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伤是一种精神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环球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哀伤是一种精神病试读：

前言

1845年8月28日，一张名为《科学美国人》的科普小报在美国纽约诞生了。创刊之时，创办者鲁弗斯·波特（Rufus M. Porter）就曾豪迈地放言：当其他时政报和大众报被人遗忘时，我们的刊物仍将保持它的优点与价值。

他说对了，当同时或之后创办的大多数美国报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近170岁的《科学美国人》依然青春常驻、风采迷人。

如今，《科学美国人》早已由最初的科普小报变成了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的月刊，成为全球科普杂志的标杆。到目前为止，它的作者，包括了爱因斯坦、玻尔等151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成为《科学美国人》的作者之后，再摘取了那顶桂冠的。它的无数读者，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都在《科学美国人》这里获得知识与灵感。

从创刊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美国人》一直是世界前沿科学的记录者，是一个个科学奇迹的见证者。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当他带着那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器怪物在纽约宣传时，他的第一站便选择了《科学美国人》编辑部。爱迪生径直走进编辑部，把机器放在一张办公桌上，然后留声机开始说话了：“编辑先生们，你们伏案工作很辛苦，爱迪生先生托我向你们问好！”正在工作的编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手中的笔停在空中，久久不能落下。这一幕，被《科学美国人》记录下来。1877年12月，《科学美国人》刊文，详细介绍了爱迪生的这一伟大发明，留声机从此载入史册。

留声机，不过是《科学美国人》见证的无数科学奇迹和科学发现中的一个例子。

可以简要看看《科学美国人》报道的历史：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科学美国人》马上跟进，进行了深度报道；莱特兄弟在《科学美国人》编辑的激励下，揭示了他们飞行器的细节，刊物还发表评论并给莱特兄弟颁发银质奖杯，作为对他们飞行距离不断进步的奖励；当“太空时代”开启，《科学美国人》立即浓墨重彩地报道，把人类太空探索的新成果、新思维传播给大众。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猛，《科学美国人》的报道因此更加精彩纷呈。新能源汽车、私人航天飞行、光伏发电、干细胞医疗、DNA计算机、家用机器人、“上帝粒子”、量子通信……《科学美国人》始终把读者带领到科学最前沿，一起见证科学奇迹。《科学美国人》也将追求科学严谨与科学通俗相结合的传统保持至今并与时俱进。于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科学美国人》及其网站当之无愧地成为报道世界前沿科学、普及科学知识的最权威科普媒体。

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美国人》也很快传向了全世界。今天，包括中文版在内，《科学美国人》在全球用15种语言出版国际版本。《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同样传奇。这本科普杂志与中国结缘，是杨振宁先生牵线，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心支持。1972年7月1日，在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宴请中，杨先生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议：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科学美国人》这样的优秀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杨先生的建议6年后才得到落实。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开始试刊。1979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正式出版。《科学美国人》引入中国，还得到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后担任副总理）的支持。一本科普刊物在中国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体现了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刊物本身的科学魅力。

如今，《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传奇故事仍在续写。作为《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版权合作方，《环球科学》杂志在新时期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全新的通信、翻译与编辑手段，让《科学美国人》的中文内容更贴近今天读者的需求，更广泛地接触到普通大众，迅速成为了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科普期刊之一。《科学美国人》的特色与风格十分鲜明。它刊出的文章，大多由工作在科学最前沿的科学家撰写，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会与具有科学敏感性和科普传播经验的科学编辑进行反复讨论。科学家与科学编辑之间充分交流，有时还有科学作家与科学记者加入写作团队，这样的科普创作过程，保证了文章能够真实、准确地报道科学前沿，同时也让读者大众阅读时兴趣盎然，激发起他们对科学的关注与热爱。这种追求科学前沿性、严谨性与科学通俗性、普及性相结合的办刊特色，使《科学美国人》在科学家和大众中都赢得了巨大声誉。《科学美国人》的风格也很引人注目。以英文版语言风格为例，所刊文章语言规范、严谨，但又生动、活泼，甚至不乏幽默，并且反映了当代英语的发展与变化。由于《科学美国人》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又反映了规范、新鲜的英语，因而它的内容常常被美国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考试选作试题，近年有时也出现在中国全国性的英语考试试题中。《环球科学》创刊后，很注意保持《科学美国人》的特色与风格，并根据中国读者的需求有所创新，同样受到了广泛欢迎，有些内容还被选入国家考试的试题。

为了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成就、开阔科学视野、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环球科学》杂志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展开合作，编辑出版能反映科学前沿动态和最新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科学美国人》精选系列”丛书，包括“科学最前沿”（已上市）、“专栏作家文集”、“诺奖得主文集”、“经典回眸”和“科学问答”等子系列。

丛书内容精选自近几年《环球科学》刊载的文章，按主题划分，结集出版。这些主题汇总起来，构成了今天世界科学的全貌。

丛书的特色与风格也正如《环球科学》和《科学美国人》一样，中国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科学前沿和最新的科学理念，还能受到科学大师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感染，并了解世界最顶尖的科学记者与撰稿人如何报道科学进展与事件。

在我们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编辑出版“《科学美国人》精选系列”丛书，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在《环球科学》以及这些丛书的读者中，能出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比尔·盖茨那样的科技企业家。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会创造出无数的科学奇迹。

未来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吃肉那点事

约翰·杜兰特（John Durant）实在很爱吃肉，不过他的冰箱里倒没多少肉——因为没有足够空间。他在曼哈顿与其他人合租了一间公寓，把肉储存在公寓巨大的白色冷柜里。现年29岁的杜兰特打开冷柜，拖出了包肉纸裹着的大块冻鹿肉。他在冰碴里翻找，又找到一些小块的草饲牛肉，还拿了一些羔羊肾脏、猪背膘和火腿给我看。作为所谓“旧石器时代饮食”的支持者，杜兰特设法遵照我们远古祖先的饮食方式来吃饭。就是说，他的食谱中大部分都是肉，通常是红肉——熟的牛肉、猪肉、羊肉或其他哺乳动物的肉，几乎每天如此。

杜兰特正在写一本关于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书，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观点是对的：没有肉，人类很可能就成为不了今天这个样子。进化生物学家已经证明，狩猎与吃熟肉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解剖结构，并且很可能帮我们拥有了更大的脑。2030年，全球每年的肉类消耗量可能达到3.76亿吨。

然而，和上百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相比，大部分工业国家的人平日处于久坐状态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们的祖先要辛苦地搜集食物，在捕猎的间隙还很可能挨饿；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想吃，就可以很容易地吃到热量很高的肉类。我们是不是吃肉吃得太多，以致危害到了健康？

放在20多年前，多数营养学家会回答“是的”，尤其是针对脂肪含量很高的肉，比如汉堡牛排或猪排。毕竟，人类的身体随时准备着将这些肉里的饱和脂肪转化成血液里的胆固醇，而胆固醇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这是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首要原因。

然而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开始怀疑：红肉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真的像长期认为的那样紧密吗？

已开始有部分研究表明，肉类加工（即用化学制品进行腌制）或烹饪过程的某些步骤，可能比饱和脂肪的含量更令人担忧。此外，现在的研究者在试图指出健康饮食的构成时，会强调整个饮食情况的重要性。例如，如果人们在决定少吃红肉的同时，大吃比萨饼、白面包和冰淇淋等食物来寻求慰藉，很可能不会有任何好处。这些观点相较从前细致了不少，与此同时，很多营养学家对红肉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告诉大家应避免食用所有红肉，这不是合理的做法，”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流行病学家达留什·莫扎法里安（Dariush Mozaffarian）说，“肉类多种多样，我们有选择的余地。”然而，究竟该怎样进行选择尚存争议。当人遇到肉

关于红肉对健康的影响，最近的研究结果有一些是矛盾的，在探讨这些成果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远古祖先的饮食习惯。尽管考古记录远远不够完整，祖先的食谱也会随着地理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但考古学家还是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来标记出一些重要事件。如果回溯得足够久远，来到人类祖先与猩猩在进化上分道扬镳的那个时刻，我们可能会看到，祖先们的饮食构成很可能是水果、树叶，偶尔再加点白蚁，肉类很少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不过似乎早在300万年前，祖先们就学会了使用石器将肉从动物骨头上剔下来。一开始，这些早期人类可能只是打扫被其他肉食动物猎杀的猎物，从死去的羚羊身上偷一点肉，或者赶走比我们小的食肉动物。学会用火烹饪（至少40万年前）以及发明石矛（至少20万年前）极大地提升了祖先们填饱肚子的能力。

有规律地食用肉类和熟食改变了人类的解剖结构。我们的牙齿变小了，也没那么尖了，结肠缩短，大肠变长，所有这些因素都提升了我们咀嚼和消化柔软的熟食的能力。同时，高热量的肉类可能让脑容量增至原来的3倍。上述因素和其他适应性变化，帮助祖先们在一种与今天差异极大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与当下相关的问题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有所影响？现代肉类烹饪和食用方式又怎样改变了人类的健康状况？肉类加工的危害

在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得强调，营养研究开展难度之大是出了名的。毕竟，在允许的伦理范围内，科学家无法强迫某些人只吃红肉而让另一些人大量地吃莴苣，以此针对所有人，一次性地论证这些食物的长期健康效应。不过研究者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大规模人群中调查他们的饮食状况。

人们日渐认识到，不同种类的肉类危害并不相同，两项来自哈佛大学不同研究团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观点。2012年春，胡丙长（Frank Hu）及其同事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食用红肉确实与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死亡风险升高相关。具体而言，每天多吃一份未经加工的红肉（差不多是一副扑克牌大小），能让死亡的风险升高13％；而如果是吃经过加工的肉，这个数字就会飙升到20％。为了得出这两个数字，他们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分别搜集了长达22年和28年的数据。

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日常语言，需要一些复杂的数学运算。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统计学家戴维·斯匹格霍尔特（David Spiegelhalter）运用胡丙长的结论计算出，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多吃一份红肉，则预期寿命会减少一年。根据FindtheData.org网站对社会保险相关数据的分析，如果一名40岁的健康男子还有36.2年的预期寿命，可以试想一下吃红肉对他的健康意味着什么：他本来可以活过76岁生日，而现在则只能活75.2年了。这个结果不能算无足轻重，但吃肉显然也不是最具致命性的生活习惯。举个例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数据表明，吸烟可以让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平均分别减少13.2年和14.5年。

胡丙长的研究也存在局限。它依赖的原始数据来自被调查者自陈式的报告，这会在多方面影响结果。同样成问题的是，如果某些被调查者摄入红肉更多，他们也更可能过量吸烟、饮酒，并且运动不足，这些情况会让吃肉的影响看起来比实际更大。

另一项结论来自哈佛大学的另一个研究团队，以莫扎法里安为领头人，他们收集并评估了20项关于吃肉的研究。这20项研究包含了120多万人的数据，而胡丙长的研究数据来源仅为12万人。这项综合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红肉与死亡或疾病的风险升高并不相关，但红肉加工的风险却凸显了出来。莫扎法里安和同事发现，每天食用50克经过加工的红肉，有可能使患冠心病的风险上升42％、患糖尿病的风险上升19％。

和胡丙长的研究一样，莫扎法里安的结果也表明，吃大量热狗和冷盘的人可能在整体健康状况上较差。这个结果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为什么经过加工的红肉和未经加工的红肉对人体影响的差异这么大？二者所含饱和脂肪与不饱和脂肪的水平相差无几，不过，每50克经过加工的红肉所含的热量更高，胆固醇、蛋白质和铁的含量更少。经过加工的肉类的危害对20项研究进行的综合分析发现，食用红肉并不会明显升高患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的风险，但食用经过加工的红肉，与这两种疾病的风险都有确切关系。

经过加工的红肉和未经过加工的红肉最大差异在于盐和其他防腐剂的含量：总体上，在经过加工的红肉中，钠含量为未经加工红肉的4倍，防腐剂含量则要比后者多50％，其中尤以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为最，这两种化合物都可以杀菌，并让肉类呈现诱人的粉红色。还有些加工肉类含有亚硝胺，在高温下烹饪或接触胃酸时，亚硝胺会转变为亚硝酸盐。对于易感人群，盐的摄入量与血压升高相关。硝酸盐会使血管硬化，并引发类似于糖尿病的代谢改变。对啮齿动物、猴和人类来说，亚硝胺都与癌症相关。（莫扎法里安的研究并未涉及烹饪方法。调查结果显示，大量食用熟透、油炸和烧烤肉类的人，患直肠癌或胰腺癌的可能性略有升高。）

最后要强调的是，不考虑其他饮食偏好和个人生活习惯，仅凭肉类消耗来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人类对于肉类的依赖方式与祖先完全不同了，但红肉依然是全球范围内蛋白质、铁和维生素B12的重要来源。从现有证据来看，食用过多经过加工的红肉和煮得过久的肉类是不可取的，但适量食用红肉应该问题不大。对于我们这些偶尔乐于享用牛排的人，还有约翰·杜兰特和他的储肉冷柜来说，这可是一条喜讯。（翻译　贾明月）

禁食有助长寿？

在怀特（E. B. White）备受大家喜爱的小说《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中，一只老羊向贪吃的老鼠坦普尔顿（Templeton）提出建议：你要是少吃一点，就能多活一些时候。“谁要永远活下去？”坦普尔顿轻蔑地说，“我从吃喝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

这话很容易让我们感同身受，但那只老羊的话也有一定道理。研究表明，减少正常的热量摄入，减少量通常是30％ ～40％，可以让很多动物的寿命延长1/3甚至更多，这些动物包括线虫、果蝇和啮齿动物。不过对于灵长类和人类的热量限制，情况还不明朗。尽管有些研究显示，如果猴子少吃一些就能活得更久一些，但最近一项对灵长类为期25年的研究得出结论：热量限制不会延长恒河猴的平均寿命。但即便热量限制无法让人们活得更久些，大部分数据还是支持如下观点：限制食物摄入可以降低人们患常见老年病的风险，并且延长身体处于健康状态的时间。尚不明确：在啮齿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研究中，热量限制能延长寿命，但这种相关性在灵长类和人类中并不明确。关于恒河猴的两项时间最长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下图）。不过这些研究还是提示，热量限制可以对抗常见的衰老相关疾病。

要是在不挨饿的情况下还能获得这些好处就更好了——也许还真有办法。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一种策略是利用间断性禁食（intermittent fasting），替代持续性的热量限制。

间断性禁食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周期性多日禁食、每周的某些天跳过一两餐等，这样做也许能对健康产生和非间断性热量限制一样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大部分人来讲，间断性禁食的主意更合适，因为这样就不用舍弃美食带来的乐趣了，坦普尔顿听到这话一定很开心。有关啮齿动物的研究表明，一日美餐一日禁食的大鼠比正常进食状态下摄入的总热量更少，而寿命却和每天进食都受到热量限制的大鼠一样长。

2003年，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神经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马克·马特森（Mark Mattson）在一项对小鼠的研究中发现，和持续性热量限制的小鼠相比，规律性间断性禁食的小鼠在某些健康指标上要略胜一筹；比如说，它们血液中的胰岛素和血糖水平较低，这标志着胰岛素敏感性增加、患糖尿病风险降低。追根溯源

多种宗教始终坚持禁食可以净化心灵，但直到20世纪初，禁食对身体的好处才得到广泛认同，从那时起医生开始建议用禁食来应对多种疾病，如糖尿病、肥胖和癫痫。

热量限制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营养学家克莱夫·麦凯（Clive McCay）发现，和随心所欲进食的大鼠相比，那些从年幼时每日饮食量就被严格控制的大鼠会活得更久，也不容易在年老后罹患癌症和其他疾病。1945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科学家们报道，对于大鼠寿命的延长，隔天饲喂的方法和早期麦凯的控制日常饮食方法效果一样，自此以后热量限制研究和周期性禁食研究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另外，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还写道，间断性禁食“似乎可以延缓致命疾病的发生”。

接下来的几十年，关于抗衰老饮食的研究让位于更具影响力的医学进步，如抗生素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的持续发展。不过最近，马特森和其他研究者再次支持了这种观点：间断性禁食可能降低晚年患退行性脑部疾病风险。马特森及其同事证明，周期性禁食可以保护神经细胞，使其免受多种破坏性压力的侵害，至少对啮齿动物如此。他的一项早期研究揭示，隔天饲喂让大鼠的大脑对一些毒素产生耐受性，而这些毒素可以诱发的细胞损伤，与衰老过程中细胞所遭受的损伤类似。他的团队在后续的啮齿动物研究中发现，间断性禁食可以对抗中风引起的损伤，抑制患有帕金森病的小鼠的一种运动缺陷，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认知退化。作为一个绝对的“瘦子”，马特森长期以来只在周末吃早饭和午饭，他表示，“这让我更高产”。这位55岁的研究者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但没有医学学位，他已经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写了700多篇文章。

马特森认为，间断性禁食的作用之一是作为一种温和的压力，可持续地激起细胞防御，防止分子损伤。例如，偶尔禁食会提升“伴侣蛋白”（chaperone protein）的水平，伴侣蛋白可以阻止细胞中其他分子的错误组装。此外，禁食的小鼠拥有更高水平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分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它是一种能够阻止神经细胞因压力而死亡的蛋白质。低BDNF水平与多种疾病相关，比如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相关性是否反映了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禁食还能加强自体吞噬（autophagy）作用，这是细胞中的一种垃圾处理系统，能处理掉受损分子，包括此前已证明的与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的分子。

间断性禁食的另一个主要作用似乎是增加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能力，而胰岛素正是控制血糖水平的激素。机体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通常与肥胖、糖尿病和心力衰竭相关。长寿的动物和人往往胰岛素水平非常低，据推测，这是因为他们的细胞对这种激素更敏感，因此所需量更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小鼠每天尽情食用高脂肪食物8小时，其余时间禁食，它们不会发生肥胖或出现具有危险性的高胰岛素水平。

周期性禁食也许能对健康产生与连续热量限制类似的促进作用，并在减肥的同时允许人们偶尔大吃一顿，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遗传学教授史蒂夫·芒特（Steve Mount）说，不少人相信这种观点并尝试着去做。芒特在雅虎网（Yahoo）负责一个关于间断性禁食的讨论组已有7年多了，他从2004年起每周禁食3天。“间断性禁食并不是灵丹妙药，减肥永远是很困难的，”他又补充说，“但是这个理论（间断性禁食和热量限制在细胞中激活的信号通路一样）是有道理的。”证据薄弱

尽管人们对间断性禁食的热情持续高涨，但研究者尚未开展太多可靠的临床实验，间断性禁食对人体的长期效果也还不清楚。不过，1957年，西班牙的一项研究为此带来了些许希望。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医生詹姆斯·约翰逊（James B. Johnson）曾在2006年参与撰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那项西班牙研究。在那项研究中，60位老人在3年中一日饱食一日禁食，这些实验参与者共住院123天，其中6位死亡；同时，60位作为对照的未禁食老人共住院219天，其中13位死亡。

2007年，约翰逊、马特森及其同事发表的一项临床研究表明，9位超重的哮喘患者在2个月中基本隔天禁食，哮喘症状和多种炎症迅速明显好转。

不过，令这些前景看似光明的结果略显失色的是，关于间断性禁食的文献也包含一些危险警告。2011年，巴西的一项大鼠研究表明，长期的间断性禁食会使血糖浓度提高，也会使组织中造成细胞损伤的氧化物的含量提高。另外，2012年，马特森参与的一项研究中，周期性禁食的大鼠不可思议地长出了坚硬的心脏组织，反而妨碍了心脏的泵血功能。

一些减肥专家也怀疑禁食的作用，理由是禁食要忍饥挨饿，而补偿性暴食又存在风险。实际上，最近一项关于灵长类热量限制的研究（即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项未能延长寿命的研究）强调，对人们的饮食习惯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必须提高警惕。

不过，从进化的角度来讲，一日三餐才是奇怪的现代发明。我们的远古祖先食物供应十分不稳定，很可能造成经常性的禁食，更不要提营养不良与饥荒了。马特森坚信，这种进化压力能够选择出这样的基因：它们能够加强关联学习与记忆的脑区，从而提高找到食物并存活下来的机会。如果他说对了，间断性禁食可能还真是生存的智慧之道呢。（翻译　贾明月）

食土有益健康

2009年秋天，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生物系的一组学生围坐在一起品尝了些泥土。他们将小块的黏土碾碎，吞下土渣，这么做的直接目的在于，尝尝黏土是什么味道。这个非比寻常的品尝实验是笔者斯塔克斯讲授的达尔文医学课的一部分，学生们正在学习食土癖的演化。食土癖，即摄食土壤的行为（尤其是黏土状土壤），在动物和人类中已延续数千年。

美国精神科医生的标准参考指南——《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 DSM-IV）将食土癖归为异食癖的一种类型，而异食癖是指人们摄食非食物物质（如烟灰和油漆残片）的疾病。不过，这组学生所要了解到的是，根据动物和人类文化的研究提示，食土癖不一定是一种病——事实上，它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研究者还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摄食土壤的行为，发现这种行为往往为人和动物提供了重要的矿物质，从而抑制了来自食物和环境的某些毒素的活性。演化的角度

有一种方法可以判断食土癖究竟是异常还是适应性行为，那就是看这种行为在动物和人类社会中是否常见。如果在许多不同物种和文化中都有这类行为，那食土癖极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益的。

如今，我们已经清楚地知晓，动物王国中的食土癖现象甚至比过去我们想象的还要普遍。在超过200种动物（包括鹦鹉、鹿、大象、蝙蝠、兔、狒狒、大猩猩和黑猩猩）中，研究者观察到了食土癖。人类食土癖的相关记录也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时代（公元前46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古埃及人曾将黏土入药：他们在伤口上涂抹泥土，并通过吃土来治疗多种疾病，尤其是肠道疾病。在美国有些土著使用泥土作为调味品，用一点黏土来烹饪本身味苦的食物，比如橡子和马铃薯，以求抵消食物的涩味。直到19世纪，食土癖在欧洲都是很常见的行为，而某些人群，比如尼日利亚的蒂夫（Tiv）部族，他们仍将对泥土产生食欲视为怀孕的征兆。

对于人和动物摄食土壤的原因，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土壤中含有钙、钠、铁等矿物质，它们有利于体内能量产生及其他重要的生物学过程。而动物对这些矿物质的需求随季节、年龄、整体健康状况而变化的事实，也许能够解释食土癖为何在动物的食物无法提供足够矿物质时，或环境严苛、动物需要更多能量时尤为常见。例如，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山地大猩猩和非洲水牛摄食土壤也许是为了获取铁，因为铁能够促进红细胞发育。大象、大猩猩和蝙蝠在无法从饮食中获取足够的钠时，也会摄食富含钠的黏土。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一个象群频繁造访地下洞穴，其原因就是它们会在那里挖掘并吃掉富含盐的岩石。

非洲社会中，与缺钙人群相比，易获取钙的人群出现食土行为的概率更低。对钙的需求可能也部分解释了食土癖为何最常与怀孕联系在一起：由于胎儿骨骼的发育，准妈妈需要更多的钙。

然而，仅仅依靠矿物质获取这一个理由还无法完全解释食土癖。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塞拉·扬（Sera L. Young）及其同事在2011年的《生物学季评》（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上发表了一篇大规模综述，其中总结道，食土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人摄入多少矿物质，很多情况下还会干扰食物消化后营养物质从肠道进入血液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导致营养缺乏。

如果人和动物无法通过食土获得多少矿物质，那么食土癖的好处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第二种解释——食土常常是一种解毒的方法。食土解毒

有种看法是，多数情况下，食土很可能是去除毒素的一种方法。这个看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与其他类型的土壤比起来，人类和动物往往更偏爱黏土状的土壤。带负电的黏土分子很容易和肠胃中带正电的毒素结合，将这些毒素运过肠道，以粪便的形式排到体外，从而阻止其进入血液。解毒说还能解释为何某些美国土著用黏土来烹饪马铃薯和橡子——这类食品是因为含有少量毒素才有苦味的。

20世纪90年代，世界鹦鹉保育组织（World Parrot Trust）的执行理事詹姆斯·吉拉尔迪（James Gilardi）在少数关于食土癖的实验性研究中发现，有一项研究存在支持“解毒假说”的证据。吉拉尔迪曾在秘鲁的马努河（Manu River）边观察过一群秘鲁鹦鹉在一块裸露土壤上的觅食行为。他注意到，这些鹦鹉并没有理会附近矿物质含量更高的土壤。他猜测，鹦鹉食用土壤并非为了矿物质，而是为了拮抗种子和生水果中的有毒生物碱——在鹦鹉的饮食中，这二者占很大比例。植物中普遍存在的毒素通常会刺激肠道。为了检验这个设想，吉拉尔迪在给一些鹦鹉喂食有毒生物碱奎尼丁（Quinidine）的同时，还会喂食它们喜爱的土壤，而另一些鹦鹉则只喂食奎尼丁。然后，他检测了两组鹦鹉血液中奎尼丁的浓度。在未食用土壤的鹦鹉血液中，奎尼丁的浓度明显高一些，而同时喂食土壤，可以让鹦鹉血液中的奎尼丁浓度下降60％。研究者已证明，黑猩猩和狒狒以黏土佐餐亦可获得相同的益处。

食土解毒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对蝙蝠的研究。2011年，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探讨亚马孙河蝙蝠舔食黏土（峭壁上的裸露黏土）是为了摄取营养还是解毒。德国柏林莱布尼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研究所（Leibniz Institute for Zoo and Wildlife Research）的克里斯蒂安·沃伊特（Christian Voigt）和同事捕获了两种不同的蝙蝠，一种主要吃水果，另一种主要吃昆虫。沃伊特预言，如果蝙蝠吃黏土是为了矿物质，那么他在黏土舔食地点发现的以水果为食的蝙蝠会较少，因为水果所含的膳食矿物质比昆虫多。然而，他在黏土舔食地点发现的蝙蝠大都吃水果，并且很多处在孕期或哺乳期。沃伊特得出结论，怀孕的以水果为食的蝙蝠舔食黏土是为了解毒：为了满足胎儿需要，它们所吃的食物是通常情况下的两倍，这意味着来自生水果、种子和叶子的植物毒素也是平时的两倍。

和蝙蝠类似，除了把泥土当作矿物质补充的来源，孕妇吃土也有可能是为了解毒。怀孕初期的女性常会遭遇恶心、呕吐的折磨，而一些跨文化研究显示，在怀孕初期，有些妇女会通过食土来应对晨吐：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美国南部的女性都报告了她们通过食用黏土来缓和此种不适。有些研究者提出，晨吐可让母亲排出毒素，否则这些毒素将损害胎儿。也许，食土癖能和晨吐共同起作用来保护发育中的胎儿。黏土可以吸附细菌和病毒，这一功能还可能保护母亲和胎儿不受食源性细菌的感染，比如大肠杆菌和霍乱弧菌。新线索：在一篇回顾了278项研究的综述中，肠胃问题与食土癖同时出现的频率高于贫血，这提示食土者主要是用土壤来缓解恶心，其次才是把土壤用作矿物质补充来源。类似地，受欲望驱动的食土者要比受饥饿驱动的食土者多得多。

尽管医学界最近才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来说明食土癖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人们（并非只有孕妇）用黏土矿物来缓解恶心、呕吐和腹泻的做法已有几千年了。现代医学出现后，药厂利用高岭土（一种黏土矿物）的吸附特性研制出了Kaopectate（白陶土和果胶制剂），这是一种用于治疗腹泻和其他消化问题的药物。最终，合成药物碱式水杨酸铋（bismuth subsalicylate）——佩托比斯摩（Pepto-Bismol，一种胃药）的主要成分——替代了高岭土。然而，与此同时人们还在以其他方式使用黏土。高岭土和蒙脱石不仅能吸附有害毒素，还能吸附病原体。牧民在准备家畜的饲料时，会使用黏土来抑制毒素的转运，而有些研究者已提出利用黏土吸附病原体的特性来净化水。

当然，摄食黏土也可能中毒。伴随着矿物质和解毒物质，你也可能无意中摄入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危险剂量的铅或砷。由于存在这些风险，现代的泥土摄食者应该摄食经过加热或其他消毒手段处理的安全商业产品——但是他们不应因为自己的行为而遭受责难。总的来说，证据表明，在许多病例中，食土癖并非精神疾病的征象。这是一种特殊的防御方法，其进化意义是对抗毒素，也可能是缓解矿物质缺乏。也许你在服用维生素或大喝Kaopectate寻求安慰时从未想过食土癖，但实际上，你正在践行着古老的食土仪式。（翻译　贾明月）

用细菌根除口臭

多数成年人时不时会口臭，尤其是口腔干燥时，比如睡了一晚之后，或者进行了一次令人口干舌燥的长途飞行之后。全世界25％的人有慢性口臭。多年前，世界各地的研究就已证明，舌头上和牙龈线下释放气体的细菌是大多数人口臭的罪魁祸首。然而，很难找到好方法来根除这由微生物产生的顽固气味。

现有的办法只能暂时缓解口臭。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免食用洋葱和大蒜，即使每顿饭之后咕噜噜地漱口，即使牙刷牙线并用，让牙齿如珍珠般闪耀，那臭臭的气味还有可能如影随形，无法摆脱。轻轻刮除舌头上的舌苔，至少在几个小时内可以保证口气大有改善。

某些有杀菌作用的漱口水也能暂时清新口气，不过这类产品很多会带来让人不爽的副作用，比如会使嘴里出现刺痛感。最近，一些科学家研制出了新的漱口水，能中和细菌产生的令人作呕的化合物。

然而，新近证据表明，应对口臭最有效的策略并非破坏有害细菌及其副产物，而是培养口腔中的有益细菌。微生物学家不再忙着揪出表面上的敌人，而是将关注点转向舌头、牙龈和牙齿上的整个细菌群落，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在有些人的口腔里，这些小小的“居民们”比在其他人口腔中的更好闻。导致口臭的分子

显然，口臭已经困扰人类多年。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建议，年轻姑娘应该定期用葡萄酒、茴香和莳萝子漱口。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约瑟夫·通泽蒂奇（Joseph Tonzetich）开始以技术手段攻克这个难题。通过使用实验室里的气相色谱仪——一种能够将混合气体分离为单独组分的仪器，他找出了几种造成口臭的特定化学物质。

对腐臭的口气进行分析后，通泽蒂奇发现，最臭的化学物质是极易气化的硫化物，尤其是臭鸡蛋气味的硫化氢和烂白菜气味的甲硫醇。自那时起，科学家从人们呼出的气体中发现了大约150种分子，其中多种分子都有臭味。二甲基硫醚（腐烂海藻味）、尸胺、腐胺、粪臭素（名字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仅仅是这些难闻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最突出的还是硫化氢和甲硫醇：一个又一个研究证明，口气中这两种分子的含量越高，惹人掩鼻的可能性就越大。常见气味研究者在人类的呼气中发现了150多种不同的分子，其中多种气味刺鼻，下面就是一些最难闻的分子。臭鸡蛋味　硫化氢（HS）2烂白菜味　甲硫醇（CHSH）3大蒜味　烯丙硫醇（CHS）36　甲基烯丙基硫醚（CHS）48鱼腥味　二甲胺（CHN）27　三甲胺（CHN）39

我们口腔中有无数细菌依靠食物和组织残渣为生，上述这些发臭的化合物是它们释放出的废物。牙龈线之上，细胞壁相对简单的革兰氏阳性菌主宰了牙菌斑——覆盖在牙齿表面的活细菌层。变形链球菌（Streptococcus mutans，革兰氏阳性菌中的一种）和其他嗜甜的革兰氏阳性菌分泌出的酸性物质能溶解牙釉质，但它们不算产臭大户。相反，细胞壁更复杂、主要生活在牙龈线之下的革兰氏阴性菌产气更多。包括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 denticola）和中间普氏菌（Prevotella intermedia）在内，这些生命力强大的微生物在牙龈和牙齿的夹缝中、在舌头挤挤挨挨的裂隙里繁荣壮大。细菌伴侣

口腔中大部分难闻的气味可能都是由舌上的革兰氏阴性菌造成的，不过最近的研究强调，仅凭任何一种口腔细菌还不足以独立造成口臭。例如，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微生物名誉教授梅尔·罗森贝格（Mel Rosenberg）和同事尼尔·斯特勒（Nir Sterer）近来发现，某些革兰氏阳性菌分泌的一种酶，能将食物蛋白质中的糖分子剪下，从而让这些蛋白质更容易被邻近的革兰氏阴性菌消化。革兰氏阴性菌消化的蛋白质越多，释放的气味分子就越多。

近些年，科学家对口腔生态学（oral ecology）兴趣渐浓，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相互作用。在口腔生态学中，口腔被视为一个“居民”众多的潮池，清新的口气意味着口腔是健康的。科学家逐渐意识到，口气清新的口腔不一定没有“坏”细菌，而是其中共居的细菌能够彼此约束。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资助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uman Microbiome Project）中，细菌遗传学家在人类口腔中发现了约1,000种常见细菌。不过，每个人口腔里的细菌群落组成都是不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微生物学家施文元（Wenyuan Shi）说：“无论何时，一个人的口腔里大概都有100～200种常见细菌驻扎。”

我们出生时，原本无菌的口腔会从母亲的菌群中获得一部分细菌；童年时期，我们会迅速获得新的“微生物移民”。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的口腔微生物群和其主要照顾者最为接近。年龄渐长后，饮食、压力、疾病、抗生素和其他因素，会让一个人的微生物群落特征发生变化，并且改变口腔总体气味。当释放气体的细菌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细菌艰难度日之时，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慢性口臭。

当前，很多疗法并没有改善口腔生态环境——实际上可能是雪上加霜了。有些漱口水只是掩盖了令人不快的味道，但含酒精的非处方漱口水和含双氯苯双胍己烷及其他防腐剂的处方漱口水，则把口腔中所有细菌作为打击对象，既有发臭的细菌，又有不发臭的细菌。

施文元说，这种方法有一系列缺点。例如，含双氯苯双胍己烷的漱口水可能在24小时内改善口气，但也会暂时改变食物的口味。另一项研究中，25％的受试者使用漱口水一周后，舌上有刺痛感或烧灼感。经常使用含酒精的漱口水会让口腔变干，有时甚至会恶化口臭。此外，消灭太多口腔中的原住细菌会破坏细菌间的制衡作用，为造成牙龈疾病和其他感染的细菌大开方便之门。

针对这些几乎是地毯式轰炸所有口腔细菌的疗法，很多科学家都在探索有前景的替代疗法。有些新型漱口水以臭味而非细菌为目标，使用了能够结合并中和硫化物的锌离子或其他金属离子。罗森贝格从业之初是研究石油微生物的，他研发了一种油－水两相漱口水，能够把使用牙刷、牙线和刮舌器时漏掉的口腔残渣和微生物吸收掉，暂时减轻口臭程度。

还有些人则想用由革兰氏阳性菌株构成的益生菌群落来对抗口臭，它是一种名为唾液链球菌K12（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K12）的良性菌株，是口腔和呼吸道的常见住户，并能产生抑制有害细菌的物质。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使用含有双氯苯双胍己烷的漱口水清除其上腭原有的多种细菌，而后吮吸含K12的糖锭。相隔7天和14天后分别查看，他们的口气清新多了。可能是K12战胜了那些发出腐臭气味的细菌，为友好的菌种争得了生存空间。

施文元及其研究组正研究一种含有肽（比蛋白质小的氨基酸链）的漱口水，用以选择性地杀死龋齿的元凶——变形链球菌。施文元说，科学家可以研发类似的肽来清除造成口臭的细菌。如果适度使用，含有这种肽的漱口水也许能在舌头上为不发臭的微生物腾出空间。不过，假如每天都使用漱口水，则存在口腔生态环境发生陡然巨变的风险，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影响。

施文元自己每天都刷牙并使用牙线，但并不用漱口水或刮舌器，因为家人向他保证他口气不错。他说：“我很幸运，我的目标是让其他人也这么幸运。”（翻译　贾明月）

吸烟：短命的答案

数十年来，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都知道，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收入和学历较高的人一般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穷人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这种趋势在研究者目之所及的范围内都成立，不管是在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都是这样。

然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例外。

其中一个叫做“移民效应”。我们可以把移民看成是一个群体，尽管他们定居的国家不尽一样——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都有可能，但他们普遍要比当地人更长寿。而且，移民一般都没受过良好教育，在这些国家的生存环境也要艰苦一些。

另一个例外叫做“西班牙裔悖论”，这一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在一例又一例研究中，西班牙裔（主要来自西班牙、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等国家或者说中美或南美的发源地）似乎都比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寿命更长，但平均而言，后者更富有，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以2006年为例，美国西班牙裔居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要比非西班牙裔白人长2.5年。这个悖论是真实存在的，无法用数据误差（比如样本偏小，或西班牙裔居民死亡报告率偏低）来解释。然而，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

最近，我和安德鲁·费内伦（Andrew Fenelon）对“移民效应”和“西班牙裔悖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费内伦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博士生，他的专业是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后者也是我的专业。这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我经常把它描述成关于人群的生态学。和生态学家一样，人口统计学家也对特定物种的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模式感兴趣，只是我们研究的物种是人类。

对于美国西班牙裔居民的寿命为何比本土美国人更长的问题，世界顶尖人口统计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Samuel Preston，费内伦的博士生导师）曾提出过一个假设，而我和费内伦则想出了一些办法来验证这个假设，并看看这个假设是否也能用于解释“移民效应”。

现在，我和费内伦相信，我们基本能解释这两个异常现象了。如果我们的研究没问题，那么引起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它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更长寿的那两个群体，更少吸烟。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设来解释那种很普遍的“移民效应”，其中大部分假设同时也在设法解释相对特殊一些的“西班牙裔悖论”。大家把这两个现象绑在一起的原因是，美国的很多西班牙裔居民都是移民：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在美国生活的西班牙裔居民中有五分之二都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

对于“移民效应”，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移民的承受能力可能更强，在精神上和体格上都是这样。这种想法的逻辑是，要离开家乡到异国的土地上开创新生活，毕竟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行动力。最起码，行将就木的人是不可能移民的。因此，能够移民到美国的人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健康一些。另外，生了病的移民也许会离开美国，回家接受治疗，这也会让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显得非常健康。

而关于“西班牙裔悖论”，科学家提出的假设通常会强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美国的西班牙裔居民家庭关系可能更密切，这有助于他们对抗疾病和压力。还有一种可能是，西班牙裔居民所吃的食物营养更丰富，或者他们不论在工作和休闲时都是以体力活动为主，这也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以上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证实，这些行为确实与西班牙裔的寿命优势有关。而吸烟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在对全球任何人群进行的死亡率评估中，都是一个重要指标。

吸烟，这种再明显不过的因素，是否就是解释美国移民与西班牙裔寿命优势的关键所在？这正是我和费内伦打算检验的理论。2009年至2010年，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系统和人口普查局在2000年统计的数据，我们做了两项分析：一项是比较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白人（不考虑出生地）的情况，另一项则是对比移民与美国本土人口（不考虑种族）的情况。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专门对外来的西班牙裔移民和出生于美国本土的西班牙裔居民做比较，因为对于相对年长的、出生于美国本土的西班牙裔居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有效地统计他们的整体平均寿命。在每一项分析中，我们都会估算所要比较的每个人群中由吸烟造成的死亡数量，然后查验在总体性的死亡率差异中，有多大比例可由吸烟来解释。我们使用肺癌造成的死亡作为吸烟相关死亡的标志，因为肺癌是与吸烟关系最密切的一种疾病。然后，再使用肺癌引起的死亡来推测所有吸烟相关疾病引起的死亡数量。

分析结果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上，其说服力让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们发现，吸烟是唯一一个能够完美解释“西班牙裔悖论”和普遍性“移民效应”的因素，至少在成年人中是如此。我们的结果表明，2000年时，在美国50岁的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中，他们的预期寿命差异有75％以上都是由吸烟导致的，在女性中，这个比例大概也为75％。对于出生于外国和本土的50岁美国男性，他们的预期寿命差异也有50％以上由吸烟导致，在女性中这个比例甚至超过70％。

我们还无法了解的是，少吸烟是否会让出生于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裔的寿命长于美国本土出生的西班牙裔，因为我们没有单独估算这两个群体的死亡率。不过，最新的数据与这个想法并无背离：费内伦发现，在美国之外出生的西班牙裔中，他们的吸烟频率确实比美国本土出生的西班牙裔低得多。

有人会问，为什么此前没有人注意到吸烟这个因素？显然，人们肯定知道吸烟对健康不利，但在不同种族的健康差异中，吸烟到底应该负多大的责任，人们并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针对不同群体健康习惯的研究都是基于大规模调查，而这种调查不会过多涉及吸烟细节，因而也就无法体现不同人群吸烟习惯的差异。

以一个典型的健康调查为例。受访者要填写的调查表，与我们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