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西来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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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试读：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底的创新。创新而无根底，易成泡沫；讲根底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底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杨义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文研班19帧图片
1959年9月21日文研班在铁一号人大楼前开学典礼留影前排（左起）丁浦、申文钟、陈宝云、叶凤沅、张德俊、张颂南、何寅泰、樊步礼、李基凯、刘万云、梁仲华、戴其锷、杨津华、陆一帆、王凤伯、李恕基二排（左起）吴文治、王宗伯、庞景仁、章南舍、唐弢、何洛、谢无量、吴玉章、聂真、何其芳、蔡仪、刘寿彭、罗列、赵澧、王平凡、纪怀民、陈兆荣、白毓田后排（左起）冯其庸、曹淑芳、解冰、冯湘一、张学仁、刘建军、林熙源、李允经、何文轩、林志浩、王德勇、封浩、孙国林、黄泽新、李尚公、谭霈生、王春元、张先猷、郭拓、于海洋（何文轩提供照片）1959年9月21日吴玉章校长在研究班开学典礼上讲话1959年9月21日何其芳所长在文研班上讲话（贺兴安提供照片）文研班开学典礼上的照片
右一起 梁仲华、李允经 左起 李基凯、张颂南（张颂南提供照片）1963年吴玉章校长、何其芳所长等与文研班全体毕业生合影（贺兴安提供照片）冯湘一、曹淑芬入学后在北京站留影（张学仁提供照片）1960年缪俊杰与何寅泰在长山列岛野营留影（缪俊杰供照片）1961年10月张学仁等同学游香山
前排右起： 戴其锷、王凤伯、陆一帆、张学仁、封浩后排左起：何西来、李基凯、林熙源、朱兆、缪俊杰、张德俊60年代 陈兆荣与王凤伯合影（陈兆荣提供照片）文研班部分同学在人大门前合影
前排左起：刘建军、何西来、张先猷、张德俊、戴其锷、孙国林后排左起：黄泽新、李基凯、叶凤沅、李希贤、林熙源、缪俊杰、陈宝云、贺兴安（贺兴安提供照片）刘建军、李允经入学后在人大楼前留影1961年张德俊、李基凯、何西来、刘建军、缪俊杰在长城留影（刘建军提供照片）前排左起：叶凤沅、冯湘一、贺兴安、王春元、缪俊杰、谭霈生后排左起：黄泽新、何西来、李恕基、李基凯、申文钟（贺兴安提供照片）1985年部分学员在扬州师范合影左一起：李力、冯湘一、叶凤沅左二排起：陈兆荣、何西来、王凤伯、李希贤（叶凤沅提供照片）2005年5月文研班学员46年后相聚与所领导合影（高力生摄影）2005年5月文研班学员在文学所会议室合影
前排左起：梁仲华、李恕基、李允经、曹淑芬、何西来、谭霈生、后排左起：戴其锷、李希贤、叶凤沅、申文钟、黄泽新、刘建军、缪俊生、贺兴安（高力生摄影）2005年5月文研班学员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原人大楼前合影（李鹏鹏摄影）2009年10月文研班部分学员与所领导合影（高力生摄影）2009年10月文研班十位学员在文学所会议室合影
左起：贺兴安、申文钟、梁仲华、孙国林、黄泽新、何西来、李允经、叶凤沅、谭霈生、缪俊杰（高力生摄影）序何西来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9年，正当新中国建立10周年之际，根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的提议，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商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同意，两家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集中培养文艺理论骨干人才。何其芳、何洛任正、副班主任。研究班面向全国招生，由高校、省文联、省作协等相关单位推荐，经考试合格，予以录取。前后共办三期，外加一期进修班。
文研班的业务由何其芳领导的文学研究所负责，包括课程设置，教师延聘，派专业辅导员，安排论文导师等。人民大学负责日常管理，包括党员组织生活，学员政治思想工作，食宿管理，以及外语课、政治课、逻辑课和少数专业课。
文研班第一期共招收研究生39名，全部是调干带薪学习，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专业课按照周扬的意图，何其芳邀请各学科顶级的海内外专家名师前来讲课。学制3年，统一延长1年。满3年时，因工作需要，有相当一部分学员返回原单位。到最后举行毕业典礼时，仅剩18人。文研班的学习，除了组织系统的、一流专家的高水平授课外，还非常重视学以致用的写作能力训练。不算各人的毕业论文，在四年学习中，文研班一期的同学，还按照当时“反修”的需要，以马文兵的笔名，写过大量习作发表，也有些短文以文效东的笔名发表。其中，《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艺术遗产》三篇习作，在1960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在《文艺报》被作为重点文章，乃至领头文章刊出，总字数7万多。这是极少见的，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些习作的价值取向，显然受到某些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如对巴人的批判，就很值得反思。
文研班一期的同窗们毕业后不久，便碰上绵延10年的“文革”灾难，学术的结果期、鼎盛期，被大大地推后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和90年代前期，他们才得以在全国各地的文艺领域，颇见光彩地发挥了骨干的或学科带头的作用，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到了新世纪的2005年，当年马文兵的成员们已经很有一些过世了。活着的同学们，怀着难以抑制的对母校的思念和对师长们教导深恩的感激之情，聚首北京。能来的都来了，也就14个人。文学所的领导和人民大学的领导，都分别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在座谈中，时任文学所所长的杨义，在充分肯定当年文研班办学经验的同时，还提出，写一本回忆录将会很有意义，并说写好后文学所可以帮助出版。
那次聚会中，成立了文研班一期（马文兵）同学会，推举缪俊杰、何西来、贺兴安为会长、副会长，韦凤葆为秘书长。联系仍健在的马文兵成员写稿的工作，便从那时开始了。但由于大家年事已高，又分散在全国各地，还有少数人定居海外，联系十分困难，回忆录的写作，进展得并不十分顺利，只有部分稿子收了上来。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也是文研班一期开班50周年，同窗们相约，再回母校看看，以为纪念。9月金秋，大家又一次欣喜地聚首北京。文学所的领导和人民大学的领导，像上次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大家。然而，来的同窗又比上次少了4位，有的故去，有的重病缠身，有的远在海外。满打满算，也就到了10人，不过是当年那支意气风发的马文兵队伍的四分之一，相当零落了。大家相视而笑，都是白发萧疏的耄耋老人了。
回忆录的写作和催收和出版，变得十分紧迫了。同窗之中，已经很有几位当年的写手根本不能动笔，有的甚至老年痴呆到不认人了。所幸出版的事，得到党委书记钟代胜和党圣元、刘跃进两位副所长的大力支持，列入所史“抢救”项目。从去年聚首，到今年5月，无论是写稿者，还是催收人，都非常辛苦。然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终于可以把到手的回忆录文稿，图片和相关资料编排出版了。
这本文研班一期（马文兵）回忆录，定名为《九畹恩露》，取屈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典故，以感念前辈师长们滋树栽培，阳光雨露之恩。
回忆录共收21位马文兵成员的追念文稿36篇，其中包括新、旧体诗（词）4篇。其芳师是文研班的主要创办者、组织者、授课教师和论文导师，他德高望重，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作文上，都堪为师表，所以将《
先师何其芳治学录
》置于首篇。附录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何其芳老师当年为文研班同学所开具的《必读书目三百部》。这个书目非常重要，好多回忆都提到它，但因年代久远，谁也没有保留下来，谁也回忆不起全部，徒令不少文学史家遗憾与叹惋。最后收到潘翠青的回忆文章，讲到这个书目，有些细节，非持原件者不能道。打电话一问，果然她那里有一份原件，真让人喜出望外。据潘翠青说，她“文化大革命”时仍在暨南大学，东西放在那里，没有被抄家，书目得以保留下来。而她丈夫吴文所在的中山大学的家，则被彻底抄了，如果放在中山大学，肯定没有了。
附录的第二部分，收了马文兵的三篇习作。其芳老师一向主张从文章判断作者的综合素质，包括其优长和局限。习作也不例外。它们是仍然活着的马文兵的成员们对那段成长的历史进行自我省察的镜子，故录以备考。
总之，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九畹恩露》，既真实地记录了文研班一期的同学们在那个生命阶段成长的心路历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更真诚地表达了大家对先师们的感戴之心和敬重之情，还有那让人难忘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相濡以沫的同窗之谊。2010年6月10日午夜先师何其芳治学录何西来
屈指算来，先师何其芳辞世，已21年有余了。岁月流逝，泉台幽邈，但他的人格风范，他的诗、文、著述，特别是他的治学精神，却长留人间，给后辈学人以榜样，以启迪，以力量，不废如江河行地。
他为人真诚、平易、宽厚，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也没有某些学者的清高，乃至霸气。在文学所任所长的一二十年间，虽德高望重，能做到令行禁止，但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大家都亲切地免姓称他其芳同志，谁也不以职衔相称。只有毛泽东在为他修改《不怕鬼的故事·序》时，特意在何其芳的署名之上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2个字的正式官衔。我们做他的学生的几年，都称他何老师；调到研究所，我还这样叫，就被别的同志和他本人着实纠正过几次，只好跟着大家称其芳同志了，但在心里，他仍然是我敬重的师长。看得出来，许多人都有如我一样的心态。
关于其芳师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是他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每个国家的文艺作品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但要和我国当前文艺运动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要和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其芳同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何其芳文集·序》）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分寸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也只是在其芳师的广阔研究领域中举其大要。事实上，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可以提及，如当代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文学艺术教育、科研组织领导等，他都有自己的建树。总之，从做人，到作文，他都有许多值得记忆，值得效法的东西。真诚、善意、“书生气”
其芳师是一个真诚的人，坦率的人；有童心，常显出几分天真。对待同志，对待学生，他从不设防，别人也不会防他。他的诗歌和散文，无论是早年的《预言》、《画梦录》，还是参加革命后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抑或是晚年写的《深深的哀悼》及其续篇，还有为数不少的近体古诗，都因为能够向读者袒露襟怀，能够见出真人格、真情性，而备受欢迎。有论者认为，他非常喜欢在诗文中诉说自己，这是不错的。他不仅喜欢，并且很善于把自己的所经所历，所想所思，直到细微的心理隐曲、情感波流，通过优美的文字，传递给读者。不仅作品如此，就是他的那些大块头的学术文章，在相当规范的专业术语和理论框架的后面，敏锐的读者，也不难窥见一个可以与之彼此交流的作者的存在，析理论事，都没有“隔”的感觉。他的文字常见灵智的闪光，如电火行空，启人醒悟，亦不免一切人都会有的偏颇和缺陷。但无论是灵智的闪光，还是偏颇与缺陷，都真实地袒露在那里，既无遮拦，更无做伪。
其芳师的真诚，一半出于天性，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念，是一种自律。在《刻意集》序里，他说，“现实的鞭子终于会打来的，但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何其芳文集》），还说，“一个踏实于自己的人应当最知道他自己”（《何其芳文集》）。因此，他也就不怕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如实地告诉别人。荒煤说，他对人没有恶意，心里存不住话。据荒煤回忆，在延安鲁艺的时候，“工作中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学生中发生了什么使他感到不安和不快的事，发现了文学系同学中的好作品，工作中感到什么困难，甚至恋爱中的烦恼、欢乐，他都要对我们讲。我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如其芳晚间迟迟没有上山时，就在窑洞外边等他‘汇报’。更不用说，当他写了得意的诗章，他一定要对我们朗诵。他的心始终是向他的战友打开的。因为天真、坦率，无论在生活或工作中，其芳有时也有烦恼、苦闷、痛苦的。除了向我们倾诉之外，我清楚地记得，他有时还会站在山头大声叫嚷道：‘哎哟，怎么得了哦！’，使得全东山的同志都知道我们的其芳有了不称心的事。”（《忆何其芳》）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气质。诗，靠了这种真率的气质而见敦诚，而与读者灵犀相通，引起共鸣。他的诗文，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真而独特，而很难被人重复，所以能够长新。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诗人气质，则又常被称为书生气、书卷气。巴金30年代在上海见到他，说他穿着长袍，是个斯斯文文的大学生、诗人，虽然没有直说，但字里行间显然留存着书卷气的印象。当年曾与其芳师一起奔赴延安的沙汀回忆说：“他给我的印象比较一般：长袍、眼镜、身材不高，油黑的脸显得胖胖的，书生气相当重。”（《何其芳选集·题记》）看来，书生气是许多人对他的共同感觉和共同印象。据他生前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曾有多年没有见到毛泽东，有一次在会上碰到，毛泽东远远走过来打招呼，头一句话就问：“怎么样，还是那么书生气吧？”
书生气是一种评价人的模糊概念，当它被人们用来说明其芳师的真诚性格的表现时，指的是天真、厚道、心口如一。荒煤说，和这样的同志一道工作，让人感到省事、愉快。不过，这种书生气有时也有较真、执拗、认死理、不肯轻易变通的一面。比如他给人的印象之一是爱争论，心直口快，怎么想就怎么说。据荒煤回忆：在延安时，“有一次和曹葆华争论，将来谁拥有更多的读者，其芳在爽朗的笑声中就这样自信地宣布：‘将来我的诗集摆在书店里，你看！就要比你的读者多！’他笑得那么天真，讲得又很认真，把我们都逗乐了。葆华也没有为此生气。我们都很了解其芳，他心里想的，口头上讲的，都是真的，一致的。他并没有认为这是恶意，或是对人不尊重，更不觉得是嘲笑，他不过是认真地讲了他心里的话罢了。”（《忆何其芳》）巴金也很肯定其芳师的这种快人快语、敢讲真话的品格，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就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敢说、敢想、敢争论，辩论起来不怕得罪人，不怕言辞尖锐。有一次听见一个朋友婉转地批评他，他不接受。他说，有意见就应当讲出来；要分清是非，就要把话讲清楚；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有话不讲，讲出来，错了就改正……我当时也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我有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为了团结人，何必这样认真？不用说，我没有讲出来。但是从此我没有得到安定：讲不讲的问题始终不曾解决。每当我听到了面面俱到、不痛不痒的话，或者看见人为了‘明哲保身’什么话也不讲，不然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睁起眼睛信口随说的时候，我就仿佛挨着皮鞭的抽打，我就想到其芳，我深感自己同他差得太远了。”（《衷心感谢他》）巴金是一位挚诚温厚的老人，因为能够向读者坦诚地披露自己的襟怀，特别是因为在晚年的杰作《随想录》中进行了自我灵魂的拷问，还有深沉的自省和严格的自我解剖，而赢得了社会的尊敬。讲真话，是他为人为文的起码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他对其芳师的真率笃诚的性格的肯定，实际上是一种内在人格的相期和相求，是心灵贴近的共振与和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只有真诚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真诚的心。巴老正是如此。
其芳师因为真诚而诗文俱佳，而赢得人们的敬重，但也惹来不少麻烦。他要讲自己真实的意见和看法，就难免会碰上“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尴尬局面，特别是他的真实意见和看法与当时的潮流大相径庭的时候。比如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他原是抱着很大的热情同研究所的副所长唐棣华一起下去考察的。到西安作协时，他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有幸参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记得他在会上讲了许多让我惊异的意见。他说他看了许多有名的“诗村”，那里的干部扬言他们村要出几个李白，几个杜甫，几个白居易，几个郭沫若，他颇不以为然，说那怎么可能呢，中国几千年，不就只出了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白居易，一个郭沫若吗？你一个村子，几天就要出几个，太不实事求是了。出一个大诗人，要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是说出就能出的。记得他还谈到一位被称作“大诗人”的农民诗人，凡到那个村里参观的领导，他都要当场作诗献上。其芳师说，他去参观时，这个农民诗人也献给他一首，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他还说，哪儿有那么多灵感？他举自己的例子，说是当年在延安写诗，写得很苦，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地转，有时一天也琢磨不出一句好诗来。因此很为那个农民诗人难过，认为他肯定穷于应付。我后来知道，就是那年，他写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的问题》的文章，认为民歌体有较大的局限。他对新民歌的态度以及关于民歌的局限的看法，显然与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对于新诗发展要走民歌和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道路的意见不十分一致，于是遭到一次全国范围的围攻。他火了，在自己主持的《文学评论》上连续发表了《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和《再谈诗歌形式问题》，向围攻的人进行了说理的，同时也是凌厉的回击。这两篇文章气势逼人，很见锋芒。因为在新民歌问题上讲了真话，不仅当时遭围攻，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时，也是他的一条重要罪状。毛泽东称赞他做事“认真”
记得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做研究生，有一次其芳师来和我们谈写文章。他认为文章就是要认真地写，认真地改，一遍一遍地改、抄。对于一些人写文章的潦草，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写出草稿不看、不改、不抄，就拿出去发表，他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说，他写文章，从不把草稿拿出去发表，写完后总要反复修改，最后誊抄一遍，一边誊抄，一边修改。他有这样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自己的文章，连重抄一遍的兴趣都没有，还能指望读者有兴趣看吗？”
其芳师的这种反复誊抄自己文章的极其认真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终点。我这里现在仍珍藏着他1976年所写的《深深的哀悼》的两种誊抄件，它们因抄写中进行了修改而彼此有一些不同，并且也与收在文集中的稿本互见差异。1977年7月，他因癌症而住院，动完手术，刚拔下输血的针头，醒转过来，插在刀口上，自胃中引流的管子还往外排着带血的体液，他就嚷着叫拿他刚写出的回忆录《毛泽东之歌》的清样来，他要赶快校改。那已经到了他弥留之际了。
据沙汀回忆：“毛主席曾经赏识过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风，说他做事认真。而据我所知，他那种事无巨细都不肯马虎的精神，真也值得学习。”（《何其芳选集·题记》）周扬对其芳师的认真负责，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进行文艺创作、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还是搞教学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党所分配给他的任何其他工作，他都是那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在‘鲁艺’期间，他为学员看稿、改稿，有时一首小诗，他也会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评语；学员办墙报字写得不好，他就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五十年代，他服从党的分配，领导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他就亲自深入去熟悉材料，占有材料，从《诗经》、《楚辞》一本本从头学起。他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文艺创作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毛泽东同志称赞其芳同志做事‘认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就是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风。凡是和其芳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感到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值得钦佩。毛泽东同志用‘认真’二字来称赞何其芳同志，这个评价是多么贴切，多么正确。‘认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共产党人就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我们要无负于共产党员这称号，就得做一个真正认真的人。在这点上，何其芳同志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何其芳文集·序》）沙汀和周扬，一个是其芳师的老朋友，一个是他的老上级，都对他的认真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都引用了毛泽东对他的称赞。毛泽东曾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实际上是把这一点作为革命者的重要品格加以强调的。我以为，“认真”在其芳师的身上，既是一种工作作风，也是一种学术品格，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做人风范，处世原则。
60年代初，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领导编选了《不怕鬼的故事》。成书以后写了序言，拿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三次召见了他，并对序言作了修改，在毛泽东加进的一段话里，用了“光昌流丽”一词。原话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不怕鬼的故事·序》）其芳师没有见过“光昌流丽”这种组词法和用法，有点不放心，怕出“硬伤”，贻笑大方。以往，他的文章拿出去发表前，一般都要请所里学识渊博的老专家帮助把把关，以尽可能避免差错。于是打电话给俞平伯，请教有没有“光昌流丽”这种用法，俞老先生说有，他也就踏实了，从而更加佩服毛泽东学问的高深。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他的重大“反毛主席”的罪名而被反复批斗。造反派是这样给他上纲的：“毛主席的话你不听，不信，俞平伯说了你才相信，你把一个资产阶级臭反动学术权威，看得比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还要高明，还要伟大，这不是反对毛主席是什么？打倒何其芳！”
在“文化大革命”中，其芳师被打倒了，关进了牛棚。但哪怕是“斯文扫地”，他被罚每天打扫厕所，也依然认真。几个厕所的便池、地面，他都打扫擦拭得非常干净，便池里的多年积垢，都被他用盐酸除去，冲洗一过，露出洁白的磁釉，比那时已经变成他们的监改队长的以前的清洁工干得好多了。他还写了工整的毛笔字纸条，如“便后请放水冲洗”，“小便请靠近便池”等，贴在显眼的地方。那时，除了打扫卫生，他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所内造反派和社会上造反派的批斗，写检讨和交待，境遇险恶，身心交疲，即便如此，也不改其本性。
后来下干校，他被分配养猪，他像研究学问一样，认真观察，认真实践，研究了猪的生活规律、饲养方法。虽然他是养猪班当时年龄最大的人，但一应活计如烧猪食、做发酵饲料、喂猪、采集野草、打捞水草、挑土垒圈墙、夜里猪越圈而逃去追等，他都抢着与大家一起干。养猪期间，他每天还在忙碌完后坐在马扎上记载《养猪日记》，记得非常详细，包括猪的进食情况、精神状态、生病猪的病情及用药情况，还记载了他到别的单位学习养猪经验的心得等。他把自己养猪的经验和心得，套用了《红楼梦》里一个灯谜引孟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话，改动一字，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一时传为笑谈，其实是美谈，他精心饲养的一头猪买进时30斤，11个月后重达346斤，创了当时我们干校的纪录。
其芳师的认真，是连着他率真、坦诚的本性的。这种品格，经过长期的自律，经过学术的、生活的磨炼，表现在他身上，已经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东西了。他的认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而是在他看来本来就应该如此。在写文章、用材料的问题上，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经得起查书。”主编《文学评论》的那些年，凡属要发表的稿件，他都要求编辑认真查对其中的引文，一看文字是否有错讹，二看引证是否符合原意，尽量避免断章取义。在论争中，他特别厌恶那种为了加罪加错于他而不惜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别人对他采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断章取义的办法，但他从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经得起查书”的衡文标准，很有一些源于他自己的深受曲解之害。“文革”后期，研究所部分恢复业务，他领导一批研究人员与北京齿轮厂合作编注一部《唐诗选》。说是合作，其实主要由文学所完成。从选目的确定，到每篇的题解、注释的审定，都由他最后拍板。唐山大地震后，家家户户都住进防震棚里，他却若无其事地坐在书房里校改大家的注释稿。为了他的安全，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劝到搭在长安街南侧人行道上的防震棚里，但他仍然带着书稿。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拿着一份胡念贻的注释稿，说：“这个胡念贻，好粗心，这些个注解多不准确，就是不愿意查书，举手之劳嘛！”我看那稿样，几乎每条都被他仔细地用红色圆珠笔改正过，这与其说是胡注，还不如说是何注。因为原是蓝笔的注稿，却被他改得满眼是密密麻麻的红字了。其实，胡念贻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年学人中，是基本功相当棒，知识也很广博的，且在所内外已经相当有些名气了，但在其芳师的严格的眼光下却不能不显得粗疏了。记得当时就在旁边的师母牟决鸣埋怨他死认真，往往为一条注释跑回家去爬上爬下地翻书，让家里人为他操心。在其芳师看来，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地震的危险，远没有一条唐诗注解的准确性重要。正是在他的这种言传身教的严格要求之下，培养了文学研究所的一种可以称之为传统的踏实、认真、求实的学风。历史、现状、马列主义
记得做研究生的时候，其芳师专门给我们作过一次关于研究方法的报告，那是应同学们的要求做的。他很忙，利用星期天写了详细的讲授提纲，星期一便来上课，讲了一个上午。他一走上讲台便提出要大家仔细读读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说是这篇文章同学们肯定都读过，甚至读过不止一遍，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从事学术研究方法的文献来学习。那天，他的整个报告差不多都是沿着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发挥的。在他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他认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提的历史、现状、马列主义，或历史、现状、理论的观点，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不注意，文学研究亦如此。
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其芳师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他原先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和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另外，还全面涉猎了包括郭沬若、游国恩在内的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最后写成了他第一篇系统的有分量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论文《屈原和他的作品》。这篇论文能够反映当时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屈原所达到的水平。
按照其芳师原先的设想，既然党派他组建并主持文学所的研究工作，他就要取得发言权，自己也应成为名副其实的这个领域的专家。屈原是他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取得经验后，再及于其他。他的雄心是，在屈原研究结束后，还要按照历史的顺序，把中国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个个研究下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在论文写出后，他发现，工程太大，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此项计划，何况他还有非常繁重的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以及繁忙的社会活动，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他不得不在后来放弃了这个他自己的系统研究计划。不过，他的这一研究意图，到了60年代初，在他领导下由余冠英主持集体编写的文学所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里，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屈原和他的作品》在其芳师古典文学研究的历程中，不只是取得了对一位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而且具有学术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通过资料的占有和梳理，他取得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分析、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较为系统的经验。这一点在论文中是有明确的反映的。他的从引用列宁开始的如下一段话很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站在可能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应当只把真正的和无可争辩的被证实了的事实，作为自己政策的前提。’列宁这几句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规定自己政策的话，它的精神对于研究工作也是适用的。这是我们首先应该建立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就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做研究工作，在这点上和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的做实际工作应该是一样的：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由于前人的辛勤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也应该说明，在一部分研究中却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牵强附会地追求个人的创见，极少根据或者毫无根据就制造出一些新奇的议论。这样的研究者实在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何其芳论文集》）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正面的阐述，还是对反面的批评，都可以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精神，即毛泽东思想的精义所在：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终其一生，其芳师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指导”，都可以从方法论上作这样的理解。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一再申说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表现在其芳师的研究实践中，就是他的求实的学风。这种学风，首先通过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即他的涉及面很广的学术论著体现出来；同时，因为他是文学所的领导人，这种学风也通过他的组织与带动，而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共同认可、一致遵循的学风，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形成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比如，在历次由他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办所方针、任务的修订稿中，都有专门的条目谈学风，他做事细致、认真，办所方针、任务的制定，包括文字的起草、改定，都由他亲自动手，不用旁人代劳。直到1965年下半年，左祸日炽，乌云压城之势渐成，“文革”将至，即使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沉闷形势下，由他手订的学风条例仍这样写着：“文学研究所坚持和发扬谦虚的、刻苦的、战斗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这段关于学风的表述中，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反复强调的要害。现在看来，“战斗的”三字似乎略显刺眼。其实，这里的“战斗”，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讲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指一种批判精神、积极进取精神、革命精神，即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学术研究是科学，是人们借助于科学向未知领域的推进，既是推进，就要有勇气。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末尾所强调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当然，加了这“战斗的”三个字，也许还想借此多少避免极左派的某些居心叵测的挑剔。然而，没用。命运似乎注定了其芳师和他手订的学风要经历一番“文革”的蒙尘。只是到了他身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的学风，才有可能随着邓小平力倡的真理标准的讨论，随着这位伟人的提倡，而重新被唤回。
写在方针任务中的学风，是研究所学者群体所遵循的规范，但作为这一学风的倡导者、制定者，其芳师又是它的力行者和主要代表。这种求实的学风，在他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又与他真诚、坦率的品格，认真勤奋的自律相结合、相表里，再加上他的诗人气质、艺术禀赋等因素，遂形成一种个人特点非常鲜明、非常突出的他自己的学术风格。
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出历史、现状、马列主义的观点一样，其芳师对于它的理解和运用也主要在求实一点上，研究历史和现状，都是为了把握事物的真实状态和本质，从而获得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认识，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而马列主义又是达此目的时必不可少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论的武装。其出发点和统一点，全在于求实。
历史、现状、马列主义，在其芳师的学术活动中，当然主要是起一种方法论的作用，但又不只是方法论，它还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格局。从个人的学术研究格局来说，他的关注领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古代、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其二，当代文学现状的研究，包括当代文艺思潮、作家作品、文艺纷争、文艺批评等；其三，理论研究，这里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也包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一系列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
另外，从文学所研究组、室的设置上，即他所领导的研究群体的学术格局上，也大体可以见出相近的思路。以中国文学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两个研究室：一是古代文学研究室，其研究范围从远古直到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含近代文学；一是现代文学研究室，其研究范围上起五四文学革命，下迄1949年全国解放。专门负责文学现状研究的是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室，以名称过长，为称呼方便后改称当代文学研究室。另外，还有专门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兼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就是说，这种研究室的划分法，基本上对应着历史、现状、马列主义观念。因为文学研究所的特殊地位和它拥有的国内第一流的文学研究的学者群，所以它的由研究室的设置而体现出来的学术格局，不仅影响了各高校中文系相应的教研室的设置，而且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划分与配置。就连文学研究学科划分的某些不尽合理、不尽科学的缺陷也与文学所的组室设置不无关系。比如，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学科的划分，不仅名称含义容易混淆，就是时段的切割也不尽合理。“二十世纪文学”概念提出，就是对这两个文学研究学科重新整合的结果。尽管如此，也不能抺煞其芳师依据历史、现状、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建立我国文学研究学科上的历史贡献。
作为学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实践，他当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和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局限，但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家、理论家、批评家。古今中外
这里所说的古今中外，对于其芳师，首先是指一种文化素养，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文化视野。
作为文化素养，其芳师是主张多读书的。他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因此，他总是勉励年轻人读好书、多读书，而且必须刻苦地、勤奋地读。记得做研究生时一入校，他就给我们开了一个必读书目300部，凡属没有读过的，毕业以前都要补读。这个书目，全系名著，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局限于文学，还包括了大量哲学、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是一个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书目。在开这个书目之前，他还征求过他在所内外一些专家朋友的意见。
我们做研究生的课程，也由他亲自设计，请哪一些专家来讲，也是他定的，有些还是他屈尊延请的。课程设置，也是古今中外。外国文学的专题有罗念生讲的古希腊悲剧，李健吾讲的法国文学，季羡林讲的印度文学，冯至讲的德国文学等，都是各自领域第一流的专家。中国文学也一样，讲《诗经》专题的是余冠英，讲《楚辞》的是游国恩，讲杜甫的是冯至，讲《西厢记》的是广东中山大学的王季思等。为了讲好现代文学，并训练学生的写作，他特意把唐弢从上海调到所里，做专职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就近住在研究生宿舍所在的铁狮子胡同一号。此外，还有朱光潜讲的西方美学史课程，宗白华讲的中国古代美学专题，以及其他专家讲的哲学课、逻辑学课、美术史课等。我总觉得，其芳师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来要求和培养他的学生们的，因此必读书目和课程设置，都注意到了古今中外的兼收与包容。
其芳师出身于四川万县的一个有文化的封建家庭，有家学的传统，受过长时间的私塾教育，系统地读过一些古代典籍、诗文和古典小说等，后来又受新式教育，大学先后读过外文系和哲学系，酷爱读书，古今中外，涉及面极广。以新诗而论，做学生时，他就读过当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新诗集，包括翻译的。他还读过当时能找到的、借到的几乎全部已经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不仅为他早年的诗文创作，培养了很好的艺术感受力，又为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习惯。
他爱书如命，嗜书如命。平生不抽烟，不喝酒，几乎说不上有什么嗜好。在饮食习惯上，喜欢吃肥肉，最好是颤抖的“立方寸”，但这算不上什么嗜好，一如毛泽东的喜欢吃辣，喜欢吃红烧肉。如果非得要说有什么嗜好的话，就是嗜书。写作、工作之余，他唯一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琉璃厂中国书店。那里有了什么好书，特别是善本、孤本，他一定要为所里图书馆买来，或为他自己买来收藏。文学所48万册藏书，其中的线装书，尤其是善本书库的收藏，基本上都是在他长所时购置的。而文学类珍、善本的收藏，仅次于北图，而与北大图书馆互有短长。他个人的藏书，达3万余册，除了曾作过文学所第一任兼职所长的藏书家郑振铎，在文学所，他就是首屈一指的了。他的藏书，以线装书为主，也有善本，加上大量平装书，在内容上含古今中外。这些图书在他身后为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所收藏，那里的图书馆设有专门的何其芳藏书阅览室。
其芳师读书，有做批语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文化视野上来看，其芳师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在他留下来的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典型给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自己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这篇论文可以视为其芳师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仍能给人以艺术的和生活的启发。“市民说”曾是当时《红楼梦》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论点，为了考察这种观点的确实性，我有一次听他说，他曾大量阅读了他并不十分熟悉的非文学领域的书，如经济史、学术史、文化史方面的原始资料，他甚至硬着头皮通读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读其芳师的《论〈红楼梦〉》，从论文本身的知识风貌上，你能感觉到他的许多论断都有扎实的《红楼梦》之外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参照，有许多文外功夫，但是并无知识的堆砌与炫耀，他的学术焦点始终扣紧着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分析与评价。
除《论〈红楼梦〉》外，在这前后的重要古典文学研究论文还有诸如《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琵琶记〉的评价问题》、《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曹雪芹的贡献》、《关于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问题》等。其中，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三篇文章，都在《论〈红楼梦〉》的延伸线上，是其某些方面的补充或发挥。其芳师个人比较重视，也一再对人提到的是《琵琶记》的研究与评价。这个作品在他写论文的当时，存在着分歧很大的不同评价，他认为评价的分歧源于作品的复杂、矛盾的内容。在对作品做了精到的分析之后，他的结论是：“在它里面，两种矛盾的成分，对于封建道德的宣扬和对于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某些方面的暴露，概念化的弱点和现实主义的描写，同时存在，而且它们是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何其芳论文集》）像《论〈红楼梦〉》一样，这篇论文对剧中的蔡邕、赵五娘、牛氏，都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最后肯定这部剧作“在艺术上更有它的独创性和新的发展”。至于《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则是针对1958年大学师生在“拔白旗”之后编写的几部文学史，主要是北大55级编写的“红色”《中国文学史》中存在的一些简单化的问题谈的，有许多中肯的、批评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稍后北大55级重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大部分采纳了。上述这两篇论文，都特别突出地体现出其芳师求实的学风与品格。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论阿Q》是一篇最能体现他的学术贡献和理论贡献的论文。阿Q是一个由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创造的著名典型。因为这个典型的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丰富、复杂、思想容量大，所以对思想评价和艺术评价历来多有歧义。其芳师对这个艺术典型进行了历史的与文化的，阶级的与人性共同弱点的全面分析。以此为根据，他在理论上提出了“典型共名说”，简称“共名说”。他是这样表述的：“一个虚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阿Q就是这样的一个成为人们不愿意仿效的不朽典型的共名，而在生活中广为流传的。这个“共名说”是其芳师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创造性的发挥，突破了当时在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片面的、绝对化的阶级分析的束缚，承认某些人类弱点的共同性和超阶级性。他指出，“对阶级社会中的文学现象，是必须进行阶级分析的。但如果以为仅仅依靠或随便应用阶级和阶级性这样一些概念，就可以解决一切文学上的复杂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稍后的《论〈红楼梦〉》里，他也运用和发挥了这一观点，说是“不仅贾宝玉和林黛玉，凤姐和刘姥姥也同样流行在社会中，成为某些真实的人的共名。”这个“典型共名说”，现在看来简单，但在提出的当时却要有极大的理论家的勇气，而且其芳师也确实为他的这个“共名说”付出了代价，曾被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长期咬住不放。
其芳师虽有“书生气”，但青年时代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做过许多实际的革命工作，经受过包括战争在内的洗礼与锻炼，因而，即使从事学术研究，也决不是书斋型的学者，而是入世型学者，战士型学者。他有战绩，写过许多有深度的评论，为推动我国进步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当然也有站错的时候，比如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字狱冤案中，在毛泽东与胡风的被夸张了、政治化了的理论差异与分歧中，他就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的那篇写于反胡风运动结束时的带有总结性的长篇论文，现在看来就很难说是正确的了。这是他的，也是当年许多知识者共同的悲剧性的局限，尽管他对胡风冤案不负主要责任。
其芳师还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写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的长篇论文，常把托尔斯泰与曹雪芹相提并论。另外，在他的理论文章和中国文学研究文章中，外国文学也是他引证的论据和必要的参照。直到晚年，他还对被恩格斯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进行了研究，并且翻译了他的诗集。就是说，终其一生，其芳师都不肯停止自己文化视野和学术领域的拓展。诗人型学者
我们在前面说过，无论在参加革命前，还是在参加革命后，其芳师都是一位真诚的诗人，真诚地对待人生，真诚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艺术和读者。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放弃他心爱的诗歌创作，从事文学教育，后来又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尽管他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公认的实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带出了文学所的几代研究者，培养了弥足珍贵的求实学风，但他始终不认为这是他的优长。相比较而言，他更向往从事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天性更适合于创作。这从他1964年写的《效杜甫戏为六绝句》第六首中就可以看出：
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
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
他对自己过人的哀乐体验，对由此而来的少年时代的诗作，是相当自负的，但无可奈何的是后来竟像梦中被伟丈夫索走怀里的彩笔的江淹一样，徒叹才尽，纵能抽时间写出一首半首，也难成气候了。政务、党务缠身，运动接连不断，连静下心来搞研究、写论文，也都是在午夜以后。看他文后所署的日期和时间，多在深夜的一时、三时、四时，乃至凌晨。这样怎么能抽出时间写诗呢？想要创作，渴望创作，可就是苦于没有时间，因此，就形成了一个难解的创作情结，一有机会便会流露出来。于是我们在与他的交谈中，在他诗文评论集的序言中，有时甚至在文章中，便常常可以听到他对不能从事创作的抱怨。类似的抱怨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的前几个月。
那是1977年4月1日愚人节，他把先二日写的两首效玉谿生体的《锦瑟》两首，分抄给我、邓绍基、陈毓罴，还有图书室的汪蔚林，诓称从元人集子里抄录的，要我们查查书，注解一下，看看写的什么意思。谁也没有想到是其芳师自己写的，因而解释也就离谱。（参见何西来的《愚人节的感伤》）这诗写得很凄婉，很感伤。从“锦瑟尘封三十年，几回追忆总凄然”，“何当妙手鼓清曲，快雨飏风如怒泉”，“繁丝何似绝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等句意来看，说的都是想要写诗而不可得，以致才能荒疏，再也写不出诗来的感伤，当然也有对诗兴勃发、灵感奔涌时的那种境界的向往。
诗人的真诚，写诗的情结，对他的学术研究，乃至学术风格，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型的学者。这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看出来。
首先，影响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选取。关于诗的论著占了他的学术论题的很大一部分，如单独印行，销量一直不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诗歌欣赏》等，还有关于探讨格律诗的那些著名的文章，以及对诗人的研究等。他一方面对自己只谈诗而不能实际写诗颇为遗憾，一方面又不断地写着关于诗的论著。这一矛盾，只能用情结来解释：论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无法写诗的代替品，而读者也就只能咀嚼他的实践不足而理论设想却非常充分，论证也很完备的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了。
其次，他常以诗意的眼睛看取作品，看取作家，在那个人们把政治和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强调到绝对化的环境下，这个特点显得十分突出。比如当俞平伯先生受到严重的一边倒的否定性批判时，他虽然也不能不跟着去批判，但却高度评价了俞先生的艺术鉴赏力，肯定他在论定《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上的贡献。他的文艺评价，有一种行家眼光，不仅文字漂亮，有一种内敛的美，而且活跃着对于评论对象的艺术感受与识断。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他把诗人的诗性的真诚，带进学术研究之中。像他的诗歌、散文创作一样，他的学术研究论文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襟怀坦荡的人格，不失其赤子之心。比如，他的《论〈红楼梦〉》的部分文字曾作为序言刊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的卷首。因为他在“文革”中罹祸，当时出版社的新版本要换上那个长期和他论战的人的新序。此序的稿子按那人的意思，由严文井送其芳师征求意见。那时其芳师刚从干校回来，经过反复折磨，他的身体情况很差了，思维常出现中断，说着说着话，便不知道说到了什么地方；下班回家，甚至会迷路。有一次我去看他，说起征求意见的事，他说那人在序言中对他的批判缺乏善意，不实事求是，说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如何如何。其芳师非常激动地说：“你说我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好，用得不对，可以。你也可以指出我在什么地方用错了，你说得对，我就改，但你不能说我‘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太不实事求是了。”尽管如此，其芳师仍然在身心状况极差的情况下，花了一个多礼拜，断断续续地写了八千余字的长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这封信不久就被那人拿出去公开批判，当时文学所许多人都对此感到激愤。
诗人的真诚固然给他带来过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麻烦，但是却使他的学术研究在真话遭劫的年代讲了不少真话，见出了学者的良知，也使他以一个诗人的不可遏止的求新的意识，追求着学术研究的创见，走自己的路。他在《戏为六绝句》的一开头便说：“溯源纵使到风骚，苦学前人总不高。”这既是一条规律，也是他作为诗人型学者终生奉行的宗旨。他既然是一位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进取者、求新者，他就只能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不断地在艰难崎岖的小径上向上攀登，而不可能在任何一点上停留下来，止步不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就是先师何其芳的人格，这就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1998年12月
何西来个人简介
何西来 （1938～ ）原名何文轩，曾用笔名秦丁、骊声、陈沙等。1938年3月28日生于陕西临潼秦皇陵东上何村（今秦俑馆所在地）。祖辈农耕为业，但稍有文化，盖属“耕读传家”之类。5岁入村塾启蒙，曾先后就读于县城骊山小学，新丰鸿门小学，西安市第二中学。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1年。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同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主编，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学术委员，现为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多所大学客座或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探寻者的心踪》、《文艺大趋势》、《新时期小说论》（合著）、《文学的理性和良知》、《横坑思缕》、《绝活的魅力》、《艺文六品》、《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合著）、《文格与人格》、《虎情悠悠》、《京华论评》（合著）、《纪实之美》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