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祥财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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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思想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经济思想史
作者：钟祥财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01
ISBN：97875520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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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初期研究
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不乏对前人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献资料及思想观点的回顾和评论，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历朝正史中的《食货志》等，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建立是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说传入以后的事。
最早萌发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之念的是梁启超，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说：“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然导其先河，乃自希腊。昔贤肇阐义奥，泝逮輓近，乃更光大，虽曰新学，抑亦古谊也。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期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一文，肯定严复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引进以及分析精当不易，有益于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不仅如此，“梁启超即因阅读《原富》一书，而刺激他在《新民丛刊》上撰写《生计学说沿革小史》一文，希望藉此能帮助读者了解《原富》”。这个想法是在同年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的。
梁启超最终没有写出《中国生计学史》，但他对《管子》经济思想和政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管子传》写于1909年，共13章，其中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分6节，分别为：①国民经济之观念；②奖励生产之政策；③均节消费之政策；④调剂分配之政策；⑤财政策；⑥国际经济政策。各节中篇幅最长的是第4节，占12页（整章共36页），其次为第6节，占10页，再次为第5节，占7页。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价值，梁启超说：“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在翻译亚当·斯密《原富》所加的按语中，严复也提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和思想观念，作了一些比较、评论，相比之下，梁启超对《管子》经济政策和思想的分析，不仅比之前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系统、细致，而且理论深度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涉及经济学本位即是一例。另一方面，根据《饮冰室合集》所收的篇目，梁启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著述还有《王荆公》、《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等，写作时间跨度达25年，是当时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涉猎最广、用力最勤的学者。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在高等学校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是李大钊。在1920年的一篇“北大讲义”中，李大钊指出：“西方人的经济思想，既于欲望的是非邪正，一概不加择别，而惟尽力以求其满足，而满足的手段，亦复不加以选择；东方人的经济思想，于欲望既须加以严正的择别，于一定的限度内认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满足，此外则必须加以节制，而于满足欲望的手段，亦须守正当的轨范。”这种中西比较的方法，同样体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在李大钊看来，“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南道（东洋）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西洋）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处，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主义——个人主义……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而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倡导新文化、新思想，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主要引进者、宣传者，他的经济思想对20世纪中国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关注，显示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历史转折时期值得重视的价值。
1922年，甘乃光在岭南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并在1924年撰成《先秦经济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此前的宣统三年（1911年），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陈焕章完成了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and His School），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法丛书，分上、下两册出版，2005年，该书（英文版）由岳麓书社出版。之后相继问世的专著有李福兴的《孟子经济思想》（北京交通大学月刊社1926年版），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熊的《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的《现代中国经济思想》（中华书局1934年版），赵可任的《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正中书局1935年版），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赵丰田的《晚晴五十年经济思想史》（燕京学社1939年版），王守直的《孔子的经济理论》（文光印刷社1940年版），蒋介石的《中国经济学说》（1943年版），俞寰澄的《管子之统制经济》（温州中华铸字制版印刷厂1944年版），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等，此外，王学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田崎仁义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其中最具学科创建意义的是唐庆增的著作。在全书的绪论编中，作者就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表了颇有价值的见解，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经济思想的性质、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所占的地位、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等。经济思想为何？唐庆增认为：“就各种社会制度言之，当然以经济制度为最要，经济制度之功用，在于满足吾人之欲望……经济学之主要目的，即在研究如何可以满足人类之欲望，而以满足人群之福利为归宿。人类首先研究经济事物之性质，逐渐建立一种经济思想，企图改造其环境，研究者既形增加，成绩亦日臻进步，于是乃有统系之经济学出现”，因此，“凡一切关于经济制度之言论，皆得称为经济思想”，它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经济思想，乃为客观的经济制度所直接产生者，至少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对于各种经济制度所具之意见，后人可以藉此窥见某时代学术发达之状况及制度，以及变化之痕迹；同时经济制度亦受经济思想之影响，而逐渐更变”。
唐庆增阐述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性。首先，它有助于改良现实经济，“现代中国经济问题，复杂万端，如财政、币制、农业等，皆有积极改革之必要，欲求有适当之解决方法，须有健全之经济思想。但我国经济问题，自有其特殊之性质，必须国人自谋良法，非徒裨贩西洋新说陈言，所可奏效，但欲产生一适合国情之经济思想，非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之历史不可，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其次，有助于了解各种经济思想的渊源；第三，有助于全面领会各种专门名词的含义；第四，有助于掌握社会经济的研究方法；最后，有助于确立中国经济思想的国际地位。在唐庆增看来，“中国在今日仅有经济思想（EconomicThought）而无经济科学（EconomicScience），内容固属简单，与政治及伦理思想，混淆不分，且乏显明之经济派别，不足与言科学也。但思想发源，确较西洋学说为早，特以进步太缓，今日乃处于落伍之地位，社会人士对之，亦不甚注意，遂使数千年来之中国经济思想，湮没无闻”，“为发扬我国旧有学术起见，中国经济思想史，实有研究之必要”。在这段话里，唐庆增提出了中国古代只有经济思想而无经济科学的判断，他运用的显然是现代经济学标准，这会引发歧见，但毕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说之间的差异。他同时肯定中国经济思想的发源早于西方经济学说，这虽是梁启超之说的延续，由于增加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的影响的分析，论证上更充分了。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唐庆增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影响，这是自本学科产生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外经济思想关系作出的最早研究成果。唐庆增指出：“就中国情形而论，上古时代，周秦诸子经济思想，毫无感受外邦经济思想影响之痕迹，西洋经济思想之输入中国，乃为中世及近代之事实”，反之，“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外邦实产生有相当之影响，细读西洋哲学及政治经济名著，即可了然，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者，如于此点忽视，不足以称完璧”。例如，“重农派经济学家与中国学术界关系极深”，其中，“凯奈（即魁奈——引者注）著作中恒视中国为模范国，其思想受中国经济学说影响之处甚多”，具体表现在自然法、足民、重农、租税等四个方面。又如亚当·斯密，唐庆增认为：“彼受重农派之影响，故其学说间接的与中国经济思想，亦不无关系”，而且在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中，“常叙述中国之经济状况，如农业工艺国外贸易货币利息劳工土地税等问题，皆屡屡论及”。
为了改变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力的局面，唐庆增强调从事本学科研究应具备全面扎实的专业素质，如在知识结构方面，必须掌握经济学原理及外国经济学说之精华、中国经济史、国学常识、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历代法制历史之知识、社会学、名学等；在研究态度方面，首先要有刻苦忍耐的长期钻研精神，其次要有审慎之眼光，最后要持公正之批评；在研究方法方面，他重视史料整理，强调“一方面研究固宜求其精深，涉猎之范围宜由狭而广，由精而博，庶不致有窥豹一斑之失”，另一方面要有所侧重，应以历代学者和政治家本人著作为最要，同时注意“经济思想之见于实用者”、“法典及其他更定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可运用分析、解释、比较、批评等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唐庆增的系统见解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其中不少原则至今仍是研究者必须参照、遵循的。就此而言，可以把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的问世作为这门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已初步建立，那么20世纪50年代中期则是这一学科进入发展阶段的起始。从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分析方法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成为明确的主导，从人员数量和组织方式上来说，团队协作和教材建设得到重视。为了改变高等学校经济学说史教学只讲外国，不讲中国的状况，一批学者转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一些高校筹备开设相关课程。1959年，巫宝三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和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1964—1966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在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园地。解放前出版的几本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均限于介绍先秦各学派的经济思想，它们所引用的史料既有许多的遗漏和谬误，而观点立场更是大成问题。至于秦王朝以后两千多年的经济思想，迄今尚无系统的著作问世。因此，这门科学的研究，几乎需要从头开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专门探讨经济问题者，真是凤毛麟角，他们的经济观点绝大多数都是夹杂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史论乃至于文学著述之中。要探索他们的经济思想，不仅要从这些著作下手，而且，还须从历代封建王朝的各种历史记录、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措施中去搜求它们所体现的经济观点。旧的典籍，浩如烟海，这种淘沙金式的研究工作，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发现我们的祖先不仅有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光辉成就，也有卓越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也是一群灿烂的明星，足以使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惊为奇迹，也可以证明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经济分析还不如欧洲中世纪的现代美国庸俗经济学者是何等的愚昧与无知”。
学科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理论争论活跃，议题包括如何评价古人经济思想，如何分析《管子》经济理论等。60年代前期，“针对当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研究工作中开始出现的脱离经济思想家所处历史时代，大量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语录，以及某种‘贴标签’的倾向，有些同志提出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或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习用的一些范畴和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不赞成把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思想算在古人账上，把封建的东西纳入资本主义的范围，从而曲解、割裂古人的思想。他们认为，应当努力把握中国某些特有的经济范畴和概念的内涵，实事求是地理解、说明古人的经济思想，既不贬低，也不拔高，反映出中国经济思想的特色”。（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深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活力再现。全国性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学养深厚的资深学者成果丰硕，研究生教育走上正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期间，有关学科建设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继续引发讨论，如学科定义、研究方法和应当注意的倾向等。
赵靖对经济思想作了新的界定。他认为：“经济思想，按照其本身的发展程度，可分为下列几种形式：①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反映经济关系的某些原理、观念和范畴，以较低的抽象程度零散地存在着，或者只有某些表面的联系。②经济学说：在研究、说明某一方面的经济问题时，把若干有关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一定的分析、论证。这些联系、分析和论证，已大体上形成为某种系统或体系。③政治经济学：不仅在许多经济问题方面已有了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已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其中，“经济学说和政治经济学都是经济思想的发展了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经济思想的最高发展形式”。据此，赵靖把经济思想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经济思想史是包括简单的、初级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在内的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广义的经济思想史则是包括经济思想的一切表现形式在内的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也就是说，不仅包括简单的、初级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学说的发展史，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史在内。”
马伯煌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是动态的研究，另一种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是静态的研究，两种方式可以结合，但应以前者为主。至于方法，他表示“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是一门科学，研究工作者就不能采取摭散拾零、就事论事的方法来对待。这种方法，用之于资料收集则可；用之于研究写作，势将流于饾饤累积、如獭祭鱼，怎么能够反映出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呢？循此以往，或有陷入‘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失误。”他主张把经济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分析考查，并列举了提出主要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掌握经济特点，辨别表里关系；分清经济思想主流和突出点等具体要求。
关于学科定义，陈绍闻等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是中国经济理论的历史。它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科学。”关于研究方法，他们同意赵靖和马伯煌的观点，并强调：①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不能以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习惯于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用革命导师的某段语录作为学术研究的现成答案”，“如果拘泥于马列主义的一般论述和个别结论，什么问题都得由革命导师说了才算，那就无法对各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特殊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②要找出中国古人经济思想的内在联系，建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有体系；③要实事求是地解释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防止把古人思想现代化。
与此同时，学科研究在内容深化和范围扩展方面成果显著。前者可以对《管子》轻重理论的探讨为例。马非百认为：“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应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国家自己经营商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作者所以这样主张，有两个目的：即一方面在这种买进和抛出的过程中，政府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君有什倍之利’，而另一方面可以使货物价格接近于适当的水平而不致过高或过低，‘财之櫎可得而平’。当然，要实现这一总的方针，不能为无米之炊，而是必须有雄厚的平准基金即‘财准平’，才可以‘长袖善舞’的。这样，《国蓄篇》下文所谓‘万钟、千钟之藏’，‘藏繦千万、百万’，便成为必不可少之举了。”
巫宝三写道：“《轻重》各篇作者完全主张封建君主在流通领域中采用商人牟利方法，贱买贵卖，压价抬价，以及运用货币和价格政策，控制全国货币和物资，特别是控制粮食，这些是否可以说‘他们所代表的是商人阶级本性’呢？或者说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因为《轻重》各篇作者主张采用商人经营方法的趋向和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商业、奖励商人和积累商业资本，而是以富商大贾积累财富之道，一方面排斥富商大贾，另方面则强化封建统治物质力量，使封建社会停滞不变。这不能说是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而只能说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赵靖指出：“轻重论是汉代统治思想从无为向有为的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典型表现。”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思想根源，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封建生产方式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壮大，向农业以外的领域扩展；封建地主经济的上层建筑——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已经建立起来，需要巩固和加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和城市工商业较为发达，商品货币经济较为繁荣；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的发展，为轻重论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前提，等等。赵靖对轻重论“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的评价提出商榷，认为“轻重论所体现的是西汉封建中央王朝的利益和要求，它的出发点是夺取轻重之势以确立和加强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历史地看，“轻重论本身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官商垄断理论”，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积极作用，“一当这种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这种积极作用也就逐渐消退。到封建社会的后期，这种官商垄断理论同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增长的矛盾就必然日益突出起来，而受到反映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的反对和批判”。对《管子》轻重理论的评价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从中不难看出学者之间的讨论深度。
在拓宽研究领域和丰富研究样式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对“五四”运动以后经济思想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的研究，对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对新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对经济改革思想的研究，对各地区、各历史时期经济思想的专题研究，对近代以来海外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的研究等，都得到扎实推进，出版的论著资料翔实，论证缜密，得到好评。研究成果的形式不仅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而且有人物、专著、思潮、群体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力求靠近经济学分析，与现实的联系显著加强，从而扩大了学科研究的社会影响。在国家社科规划的引领和社科等各类基金的资助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课题立项数量增加，质量优化。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受到重视，硕士、博士生培养日益规范，后起之秀值得期待。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也在加强。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正处在与经济增长和学术成长相融合的发展阶段。第二节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和方法一、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一）经济思想史内涵丰富
诚如唐庆增所说，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涉及多种知识，对研究者素质要求严苛的学科。那么，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去研究这门学问呢？如果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逃避现实，在皓首穷经中寻找解脱，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意义何在？这个困惑从学科萌芽时就已产生，在学科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被人提及，经常引起讨论。老问题可以有新思考，前辈学者的见仁见智富有启发，本书提出几点看法作为补充。
首先，这是由经济思想的自身属性和独特内涵决定的。巫宝三有言：“各个时代和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于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一个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常常包涵这三个方面的经济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它既有以道德哲学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哲学思想，又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成因和各种关系的理论分析，还有由此得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各种经济政策处方。但不是所有各个经济学家都是如此明白地呈现出来这三方面的经济思想。作为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数理经济学家所作的经济分析，他们既不说明他们的经济分析所源出的基本思想，也不提出他们根据经济分析所作出的政策意见，而仅仅是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本身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分析和说明。”显然，从一个角度说，经济思想是经济学说的前身，因而比较直观、零碎，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思想又是比经济学更为丰富、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正是经济思想的深邃难测和神奇奥秘，吸引着好奇的人探索追寻，获取灵感和快乐。（二）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演进
经济思想史是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或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它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历史分析和思想研究是经济学演进的前提。美国有两位专门研究经济理论史的学者强调：研究历史的主要收益是“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因为，“一切伟大的知识先驱都是以一种怀疑论的（几乎是反偶像崇拜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思想，并以一种开放的（几乎是朴素的）信任来对待新思想……创造性过程总是把概念从其传统的联系或含义转向新方向的过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已是耳熟能详的例子。而在此之前，亚当·斯密的原创性工作也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斯密在其关于市场经济的分析中，强调了个人主义带来的秩序而不是混乱”，于是就使“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这里不存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整个社会结构基于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和竞争。半个世纪前被孟德维尔所称道的动机，在斯密这里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社会秩序和社会福利的源泉。至少在经济生活方面，要走上兄弟般的和谐之路就只有通过为了自身利益而展开的竞争。这样，斯密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银行举办了一次发展经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回顾展望这一学科的历史和前景。主持者认为：“在过去的50年里，发展经济学家一直以极大的努力探讨政策问题。这暗示着，国家的作用必须被置于关注的中心。关于这个问题，在发展思想中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宽泛地讲，在早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萧条经历的影响，人们不信任市场（包括世界市场），而是信任政府在指导投资方面发挥有效和生产性作用的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验不再支持这一信条，而七八十年代则表现出强烈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动向。”“到90年代末，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国家进行了市场改革。我们再一次汲取了经验。我们看到，市场改革可以是，而且基本上已经是一种增长的动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的支持，它们也会发生故障或者失败。因此，目前关注的中心，是制度和市场的关系。”这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期，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最初，人们相信只要提供资金和技术，落后国家就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当这种政策没有获得预计的效果时，人们又把经济发展的路径选定为私有制和市场化；直到现在，人们才意识到，为了取得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益，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协调，规范的制度建设必不可少。（三）经济思想史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去梳理脉络，汲取智慧，解释因果，前瞻未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种体制改革在中国有没有历史文化依据？如果有，那么这一改革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内在接续，反之，外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要转变为内生的诱致性制度演进，将困难重重，充满变数。巫宝三对先秦经济思想的价值作过精到的揭示，他指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在经济思想与哲学、政治思想的关系上”存在着“相同处”，而且“这相同处是基本的”，例如，“就古代中国两大学派，即道家和儒家的哲学和经济思想来说，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认为经济活动应顺应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礼制和刑政。这种从哲学发展出来的经济思想，就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论。以后汉代司马迁所提倡的‘善者因之’的经济发展论，就是根据道家的这种‘自然法’论。儒家学派的天道观，与道家不同，它是以封建宗法伦理思想为基础的。从它的仁学、仁政思想而发展出来的‘泛爱众’、‘薄赋敛’等利民、富民经济思想，亦终不能逸出封建伦理思想的范围。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所崇奉的自然秩序思想，事实上是儒家的封建伦理哲学。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学派虽与古代中国不同，就自然法思想来说，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亦多以此为依据”。
在很大程度上，先秦时期的法自然思想具有前科学的意义。此外，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儒家“大同”社会理想提出以前，有关自利人的论述相当丰富，这是司马迁自由放任主张的人性假设基础，对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非常重要。如此看来，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史料发掘及分析研究，与当代改革和未来发展并非是遥远的，隔膜的，而是存在有机联系的。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一）经济思想史的已有研究方法
发掘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价值，需要运用和创新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也是不断演进的。从国外相关论著的情况看，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种以阐述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为主线，附带分析亚当·斯密以前的内容，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史的扩展；另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回顾评价古典经济学之前的史料和近现代未能纳入经济学理论范围的相关思想资料。前者有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等。在国内，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以历史断代和学派人物为线索，分析评价的标准大多参照西方经济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取而代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引进，加上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相关性日益紧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多样性变化。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着眼于资源配置的优化，聚焦要素流动的效率、经济运行的均衡，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则带有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强调，对社会经济中阶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等问题特别关注的显著特点。无论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初创、拓展和深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既然研究方法的演进或丰富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尝试何种新的方法呢？（二）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是人们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所遵循的理论原则和技术路径，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区别。在逻辑上，有演绎和归纳之分；在范围上，有宏观、微观之分；在角度上，有历史考察、制度分析和数量研究之分；在范式上，有规范和实证之分；在哲理上，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相比之下，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最富有思想性，因而具有基础性意义，可称为基础方法论。
围绕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探讨和争议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其起源、发展和学术影响则为期更长。
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方法论术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他指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最初都是由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主义者创立的。他们首先创造了‘个人主义’术语，用以描述他们反对的竞争社会，然后又发明了‘社会主义’一词用于描述中央计划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所有的活动都由在一单个工厂中作用的同一原则来指导。”帕尔格雷夫（Palgrave）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第一版（1896年）中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已把此词运用于“那样的产业组织体系，在该体系中，一切积极性均产生于私人个体，一切组织形式均出自于他们的自愿同意”。该词条然后评述道：“个人主义的自然对立面是‘集体主义’或者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它是这样一种体系，在此体系下，产业直接有国家组织进行，国家拥有一切生产资料，并经由指定的官员管理一切生产过程。”罗斯巴德把追溯的源头推得更早，在他看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主义者、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当今的支持者们，都是深刻的国家主义者而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的自然法理论也有相应的重大失误”，而“洛克著名的《政府论（下篇）》肯定是最早系统论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理论的作品之一”。
在对个人主义进行理论辨析的过程中，哈耶克回顾了它的发展和变异。在他看来，近代理论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然而又常常被混淆的个人主义。一种个人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苏格兰哲学家伯克和英国辉格党的政治哲学之精华，其中19世纪的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的著作对个人主义一词给予了最完备的描述，“无论是伯克，还是托克维尔都无疑在所有本质问题上接近于亚当·斯密的立场，而后者却是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个人主义“主要以法国人和其他大陆国家的作家为代表”，“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有‘百科全书’派成员卢梭，和重农主义者”，“这种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有演变成为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
马克·布劳格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熊彼特于1908年首创的。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熊彼特区分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指经济政策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态度）、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指流行于17、18世纪的观点，认为自我控制的个人构成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可分解成为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对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不必也不可能用超个人的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方法论个人主义（那个时期理论家对有关经济机制的逻辑性问题所采用的方法）等不同概念。马克·布劳格还指出，后来，波普尔在20世纪50年代宣布应将一元论的个人主义原则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强调：“所有理论的或归纳的科学［应该］利用相同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社会理论的任务在于审慎地使用描述的或唯名的措词，即根据那些个人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来构思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
由此可见，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原先都是，至今也仍然是涉及多个学科的较宽泛思想理论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不懈努力，它们越来越多地是指经济学方法论。米塞斯阐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理。他指出：“一切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作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所以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作些有关于这个集体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与的意义。某一行为之为个人行为，另一行为之为国的行为或市的行为，是靠这个意义来识别的”，“因为在各个成员的行为之外，决没有一个集体存在”，“所以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
哈耶克指出，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其次，它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这种方法论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这种看法主要是针对有关社会的彻底集体主义理论的，这种理论谎称能够直接把象社会那样的社会整体，理解为自成一体的存在，它们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之外。”
至于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形成，熊彼特提到过德国的史盘，他在《经济分析史》（第二卷）中有“史盘的‘全体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并在一个注中写道：“在德国建立所谓全体主义学派的，是史盘教授。”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包括三层含义：①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经济学方法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弗里德曼指出，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到了20世纪初，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结构变化也与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取舍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经济学本来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来源和增长问题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是明证，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通论》问世以后，马歇尔等人的理论被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以宏观经济学命名，再后来，出现了萨缪尔森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组装在一起的所谓新古典综合。
经济学方法论对新的经济学理论的产生也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宪政经济学的创立就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布坎南声称，坚持个人主义的方法不仅是一个使用什么样的研究工具的问题，而且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他表示：“我们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先驱一样，认为惟有从‘经济人’推导出来的社会冲突与合作模型，才适合于我们的宪政主义思想。”“只要把价值的来源定位于个人，且在人们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就可以把全部政治事务仅仅看作一个复杂的涉及多人的交易或契约系统。个人必须被认为是聚集在一起探求某些问题并最终达成协议，以建立对大家都相互有利的集体组织或安排。”在他看来，“市场和政治的区别不在于人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不同，而在于追求各种利益所处的不同条件。政治是个人之间进行复杂交换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人们谋求集体地保障他们独自确立的、但简单市场交换不能有效保证的目标。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利益。在市场上，个人用苹果交换橘子；在政治上，个人按一致同意的份额承担人们共同需要的事物的成本以换取它们的服务，比如从地方消防站到法官的服务”。因此，“法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帮助个人不断寻找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目的（无论是何目的）的政治博弈规则，这些个人，作为公民，最终控制着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
另外，这种方法论分歧还体现在某些经济学理论的演变上。如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的或是奥地利学派的，都抱怨老制度主义，说它缺乏理论；经常用整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术语参与论战”，老制度经济学“因而被刻画成描述主义和反形式主义、整体主义、行为主义以及集体主义”，“老制度主义者还拒绝个人主义福利标准，倾向于干预主义，赞成较多的政府介入以矫正制度失效”；新制度主义者则乐于将个人主义等标签往自己身上贴，以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与老制度主义“明确区分开来”。
那么，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特征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视角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就是可行的。鉴于本书的研究时期延续到当代的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以贯之的分析工具，基于个案研究和总体思考，笔者尝试将这一基础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脉络和进行理论分析的新视角，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叙述方式也将作出相应调整。这是对本学科已有成果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完善，也是本书的主要特点所在。第二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上）第一节先秦时期的自利论和义利论一、先秦时期的自利论（一）古代经济思想的人性假设
先秦时期不仅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起源阶段，而且史料丰富，智慧深邃。最早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甘乃光说“秦后经济思想无特别出色处”，而先秦时期的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例如，“这时期的思想皆是一贯的互相影响着”；再如，先秦的经济观点“立许多后来思考的根本”，他举例说，“先秦诸子义利之辩，后来汉儒宋儒并后世所称的理学先生们更推波助澜，便生出许多虚腐的头巾语。先秦诸子轻税之说亦深入以后二千年人民心理……重农主义亦于是时确定，虽后来时代使然，然后来之思想家也不能不受他们前辈的影响”。黄汉认为：“吾国之经济思想，在秦以前，尚足与西人抗衡。迨汉以降，学术日衰，思想不振，虽有一二杰出，如司马迁《货殖列传》内之力主放任政策之经济观念，刘晏之理财政策，贾谊、陆贽对货币及物价关系之分析以及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对于货币问题，均有特殊阐明。但皆一鳞片爪，而少专书，缺乏系统之研究。”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整体上处于“前现代”的形态，但先秦史料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已堪与西方同期思想媲美，这是先秦经济思想值得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这种看法虽然不乏争议，先秦时期经济思想的独特价值则是无可否认的，如胡寄窗尽管不同意甘乃光等人的说法，却也承认“先秦经济思想对秦汉以来封建中国影响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它“为此后封建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勾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的基本前提。人们对经济社会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建议和评价，总是从对经济行为的主体——人（包括个体的，整体的）的本性的基本判断为出发点的。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中，“经济人”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由于“把一种基于效用或自我利益学说的隐含的哲学吸收到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为建立作为科学学科的经济学所做的贡献比他以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大”，在西方历史上，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论证和宣传，“利己主义，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响了人类活动，这种思想很快在18世纪获得了基础”。“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斯密从正面在政治经济学中阐明了这一新型的‘人的类型’，即‘经济人’。同时指出了他们前进的理论和行为准则。由于从封建社会中挣脱出来的这一代新人的努力，在英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进步的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近代史上最早发达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成了后进国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
反观中国的情况，经济思想的人性假设提出的时间更早。胡寄窗指出：“‘自利’是我国古代又一个较普遍的思想观点，惟在春秋战国之际，宣扬“自利”、“为我”的思想家是极个别的。战国中期以来，‘自利’便成为谈经济问题的人的共同出发点。”这些描述大多在讨论人性等哲学问题时出现，但往往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二）各派学者的生动描述
春秋时的晏婴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这里的争，就是指人们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及享受。既然这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血气），外力（包括统治者或说教者）就无法将其泯灭，所以晏婴强调：“且夫饰民之欲，而严其听，禁其心，圣人所难也。”当时，孔子也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后来，杨朱主张“为我”，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战国时，商鞅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在他看来，“民之于利”就如同“水之于下”，“四旁无择”；“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管子》（战国部分）作者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荀子写道：“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人之情，食欲有蒭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材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韩非对人的自利心更是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他还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这种观念表述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严格地讲，两汉不属于先秦，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文献形成情况看，西汉的许多经济思想是先秦观点的发展和总结，同时也是秦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司马迁属于前者，桑弘羊属于后者。因此，这里把西汉前期的相关史料一并加以分析。如《管子》（西汉部分）作者认为：“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司马迁的一段话更加著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三）先秦自利论的学理价值
这些关于人的自利本性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18世纪西方学者的水平。如孟德维尔认为，人类行为，不论是出自生命自保的冲动，抑或是为个人荣誉感而产生的善举，其动机都发端于利己心。所有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起源于这种利己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人类的这种自私本性。不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社会状态下，这种本性都是不变的。一切利他的或仁爱的德行，实际上只是想获得他人的赞美和避免受到谴责，因而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伪装。即使有些行善的动机是真诚的，但皆因缺乏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因此认识不到这种善行实际上亦源于自私的天性。亚当·斯密曾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胡寄窗对秦汉时期的自利论做过阶级分析。例如他说：“《管子》用人类的自利观念去解释社会经济活动”，“由此可见，一切代表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营利动机出发，总是把‘自利’看成一种抽象的人性，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这种看法也就充分体现了这些阶级自私自利的卑劣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各剥削阶级在本质上虽各有区别，而坚持个人自利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所以，代表奴隶主阶级的亚里斯多德，代表商人阶级与并在某些方面也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管子》作者，以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亚当·斯密，对个人自利观念可以发出相似的论调”；在分析《墨子》的“交相利”理论时，胡寄窗写道：“《墨子》重视‘功利’，但不是一个个人利己主义者，他把个人利益与整个的集体的利益糅合在一起，认为利人也就是利己，损人即是损己。只有人们各不相害，彼此有利，然后天下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然后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亚当·斯密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只见自利之利而未见其害，故其通过自利达到互利之说成了一小撮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挡箭牌。《墨子》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犯有与亚当·斯密同样的毛病。《墨子》提倡交利，结果也使‘通过自利达到互利’，变成了地主阶级损人利己的挡箭牌。”关于司马迁，胡寄窗认为它对人们求利活动的肯定反映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但“这种追求财富的活动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追逐财富的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追求财富的活动主要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财富的追逐是以交换价值的无限猎取为目的。明确了这一点，才不致于把司马迁所描写的情况与亚当·斯密所描写的伦敦桥清晨的类似情况混同起来”。
由此可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人性假设，会带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特点。如果从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稀缺和人的道德、知识有限等角度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思想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最重要的就是它为市场经济自发秩序的产生和扩展提供了哲学依据。
另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李大钊特别强调中国古人对欲望的正当性鉴别，对满足欲望的手段的正当性取舍，这是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区别之一。其实，西方经济思想并非对所有欲望一概予以满足，其引导、制约手段包括新教伦理、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等，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有明确表述，而中国古代则非常重视道德规范对自利人本性的约束作用。二、先秦时期的义利论（一）作为道德规范的“义”
义利论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规范和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观点阐述，先秦时期这方面的见解较多，表述简练，内涵丰富。
晏婴不主张接受过多的赐予，此举“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他提出：“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不难看出，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并不是对人的自利本性的否定，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有利于保护人的正当利益的。当然，晏婴在这里所说的制度，还不是刚性的法律规定，而只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敬畏或知足。
相比之下，义利论中的义，更多地是指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而且在先秦文献中，义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利。如《易》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左传》言：“利，义之和也。”“德义，利之本也。”《国语》提出：“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又认为：“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孔子进一步发挥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这些议论（除了“利物足以和义”）的主要意思就是，符合道德价值的行为规范是获得物质利益的基础或前提，无论对社会整体，对统治者，还是对个人，都是如此。其理由在于：义是一种社会公认的合理或正义准则，遵循这一准则，就会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共处和合作，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分享和增进，正如宋代朱熹在解释“利者，义之和也”时所说：“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
从当时的语境看，“义以生利”是针对统治者提出的，孔子等人认为，义的功能不仅在于产生利，更在于维系社会的稳定秩序，所以必须把义放在优先于利的位置，这里所说的秩序包括社会等级，世袭关系等，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刚性。孟子后来提出“何必曰利”的主张，他回答梁惠王“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之问说：“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也就是说，曰利还是不曰利，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
对个人来说，道德约束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孔子强调，虽然人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但如何获得财富，却存在道义上的区别。他表示：“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他同时承认，这种行为准则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守的，所以形成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情况。这里同样带有基于不同社会地位、专业分工的区别要求的特点。（二）道德规范具有的经济学意义
对先秦时期的义利论，有研究者持批评态度。甘乃光认为：这一时期“思想带道德的色彩”，“讲什么问题都要牵入道德方面，求心情的愉快，无纯理智的推求。对国民生活或有实际的影响，但智识方面的发达略受其阻碍了。道德与经济本无根本上的冲突，不过大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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