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马斯·潘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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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慢读系列，“塑造美国的88本书”之一）试读：
导言
或许，下面这些篇章所包含的观点并不够时髦，尚不足以赢得公众的垂青。对于某件事情，人们一向认为它并不是错的，这个由来已久的习惯使得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起初，本书中的观点总是引发令人生畏的反对意见，为的是捍卫司空见惯的传统。但喧嚣很快会平息。时间总是比理性能让更多的人转变观念。
由于长期而粗暴的权力滥用导致人们质疑权力的正当性（其他问题亦复如此，要不是受害者愤起而质询，可能从来就没人想到）；由于英格兰国王凭借其自身的权利，且又支持议会行使他所说的他们的权利；由于这个国家善良的人民受到了国王和议会极大的压迫，因此，他们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利，对二者主张的权利提出质询，同样有权拒绝接受其中任何一者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犯。
在下文中，作者有意避免涉及任何个人化的东西，因此，这本书里没有任何对个人的恭维或责难。贤明之士不需要一本小册子的胜利，而那些见识浅薄之辈或心怀敌意之人，应该都会改弦更张，除非转变观念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痛苦。
在很大程度上，美利坚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里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而且还会继续出现，它们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热爱人类的人，他们的原则都会受到影响，并因此影响到他们的情感。用火与剑让一个国家变得一片荒芜，对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宣战，并把这个国家的捍卫者赶尽杀绝，是每一个被大自然赋予了感知能力的人深感忧虑的事；笔者正是其中的一员，并不在乎党派的责难。
又及：这个新版本的印行被推迟了，这是考虑到应当关注一下任何试图驳斥独立主张的企图。鉴于至今尚未出现回应，现在可以假定没有人回应了，为公众准备这样一场表演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过去。
本书的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公众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应当关注的是学说本身，而不是作者其人。然而，有一点声明或许并非多余：作者跟任何党派无关，不受任何公共机构或个人的影响，其所受影响者，惟理性与道义而已。托马斯·潘恩费城，1776年2月14日
《常识》第一版扉页
匿名出版于1776年1月10日政府的起源与目的总论，兼评英国宪政
▲托马斯·潘恩的出生地有些作者把社会与政府混为一谈，对它们不加区别，或区别甚小。然而，它们不仅本身有所不同，而且起源各异。社会源于我们的需求，政府产自我们的邪恶。前者通过凝聚我们的友爱，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通过遏制我们的恶行，消极地促进我们的福祉。前者鼓励交往，后者制造差别。前者是庇护人，后者是惩罚者。
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之福，政府则不然，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恶。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或者置身于政府造成的苦难，而这样的苦难我们认为只会出现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时，此时想到我们遭受的苦难竟然是咎由自取，痛苦便会变本加厉。政府就像衣服，是我们不再天真无邪的标志；国王们的宫殿建造在伊甸园的废墟之上。如果人类清晰地、一致地、不可抗拒地服从良心的冲动，也就不需要别的立法者了。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发现，有必要交出我们的部分财产，为的是获得保护其余财产的手段。诱使人们这样做的，是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同样会遵循的谨慎策略：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安全才是政府真正的设计原则和目的之所在。我们可以无可辩驳地推断，不管政府是什么样的形式，只要它看上去最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大的收益确保我们的安全，它就是最可取的形式。
为了清晰而正确地理解政府的设计和目的，我们不妨假设，有为数不多的一群人，定居在地球上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他们可以代表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最初的居民。在这种天赋自由的状态下，他们最先想到的将是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动机激发他们组成社会，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他的心智根本不适合永久性的孤独，以至于他很快就不得不寻求别人的帮助和慰藉；反过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四五个人联合起来，就能够在荒野中建起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住所，但一个人就算付出毕生的辛劳，也可能一事无成。他砍倒一棵大树时却搬不动它，就算搬动了也竖不起来。干活的时候饿了，迫使他丢下手里的工作；各种不同的需求都要求他以不同的方式去满足。疾病，甚或灾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就算大难不死，也可能让他丧失生存的能力，陷入一种与其说是死去不如说是消亡的状态。
这样一来，就像地心引力一样，迫切的需要很快就会让这些新来的移民组成社会，社会的互惠之福将替代并提供法律和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在社会成员依旧彼此公正相待的时候，法律和政府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只有天堂才没有邪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他们战胜了移居之初的种种困难——正是这些困难使得他们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团结在一起——他们便开始松懈下来，疏于恪守自己的职责，淡漠彼此之间的依恋；而这种懈怠，将会指向这样一种必要性：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以弥补人的道德缺陷。
附近的某棵大树将为他们提供议会的会场，全体居民可以聚集到树荫下商讨公共问题。很有可能，他们最初一批法律的标题就叫作“规约”，其赖以执行的惩罚手段，仅仅是公众的蔑视。在这个最早的议会中，每个人凭借其天赋权利，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起初，他们人数甚少，住得很近，公众关切的事务也不多，而且都是小事。但是，随着聚居地的扩大，公共事务同样也会增加，成员之间可能隔得很远，这使得不能像当初那样每次集会都是人人到场。这就导致出现了一项便利的措施：他们从整个团体中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精英，并同意把立法机构交给他们去管理，这些精英应当与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有着相同的关切，他们的行事方式就像全体成员在场一样。如果聚居区继续扩大，就会有必要增加代表的数量，使得聚居地各个部分的利益都能得到关照。人们发现，最好是把整个聚居地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派出恰当数量的代表；而且，获选者决不能把自己组成一个与选举人相分离的利益集团，出于审慎，恰当的做法是经常举行选举；因为这样一来，获选者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重新回到全体选举人当中，再次和他们打成一片，别让人戳脊梁骨的审慎想法将会确保他们对公众的忠诚。由于这种频繁轮换的做法将会确立社群各部分的共同利益，他们自然就会互相支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凭借毫无意义的国王的名义），政府的力量和被统治者的幸福才得以确立。
这就是政府的起源和出现；也就是说，靠道德统治的世界是不行的，这种行不通使得政府这一统治模式成为了必要。政府的设计和目的也在于此，亦即自由和安全。不管雪花如何让我们眼花缭乱，声音如何欺骗我们的耳朵；不管偏见如何扭曲我们的意志，利益如何蒙蔽我们的理解力，自然与理性的简单声音依然会说：这是对的。
我是从一项自然原则中得出我关于政府形式的观念，任何人为的手段都推翻不了这项原则，亦即：越是简单的事物，越不容易产生混乱，即便产生了混乱也更容易纠正。接下来，根据这一普遍原理，我想对人们大肆吹捧的英国宪政提出几点评述。应当承认，对于它赖以建立的那个黑暗和奴役的时代来说，这一政体是高贵的。当世界被暴政蹂躏的时候，最微不足道的反抗也是一次光荣的营救。但我们不难证明，它并不完美，容易引发动荡，没有能力带来它曾经允诺过的东西。
尽管绝对政府是人性的耻辱，却有其自己的优势：它们都很简单。如果人民受苦受难，他们知道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同样知道补救的方法，不会被五花八门的病因和疗法搞得一头雾水。但英国的政体极其复杂，以至于国民承受多年的苦难，却发现不了毛病出在哪里，有人说在这里，有人说在那里，每一位“政治医生”都会开出不同的药方。
我知道很难克服一些地方性的或长期存在的偏见，但如果我们费心审视一下英国宪政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两种古代暴政的卑劣残余，只不过混合了一些新的共和元素而已。▲“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一言论是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的主要口号之一。1768年2月的《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是首次刊载本句口号的主要出版物，上图是该杂志刊载的卡姆登勋爵题为“关于‘大不列颠拥有殖民地主权宣言’”的演讲。
第一部分是君主暴政的残余，主体为国王。
第二部分是贵族暴政的残余，主体为议会上院。
第三部分是新的共和元素，主体为议会下院，英国的自由有赖于下院的德行。
前两部分都是世袭的，与平民百姓无关，因此，从宪政的意义上讲，它们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毫无贡献。
说英国宪政是这三股势力的联合，它们互相制衡，则未免荒唐。这两个词要么毫无意义，要么干脆就是自相矛盾。
要说议会下院是对国王的制衡，必须有两个前提：
首先，如果没人盯着，国王是不值得信任的，或者换句话说，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君主制与生俱来的弊病。
其次，为这一目的而任命的下议院，要么比国王更英明，要么更值得我们信任。
但是，同样是这一宪政体制，既赋予下议院通过扣留王室供给来制衡国王的权力，同时又赋予了国王否决下议院议案的权利；因此它重新假定，国王比那些已经假定比他英明的人更加英明。荒唐透顶，莫此为甚！
君主制的构成中有极其荒谬的东西，它先是剥夺一个人获取信息的手段，然后又赋予他在需要最高判断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力。国王的身份切断了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国王的事务却要求他透彻地了解外部世界；因此，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很不自然地互相对立，互相摧毁，从而证明整个角色是荒谬和无用的。
有些论者是这样解释英国宪政的，他们说，国王是一方，人民是另一方；上议院代表国王，下议院代表人民。但这种区分把一个议院的所有特征都割裂开来，互相对立。尽管这种说法编排得令人满意，然而，当你仔细审视的时候，它们便显得模棱两可，毫无意义。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最巧妙的词语组合在一起，用来描述某个要么不存在、要么太难理解以致无法描述的事物时，它们只能是听上去很漂亮的词藻，尽管悦耳，却不能启迪心智。上述解释包括一个先决问题，亦即：国王如何获得一项人民不敢信任的、并始终必须加以制约的权力？这样一项权力不可能是明智的人民拱手奉送的礼物，这种需要制约的权力也不可能来自上帝。然而，宪法所作出的规定却假设这样一项权力是存在的。
但条文规定胜任不了这项工作，手段要么不能，要么不会实现目的，整个事情无异于一次felo de se（拉丁语：自杀）。重的物体总是带动轻的东西，一台机器的所有轮子总是由一个轮子来带动；唯一要知道的是，这一宪政体制中哪一种权力最重，因为它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其他权力，或其他权力的一部分，可能阻碍——或者像上面的术语所说的，制约——其运动的速度，然而，只要它们没法让它停下来，它们的努力就是无效的。第一动力最终将会运转起来，它在速度上的不足将被时间所弥补。
不消说，在英国宪政体制中，国王就是这个压倒性的角色，其全部重要性仅仅源自于他是官位和津贴的给予者，这一点不证自明。因此，尽管我们足够明智，对绝对君主制关闭并锁上大门，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足够愚蠢，以至于把这扇大门的钥匙交给国王掌管。▲彼得·提尔曼斯（Peter Tillemans）所作《安妮女王造访上院》（Queen Anne in the House of Lords）。油画再现了18世纪初，英国上院的贵族气息。
英国人对他们这个由国王、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政府青睐有加，这一偏爱源于理性，甚至更多地源于民族自豪感。个人在英国无疑比在其他国家更加安全，但国王的意志同样也是国家的法律，这一点英国和法国并无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直接出自国王之口，而是以[1]议会法案这一令人敬畏的方式传达给人民。查理一世的命运只不过让国王们变得更狡猾，而不是更公正。
因此，撇开偏爱某些政府模式和形态的所有民族自豪感和偏见，一个清楚明白的真相是：国王在英国之所以不像在土耳其那样暴虐，完全要归功于人民的宪政，而不是政府的宪政。
此时此刻，十分有必要对英国政体中的宪法错误进行一番探究。只要我们继续受到某个主导性偏好的影响，就决不可能以正确的姿态公正对待他人；同样，只要我们依旧被任何顽固的偏见所束缚，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对自己公正。正如一个喜欢嫖娼的男人没有资格挑选或评判妻子，任何偏爱一个腐朽政府体制的先入之见都会使我们不能识别一个好的体制。【注释】
[1] 查理一世（1600~1649），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次子，1625年继位，1649年以叛国罪被处死，是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处死的国王。（译者注，后文中非注明为原书注的皆默认为译者注）
论君主制与世袭制
在宇宙万物的秩序中，人类起初是平等的，只是由于后来的某些情况，这一平等才被摧毁了。贫富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用不着诉诸压迫和贪婪这些刺耳、难听的字眼。压迫常常是财富不均的结果，很少是，甚至根本不是致富的手段。而且，尽管贪婪会保护一个人免于贫困，但通常也使他变得太过胆小，不可能大富大贵。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然理由或宗教理由可以解释，即把人分为国王和臣民。男女之别得之自然，善恶之分归诸天道；但值得探究的是，某个世系的人降生人世，为何就比其余的人更加高贵，就像是某个卓绝超群的新物种，他们究竟是人类幸福的手段，还是人间苦难的根源。
根据《圣经》编年史，创世之初并没有国王，其结果是没有战争。正是国王们的傲慢，让人类陷入了混乱。荷兰没有国王，最近一个世纪来却享受了比欧洲任何君主制国家都要多的太平岁月。古代的历史支持同样的说法，最早的族长制社会过着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快乐自在其中，当我们翻到犹太王权的历史时，这样的田园生活便消失不见了。
国王的统治最早由异教徒引入这个世界，以色列的子孙们从他们那里照搬了这一习俗。它是魔鬼为促进偶像崇拜而着手创立的最成功的发明。异教徒把神圣的荣耀赋予他们死去的国王，基督教世界通过对他们活着的国王做同样的事，从而对这一计划进行了改进。把陛下这个头衔用在一个其光彩正在碎裂为尘埃的爬虫身上，是多么亵渎神明。
正如把一个人抬高到超出其余人之上，并不能根据天赋平权来证明他的正确，也不能根据《圣经》的权威为之辩护。因为，正如犹太[1]勇士基甸和先知撒母耳所宣布的那样，全能上帝的意志明确不赞成由国王来统治。在君主的治下，《圣经》中所有反君主制的内容都被巧妙地掩盖起来了，但无疑值得那些尚未组建政府的国家注意。“恺[2]撒的归恺撒”是《圣经》中关于王权的教义，但它并没有支持君主制政府，因为那个时期犹太人没有国王，其身份是罗马人的臣属。
从摩西记述创世，到犹太人在全民妄想的影响下要求拥立一位国王，中间过去了差不多三千年。在此期间，他们的政体有点像共和制（除了万能上帝亲自插手的特殊情况之外），由一位士师和各部落的长老管理。他们没有国王，除了万民之主耶和华，承认任何人拥有这个头衔都被认为是有罪的。一个人只要严肃思考对国王其人的那种盲目崇拜，他就不必感到奇怪，一直要求绝对忠诚的全能上帝当然不赞成这样一种政体，它如此不虔敬地侵犯了天国的特权。
君主制在《圣经》中被列为犹太人的一宗罪，为此，有一个诅咒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这段历史值得关注。
以色列的子孙受到米甸人的压迫，基甸领着一小支部队向他们进军，胜利（尽管有上帝的介入）决定了他深得民心。犹太人兴高采烈，把胜利归功于基甸的雄才大略，提出拥立他为国王，对他说：愿你和[3]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不仅仅是一个王国，而且还是一个世袭的王国，但基甸满心虔诚地答道：我不管理你[4]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些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基甸并非拒绝荣耀，而是拒绝赐予荣耀的权利，他也没有编造出一套感谢之词来恭维他们，而是以一个先知的坚定语气，指控他们背叛了自己真正的君主：天国的王。
此事过去大约一百三十年后，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犹太人对异教偶像崇拜习俗的热切渴望极其莫名其妙，但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抓住了撒母耳两个儿子的行为不端（一些世俗事务被委托给了他们），唐突无礼、吵吵闹闹地去找撒母耳，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5]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他们的动机居心不良，亦即，他们想要像其他异教国家一样，而他们真正的光荣，就在于尽可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6]那王怎样管辖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急于仿效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王，而是世间所有国王一般的行事方式。尽管年代相隔久远，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特征至今依旧流行。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这段描述与当前强征入伍的模式相同。）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这段描述了国王的开支、奢侈和压迫。）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由此我们看到，贿赂、腐败和偏袒是国王们长期存在的恶行。）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7]这段话解释了君主制政体存在的原因。自古以来，少数贤明国王的品格，既没有让这个头衔变得神圣，也没有洗脱它的原罪。《圣经》对大卫高度赞扬，但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位职务上的国王，而是视为一个遵从上帝之心的人。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8]为我们争战。撒母耳继续跟他们讲道理，但白费力气。他向他们揭示他们的忘恩负义，但无济于事。眼见他们铁了心要干蠢事，他大声喊道：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时值麦收，这自然是一种惩罚），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9]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圣经》的这些部分直接而肯定。它们不允许有模棱两可的解释。要么，全能上帝在这里对君主政府提出的反对是真的；要么，经文是假的。一个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由国王和教会统治的国家里，国王和教士同样都千方百计不让公众了解这些经文。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君主都是政府的教皇。
除了君主制之恶以外，我们还要加上世袭制之恶。正如前者是对我们自己的降格和贬低，后者——被声称为一项权利——则是对子孙后代的侮辱和强加。因为太初之始，人人平等，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生来就有权利给自己的家族确立永久性的优先权，永远高于其他所有人之上，尽管他本人可能值得同时代人给予一定的恰当程度的崇敬，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可能远为逊色，不配继承这样的荣耀。说到国王们拥有世袭特权的愚蠢，有一个自然的证据是：大自然不赞成世袭，否[10]则的话，它就不会经常让人类上演“驴披狮皮”的闹剧，让世袭制沦为笑柄。
其次，最初，除了公众给予他的崇敬，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其他的公共荣誉；同样，那些给予他崇敬的人，无权让渡子孙后代的权利，尽管他们可以说“我们选你做我们的首领”，但他们不能说“你的子子孙孙将永远统治我们的子子孙孙”，这对他们的孩子明显不公平。因为，这一不明智、不公正、不自然的契约可能（多半）在下一代把他们置于一个恶棍或一个傻瓜的统治之下。就其个人感情而言，贤明之士总是对世袭权心怀鄙夷；然而，它是那种一旦确立便很难消除的邪恶之一；很多人由于恐惧而屈服，还有人出于迷信而顺从，而一些势力更强大的人则和国王一起掠夺其余的人。
这是在假设，世界上当前的王族都有着值得尊敬的起源；然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假如我们能够揭开古老的黑暗遮蔽，追踪他们最早的崛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先祖不过是一伙狂躁不安的暴徒当中的首恶，他野蛮残忍的行事方式或出类拔萃的阴险狡诈，让他在劫掠者当中获得了首领的头衔；他不断壮大势力，扩张地盘，威胁那些平和安宁、无力自卫的人，通过频繁缴纳捐赋，花钱买平安。然而，那些推选他的人可能并未想到把世袭权赋予他的子孙后代，因为这样一来就永久性地把他们自己排除在外了，这和他们声称赖以为生的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原则水火不容。因此，君主制早期世袭继承的发生，不可能是作为一项理所当然的权利，而是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或表示敬意的安排。但是，由于这些时期留下的记录很少，甚或没有，世袭制的历史充斥着神话传说，因此随着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很容易编造出一个迷信故事，选择合适的时机，像穆罕默德那样，把世袭权塞进普通民众的喉咙。在一位首领去世和推选新的首领时，面临着引发混乱的危险，或者看上去好像有这样的危险（因为在暴徒当中推选首领不可能井然有序），起初，这样的威胁或许诱使很多人支持世袭权；这样一来，正如此后所发生的那样，起初作为一项权宜之计而同意接受的东西，后来却被当做是一项权利。[11]
英格兰自诺曼人征服以来就少有明君，而是在数量甚多的暴君治下痛苦呻吟，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说，他们拥戴征服者威廉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一个法国私生子，领着一帮武装匪徒，不经当地人同意，自立为英格兰的国王，坦白地说，这就是一个卑微流氓的原型，其中肯定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然而，我们大可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揭露世袭权的荒唐，如果还有人软弱到竟至于相信它，就让他们一视同仁地崇拜蠢驴和雄狮好了，不胜欢迎之至。我既不会效法他们的奴颜婢膝，也不会打扰他们的忠诚奉献。
然而，我还是乐意打听一下，他们认为国王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这个问题只能有三个答案，即：抽签、选举或篡夺。如果第一位国王是通过抽签产生的，那么就为下一位国王的产生确立了一个先例，也就把世袭继承排除在外了。扫罗王是抽签产生的，继承亦非世袭，从这件事情中也看不出有任何世袭的意图。如果有任何国家的第一位国王是选举产生，那同样为下一位国王确立了一个先例。如果说，第一代选民通过他们的行为，剥夺了未来世世代代的权利，因为他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位国王，而是一个永世统治的王室家族，那么，经文内外与之对应的只有原罪的教义，这一教义认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在亚当身上丧失了；而且，就算根据这样的类比，不承认其他任何类比，也推导不出世袭继承是什么光荣。由于亚当而人人有罪，由于第一代选民的选择而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于前者，全人类都沦为撒旦的奴仆，由于后者，所有人都沦为君权的臣民；我们由于前者而失去了清白，由于后者而丧失了权力；由于这二者，我们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的状态，重获从前的权力，于是便无可辩驳地得出结论：原罪和世袭继承是同类的。多么丢脸的归类！多么可耻的关联！就连最狡猾的诡辩家，也想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比喻。
至于篡夺，没有人会鲁莽到为它辩护。征服者威廉便是一个篡夺者，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一个明摆着的真相是：英国君主制的古代时期经不起审视。
但是，就攸关人类的利益而言，最荒谬的莫过于世袭制之恶。假如它能确保王族都是善良的贤明之人，倒也不妨打上神授权力的印记，但是，由于它向蠢人、恶人和非分之人敞开了大门，因此也就有了压迫的性质。那些自视为生来就要统治万民、别人只能服从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傲慢专横；他们被挑选出来，跟其余的人完全脱离，他们的头脑很早就被狂妄自大所毒化；他们行动的那个世界，跟整个世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了解现实世界的真正关切，所以当他们上台执政的时候，经常对整个领土上的所有事务都一无所知，不能胜任。
世袭继承的另一个坏处是：王座很容易被一个任何年龄的未成年人所占据；每当这个时候，摄政者总是打着国王的招牌行事，会有各种机会诱惑他们出卖所受到的信任。当国王年迈体衰、昏聩无能、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时，也会发生同样的全国性灾难。在这两种情况下，公众都会成为这些恶棍歹徒的受害者，当然公众也能够成功利用年幼或年迈国王的愚蠢。
人们为支持世袭继承而提出的貌似最有道理的借口是：它保护一个国家免于内战；假如这是真的，那这个理由就很有分量了。然而，这是强加给人类的最厚颜无耻的谎言。英格兰的全部历史否定了这一论点。自诺曼人征服以来，有三十位国王和两个未成年人先后统治过这个动荡不宁的王国，在此期间，至少爆发了八场内战（包括那场革[12]命）和十九次叛乱。因此，世袭制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不利于和平，并摧毁了和平赖以建立的基础。
为争夺君主权和继承权，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13]多年来把英格兰置于血腥之中。除了小规模冲突和围城战之外，[14]亨利和爱德华之间打了十二场大规模战役。亨利两次成为爱德华的阶下之囚，后者反过来也曾是亨利的阶下之囚。当争执的理由仅仅关乎个人的时候，战争的命运和国民的心情是如此捉摸不定，以至于亨利在胜利中从监狱里回到了王宫，而爱德华被迫逃出王宫，流亡他乡；然而，由于国民情绪无法揣测，亨利又反过来被赶下了国王的宝座，爱德华被召回继承他的王位。议会总是追随更强大的一方。[15]
这场争斗开始于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直至亨利七世时期才彻底被扑灭，历时67年，亦即从1422年至1489年。
简言之，君主制和继承权让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王国）陷于血泊和灰烬之中。这是一种上帝明言反对的政体，必然招致流血。
如果我们仔细调查国王的份内之事，我们就会发现，在某些国家，他们毫无作为。他们闲混度日，消磨平生，既没给自己带来快乐，也没给国家带来好处，随后鞠躬谢幕，退出舞台，留下他们继任者们同样无所事事地打发时光。在绝对的君主制中，军政大事系于国王一身。以色列的子孙们在要求立一位国王时提出的借口是：“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但在某些国家，国王既不是法官，也不是将军，就像在英国那样，人们不免迷惑不解，想知道国王究竟是干什么的。
任何形式的政府离共和制越近，留给国王的事务就越少。给英国[16]政府找一个恰当的名号有点困难。威廉·梅雷迪思爵士称之为共和制；但就其目前的状况而言，它配不上这个名号，因为国王掌握着一切职位，吞噬了所有权力，侵蚀了下议院（宪政体制中的共和成分）的优点，从而带来了腐败堕落，以至于英国政府就像法国或西班牙的政府一样接近于君主制。人们为名称而争吵不休，却并不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英国引以为荣的，正是英国宪政中的君主制部分，而不是它的共和制部分，亦即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下议院的自由——不难看出，当共和制的优点不起作用的时候，奴隶制便随之而来。英国宪政为何沉疴不起，还不就是因为君主制毒害了共和制，王权垄断了下议院吗？
在英国，国王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发动战争和封官晋爵；说白了，不过是让国家陷入贫困和纷争。一个人每年坐收八十万英镑，还能接受大家对他顶礼膜拜，真是一笔划算的好买卖。在上帝的眼里，一个诚实的人对社会的价值，比有史以来所有头戴王冠的恶棍要高得多。【注释】
[1] 基甸和撒母耳都是《旧约》中的先知。
[2]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2:21;《新约·马可福音》，12:17;《新约·路加福音》，20:25.
[3] 参见《旧约·士师记》，8:22.
[4] 参见《旧约·士师记》，8:23.
[5]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8:5.
[6]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8:6~9.
[7]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8:10~18.
[8]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8:19~20.
[9]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12:17~19.
[10] 典出伊索寓言《一头披着狮皮的蠢驴》。
[11] 指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对英格兰的入侵及征服，威廉（1027~1087）是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二世的私生子，后来被称作“征服者威廉”。
[12] 指1640年的革命，史称光荣革命。
[13] 史称玫瑰战争（1455~1485），兰开斯特家族（其纹章为红玫瑰）和约克家族（其纹章为白玫瑰）的支持者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发生断续的内战。
[14] 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在1465年至1470年间被囚于伦敦塔，1470年复位，次年被爱德华四世再次囚禁并加害于伦敦塔。爱德华四世1461年称英格兰国王，1469年被约克大主教囚禁，后被释放，1470年被迫逃亡荷兰，1471年返回后罢黜了亨利六世。
[15] 亨利七世是都铎王朝的创立者，1471年逃亡布列塔尼，被视为兰开斯特派首领。1485年，在法国援助下将理查三世杀死，宣布继承英格兰王位。1486年，亨利七世与约克王朝爱德华四世之女约克的伊丽莎白结婚，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
[16] 威廉·梅雷迪思（约1725~1790），第三代从男爵，英国政治家，议员，是一位罗金汉辉格党人。
对美利坚当前形势的思考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朴实的论点和浅显的常识；预先要跟读者交代的，只有一句话：你得让自己摆脱偏见和成见，让你的理性和感情自行作出决定；你得拿出，或者说不要丢掉一个人的真正品格，并扩大视野，超越眼前。
关于英美之争这个主题，已经有过连篇累牍的著述。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参与这场论战，动机各不相同，目的五花八门；但全都白费力气，口舌之争已经结束。作为最后的手段，武力将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国王的选择是诉诸武力，北美殖民地接受了挑战。[1]
已故的佩勒姆先生尽管是个能干的大臣，但并非没有过错；据说，当他在议会下院遭到攻击，说他的那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时，他答道：“它们够用我这一辈子了。”假如一种如此要命而怯懦的思想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支配着各殖民地，那么未来几代人将会怀着憎恶之感，铭记祖先的名字。
太阳从未照耀过比这更有价值的事业。它不是一城、一区、一省、一国之事，而是一片大陆的事——这片大陆至少相当于地球上可居住面积的八分之一。它不只关乎到一朝、一夕、一年、一代；子孙后代实际上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并多多少少受到眼下进程的影响，甚至直到时间的尽头。现在是大陆团结、信任和光荣的播种时刻。眼下最细微的裂痕，也会像针尖在一棵幼小橡树的嫩皮上刻下的名字，伤口将会随着树的长高而扩大，子孙后代读到的，将是触目惊心的大字。
事情从口舌之争，发展到刀兵相向。于是，一个新的政治领域被[2]开辟出来，一种新的思考方法得以产生。4月19日（亦即敌对状态的开始之日）之前的所有计划、提议等等，全都像去年的老黄历；尽管当时它们还算允当，但如今已被束之高阁，毫无用处。争论双方当时提出的不管什么主张，最终都归结到相同的一点，亦即与大英帝国联合；双方唯一的不同是实现联合的方法：一方提议武力，另一方主张友好。但迄今为止发生的事情是：前者失败了，后者也销声匿迹了。
关于和解的好处，人们已经说过很多，它就像一场惬意的美梦，如今已经过去，大梦醒来，我们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有一点是对的：我们应当仔细审视这场争论中对立的一方，认真研究这些殖民地由于联合和依附大英帝国而遭受的，并且还会继续遭受的一些实质性损害。我们要依据自然和常识的原则，仔细审视这种依附，看看如果分离我们要交付什么，如果依附我们该期望什么。
我听到有人宣称，既然美利坚从前依附于大英帝国时繁荣兴旺，那么，同样的依附对于美利坚未来的幸福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始终会有同样的作用。没有比这种论点更荒谬的了。我们倒不如宣称：一个孩子吃奶茁壮成长，因此他永远不要吃肉；或者宣称：我们这辈子的前二十年应当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先例。但就算这是真的，也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回答，假如没有一个欧洲强国跟美利坚有任何关系，它同样会繁荣兴旺，没准更加繁荣。它赖以致富的贸易是生活必需品，只要吃饭穿衣依旧保留欧洲的风俗习惯，这样的商品总是会有市场。
可是有人说，大英帝国保护了我们。说它独占了我们倒是真的，也应当承认它保卫了我们，我们出了钱，它自己也出了钱；它也会保卫土耳其，动机是一样的，亦即为了贸易和领土。
唉，我们被一些古老的偏见误导得太久，为迷信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自吹受大英帝国的保护，却没有想到，它的动机是利益，而非爱恋；它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保护我们免遭我们的敌人侵犯，而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保护我们免遭它的敌人侵犯，而它的敌人，不曾为了任何其他利益而和我们产生争端，却总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成为我们的敌人。让英国放弃它对美洲大陆的权利要求，或者美洲大陆摆脱对英帝国的依附，如此一来，就算法国和西班牙与大英帝国交[3]战，我们也将与它们和平相处。汉诺威王朝的上一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应当警告我们，要提防这样的依附。
最近有人在议会宣称，除非通过母国，否则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宾夕法尼亚与新、旧泽西及其余各殖民地，都是通过英国，才成为姊妹殖民地。这倒确实是一种转弯抹角的证明亲属关系的方式，但它是最直接的、也是惟一正确的证明我们与欧洲其它大国有敌对关系的方式，如果可以称之为敌对关系的话。法国和西班牙从来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因为我们是美洲人而成为我们的敌人，倒是因为我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才与我们为敌。
但有人说，英国毕竟是母国。这样说来，它的行为就更加可耻了。虎毒尚不食子，蛮族亦不杀亲；因此，这个说法就算是真的，也只是对英国的责难；更何况它并不是真的，或者说只是部分正确，父国或母国这样的说法，被国王及其食客们阴险地利用，怀着天主教会的卑劣意图，试图利用我们轻信的弱点，来增进不公正的偏见。欧洲，而非英国，才是美利坚的母国。这个新世界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热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受迫害者的庇护所。他们所逃离的，不是母亲的温柔怀抱，而是恶魔的残忍兽行；英国就更是如此了，当初驱使第一代移民背井离乡的暴政，至今依然在纠缠着他们的子孙后代。
在地球上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忘掉了三百六十英里（英国的宽度）的狭窄限制，把我们的品德带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们主张与欧洲的每一位基督徒结成兄弟，以博大的情怀赢得胜利。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我们不断扩大对世界的认识，我们也就逐步克服了地方偏见的影响。英国的城镇被分为多个不同的教区，一个人出身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城镇，交往最多的自然是本教区的居民（因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称之为街坊邻居。如果他在离家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遇到一个街坊邻居，他会丢掉狭隘的街坊观念，用同城老乡这个名号向他打招呼；如果他出了本郡，在任何别的郡遇到他，便会称他为同郡老乡；如果他们远走国外，在法国或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交朋结友，他们的地方记忆便扩大为英国人。同样的道理，欧洲人在美洲或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相遇，大家都是老乡；因为，英国、荷兰、德国或瑞典，跟整个欧洲比起来，在更大范围属于同一个地方，而街道、城镇和郡县之分，则在更小的范围属于同一个地方；对大陆思维来说，这些区分太过狭隘。即使在宾夕法尼亚这个殖民地，英国血统的居民也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我反对把父国或母国这样术语仅用于英国，那是虚假的、自私的、狭隘的和小气的。
就算承认我们全都是英国血统，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意义也没有。英国如今是一个公开的敌人，其他的名号和头衔统统失效：说和解是我们的责任，真是荒唐可笑。英格兰当前王室的第一位国王（征服者威廉）是个法国人，英格兰的一半贵族同样是来自法国的后裔；那么，按照同样的推理方法，英格兰就应该由法国统治。
关于英国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的问题，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有人说，有了这样的联合，他们就可以跟整个世界叫板。但这纯粹是假设；战争的成败是不确定的，这些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片大陆决不会竭尽所有居民，去支持那些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的英国军队。
此外，我们为何要跟整个世界叫板呢？我们的目的是贸易，贸易搞好了，我们就会确保我们能赢得全欧洲的和平与友谊；因为让美洲成为一个自由港符合全欧洲的利益。它的贸易始终是一种保护，而缺乏黄金白银确保了它不会被人入侵。
我总是质问最热情的和解鼓吹者，请举出这片大陆通过和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所能收获的一项好处。我屡次三番提出这样的质问，一项好处也没有得到。我们的谷物在任何欧洲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只要愿意，我们的进口商品在任何地方都能花钱买到。
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联系所遭受的损害和坏处却多不胜数。我们对整个人类的责任，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责任，都要求我们宣布退出这一联合；因为，对英国的任何归顺和依附都会直接导致这片大陆卷入欧洲的战争和争执，让我们与某些国家失和，这些国家原本愿意寻求与我们的友谊，而对它们，我们既没有什么愤怒，也没有任何抱怨。由于欧洲是我们从事贸易的市场，我们应该与欧洲的任何部分缔结不偏不倚的关系。美洲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纷争，而由于对英国的依附，它从未做到这一点，它成了英国政治天平上的一块砝码。
欧洲王国林立，没法长治久安，任何时候，只要英国与其他任何欧洲强国爆发战争，北美的贸易就会因为北美与英国之间的联系，而遭受灭顶之灾。下一场战争的结果可能跟上一场不一样，假如不一样，如今的和解鼓吹者到那时就会希望分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立是一艘比战舰更安全的护航舰。我们有各种正当而自然的理由要求与英格兰分离。被杀戮者的鲜血，以及大自然哭泣的声音，都在呼喊：现在是分开的时候了。全能的上帝让英国和美洲天各一方，就连这段距离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自然证据，证明一者统治另一者的权力绝不是上天的设计。发现美洲大陆的时间同样增加了这一论据的分量，移民美洲大陆的方式也让论证的力量顿时倍增。美洲的发现在宗教改革之前，仿佛全能的上帝慷慨仁慈，打算在故国家园不能给未来的受迫害者提供友善和安全的时候，给他们开辟一个庇护之所。
大英帝国对这片大陆行使的权力，是一种迟早必定终结的统治形式。一个严肃思考的人，如果痛苦而坚定地确信他所谓的“当前政体”只是临时性的，那么他在展望未来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政体不足以持久到确保我们传给后代子孙的任何东西。显而易见，既然我们欠了下一代的债，我们就应当为此做点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卑鄙可耻地利用他们。为了明白我们的责任之所在，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在生活中的立足点再往前推几年。登高望远，那一片被眼下的恐惧和偏见所遮蔽的景色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尽管我小心翼翼地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所有支持和解的人都可以包含在下列描述之内：不值得信任的利益攸关者，不能睁开眼睛看的软弱无力者，不愿睁开眼睛看的心怀偏见者，以及某些对欧洲世界评价过高的温和之人。最后这一类人，由于他们的考量是基于错误的判断，因此他们给这片大陆带来的灾难甚于其他三者。
很多人的生活远离悲痛的现场，他们是幸运的；邪恶尚不足以被带到他们的门口，好让他们感受到美利坚人拥有的所有财产多么不可靠。但是，不妨让我们的想象力暂时把我们带到波士顿，那个悲惨不幸的地方将会教给我们智慧，令我们永远放弃我们可能并不信任的权力。那座不幸城市的居民，仅仅几个月前还安逸而富足，如今却别无选择：要么待在那里忍饥挨饿，要么出去乞讨。如果他们继续待在城内，朋友的子弹可能危及他们的性命；如果离开城市，就会遭到军人的洗劫。就他们当前的情况而言，他们就是无望获救的囚徒，在一次[4]试图解救他们的总攻中，他们被暴露在双方军队的炮火之下。
一些消极冷漠的人，以轻松的心态看待英国的侵犯，依然抱有最好的希望，他们总是大声说：“来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朋友。”但是，请仔细审视人类的激情和感受，让和解信条经受大自然的试金石的考验，然后告诉我，从今往后你是不是还能热爱和尊敬那个把火与剑带到你的国度的强国，并忠心耿耿地为它效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些，那你只是在欺骗自己，而且通过你的拖延，带给子孙后代的是毁灭。对于英国，你既不热爱，也不尊敬，你未来与它的联系将会是强迫的和不自然的，仅仅基于当下的权宜之计，要不了多久就会重蹈覆辙，比前一次还要糟糕。如果你说，你还是会把这些侵犯抛到脑后，那么我问你，假如你的房子被烧毁了呢？假如你的财产在你的面前被毁于一旦呢？假如你的妻儿没有安睡的床榻，没有赖以为生的面包呢？假如你在他们手上失去了自己的父母或孩子，你自己成了一文不名、悲惨不幸的幸存者呢？如果这些经历你都不曾有过，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评判那些经历过这些灾难的人。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还能与杀人凶手握手言和，那你就不配做一个丈夫、父亲、朋友和恋人，不管你在生活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头衔，你都有着胆小鬼的内心和马屁精的灵魂。
这不是煽风点火，也不是夸大其辞，而是用大自然已经证明了的那些情感去检验它们，如果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履行生活中的社会责任，也没有能力享受生活的幸福。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激起报复而展示恐怖，而是为了把我们从致命而怯懦的沉睡中唤醒，好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追求某个既定的目标。如果北美没有以拖延和怯懦征服自己，英国或欧洲都没有力量能征服它。这个冬天如果善加利用，将会称得上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时机，但如果坐失良机，整个大陆将大祸临头；无论是谁，无论他是做什么的，无论他在哪里，如果他浪费了一个如此宝贵而有用的季节，他受到的任何惩罚都是罪有应得。
把过去时代的所有先例推定为事物的普遍秩序，从而认定这片大陆可以在更长时间里依旧臣服于任何外部强权，这是讲不通的。在英国，就连最乐观的人也不这样认为。此时此刻，最大限度的人类智慧也谋划不出一项这样的计划：它不包含分离，却能允诺美洲大陆哪怕是一年的安全。和解不过是黄粱一梦。天理已经抛弃了联结，人力岂能回天。正如弥尔顿的至理名言：“深仇大恨刺入伤口如此之深，绝[5]不可能真正愈合如初。”
每一种安静平和的和解方法都已失效。我们的祈祷已被轻蔑地拒绝；我们只能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比反复请愿更能助长国王的自负，强化他们的顽固——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做法更能让欧洲的国王们[6]变得绝对专制：看看丹麦和瑞典吧。因此，既然只能爆发，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我们走向最终的分离吧，别让下一代在已经毫无意义的父子名义下引颈就戮。
说他们再也不会那么干，是毫无意义的幻想，当初废除《印花税[[7]]法案》时，我们曾这样想过，但一两年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正如我们认为那些曾经战败的国家决不会再起争端一样。
至于治理问题，大英帝国没有能力公正对待这片大陆：北美大陆的事务很快也会变得重大而错综复杂，一个与我们相距遥远、对我们一无所知的政府，不可能管理得差强人意；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也就不能统治我们。一个传言或一份请愿都要跑三四千英里，然后等待答复要四五个月时间，得到答复时又要五六个月时间对它做进一步的解释，几年之后，这样的事情将被看作是愚蠢的和孩子气的——有一段时期它是恰当的，而如今到了结束这种情况的恰当时机了。
几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小岛确实是大国关照的恰当对象，但要是认为一片大陆要永远由一个小岛来统治，则未免荒谬透顶。大自然尚未提供这样的实例：卫星大于其所环绕的星球，就像英格兰和北美那样，这违背了普遍的自然秩序。很明显，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英格兰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
我拥护分离和独立的主张，并非出于傲慢、党派或怨恨的动机；我清晰、肯定而真心地相信，这样做符合这片大陆的真正利益，如果缺少这一步，任何做法都不过是修修补补，不可能带来持久的幸福——那只是把刀剑交给我们的孩子，自己却临阵退缩，而在这个时候，只要做得再多一点，走得更远一些，就可以使这片大陆成为全世界的光荣。
由于大英帝国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妥协倾向，我们可以确信，最终获得的任何条款都不值得美洲大陆接受，也没有任何方式配得上我们已经付出的鲜血和财富。[8]
为之奋斗的目标应当始终与代价保持恰当的比例。诺斯的撤职，或者解散整个令人憎恨的政治集团，都抵不上我们已经花费的数百万英镑。暂时的贸易中断的确有些不便，但如果能废除我们所抱怨的所有法案，这样的不便就会得到足够的补偿。但是，如果整个大陆必须拿起武器，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士兵，仅仅是一届可鄙的内阁就不值得我们与之战斗了。如果废除那些法案就是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太大了；这就像我们因为法律问题，或者[9]土地问题，而付出了邦克山战役那样的代价，这实在太蠢。我始终认为，这片大陆的独立，是迟早要到来的一件大事，从美洲大陆最近迅速成熟这一事实来看，这一天应该为期不远。因此，在敌对行动爆发的时候，根本不值得去争论一件时间最终会予以矫正的事情，除非我们的争论是认真的；否则的话，那就像浪费我们的财产，去打官司控告一个租约即将期满的房客非法侵入。在生死攸关的1775年4月19日之前，没有人比我自己更热烈地希望和解了，但就在得知那一天的事件的那一刻，我就厌弃了那位铁石心肠、脾气乖张的英国法老——永远厌弃；我鄙视这个恶棍，他假称“人民之父”，却听任人民惨遭杀戮，泰然自若地让自己的灵魂沾满他们的鲜血安然睡去。
但是，承认事态如今已经平息又会如何呢？我的回答是：美洲大陆的毁灭。理由如下：
首先，统治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王的手里，他将有权否决这片大陆的立法。由于他对自由已经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敌意，以及对专制权力的渴望，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恰当，他都会对我们这些殖民地说：“除非是我满意的法律，你们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在美利坚，难道有哪个居民无知到竟然不知道，依据所谓的现行宪法，除非国王批准，这片大陆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或者，难道有人如此愚蠢，竟然看不出来（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除非符合他的意图，他不会容许任何法律？我们可能由于缺少美利坚的法律而被迫受人奴役，就像由于服从英格兰为我们制定的法律而受英格兰奴役一样。在事情平息（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之后，难道还会有人怀疑，国王不会运用他的全部权力，尽可能让这片大陆保持低贱而卑下？我们要么前进，要么只能后退，退回到没完没了的争吵或荒唐可笑的请愿——我们已经比国王所希望的更加强大，他今后难道不会竭力让我们变得更弱小吗？一言以蔽之，一个嫉妒我们的繁荣的强国是否是适合统治我们的强国呢？对这个问题回答否的人就是一个独立派，因为独立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们是不是应当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或者，推举国王，这片大陆曾经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最大的敌人，是不是应当对我们说：“除了我所喜欢的法律，这里不得有任何法律。”
不过，你会说，国王在英格兰有否决权；未经他的同意，人民不得制定法律。就正当而良好的秩序而言，这里面有非常荒谬的东西：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经常这样），竟然对几百万比他年长、比他聪明的人说：我禁止你们提出的这项或那项议案成为法律。但在这里，我不打算答复这种问题，尽管我决不会停止揭露它的荒谬。我只想说，英格兰是国王的地盘，而美利坚并非如此，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国王在这里的否决权比它在英格兰危险和要命十倍，因为在那里，他很少拒绝批准一项增强英格兰国防能力的议案，而在美利坚，他决不会容许提出这样的议案。
在英国的政治体系中，美利坚只是一个二等的对象。英格兰顾及北美殖民地的利益，充其量不过是为了满足它自己的目的。因此，万一我们的利益没有促进它的利益，或者对它有丝毫的妨碍，它自己的利益就会导致它压制我们的利益。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样一个间接政府的治下，我们将很快沦入何等状态！人们不可能通过改换名号而化敌为友。为了证明和解如今成了一项危险的主张，我断言，废除那些法案只是国王在此时此刻的政策，为的是恢复自己对各殖民地的统治；接下来，他就可以通过长期的诡计和狡诈，来实现他在短期内靠武力和暴力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和解几乎就等于毁灭。
其次，即便是我们可以指望获得的最好的条款，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项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由监护人实施的统治，不可能持续到各殖民地成熟起来，在此期间，事物的这样一种普遍的面貌和状态是悬而未决的和没有前途的。有财产的人不会选择移民到一个政体命悬一线、时刻处于动荡和混乱边缘的国家，而现有的居民也会审时度势，处理他们的财产，离开美洲大陆。
不过，所有论据当中最有力的是：只有独立，亦即只有建立美洲大陆自己的政体，才能维持美洲大陆的和平，保护它免遭内战之害。我担心，万一现在与英国和解，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各地接踵而至的叛乱，其后果远比英国的所有恶意都更加要命。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英国的野蛮行径而倾家荡产，大概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那些人的感受与我们这些幸免于难的人有所不同。他们如今拥有的一切便是自由，而他们从前享有的一切都牺牲给了争取自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他们鄙视屈服。此外，各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普遍心态，就像是一个满师出徒年轻人，对其不怎么在意。一个不能维护和平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政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付出了金钱却一无所获；假如和解之后的那天就爆发内战，我们还能祈祷英国人做什么呢？他们的力量是一纸空文。我听到有些人说——我相信其中很多人是不加思考而说的——他们害怕独立，害怕那会导致内战。实际上，我们最早的想法很少是正确的，这里的情况便是如此；因为修复联结比独立更令人害怕十倍。我对受害者的情况感同身受，我断言，假如我被赶出家园，我的财产被洗劫，我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作为一个清楚自己遭受损害的男人，我决不可能欣赏和解理论，也不认为自己应当受到这一理论的束缚。
各殖民地都表现出了一种热爱良好秩序、服从大陆政府的精神，这就足以让每一个明智理性的人在这一点上感到舒心和愉快。没有人能给自己的担心提出任何借口，除非是这样一个十足孩子气的荒唐理由：一个殖民地会谋求对另一个殖民地的优势。
彼此没有差别，就不存在哪个殖民地更有优势的问题，完全平等不可能提供权力的诱惑。欧洲的共和国全都和平相处（我们始终可以这样说）。荷兰和瑞士没有战争，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有一点倒是真的：君主制政府从来没有长期的安宁；在国内，王权本身就是激发暴徒野心的一个诱惑；国王的权威始终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豪和傲慢，其极度膨胀的结果便是与外国列强决裂，而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更加自然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共和制政府，将会通过谈判避免这样的错误。
对于独立，如果说有什么真正的理由感到恐惧，那只能是因为尚未制订任何具体的计划。人们看不到出路何在——因此，我提出下面一些思路，作为这项事业的开端。与此同时，我谨慎地声明，我的这些思路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如果能够集思广益，个人的零散想法常常构成了智者能人的素材，从而成为有用之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