人，就前往参加女伯爵府举行的闭幕式晚会。晚会前有晚宴——清淡可口的饭菜，有自家酿造的美酒。晚会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起初，参加晚会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五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都来了，其中不乏作家，但是也能看见电影导演、演员、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斗牛士。

在某个特定的时刻，B特别荣幸地被引见给了女伯爵，后者把B单独领到一个可以俯视花园的露台的角落里。女伯爵面带微笑，用下巴点点花园的凉亭（四周种植着香蕉、棕榈树、松树），说道：“有位朋友在下面等您呢。”B不解地望望女伯爵。心里想，女伯爵在早年间一定是个美人，但如今就是一团活动的骨肉罢了。B不敢问那位“朋友”的身份。点点头，答应马上下楼去，但是没有动弹。女伯爵也没动弹。刹那间，二人都没说话，面面相觑，好像从前见过（或者爱过或者恨过）。突然间有别人在找女伯爵。她去了。剩下B自己。他担心地看看楼下的花园和凉亭。过了一会儿，他看出来亭里有个人，或者说有个人影在里面晃动。心想，大概是A吧，很快又得出来合乎逻辑的结论：A可能带着枪吧。

起初，B想逃走。很快就明白了：他知道的惟一出口就在凉亭附近。为此，要想逃走，惟一的好办法就是藏在女伯爵府上的某个房间里（多得不计其数），等候天亮。B想，不过也可能不是A，也许是某位希望认识我的杂志主编、出版人或者作家。B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就离开了露台，拿了一杯酒，下楼到花园里去了。一进花园，他点了一根烟，不慌不忙地向凉亭走去。走进凉亭，没发现有人，但他相信肯定有人来过，他决定等候。一个小时后，他等烦了，回楼上去了。他向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客人（像梦游患者一样晃悠，或者像独幕剧里慢镜头一样走动的演员）打听女伯爵在哪里。谁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位侍者（也有可能是女伯爵请来的客人）告诉他：女主人肯定回自己房间去了，众所周知，年龄不饶人，这是她的习惯。B点点头，心想，确实年龄不允许过于疲劳。后来，他告别了侍者，二人握握手，走了，回旅馆去了。路上用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B没有乘飞机回自己的城市，而是用上午的时间换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好像要在首都逗留很长时间的样子。下午，他不断地给A家打电话。前几次，他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里面是A和一个女人的声音，二人先后喜气洋洋地说道：不在家，过一会儿回来，请留言，如果事情重要，也请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会回电话的。经过几次拨打后（没留言），B对A和他女伴的陌生存在形成了一些想法。首先是那女人的声音。她年轻，比A和B都年轻，可能精力旺盛，准备在A的生活里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得到尊重。B想：可怜的白[2]痴！然后是A的声音。极其沉静，是那种卡顿的声音。B想，这小子比我小一岁，可是听起来好像比我大十五岁甚至二十岁。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口气是喜气洋洋的？为什么他俩会认为：如果电话重要，打电话的人就不再打了而只是留下号码呢？为什么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演戏？难道是为了说明那里住着两个人吗？抑或为了表明他俩同居生活幸福？当然，B的上述问题都不会有答案的。但是，B继续呼叫，每半个小时一次。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在一家便宜餐馆的投币电话间里，他终于打通了，是个女人接的。起初，B吃了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女的问：您是谁？她重复问了几次，接着不说话了，但是没挂电话，好像在给B是否说话的选择。后来，女子挂了电话，好像动作缓慢而又在沉思。半小时后，B从一条街上的电话亭里再次拨打。提问和等待回答的还是那个挂了电话的女子。B说：我要见见A。他本应该说：我想找A谈谈。至少，那女子明白了这个意思，也让他觉察出来了。B没回答他是谁，只说“对不起”，坚持要见A。女子问：您是谁？B说：我是B。女子迟疑片刻，好像在想：B是谁呢？过了一会儿，说道：好吧。请您稍等。B想，她的声音和口气没有变化，没有流露出害怕或者受到威胁的意思。从电话里判断，那女子大概把话筒放到小桌或者椅子上，或者挂在厨房的墙上了，他听见有人在说话。B想：那些声音——实际上听不清楚——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就是A和他年轻的女伴吧。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另外声音参加进来了，是个男的，声音低沉得多。起初，他们好像在谈话，内容非常有趣，以至A不能离开，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后来，B认为他们更像在争论什么问题。或者是在A最终不得不拿起话筒之前，他们很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等待或者踌躇之间，有人喊了一声，大概是A吧。后来，突然冷场了，好像有个无形的女子一下子用蜡堵住了B的耳朵眼。后来（十块钱的硬币都花完了），有人悄悄地、满怀同情心地把话筒给挂上了。

那天夜里，B睡不着觉了。他怪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办成。起初，他想坚持呼叫下去。后来，出于迷信，他决定换一换电话间。接下来，他找到的电话间都被人破坏了，（首都缺乏管理，脏、乱、差）。等到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电话间，在投币时发觉双手在发抖，好像突然抽搐起来。看见双手这个样子，他很难过，险些放声大哭。他想，这在情理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力气，为此，最好办法就是进酒吧。于是，上路，片刻后，开始一一否定几家酒吧，理由各异，有时互相矛盾，最后选中一家小店，那里已经有三十多人挤在一起了。他很快感觉到小店里的气氛兄弟般的亲切友好，热热闹闹。他突然发觉自己竟然在跟完全陌生的人谈话，通常情况下（在自己的城市，日常生活里）与生人绝对是保持距离的。小店里正在庆祝本地一支足球队的胜利或者是在举行某人的单身汉生活告别会。天亮时分，B回到了旅馆，因为没有继续坚持打电话，有种朦朦胧胧的羞愧感。

第二天，B没去找吃饭的地方（毫不吃惊地发现自己可以不吃东西），直接进了一条相当吵闹的街上，找了一个电话亭给A打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子。出乎B预料，他的声音立刻被对方辨别出来了。女的说：A不在，但是他愿意见你。沉默了一下，她又说：我们为昨天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B坦诚地问道：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女的说：我们让你等了半天，可是又把电话给挂了。就是说，我把电话给挂了。A想跟你说话，可我觉得时间不合适。B问：为什么不合适？说话的口气完全丢下了谨慎小心。女的说：原因有好几个，A的身体不太好……一打电话就特别激动……他正在工作，打断他不合适。B觉得女子的声音已经不年轻了。实际上，她在撒谎：根本不想找个更有说服力的谎言；再说，那个声音低沉的男子，她根本没提。尽管如此，B觉得她还是蛮可爱的。她像一个被宠爱的女孩一样撒谎，她事先就知道我会原谅她的谎话。另外，她保护A的方式让她更有魅力。女的问他：你在马德里还要待多久？B说：

见到A之后，我就走。女的说：好，好，好。（B听了以后毛骨悚然），悄悄地想了一会儿。B用着几分几秒的时间想像着对方的长相。结果模模糊糊，相当混乱。女的说：最好今天晚上来这里一趟。有地址吗？B说：有。女的说：很好。晚上八点，我们等你吃晚饭。B说：行。声音很轻。挂上了电话。

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B到处闲逛，像个流浪汉或者精神病患者。当然了，他没进博物馆，但是，进了两家书店，买了A最近出版的新书。接着，钻进一处公园里，读书。新书很吸引人，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哀伤。B想：A真是个好作家。想想自己的作品，被冷嘲热讽玷污，比起A的新作来差得很多。后来，晒着太阳，他睡着了。醒来时，公园里到处是乞丐和瘾君子。初看上去，他们好像在动弹，其实没动，但是也绝对不敢肯定他们是老老实实的。

B回旅馆去了。洗澡，刮脸，穿上来马德里第一天时的衣裳，因为是最干净的了，接着，再次上街。A住在市中心一座五层的老楼房里。他用门上的对讲机说话，一个女子的声音问他是谁。B说：我是B。女的说：请进！开门声一直响个不停，直到B进了电梯为止。甚至电梯上行的过程中，B都觉得开门声还在响个不停，仿佛自己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蜥蜴或者蛇的尾巴。

到了A住的楼层，A站在开门处等着他呢。A高大，苍白，比照片上略胖。笑容里带着些许羞怯。B立刻觉得支撑他来A家的全部力气顷刻间消散了。喘喘气，努力微微一笑，伸出手去。心里想：一定要避免别扭的场面，尤其是避免伤心落泪。终于，A说出一句：你好吗？B说：很好。【注解】[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著名诗人和领袖。[2]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的化名，他青年时期是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沉静、优美、幽默。通话

B爱上了X。当然是一场不幸的爱情。B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差不多跟一切热恋的男人所想、所说的一样。X跟B吹了。是用电话跟他说分手的。起初，当然啦，B难受啊。可是时间一长，像通常那样，就恢复正常了。正如电视剧里常说的，生活继续。岁月流逝。

一天夜里，B无事可做，打了两次电话后，跟X联系上了。他和她都已经不再年轻，从西班牙一头到另外一头的电话声音里就可以听得出来。再次萌发了友情。二人决定几天后再见面。双方都已经离婚，都有病，都有失意之处。B上车前往X所在的城市时，还谈不上爱情。见面的第一天，二人关在X家里谈各自的生活（其实，说话的是X，B只管倾听，偶尔提个问题）。但是，到了晚上，X邀请B同床共枕。B打心眼里不想跟X睡觉，但是，接受了邀请。B次日醒来时再次爱上了X。但是，他爱上了X吗？还是爱上了这个恋爱的想法呢？这种关系有问题，而且很紧张：X每天都有自杀倾向，她正在进行精神病治疗（吃药，吃很多药片，但是不管用）；常哭，而且无缘无故。于是，B要照顾X。他的照顾热情而无微不至，但是方法很笨。他的照顾是模仿真正爱人的照顾。B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试着要X摆脱精神压抑的状态，但结果把X领进了死胡同，或者X认为是死胡同。有时，B一人独处或者望着X的睡态时，心里也想：这真是死胡同啊。他试着把回忆失恋的往事当做解毒药，试着说服自己：没有X照样活下去，自己也能得救。一天夜里，X要求他离开。B上了火车，离开了那座城市。X还去车站为他送行呢。送别是亲热和绝望的。B坐的是卧铺，但是一直到很晚方才入睡。终于睡着以后，他梦见有个雪猴走在荒原上。那猴子走的路与他国接壤，可能失败。但他并不知晓，把机灵变成了意志：走夜路，寒冷的星星照耀荒原时才上路。B醒来时（列车已经驶入巴塞罗那地区的桑特斯站），以为理解了梦的意思（就算它有意思的话），他能怀揣着一点点安慰回家去了。当天夜里，他给X打了电话，讲述了梦中的故事。X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B再次给X打电话。次日又打。X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好像B每打一次电话，就距离过去越来越远。B想：我正在逐渐消失。她正在把我从心中抹去，她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干。一天夜里，B打电话给X，威胁说要上火车，第二天就到她家门口。X说：想都别想！B说：我马上动身。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通话了。我要见到你，望着你的脸说话。X说：我不会给你开门的。说罢就挂了电话。B什么也没闹明白。B在很长的时间里思索：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怎么可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呢？后来，他借酒浇愁或者到书里寻求安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半年后，一天夜里，B给X打电话。X用了好长时间才听出他的声音来。她说：啊，是你。X的冷淡简直叫人心寒。但是，B觉得X有话要说。B想，她听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岁月没有流失，好像我俩昨天刚刚说过话。B问：你好吗？说点什么事听听。X极其简单地回答一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B蒙了，又重新拨号。可是等到有声音回答时，B偏偏不说话。电话那一头是X的声音：喂，哪位？这一头不说话。那一头：请讲话！这一头沉默。时间——把B和X分开而B始终不明白的时间——在电话线里游走，缩小，拉长，B可以看到时间的部分特征。B不知不觉哭了起来。他明白X知道打电话的人是他。后来，他悄悄挂上了电话。

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平淡无奇，令人遗憾，但平淡无奇。B明白永远也别给X打电话了。一天，有人敲门。进来的是A和Z。他们是警察，要问他几个问题。B打听为什么要询问他。A执意不肯说。Z笨拙地兜了一圈子，说出了理由。三天前，在西班牙的另一头，有人杀死了X。起初，B精神崩溃，极度痛苦，后来才明白：自己是嫌疑人之一，生存的本能迫使他警惕起来。两个警察问他有两天的时间具体做了什么。B想不起来做了什么，那两天见过什么人。他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自己寸步没离开过家门，可是他没有证据。警察把他给带走了。那一夜，B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在询问的过程中，他以为警察会把他转移到X所在的城市去呢，奇怪的是，他觉得这想法有诱惑力。但最后没有转移。他们让他按下指纹，要他抽血和验血。B同意了。第二天放他回家。按照官方的说法，B并没有被逮捕，只是被请来与警方合作查清一桩杀人案。他一回到家中，立刻上床，很快就入睡了。他梦见了一片荒原，梦见了X的面孔。醒来之前，他明白了两个梦是一回事。很容易就推测出：自己在荒原里迷路了。

晚上，他把一两件衣裳塞进旅行袋里，向火车站走去。到了那里，登上了一列开往X所在城市的火车。途中，从西班牙一端到另外一端，他无法成眠，决定想一想此前自己能做什么而没做，想一想本来可以给X的而没给的东西。他还想：如果是我死了，X会不会也坐火车去看我呢？还想：因此活着的恰恰是我。途中，由于失眠，他还第一次欣赏X的实际身高，再次对X产生爱慕之心，很瞧不起自己，尽管不乐意，尽管是最后一次。到站后，天很早，他直接去X的弟弟家里。X的弟弟吃了一惊，有些慌乱，但是，还是请他进门，请他喝咖啡。X的弟弟刚刚洗过脸，正在穿衣裳。B发现他并没洗澡，只是洗洗脸，头发上抹抹水。B接受了咖啡，告诉对方：自己刚刚得知X被害的事情。还说警察传讯了他。他请对方讲讲发生了什么事情。X的弟弟一面在厨房里煮咖啡一面说道：“事情很糟糕。可是我看不出这一切跟您有什么关系。”B说：警察以为我可能是凶手。X的弟弟哈哈笑了。他说：“你的运气一向不好。”B想：真奇怪，他怎么跟我说这个呢！活着的恰恰是我。不过，他还是感谢对方相信他是清白的。后来，X的弟弟要去上班了。B就留在他家了。片刻后，他感觉筋疲力尽，就沉沉入睡了。X自然而然又出现在了他梦里。

醒来时，他以为自己知道谁是凶手。他看到了那张脸。当天夜里，他跟着X的弟弟出门去喝酒。进了一家又一家酒吧，说些家长里短，无论多么想一醉方休，就是没醉。二人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空空荡荡。B说，他给X打过电话。可他没说话。X的弟弟说：你为什么这么干？B说：我就打了一次。但当时我就明白了：X经常接到这种电话。B说：她以为是我。明白吗？X的弟弟问道：凶手就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吗？B说：正是。当时，X以为是我。X的弟弟皱皱眉头，说道：我认为凶手是我姐姐从前的哪个情人。追求我姐姐的人很多。B想：还是不答为好（他觉得X的弟弟什么也没弄明白）。二人默默地一直走到家中。

在电梯里，B想吐。他说：我想吐。X说：忍一忍！很快穿过走廊，X的弟弟开了房门。B飞也似的蹿进去找卫生间。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他又不想吐了。他在冒汗，胃痛，可是吐不出来。马桶盖是掀开的，像是一张大嘴在嘲笑他。洗把脸，照照镜子，发现脸色白得像纸。那一夜剩下的时间几乎没睡着，试着看看书，一面听着X弟弟的鼾声。第二天，二人道别。B回巴塞罗那去了。他想：再也不来这座城市了，因为X不在这里了。

一周后，X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他：警察抓住了凶手。弟弟说：那小子经常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姐姐。B没吭声。X的弟弟说：是她过去的情人。B说：知道这事我很高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接着，X的弟弟挂上了电话。B孤独一人了。

毛毛虫

他头戴草帽，嘴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看上去像条毛毛虫。每天上午我钻进克里斯塔尔书店乱翻书时，总是看见他坐在白杨树大街旁边的长凳上。每当我抬头看看玻璃窗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在树丛中，静静地望着天空。

我估计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我每天上午八点半到达。他总是老早就坐在一条长凳上了，无所事事，抽烟，看天。从来没看见他手里拿着报纸、点心、啤酒、书。从来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说话。有一次，我从法国文学书架旁边看看他，心里想：他大概睡在白杨树大街的什么长凳上，或者临街的某个屋檐下。但是，后来我推测，他穿得干干净净，不可能睡在大街上，估计住在什么附近的小公寓里吧。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跟我一样，是个习惯性的动物。我习惯早起，跟父母、姐姐一起吃早饭，假装去上学，搭乘一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午的前半段看书和闲逛，下半段看电影，带点性爱的影片。

我常常在克里斯塔尔和索塔诺两家书店买书。如果钱少，就去克里斯塔尔，因为那里总有特价书。如果钱够，就去索塔诺，因为那里总有新书。如果没钱（常有此事），就不管哪一家，偷书。总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去这两家书店是“必修课”。（索塔诺就是地下室的意思，位于白杨树大街对面的一处地下室里）。有时候，书店还没开门，我提前到了，就找一个流动小贩子，买一个火腿饼和一杯芒果汁，等候商店开门。有时，我在白杨树大街旁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就是那种隐蔽在树丛中的长凳，开始写东西。所有这些活动大约持续到上午十点半。这之后，市中心几家电影院的早场就要开演了。我爱看欧洲电影，有时灵感一来，也不歧视新的墨西哥色情片或新的墨西哥恐怖片，场合反正都一样。

看得最多的电影，我想还是法国的一部吧。故事说的是两个姑娘一起居住在郊外。一个金发；一个红发。金发姑娘刚刚被未婚夫抛弃，就在痛苦的同时，还有身份问题没解决：她认为自己爱上了室友。红发姑娘比较年轻，比较天真，比较不负责任，就是说，比较幸福（尽管那时我也年轻，也天真，也不负责任，可是却感到极不幸福）。一天，有个逃犯悄悄溜进了她俩的家门，把她俩给绑架了。奇怪的是逃犯闯入的时候，恰恰是金发和红发做爱之后，金发决定自杀的那个晚上。逃犯是从一扇窗户钻进室内的，他手持刀子，悄悄走遍了整个单元，最后闯入红发的房间，压倒了她，捆上了手脚，问她房子里一共住了几个人。红发说：只有她和金发。逃犯堵住了她的嘴巴。但是，金发不在她自己的房间。逃犯开始搜查，时间越长他越紧张，终于他在地下室里发现了金发正躺在地上，已经昏迷，显而易见的是她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这个逃犯不是杀人犯，至少不是杀害女人的家伙。他救下了金发姑娘：强迫她呕吐出来，给她煮了一大杯咖啡，强迫她喝牛奶，等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两个姑娘和这个逃犯开始亲近起来。逃犯给她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抢过银行，蹲过监狱，同伙把他的妻子给杀害了。这两个姑娘是歌舞厅的演员，不知道是一天下午还是一天夜里了，她俩拉上窗帘，给逃犯表演：金发姑娘身穿漂亮的熊皮；红发姑娘假扮女驯兽师。起初，狗熊是听话的，但是后来造反了，动手动脚，一点点剥光了红发姑娘的衣裳。最后，红发全裸，被打倒在地，狗熊扑了上去。不是要杀死她，而是做爱。接着怪事来了：逃犯看完表演后，没爱上红发，而是爱上了金发，就是说爱上了狗熊。

结局可以预料，但不乏些许诗意：一个雨夜，逃犯杀死了以前的两个同伙，带着金发姑娘逃跑了，目的地不详。红发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看书，给逃犯和金发姑娘足够的时间走远，然后才报警。等到我第三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才发现红发姑娘看的是加缪的《堕落》。我还看过一些风格差不多的墨西哥电影：被凶狠但骨子里善良的人绑架的女子；绑架了年轻富婆的逃犯，经过一夜情后，被乱枪打死；美丽的女用人从零开始，经历了各种犯罪阶段，进入了权贵高层的领域。那个时候，丘鲁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几乎都是色情惊悚片，但是也不乏色情恐怖片以及色情喜剧片。恐怖片一直遵循墨西哥50年代建立起来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如同墨西哥壁画艺术派一样深深地植根于墨西哥大地上。他们崇拜的偶像从圣徒、科学狂人、乡下的吸血鬼到无辜女孩（打扮成现代裸体模特，特别由北美、欧洲、阿根廷不知名的女演员演绎出来，性交的场面差不多都加以掩饰，残酷的程度都在滑稽可笑的范围内，有些地方是难以避免的）。我不喜欢色情喜剧片。

一天上午，我在索塔诺书店里找书的时候，发现白杨树大街里侧在拍电影。我出去看热闹。我立刻认出了演员里面有雅格丽娜·安德[1]莱她独自一人，望着左侧的树丛，几乎一动不动，好像在等候什么信号。在她周围竖起了几盏聚光灯。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闪出要她签名的念头，可从前我对名人签名一直不感兴趣。我等着她拍完电影再说。有个家伙走到她身边。二人说话（那家伙是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塔尔索吗？）。那家伙嘟囔了几句什么，然后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路走远了。雅格丽娜犹豫了一下，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她刚好冲我这个方向走来。我也迈步向她走去。走到中间，我俩相遇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简单：没人拦住我的路，没人对我说什么，没人插在我和雅格丽娜中间，没人问我在那里干什么。雅格丽娜在与我相遇前，停步，回头，看看摄制组，好像在倾听什么，其实，没有技术人员跟她说话。随后，她继续前进，神情依然悠闲自得，方向是美术馆。我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步，问好，请求签名，一发现她即便穿着高跟鞋也身材矮小的时候，连忙掩饰起我的惊讶。刹那间，周围只有我和她，心想：完全可以绑架她嘛。仅仅一想这种可能性就吓得我毛骨悚然了。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她的金发里有我不熟悉铅灰色（大概是染发的结果），眼睛很大，很甜蜜，呈杏仁褐色。说甜蜜不对，应该说宁静，令人惊叹的宁静，仿佛吸了毒品，或者像是做了脑电图，或者是个外星人。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

她说：笔,签名用的笔！我在外衣口袋里找到了一支圆珠笔，请她把名字签在《堕落》的首页上。她把书拿过去，看了一会儿。她两手很小，很瘦。她问：怎么签？签“阿尔贝·加缪”还是签“雅格丽娜·安德莱”？我说：随你便。尽管她视线没离开《堕落》，我发现她在笑。她问：你是学生？我答：是的。那你不去上课，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永远也不会回去上课了。她问：你多大了？我答：十六。父母知道你不上课的事吗？我答：当然不知道了。她说：有个问题你还没回答呢。说着视线从书上抬起来盯着我的眼睛。我问：什么问题？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又说：我年轻时逃学是为了去弹子房或者保龄球场。我说：我是看书和看电影。再说了，我这不算逃学。她说：你已经逃学了。这一次笑的人是我。她问：这个钟点看什么电影？我答：什么都有。也有你主演的影片。这话好像她不爱听。她又看看书，咬咬下嘴唇，瞅瞅我，眨眨眼睛，好像眼睛在疼。后来，她问我的名字。她说：好吧。那就签名吧。她是左撇子。她写的字很大，不清楚。她把书和笔递给我说：我得走了。我俩握握手。她转身沿着白杨树大街，朝着摄制组的方向走去。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身影，看见有两个女人从五十米开外向她靠近。那两个女人身穿修女服，像是墨西哥修女，她俩把雅格丽娜拉到一棵杉树下去了。后来有个男子走过去说话。接着，四个人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远了。

雅格丽娜在《堕落》的第一页上写道：“给阿图罗·贝拉诺，一位被解放的学生，雅格丽娜吻你。”

忽然间，我感觉在书店里没劲，看书没劲，闲逛没劲，看早场电影没劲（尤其没劲）。首都市中心上空出现了一大片船头形的云，与此同时，城北响起了头一阵雷声。我明白雅格丽娜正在拍摄的电影已经被迫在眉睫的雷雨给打断了。我感觉孤独。片刻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向何处去。就在这个时候，“毛毛虫”过来跟我打招呼了。我猜测，多日以来，他也一直在注意着我。我转过身去。他依旧坐在老地方：那条长凳上，清晰可见，头戴那顶草帽，身穿那件白衬衫，绝对真实可信。摄制组的人员一走，我吓了一跳，发现原来的舞台有了微妙但根本性的变化：如同海平面敞开一个口子，现在可以看到海底世界了。空空荡荡的白杨树大街就是海底，“毛毛虫”就是海底的珍宝。我也冲他招招手，大概我还说了一句空泛的评论。大暴雨下来了。我俩一起离开了白杨树大街，朝着伊达尔戈大道走去，后来沿着拉萨罗·卡德纳斯大街走到秘鲁大街。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模糊不清了，好像望着雨水冲刷街道的情景，同时看起来又特别自然。那家酒吧名叫“山茶花”，里面挤满了玛丽阿芝乐队的队员和女歌手。我要了一些玉米辣椒肉馅饼和一瓶啤酒。“毛毛虫”要了一瓶可口可乐。过了一阵子（时间不太长），他从一个流动小贩手里买了三个大海龟蛋。他想谈谈雅格丽娜。很快我吃惊地发现，“毛毛虫”不知道雅格丽娜是电影演员。我告诉他：她恰好就在这里拍电影呢。可是，“毛毛虫”一点也想不起来什么摄制组人员什么道具了。雅格丽娜出现在“毛毛虫”所在的长凳位置的小路上的情景，把一切都给抹掉了。雨停后，“毛毛虫”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交了钱就走了。

第二天，我俩又见面了。从他一见到我时的表情上看，我以为他还没认出我来，或者是不愿意跟我打招呼。不管怎样吧，我还是走过去了。虽然他是睁着眼睛的，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他很瘦，除去四肢外，肌肉显得松软，甚至软塌塌，如同那些不再锻炼的体育运动员一样。不管怎么说吧，他的松弛是精神多于肉体。骨架小，但结实。很快我得知他是北方人，或者是在北方住过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回事。他说：我是索诺拉地方的人。我觉得奇怪，因为我祖父也是那里的人。“毛毛虫”对此感兴趣，想知道我祖父是索诺拉哪个地方的人。我说：圣特莱莎的。“毛毛虫”说：我是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一天晚上，我问父亲是不是知道比利亚维西奥萨。我父亲说：当然知道。距离圣特莱莎没有几公里。我让父亲讲讲比利亚维西奥萨。父亲说：是座很小的村庄，住户大概超不过一千人（后来我知道不到五百人）。相当贫困，生计来源很少，没有工厂。我父亲说：这个村子注定是要消失的。我问：怎么消失？我父亲说：因为移民，人们纷纷去圣特莱莎、埃莫西约这样的城市，或者去美国。我把这话说给“毛毛虫”听，他不说同意，其实，对他来说，“同意”或者“不同意”没任何意义。“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但并非那种不尊重别人的人，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者也许仅仅是倾听，随后，由于注意到了与别人不同的领域，就忘记了听见的话。他的声音柔和而单调，但有时也抬高嗓门，于是就像模仿疯子的疯子。我一直弄不明白他是有意为之、是他自己才能明白的一种游戏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他不得不如此，抬高嗓门仅仅是心情乱糟糟的一部分。他坚信比利亚维西奥萨是那个古老村庄的延续；他还相信周围经济的落后与对这座村庄的侵害、就是我父亲说的对这座村庄的存在构成的威胁。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弄明白的。

他不是个好奇的人，但很少有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有一次，他看看我抱着的一摞书，一本一本地翻阅，好像很吃力，或者像是不认字。后来，他对我手中的书再也不感兴趣了，尽管每天我都拿着新书出现。有时，也许他拿我当老乡了吧，就谈谈索诺拉，其实我不大熟悉那里，仅仅为给祖父送葬才去过一次。他历数那里的村镇，什么纳格萨利、巴格阿切、富隆特拉斯、伊达尔戈镇、巴塞拉克、巴维斯佩、黑水村、纳克。对我来说，它们有着同样的含金量。他还说到小纳克萨利和巴卡的瓦切地区已经消失的村庄，在边境附近，靠近奇瓦瓦州。说着，不知为什么，他捂住了嘴巴，好像要打喷嚏或者打哈欠。看样子他走过和露营过所有的山脉：帕洛马斯山、谢内基塔山、吉哈斯山、拉马德拉山、圣安东尼奥山、西部塔山、杜马卡高丽山、协力塔山（已经属于亚利桑那州地界）、古爱娃山、奥奇塔吴爱卡山（奇瓦瓦的东北部）、拉珀拉山、拉斯塔布拉斯山南部，通向锡那罗亚州、拉[2]格洛里亚山、埃尔比那卡特山西北方向，像是要去下加利福尼亚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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