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章太炎 著 陈平原 导读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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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论衡试读：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国故论衡》导读陈平原

不管你认定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还是“有思想的学问家”[1]，你都不能不承认，章太炎（1868—1936）是晚清最特立独行、也最丰富多彩的人物。如此江山，如此人物，奔走四方提倡革命之余，还留下众多激扬文字及专深著述。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的文章”，今日已不太为人关注；那刊落[2]“驳难攻讦”之作，自以为足以“昭示后世”的《章氏丛书》，也不见得有多少真正的读者。留在世人记忆里，更多的是太炎先生的逸[3]事与隽语，比如“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或者“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因[4]“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方能做到”。

对于著名学者来说，有众多“逸事”、“隽语”以供流传，真说不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因这既使得其声名远扬，又妨碍其著述被认真阅读。知其名却不读其书，对于学者来说，近乎买椟还珠。读其著述，而后观其逸行，品其清言，这才是“欣赏”学者的最佳途径——即便对于章太炎这样有显赫事功的民国元勋，也不例外。

谈论章太炎的专业著述，世人多以1900年初刊本《訄书》为代表，因其出版在先；而我则更喜欢1910年刊行的《国故论衡》，因其更能代表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一、学术史家的自我定位

善读书者，无不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这点古今中外几无例外。太炎先生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会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如此强烈的学术史意识，虽未催生贯通古今的通史，却也为后来者开无数法门。这一点，思想史家侯外庐有言在先。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中，侯称章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

他关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都有详论，即从他的著作中整理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亦颇有意义。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可惜他没有自己把这一问题[5]的材料编著起来，使后来治学术史的人剽窃其余义，多难发觉。经学史家周予同大概也可以认同这一说法，因其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曾专门提及章太炎的《检论》和《国故论衡》：“这两种著[6]作，是中国学术批判史。”

说章太炎是最早“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这没问题；但要说“第一位”，则很可能不无争议。因为，如果强调著述之“有系统”，则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整体框架、理论术语以及论述线索，比刊刻于1900年的《訄书》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其实，是否“系统”，谁人“第一”，并非关键所在；最要紧的是，太炎先生关于五朝玄学或清代学术的诸多论述，至今仍被研究者奉为圭臬，可见其著述生命力之长远。

我想追问的是，如此目光如炬的学术史家，如何看待自家的写作？对学术史人物的褒贬，与对自家专业著述的抑扬，二者即便不说互为表里，起码也颇多内在联系。那么，就让我们借助作为学术史家的太炎先生之自我定位，来凸显《国故论衡》的意义。

1915年12月23日，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寓所的章太炎，给女婿龚宝铨写信，嘱其将《章氏丛书》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信中有这么一句：《国故论衡》原稿亦当取回存杭，此书之作，较陈兰甫《东塾读[7]书记》过之十倍，必有知者，不烦自诩也。将自家著述与清人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相比拟，而且自认更胜一筹，并非一时意气。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提及当初之发奋著述，乃有感于“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正是意识到“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方才起而“补前人所未举”：

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其他欲作《检论》明之（旧著《訄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8]《检论》，多所更张）。至于1928年成稿的《自定年谱》，在宣统二年（1910年）条则有云：

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訄书》亦多所修治矣。如果说私人通信受具体事宜的制约，有可能思虑未周；《自定年谱》和《自述学术次第》则是很严肃的著述，起码体现太炎本人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在学术史方面。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氏弟子大举入京，占据北大讲坛；再加上太炎先生本人“时危挺剑入长安”（《无题》四首之一），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授国学，后又因反袁被囚禁，使其声望如日中天，北大学生更是以阅读《国故论衡》为荣。据顾颉刚称，当初因国文教师、文字学教师等都是章氏弟子，再加上当面听过太炎先生讲演，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

[9]读”。而比顾低两级、1915年进入北大预科的陶希圣，那时也在教师指导下重点阅读八部书（外加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顾、陶二君所开列书目，重叠部分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四种。据陶君回忆，是国文教师沈尹默“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读习”的。当时北大文科教师之所以着力推荐《国故论衡》，我想并不全是学派之争或师生之谊，其中也包括[10]此书“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面前”。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推进，西学大潮汹涌澎湃，引领中国学界风骚的，一转而为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至于章太炎等博雅的晚清学人，则逐渐退居二线。但这不等于说，章太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从此消失。或许，就像毛子水在追忆傅斯年时所说的，只因当初十分崇拜，用力较深，知其利也知其弊，日后提及时反而可能出言

[11]不逊。辨析那些自以为彻底告别《国故论衡》的青年才俊，我们依[12]然能够在其蹒跚学步的足迹中，发现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二、“精心结构”的“著作”

民国初年，北大教授为何极力向学生推荐《国故论衡》，而不是太炎先生同样精深的其他著述——比如“可谓一字千金矣”的《文[13]始》和《齐物论释》？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前者更能完整体现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也更适合于刚入门的大学生阅读。1910年初刊行于日本的《国故论衡》，共分三卷，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合起来，恰好涵盖其时“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此前出版的《訄书》、《文始》固然精深，但论述范围相对狭小；日后问世的《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包罗更广，可又属于通俗讲演。直到现在，如果要挑一本既精且广、能大致体现章氏学术创见的著述，非《国故论衡》莫属。《国故论衡》虽然也是各章独立撰写，而后才结集出版，但最后凝集而成这上中下三卷，还是显得很有条理。正是这种各文之间互相呼应，以及全书的结构完整，引起胡适的极大兴趣。因为，在胡适看来，中国学者擅长局部的专深研究，但缺乏系统的眼光以及融会贯通的愿望。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中，胡适提到整理史料的方法有三：在“校勘”、“训诂”之外，还得加上至关重要的“贯通”。通过对具体著述的阐释与贯通，“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这不只牵涉阅读眼光，更是把握全局的结构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适敏感地意识到，章太炎已经走出了清学的藩篱：

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功夫，故流于支离碎琐。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最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恉。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14]适之先生评价著作，不管“文学”还是“学术”，都特别看重“结构”[15]（此外还有“方法”）。这一独特的眼光，有其利也有其弊。在留学期间所撰《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胡适已经指出“太炎先生《国故[16]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诸子学略说》矣”；上述引文更是通过“剪辑”，强调太炎先生对于九流十家均有专深研究。除单独刊行的《齐物论释》外，前三篇取自《国故论衡》，后三篇来自《检论》，合起来，确实显得很有条理与系统。如此表彰章氏，很可能直接启发了日后侯外庐的论述，后者将“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扩展为“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

突出表彰章太炎著述时之能“贯通”以及“有条理系统”，基于胡适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学者不太擅长需要“精心结构”的“著作”。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如此评述太炎先生的贡献：

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17]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就在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完稿一个多月后，胡适在日记中重提“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不过这回评价标准略为放宽，中国历史上可称为“著作”的，增加到四十多种，其中近人的著述，包括《今古学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仁学》、《訄书》、[18]《国故论衡》、《文始》等（最后两种加了着重号）。

清儒做学问，为了“长驱直入”，往往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章太炎追求融会贯通，不能不转益多师，也不能不面临更多方面的挑战。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为推介《国故论衡》，某知音专门撰写了一则很有气魄的广告：

此书为余杭章先生近与同人讨论旧文而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二十六篇。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凡七万余言。昔章氏《文史通义》括囊大典，而不达短书小说不与邦典。王氏《经义述闻》甄明词例，而未辨俪语属词古今有异。陈氏《东塾读书记》粗叙九流，而语皆钞撮，无所启发。段氏《说文解字注》始明转注，孔氏《诗声类》肇起对转，而段误谓转注、假借不关造字，孔氏知声有正变，通转甚繁。先生精心辩秩，一切证定。口授既毕，爰著纸素。同人传钞，惧其所及未广，因最录成袠，以公诸世。有志古学者，循此以求问学之涂，窥文章之府，庶免擿埴冥行之误，亦知修辞立诚之道。为益宏多，岂待问哉！今已[19]出版，每册定价日币七十钱（合洋八角）。以有清一代诸多学有专长的名家，如章学诚（1738—1801）、王引之（1766—1834）、陈澧（1810—1882）、段玉裁（1735—1815）、孔广森（1752—1786）等，来作为太炎先生的陪衬，无非是想强调《国故论衡》乃“集大成”之作。而“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四句，相当准确地道出了此书的主要观点及基本特色——《国粹学报》上这则广告的作者，目前无法考定，但当为熟悉太炎先生思路者无疑。

其实，单以清学作为参照系，无法说清章太炎所凭借的学术资源，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同属弄潮儿的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章中，梁启超既指出“少受学於俞樾”，以及“中年以后究心佛典”对章太炎学术道路的牵引与制约，但更强调其“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因此，所谓“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的章太炎，真正的学术业绩还在于其“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20]。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不崇洋，也不泥古，而是“以新知附益旧学”，并借以收拾被欧风美雨敲打得七零八落的民族自信，重新构建起既基于传统而又广泛采纳西学的学术大厦，章太炎这一悲壮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追怀。三、在“管籥”与“堂奥”之间

太炎先生论学，门户之见非常明显。不说因一时政见歧异而攻击孙中山，或者因学派冲突而谩骂龚自珍、康有为，即便在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领域，也常见其“意气用事”。比如笃信正史，反对学界[21]“欲穿地以求石史”，称此乃“惑于西方之说”；以及认定“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用刻薄的语调嘲笑林泰辅等日本著名汉学[22]家。类似的偏激言论，大都是在张扬中国文化价值的同时，流露出一种“爱国的自大”。不过，真正让太炎先生蒙受“恶名”的，并非那些近乎儿戏的“酷评”，而是《国故论衡》上卷《理惑论》之嘲笑甲骨文——因此乃太炎先生的专业，必须认真对待。一句“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由此断定甲骨文乃不法商贾伪造，实在是过于草率。

此类明显的过失，固然与其高傲的个性，峻急的文风，还有喜欢语出惊人的表达习惯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其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认准“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章太炎于是极[23]力诋毁近世学人之貌似博学与公允，实则无卓识，难自立。承袭先秦学者遗风，突出自家学说，“小有异同，便不相附”，此等学术性格，自是得失互见。倘做长时段考察，学者的短处其实可以忽略（即便笑话多多），关键看其对于中国学术有无实质性的贡献。

关于章太炎的业绩，其弟子周作人有一总体判断：“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24]之上的。”这一说法，在诸多专门家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先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章中称：

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25]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后又有不少学者在相关著述中，肯定太炎先生的文字音韵之学。这其间，我最为关注的，还是语言学界的意见。四年前出版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集合当代中国众多优秀的语言学家，进行学术史回顾。涉及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之研究史的前三章，无一例外，都大力肯定章氏的贡献。如唐作藩等称：“章、黄被认为是清代乾嘉以来小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们对古音研究都有重要贡献”；何九盈称：“章氏艰苦卓绝，以振兴国学为己任；在研究西方思潮，包括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很下过工夫”；裘锡圭等称：“章氏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语言学思想。他提出‘语言文字之[26]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尽管接下来的，很可能是严苛的批评，但章氏学说的枢纽作用，却无人否认。

史家钱穆提醒我们，在表彰章氏“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时，[27]必须明白：“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在钱穆看来，“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而我则认为，将语言研究与哲学分析相勾连，方才是“太炎学”最让人着迷之处。这一点，章氏本人其实早已做了预告。1909年的《致国粹学报社书》上，有这么一段自我表白：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28]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单纯的小学研究或诸子学研究，均未尽太炎学说精妙处。正是这种兼及“管籥”与“堂奥”，“实”、“虚”结合，最能体现章氏治学的特色。而这，恰好落实在《国故论衡》的上卷与下卷。

这种以语言为根基、以诸子为目标的研究策略，使其下卷《原道》、《原名》、《明见》、《辨性》等文异彩纷呈，得到当时及后世诸多哲学家的一致赞许。如梁启超称：

章太炎炳麟《国故论衡》中有《原名》、《明见》诸篇始引西方[29]名学及心理学解《墨经》。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而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他的《国故论衡》中有《明见》一篇，最富哲学识度，又有《原道》三篇，最能道出道家的长处，而根据许多史实，指出道家较[30]儒家在中国政治史上有较大较好的贡献，尤值得注意。如果再添上前面已经征引过的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你会发现，对于《国故论衡》的褒扬，大都集中在这几篇极具洞见的“诸子学”论述。

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表扬这几篇论说？侯外庐的阐释值得注意。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侯氏将《国故论衡》上卷的《语言缘起说》和下卷的《原名》相勾连，强调“太炎综合东西名学而作《原名》，和文字学的研究融合而成为一种‘以分析名相始’的朴[31]学，亦他所谓近代的科学所趋”。此处提及的“以分析名相始”，以及侯书下一章讨论的“以排遣名相终”，均出自章氏《菿汉微言》[32]结尾处的自道甘苦。贺麟同样引述了这段话，然后有如下精彩的发挥：

现代西方哲学，大部分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特海教授外，余不多觏。至转俗成真，回真向俗，俨然柏拉图“洞喻”中所描述的哲学家胸襟。足见章氏实[33]达到相当圆融超迈的境界。这里所说的“相当圆融超迈的境界”，包括章太炎整个学术历程；但借用来评价其代表作《国故论衡》，我以为同样合适。四、“文实闳雅”的著述

在坚实的“小学”与幽深的“诸子学”之间，还有作为过渡形态的中卷“文学”。如果说太炎先生的小学、文学与诸子学之间，有什么共同特点，或内在联系，那便是对于“名学”的倚重。对此，梁启超、胡适等人早有发现，但主要从章氏的小学及诸子学立论，这里希望兼及其文学。所谓“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国故论衡·论式》），太炎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既是文学史论，也是自家创作谈。

章氏为文，不追求意兴遄飞，文采风流，更不喜欢游谈恣肆，心矜气浮，其刻意表彰及摹仿的，是魏晋之文。太炎先生的表彰魏晋文章，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在《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34]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而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35]玄言自此作矣。”

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流俗之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范缜等。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作系列演讲，论及“文章之派别”时，赞扬晋文华妙清妍，舒卷自如，平易而有风致。至任昉、沈约，“每况斯下”；到了徐陵、庾信，“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36]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早在1910年的《国故论衡·论式》中，章氏便如此谈论六朝文：

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37]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38]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自称先慕韩愈为文奥衍不驯，后学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魏晋文章并宗师法相，方才领略谈玄论政舒卷自如的文章之美，逐渐超越追踪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以及追踪唐宋文的桐城派，又与汪、李等追摹六朝藻丽俳语的骈文家拉开了距离，形成兼及清远与风骨的自家面貌。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则，有这么一段话，可与上述总结互相呼应：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实、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39]于是文章渐变。这段“文章渐变”的自述，主要针对的是《訄书》的文体探索；可真[40]正称得上“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的，起码应包括日后刊行的《国故论衡》。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41]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对于《国故论衡》，胡适除表彰其“精心结构”外，还称书中各[42]章“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另外，胡适称章氏文章“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其实暗含讥讽，即“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可是，有周氏兄弟的显赫成绩，起码薪火相传；如果再考虑到众多学者的趣味，所谓太炎文章“及身而绝”的断言，其实大可商榷。

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对王国维、陈寅恪颇多非议，而极力表彰的是太炎先生：

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43]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至于文学史家程千帆，早年曾将《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作为大学中[44]文系教材，用以“论文学之界说”。晚年说起“别是一家”的述学[45]之文，程先生极力推崇《五朝学》，称这才是“好文章，大文章”。五、本书体例《国故论衡》甫一刊行，章太炎参与编辑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便登出两则不太一致的广告。刊于第一册上的广告称：“本书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用讲义体裁，解说简明，学理湛深，诚研究国学者所不可不读也。”而在第三册上，广告的内容发生变化，不再强调“讲义体裁”，而是“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后者的说法较为准确，《国故论衡》并非哪次集会或某个课堂上的“讲义”，但又跟太炎先生在日期间的讲学活动多有关联。

说到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着实令人感动。借助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任鸿隽等昔日学生的生花妙笔，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早已在中国学界广为传诵。这倒提醒我们，阅读《国故论衡》，必须将章氏流亡日本时的革命活动、心理状态、文化情怀、自我期待，以及政治与学术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全都考虑在内。不只收录在《民报》上的政治论战，《国粹学报》上的学术探求，还有《教育今语杂志》上的通俗读物（后集合而成《章太[46]炎的白话文》一书），都值得互相参照。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重刊，选择的是1910年刊行于日本东京的初版本，而并非日后经作者本人订正的上海右文社或浙江图书馆版。在我看来，初版本的《国故论衡》，不只具有学术史的价值，更有思想史的意义，因而更值得珍视。

1910年日本刊行的初版本，封面篆书“国故论衡”四字，扉页书名乃作者自署。接下来是目录和正文，每文篇首有“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　章氏学”等，书眉则是“国上　小学略说”等。全书共216页，铅字排印。版权页署：庚戌年五月朔日出版，定价日币七十钱，版权所有者国学讲习会，印刷者秀光舍。此书的第二、三版分别于1912年12月和1913年4月由上海大共和日报馆印行，封面及正文完全相同，变更的只是版权页，包括更改定价为银圆壹圆，以及标明“著作者章炳麟”。

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印本《章氏丛书》中的《国故论衡》，删去《古今音损益说》，增《音理论》和《二十三部音准》，各文多有修正。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的《章氏丛书》，其《国故论衡》篇目一如上海右文版，文字有校订。此后，读者一般选择修订本，初版不再重印。

我所见到的第五版（实则第五次印刷），乃1977年7月台北的广文书局所印。台北版删去了封面上的篆书，改为印刷体，大概是怕读者认不得。正文部分没有改动，版式照旧，只是删去书眉“国上　小学略说”中的“国”字。另外，参照上海右文社版，在书前加上了黄侃的《国故论衡赞》。

此次改为简体横排，采用的是初版本，但同样添上黄侃的《国故论衡赞》。原书有句读，修订本为求古雅，方才删去。此次按现行标点符号规定重新整理时，尽量尊重原作者的写作习惯。个别明显错漏的字句，或标拟改，或出校记。

此书校点本曾收入我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次重排，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王枫、陈泳超三位青年教师，又代为校勘一遍，改正了若干错漏，特此致谢。2002年8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1]　参见拙文《有思想的学问家》，《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后收入《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2]　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545—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可参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4]　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及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5]　参见侯外庐《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下卷“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章。此书下卷修订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关于章太炎的评价一仍其旧，参见修订本181页。[6]　参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9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　章太炎：《致龚未生书十五》，转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5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5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9]　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顾潮《顾颉刚年谱》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　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188—1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1]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傅故校长哀挽录》1—3页，台湾大学，1950年）中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值得引录：“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信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12]　参见拙文《失落在异邦的“国故”》，《读书》2002年6期。[13]　参见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42页。[1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15]　参见拙文《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7、8期。[16]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1卷7号，1917年10月。[17]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8]　参见《胡适的日记》331—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9]　《〈国故论衡〉出版广告》，《国粹学报》第6年4号，1910年5月。[2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03—20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1]　《信史上》，《章太炎全集》第4卷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2]　参见《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171—172页；《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88—99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23]　参见章绛《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年8、9号，1906年9、10月；拙文《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读书》1992年5期。[24]　《周作人回忆录》20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2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03页。[26]　参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7页、55页、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7]　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28]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年10号，1909年11月。[2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6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30]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31]　参见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32]　参见《菿汉微言结语》，《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39—641页。[33]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7页。[34]　《检论·通程》，《章太炎全集》第3卷4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5]　《訄书·学变》，《章太炎全集》第3卷145页。[36]　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85—86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港新六版。[37]　章太炎《五朝学》（《章太炎全集》第4卷73—77页）中有云：“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38]　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9]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9页，《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40]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648页。[41]　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169—170页。[42]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126页。[43]　《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44]　参见《文论要诠》第一章，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此书1983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刊时，改题《文论十笺》；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刊行《程千帆选集》，收程著七种，此书作为第二种收入上卷。[45]　1997年初秋，我乘赴上海讲学之机，转道南京，拜谒程先生。谈及现在的学生不太会写论文，我说起计划编一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者的文集，以供研究生参考，而选择的标准是“文”、“学”并重。程先生对此设想十分赞赏，一再叮嘱，若编纂，非选入章太炎的《五朝学》不可。记得当时先生谈锋甚健，兴致也很高，连声说：那才叫好文章，大文章。[46]　2001年贵州教育出版社重刊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前面，有我所撰长篇“导读”，题为《学问该如何表述》，其中第二节“令人神往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和第三节“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可参阅。《国故论衡》赞黄　侃

夫学者多贵古而贱今，谈者有废视而任听，先民已病其然，况复学术衰息之世哉！今朴学者所至，惠、戴、钱、段也；玄学者所至，二程、朱、陆也；文学者所至，汪、李、姚、张也。循兹矩度，可以弗畔。然不窥其取材所由，而徒校其成器所至，守法则易，规始即已难矣。狂狷之伦，或云不阡不陌，不章不句，卒令条理凌乱，文辞破碎，乃愈庳于前也。

余杭章先生遭濡首之运，处亢龙之位，闵此国故，蔽于毚愚，讲诵多暇，微言间作。侃以顽质，获侍君子，尝闻文字之本，肇于语言，㧑形体保神，声均是则。晓徵、约，独能寻理。若夫探赜索隐，妙达神旨，声有对转，故重文孳多；音无定型，而转注斯起，其犹二君所未逮乎。名言孳乳，各有渊泉。私以苍颉造文，形皆独体，声义递衍，不离其宗，乃得九千余字。然有采音而遗其形，见彼而隐乎此，此精微之独至也。不晓其故，子韶右文，转成支诎。曾因侍论，有所陈献，既见称许，规为《文始》。夫其比合殊文，征之故老，和理内发，符采外章，则必度越数子矣。

又文辞之部，千绪万端，仲任、彦和，独明经略。萧嗣《文选》，上本挚君，盖乃钞选之常科，非尽文辞之封域。伯元所论，涤生所钞，弇侈殊涂，悉违律令。俗师末士，醒醉不分，以所知为秘妙。自非胡辇之器，卓尔之材，其孰不波荡者哉！侃昔属文，颇得统绪，比从师学，转益自信。念文学之敝，悼知者之难，请著篇章，以昭来叶。尔乃顺解旧文，匡词例之失；甄别今古，辨师法之违。持论议礼，尊魏晋之笔；缘情体物，本纵横之家，可谓博文约礼深根宁极者焉。

又诸子之业，兼会精垺。江左区区，玄学未泯。自玄成《治要》，钞疏班志，九流之部，独汰名家。退之粗觕，横以老庄深美之言，下等黄巾祭酒。自尔录略，淆杂无分。故科目作而九流讹，对策盛而玄理紊。宋世高材，独欲修补儒术。周氏始作，犹近巫师，惟彼土苴，非足珍腆。二程廓尔，取资禅录，寻其从迹，未越郭象、皇侃之流；犹复外拒释老，内排荀氏，斯由屈于时会，非其本怀。晚有伯安，自任黠慧，强梁故可以为教父，跛眇故可以任武人，哗噪故可以树朋党。不阅众甫，故不能立主客；不明分理，故不能成家言。比及近世，颜、戴代兴，假令陈于校舍，则材技精妍；施于有政，而民萌忘死，自一时良书也。若其原本情性，推论仁义，肤受不精，弥益湫隘。尔则时有文质，论有屈伸，持为常度，未知其可。夫见古人之大体者，不专于邹、鲁；识形名之取舍者，无间于儒、墨。其惟先生，知以天倪，要之名守，通众家之纷蔽，衡所见之少多；令庖丁废其踌躇，为斫轮言其甘苦。咨可谓制割大理，疏观万物，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者也。

方今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伤，寻其痟残，岂诚无故？老聃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必复丁乎壮矣；於穆不已者，必自除其道矣。侃幸觏秘书，窃抽微旨，虽牛蹄之涔，匪尽于大海；而洪钟之响，或藉于寸莛。弟子蕲州黄侃。上卷　小学十篇小学略说《地官》保氏教国子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七略》列书，名之守于小学。《律历志》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此则书数并称，而礼乐射御阙焉。盖六艺者，习之不一时，行之不一岁，射御非儿童所任。六乐之舞，十三始舞勺，按古但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礼亦准是，独书数不出刀笔口耳，有筹算，笔算乃始梵僧，然史赵以亥有二首六身计日，是已有笔算矣。要之书数皆刀笔之事，书兼声韵，亦在口耳。长幼宜之。《说文叙》曰：“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明节次最初也，其与九数容得并习。故刘歆言小学，独举书数。若夫理财正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自李斯、萧何以降，小学专任八体久矣。《世本》言苍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说文叙》亦同此说苍颉为黄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以为古之王者。张揖言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揖所说盖本慎到，慎皆见《书》正义引到曰：苍颉在庖牺前，。其时代无以明焉。《说文叙》曰：“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郑康成注《礼》曰：“古曰名，今曰字。”寻讨旧籍，书契称字，虑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号，名不可二。孳乳浸多谓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称矣。

六书之次，《说文叙》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㧑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世称异域之文谐声，中国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校，非复刻定之论。征寻外纪，专任象形者，有西南天教之国。会意一例，域外所无。至于计数之文，始一终九，自印度、罗甸、亚罗比耶，皆为指事。转注、假借，为文字繁省之例，语言变异之端，虽假借非谓同音通用，见《转注假借说》域外不得阙也。。六书所以始指事者，固由夷夏所同，引以居首，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诚有以。盖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诸国，土本狭小，寻响相投，偷用并音，宜无疐碍。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此则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汉字自古籀以下，改易殊体，六籍虽遥，文犹可读。古字或以音通借，随世相沿，今之声韵，渐多讹变。由是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譬犹旌旃辨色，钲铙习声，耳目之治，未有不相资者焉。言形体者始《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自《声类》而下者，卷轴散亡，今所难理，后出之书，独有《广韵》，则其粲然者矣。《广韵》者，今韵之宗，其以推迹古音，犹从部次，上考《经典释文》及《一切经音义》，旧音绝响，多在其中。顾炎武为《唐韵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分十八部。王念孙分二十一部。大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发明对转，孔氏为胜。若其悛次五音，本之反语，孙炎、韦昭，财有魄兆。旧云双声，《唐韵》云纽，晚世谓之字母。三十六母虽依拟梵书，要以中夏为准。顾氏稽古有余，审音或滞。江氏复过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隐不言。独钱大昕差次古今，以舌上、轻唇二音，古所无有。然后宫商有准，八风从律。斯则定韵莫察乎孔，审纽莫辩乎钱，虽有损益，百世可知也。

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独以为桀。旁有王氏《广雅疏证》、郝氏《尔雅义疏》，咸与段书相次。郝于声变，犹多亿必之言；段于雅训，又不逮郝。文理密察，王氏为优；然不推《说文》本字，是其瑕适。若乃规摹金石，平秩符玺，此自一家之业，汉之鸿都，鸟篆盈简，曾非小学之事守也。专治许书，窜句增字，中声雅诰，略无旁通，若王筠所为者，又非夫达神旨者也。

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昔二徐初治许书，方在草创，曾未百岁，而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晚有湘潭王闿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喑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

或言书契因于八封，水为坎象，巛则坤图。若尔，八卦小成，乾则三画，何故三画不为天字？又言始一终亥，是即归藏。循是以推，韵书始于一东，何知非帝出乎震，为太一下行九宫之法乎？《尔雅》始于初字，初者，裁衣之始，复可云取诸乾坤，垂衣裳而天下治邪！或言文字之始，肇起结绳，一绳萦为数形，一画衍为数字。此又矫诬眩世，持论不根。即如是者，始造一字，继则有二，二必继一，宜在诸文之前，何故重絫成文，不以一画纡诎？且苍颉造文，本象鸟兽蹄迒之迹，马蹄而外，宁有指爪不分、独为一注者哉？若斯之徒，妄穿崖穴，务欲胜前，不悟音训相依，妙入无间，先达之所未祛，当推明者尚众，何为亢越兔蹊，自绝大道，斯所谓攻难之士，求名而不得者也。

大凡惑并音多，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滞形体者，又以声音可遗，遗则形为糟魄，而书契与口语益离矣。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简要之义，著在兹编，旧有论纂，亦或入录。若夫阴阳对转，区其弇侈，半齿、弹舌，归之舌头，明一字之有重音，辨转注之系造字，比于故老，盖有讨论修饰之功矣。如谓不然，请俟来哲。成均图

韵目表

右韵目，上列阳声，下列阴声为对转，其数部同居者同一对转。

纽目表喉音：见、谿、群、疑喻牙音：晓、匣、影知彻澄日娘舌音：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邪齿音：照、穿、床、审、禅非敷奉微唇音：帮、滂、竝、明

右纽目，其旁注者，古音所无。

阴弇与阴弇为同列。

阳弇与阳弇为同列。

阴侈与阴侈为同列。

阳侈与阳侈为同列。

凡同列相比为近旁转。

凡同列相远为次旁转。

凡阴阳相对为正对转。

凡自旁转而成对转为次对转。

凡阴声、阳声虽非对转，而以比邻相出入者，为交纽转。

凡隔轴声者不得转；然有间以轴声隔五相转者，为隔越转。

凡近旁转、次旁转、正对转、次对转为正声。

凡交纽转、隔越转为变声。

孔氏《诗声类》列上下两行，为阳声、阴声；其阳声即收鼻音，阴声非收鼻音也。然鼻音有三孔道，其一侈音，印度以西皆以半摩字收之，今为谈、蒸、侵、冬、东诸部，名曰撮唇鼻音；其一弇音，印度以西皆以半那字收之，今为青、真、谆、寒诸部，名曰上舌鼻音；其一轴音，印度以央字收之，不待撮唇上舌，张口气悟，其息自从鼻出，名曰独发鼻音。夫撮唇者使声上扬，上舌者使声下咽，既已乖异；且二者非故鼻音也，以会厌之气，被闭距于唇舌，宛转趋鼻以求渫宣，如河决然。独发鼻音则异是。印度音摩、那皆在体文，而央独在声势，亦其义也。谈、蒸、侵、冬、东诸部，少不审则如阳，然其言之自别。《释名》云：“风，沇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青徐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放在阳为开唇，风、氾在侵、谈为合唇，区以别矣，焉可怃也？夫阳声弇者，阴声亦弇；阳声侈者，阴声亦侈；阳声轴者，阴声亦轴。是故阴、阳各有弇、侈而分为四，又有中轴而分为六矣。

不悟是者，鼻音九部悉似同呼，不能得其䚡理。今江河之域，撮唇鼻音，收之亦以半那字，惟交广以半摩字收之。此于声音大剂，能条理始终矣。然鱼者闭口之极，阳者开口之极，故阳部与阳侈声、阳阳部转东者，如《老子》以盲、爽、狂与聋为韵，及泱滃音转，伀钟弇声皆旁转，作章，是也；转侵冬者，如《汉书·李广传》：“诸妄校尉”，张晏释妄为凡，《说文》训访为泛谋。《释名》训风为放，《易》朋盍臧或为盍簪，或为盍宗，又商转为宋，《周颂》以崇、皇为韵，是也；转蒸者，如扬觚作媵觚，未尝即未曾，又彊通作强，是也；转谈者，如《大雅》以瞻、相为韵，《商颂》以滥、皇为韵，及镜转作鉴，是也；此与阳侈声之转也。转青者，如《礼经》竝亦作併，又将借为请，丁鼎借为当，是也；转真者，如萌、甿、氓即民，榜又称篇，今字扁亦为榜，又楄部训方木，是也；转谆者，如《易传》以炳、君为韵，《尔雅》芵光亦作蕨攈，又芳转为芬，防转为坟，是也；转寒者，如磺人作卝人，舜妃女英，《帝系》篇作女匽，《说文》袢读若普，是也；此与阳弇声之转也鱼部转侯者，如武借为柎，傅借为坿，。鱼部与阴侈声、阴弇声皆旁转。是也；转幽者，如甫声字为牖，《大雅》以怓韵休、逑、忧，是也；转之者，如“民虽靡”作“民虽靡腜”，又怃同训，谟谋同训，是也；转宵者，如“牺牲不略”作“牺牲不劳”，古文以㚖为泽，又《汉书》暴室亦作薄室，《诗》之暴虎，即为搏虎，是也；此与阴侈声之转也。转支者，如迹籀文作速，狄字今从亦声，闿圛为岂弟，曰圛为曰涕，是也；转至者，如《方言》云：迹迹，，不安也，二语相转。，，黏也，二语相转。《说文》渠，《释虫》作蛣蜣，又拮据为连语。《释诂》劼又训固，《广雅》石训为擿，贾子亦云提石，而擿字自《诗笺》已作掷也；转脂者，如《说文》读若细，本言，故字或作，假为之，而今读若细。又《史记·匈奴列传》黄金胥纰，《汉书》作犀比，《战国策》言师比，是也；转队者，如《说文》菸训郁，训拙，又鼓造为屈造，《魏略》书徐庶白垩涂面作白垩突面，是也；转泰者，如于越同训，又《释名》称草圆屋曰蒲，即草舍之字，是也；转歌者，如字小篆作驾，削瓜曰华之，借为㧑之，又何亦作胡，读如诈，是也；此与阴弇声之转也。馀势未已，阳与阳弇声如对扬亦作对越，戚扬借为戚戉，旁转，极于寒矣，又从寒以对转而得泰。是也如牡马，。阳与阳侈声旁转，极于谈矣，又从谈以对转而得宵。亦作骁骁牡马。又枉转为夭，量转为料，是也。鱼与阴弇声旁转，极于歌矣，如籆或作，无作曼，乌作安，拔扈作畔援，魁梧作魁岸，又从歌以对转而得寒。是也如古文扈作。鱼与阴侈声旁转，极于宵矣，又从宵以对转而得谈。，从声，草木之华为，音转为扈为。又从古声，楈读若芟，是也。夫惟当轴处中，故兼弇侈之声，与之交捷。其弇侈者为轴所隔，则交捷之涂绝矣。孔氏所表，以审对转则优，以审旁转则疐。辰、阳鳞次，脂、鱼栉比，由不知有轴音，故使经界华离，首尾横决，其失一也。缉、盍二部，虽与侵、谈有别，然交广人呼之，同是撮唇，不得以入声相格。孔氏以缉、盍为阴声，其失二也。对转之理，有二阴声同对一阳此所谓次对声者，有三阳声同对一阴声者，复有假道旁转以得对转者。转，若东亦与幽对转，是假道于冬侵也。至亦与青对转，是假道于支也。支、脂亦与寒对转，是假道于歌、泰也。之亦与冬、侵、缉对转，是假道于幽也。非若人之处室，妃匹相当而已。孔氏所表，欲以十八部相对，伉不，有若鱼贯，真、谆二部，势不得不合为一。拘守一理，遂令部曲掍淆，其失三也。今为圜则正之，命曰成均图。成均图者，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司农以均为调，古之言韵曰均，如陶均之圆也。

东、冬旁转，如穷字本在冬部，然《诗》言“不宜空我师”，《传》以空为穷。又穷乏、空乏，其义大同，亦语之转也。中字本在冬部，而钟子期亦作中旗；洚字本在冬部，而洚水亦即洪水，是也。东与侵旁转，如含之与容，冢之称琴，是也。凡声之字，风、芃、凤辈，今皆读入东部。

冬、侵二部同居而旁转，故农字音转则为男，戎字音转则为荏，《释草》戎菽谓之荏菽。临冲作隆冲，隆虑作林虑。缉、侵本可为平入，以三百篇用韵有分，故今亦分为二。若夫及声为今，甚声为卙，厌厌或为愔愔，拾瀋即是拾汁，其相通转，亦最亲也。

冬、蒸旁转，如营本在冬部，或作，则读入蒸部。布八十缕为升，本在蒸部，转为稯宗，则读入东、冬二部，是也。

侵、蒸旁转，如凤本作朋，在蒸部，小篆从凡声，则入侵部。从瘖省声，、又从声，音本在侵部，、、乃入蒸部。冯几字本作凭，凭在侵部，今在蒸部之冯为之，是也。次旁转

蒸、谈旁转，如堋字亦转作窆，是也。谈亦与东旁转，。故窆又书作封矣。熊从炎声，本在谈部，张升反论，以“鲧化为熊”韵“积灰生蝇”，则读入蒸部。谈、盍二部，其分亦如侵、缉，乃如占、二声，常相转变。故拈同训，钻同训，其相通转，亦最亲也。

东、蒸亦有旁转，如送从得声，而《诗》以韵控、丰、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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