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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兆良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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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艺事试读：

自序 风中的承诺——演出十二年琐记

夜色阑珊，霓虹灯闪耀。亚运村的一家饭店大厅内，人头攒动，桌上杯盘狼藉，无数人在吞云吐雾，一片香烟缭绕。大厅北侧搭了一座小台，前面放着两个不时嗤嗤作响的麦克风，一位老先生正带着我说相声。虽是吃饭的地方，但一老一少身着长衫在那儿一站，大都觉得很新奇，所以“给耳朵”。

那天我激情澎湃，一段《八扇屏》气口上虽然不准，但当时身体状态不错，倒也酣畅。见“底”了，我心中暗喜，这场活总算圆满。恰在此时，正对着台的头一桌站起了一个人，他瘦得像麻秆，戴着眼镜，嘴角挂着令人恶心的坏笑：“你们这俩孙子先别说了。”他指了指坐在中间的一个人，那人长得臃肿肥硕，留着平头，嘴唇外翻，嘿嘿地笑着，一望便知，是黑道中人。“麻秆”说：“我们老板今天过生日，让你们捡个便宜，说一百句祝寿的话，给你们五百块钱。”周围的七八个人一起鼓掌，冲我们吼道：“妈的，快点！快点！”

老先生侧过头来看着我，表情好像在问“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的确幼稚，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打架。但对方大约十个人，我知道，这些人几乎每个随身都佩匕首。当然他们也有所顾忌，动手的时候，大拇哥掐在刀尖往下一寸多的位置，扎在人身上横着一豁，能把肉揦开，却不伤里面的内脏。不过，这是在道上混了多年的老流氓才懂的，初入江湖的“生瓜”，根本没有这种“寸量”。

敢陪我打架的伙伴那天都不在，若动手，我一个人是净等着吃亏。当时自己内心的感觉，竟不是恨这些挑事的人，而是恨自己的犹豫、迟疑。我当时真傻，在台上骂了一句“说你姥姥”后，转身就往台下跑，不用回头，听声音就知道那些人扑过来了，同场的老先生冲我大喊：“小祝，快关门！”我冲进后台，把门“咔吧”锁上了，紧跟着门外就是凿门、踢门、谩骂的声音，我真是个孩子，当时心很慌，从饭馆的后门一溜烟儿跑到了大街上。

过了大概一个钟头，才转回来，刚进后台的门，迎面就碰见那位老先生，他狠狠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撸了一把，“小兔崽子，你跑了，把我扔里头了！”我问：“大爷，吃亏了？”老先生抖了抖身上的袍子，“看看，扣儿都扯掉了。”我连忙说：“回头我给您做件新的吧！”他用手拍拍我的脸：“哈哈，当真啦，大爷跟你开玩笑呢！”听他说这话，我心里有一阵儿发酸。很多人觉得曲艺圈的人坏，其实大错特错，真正干这一行的人，都是极仗义的。

人品坏的，都是假充内行，是圈外人，但滥竽充数的太多了，真的就变成假的，假的倒叫人以为是真的了。几个后台的阿姨也围过来，嘱咐我：“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多留神！”饭店的老板走进来，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他手里拎着一条挺大的钢板尺，先在桌子上“啪啪”抽了两下，嘴上动了动，听不清说什么，好像是在骂我，然后大吼道：“滚吧，我这儿不用你了！”1998年，那年我十八岁。

有人误以为，我的家境一定不好，因为生活所迫，才跳进这个火坑。其实，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家里也不在意我往回拿了几个钱，我从小衣食无忧，从未体会过囊中羞涩的感觉。之所以做这一行，纯粹是因为喜欢。至今，对于影响我选择这门艺术的那一段背景我仍然记忆犹新。

十八岁那年夏天，一日天出奇的蓝，我独自一人骑车到了紫竹院，公园外的铁栏杆下有一条小河，两岸是绿草坪的堤坡，一座朱红色的小桥横跨河面。这一片风景，我仿佛在梦里见过。我把车支好，顺着堤坡走到河畔，见碧波荡漾，河面泛起层层的小浪花，我陶醉了，觉得人世间极致的幸福莫过于看着这一番景致。河中有鱼，黑黑的，如梭般穿过。我脑子里想着，怎么才能将它们捉上几条。我侧头向不远处望去，约二十米处，有个老妪望着我。她冲我笑了笑，走向我，说话的声音像眼前的河水，“你的相貌特别，愿意的话，帮你看看？”我说：“抱歉，没带零钱。”“不要钱。”“……好。”我把脸扭过来，朝向她。她含笑不语，过了片刻，说：“看看你的手。”我递出左手她略一摇头：“右手。”

我换过来，她没用手接，却说：“很软。”我问：“好还是不好？”老妪说：“外表文弱，却爱冒险，这样的脾气，早晚会成就一番事业。”“什么时候能成？”“别急，越晚越好，懒惰些，不过……”我说：“你说吧，我能扛得住。”“你脸色不太好，天生肾气单薄，肝火倒旺。记住，洁身自好，不然，你这一生，成也在女人，败也在女人。”“多谢您指点。”老妪极自然地问：“现在几点？”我看了看表，“四点半。”她脸上有些着急，“我女儿还在家等我呢，附近怎么没有公交车啊？”这些人情世故我还是懂的，掏出二十块钱给了她，她冲我一竖拇指：“小伙子，你一定能成事，因为你不在乎钱，记住，要能忍！再见。”她转身往前走，倒背着手，把钱掐在指间，渐渐远去了。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些害怕。

一个月后，我在街边看到一家洗浴中心招聘演员，壮了壮胆走了进去，有人马上向我鞠躬行礼，一个气质沉静的女人接待我。她的办公室里，光线暗淡。她身穿黑色的套装，不算很漂亮，但一双眼睛摄人心魄，不知是谁的禁脔。呼吸间，有幽兰的香气，她坐在我对面，身体下的沙发吱吱作响。“祝先生，”当时很少有人这样称呼我，她说，“我也很喜欢听评书，每天中午都听。”“噢，你喜欢听谁？”“那个……梅兰芳。”“哦……”我懒得去修正她，此时再看她，已经是个毫无魅力的女人了。

她带着我先在楼里转了一圈儿，有按摩女郎从身边走过，她们把双手搭扣在一起，向我点头行礼，只是双眼无神。我记得有人说，做这种职业先要把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她们不需要所谓的解救，因为喜欢这种麻木的感觉。

一层是浴池，二层是休憩的茶室，三层是桥牌室。当时我觉得这儿很不错，环境优雅，所有工作人员都彬彬有礼。大家都管那个女人叫“刘总”。刘总向我歪歪头，指着茶室内一个小舞台说：“以后你们就在这儿演。”这时我才注意到舞台前面有十几张躺椅，我皱了一下眉，刘总察觉了，“怎么？”她问。“没事，先试试吧。”“记得，明天晚上八点之前来上班啊。”她把公文夹挡到脸上，吃吃地笑了两声。

我问：“笑什么？”“没有，没有，还没听你说呢，光看你，就觉得逗。”多年后，有个朋友向我提起这个女人，“她很讨厌你，说你骨子里有股‘狂劲儿’，背地里常骂你。”我说：“我算老几？她犯得上在我面前装吗？”“呵呵，她也常说‘天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另外，毕竟你是北京人。”

若现在有人问我该如何创业，我一定会劝他少读书。读书太多的人，一定没手段。这个场所聚集了各种演员，表演流行歌曲、京剧、曲艺、魔术、杂技。演员们见面个个嘻嘻哈哈，背地里却互相骂娘。

若谁在台上演“泥”（术语，演出失败或反响不好）了，马上就有人上报给刘总。有一次她对我说：“在台上放开点儿演。”我知道有人在她那儿“点”了我，我做了些调整，总算挽回了一些局面，才没被开了。并不是为了钱（那时一场挣八十），而是怕自信心受挫。演员赔了钱可以再赚，自信心若伤了，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当时在台上最火的是个唱二人转的演员，大伙儿叫她“胡姐”，四十多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她的头发枯黄，眼下浮肿，脸上、脖子上抹着厚厚的油粉，体形肥胖臃肿，走起路来有些蹒跚。

胡姐说话时声音嘶哑，但不管讲的事情如何令她气愤，却从未听她带过一句脏话，听人说，她原来是上过大学的。每次我走进后台，总会看到她坐在圆凳上，身上汗津津的，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手里拿着一把绣花的小折扇，呼哒呼哒地扇着。看到我，她眯起眼，点头笑笑，说：“来啦？”我对她既无好感，也无恶意，只是觉得她在台上太不拿自己当人了。她唱的二人转不算地道，最拿手的是《十八摸》，但还是有走音的地方，却善于和观众“互动”。

每唱这段，都要叫上几个人联合演出。那些人对她动手动脚，她则故作羞态。台下有人起哄，下流的言辞不堪入耳。为保住“最佳地位”，她想尽一切办法。记得有一次，她叫几个保安搬上来一个长条沙发，对台下的人说：“大家看过台湾的七十二式吗，哪位愿意上来和我一起表演一下？”有不少男人纷纷举手，然后在左侧排成一队，轮番与她“合作”。她是台柱子，刘总却一直对她不屑。她经常苦巴巴地要和领导说点儿事，可刘总总先伸出胳膊把她挡住，然后捂住鼻子，说：“你就站这里，别离我太近，说吧！”

有一次，她的举动令我惊讶不已。那一天我去得稍早些，门虚掩着，我穿着运动鞋，声音大概很轻，我进门，她没有察觉。只见她双手按住化妆台，身子向前倾着，睁大眼睛看着对面的镜子，然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揪扯着头发，跟着开始抽自己耳光。她大概是从镜子里看到我站在她背后，马上停止了动作。也许是为逃避尴尬，她把长头发拢到了脸前，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我懵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该出去！此时她突然嘿嘿地笑了出来，“被你看到了，小祝，姐不是不要脸，我儿子比你小不了两岁，他要上大学了，家里没钱啊……”她随后便呜呜地哭起来。我说：“哦，我去背背词儿。”

演员里，我那时是最不受观众欢迎的一个。通常情况下，我会被安排在整场演出的中间的位置，让观众有方便的时间。

我也并不在意，只当是对自己心智的磨炼，而且的确有效，在台上比从前“稳当”多了。在这一行里，一些膏粱子弟、名门之后，他们去电视台录像，台下配合的是虚拟的掌声，或者到哪个高等学府演一场，不管说得如何，现场一定火爆。但若在无人“保护”的环境下，场下稍有骚动，他们就会六神无主，稍错一句“纲”（话）（术语），就不知道后边如何接了。

他们所缺的是对心灵的蹂躏，有人把你的尊严踩在脚下，你就有机会在羞辱中得到涅槃。古人有句话说得很辨证——人贱才可无畏。那一晚，八点多了，还很冷清，观众席里空无一人，有演员撺掇着干脆去打牌。这时有一位刚刚“出浴”的大人物，据说是什么局的副局长，有人告诉他，二楼还有演出，要不要看。他说当然要看，于是搂着一位女郎窝在躺椅上。刘总说，不能得罪他，要演。有几个演员轻声嘀咕了几句，然后，一位练杂技的眨了眨三角眼，用手指指我，对刘总说：“让评书先上吧！”刘总看看我，说：“你们演员之间的事，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被推上台。这位大人物大概以为演员里会有女色，我一上来，他便有些倒胃，好在怀里搂着一个。以他的权势，这女人应当是他挑的。

要知道，男人的品位有所不同。他搂着的“小心肝儿”，激不起我任何的欲望。那女郎穿着黑色的比基尼，只一侧有吊带，脖子短粗，猩红的嘴唇一直在嚅动着，不知在和副局长说着什么。唯一的亮点是一部肥臀，副局长揉捏着，她则用手拍着客人的肩膀，好像在说：“你真坏，你真坏。”我在台上都替他们不好意思。说了十五分钟，二位可能一句也没听。侧面的楼窗开着，一阵凉风吹过，也许是觉得有点冷，他侧身把头压在女人的胸脯下，口中说“真热乎”。

我心里多少有点来气，说书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大了，这下搅了客人的雅兴，他扭过头来，冲我大吼道：“小点儿声，妈的！”我已不是一年前的我了，这时觉得很轻松，走下台，来到棋牌室，告诉那几个正在用十块钱“豪赌”的演员：“我被哄下来了，你们上吧。”几个人把牌往桌上一扔，低声地骂着我，各自转动心思，要推出下一个倒霉蛋。这时，胡姐一拉我，“走，姐请你吃羊肉串儿。”

我点点头，说了一声“等我一下”，把湿透的大褂儿脱了，只穿背心，随着她走出后门。门外路边，支着个羊肉串儿摊子，胡姐买了二十串儿，分给我十三串。我说：“姐，买得太多了。”“你还小呢，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多吃。”胡姐转身，用手扶着膝盖，慢慢坐在台阶上，“小祝，做这一行要厚脸皮，别人说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等以后发达了，他们自然就会来巴结你。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说：“姐，哪里不一样？”“你肯钻啊，而且你也不笨，有自己的想法。”“姐，给我提提意见吧。”她扬起头，一边咀嚼，一边在想。“眼神，眼神不太好，不聚光，要练，每天多盯着一个地方看。”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从小到大老不合群儿的原因，为什么自己总看到人的缺点呢？夜色中，胡姐的眼睛仍旧浑浊，却能“说话”。“还有，声音也不太好，显得不饱满，你身体弱，可以多做做仰卧起坐，跑跑步。”她嘿嘿地笑：“你不要以为我很那个的，其实有些道理我也懂的。”她拍了拍胸口，“我老家在江西，我是老三，我家就我一个闯出来了。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场面也见过一些的，小祝，实话实说，这里算不错哦，我想在这里多干一段。”

她说的是实情，我见到过，在寒风中，立交桥下，十几个北漂艺人在等着，隔一两个小时，会来辆面包车，“穴头”打开车门，高嚷着“要杂技，魔术，再来仨唱歌的，三十，快点儿”。艺人们往车里挤，能上车的不是技艺最高的，而是力气最大的。经常为上车，艺人们大打出手，有人争得头破血流，只为了三十块钱，为了能吃几顿饱饭。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电视上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后，所谓文艺演出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胡姐说：“做了这么多年了，姐看过的人不少，小祝，你是有天分的。”这时，她把肉吃完了，把晶亮晶亮的签子举过了头，挥了挥，突然提高了几个调门：“小伙子，努力啊！有希望！”数年后，从别人口中得知，胡姐死于胰腺癌，终年五十一岁。那个被她供养上了大学的儿子，一提起母亲，便会暴怒大吼道：“我哪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妈！”

这才是天下最了不起的母亲。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听到过侮辱谩骂，曾见到过冷眼怒目，当我面对邪恶心存恐惧的时候，当我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开的时候，总会回想起那一幕——凉风习习的夏夜，胡姐坐在台阶上，把晶亮的签子举过头，挥动着，冲我大喊：“小伙子，努力啊！有希望！”

一个月后，刘总找我谈话，她说：“我不是说你的评书讲得不好，但确实是不符合我们的环境。”我说：“好的，我懂了。”她把公文夹抱在胸前，仿佛一直在用它保护自己，嘴角挂着微笑。记得那时她常教导我，“你在台上怎么不会笑呢？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她当时的笑容，散发出的腥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多给你一次演出费，记住我就是你姐，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说话间，她把钱放进我的上衣的口袋。“谢谢。”我学她的样子，歪歪头，笑了笑，退出屋门，把钱放在地上，说：“刘姐，我走了。”气得她直跺脚。夜市上，人潮汹涌，讨价还价的声音令人烦躁。我觉得，在这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是有所得的。人可以通过看清别人，来了解自己。

此后，我在京城内辗转，不算夸口，所有的专门的曲艺演出场所，我都登过台，那时没拜师，因此，饱受欺凌。后台鱼龙混杂，这里有个怪现象，你越是对人谦和有礼，别人就越敢和你拍桌子瞪眼。终于，我明白，尊重下三滥，就是在贬低自己的人格。我学会了张嘴骂人。有时，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是有效的。和人打架不可动气，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宁可别打。要有心计，与人动手是有目的的。行有行规，下贱之人与世间道德相反，比方说在后台有人拿你的父母开玩笑，你若翻脸，别人还会说你是“空子”。最好的处理方法是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笑笑，叮嘱他“注意安全”，然后转身离开。这样，他摸不着你的底，心里就会一直忐忑。我还是认为，人前挑衅，背后总去搬弄是非的人，大多是自认为是内行的外行，他们在台上绝没什么真本事，只好去钻营这些。真正的曲苑中人，深沉儒雅，可与大学教授比肩。我曾出入于夜总会、娱乐城，演完了，给多少是多少，不给，我拔腿就走，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真打起来，吃亏的一定是你。但有些场所根本不拿演员当人，我那时狂热地健身，为的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保护自己。

我曾在各种曲艺小剧场待过，对这些剧场也算是颇有心得。若论曲艺的专门剧场，自德云社之前，北京也曾开设过很多，有些能坚持一两年，大部分数月就草草收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院团保守主义。一个团体承包一个剧场，本身就缺乏“叫得硬”的节目，但不希望请外援，因为角儿怕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2.演员流动性过大。曲艺演出需要捧角儿，次次走马换将，观众怎么去捧？

3.活路太窄。有的人说相声只会三段，他在专业团体，其实是“空子”，更要命的是，不会又不鼓励创新作品。

4.演员之间互相倾轧，管事的难以协调。

5.剧场方变本加厉地盘剥。

6.“杵头”（演出费）分配不合理。不管水平如何，所拿的酬金都一样，或论资排辈，青年演员受压制，才华得不到施展。

那时，每到周末下午，我必然要到剧场观摩。我说过，真正的行内人是讲义气的，常常靠他们把我带进去，若没有熟人，则会很狼狈。我也知道，每个园子少人看管的侧门在哪里，有时候，我可以从废弃的下水道钻到后院，再挂着一身脏泥出现在观众席。我和一些门口售票的大姐也认识，在没有领导监督的时候，她们悄悄冲我瞟一个眼神儿，我便像条游鱼似的，贴墙溜进包厢。那里价格昂贵，通常是没有人的，演出间隙，她们还会往里给我扔俩橘子。

每看一场高水平的演出，我都像充电一样。优秀的演员会有一种魅力磁场，他站在台上，观众就会感到滋润身心，作为要当演员的我，则受到他们气质的熏染。在湖广会馆，我曾见识过单弦大家张伯扬的儒雅风度；在北京音乐厅，我为姚雪芬老师情真意切的乐亭大鼓感动得落泪；在前门广德楼，袁阔成先生的神完气足，令我心潮澎湃。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一代的演员，都曾受过一个人的影响，那便是后来威名远震的郭德纲。初见他，是在西琉璃厂的京味茶馆，在我的记忆里，那原本是个相声爱好者自娱自乐的场所，直到来了郭德纲，才有了大批真正的观众。当时为他捧哏的是王玥波，还有个叫王昊的演员，很有书卷气，后来看不到了。

郭德纲那时二十多岁，梳着三七分，演出的风格和现在大不一样。他是第一个让我乐得肚子疼的演员，但如今，他早已远远地超过了这个阶段，日臻化境。一段相声乐得次数过多是不对的，真正的大师，懂得“笑的生理规律”，当中要让观众有缓冲，并且会考虑整块活的完整性，但他那时的水准，已可让很多主流演员膜拜。真正抖响的包袱，像是在观众席里扔了个炸弹，“嘎”的一声，再四散而开，没抖响的包袱，观众会发出“嗤嗤”的声音，郭德纲没有不响的包袱，但常是两个“嘎，嘎”落在一起。

他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在台上还可以如此活络，如此机智，最重要的，他对艺术的热忱感染了所有人。有人说，郭德纲是为钱才说相声的，但若没有对这门艺术融入血骨的爱，他会在那样困苦的日子里坚持十年？你坚持一个让我看看？由于复杂的原因，他后来离开京味茶馆，几年后再见他，是在广德楼。我在后台侧幕看了他一场演出——观众瞧不见他的后背，全是湿的。

在他两脚周围，木质的台板上撒了一圈儿的汗，但他的激昂，让你相信，那一刻他是幸福的，虽然，观众席里只有十几个人。等到他下场了，我发现，他的气质有了明显的变化。脱下长衫，身上像洗了澡似的。他个子矮小，精神气儿却显得凛然挺拔，令人看着心头一振。男人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呢？就是为自己的事业拼搏得大汗淋漓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他倾倒。

有人觉得，郭德纲身上有“江湖气”，其实，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江湖？那里深藏着一门高深的处世哲学。有位老艺人，在自己食不果腹时，穿得比谁都讲究——几千元笔挺的西装，老人头棕色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梳着背头，令人望而生畏。在火穴大赚时，我穿着皱皱巴巴，袖口上还有洞，故意几天不洗脸。业内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意经。但郭德纲无论是穷困之时，还是在成功之日，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管别人是不是瞧得起我，我自己尊重我自己”。其实，他身上毛病也挺多，尤其是那一张利口，但我赞同孔庆东老师的话——郭德纲，是个英雄。

很长时间，郭德纲面前如有一座高山，就一个人向上攀爬，周围有无数只脚想把他从半山腰踹下去，他隐忍着，咬着牙，被踹下山底，再重新往上爬。我曾看到过他所受到的排挤、打压，在他未见起色时，不用说权势之人，剧场里的一个电工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刁难他。今天他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往后的贫寒之家，在教育儿孙时可以说：“咱们家虽然没钱、没权，但不用看着别人眼儿热，人要靠自己，知道吗？以前有个郭德纲，就是靠自己的奋斗出人头地的！”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比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强呢？

我是一名铁路工人，由我干爹（业余相声演员史书度）的推荐，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曲艺团的一员，时常随团上山下乡。

有一年大年初一到初五，凌晨六点就要爬起来，骑自行车到东直门公交车站，坐9字头的车奔顺义。车厢里，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乘客，往外看，黎明之际，我还挺困的，但不敢睡，否则会感冒。我把脚后跟悬起来，坚持一会儿，增加热血循环，不然脚会冻得很疼。车过了几站，刘捷大哥（侯耀文先生弟子，当时文化宫曲艺团负责人）和李然（今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就上来了。我们分配好“场口”（节目顺序），就开始胡聊，李然爱下棋，每次都会带一副吸铁石的袖珍象棋，车上的后半段时间就要和我手谈。我被他赞为“进攻性棋手”，但每次都会输给他，李然帮我总结——“太急躁”。

到了顺义，有当地的车接我们。不单是曲艺，车上还有唱歌、跳舞的演员，车里女演员多，嘁嘁喳喳像几十窝麻雀。那时一天要去两三个村子，都是在场院里演，之前要想去厕所，往西南方向走，总能找得到。男演员要帮着搭台、拆台、放音箱，这样身子倒能暖和起来。村里的老百姓大多很热情，我们的车临出村时，他们会放两大挂鞭炮欢送我们。我的评书不算火，但我感觉得到，有双眼睛总在看我。

下场了，我常见到一个女孩站在台的右下角，高挑的个子，清瘦的脸颊，尖尖的下巴，穿着长过膝盖的雪白羽绒服，脖子上系着天蓝色的围巾。她眼神清澈，眉梢向上挑着，好像在对我挑衅。我知道，她在专业文工团，是唱民歌的，别人叫她小雯。她一般是最后上，唱《歌唱祖国》《走进新时代》什么的。她是女中音，要是闭着眼听，觉得唱歌的人至少得有四十多岁了。小雯唱歌的时候，身子前倾着，眼睛望着远方，恍如那边有个思念的人。她对所有人都客气，却并不合群，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听CD。

有小伙子过来和她搭讪，她微笑着，既热情，又有分寸。那一天，我在台上刚说了半截儿，刮来一阵狂风，我的眼里迷进了一粒沙子，挺疼，糊里糊涂把词儿说完就下来了。小雯走到我身旁，“迷眼啦？”语气中仿佛有点幸灾乐祸。我用没进沙子的那只眼瞪着她。“来吧。”她推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休息室，让我坐下，从黑色的双肩背包里拿出一小瓶眼药水，“把头仰起来，对，这种药水是专门冲沙子的……行了，别眨。”我觉得很舒服，倒不是药水的作用，她轻托着我的额头，冰凉的手指在我的脸上划动着，我的体内，激发出一种叫“酶”的物质。这是二十几岁的悸动，以后就没有了。“还有吗？”她问。我转转眼睛，“你原来是大夫吧？”“你真贫！”

我问：“你说话的声音挺高的，不是女中音啊！”她冲我眨眨眼，“我是故意这样唱的，显得自己声音很厚，呵呵，好玩儿吧？”说完，就把嘴闭住，把腮帮子鼓起来。后来我知道，这是她自己发明的一种练气息的方法。我们面对面站着，有点儿尴尬。“我快要上台了，听我啊！”我说：“好。”看她到台下和音响师嘀咕了几句，然后回身向屋里的我挥挥手，前奏一起，竟是《明月千里寄相思》。场院里静下来，都直愣愣地看着台上的白衣少女，她颦眉哀怨地伫立在那儿，只见房上的枯草随着她的歌声，在萧索的风中飘摇。一曲终罢，她鞠躬时，满头秀发从一边倾垂下来，已让我在劫难逃了。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临别时，她说：“记得我啊，再见了别装不认识。”回城了，坐在车上，李然又和我下棋，没三分钟我就输了，他气愤地说：“诚心不好好玩儿吧！”后面有两个月的时间，我过得挺快乐，一直忙忙活活，有时会想起一个人，我会对自己说：“傻小子，她不是你的！”

我每个星期一还是去新街口票房，这一天刚走进院子，那个在梦里常见的身影又出现了。她穿着洁白的羊毛衫，黑色紧身裤。之后我发现，她穿的衣服老是这样，不是黑就是白。此时，羊毛衫的袖口被她拉上去，露着纤细的小臂，看得我心头一颤！见我进来，她先有些不好意思，随后昂然走到我面前，明眸闪烁着，“咦？不认识啦？”她在我面前晃了晃手。

我知道，能再见到小雯，她一定动了不少心思。我瞟了瞟她的头顶，问道：“你多高？”小雯把胳膊平伸着，甩了甩身后的马尾，“一米七三。”“以后不要穿高跟鞋，不然我会没有尊严的。”“哈哈，好，以后见你我就穿平底鞋，你还在乎这个呐？”我点点头，她说：“我相信，你有智慧，有智慧就成。”

一个钟头之后，票友们都来了，小雯为大家沏茶倒水，她的动作轻盈流畅，悄无声息。置场的老先生问：“姑娘，会唱吗？”小雯说：“我刚学，您帮我听听。”“好啊，唱一段儿，年轻人儿喜欢这个的太少了。”小雯握起八角鼓，得意地冲我笑笑，乐声一起，颀长的手指击着鼓，鼓声清脆悦耳，小雯唱了一段岔曲，她的声音空灵，像只春燕在上空盘旋，我真意外她是什么时候学的。

一曲终罢，老先生点评，“好，姑娘，唱民歌的吧。”“是啊，您听出来啦？”“呵呵，唱咱这个不用太使劲，慢慢儿地去了歌味儿。”“谢谢您，以后您多给我说说。”紧跟着是我唱，极难听，荒腔走板。我下来，小雯的鼻子已经翘到天上了，“哈哈，你以后还是光说书吧，唱单弦这辈子是赶不上我了。”我生气，推了下她的头。票房结束了，小雯留下陪我洗茶杯，我问她：“你怎么找到这儿的？”“秘密。”“怎么开始学单弦儿了？”“对我唱歌有帮助啊，多学一种艺术，哼，你以为是因为你呀。”我看周围没人，猛地抓住她的手说：“真的吗？一直没想我？”“讨厌，会被人家看见的，快撒手。”我松开，“你看，手都被你攥红了，家庭暴力呀？”

这时，我幸福得仿佛灵魂出窍。小雯挺忙，又要上课，又要演出，我们大约一周见一面。她陪着我去各个园子。当我牵着她的手走进剧场时，觉得自己骄傲极了。有一次我俩刚坐好，有个熟识的大叔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有两下子啊，真漂亮！”我冲小雯傻傻地笑笑。

散场了，小雯依偎在我怀里，轻声问：“怎么样？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吧？”“嗯。”我用下巴蹭着她的额头，即便是穿平底鞋，小雯也和我一样高，抱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斜倚着身子，这样才能显出她的娇弱。有个朋友曾对我说：“别太认真了，你一个月才挣多少？这样的女孩儿，迟早要嫁大款的。”

我冷冷地对他说：“有些人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我就要赌这一口气，凭什么小工人就不配找美女？”“哼哼，你就作死吧！”我坚信，即使在当下，真把钱放在第一位的女孩，还是少数。小雯家境和我差不多，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可她从小到大也没为吃穿发过愁，也不知道名车、钻戒好在哪儿，要是天上真掉下来几百万砸她头上，估计她当时就懵了不知道怎么花。小雯对单弦还真着魔，没事总唱岔曲给我听，她最喜欢的一首叫《双垂泪》。

她觉得词句精巧，而且俗中透雅。“双垂泪，泪双垂。蛾眉颦蹙，颦蹙蛾眉。此一别，相会难，难相会，郎回奴盼，奴盼郎回。欲醉芳心，芳心欲醉，为谁恨，恨为谁？咬碎银牙，银牙咬碎，心灰意冷，意冷心灰，为多情，腰围瘦损，瘦损腰围。”这首曲子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每次吃饭，小雯总让我点菜，我爱吃宫保鸡丁、夫妻肺片，菜上来，她一口也不吃，小雯笑着说：“我其实很爱吃辣的，不过对嗓子不好，就戒了，你替我吃吧。”我一阵狼吞虎咽，她支着脸颊，在对面看着我，“等等，”她从书包里拿出纸巾，“呵呵，嘴上这么多红油，还吃呢。别动。”苇坑胡同36号“集贤承韵”票房旧址

在票房，有个大爷引诱我，“二十多了，该学的也得学，来，抽根儿。”我接过烟，点着的烟头一闪一闪的，吸上一口，真觉得自己成熟了。这时，手机有短信的声音，我打开一看，小雯发的——“你的身体关系到我们的未来，请不要吸烟。”侧过头，看小雯站在不远处，撅着嘴。我找了个借口，跑到外面，把烟掐了。我们相约好，可以去看彼此的演出，但不能去后台找对方。每次谢幕时，只要向最后一排的右侧看一眼，就会见到小雯冲我竖起拇指，浅浅一笑。忘了是谁说的——最爱你的人，你去望她，她总在那儿。

小雯唱歌也渐渐受到曲艺的影响。有一次我去世纪剧院听她唱《一生爱你千百回》，在台上她真让人惊艳！她穿着乳白色的长靴，黑套裙，上身是件短小的银色西装，戴一双黑色嵌着亮片的手套。还是用的女中音，与民歌相反，她按单弦里“以字行音”的方法，随曲调婉转，却一字不倒！在有些段落发声故意靠前，鼻音加重，借鉴了京韵大鼓里的“面罩”技巧。

有时，我还带她去听郭德纲。第一次，小雯就彻底成了“纲丝”，散场后早已入夜，在剧场对面的广场，小雯兴奋得跳起来了，“真棒，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场听这么牛的相声呢，他怎么没上过电视呀？”我说：“因为他是给老百姓说的呗。”小雯点点头，“嗯，这样就挺好，上电视也许就毁了，就这样说一辈子，真好！”我拿出一张郭德纲新出的专辑，在她面前显摆，“看，刚才他送我的。”“先让我听吧！”小雯一把抢过来。“呵呵，看你，一点都不淑女了，因为郭德纲都疯狂了。”小雯抬起头，帮我整了整衣领，“记着啊，别学别人，要走自己的路。”我忽然有点儿慷慨激昂，“当然，评书不一定非要火爆，真到妙处，底下会鸦雀无声。不和相声比包袱，也别和戏剧拼表演，它的强项是深入浅出的思想……”“说下去呀！”小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我觉得评书在故事的泥潭里陷得太深了，没有动人的思想，故事再热闹也没意义，每次演出，总得让观众得到点儿什么。一个国家要只知道娱乐，这个国家也就快完了。说书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中国的评书艺人还是伟岸的哲学家！”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怕周围有人听见拿我当神经病。小雯抱着我，轻声说：“做下去，这才是男人，这才是我的男人。”

冬天又来了，我骤然变得烦躁易怒，多次无缘无故地对小雯发火。看到她和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我就会骂她，小雯一声不吭，只是在我渐渐平息后，从后面抱住我，说：“你怎么了？像是变了个人？”我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但更主要的是，我知道，爱情要到尽头了。

一天晚上，不到七点，我一个人坐在后台默书，旁边的落地玻璃窗有响声，我回头看，是小雯在敲。她穿一件束身的黑色风衣，显得更消瘦了，头发是新烫的。

我向她招手，要她进来，她摇了摇头，摘下皮手套，在玻璃窗上画出字——在外面，等你。我下场了，跑到外面，正要斥责她不听我的话，她从包里取出一摞书，“今天下午去潘家园了，给你买的。”我接过一看，是两本《西汉》和八几年版的《评书聊斋志异》。小雯问：“有用吗？”“还行吧！”她顿了顿，“下周我去山东演出。”“和谁？”“团里。”“哼，别让我听到什么风吹草动……”

小雯的眼圈红了，背过身去，双肩微微颤动，她转过来，冲我一笑，“如果这样，我们结婚吧。”大概，我的脸上露出了恐惧，她用胳膊勾住我的脖子，“我不会离开你的，不会的。”

小雯走了，我一连几夜失眠。这种时候，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在满满的书架前，我的心情稍好了一点儿。那时候，我刚好在说《西汉》，就抽出本《史记》，看着看着，入了神儿。我在遥想，司马迁受过宫刑之后，是如何对待女人的呢？在他文章里一点也见不到，这大概是他心里最大的痛楚，轻轻触碰一下，便如有针扎！翻到《项羽本纪》，处处皆见作者对霸王的溺爱，对他的残暴一笔带过，只欣赏他的少年英姿，果决、勇猛，仿佛寄托着作者无法实现的梦想！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败得如此悲壮。“有妾虞姬，常从幸之，有乌骓马，长骑乘之。此时项王慷慨悲歌，数阙，美人和之。霸王数泣行下，余众莫敢仰视……”

我合上书，还要等吗？非要等到鱼死网破，翻脸绝情的那一天吗？一切我都无法掌握了，除了逃避，没办法了。小雯回来，约我在票房见面。散场了，我送她去东直门公交车站。小雯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靠着我，手指在我的脊背上轻轻地画着，一双长长的小腿荡来荡去。我和她都不说话。到了，她下来，公交车停在那儿，车门儿开着。

她握着我的手，“记得，不开心的时候要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我们……分手吧。”她愣了一下，马上又平静了，“你怎么了？你知道，我爱你。”“你早晚会不爱的，我现在一点儿自信都没有了，”我苦笑，“小雯，谢谢。”我的嘴在抖，“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能遇见你，原来，女人并不都是残忍的。”小雯不是我的初恋。“我们还没努力呢，我们能扛过去！”寒夜里，她的双颊通红，鼻子抽动着，在眼泪就要淌下来的时候，她捂住了。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放下来，微笑着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都说曲艺圈的人很烂，哼哼，和我们比呢？一个女孩，就因为长得漂亮一点，就因为有几首歌唱得还不错，从十几岁上台的时候就有人说她是妓女！因为她不肯陪人睡觉，就一直受到排挤、欺负！她曾经被侮辱得想自杀，可她凭什么要去死呢？她爱唱歌，这有错吗？忽然，有一天遇见了你，我对自己说，这也是个满心都是伤疤的人啊！他和我一样，都是孤零零的，而且，他比我还脆弱，我要牵着他的手，和他一块儿走下去。”“你说对了，我比你脆弱，行了，就到此为止吧。”小雯向前走了两步，像是怕人听到似的，贴在我的耳边说：“你和别人不一样，这个肮脏的环境，等着你去改变，你能的。”她擦干泪水，问道：“你决定了吗？”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决定了，不会改了。”

其实，我明显在动摇。“好的，男人就该这样，说一句是一句，掷地有声，不怕后悔。”小雯的脸抽搐着，像是被人捅了一刀，“放弃我没关系，别放弃理想。你说过，要说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书，我等着听呢。”她进到车厢里，隔着玻璃窗冲我笑着，那双湿润的丹凤眼向上翘着，一如初见她时，那般挑衅地看着我。车门关了，车动了，小雯坐在里面没有回头。回到家，我倒在床上，没脱衣服，就这样睁眼到天亮。

从此以后，我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了，每隔两天，必有一夜会通宵睡不着。我去看心理门诊，病情叙述了不到两分钟，医生就打断我，对我说：“你有抑郁症，还有焦虑症，我给你开张单子，先做个心理测试，不行就住院。”我拿着单子出去，看上面的价格是800，就把单子撕了，扔在垃圾筒里。伤痛，用奋斗去医治吧。不管昨天是否睡着了，也要按点上班。我在单位干的是体力活儿，和一个同事要搬着二百斤的油镐，跑上跑下。我常常在直起腰的时候觉得头晕，想吐。有一次在天车上一阵恶心，我实在忍不住了，张开嘴，呕吐物落到下面人的头上，都快把他气疯了。到了晚上，我坚持说书，在台上神智迷乱，经常出错，观众意见很大。

朋友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像个小老头儿。”我对着镜子看，可不是吗！颧骨突出，很重的黑眼圈儿，头发明显掉了不少。我把镜子翻过来，狠绝地一笑，“管它呢！”某天在撒尿时，我觉得右脚发热，小肚子有些疼，没太在意。那一晚在广茗阁演出，下了台，直接奔厕所，尿液在白瓷池里泛着红色，是血。医生说是大面积泌尿系统感染，不治会变成肾炎。我觉得这病还是喝中药更好，就每周四到医院等着叫号取药。时间不能浪费，要背晚上的书。我就在等号取药时候背，看完一段，再扣上书，眼睛冲前，嘴里复述一遍。一回有个年轻人从我身边过，冲我骂了句“傻X”。

两年多过去了，我不单治好了尿血，而且比以前还胖了一点，脑子好像好用了，书艺也有了进步，而且在2007年拜师，成了连门弟子。汶川地震，我陪着师父在宣南书馆义演，挣的钱都捐了灾区。谢幕了，观众还不愿意走，我们站在台上不断地鞠躬致谢。我忽然看到，在最后一排的右侧，灯光暗处，那熟悉的身影依旧清丽挺拔，冲我挥挥手，悄然离去……

最爱你的人，你去望她，她总在那儿。

我非世家——田战义

战义老师的评书，我儿时就曾听过，声音沙哑，却有独特的韵味。从外形上看，他也算不得是个“标准”的演员，但目光炯炯，精神足满。后来听说他患了红斑狼疮，身体不太好，就渐渐退出了书坛。光阴荏苒，当十余年后我再见他时，他外表的变化已足使我大吃一惊！原本结实魁梧的身材，已被病魔摧残得形销骨立。他的脸颊上，已隐隐现出颧骨，但又有些水肿。站在街边等我时，他习惯性地掐着腰。我知道，他已换过肾。从装扮上我看得出，他仍想要看起来更有些活力。紧身的T恤衫、休闲裤，在腰间挂着一个深红的钱包。他记不清我的样子了，不知道我来了没有，就在马路上大喊着我的名字，等我答应他的时候，他微笑着用手指了指我的鼻子，然后拉着我的手说：“家，你是去不了了，正装修，咱们就在附近找个茶室，我请客，咱们好好聊聊。”这时我才注意到，他那双眼睛依旧光彩四射，当他侧过脸去时，我又看到了他那双巨大的耳朵——大耳之人，是有福的。“我一生最大的福分，是遇到了两位师父，一位老师。”进到茶舍，刚点过茶，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我说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坐在房屋的一角，听一位曲坛前辈把他的往事娓娓道来，十分有趣。

田战义与前几位评书名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是“门里出身”。父母和评书、相声毫无瓜葛。田战义虽然自小喜欢曲艺，但却从未想过把它当作一生的职业。机缘凑巧，他以培养一门爱好为目的，在红旗大学报了相声班，并结识了王世臣先生。王先生一看田战义就喜欢上了他，时间不长，就正式收他为徒，又把自己的平生所学，倾囊而赠，由此田战义在艺途上突飞猛进。旧江湖人说“万象归春”不无道理，学曲艺先以相声入门，就等于把核心的技术先掌握了，以后再干哪一行都有个基础。

田战义十八岁入伍，在石家庄当上了文艺兵，直到现在，谈起这段经历，他都颇感自豪。在文艺兵里，他是骨干力量，既要表演相声、快板，又要搞创作，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在此期间，他曾回北京探过一次亲，在一个小茶馆看演出时，见到了战友贾建国（我师丈，即师父的丈夫），散场后，贾建国把他带到东四石碑胡同姐姐（贾连舫）家闲坐。忽然又来了一个人，中等身材，腰背已有些佝偻，穿的帆布衣服很脏，脸上满是煤黑，却仍透出书卷气。田战义并不认识此人，其实此人就是一代评书大家李鑫荃（贾连舫的丈夫）。可此时，李鑫荃已不再说书，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送煤工。经贾建国介绍，两人彼此寒暄，又坐下倾谈书艺。说话之间，田战义被李鑫荃先生的气韵神采与渊博的才学惊呆了。在李鑫荃抑扬有致、清新飘逸的谈吐中，田战义茅塞顿开，后来他婉转而诚恳地提出拜师请求，想和李鑫荃先生学评书，李先生看他是个可造之材便答应了。由此，田战义的人生方向也徐徐转了舵……

回到部队后，田战义照样认认真真地当他的文艺兵。田战义曾为一名复员的战友介绍工作，可没想到数年后，这名战友竟然向部队领导指控田战义与“右派”、地主子女关系密切，思想上大有问题。说到这儿，战义老师用手摩挲着玻璃茶杯，轻轻笑了几声后说：“人心难测……”

田战义复员后，被分配到了南口铁路工厂，而后又转到了车辆段，当起了钳工，但他心中的艺术之火并未熄灭。工余时间，他参加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曲艺队，因为卓越的创作才能和不错的人缘儿，没多久他就当上了队长。这时正值全国曲艺汇演，田战义创作了《站台风云》这个小段节目，在演出时他利用自己学过相声的优长，在台上把包袱抖得山响。通过这次汇演，田战义已渐渐崭露头角，引起业内的关注。

此时，铁路文工团恰好缺人，田战义又是铁路职工，如能进团则属内部调动，但之前要经过团里的考试。应试那天，田战义以一段《刘宗敏跃马汉江》博得团内领导的赏识，轻松地入团了。入团后，他仍从师父李鑫荃的书中汲取营养。田战义听说李鑫荃在永定门小树林内的一个文化站开讲《雍正剑侠图》，便作为普通观众去听。一日散场后，李鑫荃叫住他：“听了这么长时间，你是想学这部书吗？”田战义摇摇头。“那为什么还要听呢？”田战义说：“我想自己写新书，不过要从老书里借鉴创作规律。这部《雍正剑侠图》里有好多老书道儿啊。”李鑫荃笑了：“那你就接着听吧。”

1982年，田战义事业上的春天来了。作家沈永年、杜来合作了一部小说《秘密列车》，两人很想把它改编成评书，于是找到田战义。田战义看到小说后，心潮澎湃，当即同意。

这部小说，情节紧张精彩，扣人心弦。1942年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司磅员郭雁，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一次掩护上级领导的任务中，被叛徒出卖，郭雁被捕，而后越狱化名严飞，升任西直门车站站长。他利用职务之便，火烧日军棉花库，严惩汉奸特务，夜探神风号机车，几经历险，终于完成了配合我军伏击日寇火车的任务。

将小说改编成评书，其实是一件繁重的劳动。需要把原作重新分解消化，而后再注入二度创作的新鲜血液，才能成为一部“立得住”的评书作品。为了积累资料，田战义找到了一位在西直门岔道口工作的老扳道工，向这位老工人询问敌伪时期发生过的种种故事。最难得的是，这位老工人有些文化，在敌伪时期记下了厚厚的几本日记，为方便他细细查看，把日记都送给了田战义，田战义如获至宝，凭此大大丰富了原作的细节描写。

案头工作告一段落，此时经赵连升（矮子师哥）介绍田战义去青岛电台录制这部长篇评书。田战义说：“在青岛一下火车，我就知道自己‘上当’了。”青岛电台的台长以及曲艺团的团长都亲自到车站来接他，他顿时感到诚惶诚恐。电台还单独为他安排了宿舍。田战义认为怎么着也得歇几天，把书的情节顺序整理出来再录啊。没想到第二天编辑就拿着录音带来找他：“田先生，咱们开始吧。”“啊？”田战义愣了，这部书的情节线索还没有理出头绪，有些段落还没想到如何处理，但事已逼到这儿了，只能硬着头皮干。逼出来的，不见得就不是好作品。田战义夜以继日，熬红了双眼，在宿舍里整理、删改，然后马上录制。就这样“折磨”了一个多月，这部《秘密列车》总算出炉了。功夫不负苦心人，这部书在一百多家电台一齐播出，观众反应强烈，田战义名声大振。

此后一段时期，田战义又有幸受到评书大家袁阔成的悉心指点。他继承了袁派评书火爆、干脆的艺术风格，使自己在表演上更上一层楼。

而后的《虎门销烟》《民国风云》使田战义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他约请专家阎崇年、尚明轩做自己的历史顾问，并且自己也废寝忘食地查找资料。例如《虎门销烟》中虎口炮台的陈设，这个大“砌末”（术语，对场景的描述，多以一气呵成的语言表现），田战义是从当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敬献给道光皇帝的一张炮台地图册中得来的。在创作近代历史作品时，田战义一直秉承着“尊重历史、不改变历史，在细节上加以虚构创造”的原则，使每部都具备了真实大气、雄浑悲怆的风格，个人的艺术特色已初步显露。

田战义在创作上有独到的方法，在有些历史题材上，行文似涓涓细流，所过之处浑然天成，却又颇为有趣。譬如他在说李鸿章痴迷于修建铁路几近走火入魔时，尝到一盘名为“飞龙”的菜原料不新鲜，就突然想起如果修筑好铁路，用火车来运送原料，便会节省时间，使其不会变质。这样细入毫发的创作，是将知识与人情的巧妙结合。

田战义又善于用描述人物的动作来突出性格。例如袁世凯听到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自己时，肥胖的身躯从沙发上猛然一跃，跳到孙中山面前，把桌子上的咖啡豆带翻在地，把袁世凯贪恋权势的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对这个人物却未加一句评价。

可天妒英才，四十八岁时，一向身体健硕的田战义突然患上了红斑狼疮，病痛的摧残使他异常痛苦。他的身体健康急转直下，每周要透析三四次，到了夜晚不敢喝水，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晕厥，大把大把地脱发，几个月内消瘦了几十斤。这些常人体会不到的肌体上的痛苦，田战义可以咬牙默默忍受，使他无法接受的是似乎他的艺术生命就要至此终结。四十八岁，正当壮年啊，他还有很多事情想去做，要去做啊！

田战义绝不甘心，他一方面积极配合治疗，另外养病时期听了很多他人的评书作品，他蓄势待发，寻找着可以改编成评书的历史题材作品。终于，在他病情略有好转后录制的一部《夕照紫禁城》使他东山再起。记得那时我正上初中，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听他讲述“西太后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田战义强忍病痛，在长城上录制的外景评书《长城夺宝》播出后，却引起了很大的非议，有人指责他“糟蹋传统艺术，以前的老先生就没有在旅游风景区说书的”。他对此轻松一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为自己前无古人的创举骄傲！

北京解放五十周年，电台为他送来了资料，希望他创作一部有关傅作义的评书，他请人把资料留下来，答应先看看。他被傅作义这个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后便有了那部《风雨关山》。

年过花甲的田战义，仍然有着创作的激情，没有精力去电台，他就在家里电脑中装上音频软件，又录起书来。这段时期，他说了《聊斋》，联系当今的社会现象，做出全新的评论。为了反驳他不会说短打书的非议，他又说了一部《侠肝义胆白玉堂》。田战义自幼喜爱京剧，说这部书时，历代戏曲名家所创造的《七侠五义》中的人物如在眼前，至今他仍记得小时候看李庆春先生演的蒋平，在白玉堂死时，痛彻肺腑的一声“五弟”，几乎使所有在场的观众都潸然泪下！他把京剧的手段化在评书里，听来同样感人至深。

从客观的角度说，田战义老师的外形、口齿嗓音作为评书演员并不具备上佳的优势。但他对一部书或一段书节奏的把握、人物情绪的处理上却极有建树，在情节的设计上他似在借鉴电影的蒙太奇的手法。听他的评书，常有几个精彩的画面在脑海切换。这，也当是一种创新！

谈到最后，田战义老师眯着眼看着我：“小祝，我听过你一些事，你的脾气不好？”我说：“有点儿。”他对我摆了摆手，语重心长地说：“人除了自责，不应该责怪任何人。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我得病之后渐渐懂了，人能忍多大事，就能成多大事！在小事上千万不要计较，将来的北京评书，靠你们了……”

我们在茶馆门前分了手，我看着他那一步步蹒跚远去的背影，一歪头，又显出了那大大的耳朵。我突然想到：大耳的有福，原来耳大的人……如佛。（这是我在2010年采访战义老师后，写的一篇小文，其中部分内容牵扯业内纠纷，故发表时有删减。）

肉铺票房——记与李菁、张金山的评书往事

一个演员能不能红，据我来看，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而性格与气质却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看着当年的合影，我们的容貌皆已大变，曾经的意气风发，如今，都抹上了一层沧桑。

第一次见到李菁，先看到的是一个消瘦的背影。他的身材十分协调，宽肩细腰，从侧面看，脊椎是一道流畅的曲线。在夏日里他常有一个潇洒的动作——在略感瘙痒时，用手中的折扇在白衬衫的背部从下往上轻轻一划，然后再挠挠头，那是别具一格的风度。我没想到，他会是多年以后万人倾倒的大明星！

在我们这代曲艺演员中，李菁是最有女生缘的。在他还未出名时，就曾经有女孩徘徊在他大学的宿舍楼下，就为见他一面，也有女孩在他练早功的公园门口等他，只为和他能骑一路自行车。我曾在后台看到许多女演员找机会和他攀谈，向他要电话号码。有一个女观众频频对我示好，几次要请我吃饭，我问：“到底有什么事啊？”她低着头，羞涩地对我说：“你能帮我认识李菁吗？”有无数人向我指点“泡妞”的秘诀——见到女孩一定要多说话，多抖“包袱”。在李菁身上恰恰得到反证，他平时话很少，见到女人也不会反常。在嘈杂的场合，他常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仿佛只是靠从骨头里发出的那份沉稳、干练的气息，就可以征服无数的异性！

我从未见过他与人争执、冲突，他于此感到不屑，大概因为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一种确信。记得有次吃饭时，他忽然竖起食指，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男演员，三十岁出名不算晚”，然后轻轻捶了一下桌子，好像是在确定这句话。很巧，三十岁，他的事业风生水起。

在认识李菁以前，我从未注意过自己的衣着，这圈子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讲吃不讲穿”。包括一些名家，在台下的衣服油渍麻花，鞋永远是趿拉着，仿佛这才代表自己是“行里人”。李菁那时就有意识地对自己“包装”，他总是穿着与自己气质吻合的服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懂得提包的颜色与衣服的搭配。

在冬日里，他常穿一件藏蓝色中长风衣，挎着深黑色的皮包（当时很难买到，皮包里配有衣架，可以把大褂放在里面，皮包两头对折，扣在一起，就不显得大了），戴着墨镜，配上一条黑红格子的围巾，的确帅！我后来才发觉，我在各方面都不知不觉地模仿他，这使我有些生自己的气，我也要有个性啊！但至少李菁教会了我一点——要想成“角儿”，在没成以前就要按“角儿”的标准，去修饰自己的举止、言谈、外表装扮。

2005年年底，德云社瞬间爆红，李菁在几天的时间家喻户晓。有人对我说：“他现在火了，再碰到他，他肯定会装不认识你吧？”我说：“那他就不是他了。”自然，李菁的女粉丝群也在迅速扩大，有个女孩儿对我说：“把少帮主（指李菁）的奋斗史拍成一部电视剧，一定很励志，很好看！”我说：“你了解他的奋斗史吗？他有今天的成功，是应该的，合理的，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吃的苦比他多。”

我的工作单位是在铁路的机务段，一天，有个同事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昨天晚上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神经病！”我说：“神经病遍地都是啊。”他说：“是个说评书的神经病，在大街上骑一二八车，嗓门儿特大的说书，路上的人都回头看他。”我问：“这人是不是中等个，长得有点儿胖，圆脸儿，声音有点儿刺耳？”他说：“没错，你认识他？”

张金山，河北邯郸人，出生在当地一个干部家庭。从十几岁开始痴迷评书，已进入半疯癫的状态，可家里和曲艺界八竿子也打不着，他爹逢人便说：“怎么办？不让他干这个，这孩子就废了！”十七岁，张金山背着个小书包，带着一点儿路费，坐火车直奔鞍山，去求访他心中的偶像——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到了才知道，刘老师那时已经是中国曲协主席，早搬到北京去了。张金山又来到北京，中途在火车上还得了一场大病。到了伟大的首都，张金山先当了个临时工，然后想办法打听刘主席住在哪儿。终于，他从电台“骗”出了主席的电话号码，几次通张金山与师父刘兰芳话，刘兰芳总算允许他登门拜访。张金山高兴坏了，他把自己收拾一新，身上仍然斜挎着那只小书包，找到刘先生住的小区，在门口被保安厉声盘问了半天，才让他进去。他敲开屋门，站在门里的是刘主席的丈夫——快板书表演艺术家王印权。他看到张金山，很热情地招呼他“来，来，快屋里请”，张金山战战兢兢走进去，王老师说：“先歇会儿，喝点儿水，待会儿再干！”张金山先是受宠若惊，随后就懵了，待会儿干，干什么啊？王老师指了指天花板，说：“就是上面这个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是不是什么地方虚接了？”张金山说：“我是个评书爱好者，来向刘老师求教的，这是刘老师的家吗？”王老师恍然大悟，“哎呀，看你背着个小书包，我还以为你是电工呢！”

王印权先生算是替老伴儿收下了这个学生，我曾听王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农村娃，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一边打工，一边学艺，难啊！我们做老师的该多照顾照顾他。”王亮（王印权侄子，快板演员）曾对我说：“我二大爷常对我们讲，‘你们得多学学你们金山哥的刻苦劲儿’。”

我和李菁都是在文化宫（即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曲艺团所在地，北京大约有一半知名的曲艺演员出自此处）认识的张金山，曲艺团招人，他来应考，上台说了一段《呼延庆打擂》。他一张嘴，台下一阵交头接耳的议论声。闭眼听，活脱儿一个刘兰张金山芳，音色可以乱真！（曾有一段时间他为电台播广告，观众都以为是刘兰芳播的）

他的声音韧性极好，但的确刺耳，有的老先生听到中途就出去了，说是心脏受不了，得含粒速效救心丸才能接着听。即便如此，不可否认，数年苦功不是白练的：手眼身法步精准地配合，表演人物时的跳进跳出，清晰、迅速。他有一双灵动的眼睛，遗憾的是稍现媚气。等他下场，我们三人便攀谈起来，这时张金山好像因刚才的一显身手颇为得意，把折扇在右手的五个手指间旋转着。

一细聊，才知道他现在在龙潭湖公园外的一个熟食店上班，而我的单位和李菁的家离那儿都不远。张金山把扇子打开，在肚子前“呼哒呼哒”地扇着，慷慨地说：“行啊，你们回头找我玩儿去。”我们三人一起走出文化宫，我在他后面，看到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膝盖以上基本不动，只是两条小腿紧捯，活像戏台上的彩旦。一个男人身上有女气，要么令人生厌，要么令人生畏。

过了几天，我和李菁一起找到那家熟食店，一瞅，连前屋带后院，统共也就五六十平方米。张金山有七八个同事，除了一个老太太，其余大多二十上下。坐在前屋写字台后面的是老板，歪斜着身子，叼着烟卷儿，一脸的横肉，似乎在表明他是卖熟食的。到了五点，店里其他人都走了，张金山晚上值班，可以住在店里，他把门一锁，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从左至右：祝兆良、张金山、李菁

我们商量一人说一段儿书，然后互相给挑毛病。李菁先来段《桃花庄》，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温”。一百零几斤的体重，要想说活鲁智深，实在不容易。但他用自己那双巨眼弥补过来——“花和尚一双大眼努于眶外。这双眼，白眼珠儿特别大，黑眼珠儿特小，白眼珠儿把黑眼珠儿都快挤没了，挤成一条线，双眼长成这样的人，胆子特别大……”说到此处，他把上下眼皮一合，眯成了一道缝儿。我和张金山都乐了，这个演法只适合他。果然，后来证明，他的胆量和双眼成正比，和体重成反比。我对曲艺演员的形体美初步的印象，源自李菁。那时，他经梁厚民先生的点拨，台上的身姿似斜而正，似正而斜，挺拔俊俏，功架洒脱。不知为什么，近几年和那时比，倒觉得有些退步了。

张金山演的《打虎进城》，要论当时的本领，他是我们仨里最好的。如何“布置”一段书，横生枝杈，制造噱头，又不能离题太远，他已经有些经验。尤其对“书筋”（诙谐人物）的塑造，虽然台下只有两个人，但已可联想到若在茶馆或剧场，一定会要下不少彩头。对口技的运用，我和李菁都不懂，只有他已略通门径。

最后我说《灞桥挑袍》，上来没几句，张金山就叫停，冲我吼道：“你这是说书呢吗？”我说：“怎么了？”他说：“几句跟一句似的。”从他那儿，我才知道评书里有“节奏”这东西。

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们基本一周一聚。可以这样说，我的表演启蒙，是李菁和张金山点拨的。我至今感激这两个人，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是没有摩擦……许多人难以接受张金山语言的急促，就说他一无是处，其实，他应当称得上是我们这一代演员中，接受过系统训练，并通过自己的揣摩、总结，形成了自己的完整表演体系的人。他秉承、自悟的一些表演规律，即便是外行人看来，也是生动有趣的。

我那时还常挂“鬼脸儿”（面部表情僵硬）。张金山教我放松的方法很特别——不管其他器官，只需松弛自己的嘴。不能撇嘴，否则会显得“面冷”，使脸的上半部僵化。即便是在不说词儿的时候，也不能闭嘴，嘴一闭，在台上的神就断了。

他传授给我一个手眼配合的方法，在我后来的表演低谷期，这个方法帮我重新找回了台上“凝神”的感觉——身体头部保持不动，伸出左手（要是左撇子就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高与肩齐，与身子平行顺时针画圈，再逆时针画圈，双眼一直紧盯着指尖，循环往复，每天40分钟，很枯燥，但很见效。

他很注意手脚的交错、协调，在一般情况下，脚是丁字步，哪只脚在前（如左脚），上面的手就要位置相反（右手在前）。

他会三种方法学“马跑”的声音：一是，上下齿张开约一寸距离，随着气流催动，舌尖在上下颚之间波动；二是，微张开嘴，气流催动舌根，发“啊呀”的声音；三是，下嘴唇往上兜起，用舌头嘬下嘴唇，再松开，十几下，力量由强到弱，但最后一下要干脆（这种方法是在模仿一匹马由远至近跑来，最后停住的过程）。

他还教我定位想象。如“掏翎子”，双手置于脑后，各伸食指中指，用意念想象捋双翎尖，“涮”出一条弧线到身前斜侧45度，凝住眼神想，翎子有多长，翎尖在什么位置。

那时我们三人常做一个游戏。口中从一数到十，配合手势，看谁做得最放松、自然，张金山最强，李菁次好，我最差。

我们这一代演员，对自己的经验很少去做书面总结，有些人是受对诀窍“秘而不宣”传统思想束缚，有些人是懒得做这项工作。其实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后来的初学者是颇有益处的，甚至看后水平会突飞猛进。旧日的伙伴们，请现在就拿起笔，不要等真正老了再去写“回忆录”，因为“过程”是会遗忘的。

几乎每次“过排”前，我们仨都在一起吃饭。张金山的拿手菜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一直有个想法，看一个人做菜，就能看出他的艺术品位。过完三段书，我们集体去小便。张金山一推开肉食店的门，必然要大声吼道：“说书唱戏劝人方，一条大道走中央……”不为练功，纯粹是发泄。路灯底下玩儿棋的几个老头儿，吓得直哆嗦。我们走进对面阴森的小茅房，站成一排，哗啦啦的流水声过后，张金山提上裤子，扭过头来问我和李菁，问：“你们碰过女人吗？”李菁说：“没有。”我说：“处男。”他听罢，在厕所里面一阵坏笑。

张金山平日里信口开河，有些事倒藏着掖着，他在老家早就结婚，并有一子。

有一天，我们仨约好到熟食店聚齐儿。我到了，见只有张金山在看报纸，就问他：“李菁还没来？”张金山告诉我，李菁的脚被开水烫了，现在在家呢，然后问我：“一块儿看看他去？”我说：“好！”我们在路边买了个大西瓜，拎在手里，蹬上自行车，直奔李菁家。一路的颠簸，西瓜都平安无事，可到了屋门口，就听“啪嚓”一声，西瓜落在地上摔裂了。是我失的手，张金山埋怨我一句，我倒认为，这是个吉兆。

屋门开了，李菁的爸爸把碎西瓜捡进去，笑着冲我们说：“快进屋吧。”我连说：“真不好意思。”这时，李菁从卧室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看他脚上裹着厚厚的纱布，狼狈的样子，我不觉有些心酸。我们让他赶紧回屋躺着，李菁说：“那你们进来。”他躺在凉席上，我们走到床边，李菁的妈妈说：“刚才他要骑车找你们去，我说脚都肿成这样，不许去，他刚才还生闷气呢。你们来了，好好聊聊。”说完，她为我们关上了房门。李菁指了指书柜，让张金山取出几本书，原来，这几天他得了几个好话本，我们的聊天内容又转到评书上。李菁也忘了自己是个伤员了，越聊越兴奋，还要下床使身段，我和张金山给拦住了。李菁拍着腿，说：“大夫告诉我得躺半个月呢，真耽误事。”张金山劝他道：“没事儿常看看书，要不我们常来看看你。”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十一点多，要不是怕打扰李菁爸妈休息，恐怕会更晚。我们把他按到床上，没让他送，我和张金山走出楼群，抬头看，天上月明星稀。我打开车锁，见张金山揣着兜，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咱仨的情义，挺难得！”

李菁的脚好了，相声演出却排满了他的日程，再加上郭德纲招兵买马，成立德云社，李菁也被吸收了过去。我和张金山见面老吵架，聚会的次数就渐渐少了。

有一次，李菁在广德楼演出，我和张金山去看他。散场后，我们仨一块儿走到大栅栏西街的丁字路口。有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冲过来，伸出手，扬着脏兮兮的小脸向李菁要钱，李菁赶紧说：“我没钱，我没钱！”小女孩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胳膊抱住了李菁的一条腿。李菁用手拉她，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小女孩说：“你不给钱，我就不起来。”我第一次在李菁脸上看到慌乱的神色。小女孩往上一窜，摽在他腿上不下来。李菁抬头看看我问：“你有零的吗？”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块钱，塞到小女孩手里（后来我承认，这是犯了个大错误）。小女孩松开李菁，突然抱住我，我们都只想赶快脱身，慌忙中又给了她一块。小女孩拿着钱从地上爬起来，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过去了。街边有几个幸灾乐祸的摆摊的外地人在“嘿嘿”地笑，口中说道“等着吧，等着吧”。眨眼之间，有七八个孩子奔我们扑过来，有的抱腿，有的揪衣服。我们俩都懵了，我兜里已经没零钱了，又不敢推搡他们，周围地上满是玻璃碴。我忽然用余光看到不远处有两个金发碧眼的人举起了照相机……我急了，抬起头，冲他们怒吼：“不许拍！不然我砸了你相机！”

张金山赶紧跑过来救我们，他跑过来扬起手，冲那群孩子吼着：“再不滚，打死你们兔崽子。”孩子四散而逃，张金山叫嚷着：“小孩后边儿还有大人呢，快走。”我们仨到路边骑上自行车，一阵猛蹬，前面，前门楼子巨大的阴影遮住我们，转瞬间，我们就冲到了长安街。张金山又开骂了：“你们俩是不是他妈有病啊，没事儿发什么善心啊！”李菁说：“有些事儿还得靠你，我们不成。”张金山“哼”了一声，然后开始像泼妇一样疵的我，我也不理他。过一会儿，他也不骂了。三个人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了。我用拇指狠狠划着车把，有一句话不停地往脑子里钻，想抹也抹不掉——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被别人瞧不起？苦哈哈地学说书干吗？就为当个哄人乐的戏子吗！

李菁大学毕业了，工作迟迟没有落实，但演出却日渐频繁，我们三人很难聚齐。少帮主后来的声名鹊起，与家庭的支持分不开。德云社初创时期，有时每个演员只能一场拿一两块钱，有时还要倒贴场租，但回到家里，没有冷言冷语，没有逼迫、埋怨，还有热腾腾的饭吃，并不是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这样。

我和张金山是见了吵，离了想。有一次冲突之后，已经有两个月没联系，我心里有些记挂他，可又不愿意给他打电话。忽然有一天手机响了，一看是他，听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异样，他说：“我不在那干了，以后别去那儿找我。”我问：“你现在在哪儿？”“还没找着工作，在郊区租了个房。”“那我看看你去。”“……好。”

还在龙潭湖北门见的面，我们俩骑车去了他的新住地，骑了足有一个半小时，天彻底黑了，才进到一个小村子。狭窄的小街两旁堆满了垃圾，散发着刺鼻的臭气。已经七点了，街上却一个人都没有，骑到一溜小平房前，才看见人。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横躺在屋檐底下，其中一个形容猥琐的老头儿，双眼却闪着奇光，手里平端着一张锡纸，看见我们，马上躲开了。

张金山摸出钥匙，老半天才把门打开。往屋里看，从上到下有几个浅蓝色的光束，进到屋里一抬头，房顶上有巨大的缝隙，我终于见到传说中能仰面看到星星的屋子了。苍蝇、蚊子，还有不知名的小飞虫在光束周围盘旋。前面的四方窟窿应是安窗户的地方，现在绷着塑料布。张金山摸到墙壁上，“咔”的一声，屋里亮了。真想不到，还有灯呢。说实话，我这时有些后悔陪他过来。我自己住的房间里有空调，原来没觉得这是幸福。我问：“一个月多少钱？”“一百，费半天劲才找着，还成。”

张金山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环境，脱鞋盘腿上了床。见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我忍不住损了他一句：“都到这份儿上了，还端艺术家的架儿呐！”他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说：“得坚持，得他妈坚持。我爹那时候让人给我算过命，我命硬，一般人克不过我。”

他又开始发表对评书的宏论，我说：“咱今天能不能聊点儿别的，一聊书，又打起来了。”“那聊什么啊？”我问他：“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使劲儿用手搓着脚心，又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我一个外地的崽子，在北京谁都欺负我。不过我这不还能说书呢吗，能说书，我就知足了。”这是我和他谈得最交心的一次，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多。这一夜，我们聊人生，聊爱情，聊明日的抱负。我见到过两个最勤奋的人，一个是郭德纲，一个是张金山，一个后来大红大紫，一个一直被压在下面。其实曲艺圈儿里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常年不辍地练功，一个段子一天可以练二十遍，但进步却不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去多“想”。

后来我们都困了，他扬起胖圆的脑袋，重重地打了个哈欠，骄傲地指了指嘴：“我这儿原来多长了颗牙，说书的时候难看，我就拿底下的牙磕，磕了半年，有一天终于给磕掉了。”我说：“你太为艺术献身了，睡吧。”他点了点头，向后一仰，“咕咚”就躺下了。我把灯绳一拉，也蹦上床，他说：“轻点儿，塌了。”我挨着他躺下，誓死不盖那条又脏又臭的毛巾被。张金山自己往肚子上一搭，然后伸出胳膊紧紧地搂着我，把脑袋抵在我的肩膀上。我骂道：“你有病啊？”他也不说话，一直搂着我。不一会儿，他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却因为蚊蝇的骚扰基本没怎么睡。

几小时后天亮了，我穿好衣服，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张金山还要接着睡，我出来后发现一个奇迹，自行车楞没丢。上车之后，骑到村口，见到两只野狗，它们抬头和我对视，目露凶光，狂吠一声，冲我扑过来。我有些紧张，没有和野狗搏斗的经验，于是只好定在那儿。它们离我十步远停住了，对我狂吼了两三分钟，走了。

颠簸的土路使车铃不由自主地响着，我在想：仅仅一宿我就受不了了，张金山不知要在这儿住多久……我和李菁虽不是富家公子，但从小到大，的确没受过什么罪。现在来看，我们真是人生缺了一课。我应该向所有的北漂致敬。

后面一段时间，我们各忙各的。我在埋头写剧本，暂时与曲艺圈脱离。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下班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享受着用笔和自己对话的乐趣。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人不管干什么，要想有所成就，每天都要有一段独处的时间，去想想自己到底是什么，在头脑中去训练、开发自己的潜能。过了一阵，等我再回到嘈杂、喧闹的剧场时，已经有些畏惧了。

后来张金山给我打电话，说有人约他到紫竹院的一个茶馆儿说书，先去见老板，让我也过去聊聊。我按他说的地址，来到一条狭长小街深处开的饭馆。进去一看，老板已经来了，大马金刀地坐在中间，五十岁出头，瘦小身躯，眼神直愣愣的，看得出，无知也无畏。张金山在侧位，我在他旁边坐下，老板冲我扬了扬手，算是打了招呼，然后自己倒了一杯二锅头，对我说：“朋友，干啦！”我冲他点点头，我面前没有酒。他指了指在我们另一侧的某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兄弟，刚打美国回来。”

那人抱着肩膀说：“我在美国学了三年导演，刚回来，现在世界电影的趋势，张艺谋都没我明白。”我说：“您将来一定大展宏图。”老板又拍了拍张金山的肩膀，“小张，年轻人干事儿我支持，以后就是我兄弟，你打听打听，这一带哪家门脸儿出了事，都得靠我来摆平。”张金山一竖大拇指，说：“我算看出来了，您就是21世纪的秦二爷啊！”老板嘬了一口烟，嘿嘿一笑，露出发黄的牙齿，从表情看得出，他大概没听过“隋唐”。

意料之中，不到一个月，张金山就和秦二爷闹翻了。秦二爷对张金山说了一句很“仗义”的话：“第一回吃饭是我花的钱，把饭钱还我！”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附近又有个茶艺馆来请张金山说书，他叫我一块去。第一次去我就喜欢上了那个地方。茶艺馆临湖而建，到晚上，巨大的玻璃窗外，依依杨柳随风拂动。屋里是用虾须帘子隔成的一个个小单间，一水儿都是藤椅。在单间前面为演员让出个小厅，坐在书桌后面，演过几场，不用看表，凭窗外月光的移动就可以大致估算出时间。老板娘很热情，长得漂亮，身上有成熟女人的气质。

我帮了他一个月，单位派我到外地出差。回来后我给张金山打电话，约他出来坐坐。临街找了个大排档，要了羊肉串儿。我问：“那块地怎么样了？”他一摆手，“我不在那干了。”“噢。”我没往下问。他开始变得语无伦次，破口大骂：“以后我劝谁也别说书，说书的都要了饭了！”我说：“也不全是吧？”他撸了一下嘴里的羊肉签子，对我发出一阵冷笑：“有一件事你肯定不如我！”我说：“什么？”“哼哼，你永远没有我心胸开阔！”我猜想，他刚刚承受了生活致命的一击。

大部分人只要和张金山坐上十分钟，就会觉得“这人真讨厌”。他言语尖刻，不管熟不熟一律挖苦，或者常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但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一个人在北京漂泊，生活一定是十分拮据的，可每次吃饭他都抢着花钱。即便有些做法挺可笑（他请我吃饭常去一家饭馆只点一个菜——烧茄子，14块钱，菜量奇大，够两个人吃的。我说：“以后我请吧！”他只用这句话拒绝：“我比你大！”），却令人感动。他变成这样，除了“天生管不住自己这张破嘴”外，别人没有责任吗？为什么社会老让他觉得不安？

2007年，我师父连丽如先生（在我们这行，管女艺术家仍以先生称呼，以示继承传承和尊重）开办了宣南书馆。叫李菁过来说书，他演《康熙私访》，来不了的时候我替他。李菁靠相声成名，快板儿下功最大，可他一直对评书有份眷恋。那时他说一场相声已是上万身价，说书的收入恐怕不及十分之一，他也不需靠说书“扬万”，那图的是什么？

有一次我一进后台，看他趴在桌子上，用手拍着额头，轻轻对我说：“昨天只睡了三个小时，一会儿要说的书，现在一团糨子。”

出人头地就是幸福吗？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呢。

不久，李菁结婚，数月后，他妻子产下一女，五行缺水，起名雨荷，天资聪颖，犹胜其父。十几年前的英姿少年，已肩负起无数的责任。

我们那个时代，也要过去了吧。

2010年，李菁在德云社遇突发事件时退出，和其他人另组班社。有人说他落井下石，背信弃义，个人认为，郭德纲是有责任的。单就他对曲艺的贡献，对濒临死亡的艺术，力挽狂澜，使其重新复苏的功劳，若干年后，为他塑一尊铜像都是应该的，但他不是个成功的管理者。说李菁背信弃义的人，是在嫉妒李菁的才干，背信弃义的人，没有一个能成事。成事的人，没有一个是背信弃义的。

如今的我们，一个带着手下人马在舞台上厮杀，一个仍然默默无闻，还一个“半疯儿”，还住在潮湿的小平房里，挥汗如雨间，一边骂着街，一边啃着书。但我们，都守住了。

龙潭湖的肉食店前有个火车的岔路口，有三条曾短暂交错的钢轨，虽然通向不同的方向，却都在道边高灯的照射下，在夜色中显得熠熠生辉。

能示弱才是真正的强者——李增瑞

李增瑞从小爱听相声，对广播里常放的段子，几乎倒背如流。他13岁放暑假时背着家里参加了北京曲艺团的招生考试，考场上，他说了一段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我的历史》，老师又给他试了试音准、身体节奏，然后拍拍他脑袋，说：“得了，回家等着吧。”

回家后李增瑞觉得入团的希望不大，也没放在心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一个月后他忽然接到了曲艺团的录取通知书，要他马上去团里报到。他和母亲一商量，母亲从炕底下拿出四封信，原来团里早就给他发过信，都被母亲先扣下了，因为老人仍有传统观念，不同意他学说相声！可李增瑞爱啊，他想象着自己有朝一日登上真正的舞台，带给观众如潮的笑声，那该多过瘾啊！在无数次的央求下，家里总算同意了。他兴奋地去团里报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当时在团里教授新学员的是王长友、谭伯如（单弦名家谭凤元之兄）两位老先生，几名学员（王谦祥、李增瑞、李金斗、刘长青、马宝山等）背的是统一的段子，再互相“踢毽儿”（一个小团体内，演员捧逗角色交叉互换）。两位前辈对他们这些孩子视如己出般疼爱，把自己身上的能耐倾囊而赠，绝不藏私。

那时，他们小哥儿几个，每逢周末必要到西单哈尔飞电影院去看电影。有一回，从电影院出来，几个人一商量，就奔谭伯儒先生家，谭先生看这帮孩子来了，挺高兴，给他们说了一会儿“活”，看天色已晚，就说：“得了，都别走了，就跟我这儿吃吧！”老先生亲自下厨，擀皮儿，和馅儿，工夫不大，两屉三鲜馅的饺子就蒸得了，这几个学生全是半大小子，早就饿得前心贴后心，这通足“撮”，谭先生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吃完又了聊了几句，几个孩子一抹嘴，告辞走了……事后才知道，谭先生那两屉饺子原本是要招待几天后来北京的亲戚的，没想到提前让他们给“扫荡”了。

王长友、谭伯儒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演员，却没有旧艺人的习气。以前师父对徒弟非打即骂，就是出徒后也是极力盘剥，甚至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就算在今日，我也曾听某些“名家”扬言“没有十万，甭想拜我”，不论天赋优劣，“悬秤收徒”，只要给够了钱，学不学都可以打他的“万”，很多人为拜师，弄得倾家荡产，“摆支”后又没钱继续上供，师父就只字不授，结果落得竹篮打水。似这等“名家”，比起谭伯儒这样的老前辈，岂不汗颜无地，该遭人唾弃！

数月之后，学员刘长青突发肺结核，因其身体过于虚弱，又怕传染他人，只好被劝退。另一学员马宝山，老师们发现其心思压根就不在相声上，此人酷爱京剧，为练“僵尸”的动作，老站在桌子上拿灯绳儿往脖子上缠。老师见他另有所爱，又怕他哪天“弄假成真”，也只能让他走人。因学员减少，王谦祥、李增瑞反而成了固定搭档。李增瑞比王谦祥大几个月，增瑞先生晚年戏言“大几个月吃了五十年亏”。两人对相声都很执著，老师决定让李增瑞给王谦祥捧哏，一开始李增瑞并不太乐意，他感觉捧哏者在相声中属于被动的角色，不容易出彩儿，但经过几天的思考，李增瑞同意了。一来是和王谦祥投缘，二来李增瑞要向世人证明“捧哏不是弱者”。

两人飙着膀子干，很快就掌握了几十个传统段子。与此同时，李增瑞选择快板作为副科，这样在舞台上有时也能单独演个节目，又随三弦圣手韩德福学习单弦伴奏。两人的艺术水平突飞猛进，但仍属“潜龙在渊”。

李增瑞把很多精力都用在创作上，20世纪70年代，他几乎为所有的曲艺形式写过段子，其中为马玉萍写的河南坠子《十个大鸡子》，唱遍全国，好评如潮！在武汉与王谦祥合说的《劳动号子》大获成功，这时，整个曲艺界才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一对新秀身上。陈涌泉、王长友又为他们量身创作了《师父和我》，演出后也是效果极佳。马季先生为他们写的《笑的探讨》《无名者》两部作品，公演后受到相声创作名家夏雨田竖指称赞。

1980年，二人以一段《风灾》获第一届全国相声邀请赛一等奖。演员的成功依靠几方面的条件，有人说，六分能耐，三分运气，外加一分贵人相助。在天时、地利皆已具备时，贵人的相助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数位文本创作者提供了佳作，外加此时二人受到天津相声名家郭荣起的点拨，使其艺术水准与知名度皆有飞跃般提升。王谦祥、李增瑞在全国声名鹊起，此时已是“双龙出海”。曲艺界那时没有经纪人，一对演员要想出来，台上的艺术，台下的人缘都要好。我在曲苑江湖混迹十几年，几乎未听有人说过王、李二人为人有错处。这在舌尖口利的相声圈，是极为难得的！

1985年，王谦祥、李增瑞经连春明介绍，正式拜马季先生为师，成为侯门三代传人。但此后不久，两人却遇到了生活与事业上的低谷。王谦祥去医院体检，被医生推测可能患有肝癌。王谦祥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却和李增瑞说了。风雨同舟的合作伙伴，此时给了他最大的安慰。而1986年的相声大赛两人的《驯马专家》，仅得了优秀奖。双重的打击并没有摧毁两人的斗志，反而使得他们愈挫愈勇，终于写出了一段《戏与歌》。这是一段京剧与歌曲“双柳儿”的节目，经马季先生修改，在戏歌争唱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一条几人打赌请吃烤鸭的包袱线，在演出时与观众增加了互动。

其中需要李增瑞用吉他弹奏流行歌曲，他没日没夜地苦练。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美国黑人仅用一根食指演奏，他也照样模仿，琢磨了几个月终于学会了。天道酬勤呀！1987年相声大赛，两人凭《戏与歌》拔得头筹，而后王谦祥再经医院诊断，终于确定那病不是肝癌！这让李增瑞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此以后，二人佳作不断，1997年以《换包装》获金狮杯一等奖；2000年，又凭《方言外语》获文华奖。

论其成功秘诀，王谦祥声音甜润，在台上机智灵巧；李增瑞质朴憨直，易于与观众拉近距离。二人一“精”一“傻”，掩映成趣，同时，也在表演空间上有了大幅度的扩展。我曾问增瑞老师相声的本质，他只说了四个字“幽默对话”。

如今，六旬开外的增瑞老师住在樱花西街一座普通的楼房里，经常揉着俩核桃在附近遛遛弯儿，对人无侮，与世无争，演出录像的次数也大大地减少了。他现在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的乐趣，每日里写写书法、玩儿玩儿乐器，每次见到他，他的脸上总挂着悠然自得的笑容。这辈子他已享受过的名利带来的刺激，在巅峰过后渐渐隐退，如此淡然面对浮华，才是真正的勇者，真正的智者。

相声艺术不能省事——刘洪沂

若在相声界选一位继承传统技法最完整的人，我个人觉得，当首推刘洪沂先生，不过，这也许成为他一生未曾大红大紫的重要原因。初入刘老师的家，我羡慕不已。他住在天通苑的一个新式小区里，小区入口有参天的拱门，顺着幽静的林荫道来到楼下，走进一层，迎面第一扇防盗门儿清脆一响，刘老师已站在我面前，冲我招招手，“进来。”我走进去一看，真可谓琳琅满目，一水儿旧式的硬木家具，他没开空调，光看这一堂家具，在炎热的夏日就觉得清凉了许多，墙上挂着不少字画，细看落款儿，都是他自己的手笔。刘洪沂“坐，坐，坐。”我被按到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前面的八仙桌上早就放上了一盏茶，他的动作可真是干脆，再抬头一看，他已架起二郎腿坐在上首，嘴里还含着一支烟。打量他他此时的穿戴，倒活脱像是一位旧上海的资本家——中等身材，颇显匀称，虽然年过花甲，皮肤却白皙中透着红润，留着乌黑浓密的分头（当然可能是染的），穿一身暗红绸缎的居家服，翘起的脚上挑着绒毛的拖鞋。他悠然吐着烟圈，冲我说：“想知道什么？问吧。”他精芒四射的眼睛眨了眨。说句不恭的话，他身上确有几分“猴气”，但我没想到他竟会如此地享受生活。

1949年，刘洪沂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父亲刘醒民在天桥接了小云里飞（庆有轩）的场子，成立了醒民艺术团，自任团长，母亲王丽芝是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金派女花脸。在这样的氛围里，幼年的刘洪沂自然对戏曲、曲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许这都是他儿时的游戏。并且，刘洪沂是同代演员中，曾有过“撂地”经验的人，实属罕见。

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父亲去世，那年他还不到八岁。为尽早挑起家庭的重担，刘洪沂辍学加入了新兴京剧团（旧址在宣武门外，前青厂）。虽是门里出身，但他应当是从那时起，才正式接受京剧的系统训练。1961年，他又转到宣武区皮影剧团。

他以后的人生道路，由于历史背景，与其他同一时期的演员大体相似。1968年入伍（海军4103部队，在河北邯郸市不远的褡裢县），1971年复员回到北京，分到北京第一轧钢厂（归首钢下属），干起了车工，同时进入该厂宣传队，开始频繁演出。1978年，因文艺特长突出，他进入崇文区燕京曲艺团。1982年，他加入北京市文工团。1984年，他加入北京曲艺团。1992年，他加入铁路文工团，直至退休。

论相声的师承门户，刘洪沂拜师王世臣，比一般同龄的演员要高出一辈，王世臣先生对他下的评语——我这徒弟，五十岁以后，才算会说相声。

旧时的艺人，表演水准的提高，经验的增长，是在“地”上无数次的摔打中顿悟的，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对自己的艺术经历是极其珍视的。刘老师说：“我那时想上哪段儿，打听到那个老先生会，我得拎着东西去人家里，或者请人家撮一顿，人家才教呢，我认为理所应当，甚至为了学（xiáo）能耐，挨打都没关系，老先生说，打你，就是往你兜里塞钱呢！”他又提起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就说那段《武坠子》，我是到天津常（宝庭）先生家去，他给念的‘梁子’，可唱儿他不会，又把我介绍到白（全福）大爷那儿，头一回去我带着录音机，没想到录一半机子还坏了，我后来又去……”，说到此处他动了情，“白大爷身体也不好，忍着病痛给我录，我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笔管儿条直，不单是他，哪个老先生给我说活的时候我都站着，一来是对老先生尊重，二来记得清楚！”“现在对传统活不重视，”他气愤地说，“某些大腕一段儿传统的都不会，有继承才有发展，看看现在的相声大赛，办了多少届了，有一块活‘落（lào）住’（有长久生命力）的吗？”他的话虽然有些偏执，但的确现在相声队伍里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演员一上来就创新，而没有先继承传统技巧。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去世前几年就曾希望出一部《中国相声“荤口”大全》的书，旧社会的相声，很多内容虽不可取，但其间组织包袱的传统方法、技巧，仍有可取之处。

正聊到兴处，门铃一响，刘老师的老伴儿打开门一看，显得倍儿高兴，原来是刘老师新收的徒弟来了，后来知道，此人名叫李炳鑫，长得体形矮胖，异常敦实，面色黝黑，十分憨厚，见面寒暄过后，自然就转到授徒的话题上来了。“我现在一共十五个徒弟，全都是我手把手地教，有不少业余的。”他皱了皱眉，把烟掐灭了，“专门干这行压力太大，太忙，业余玩儿玩儿也挺好，不过我告诉他们，当相声票友，也得是高票，也得玩儿出彩儿来，不能糊弄，我这当师父的也得职公职令地教，更不能糊弄！”

刘洪沂先生和徒弟聊天儿的时候很随和，可一旦开始说活，就像换了个人，一脸严肃，一丝不苟。“我这个家，”他指着屋里所有的陈设，“每样东西都是我一嘴一嘴说相声挣的，我对这门艺术是很恭敬的！”（某些演员恰恰相反，认为相声是一门“下三滥”的演出形式，很多相声演员自轻自贱，在台上不拿自己当人，在台下的口头语是——我就一耍贫嘴的！搞什么高尚。这种人难有大成）他要求徒弟也敬重这门艺术，在他看来，相声里有人生观、世界观，我猜想他之所以对相声的精神如此推崇，也可能是他将其作为经受挫折打击时的精神慰藉品。

老先生反对一成不变的授徒方法，主张要因材施教，也要“把点开活”。他有个徒弟是西北人，普通话不过关，刘洪沂就专门教他西北一带的“倒口活”，结果赢得满堂彩，徒弟也因此找到了自信。他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活”的步骤很气愤——直接从网上“扒”前辈的录音，而且七拼八凑，往往“垫话儿”是甲录音里的，“瓢把儿”是乙录音里的，而“正活”又是丙的，这样做首先是风格不统一，同时还“丢东西”，关键的四梁八柱的活常被“省略”。很多台上的包袱，光听录音、看录像，是很难明白的，老先生在台上的不少话，背后都有很丰富的潜台词，如果没有人掰开揉碎了地讲，除非有超高的天赋，是不易领悟的！在他看来，相声演员也要讲人情通透，生活阅历，否则有不少活是拿不动的。“我现在有退休金，生活不成问题。如今好些外地的孩子来咱北京说相声，他们得交房租，得吃饭，得谈对象，挺不容易的，所以有演出我不能和他们争，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多挣钱，可现在有些孩子太不认真了！”一次两个年轻人演出完了下场，问他：“刘老师，您看我们今儿这场怎么样？”刘洪沂说：“我猜你们一定是这么准备的——要说哪段先翻翻《相声大全》，把词儿大概齐捋下来就得，本来也可能约好了俩人提前先对对，可估计约的是在饭馆里对词儿，见面儿之后一喝啤酒就把对词儿这事儿给忘了，就开始聊别的，又一想，没事，反正明儿才演出呢。你们俩顶多在临上场提前半个小时到的，对了一遍就上去了，要不然不能演成这样！”两个年轻人听罢哈哈大笑：“刘老师，简直跟您真看见了似的。”“我的徒弟，要演哪段儿，得我看着过了关，才能演呢，有我在，他们谁也不敢糊弄观众。”虽秉承传统，刘洪沂也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在台上干脆利落，潇洒倜傥，尤其是他的身段动作，因有戏曲功底，比一般相声演员高出几筹。他的嗓音条件并不算好，可通过不懈地修炼，在台上亦能做到宽窄适度，高脆悦耳，并且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刘洪沂的味儿。别看使的还是老活，每一段都依据自身的条件有所变化。

我个人对刘先生的表演风格的看法是，刘洪沂先生的表演具有很大的“舞台性”，不论是在天桥“平地抠饼”，还是茶园大棚里的演出，观众都是人山人海，故演员的表演幅度自然就会加大，甚至会有些“过”，在镜头前，就会显得夸张（笔者认为：其实严格分类，剧场相声演员、电视相声演员，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可以横跨其间的人并不多）。但如今，剧场曲艺演出又重新复苏，已过花甲之年的刘洪沂先生当大有用武之地。

说到他对传统相声架构变革的贡献，可以把他形容为出色的“剪枝工”，刘老师常说一句话“艺术不能省事，省事的不是艺术”。有些人认为，他把原来一段将近一小时的传统活改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这不是缩水省事了吗？却不知为一棵树剪掉枝蔓，留下主干，需要耗下更大的心力。例如《武坠子》，原来的使法是先唱一段西河大鼓（夹在垫话之中），而后转入文坠子，最后再唱武坠子。这样的演法在今天看是极其拖沓的，但在当时的茶馆里却很火爆，这与时代节奏、剧场环境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茶馆里的观众生活仍是比较悠闲的，一段《武坠子》一个小时，要打三次钱（唱西河大鼓后打一次，唱文坠子后打一次，唱武坠子“底”后打一次），当时的表演节奏是合理的，每次打钱就是一次情绪节奏的转换。

可如今还这么演，观众一定会“起堂”。刘洪沂砍掉了前面的西河大鼓，几句话带过文坠子，直接入武坠子，仍可把观众带入这一段所需要的“规定情境”。

他在《排戏》《卖估衣》等作品中所表演的人物惟妙惟肖。《卖估衣》中有个大清早儿串胡同卖包子的老头形象，刘洪沂表演时稍稍佝偻着身体，用扇子代表手拄着的拐杖，脚下迈着蹒跚的步态，眼神迷离，抿着下嘴唇，光这一个“像儿”，就赢得了满堂喝彩，并且在这样“跳进跳出”的表演中，他避免了相声演员此时常犯的失误——打乱节奏。

刘老师滔滔不绝地和我聊了四个多钟头，依旧精神饱满，声若洪钟，我听得意犹未尽，但他晚上还有场“穴”，只好告一段落。刘老师脱了居家服，换上西裤、T恤，戴上墨镜，我们一起出了楼，见楼下有人遛狗，刘老师指了指那个宠物，对我说：“咱们这圈子里，有的人就像它，看见它你得躲着走，万一没躲开被它咬一口，就得赶紧上医院，总不能再趴在地上再咬它一口，是吧？”我答道：“我说您怎么德高望重呢！”

相声隐忍中铸就辉煌——赵福玉

人的一生取得怎样的成绩才算有成就？据说美国的成功学专家近年来得出了新的答案：成功是自身价值的自我认可，与别人对你的看法没有直接关系。并且，真正的成功者，在他人的眼中未必是成功者。因为常人的观念，所谓成就，无非是拥有名利。有成就的好处之一，就是受人尊敬，那一生为自己所爱的事业、工作孜孜以求，却默默无闻的人，是否值得人尊敬呢？赵福玉

赵福玉，这个名字恐怕鲜为人知，但翻看历年春节晚会语言类的节目单时，你会发现，节目作者名中会有十数次出现他的名字！虽然他是牛群最早的捧哏者，军队师职级干部，但你把他扔到大街上，依旧没人认识他。用他自己的话：我不是大腕儿，但也干了一辈子相声，我觉得，挺知足，相声没亏待我。

赵福玉的老家在河北高阳，四五岁时跟父母来到了北京城。一家住在西皇城根毛家湾，不知有幸还是不幸，算是和林彪做了街坊。过两年，他上了旁边的黄城根小学。赵福玉放学时常会看到战友文工团的宿舍楼前停着大轿车，身着军装的男女演员个个英姿挺拔，手提着各种道具、乐器，气志昂扬地上了车……赵福玉在旁边瞅得直咽唾沫。虽然还是小孩，但他也对未来有着憧憬。“要是有一天我也参军，也能进这个文工团，该多好啊！穿军装多帅啊！”那时的赵福玉恐怕没有“为艺术献身”的想法，更多的成分是为满足自己的小小的虚荣心。但爱虚荣，往往是人类最初奋进的动力！

十数年后，赵福玉竟然真的进了战友文工团。只不过是机缘凑巧，他从未刻意强求。1968年，赵福玉作为知青被分到了山西大同左云县。那可真是个穷乡僻壤，但他没觉得有多苦，每天和贫下中农学种地，不过活干得的确不怎么样，他在这方面挺笨。

没过两年，大同成立师范训练班。赵福玉因为天生一副好嗓子，歌儿唱得不错，来大队挑人的贾老师当时看中了赵福玉他，要他过几天去大同报名参加师训音乐班的考试。回到宿舍赵福玉把事情跟同来的北京知青一说，大家伙儿真仗义！这个让他换上自己的新衬衫，那个让他穿上自己的新鞋。按当时的标准，大伙儿把他收拾成一帅哥儿，然后又扛着行李把他送到了火车站。“福玉，大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一定得考上啊！”赵福玉含泪和伙伴们告了别，独自一人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下了火车，举目无亲，已经到了晚上，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车站忍了一宿。第二天，去师训班报到，总算在考场碰到了让自己来的贾老师。贾老师听说他昨晚睡在火车站，直拍自己大腿，连连说道：“怪我，怪我，我走之前应该给你留一个我在大同的地址，昨晚你该住在我那儿啊，这样，上午你先参加笔试，中午去我那儿休息。”

赵福玉上午的乐理笔试答得挺顺，考完后来到贾老师家。贾老师给他下了一大碗面条儿，赵福玉确实饿得够呛，吃了个底朝天。贾老师指了指床铺：“中午你就睡这儿，养养精神，下午就是专业考试了，快躺下吧！”“贾老师，这不合适吧，我睡这儿，您睡哪儿？”“没事，你就睡这儿，甭管我！”最后，赵福玉勉强躺下，背对着贾老师，泪水流到了枕头上，这是个和你非亲非故的人啊！“我这一辈子，命挺好，总是遇见热心人，遇见贵人……”年过花甲的赵福玉一边抽着烟，一边摩挲着有棱角的下巴，说话时眼里泛出温润的光。下午的专业考试赵福玉大显身手，一首《沁园春·雪》刚开唱，就把在考场外打球的同学全都吸引到了窗户前，有不少人把耳朵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倾听着他嘹亮的歌声，在那个年代，这是罕有的听觉享受。并且，在旁边还有一位秀丽脱俗的女同学在主动为他用钢琴伴奏，他这回唱得更起劲了。一曲终了，台下的评委忘记了是在考试，竟然站起来为他鼓掌！

尽管赵福玉后来参加了无数次国家级的大型晚会，但他觉得平生最露脸的一次却是这场小小的考试。歌曲考完了，赵福玉稍事休息，然后考官要求：“再给我们唱段京剧吧！”赵福玉心里明白，这已经不是考试，而是“返场”。一段样板戏照样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毋庸置疑，他是这场考试的头名状元。之后，他顺利进入师训班学习。

1973年，赵福玉参军入伍，在内蒙古集宁做了一名文艺兵。文艺宣传队队长叫梁庆林，北京人，爱说相声。他听赵福玉一口京片子，就撺掇赵福玉给他捧哏。别看赵福玉在北京长大成人，可相声到底怎么回事儿，他那时还真是个外行！没办法，既然是队长的命令，他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俩人上的第一块活是《学外语》，排练时一直是坐着对词儿，到真该上场了，赵福玉连怎么上台都不会。他在台口向队长一鞠躬，“您请。”梁队长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傻子，你是捧哏，该你先上！”第一回说相声，总算对付下来了，效果还不错，但队长一琢磨，赵福玉是个“棒槌”，以后老这样哪儿行？干脆，让他去北京进修！

赵福玉奉命回到了北京，几经辗转，认识了海政文工团的常宝华先生，想拜师学艺，常先生说：“这样吧，现在团里让我使一块新活，叫《革命传统代代传》，我晚上到剧场演，你去看，白天再到我家来，我给你排，咱们就弄这段儿。”半个月过去，赵福玉学会了这个段子，并且通过这块新活，把相声的一些基本技巧掌握住了。

他辞别了常老师，欣喜地回到连队，再一演出，水平果然使人眼前一亮！由此，赵福玉对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一辈子干这个！眼看快复员了。赵福玉通过“走后门”，和战友文工团搭上了线儿。但他清楚自己的水平，在军区宣传队还行，进战友文工团？那里可是高手如云啊！所以他对这件事有一搭无一搭。但有一天，中间人带他去见了战友曲艺团的团长——刘洪斌。

刘团长上下打量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中等身材，相貌英俊，显得忠厚老实。中间人和刘洪斌是老相识，实话实说：“这孩子会说相声，水平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过，老刘，你就是让他在战友文工团看猪圈，也不能让他离开这儿！”1976年，赵福玉正式进入战友文工团，并与牛群开始合作。1984年，两人双双拜入常宝华门下，1986年，两人分手，至今外界不知是何原因。不给牛群捧哏了，赵福玉要找出一条自己的出路，他开始拼命写作。两年后，一段《笑星传奇》，使他摘得全国相声大赛一等奖！颁奖典礼之后的宴会上，唐杰忠把他拉到一边，碰了一盅酒，向他竖起大拇指，“好样的，福玉，赵福玉为咱捧哏的争一口气！”赵福玉听了心口一热，人之所以努力，总是希望被人认可。

赵福玉对自己的写作才能有了信心，此后佳作不断。1989年他创作的《办晚会》，参加春晚并获一等奖；1990年，《第十八个》获“铜陵杯”优秀作品奖；1991年，《夫妻之间》获全国“杂文杯”创作一等奖；1996年《明天会更好》获春晚一等奖；1999年，《瞧这俩爹》获春晚一等奖。

在圈内功成名就的赵福玉对任何人依旧谦和，我问他写作的诀窍，他陶醉似地吸了两口烟说，那就是要“热爱生活”！随后他像肯定自己一般点点头：“生活里尽管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但仍要热爱他，这样，才有激情！”

我又问他，写给老百姓的相声，与创作军旅相声之间有何不同？他说：“我感谢军队，军队是个很好的实验田，你写出一个新作品，民间的相声园子只能演一次，可在军队却有反复锤炼的机会，一遍拆洗一遍新，好段子就是这么弄出来的。但军队领导对政治把关严，战士们平时的生活又比较单调，所以题材有局限性，有些在军营里很火的段子，在民间剧场演效果就差多了，因为老百姓对士兵的生活并不了解。”“您后来没当演员，搞了创作，没出什么大名，您后悔吗？”这是一个我不想问又不得不问的问题。他思索片刻说：“我这样的性格，适合写相声。我愿意‘使暗劲儿’，如果你当演员，就必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成长，可搞创作，比方你想写一个新活，你就在屋里偷着写，你不说，谁知道呢？”说到这儿，他得意地笑了。

临走时，赵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似对我说，又像是对自己的总结：“年轻人，记住，别人不拿你当回事的时候，千万要拿自己当回事！”

侯门大弟子——贾振良

靠吸纳别人的精神营养而活的人，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在我认识贾振良先生以前，答案是肯定的。

在未见面之前，我靠查阅网上的资料，想象着贾振良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是位儒雅的长者，而且具有威慑力，不然，侯家的儿女与门人弟子为何均尊称他为“大哥”呢！及至我给他打电话，依然是这种感觉。

当我进入他的家宅，贾先生为我泡上一杯香茶，在寒暄中我仔细打量他的时候，才发现他与我的想象判若两人。他体形瘦小，略有些驼背，穿着一件中式小褂，下面是条睡裤，外八字的脚上踩着拖鞋。说话时嘴唇向里收，经常夹杂着“嗤嗤”的几声笑，随着笑声，下巴上那几根稀疏的山羊胡儿也飘动起来。他不大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既天真又狡黠，既像《三盗九龙杯》里的杨香武，又像金庸笔下的周伯通。

贾振良十五岁拜侯宝林先生为师。在之前，他既是侯先生的观众，又是邻居。两人都住在达知营皮裤胡同，仅有一墙之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曲艺名家的弟子传人，常常是邻居家的小孩。虽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主动性，但也不排除冥冥中有命运的安排。贾振良那时做卖糖葫芦之类的小买卖，同时爱上了听相声。他时常钻到西单游艺社的相声场子，一听就是两场（下午、晚间）。而后他发现“攒底”的角儿，竟然和自己是街坊，这使他心中大喜。于是他若偶然碰到侯先生，就上去和他搭上两句话儿。到了园子里，他常常溜到后台，替侯先生买点零用的东西和饭食。贾振良说：“侯先生对吃饭是很讲究的，饭菜大都是从便宜坊买来的。”

天长日久，他与侯先生渐渐熟稔。有一天，贾振良战战兢兢地说：“想和侯先生您学相声。”侯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贾振良又给自己找搭档。最后找到的搭档身份很特别，是附近火神庙里的一个小老道儿，姓赵。二人很投脾气，对好了词儿，就在没有观众的时候，登上台去票上一段儿，过过瘾。这时候先生会在台下“把”两眼，不当之处，就给说说。贾振良有一次在台上演“口吐莲花”忘了词儿，只好在台上拿扇子不停地“鞭托”，嘴里只会发出“tuang，tuang”的声音，疼得小老道儿叫苦不迭。既然忘了为什么不就此打住呢？也许他不愿在自己的偶像面前出丑吧！

天长日久，贾振良对侯先生的殷勤，众人全都看在眼里。后台管事的金子厚与侯宝林是把兄弟，有一天直言道：“宝林，这孩子心诚，收了吧！”又扭头对贾振良说：“快磕头，叫师父。”贾振良跪在地上“嘭嘭嘭”磕仨头，侯先生笑纳了。经过这个简单的拜师仪式之后，侯先生对贾振良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这对师徒年龄相差16岁，侯先生对自己平生第一个弟子疼爱有加。按别人的话说：他这个徒弟，倒成了“大爷”！

谈到此处，贾振良目视前方，出了一会儿神儿，大概在缅怀那时的师徒情谊，与自己往昔的斑斓岁月。“我从没去我师父家里学过活儿。”我问：“那去哪儿呢？”他捋着山羊胡儿，晃了晃头，然后又“嗤嗤”地笑了。“我们爷儿俩一大早常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还有北海的双虹榭茶馆。每次都是我师父花钱。在茶馆没上座儿的时候，我们爷儿俩先去喝茶，师父一边儿喝茶，一边儿给我说活。我越听越来劲儿。可只要周围人一多，师父就不说了，让我自己个儿小声嘀咕词儿，他在旁边听着，师父说这叫——象不游街。”

贾振良回忆，侯先生对他从未有过一次打骂，甚至很少发脾气。但他对师父总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师父极少开玩笑，在他面前总是一脸严肃。侯先生对他在生活中的疼爱，与在艺术上的苛求，形成鲜明的对比。侯先生每天都要求贾振良练数小时的早功，要求他表演时手眼身法高度协调，一招一式都要有“准儿”。

贾振良现在说：很多老师其实不懂怎么教相声，他教十回，十个样儿，他自己心里都没有准谱，那让徒弟怎么“抓挠”？

但侯先生对贾振良艺术上的要求有时又能与生活结合得很好。譬如，侯先生认为京剧对相声的表演有极大的好处，便给贾振良五毛钱，让他去听戏。那时要听好角儿，最低的票价是四毛。之所以多给一毛，是让贾振良尽量往前坐。每次听戏回来，侯先生还要问他是否有心得，学着点什么了没有。有一回，杨宝森、谭富英都演了“失、空、斩”，侯先生给钱让贾振良把这两个人的戏都看了。等他回来，侯先生就问他：“你说说，‘失、空、斩’演的是什么？”贾振良一晃脑袋，答：“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侯先生一笑，用略带生气的口吻说：“你明儿去戏园子门口看看，戏报上写的跟你说的一样，那你在门口光看戏报不就得了吗？我这五毛钱白花了。”

贾振良正式拜师后，侯先生很长时间都没让他参加演出。做师父的说得有道理：“你现在真干了这个，就算‘老合’了。真在台上把哪块‘活’使‘熏’喽，别人还怎么指着它挣钱吃饭？”由此可见，侯先生对自己的艺术是极其看重的，不准有任何的“糟蹋”。

从像贾振良这样众多前辈的口中我感觉到，侯宝林先生其实是个极自负的人，他常说：“别人在台上可以稀松、二五眼，我不行。我是侯宝林！”

贾振良说：“我师父对舞台上的一切都是很讲究的！”每次上场，侯先生都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透亮。身上穿的大褂没有一丝褶皱，足蹬鱼鳞洒鞋，脚腕上系着飘带。他告诉徒弟，每次上场前，都要有“心儿里美”的感觉。一次表演艺术的创造，其实从你上场前站在台口，酝酿情绪、调整心理状态就已经开始了。贾振良说：“研究侯宝林，不是几个人的事，要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庞大的班子，他这个人太深了。”贾振良在艺术大师的身边，朝暮间受着熏陶，可喜可贺的幸运！

侯先生在台上的用词极为考究。如果把他说的词儿写在纸上，不需改动，便是好文章。在台上，他其实不太用“现挂”，为的是做到艺术的“完整性”。原来，普通演员与大师之间也仅差两个字——精致。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相声界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侯宝林任组长，孙玉奎、罗荣寿任副组长，并组织了一批年轻的学员集中培训。贾振良的艺术水准在这段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说学逗唱各方面皆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在那时，“看功”的是老相声演员于俊波。在调教说功时，常常因为一两句话，就要雕琢半个月。贾振良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十数年后他才承认这种教授相声的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曲艺表演中，不论说唱，老师如果抓住含有普遍规律的几句词，就会让学生反复推敲，一段时日后，学生往往恍然大悟，从而艺业大进。这样的经验，对后来的曲艺教师应该是有启发的。

不单徒弟们的嘴上功夫，包括形体在内，侯宝林先生都用各种手段强化锻炼他们。侯宝林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赵四皇上（指赵连仲。赵振铎之父），教孩子们练跤架、站姿。那时正值伏天，烈日炎炎之下，贾振良等众多学员摆好了站姿，一站就是半天。虽然都是半大小子，却个个都是拔胸、收腹，器宇轩昂。贾振良回忆，在台上的“帅”劲儿，就是从摔跤上悟出来的。前辈对这些孩子是疼爱的，因为如果真练摔跤，也许会破了相，甚至摔聋了耳朵，那就没办法说相声了。罗荣寿先生监督着学生的安全：“练架儿成，可不许真摔！”但这些好胜的孩子却常趁着罗先生不在的时候“真练”。

侯先生的思想是先进的，为提高学员生活化的表演能力，他请来专业话剧演员，用斯氏现实主义方法训练自己的徒弟，还常用照镜子的方法训练学生“发头卖像”。贾振良感悟到，同样是上台，戏曲演员有夸张的美感，话剧演员更自然、生活，而相声演员的表情（使像儿）则更需要张扬，甚至过火。

相声演员最需要的，是在生活上下功夫，汲取生活中的知识。只要你在生活中一直绷着相声这根弦儿，它就总能输送给你灵感。晚年的贾振良看电视，见到“神六”上天，宇航员在太空舱里把一支笔抛上去，慢慢才能落下来，兴奋地和老伴儿说：“细想想，这就是包袱！”

1956年北京曲艺团开办学员班，作为辅导老师，贾振良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他培养了数十名相声人才，其中，成“角儿”的有李金斗、王谦祥、李增瑞、刘洪沂、李伟健、武斌等。和一代代的年轻人在一起，他觉得充实快乐。

1993年退休后，贾振良演出的机会反而更多了。有一次“走穴”，他看到一对儿外地的演员只会半段儿《打灯谜》，竟然就放上台去说，他觉得气愤、痛心，师父留下的艺术就任由他们这样糟蹋吗？

人对于自己尊重的艺术形式，是不允许他人亵渎的。然而在当下鱼龙混杂的演出市场，一个风烛老人又怎样去干预？他很希望国家再成立个像原来培养北京曲艺团学员那样的培训班，由明白活的老师教原汁原味儿的相声。

老先生说了一辈子相声，虽没有大红大紫，但这一生与快乐相伴，值了。

“惟一”的“连盟”——连旭

认识连旭是在五年前，那时他在朝阳红庙社区工作，也算“以权谋私”吧，每周日下午，他在社区的放映厅办起了相声票房，有时自己也会登台演上一段。那时的他，虽显得憨实可爱，却未免有些拘谨，天气不算热，额头上却总是汗津津的。但多年以后，在丰台文化馆，他和搭档王惟的演出，使我惊讶不已。

他已十分成熟老练，在台上张弛有度，尺寸有法。逗哏的王惟脸上稚气未脱，声音不高，台风沉稳。两人话“咬”得紧，很有一股“清新”的感觉，台下的观众被他们撩拨得喝彩声如潮。后来，我有几次在电视上看到这小哥俩的相声，与剧场的风格又有些不同，减去了即兴的成分，但线索更分明，步步为营，层层递进，并且已经找到了些“镜头感”。再向圈中一打听，他们如今在嘻哈包袱铺场场火爆，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自认为不是个势利的人，只是奇怪，在短短的数年间，一个演员的提升竟会如此之大，这些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真想找他们聊聊，翻开电话簿，连旭的手机号还在，打过去，很意外，接听的真是他，这么多年了也没换号。连旭答应得挺爽快：“哥，后天我和惟子去找您。”我到楼下接他时，看到连旭从一辆有点儿女性化、鲜红的轿车里钻出庞大的身躯，真觉得挺委屈他。

和几年前比，他“吨位”又上涨了，胖了有两圈儿，穿一身如火般鲜艳的运动衣，鼻子上架着副眼镜，估计是平光的。他气色红润，脸上冒油，看这气势，更觉得他像个厨师。那天我觉得最抱歉的是，我的家住五层，又没电梯，经过一番跋涉，进了屋，连旭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我赶紧让他坐下先歇会儿，然后给他泡了杯热茶。等我准备好纸笔，他也平复了，“哥，惟子一会儿才能到，咱俩先聊吧。”“好！”望着茶杯中袅袅升起的热气，连旭向我讲述着一个我未知的他……

这个胖胖的家伙比我小两岁，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奶奶有个半导体，连旭没事儿就爱打开“匣子”听京戏、相声。小连旭躺在奶奶的怀里，广播里传出侯宝林圆润悦耳的声音，他也随着咯咯地笑。听相声，成了他童年最大的乐趣。一晃到了小学五年级，在一次班会上，连旭壮着胆儿，和同学演了一段儿马季的《吹牛》。他在台上有些紧张，说得磕磕绊绊，不少包袱都没响。下来后老师揶揄地说：“连旭，你不是说相声的料，相声挺难的！”连旭嘴上没言语，心里暗暗地较劲儿，“说我不行？以后说出个样儿来让你看看！”

不过，他倒从未想过以此为生，就是当一爱好。初一那年，连旭报名参加了西城区少年宫办的少儿相声培训班——地址在新街口的公用胡同，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槐树、松树、柏树，到了春天，槐香飘散。

培训班每周六下午活动，两位老师是赵小林、马贵荣。赵老师矮胖的身材，见谁都笑眯眯的，四方的脸上架着四方的眼镜框，说话常爱背着手儿，颇有学者的风范，其实以前一直在粮店工作。赵老师的徒弟胖孩子居多，据说是因为不亏嘴。那时北京电视台有个叫《七色光》的节目，其中有两位相声演员搭档主持并表演节目，一个叫胖哈哈，一个叫瘦嘻嘻。差不多北京的80后孩子都记得这两个人，想起他们，就会勾起我们童年的一串记忆。连旭一看，原来赵老师正是电视里的胖哈哈。

初见名人，连旭自然激动不已。学相声，在外人看来，一定是整天嘻嘻哈哈，轻松有趣的，其实是寒天喝冰水，冷暖自心知。赵老师特别善于给小孩说活，很有耐心。另外，他也知道孩子毕竟理解能力有限，所以不会讲什么高深的理论，他让孩子们依葫芦画瓢，纯粹地模仿，一招一式，幅度很大，务求准确。连旭上的第一块活，是《谦虚论》。连旭那时还不开窍，老师掰开揉碎了说，就这一段儿，连旭就学了有半年。

另一位女老师是马贵荣，身躯高大，体态丰满，目光炯炯，说话时中气十足。连旭那时个儿小，马老师往他面前一站，就像一座山！自然心存畏惧。但时间一长，连旭才知道在马老师强悍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慈母的心。她不单是传授知识，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很多年后，最早参加培训班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还愿意回来找“老娘”聊聊天儿。

说实话，赵、马二位老师的表演水平并不算是相声界最高的，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不计报酬地自己往里搭钱，那份对相声艺术真正的爱，让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相声人才，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功德无量。到如今，他们二人算是桃李遍京城了。估计目前在北京城内有名气的年轻相声演员中，得有一半是二人的弟子、学生（如应宁、王玥波、王磊、孙越、王惟、连旭等）。连旭几乎每周去上课，总共坚持了十二年。

1996年，以大学生为主的校友笑友相声俱乐部成立了，该俱乐部辗转在各大高校间进行演出，连旭终于有了登台锻炼的机会。随后，马贵荣老师带着他们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内的一座假山上的亭子里，每周日为游客义务演出。每逢过年，他们还会参加厂甸庙会。凡是在露天的场所说相声，演员嘴只要一“松”，观众就会“抽签儿”，并且，上下场的衔接，如何用“垫话”迅速地把观众引到“我”的这一场活里，都需要演员动脑子，所以，常常一个演员几天庙会演下来，就会有一个飞跃。但相声毕竟是玩儿，还要找饭辙呀！连旭在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干过不少工作。甚至开着130卡车给超市送过薯片，在小庄的342总站开过报亭。

最后，连旭在朝阳区红庙社区居委会当了干事。虽然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老在外面跑，但工资确实太低了，一开始才几百，后来涨了，但最高也就一千多。但连旭也有得意的事，每周日下午，他利用社区的放映厅，给众多相声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活动、交流的场所，也就是在那时，他认识了后来的搭档王惟。王惟比连旭小三岁，小的时候也在少年宫的培训班待过。

但由于年龄小，和连旭不算一批，加上赵、马两位老师学生太多，所以互相没什么印象。王惟个头不高，说话时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二十多了，听起来还带着点“童音儿”。王惟外表稚嫩，骨子里却很有主见。见到连旭前，他已经十年左右不接触相声了，上大学学的是机电专业。看得出，他的性格有些执拗，又不失活泼。王惟在学校里因为一档子事儿被记过处分，教务处的老师找他谈话。一进屋，老师觉得他眼熟，细一聊才想起来——原来这位老师的孩子也在少年宫学过相声，她带孩子上课时见过王惟。敢情王惟这么多年白长了，外表没多少变化。聊完处分的事儿，热心的老师还告诉他个信息——以前你们这些学相声的孩子，现在周末都在红庙说相声呢，你没事可以去看看。其实王惟心里还一直惦记着相声，一来到红庙居委会，便出现了一场“历史性的会晤”。

这对儿后来珠联璧合的搭档，在那天有了一次长谈，连旭着实喜欢这个小弟弟。2008年4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第四届全国相声大赛，赵小林先生那时得了鼻骨骨刺，躺在病床上，忍痛为王惟、连旭写了一段《接批三国》，让他们拿这块活去参加比赛。

结果初赛，两人就被刷下来了。的确，他们当时的表演还达不到一定水准，另外，一位相声圈里资历颇深的大腕儿对我说过：“这行里谁也不要指责谁，像这样的比赛，哪场没有猫腻？”连旭庞大的身躯里装着脆弱的心灵，稍稍受了一次打击，就想着：“哎，还是回居委会上班吧！”要说连旭在居委会干得也不错，几年间从上到下都落了一好人缘儿，工作勤勤恳恳，还被选为居委会青年工作代表（一百人里才挑一个），但工资实在太少了，他遇到一个与朋友一同创业的机会，就干脆辞职了。他俩的转机来自高晓攀。

在今日的京城，若是不知道嘻哈包袱铺，不知道高晓攀，你就不能算是个时尚达人。这个1985年出生的保定孩子，很早就来北京闯荡。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相声演员的聚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我指引，我看到一个相貌英俊，又有些腼腆，嘴角不时挂着坏笑的小伙子。老前辈拍着他的肩膀，向我介绍：“他叫高晓攀，看，多帅，相声的后起之秀啊！”

寒暄过后，高晓攀转身离开，老前辈望着他的背影，露出阴冷的笑容，对我说：“你看出来没有？这孩子是条狼。”我和晓攀接触不多，后来只见过几次面。我除了曲艺还喜欢话剧，有两次是在戏剧圈的沙龙里见到的他。一次，在北土城的一间酒吧里，几十个戏剧人围坐成一圈儿，当中腾出一块空地，算作表演区。大家逐一登场献艺，主持人示意让高晓攀上来，他羞怯地摆摆手。

要说最早退出德云社的演员，应当是高晓攀。差不多是在2003、2004年，那时的德云社还叫华声天桥相声大会。高晓攀和刘云天（曹云金捧哏）搭档。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一点很可贵，大部分80后都在随波逐流，没有人生的长远目标。高晓攀骨子里就想当领袖，我记得在他未成事之前，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少有人说他好，通常是“活一般，人性不怎么样”！更有些难听刺耳的话就不便重述了。那时，在后台，我常看到三五个年过花甲的老前辈，凑在一起，骂这个刚过二十的孩子该天诛地灭。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自己就愣是打了一块“地”，在朝阳文化馆的小梨园剧场。

后来怎样我不知道，反正一开始经营得很惨淡，台上台下人数基本持平。他的组织那时叫青年相声团，但并不是他说了就算。记得有一次我看他们的演出，散场后，一个自认为颇具实力的演员对他大呼小叫，颐指气使，高晓攀诺诺应声，并不和他冲突。看着他那时的表情，忽然想起《蒋介石日记》里的一句话——欲成大事者，须养沉雄之气。多年后，高晓攀如日中天，那张狂的人已众叛亲离，惨淡收场。他的确是个有心计的人。当然，能成事的人也要经历波折，由于种种原因，青年相声团解散了。很多年轻人初次失败的原因不外乎这两个因素：目标不明确，计划不具体；合作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高晓攀很难受，到后海岸边哭了一鼻子。一个男孩儿，手扶着岸畔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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