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故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桑逢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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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故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试读：

序一

胡适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重量级的人物。他是著名学者，又是某种语境中积极活跃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对研究者来说，胡适无疑是一座富矿，始终有文章可做，有话可说，并都不会重复自己，常写常新。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一身二任的桑逢康，就胡适已经出版了三部书——依出版时间顺序是《胡适在北大》《胡适评传》《胡适人际关系》，本书《胡适故实》是第四部学术专著。《胡适故实》的写法非常有特点：它的性质仍然属于史传类，不是逻辑推理的理论著作。全书分为两大块，前半部为要事，共有17项，后半部系逸闻，计130则。有重有轻，有大有小，有详有略，有主有次。在大是大非、大论大辩中，看大节，看本质；由逸闻琐事，看细节，看人品文品，看修养德行：二者结合，呈现胡适全人。17项要事，将胡适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为之以求的事业，叙述经过，评价得失，分派功过。一桩桩，一件件，条分缕析，不遮掩躲藏，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知人论事，在历史进程的全方位展示中看胡适。这是全书的精华，是主脉。胡适的政治主张，人生理想，全都落脚在对欧美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和追求，对此，桑著起码用了六七节的篇幅，从不同的侧面来阐释，这样，读者合上书本，就能从政治到文化，从学理到权术，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看到一个完整的胡适，一个血肉丰满、鲜活的胡适。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中西文化比较等专题，展示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以及胡适对文学现代化的贡献。

下篇逸闻琐事，作者充分发挥了他是作家的本领，主要从胡适日记、胡适书信、胡适年谱等“死材料”中，抠出一星一点，摘出一枝一叶，抓住一言一行，不加渲染，不事铺排，只是细打点，巧安排，就把胡适写活了，在前篇要事的骨架中，添上血肉和神经，甚至是穴位和经络，使胡适这个本不应该抽象的人，变得可以感知和触摸，有了温度和灵魂。品味这130条逸闻，胡适的人格魅力全然显现，而且是在不经意间流泻出来的。可以不同意胡适的某种政治观点，可以跟他辩论某项学术主张，但谁也不能否认胡适是一位有道德、有修养、有学问的好人。他的为人师表，他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他的热爱人才，奖掖后学，他的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他的清正廉洁，等等，无不是楷模，无不是后人学习的典范。桑逢康用的是春秋笔法，他在书中只是客观地叙述，冷静地摆材料，表面上看不出他的褒贬，然而读者却不得不感谢他于无涯的学海中捞出如此密集的有用的逸闻，并巧妙地加以挑选和取舍，结构成九曲回环的江南园林。

胡适一生，夙兴夜寐，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有时甚至凄凄惶惶，最终凋谢在“中央研究院”的讲台上。时代催生了胡适，胡适为社会添加了光彩，为历史留下了财富，也留下了某些难以言说的遗憾。

本书不是给胡适写传，书中每一篇章陈述的只是胡适的一个方面，但合起来，是多维的胡适，不是单方面的，是立体的胡适，不是扁的，是活的胡适，不是纸扎的玩偶。书中任何一章一节，都可以单独阅读，感知胡适的一颦一笑。《胡适故实》是桑逢康的又一部力作！请准予结项，并给予出版补助。张大明2013年7月10日

序二

从这部结构风格别致的、近五十万言的胡适“评传”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这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右翼最重要的代表，也是整个运动的“先锋”者的心态、实力、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处的巨大的困境和所留下的不少遗憾。所以，自始至终，都很自然地会出现对他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见于罗素在其所著《中国的问题》一书中说的：“谈到中国现存的人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而论，我愿意举胡适博士为例。他具有广博的学识，充沛的精力，对于致力中国之改革，抱有无限的热望。他所写的白话文，鼓舞着中国进步分子底热情。他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却不是西方文化盲目的崇拜者。”还有就是，郭沫若针对“沈崇事件”1948年2月12日在香港写的一篇题为《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的文章中所谴责的：“胡适学无根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来更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为之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年，媚外取宠，美国兽兵，强奸沈崇，竟多方面为之开脱。”这两种不同的人物评价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本书著者的见解则更为公允一些：“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简直达到了痴迷和崇拜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贬损又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愤怒。这样他就不能不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与责难。”“胡适上述对固有文化的批判，一如五四时期那样猛烈，然而也如同五四时期许多先行者们一样，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形式主义地看待中外文化问题，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五四时期的鲁迅也有这个缺陷，但后来鲁迅随着世界观的转变，掌握了辩证法，从而克服了片面性。胡适则始终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打转转，未能走出形而上学的藩篱。”

由于我国有史以来哲理性的逻辑思维的薄弱，当时像胡适那样锐意进取而又不自觉地囿于“形而上学的藩篱”的知识分子，本不在少数；但加上到美国学哲学的他只抱着杜威的“实验主义”不放，说什么“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还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等，因此，他的思想境界终其一生便定格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出道时的水平上。由此不难反证他的“开创新诗”、“提倡白话文”、“《红楼梦》考证”以及其他量多面广的古籍考据工作，为什么都摆脱不了形式主义的羁绊。例如，他的“白话诗”的起点应该说是相当高的（从其可诵可吟的诗歌语言上说），但连同旧体诗在内，基本上都只作为与旧时代文人无异的日常应酬或记述“偶兴”的小摆设，与不少“后起之秀”相比，可以说“既无量，又无质”。再如，他的“《红楼梦》考证”和“《水经注》研究”等重头戏大多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与它们本然的人间意义无涉或甚少联系。

因此，这里所看到的胡适，既是我国的启蒙觉醒时代中“得风气之先”的宁馨儿，又是那个内外交困、群情激愤的多难之秋里忙忙碌碌甚至凄凄惶惶的文化人。他的成功全凭他的勤奋努力、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和热爱人才、奖掖后进、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这方面主要显现于战时出使美国而不辱使命，以及执长于北京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之时。作为结语，我愿意重提一下张大明先生对此书中的胡适的观感：“时代催生了胡适，胡适为社会添加了光彩，为历史留下了财富，也留下了难以言说的遗憾。”

在《胡适故实》中，桑逢康先生给予我们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享受！

同意他结项，并给予出版资助。陈圣生2013年7月9日

自序

在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政治、外交诸方面、诸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文学：胡适首先倡导“文学革命”，与其他先行者一起开辟了“五四”新文学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学术：以他为首的“胡适学派”独树一帜，影响巨大。晚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教育：担任过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和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外交：抗战时期任驻美大使。

政治：差一点当了中华民国“总统”。

以上经历和业绩充分说明，胡适一生值得著之书帛的事情很是不少。

有鉴于此，本书在学术架构、内容编排与陈述方式上，以胡适的生平事迹为主，又分为“要事”和“逸闻”两篇。采用这种别具匠心的“二元结构”，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前一篇均为胡适从事的主要工作或参与的重大事件，共有17项，如：倡导文学革命，由教授而执长北大，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西文化比较，整理国故，“人权”论战，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又被开除，“学者外交”，在“沈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疏导”学潮，“民主”怪圈与“总统”宝座，“自由中国”事件，

与中央研究院始末

后一篇收录有关胡适的逸事趣闻130则，大都是一些生动有趣而又真实的小故事，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把新潮流引进娘子关、

“尊重社会的信任”

如果说上篇“要事”是躯干，是骨骼，下篇“逸闻”则是肌肤，是血肉。本书将它们有机地、完整地组合起来，并用生动的文字表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饱满充实的胡适——活的真实的完全的胡适。

本书以《胡适故实》冠名，和已经出版的《胡适人际关系》是姊妹篇，一个以事件为主，另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主，合起来几乎就是完整的胡适了。这和以往众多学者撰写与出版的各种胡适传记，在学术架构与论述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具有显著的特点。

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又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能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趣，从中获得知识与教益。

本书是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主要依据《胡适全集》（44卷）、《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册），此外并参考了有关胡适的图书20余种，以及近年解密的“蒋介石日记”。

为忠于历史的原貌，故而引文较多，除按一般学术专著的惯例注明出处（包括书名、篇名、作者、发表或出版时间与刊物以及页码等）外，本书的注释部分还对正文中提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说明或补充，有的注释属于阐释性的延伸。

总而言之，就胡适而言，不分大小事，尽在此书中。这使我不禁想起了白居易曾有诗句云：“大珠小珠落玉盘。”“要事”有如大珠，“逸闻”有如小珠，一起落在作者劳心费力制作的“玉盘”里，未知是“呕哑嘲哳”呢，抑或“如听仙乐”？

是为序。桑逢康2013年4月于北京

要事篇

倡导文学革命：“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胡适最有意义并能载入史册的事情，是他对“文学革命”的思考和率先倡导。

还在留美期间，1915年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和赵元任负责为年会准备供讨论的文章，赵元任的题目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文章中胡适首次提出日用语言（白话）是活文字，汉文（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不应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由此开始的认真思考犹如开启了历来被传统思想关闭的闸门，虽说只是一条缝，但胡适所谓的“文学革命的结胎时代”最初即由这篇文章作为发端。

凡事都有个由头。1916年夏天，胡适与任鸿隽（叔永）、陈衡哲、梅光迪（觐庄）、杨杏佛、唐钺等几个留美学子，在风景秀丽的绮色佳一起度暑假。有一日他们在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黑云翻滚，风暴骤至，平静的湖面顿时汹涌起来，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近得岸时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事后任鸿隽写了一首四言古诗记述这次湖上遇险，其中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的句子。胡适看后认为这首诗把陈腐的文字和现代的语言掺和在一起，以致文字殊不调和，他根本不赞成用“三千年前之死语”来写现代的诗。任鸿隽对此颇为气愤，在哈佛大学的梅光迪替任鸿隽打抱不平，于是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各抒己见，胡适关于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的观点，尤其遭到持守旧立场的梅光迪的坚决反对。两人争论不已，通过相互辩驳，胡适的观点不仅未退缩分毫，反而愈趋激烈了。他断言“‘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并据此诘问道：[1]“‘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

胡适后来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说：“就在那个时候——一九一六年三月——我写了一封长信给麻州剑桥的梅君。在那封信中我就指出，整部中国文学史都说明了（中国）中古以后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它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事实上这个变迁在唐代便已发生了。那时的散文在体裁上发生了革命，因而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白话’来表达‘语录体’的新文学。这种新体裁，首先为和尚们所采用；后来宋代的哲学家也逐渐的采用它来纪录他们的哲学讨论。最后老百姓更利用它来作歌曲。他们甚至使用这种活的语言（白话）来编戏剧和写短篇和长篇的小说。所以我指出这种用语体文来写的活文学——最明显的如元曲——便是人民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文学革命的最高潮。无可否认的，中国文学之复苏，实得力于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之兴起。”[2]

总之，“……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一个活文学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远在元代我们已经看出白话文学的兴起”，“不幸的是在（明代）仿古文学再度出现之时，这个文学革命受到了挫折和限制。”

在作了上述一番历史的考察后，胡适得出了结论：“中国文学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一连串地有着生气勃勃的变动。我把这些[3]变动叫做‘革命’。”

以上观点，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曾说过大致相同的话：“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为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4]的语言矣。”

无论从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胡适说的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形式。语言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作为彼此之间交流的手段，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而且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进步而不断丰富演变。记载语言的文字，出现的年代要晚得多，而且文字的变化要比口语的变化滞后，总是先有了某一种语言出来，才相应地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字。自然，好的文字一旦创造出来并得以传播，也会对语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与推动作用。总之，语言变化在前，文字相对滞后且凝固化，就会产生文字不能完全适应语言发展的状况，影响甚至束缚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因此，变革“文字形式”使之符合已经变化了的语言，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文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出了以先秦散文、两汉辞赋、唐宋散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十分灿烂的古代文化。某些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文言（包括词汇和句式），现代人写文章中也间或运用并能使文章增色不少。不过，从总体来说，古代文言受材料、工具等书写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力求简练精致，与繁杂多变、生动活泼的日常口语本来就不大一致，而且这种差距愈来愈大；加之绝大多数民众不认得那些古奥艰深的古文，因此在推广与普及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随着社会的演进与生活的变化，作为书面用语的文言愈来愈与民众的日常口语脱节，变得凝固而僵化，已经不适应民众“达意表情”的需要，非得加以变革不可。这在五四时期的文学领域尤为迫切，胡适从“文字形式”入手，断言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5]死的文字，将它作为一个突破口，正是适应了变革的需要。

1916年9月17日梅光迪离开绮色佳前往纽约哈佛大学时，胡适在送他的一首长诗中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概念，并大胆地宣告：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6]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

任鸿隽认为胡适这是在口出狂言，便写了一首游戏诗对胡适很是挖苦调侃了一番。为答复朋友们的质疑，故而9月20日胡适又写了一首很庄重的短诗，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强调“要须作诗如作文”：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7]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是很认真的，而且怀有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在他看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8]是‘文学革命’。”之所以又特别强调“诗国革命”，是因为用活的文字即白话写文章做讲演，提倡起来阻力较小，而用白话写诗阻力就大多了。比如梅光迪就认为“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9]（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任叔永赞同梅光迪的观点，同时向胡适指出：“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行其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10]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

所以在胡适看来，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就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他把与梅光迪、任叔永的争论归结为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说在梅光迪、任叔永等人的心里，诗与文是正宗，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小道。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11]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

发生在中国留美学生之间的这场争论，胡适在《答梅觐庄——白话诗》中对“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有相当生动的记述：“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这都是古所没有，而后人所创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何异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总之，/‘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卿的话很可靠。

若事事必须从古人，/那么，古人‘茹毛饮血’，

岂不更古于‘杂碎’？/岂不更古于‘番莱’？

请问老梅，为何不好？”

不但文字如此，/文章亦有死活。

活文章，听得懂，说得出。/死文章，若要懂，须翻译。

文章上下三千年，/也不知生生死死经了多少劫。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12]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1916年胡适和几位朋友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他虽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响应者寥寥无几，但在思想上却起了一个根本性的新觉悟，即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而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从此以后，我觉得我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13]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更自信这条路是不错的。”——胡适在《逼上梁山》中这样说道。

是的，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开始”属于逼上梁山：在不断的思考与争论中，他通过与几位朋友的相互辩驳、补正，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八不主义”的文学观，即：（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

这“八不主义”，最早见之于胡适1916年8月19日写给友人朱经[14]农的一封信。以后胡适在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八不主义”的表述虽有所不同，前后顺序也有所变更，但总的原则和精神是一致的，他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作诗也应和作文一样使用白话。在近现代文学交替、转换之际，胡适率先提出了“诗国革命”的口号，企望能从诗歌这一古典文学最占优势的领域打开突破口：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空前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15]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抱负不谓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志冲牛斗，但经过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他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胡适深知需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是非，因此他决定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不再打笔墨官司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16]。”

只要有心，诗情总会萌生，诗料无处不在：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歺，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下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17]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自述中提到的这首小诗原题为《窗上有所见口占》，作于1916年8月23日。它并不是胡适写的第一首白话诗，在这之前一个月，他还写过《答梅觐庄——白话诗》（即《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虽然在胡适个人做白话诗的历史上有着起步的意义，但的确不大成其为诗，不过是分行加标点的白水话，而且游戏味太重，尽管其中如前所引有几段庄重的议论，也只能归入“打油”一类。难怪梅光迪奚落说[18]读胡适的白话诗有如“儿时听莲花落”。这首小诗则不然，作者系见物而生情，由两只蝴蝶引起心中的感触，透窗所见，即兴口占，遥想天上人间，多少有些诗的意境，也符合抒情短诗的创作规律，令人读后感到兴味。用的是浅显的白话，只是在形式上仍沿袭旧的五言体，尚不足以完全够得上一个“新”字。不过胡适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说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

胡适决心试验白话诗，据他说有一半原因是受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19]用。”

就在大洋彼岸胡适酝酿“文学革命”的期间，陈独秀也在国内大力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化。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干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氏。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并以日本为媒介，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思潮。1912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首次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1916年起在上海编辑《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他们两人最初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他和胡适是绩溪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青年》尤其是《新青年》杂志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所以陈独秀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胡适遂于1916年2月寄了一篇译稿给陈独秀，从此两人便开始了信函往返，“纸上谈兵”。

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仰望”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

[20]人”。这段话出自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心意思是要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匡正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其时胡适正和几个留美学生就“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讨论，他自己还尝试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众人对之褒贬不一。在致朱经农的信中胡适曾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给陈独秀复信时胡适又进一步提出以此八项为“文学革命”的条件，并强调说：“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21]而赐以论断，则幸甚矣。”

陈独秀对此极表赞同，再次致函胡适云：“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22]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在陈独秀的殷切盼望与催促下，胡适随后不久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寄上海。陈独秀得之以后如获至宝，很快将胡适的文章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由此掀开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幕。《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实验主义文学观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将自己几年来研思所得归结为八事，前后顺序按照重要程度依次调整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强调“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并一一作了有理有据的详细阐述。尽管这篇文章存在着注重形式（语言）变革而对内容革新关注不够的缺点，但仍不失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虽自谦为“改良”而又仅仅是“刍议”，实则有着重大的革命意义。

陈独秀亲自撰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紧随胡适文章之后刊载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上。他高度赞扬胡适的历史性贡献，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并声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在文章中还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叙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23]文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胡文之不足。

胡适由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声名鹊起，一般人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往往陈（独秀）、胡（适）并列，称他们一个是“主帅”，一个是“急先锋”。

北京箭杆胡同9号小院是陈独秀寄寓的所在，《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从上海迁至北京后，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精英，他们着力打造《新青年》，使之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志，赢得了知识界尤其是众多年轻学生的青睐。由于和陈独秀的关系，胡适1917年回国并到北京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

文学革命这时方兴未艾，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社诗人柳亚子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说：“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24]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理想宜新乃天经地义，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他坚持认为：“‘文字形式’往往[25]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26]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进而断言：“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27]命。”《文学改良刍议》所言八事，针对旧的形式已经束缚了内容（思想意识情感等等）的表达，故从形式（或曰工具）方面着眼较多，而对内容的重要性强调不够，更缺少阐述。不过也不能据此断定胡适只注重形式，完全忽略了内容。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又发表了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先前“八不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所谓的“国语”即白话，指“日用语言之文字”。文章着重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28]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对于“旧派的文学”，胡适则怀着“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为此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文学创作，写得较多的是白话诗。用白话写新诗在留美期间就开始了，而且由此触发了进行文学改良的实验；回国以后继续耕耘，继续“尝试”，终于在新诗的园地里结出了硕大的果实。1920年3月他的《尝试集》问世，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新诗集，在它之前不久，1920年1月，新诗社出版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系多人多首合集，非个人专集。胡适因而戴上了“新诗人”的桂冠，“胡适之体”名噪一时。《尝试集》共收诗作46首，分为一、二两编。第一编21首写于留美期间（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第二编25首写于胡适归国以后，1917年7月至1919年年底。宗旨是本着“自古成功在尝试”，把“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大家都来尝试尝试。而率先示范，带头“尝试”的胡适，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细读《尝试集》，不难发现它本身就是带有过渡性质的诗集：（1）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旧诗向新诗的过渡；（2）胡适本人从写旧诗转到写新诗的过渡。其中46首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基本沿袭旧诗词的形式，仅在中间嵌入了个别白话的词句，表现了作者欲用白话写诗的意向，但白话入诗不等于就是白话诗。胡适留美期间写的诗多数属于第一类，正如他自己在《尝试集》自序中所承认的那样：“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29]过的旧诗”。

第二类：用的是白话，但缺乏诗味，甚至不成其为诗。胡适写的那些打油诗属于第二类。

第三类：既是白话又是诗，从内容和形式都算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这类诗以作于1917年9月的《一念》为标志，其他尚有《人力车夫》、《四月二十五夜》、《一颗星儿》、《威权》、《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不多的几首。就诗的质量来讲也参差不齐，写得较好的要数《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

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

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30]

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竹竿尖是胡适故乡村后的一座最高山的山名，竹竿巷是他寓居北京的所在。有一天胡适忽然从竹竿巷想到竹竿尖，便即兴写了这首诗，以寄托对记忆里一切美好地方的刻骨相思。《一念》通篇用的是白话不说，还有着近代人的科学意识。从写作时间（1917年9月）来讲，在这首诗之前胡适还没有写出过真正意义的白话诗，在这首诗之后真正意义的白话诗就逐渐出现在胡适的新诗创作中，比较成熟的作品是《威权》和《上山》两首。《威权》以拟人化的手法，讴歌被威权用铁索锁着头颈的奴隶们，“同心合力”地“造反”，使得高高坐在山顶上的威权倒撞下来活活摔死！威权是专制、强权的象征，这首诗中隐隐含有胡适对专制强权的不满和他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后一首《上山》生动地描写并歌颂了“努力望上”的奋斗拼搏精神，爬山者不怕树桩扯破衫袖，不怕荆棘刺伤双手，哪怕上面没有路，也要打开一条路爬上山去。人生之路正是如此：只要不畏险阻，积极向上，光明和幸福总会在前面迎接跋涉的人们，那里“有好看的野花，有遮荫的老树”。结尾更是催人猛省：“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全诗昂扬的情绪，高尚的格调，给了读者很大的感染，鼓舞起人们上进的决心和勇气。《威权》和《上山》在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五七言体的束缚，句式长短不一，通篇采用白话的文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新诗。

由于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尝试集》几个月之后便再版。这给了胡适一个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一番小结的机会，要点如下所叙。“第一，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第二编的诗“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31]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第二，我这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参考……”“我初做诗以来，经过了十几年‘冥行索涂’的苦况；又因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最近这两三年，玩过了多少种的音节试验，方才渐渐有点近于自然的趋势。”[32]“总结一句话，我自己只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33]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

后来胡适又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34]气。”

论者们常把这些话用在对《尝试集》的评价上，认为胡适那时写的诗尚未脱尽旧诗影响的痕迹，类似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不过胡适毕竟开风气之先，《尝试集》出版之后短短两年就销售了一万部，足见受欢迎的程度。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还写过短篇小说（如《一个问题》、《差不多先生传》），编写过剧本（如《终身大事》）。《一个问题》所探讨的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小说的主人公朱子平，在学校读书时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可是由于时局一年坏似一年，加之妻病子殇，薪金又少得可怜，弄得生活十分清贫，终日从早忙到晚，只是为了一件事——老婆孩子和自己吃饭，而将别的生活乐趣、别的人生要义全都抛弃了，以致百思不得其解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他：“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得意的人听着这个问题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这个问题就要发狂。他们是聪明人，不愿意扫兴，更[35]不愿意发狂，所以给你一个疯子的绰号，就算完了。”朱子平如果再继续滑落下去，就有可能沦为第二个孔乙己。作品通过这个穷愁潦倒的小人物的遭际，表现了普通知识分子的不幸。《差不多先生传》是一篇散文，说它是一篇小小说也可以。作品通过几则最普遍、最典型而又最荒唐无稽的事例，揭露并批判了凡事只求“差不多”的国民劣根性。“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36]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五四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探讨国民性问题，鲁迅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只是他所揭示的国民性的弊端不像鲁迅揭示的那么深刻罢了。《终身大事》原是胡适在一夜之间用英文写成的“游戏的喜剧”，供北京留美同学会宴会时表演，后来胡适把它译成了中文，并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该剧的主题是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要由他们自己决断，反对父母以种种“理由”加以包办。这个戏适应了五四时期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具有反封建（包括反对迷信、反对宗族观念）的意义。主人公田亚梅小姐最后用出走的方式挣脱家庭的牢笼，这使人想起了易卜生戏剧里的娜拉。胡适曾著长文介绍易卜生主义，他的《终身大事》显然受了易卜生的影响，用“写实主义”手法探讨包括家庭伦理与恋爱婚姻在内的社会人生问题。如果说《一个问题》是问题小说，《终身大事》也可以说是一出问题剧，据说因为戏的结尾田亚梅跟人跑了，几个排戏的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演这个角色，可见“问题”之严重刺痛了当时社会的神经。

胡适议论性的文章，如《贞操问题》、《“我的儿子”》等，批判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他尖锐地抨击守贞不嫁、杀身殉夫、寡妇再醮为不道德等传统观念与陋习是一种“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与“近世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主张“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娶了一个被污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没有什么“分别”；他反对把孝道即“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声明“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这些言论惊世骇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白话文学严格来说并非自胡适始，但经过胡适等人大力提倡（包括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在五四前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于旧文学已呈压倒之势。否则，继续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八卦阵中打转转，新的文学不知还要延误多少年方有出头之日。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鲁迅：正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及随后多篇小说充分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也使白话文学以崭新的姿态，在文学领域确立了牢固的正宗的地位。这也正好符合胡适的意见：白话要成为“标准国语”，必须要有用这种语言写的第一流文学作品，人们通过阅读自然形成通行的普遍的“标准”。要不然仅靠胡适的几篇文章和一些“尝试”性的作品未必能撼动得了旧文学的根基。

作为提倡白话文学的先锋人物，胡适等遭到了旧派封建文人的诋毁与攻击。

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先后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用影射的手法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进行讽刺、谩骂与攻击，并企希军阀——即所谓的“伟丈夫”——用武力予以扫荡，将他们攫而食之。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小说中变成了阴曹地府的“白话学堂”；陈独秀、胡适乃至钱玄同等人的主张被歪曲为混淆是非、扰乱人心的“禽兽之言”：“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借用现在国际关系中常说的“妖魔化”一词，林纾的这两篇文言小说是典型的妖魔化胡适，妖魔化陈独秀：

田生（影射陈独秀）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影射胡适），狄腰痛欲断。金生（影射钱玄同）[37]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

忽见金光一道，远射十数里，路人皆辟易，言罗睺罗阿修罗王至矣。金光浓处，见王身长十余丈，张口圆径可八尺，齿巉巉如林，直[38]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而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

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最终被“伟丈夫”剿灭干净了。如此还不够解恨，林纾又致信蔡元培要求对陈、胡等予以制止。特别是针对胡适主张“不避俗”“不用陈套语”“不摹仿古人”，声言：“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39]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言外之意是胡适等人根本不配做教授，应该驱逐出北京大学。

林纾系古文字学家，“林译小说”流行肆间，拥有众多读者，故又被称为“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他写给蔡元培的信在安福俱乐部的机关报《公言报》上发表以后，一时谣言四起，“陈独秀辞职”、“胡适被解聘”闹得京都满城风雨。

陈独秀和李大钊首先站出来回击林纾。在《旧党的罪恶》一文中，陈独秀尖锐地指出：“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40]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李大钊揭露林纾等旧人物“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而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他郑重宣告：“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41]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杂志上以《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为题，摘要刊登了京沪两地报纸的声援文字。过了一些时候，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也以函件形式说明上述谣言全无根据。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蔡元培延聘来北大的，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同样在《公言报》上发表了对林纾的回复，重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主张，对林纾诋毁“本校教员”、“毁坏本校名誉”深表不满，并就北京大学的真相进行了辨正。蔡元培以胡适在北大讲授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为例，质问林纾道：“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又以事实为证：“仅以大学预科国文一课，所选文章，皆为古文。每月练习之文，亦皆文言。……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42]话也。”这样驳斥，有理有据，弄得林纾再也无话可讲，只好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这一场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派人物可以说大获全胜。由于胡适等人的努力，白话文学替代了延续几千年的古代文学，成为文学的正宗与主流，实现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梦想。这个文学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五四新文学，而它又是由胡适首先发轫的，这无疑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108页。本书以下凡引自《胡适全集》均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只标明卷数和页码。

[2] 胡适：《口述自传·革命的导火线》，《胡适全集》第18卷，第301页。

[3] 胡适：《口述自传·革命的导火线》，《胡适全集》第18卷，第302页。

[4]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第1卷，第14～15页。

[5] 茅盾在写于1958年8月的《夜读偶记》中，对于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口语和文言分家的问题，也作过一个简略的考察，认为之所以会发生两者之间的距离，是由于记录工具（即文字）发展的速度赶不上语言发展的速度，同时，语言在发展中有变化，而记录语言的方法（这表现在文法和语汇）却很保守。先秦诸子以前的文章，在很长的时期中，句的结构，甚至每句字数，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春秋战国之交，进步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古旧的呆板的和现实距离很大的“典谟”、“雅颂”体，而创造了和口语接近的散文，孔子的门徒记述孔子的言行就用了生动活泼并且富于形象性的散文。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到司马迁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的散文虽然在黄河流域通行的口语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但因为当时还没有纸、笔，记录文字的方法是用刀刻在竹片或木板上，或用锥形的东西蘸漆描在帛上，两者都是很麻烦的方法。为了节省劳力和材料，先秦诸子以口语为基础的文章势必较口语为简略而精炼，这也成为他们的文章和口语仍然不得不有距离的一个原因。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要把“文体”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仅仅以摹仿先秦诸子的散文为目标。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解决“文言”和“白话”的问题，就是要确定“白话”为文学语言的正宗。以上意见可供参考。

[6] 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99～100页。这首诗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所引文本与此处略有不同，“且复号召二三子”后尚有“革命军前仗马箠”一句。本书以下凡引自《胡适诗存》均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只标明卷数和页码。

[7] 胡适：《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胡适诗存》，第101页。

[8]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8页。

[9] 转引自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6页。

[10] 转引自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7页。

[11]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2页。

[12] 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胡适全集》第28卷，第411～415页。

[13]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11页。

[1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7～128页。当时中国教育部在华盛顿设有学生监督处，负责留美学生的有关事务，由朱经农任书记。

[15] 胡适：《沁园春·誓诗》，《胡适诗存》，第110～111页。

[16]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2页。

[17]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5页。

[18]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19页。

[19]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26页。

[20] 陈独秀：《致胡适（1916年8月1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1980，第4页。本书以下凡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均不再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只标明册数和页码。

[21] 胡适：《寄陈独秀（1916年10月）》，《胡适全集》第1卷，第3页。

[22] 陈独秀：《致胡适（1916年10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页。

[2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最初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作为“附录一”收入《胡适全集》第1卷，第16～17页。

[24] 转引自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七“归国记”，《胡适全集》第28卷，第579页。

[25]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8页。

[26]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8页。

[27]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第18卷，第109页。

[2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第1卷，第54页。

[29]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第1卷，第193页。

[30] 胡适：《一念》，《胡适诗存》，第174页。

[31]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卷，第197～198页。

[32]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卷，第199、202页。

[33]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卷，第205页。

[34]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全集》第2卷，第813页。

[35] 胡适：《一个问题》，《胡适全集》第1卷，第772～773页。

[36] 胡适：《差不多先生传》，《胡适全集》第10卷，第551页。

[37] 林纾：《荆生》，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连载，为“蠡叟丛谈”之13、14。

[38] 林纾：《妖梦》，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连载，为“蠡叟丛谈”之44～46。

[39] 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载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

[40] 陈独秀：《旧党的罪恶》，载《每周评论》1919年3月2日，第11号。

[41]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载1919年3月4日北京《晨报》。

[42] 蔡元培：《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第338号，《公言报》4月1日转载。

在北大：由教授而治校而终“弃职”

胡适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教育领域里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的倡导者的作用，影响很大，因此之故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以后又担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胡适奔往南京。在现代知识界引领风骚的代表性人物中，可以说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最为深厚。

胡适由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声名鹊起。因此，很合乎常理和逻辑地，自然而然地，陈独秀被蔡元培延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便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蔡元培本人《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那时候因为《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1]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

1917年5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6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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