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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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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试读：

一 北京大学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优良传统

我特别高兴有这么多著名专家教授、著名企业家与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局领导齐聚一堂，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和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协办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并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结集出版这本面向政府官员、社会公众和学界同仁的著作，共同探讨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提出我国今后人口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前瞻性建议。北京大学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尊敬的老校长马寅初教授就是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可以说，今天在北大研讨“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出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紧迫而重要问题的著作，是北京大学关于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优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

经济活动的主体与服务对象都是人，人口问题的研究自然是国民经济研究与经济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就有好几位对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颇有建树，例如，本书第三章就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老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撰写的。他以经济学大师高瞻远瞩的视野，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为何“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作为关心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政策问题进行研究更是具有无可旁贷的责任。

本次论坛期间，我刚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因其他重要安排冲突未能与会，但我对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产生的丰硕成果十分关注。为弥补遗憾，我主动请缨为这本文集撰写序言。

我与曾毅等同仁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方面的合作已逾20年。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教授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文章。布朗教授以中国人口在21世纪30年代将达到16亿，算出中国粮食总需求量约7亿吨，而总供应量只有约3.6亿～3.7亿吨，从而预测中国粮食缺口将超过3亿吨，进而得出“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结论。布朗教授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乎所有西方重要报刊都在显要位置上对布朗和他的学说进行了报道、转载与宣传。

我当时刚与各位同仁一起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面对布朗教授掀起的关于“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国际舆论浪潮，我与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曾毅教授商议，联合刚回国不久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以及当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胡鞍钢教授等，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中国人口与经济研讨会，基于学术研究成果，讨论布朗教授的观点是否科学。曾毅在会上报告了中国学者自己基于可信的观测数据和研究方法所做的中国1990～2050年的人口预测，指出布朗教授关于中国人口在21世纪30年代将达到16亿的“预测”是绝无可能的；我和胡鞍钢教授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卢锋教授从中国粮食供需以及改革开放对粮食供需的影响等角度，以翔实的科学研究数据和心平气和的学术研讨方式，批驳了布朗教授“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耸人听闻论断，同时也指出，对于布朗教授的批评，我们可采取“无则加勉”、“闻者足戒”的态度，我国应更加重视耕地和生态保护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推广，预防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会后，《瞭望》周刊等国内不少主流媒体做了全面报道，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曾毅教授2003年调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后，我们有更多机会一起探讨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我还积极参加了曾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老年人口家庭、健康、照料需求与成本研究”重点课题，该项目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选为2009年度报告中管理学部唯一受表彰的优秀项目。作为该项目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实践活动内容之一，曾毅等于2005年和2008年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功组织了“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05年论坛之后出版了《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我是该书作者和四位主编之一。2008年论坛之后出版了《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当时我已赴世界银行工作而未直接参与，仅为2008年论坛成果作了CCER研究系列总序。在2012年6月“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基础上，曾毅等人主编的第三本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著作，集中二十几位人口、经济、管理、社会、法学、地理资源等不同学科著名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政府官员、社会公众和学界同仁阐述“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借写序的机会，我也想说明我个人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战略与生育政策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之间有一场关于人口政策方面的论争。关于论争的结果，一般人的看法是，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酿成中国多出生几亿人的结果。从1971年起，中国开始推行人口计划生育，提出“晚稀少”政策；到1980年，又开始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从图1的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看，这一系列政策似乎是非常有效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除了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6左右；但是从1971年开始推行“晚稀少”和80年代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以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现在已大大低于替代水平。图1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api.worldbank.org/datafiles/SP.DYN.TFRT.IN_Indicator_MetaData_en_EXCEL.xls。其中，1950～1955年与1955～1960年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Total Fertility（TFR）部分，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fertility.htm。2010年中国数据由曾毅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提供。

但是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又使中国在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时即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2000年，中国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已经达到7%，一般观点认为，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随着中国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人口老龄化”会有许多社会经济影响，诸如社会养老保险、依赖人口比例上升、负人口红利等问题都将接踵而至。多数其他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高收入阶段才出现，可用来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资源较多，而我国则在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时就面临这个问题，因此，其社会经济影响在我国可能会更突出。

老龄化的过早来临引发了学术界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反思。我国大陆地区的生育率跟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不相上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推行政府主导的强有力的政策来控制人口生育率，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形基本上和我国大陆地区一样（见图2）。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即使我国在70年代不推行“晚稀少”、80年代不推行“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总和生育率也会下降到目前的水平，只是下降的速度可能不同而已。图2 中国大陆和东亚其他国家总和生育率的比较资料来源：同图1。

但是如图3 所示，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总和生育率水平也跟我国处于同一水平，只是波动没有我国大。印度没有推行像我国这样十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其生育率在80年代、90年代也显著下降，但是在70年代到90年代却一直比我国高，平均每年高出每对夫妇1个孩子左右。如果从1971年开始，我国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人口按照印度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增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总人口应该在16亿左右，而不是现在的13亿。所以，要评估我国从1971年开始施行的人口政策的作用，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即我国如果不从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大陆地区的生育行为会是接近韩国、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形，还是接近印度的情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是后者，应该说从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度增长，给8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图3 中国大陆和印度总和生育率的比较资料来源：同图1。

从上述讨论可以得知，要正确评估我国从1971年开始的人口政策的作用，必须从决定中国大陆、印度和东亚经济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着手。在经济学领域，一个通常被接受的人口生育率决定因素的假说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影响人的生育行为。在低收入阶段，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人们主要靠“养子”来防老，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养老手段增加，“养子防老”的必要性就下降，所以，从养老的需要来说，生育率应该和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关。同时，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孩子消费的衣食和父母的劳动投入，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父母劳动的机会成本低；在高收入阶段，父母劳动的机会成本高，因此，多养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和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所以，从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来说，生育率也应该和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关。

除上述经济学界通常接受的假说外，这里想从发展战略对人均收入水平，进而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提出一个新的假说。根据林毅夫（2002）的观点，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人均收入水平会增长得比较快，那么生育率也会下降得比较快。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用赶超战略，在资本非常短缺的农业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提高得很慢，间接地，人口生育率会下降得较慢。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我们搜集了1970～1992年间台湾地区、印度、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总和生育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衡量其发展战略对比较优势偏离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标[2]（TCI）来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正如人均收入水平和生育率负向关系假说所预期的，不管是用随机效果或是用双向固定效果的回归模型来分析，1970～1992年在这四个经济体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生育率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人口生育率就越低。单单这个变量本身就可以解释这四个经济体1970～1992年间接近80%的生育率的下降。

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不管是用随机效果或是用双向固定效果的回归模型来分析，1970～1992年在这四个经济体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TCI之间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一个经济的发展战略越偏离比较优势，则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就越慢。

关于发展战略和总和生育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证明：对这四个经济体，不管是用随机效果还是用双向固定效果的回归模型，从1970年到1992年间，发展战略越偏离比较优势，总和生育率就越高。这是因为，越是偏向于采用赶超战略的经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速度就越慢；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越慢，养子防老的需求就越高，而且，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就越低，所以生育率就越高。

从以上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知，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这种发展战略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慢，人口生育率在没有人口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就会像印度那样下降得非常慢，而不会像韩国等东亚经济那样下降得非常快。因此如果没有1971年开始推行“晚稀少”的政策和1980年开始的“一胎化”政策，我国1970年以后的人口生育率的变化情形应该是比较像印度，而不会像东亚那几个经济体，也就是我国的人口可能要比现在多几亿人。

三 不同发展战略下人口多少的利弊分析

如前所述，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7%，按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3]数据显示，2010年，这一人口群为1.1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4]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学推算，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达1.7亿，占12.0%；到2030年，这一人口将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5%。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增加需要照顾抚养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对一个社会的积累、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产生一定影响。老龄化社会大多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它们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较多。[5]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7858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所幸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还会继续提升，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尽速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并贯彻执行，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将来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时，需要抚养人口大幅增加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任何社会对老龄人口的照顾都必须有一定的安排，以使老有所养。传统的方式是靠自我储蓄和“养子防老”，以解决个人年老不能工作时的需要。但是现代社会人口就业的流动性大，几代同堂的情形已不多见，家庭的规模变小，家庭成员间分散风险、相互保险、相互照顾的能力降低。以家庭为单位来解决养老的需要，经常会出现有些人得不到最起码的必要照顾的情形。因此，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个人在工作期间的储蓄仍然是个人养老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此外，各发达国家还建立一些辅助的体系，以满足最低的保障要求。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职工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每个人在工作时的工资并无养老金的成分。退休后的养老靠政府的财政拨款，通过工作单位发放给职工退休金来满足生活的需要；在农村养老则靠农民的自我储蓄、子女的奉养和集体对无子女及无其他近亲直系家庭成员的老人的“五保”。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后，尤其是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怎样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原则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这方面各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一般认为必须是“个人积累、企业贡献和国家税收”三结合，在此不拟多述。

这里要分析的是和老龄化社会有关的人口质量和数量问题。人口的质量与教育有关。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若能提高劳动人口的工作能力，他们创造的财富和能够抚养的人口比例就会增加，可用的资源多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由教育部领导亲自组织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并在2006年年初出版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课题报告中，对此已有较好的分析和规划。十八大报告也提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战略目标，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按照这个战略规划，在教育上，尤其是农村的教育上多下力气。

人口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人口数量问题。所谓人口老龄化就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高过一定标准、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一定标准的一种现象，这是近期生育率低以及过去高生育率下出生的庞大人群陆续成为老年人的结果。如果生育率继续降低或是仍然保持在现有的较低水平，将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严格执行的一项国策。对于人口数量问题，我们常讲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造成中国多出生几亿人的后果，因此，现在不得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否则人口数量过多，会成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

如前所述，从70年代开始的人口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回顾50年代后期的那场争论，是不是马寅初的观点就必然对，而毛泽东的观点就必然错？毛泽东认为，一个人有两只手一张口，双手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张口吃的多，这样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可以做出贡献，人多不是坏事。但是，从后来实践的结果，大家认为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观点是对的，而毛泽东认为人多好办事的观点是错的，其原因其实在于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改革之前，我国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不仅不能把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市非农部门，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除了一个工作岗位安排三、五个人来做，还必须让大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各个部门人浮于事，效率很低；农村的劳动力由于在生产中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与其配合，效率也非常低。这样人多不仅不是好办事，反而事实上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

可是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人多是否必然就是坏事？从改革开放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发展最好、最快的却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而且，从国际的经验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东亚的少数几个真正赶上了发达国家或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都非常高，甚至比我国内地还高。比如2010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43人，而日本则是350人，韩国是[6]503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6783人，这些都属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经济体。为什么人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反而成了优势？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沿海省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非常有竞争力。日本和东亚的几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则是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都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在早期人多资金少时，就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随着资金的积累，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资金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产业才逐渐升级，发展资金、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这样看来，只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时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人口多就会成为一种优势，经济发展得好，资金就能得到较快的积累，产业升级快，收入水平也就提升得快。而且，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迈克·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的观点来看，只要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在同等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口较多的地方，①市场规模较大；②生产活动较为密集，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程度会较高；③同行业的竞争会更为激烈。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说，只要发展战略是对的，人口多不仅不是负担，而且还可能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人多好办事”，是一个优势。

四 结语：对当前和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思考

受地理和自然条件影响，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人口生育政策，和我国当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配套的，曾经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附带的结果则是我国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已经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因此，要尽快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保体系，在不造成过度财政负担的前提下，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政策的战略思考。所以，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总体框架下，除了提高人口素质外，为“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一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根据各国的经验，只要经济发展得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养子防老的需要减少，同时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不至于造成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没有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以及诸如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等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生育率已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根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调整和改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逐步达到遵循自愿性的原则，应该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参考文献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1卷2期。

林毅夫：《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林毅夫：《制定“十一五”计划应考虑的十个战略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及对我国人口政策的思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简报》2003年第35期（总第377期）。

林毅夫：《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解放日报》2009年7月3日，选自《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 一个经济的TCI越高，代表这个经济的产业和比较优势的偏离就越远。有关TCI的详细定义和计算请参见林毅夫（2002）。

[3] 数据来源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

[4] 来自联合国预测数据Annual Population 2011-2100-Both Sexes，见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population.htm。

[5] 《中国统计年鉴2011》显示，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992元。

[6] 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POP.DNST。前言——历史回顾、主要议题及背景概述

北京大学的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学子们在马寅初老校长以科学研究为准绳，不畏强势权威，直言提出新人口论的优良传统熏陶下，一直以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为己任，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人口经济社会问题，开展人口、经济、社会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美国著名权威布朗教授掀起的关于“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国际浪潮，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曾毅与当时刚回国不久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林毅夫商议，联合刚回国不久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以及当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胡鞍钢等人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粮食供需的研讨会，基于科学研究成果，讨论布朗教授的观点是否科学。会上报告了中国学者自己基于可信的观测数据和研究方法所做的中国1990～2050年人口预测，指出布朗教授关于中国人口在21世纪30年代将达到16亿的“预测”是绝无可能的；从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从中国粮食供需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对粮食供需的影响等角度，以翔实的科学研究数据和心平气和的学术研讨方式，批驳了布朗教授“谁也养活不了中国”的耸人听闻论断；同时也指出，对于布朗教授的批评，我们应以平常心待之，采取“无则加勉”的态度，我国应更加重视耕地和生态保护以及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推广，以预防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会后，不少国内外主流媒体做了报道，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再如，2005年12月由CCER成功举办“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之后由CCER扩建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2008年12月成功举办了“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12年6[1]月，又一次成功举办“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这三次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有几个共同特点。其一，集中讨论了21世纪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其二，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相关学科专家共聚一堂，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探讨；其三，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深入切磋交流。

与2005年和2008年论坛相比，2012年的论坛又有五个鲜明的特色。

其一，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协办，而且人口与就业司为本次论坛论文作者提供尚未公开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可谓学术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的一个开创性典范。

其二，2008年论坛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之间的探讨扩大，邀请到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与会并发言，而本次论坛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增请了既关注商业经济效益又重视社会发展的著名企业家以及著名法学家与会，共同探讨人口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

其三，如下所述，本次论坛对人口与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讨论的范围更加集中，聚焦于若干尚有较大争议的、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直接相关的问题。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本次论坛与2005年论坛后出版的著作只有一篇论文，2008年论坛后出版的著作只有五篇论文和一篇评论直接探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相比，此次结集著作共有17篇论文和4篇评论，都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直接讨论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生育政策。

其四，本次论坛产生的著作一改以往类似学术著作难以为社会公众和政府官员等非专业人士理解并接受的状况，从一开始征稿、选稿就特别强调通俗易懂，主编也都花大力气，力争使本书真正成为一本面向社会公众、政府官员和学界不同专业领域同仁的深入浅出的读物。

其五，2005年论坛基本上是学者和官员关起门来探讨，只允许极少数媒体非常有限地报道，2008年论坛的社会开放程度和新闻媒体报道范围显著扩大，而本次论坛则完全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新闻媒体负责任地自由报道，开放程度更高。

总之，此次论坛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据会务组签到簿的不完全统计，合计146人参加，包括学术单位78人，政府部门（含政府直属事业研究机构）42人，知名企业家10人，新闻媒体16人。会后很多主流媒体对这次会议和各位与会者的精彩发言，尤其是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方面的发言，做了广泛、深入的报道，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特别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本次会议的发言人和评论人与其他与会的学者及官员们在一天的会议中畅所欲言，围绕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重要议题，展开了十分认真、热烈的讨论交流。发言人与评论人在会后又对他们会前准备的论文及评论文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补充，甚至重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稿。各章文稿分别由四位主编进行专业编辑，必要时返回作者进一步修改，最后由曾毅统稿。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四个专题共17章与四篇特邀评论，以及根据会上速记整理的四个专题自由讨论的主要内容。

下面将本次论坛四部分的主要议题及其背景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 人口形势与对策

讨论问题：根据对2010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的深入分析，我国新时期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为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是什么？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对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性别结构和社会稳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放宽为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是否会造成人口失控？

背景：大多数相关人口学者基于近十几年各种全国性人口与生育调查数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各种经典与前沿方法的研究均表明：排除漏报后，我国新时期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对夫妇在1.6个孩子左右，也有学者认为真实总和生育率低于1.5。很多学者认为最近发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详细数据已证实，过去大部分人口估算和预测显著高估了五普0～9岁人数和生育的漏报率，高估了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并低估了未来人口老化水平。另一方面，人口计生委向中央报告和向社会公布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真实总和生育率显著高于1.8。有人宁可相信高一点的估计数，并认为，政策稍有放宽，生育率即会大幅反弹，人口增长将面临失控。

不少学者认为应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平稳放宽为普遍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鼓励适当晚育间隔，也有人认为应立即无条件普遍放开。学者们论证了二孩政策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降低出生性别比，避免婚龄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恶果，并认为，鼓励女方35岁之前自愿而非强制适当晚育间隔生育两个孩子，既有利于国家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和防止生育堆积，又有利于母婴健康。有学者研究表明，目前最受人口计生委偏爱但并未全面执行的只开放单双独生二孩方案不但秉承了现行生育政策大部分的严重弊端，还将产生双单独夫妇老少抚养负担远比非双单独夫妇高的社会不公等新的社会问题。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允许生两个，群众（尤其是农民）就会生三个，甚至四个，从而造成人口失控；生得越少，平均每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人口素质提高；出生性别比已出现回落，而且社会对婚龄男女性别结构有自动调节功能，对婚龄男女性别失衡问题不必过分忧虑。因此，生育政策不能放宽，实在要放宽，也只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至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二孩。

第二部分 生态环境、经济活力与基层干部呼声

讨论问题：在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增长、企业创新活力、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压力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背景：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在快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镇，农村人口密度大大下降，效益低下的农耕地自然会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将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不少学者认为，关于人口承载力与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表明，人口承载力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标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投资水平、贸易体制、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和方式等众多因素相关，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概念。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开发保护过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包括基层计生干部在内的许多人士认为，在人口城镇化已使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30年前不到20%增加到今天超过50%、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的新时期，过分夸大人口分母的作用，忽略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和方式对分子的影响，而继续执行30年前制定的、世界上最严格的生育数量控制政策，是很不科学的。然而，另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一谈到生态资源环境，马上以人口多作为最主要的负面因素，人越多，资源环境压力越大，情况越糟。因此，继续执行现行生育政策是资源环境保护的不可动摇的国策。

一些人口经济学家和知名企业家认为，只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人口年龄结构越年轻，企业创新活力越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越大。然而，很多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年长者经验丰富，对企业发展有利，而导致年轻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增长将使人口分母增大，人均GDP和人均财富增长放慢，因此，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

讨论问题：在新形势下，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过去几十年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五省市在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长双重压力下，采用充分利用丰富劳力资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等正确发展战略与政策，实现了经济腾飞，并随之带来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许多学者由此否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必定负相关的观点，而认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不对头，生产效率低下，创造的就业岗位和财富少，人多成了负担；但是，改革开放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人口多就会成为一种优势。经济发展得好，资金就能得到较快的积累，产业升级得快，收入水平也就提升得快，生育水平随之下降。然而，另一种观点仍然认为，人多分母大，必然负面影响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由于过去40年生育率大幅下降对我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大大减轻了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必须坚持现行生育政策（甚至还有少数人主张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以保持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四部分 “以人为本”与国际比较视野

讨论问题：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否需要与时俱进予以修改？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人口增长与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关系如何？与印度、其他发展中大国以及美国相比，我国今后几十年在劳动力资源供给方面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对我国国际竞争力会带来什么影响？

背景：一些学者认为，随着2004年人权入宪以及公民人权意识的普遍增强，现在正在执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新时期党和国家倡导的“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理念相矛盾。因此，必须尽快适当修改完善。而另一些人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地方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尚方宝剑，至关重要，不可更改。

很多学者认为，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人口老龄化是所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后导致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很多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严峻挑战，纷纷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日本伴随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经济长期衰退，以及生育率偏低、劳力短缺的欧洲面临债务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必须引以为戒。由于我国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以及寿命不断延长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迅速大增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我国的大国综合国力并不会受到威胁。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增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因此，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动力资源与总抚养负担等方面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同时，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竞争优势不在劳动力人数多，而在劳动力质量。老年劳动力经验丰富，人口老化还将引起人们对未来老年保障的重视而增加储蓄动机，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由几十位著名学者围绕上述仍有较大争议，但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问题，而集体撰写的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与合作，衷心感谢与会学者同仁与政府官员的积极参与。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对这次论坛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郝小楠和林君秀对本书出版前期工作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编辑的杰出工作以及李建新教授的协调贡献；衷心感谢人口与文明基金会筹委会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邢惠清、高娟、陈曦、李发菊、阮荣平、柳玉芝等老师以及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社会学系各位研究生在此次会议的组织安排方面的辛勤工作。

我们衷心希望有志于我国新时期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及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学界同仁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与我们一道，继续齐心协力，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新，为国家科学决策，应对21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面临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曾毅 顾宝昌 梁建章 郭志刚2012年12月26日于燕园

[1] 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资助重点项目的科学活动（2012和2008年的项目批准号分别为71110107025和70533010），我们衷心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的大力支持。第一部分人口形势与对策第一章[1]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2]郭志刚一 重新认识人口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0年的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和生育率（TFR）多年来远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转变为负增长。尽管人口规模在今后很长时期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人口与发展问题已经出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生育率过低造成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个关键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决策面临着历史性抉择。

面对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对实际生育水平的认识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一方面，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调查均反映出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1.3～1.5之间非常低的水平，却不断被质疑是由于严重的出生漏报所致，并通过种种间接估计将其调整到1.8左右，而这些间接估计却大多存在着技术错误或数据缺陷，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第二个问题是针对中国人口变化前景应采取的对策。首先是未来20～30年中应当选择的生育率水平，而这个决策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人口更为长远的前瞻性研究之上。但是，以往基于那个影响极大而并不可靠的1.8的总和生育率的判断，以及在计划生育方面过于求稳怕乱的心态，导致有人认为1.8的总和生育率最好还能继续维持20～30年。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长，而是生育率过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重新认识人口形势这项任务不仅极为重要，而且已经到了极为紧迫的境地。在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错误的判断和犹豫不决都将贻误时机，危及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揭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刷新了最低生育率纪录。尽管这个统计数字可能存在一定失真，但它又一次对当前生育率过低的现状亮起了红灯，警示人们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总和生育率是研究当前人口形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近20年来，绝大多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均处于1.3～1.5之间，但政府主管部门一直坚守着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以致政府部门所做的人口规划乃至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口预测也大都依据1.8左右的生育率假定。六普人口年龄结构提供了以往人口发展过程的信息，所以按六普模拟分析则能将生育率比较[3]的视野扩展到以往20年。

图1-1提供了不同来源总和生育率的比较，可以看到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来都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总之，六普结果确认了以往全国性调查所揭示的极低生育率，而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的1.8的生育率口径则严重脱离实际。至于那个曾经惊动了上上下下、刮起“生育反弹、形势严峻”之风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被同期及以后的人口调查结果，也包括六普结果所否定。这一事态的发展印证了有关这次调查结果的质疑和分析结论（郭志刚，2009），即2006年调查的异常结果是因为其调查样本的严重偏差所致，实际上我们不仅看到生育率并无巨大反弹，而且人口老龄化先期而至了。然而，这股产生严重误导的风，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正本清源，还在影响各个方面。图1-1 1990～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比较资料来源：国家计生委数据源自国家人口计生委编《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8）》，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战略中方案数据源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生育水平中方案，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1997年调查数据为郭志刚（2000）根据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2001年调查数据为丁峻峰（2003）根据2001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2006年调查数据源自《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NBS/EWC五普数据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东西方中心（2007）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统计局公布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变动调查结果，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1990～2010），其中包含全国人口普查或1%人口调查的结果。按六普模拟数据为郭志刚（2011）在四普数据基础上对六普人口结构的模拟结果。

图1-1还提供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中方案估计，它在前半段与政府口径几乎相同，在后半段则略低一些，对2000年的估计为1.68。实际上，该研究同时还特别推荐的高方案估计则为1.77，其实就是1.8的官方口径。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这套估计与实际调查结果相距甚远，同样也被六普模拟结果所否定。

即使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同样可以显示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现实当中40岁及以上妇女的生育已经极少，人口学经常用调查数据中35～39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来反映这组妇女的终身生育数。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这一统计指标分别为2.48、1.85和1.52，而所对应的妇女年龄组则分别出生于1951～1955年、1961～1965年和1971～1975年。这一指标反映出，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在10年以前就已经显著低于替代水平（2.1），而当前更是低于替代水平0.5个孩子。六普揭示的1.18的总和生育率与其35～39岁组妇女的平均子女数（1.52）看起来不同，其实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而是高度一致的。时期指标反映的是当年的生育水平，而终身指标则反映了以往很多年的累计生育水平。在当前生育水平下降和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的情况下，时期生育率就应该显著低于同期刚结束生育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

六普结果再一次证明，以往的人口统计一直拒不承认极低生育率的现实，普遍存在着高估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的严重偏向，多年来陷在那个人口统计怪圈中打转，严重误导了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贻误了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这种屡错屡犯的问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口形势与发展前景。实际上，与生育率过高一样，生育率过低同样也会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构成巨大威胁。当前，生育率过低已经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风险，但整个社会对此还没有充分认识。二 以往高估了出生数和人口增长，低估了老龄化问题

六普数据还表明，在总和生育率估计上的严重失误还导致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在总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同样出现了严重失误。

从政府主管部门最近两个五年人口规划的相应人口预测结果来看，均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偏差。“十五”人口规划时的人口预测采用官方口径的1.8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调查统计结果。并且，该预测的人口基数还在2000年人口普查的12.65亿总人口之上又加上了约1700万的调整量，反映出政府主管部门并不相信五普结果，对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另做了调整扩大。“十五”规划预测的2005年总人口为13.31亿，然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取得的总人口结果却只有13.08亿。“十五”规划要求期间的人口增长不超过5600万，然而2005年实际总人口数要比预测规划数少2300万，相比其人口预测所调整的2000年基期人口的12.83亿仅增长了2500万，而相比五普总人口的12.65亿也不过增长了4200万。仅仅5年预测就有如此之大的偏差，足以表明该预测的人口基数调整与生育率参数假定均严重脱离实际。“十一五”人口规划时的人口预测基数直接采用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人口数，但对生育率的设定依然照旧，该预测的2010年总人口为13.60亿。然而，六普公布的总人口数为13.40亿，即表明“十一五”人口规划又偏高了2000万。“十一五”人口规划预计平均每年人口递增1000万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而人口实际平均每年仅递增600万而已。于是，规划预计距离实际情况之间再次出现巨大偏差，又一次反映出以往对生育率的严重高估问题。

由于官方口径的巨大社会影响，高估生育率的偏向极为普遍地存在于前些年的绝大多数人口研究当中，进而误导了对当前中国人口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危险的是，这种状况已经延续多年，并且至今还占据着人口研究的主流地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误导了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也误导着政府的人口规划和决策。实际上，我们只要将以往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人口统计和绝大多数人口预测结果与六普模拟结果相比较，便可以看到以往人口统计和预测都普遍高估了出生人数，低估了人口老龄化。

图1-2显示，与六普结果相比，1994～2005年的统计公报的人口出生数都明显偏高，尤其是1996～1999年最为严重，偏高均为400万左右，偏差率在24%～30%之间。从六普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算出，1996年以后，年出生数已经降到1600万，其中好几年还不到1500万，甚至有的年份只有1400万左右。图中仅举近年最具有权威影响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估计为例，来反映以往人口预测中的通病。由于五普低龄人口数据遭到强烈质疑，该研究在开展正式人口预测之前先做出对20世纪90年代的可接受的出生估计。从图1-2中的相应曲线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套估计大致以统计公报为基准，只是在前半段略高，后半段略低。因此，这套出生估计严重偏高，同时表明以此套估计为基础的人口预测尚未开始便注定有严重偏差。图1-2 1990～2010年出生人数的比较资料来源：统计局公布为历年《国民统计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出生人数。战略中方案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按六普模拟数据源自郭志刚（2011）根据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1990～2010年出生人数。五普相应人数数据源自《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这种情况在以往人口研究中甚为普遍，就是因为以往盛传30%出生漏报率的强大影响。相反，不少证明这种高漏报的间接人口估计却一再出现明显的错误和缺陷。其实，如此之高的漏报水平不过是以讹传讹，从未在全国层面得到过确凿的证实，但是由于有政府主管部门采信和传播，得以左右社会舆论。正因如此，当六普公布的少儿人口比例极低，只有16.6%，远低于以往预期水平，表明少子化程度十分严重时，便使很多人感到十分吃惊。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图1-2表明这种过程早在发展，也早有迹象，只是人们一味拒绝相信而已，并且还基于一些不实的间接估计，构建出一幅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人口图景。

上述六普模拟比较研究还表明，以往曾遭严重质疑的五普低龄人口数尽管的确存在一定漏报，反而相对更接近六普结果。这种情况表明，以往人口统计迷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数据质量问题，也不是技术方法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出了问题，宁愿相信主观经验判断，也不相信实际调查结果，因而在进行统计调整时宁高勿低，又缺乏科学根据和充分论证，导致严重的过度调整。这种过度调整结果甚至还不如不调整，导致更大的思想混乱，误导人口形势的判断和应对决策的制定。

高估生育水平和出生人数必然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龄化。图1-3提供了六普数据所反映的以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动态变[4]化，用来对比历年统计公报的相应结果，以及作为“十五”人口规[5]划基础，2001年人口计生委按总和生育率为1.8所做的预测结果，还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预测结果。其中，六普模拟结果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在以前20年中大致呈线性均匀发展。与之相比，以往历年统计公报公布的老年人口比例除了两端年份比较接近外，中间多年的水平都明显偏低。近几年统计公报的老年人口比例呈加速提高其实并不能理解为人口年龄结构特点使然，因为按六普模拟的结果已经包括了年龄结构的影响，而且包含了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影响，并且其描述的人口过程更具内在一致性。所以，统计公报的老年人口比例近年加速提高可能反映了统计部门认识到以往统计存在偏差，开始有意识地加以调整。图1-3 1995～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比较资料来源：按六普模拟数据源自郭志刚（2011）根据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1990～2010年出生人数。统计局公布：为历年《国民统计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出生人数。“十五”人口规划数据源自国家计生委编《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2）》（内部资料）。战略中方案数据源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注：统计公报曲线中包含全国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此外，进行六普模拟时取各年年末的老年人口比例，因此2010年模拟结果略高于六普（即2010年11月1日）的结果。

相比六普模拟结果，2001年在制定“十五”人口规划时的预测低估了老年人口比例发展趋势，偏低程度越来越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人口预测虽然做得最晚，然而其老年人口比例的偏差却比以前的预测还要大，是因为对预测基期2000年的少儿人口的过分调整。总之，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口预测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仅在几年之内，便已经与实际情况差出约一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偏向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低估将更为严重。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往高估出生率及过分的统计调整，严重低估和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真实水平，其实是用猜测存在但实际并不存在的“出生人口”在统计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这一事实。三 未来的适度生育率必须重新认真研究

人们都知道，在我国当前死亡率水平下，如果人口长期维持2.1的总和生育率不变，那么最终人口将成为一个不增不减的稳定人口。也就是说，2.1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生育的替代水平。并且，这个人口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替代生育水平才是达到人口长期均衡的条件。但是人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如果长期维持某一种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前景将如何。根据稳定人口原理的推导（郭志刚，2010），如果长期维持1.8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形成的稳定人口将以每117年人口减少一半的速度来递减。这两种测算结果其实已经表明，长期将生育率稳定在1.8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一个好的人口战略选择。测算还表明，要是长期维持1.5的总和生育率，那么每54年人口就会减半。这就说明，看起来生育率上的0.3的差距不大，但是却相当于枪口偏了一厘，人口后果会相差巨大。30年前，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一些学者曾建议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8亿为好。由于以往面对的主要人口问题是控制人口规模的增长，这种追求人口缩减、认为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曾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人口学界一直对此争议很大，批评这种战略诉求只重人口数量，忽略人口结构，忽略社会因素。今天看起来，它也忽略了历史因素。中国人口确实多，但这是几百年来历史形成的，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并且，人口多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就能解决的，有待历史进程慢慢解决。想一蹴而就，无异于在人口问题上搞一次“大跃进”。人口发展战略思路问题在低生育率时期实际上更为重要，在此问题上的偏颇将会产生更直接的危害和损失。这两年又有人建议全国不分城乡搞“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那就是对应着1.0的总和生育率，而这种生育率的“内在”人口趋势则是人口每20多年就会减半，更是一种无视人口发展规律、无视社会发展规律、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误国误民，非常危险。所以，实事求是地反映当前实际生育率、恰当地选择未来的生育率等问题就绝不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

依据稳定人口原理做理论上的推导，并未考虑现有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人口预测，也没有具体揭示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人口进程，但是它揭示了不同生育率下的人口远期趋势规律，是制定长期人口战略决策的参考标准。在此框架内重新审视那种将1.8的低生育[6]率再维持20～30年的主张，便很容易看出其问题所在。第一，从以上对1.8的生育率的推导结果已经揭示出其将导致人口的快速缩减。第二，将这样一种低生育率再维持20～30年，本身已经跨越了一代人的间隔时间，足以对人口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六普数据揭示，以往中国人口所经历的实际生育率比1.8要低得多，而且已经持续近20年了，但这种主张显然从未对长时期持续这样低的生育率给予考虑。第四，这种主张的基本思路仍是控制人口总规模，回避调整生育政策而造成的出生高峰，但并未考虑当前面对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即便对此有所考虑，视野也不够开阔，仅仅考虑到21世纪中叶。然而，中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是，1950～1990年间有三大出生高峰，年均出生规模在2000万以上。他们之中年长者刚刚跨入老龄，而主要部分将在今后的40年陆续进入老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重度期是在2050年以后。所以，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必须将视野覆盖整个21世纪。鉴于以上原因，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必须重新加以认真研究制定。

事实上，未来仍然保持1.8生育率为好的人口发展战略建议，缺乏一个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只是简单说明这一目标生育率可以保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两番、人均GDP 3000美元的目标，还说这个目标生育率保证未来总人口不会超过15亿，此后总人口将缓慢下降，因此这个目标生育率不高也不低。而这些结果已成定数，所以保持1.8的生育率已经不再成其为理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宣布，中国在2008年便已经达到了GDP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而这个经济目标的取得，除了经济本身高速增长超出预期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以往预测，即实际出生和生育率水平远低于以往判断。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即以往人口发展是在1.8生育率的名义之下行极低生育率之实，如果还认为这样的情况再持续得更久才好，将会对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造成更大的损伤，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和谐都轻率地置于巨大的人口风险之下。根据六普结果推算，未来人口总量超限的风险已经很小，而未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过度的风险却在迅速增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六普人口年龄结构宣示少子化和老龄化超乎以往的想象；另一方面，大量调查研究揭示出群众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甚至不愿生育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的迹象。因此，能否使低生育率有效提高并不见得像一些人想得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只专注于严控生育率，因而这方面的实践几乎仍是空白；另一方面，国际上其他低生育率人口的政府在此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是很失败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暂且先假定生育率“能够”如愿得到有效提升，然后基于六普人口年龄结构所做的人口模拟预测来判断在结合实际人口结构影响的条件下，不同生育率会有什么人口后果。

在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基础上，对未来四种不同生育率方案假设的预测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生育预测采用了中国学者马瀛通（1985）等创建的年龄别递进生育率模型，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克服了常规年龄别生育率模型不能控制育龄妇女孩次结构影响的重要缺陷。首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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