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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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青少年健康成长故事试读：
前言
现在有不少学校推出特色项目，如感恩教育、养成教育、经典诵读等，今天推荐励志教育。
励志教育的精髓是什么？用三个带有“坚”的词来表示：第一个是坚信，第二个是坚强，第三个是坚持。
第一个层次是坚信，就是对信心的坚定，是解决一个理想和目标的问题。如果我们对目标没有信心，那不可能是励志的。不过，励志还需要在信心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再往上一个台阶，就是有信念。信念比信心还要高一个层次，有更高层面上的是一种信仰。信仰是抬头仰望心中远大的东西，那是一种理想，是自觉追求的一种东西。对老师来说，应该去追求心中的理想，并努力培养拥有理想的学生。
第二个层次是坚强，它是指面对困难和挫折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迁，他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的煎熬，为中华文化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史记》。他是多么坚强！励志就是要敢于面对困难，面对失败，有挑战困难和失败的勇气。
第三个层次是坚持，坚持是人的意志力的问题，只有坚持才有奇迹。励志就是要用坚持来创造奇迹。励志教育就是让孩子们明白，只有不断坚持才会创造奇迹。
教育就是在孩子心中留下美丽的痕迹。创建励志教育特色就是想把励志这种品质扎根在学生心中，成为他们一辈子都能享用的财富。
看成功励志文章，故事，美文，激励成功斗志，学习名人成功方法，励志照亮人生，成功改变命运！
通过生活中的那些成功的励志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的和计划，然后全力以赴地落实到行动上，这样才可以成功。《激发青少年的千万个励志故事》通过经典的励志故事，从个人的励志本源出发，精选了倍受成功人士推崇的一百多个经典励志故事，并对相关故事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和精彩点评。《激发青少年的千万个励志故事》共分三册：《激发青少年立志勤学故事》《激发青少年努力奋斗故事》《激发青少年健康成长故事》。
翻开《激发青少年的千万个励志故》，通过一篇篇经典的励志故事，你将会在心灵深处油然而生出一种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引领你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本书由竭宝峰任主编，杨亚庚、陈昕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有朱玲艳、薛天九、徐力等同志。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强身健体
荀子的养生主张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今山西南部）人。中国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
战国末期，封建社会已逐渐形成，荀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新兴的封建制度。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要求。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最后的一位大师。他批判地继承了孔子以来儒家的思想传统，又批判地吸取了道、法、墨各家学说，成为先秦时期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遗留下来的著作经后人整理成《荀子》一书，共20卷，32篇。
在荀子现存的著作中，除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美学领域外，也涉及到养生领域。他不算是一个养生家，但有些养生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
荀子养生思想比较丰富，归纳起来，其最大的特点是主张在“养”的基础上要“动”。他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论》）荀子所说的“养”，指的是人类得以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包括衣、食、日光、空气、水、居住设备等。“备”是齐全的意思。“养备”，即尽可能地利用自然界具有的为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动时”，就是经常活动身躯。在荀子看来，一个人如果在饮食、起居等生活方面注意调养，并且经常进行身体活动，就不会得病，反之，就不能有健康的身体。荀子的这种“动以养生”的主张，既继承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后来被写进《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方法，如“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也概括了当时社会上一些“导引之士”、“养形之人”所实行的养生方法，包括“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等。实践已经证明，荀子的这种动养结合的养生主张是十分正确的，是中国古代养生理论宝库中的精华，为后来的养生家所继承和发展。
荀子主张，凡养生的人要“重己役物”。“重己役物”的意思就是看重自己而役使外物。这是荀子针对一些人“以己为物役矣”，即自己被物质欲望所奴役而说的。荀子说这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正确对待人的欲望，不要因纵欲而危害身体、败坏德行，最后成为一个“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的人，就是说，虽封为诸侯，称为国君，但仍然和盗贼没有什么区别。荀子看到，“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即拼命追求物质欲望的人，内心没有不忧虑的；成天忧心忡忡，肯定会影响健康。因此，荀子问道：“其求物也，养生也？粥（音玉，出卖的意思）寿也？”意思是，追求物质欲望，是为了保养生命呢？还是出卖生命呢？荀子“重己役物”的主张是针对那些“以己为物役”的人而言的，一个人不能整天不顾一切地追求物质，被物质所奴役，那样会伤害身体，所以要克服“以己为物役”，要节欲。
荀子“重己役物”的主张，虽然重在安邦治国，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但在养生领域，它仍然不失为“养身”、“全生”、“尽年”的方法之一。
荀子重视养生，首先是由于他“贵生”，对“生”表现了强烈的追求与向往。荀子“贵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以及对统一大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荀子“贵生”，但不贪生、偷生，必要时可以舍生忘死。这在兼并战争方兴未艾、新兴地主阶级正为统一全国而征战不休的战国时期是积极的。
荀子养生主张的形成，是与他具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分不开的。荀子认为，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物，它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的吉、凶、祸、福、病、痊、贫、富，全在人为而非天所决定。他否定天命，主张“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这种用人事来代替天意，用人力与自然界作斗争，并使天地万物都为人所征服、所利用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不但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在确立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为他自己的养生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导致了他对人、对人的能力、人的健康的高度重视；而人们通过“养备而动时”，赢得了健康的身体，聪敏的能力，为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提供了条件，进而又证明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的无比正确。荀子的养生主张之所以对后世影响很大，其道理就在于他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认识养生问题。
李悝发布“习射令”
李悝（前455—前395），战国时期魏国人，曾任魏文侯相国（战国时期官名，为百官之长）。李悝与赵国的公仲连、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秦国的商鞅，都是战国初期积极主张和实施变法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李悝在为魏文侯的相国以前，曾经担任过“上地”的地方长官（“上地”在陕西绥德一带，与秦国近邻）。李悝为了防范秦国的进攻，积极主张并组织郡内的人练兵习武。他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射箭，并都能成为一个善射者。所谓“善射”，就是要“百发百中”，“百发失一不足为善射”。这种要求，显然是对射者的高标准要求，百发百中非一日之工，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刻苦练射。
其实，射箭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与猛兽和飞禽作斗争中逐渐发明了弓箭，那时只作为生产的一种工具。后来，随着阶级的产生，部族之间战争的爆发，弓箭才作为一种武器而用于战场。于是，平时练箭就成为一种体育活动。我国周朝时期，射箭已经非常盛行。射箭比赛常常进行，天子诸侯有“大射”、“宾射”、“燕射”之分，民间也有“乡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射箭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体育运动。墨子擅长于射箭。《公孟篇》说：“二三子复于子墨子学射者。”说明常有人跟墨子学习射箭。墨子说：“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墨子对“善射御之士”和“不能射御之士”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办法，其目的是为了奖励学习射御，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
不过，尽管在春秋战国之前射箭运动就已经很盛行，但还没有达到春秋战国时李悝对射箭那种重视程度。李悝为了更广泛在民间开展射箭，达到百发百中的程度，他下了一条命令，后人称之为“习射令”。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音地），中之者胜，不中者负。”意思是，对一些不易判决的官司，就让其双方进行射箭比赛，射中靶子的，就算官司打赢了，射不中靶子的，就算官司打输了。
用射箭来决定官司的赢输，今天看来的确是荒唐可笑的，但李悝下令让人们练射箭，目的并不是仅仅用于打官司，而是以此作为练箭的手段，目的是促进每个人都要学会射箭，提高射箭技艺，人人成为善射者，以防御秦国的侵略。从这一点来看，李悝所发布的“习射令”并不是荒唐的，因为实施“习射令”以后，确实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每个人都掌握了一套娴熟的射箭技能。所以，当秦国侵略时，他们确实靠着高超的射箭技艺打败了秦国。实施“习射令”，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此以后，各国射箭的人越来越多，涌现了无数射箭好手，百发百中的神射手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养由基“百步穿杨”。《史记》中记载的“李广射石”，不仅百发百中，而且力大无比。我国古代南北朝有个名叫孙晟的神射手，他能“一箭双雕”等等。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火药和火器发明了。弓箭，这种原始的生产和战斗武器才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地位和作用，而被较先进的火枪火炮所代替。但是射箭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体育活动项目仍然被流传下来，后来这项运动在世界各国开展，普及各国。国内和国际射箭比赛经常举行。现在，射箭已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项目之一。
霍去病踢球震军威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古代爵位名）。
西汉时期，汉朝北部疆界长年受到匈奴贵族的侵扰。匈奴进犯汉朝边界后，不断掠夺人民的财物，杀戮汉族官吏百姓，使边疆一带百姓不得安宁。霍去病小时候就十分仰慕将军率兵打仗，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杀向战场，为朝廷立下战功。在他18岁那年，他亲自到汉武帝面前请求出征。武帝见他少年有志，胆识超凡，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赐封他为剽姚校尉，霍去病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很快他便率军开往前线，首战告捷，立下了赫赫战功，消息传到汉武帝那时，汉武帝十分高兴，对霍去病的军事才能更加赏识。霍去病先后六次出击匈奴，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霍去病率兵多次打胜仗，除了他有超人的胆略、勇武等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重视通过在军队开展体育活动，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和鼓舞将士的士气。
有一次，霍去病在边塞与匈奴作战。一天，他在朦胧的月光中巡视军营时，他发现因为军中缺粮，战士们情绪很消沉。这怎么能打胜仗呢？霍去病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让军队中的工匠用皮革缝制了一个圆圆的皮球，中间塞满毛发。再命令士兵在宽阔的荒野上修了一个球场，又在球场上挖了些坑，并规定谁把球踢进坑里谁就获胜（就像现在踢足球射门一样）。
随后，他把将士分成若干个队，又把球分给球队，组织各队进行比赛。为了使将士们都能参加这项体育活动，霍去病亲自带头同将士们一起奔跑、欢笑。哪队踢胜，他还奖给酒肉以作鼓励，使这项活动搞的生动活泼。这下不但锻炼了战士的身体，激发了将士的士气，也培养了将士们勇敢拼搏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当军粮运到的时候，霍去病率领部队向匈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将士英勇善战，奔袭一千多里，渡过居延水，征服祁连山，俘虏了匈奴五个王，歼敌三万多人，使匈奴单于军队减少了十分之三。霍去病战战告捷，终于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不但守住了边疆，夺回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和羌的联系，控制了河西地区，还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实现了从西面包抄匈奴的战略计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西战役”。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气焰嚣张的匈奴遭到沉重的打击，也使汉朝西北方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霍去病因在这次战役中战功卓著，武帝下诏褒奖了霍去病，并封他为冠军侯。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奉旨分兵进剿匈奴最后两支劲旅——匈奴左右贤王的部队，霍去病率部出征，入敌境一千多里，歼灭匈奴精锐七万余人，击溃匈奴的主力，迫使匈奴远遁，使南北匈奴重归统一。从此西汉更加强大，疆域扩大，人口倍增，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
陶侃运砖头练筋骨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初为县吏，渐升至郡守，也是东晋时期的一位名将。在击败反晋武装后，任荆州刺史。
祖逖（东晋名将）死后，东晋王朝接连发生几次内乱。晋元帝想抵制王氏势力，王敦起兵攻进建康（今江苏南京），杀了一批反对他的大臣。元帝的儿子晋明帝即位后，王敦又一次攻打建康失败，自己病死了。到了晋成帝（明帝的儿子）的时候，历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起兵叛变，攻进了建康。东晋的一些大臣束手无策，后来依靠荆州刺史陶侃出兵，花了两年时间，才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陶侃本来是王敦的部下，陶佩立了战功，做了荆州刺史。有人妒忌他，在王敦面前说他坏话。王敦把他调到广州。那时候，广州还是偏僻的地区，调到广州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
陶侃到了广州，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每天早晨把一百块砖头从书房里搬到屋外，到了晚上，又把砖头一叠叠运到屋里。人们看到他每天这样做，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陶侃严肃地说：“我虽然身在南方，但心里想的是收复中原。如果闲散惯了，将来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还怎么能担当重任呢。所以，我每天借这个练练筋骨。”
王敦失败以后，东晋王朝才把陶侃调回荆州任荆州刺史。公元325年提升为征西大将军。
官虽然做得大了，可陶侃还是十分小心谨慎。荆州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亲自过问，从来不放松。他常常对他的部下说：“大禹是个圣人，还爱惜一寸光阴。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论智慧和能力，都跟大禹差得很远，更应该爱惜每一分光阴，怎能贪图安逸。”
他部下有些官吏，喜欢吃酒赌博，往往因此耽误了公事。陶侃知道了非常生气。他吩咐人把酒器和赌具都收起来扔到江里去，还把那些官吏鞭打了一顿。打这以后，大家都吓得不敢再赌博喝酒了。
陶侃前前后后带兵41年，由于他注意锻炼身体，执法严明，办事认真，谁都佩服他。
祖逖闻鸡起舞
祖逖（266—321），字士稚，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东晋名将。
公元317年，晋朝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东晋统治集团只想偏安江南，不图收复中原。南渡的人民思念故土，要求同留在北方的人民一起抗击外来侵略者。祖逖就是当时主张北伐恢复中原的代表人物。
祖逖有一位极为知己的好朋友，名叫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祖逖和刘琨同为司州主簿，两人志同道合，感情也特别好。有一段时间，他们同睡在一张床上，共用一条被子，谈论国家大事，有时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每天雄鸡报晓，他们就起床在庭院里舞剑，来锻炼体魄和意志，练习武艺，准备随时好报效国家。有一天，刚到半夜鸡就叫了，祖逖照样把刘琨叫醒，说“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说，半夜里鸡把我们叫醒正是促成我们干一番事业，这不是什么坏声音啊！于是两人就乘着月光舞剑到天亮。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锻炼，不仅强壮了他们的身体，也提高了武艺，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
公元311年，匈奴贵族刘聪攻陷了西晋的京城洛阳。祖逖和当时许多北方人一样，扶老携幼到南方避难。在长途跋涉的路途中，他主动指挥群众，将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病幼的人，还将自己的粮食分给缺粮的人，所以一到泗口（今江苏境内），大家都推选他为首领。后来他们渡江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定居下来。这时江南暂时没有战争，生活上比较安定，但北方各族统治者争夺地盘，互相作战，这对西晋收复中原是一个极好的有利时机，祖逖抓住这个时机向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建议：“国家的动乱，胡人的入侵，完全是由于王室争权而引起的。现在百姓虽然遭受战争的痛苦，可人人都怀着奋起杀敌的决心。如能让我率领一支军队北伐，各地的英雄豪杰一定会起来响应，国家的耻辱可洗雪，中原的故土可恢复。”司马睿安于现状，不想北伐，可又不好说反对，就给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官衔，只给他千人口粮，3000匹麻布，无一兵一卒，一刀一枪，让他自行招兵买马，出师北伐。
公元313年，祖逖带领随从他流亡到江南的亲族和同乡百余家，渡江北上，准备收复失地。当祖逖率领船队行驶到长江中流的时候，他击楫并郑重严肃地向着江水、向着部属发誓说：“长江可以作证，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誓不回江东！”
过江以后，他在淮阴屯驻，一面打造兵器，一面招兵买马。淮河流域的农民纷纷参加，很快就组成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得到了各地人民的积极响应。祖逖收复北方后，还在这个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招收从匈奴和羯族统治地区逃亡出来的人民，改善军民生活，受到了人民的称赞。
葛洪提倡“胎息”养生法
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著有《肘后方》、《金匮药方》、《抱朴子》等书。其代表作是《抱朴子》，分内外篇。内篇20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50卷，评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反映作者内神仙而外儒术的根本立场。
葛洪的养生方法主要体现在《抱朴子》内篇之中，他的养生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这些方法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葛洪作为一个医学家，他的养生之道，在附和神仙方术的同时，还继承了前人的导引术（导引是中国古代的医疗体育和养生方法）。他提倡“胎息”，即模拟胎儿呼吸的行气方法，强调“导引”。他说：“养生之尽理者，……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他所讲的“荣卫”，是指人的营养作用和防卫机能，通常泛指祖国医学所讲的“气血”。“宣动荣卫”，就是畅通气血，使它不滞着受阻，引起疾病，从而达到健身目的，即“疗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气”。葛洪对“导引”的这种认识是积极的、正确的，是他养生思想中的精华。
在导引的形式和方法上，葛洪提出：“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屈伸，或俯仰，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的见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导引的形式和方法，不要拘泥于名称、图像、术式，不管坐、卧、立、走，都可以随意“导引”。葛洪的这些见解，为导引的推广、普及和创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葛洪的养生方法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他作为一个医学家除了重视药养之外，还重视“行气”。“行气”是道家的吐纳之道。他在《抱朴子·至理》中重申了他对“行气”的看法：“服药虽为长生之术，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
葛洪重视“行气”养生，并主张用“胎息法”。其具体方法是：“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已。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之可以至千。”
葛对呼吸与寿命长短的关系的认识，虽然不可能达到现代科学认识的高度，但他倡导的“胎息法”，类似印度的瑜伽术（一种调息、静坐的方法）。瑜伽师认为，呼吸与寿命有密切的关系，并用了一些事实来证明：狗每分钟呼吸50次，活14年左右；大象每分钟呼吸20次，活百年；蛇每分钟2—3次，活500年左右；人每分钟14—16次，活百年以上。他们的结论是呼吸越少，寿命越长。这个结论与葛洪“胎息”养生法有共同之处。至于这个结论是否科学，这是医学上的研究课题，我们这里暂且不论。但葛洪的“胎息”养生法，的确为中国的养生学和医学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对养生理论的一大贡献。
葛洪关于养生的方法所涉及的面比较广，他在《抱朴子·内篇·极言》中谈到了一些养生方法。他在书中提到：“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讲到了，突出了以“养”为主，不足之处是缺乏“动”，基本上属于保守的养生方法。
王羲之练“鹅掌戏”
王羲之，从小喜爱写字，据说他平时走路的时候，也随时用手指比划着练字，日子一久，连衣服都划破了。经过勤学苦练，他写出的字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气势飞动，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推崇，被尊为书圣，影响极大。
王羲之书法高妙，除了他超乎常人的勤学苦练书法基本功外，注意锻炼身体，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王羲之为了写好字，特别注意臂力、腕力、指力的锻炼，他经常练刀、练剑；经常到江边捡起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卵石，时而握入掌中，振臂抛出；时而将大如盆盂的卵石托在掌中，上下翻动，再投入河中；时而又把小如弹丸的卵石夹在指间，向远处弹去。为了更有效地锻炼身体，他还自编了一套健身体操——鹅掌戏，这不但锻炼了身体，也启发了他的书法技艺。
说起鹅来，王羲之不论写字还是健身，都与鹅有关，在这方面，有许多佳话被后人作为故事所传颂。
王羲之大概是先天不足，幼时迟钝笨拙。他吐字不清，常把“我”字说成“鹅”。再加上他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活像一只笨鹅。于是“笨鹅”便成了他的诨名。当初，谁一说出“鹅”字，他就恼怒。后来听惯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王羲之小时候，常常站在池旁河畔，凝神注目地观赏鹅的习性和一举一动，他用于健身的“鹅掌戏”就是根据鹅掌划水的动作创编出来的。王羲之看到那一群群雪白的鹅，挺着胸，伸长脖子，藐视粪土中的鸡群，污水中的鸭子，宛如一个昂首天外的才子或凯旋归来的将军。鹅爱干净，白毛红足鹤顶红，非清澈的碧波不游，志趣何等高洁！由此，他又想到了天鹅，飘逸洒脱，大有君子之风度，实在逗人喜爱。就这样，王羲之渐渐地爱上了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愈爱愈深。
王羲之爱鹅成癖。晚年弃官回家，迁居山阴（旧县名，今绍兴）。原因之一是山阴为水乡泽国，不仅山清水秀，风光幽美，而且养鹅的特别多。他见了鹅就挪不动脚，痴痴呆呆地看不够。
许多艺术家都有他的特殊癖好，有的爱种花，有的爱养鸟，有的爱养鱼。但是王羲之却有特殊的爱好——养鹅。不管哪里有好鹅，他都有兴趣去看，或者把它买回来玩赏。
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酷爱王羲之的书法，苦于无法晋见。他听说王羲之有爱鹅之癖，立志养鹅驯鹅。他养的一群鹅，能按他的号令列队起舞，齐声鸣叫。喂食的时候，能一齐进食，不争先后。王羲之路过此地，专门拜访，果然名不虚传。当王羲之离开他家时，群鹅列队欢送，大有依依不舍之情。王羲之见此情景非常受感动。于是，王羲之同这个道士商量要买下这群鹅。道士说：“贱贵不卖，可是如给抄一本《道德经》，便可赠送。”王羲之喜出望外，当即返回，俯案疾书。时天气炎热，挥汗如雨，他也顾不得擦。一直抄了七天七夜，才换来这群“义士鹅”。这段白鹅换书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美谈。
王羲之幼年虽笨，可舍得下笨工夫，终于由笨变巧，成了一代书圣。王羲之所以能成为书圣，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他一生爱鹅、养鹅有关。据说，王羲之在鹅身上悟出了不少书法道理。他认为，字虽由手写出，然而却是真情实感的心灵流露，所以说，学书法不能仅仅限于笔端纸面之间，还要研究一番写字与做人的学问，只有人品高洁，书法才能超凡入圣。这里的“人品高洁”就是从鹅的习性中悟出的。好鹅如一团白雪，莹莹发光，一尘不染，喜欢在清水中游动，羽毛本来已经很白，还要经常在干净的水中洗涤，这不正是鹅的高洁之处吗？人品就应该像白鹅这样高洁。王羲之正是按照这种品格来修养自己的，这或许就是“人品高洁，才能书法超凡”的缘故吧。
王羲之成为一代书圣，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终生刻苦练习的结果。要终生不间断练习，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王羲之长期操练“鹅掌戏”，使他身体强健，这为他终生苦练书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说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与他长期操练“鹅掌戏”是分不开的。
颜含健身重健心
颜含，字弘都，东晋时任光禄勋，负责宫廷侍卫及掌管侍从官员事务。
颜含为人品行端正，诚实不苟，以对人友好而著称。他的哥哥颜几得病，卧床不起，他侍奉了13年之久。他的嫂嫂双目失明，他俸养至痊愈。人们无不为他的高尚品德所感动。
颜含注重个人修养，有发人深思的独到见解。
他认为，自身修养水平的高低，在别人身上可以得到印证。有一年，大家围绕着“王导是皇帝的师傅，名声大，地位高，官员见他是否需要下拜行礼”的问题展开争论。此时，颜含已经年老退职，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很不高兴，可最后还是做了回答，他说：“王导虽然名位尊贵，可是仍属臣民，应按常礼相待。否则，便有谄媚之嫌。也许是我老了，不合时宜了吧？”
事后，颜含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去攻打齐国，如何？”柳下惠回答：“不可。”柳下惠回答后很不愉快，说：“我听说，打算入侵别国的人，是不会向有道德的人征求意见的。他为什么来问我呢？”
颜含讲完故事叹道：“刚才有人跟我谈起了讨好别人的事，我大概也有了不端的行为吧！”从此，颜含更加注重修养自身的品德。
他还认为，人的寿命长短，是和自身的品格修养分不开的。有一天，颜含遇见了善于占卜的郭璞。郭璞讨好地要给颜含算命，对他说：“我想给先生占卜，并保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颜含听了，捋着胡子摇头说：“寿命长短在于天，名位高低在于人。努力修养自身而不能长寿的，是命运问题；努力恪守正道而不被人理解的，是秉性问题。寿命原是自有的，我努力修养就是。敬请不必烦劳！”
颜含离职后，还过了20多年退休生活，于93岁去世。
颜含修养自身的独到见解，确实发人深思。
孙思邈的贵己养生术
孙思邈（581—68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生活在隋末唐初年间，活了101岁，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养生家。
孙思邈幼年时，他体弱多病，深知病魔缠身的痛苦。因此，他从小立志学医，做一个治病救命的好医生。特别是当他看到许多穷苦的老百姓生了病没有钱医治，只好悲惨地死去，加上自己的切身体会，心中产生一个念头：“救活一条人命是多么重要啊！人的生命真是比黄金还要贵重。黄金用钱能买到，可是人的生命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他暗暗下决心，要认真学习医术，当个医生，好去抢救成千上万的病人。
据《大唐新语》介绍，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诵千言，及长，善谈庄、老、百家之说。”看来，他是一个聪颖好学、学识渊博的人。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都曾经授予他官职，但都被他一一谢绝，甘愿在乡里行医，为人民解除疾苦。他总结了唐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于公元652年写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另一部书是他100岁时写成的《千金翼方》30卷。这两部书简称《千金方》，为什么叫《千金方》呢？他在《千金要方·序》中说：取名《千金方》，包含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反映了他认真负责的高尚医德以及他在书中所收5300多个方剂的实用价值。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医道精湛、医德高尚的民间医生，把他尊称为“药王”，把他生前隐居和经常采药的五台山称之为“药王山”，并在那里建有“药王庙”。
医学与养生学是密不可分的，大医学家孙思邈对养生学也颇有研究。他在《千金方》、《福禄论》、《摄生真录》、《摄养枕中方》等书中，记载了不少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他崇奉道教，继承了不少道家的养生方法，但他毕竟是一个医学家，懂得人要适时而动，以调和荣卫，舒畅血脉。所以他说：“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运动故也”。孙思邈的这些话，显然是古代“动以养生”思想的继承。它包含有两个意思：一是人体要经常活动，二是活动不要过量，要量力而行。孙思邈讲“劳”，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专指田间劳动，而是包括按摩、散步、动摇四肢在内的身体活动。这些身体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健身治病，而不是为了别的。
孙思邈说：“食毕摩腹，能除百病。……食毕行步踟蹰，则长生。”这是孙思邈开的一张“运动处方”，指出了饭后行步、摩腹，有助于祛病健身。
饭后行步、摩腹，是孙思邈对古人饮食养生方法的一个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把“食饮有节”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起层有常，不妄作劳”一同看成是“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方法。东晋的葛洪在“食饮有节”的基础上提出了“饱食即卧，伤也”的见解，认为饭后马上躺卧，容易伤害身体。南朝时期的陶弘景，则更明确地指出：“养生之道，不欲饱食即卧”。“不欲饱食即卧”，那么，饱食后该怎么办呢？没有人说。孙思邈根据他的体会，提出了饭后要行步，摩腹的主张。这比单纯强调“食饮有节”或消极地警告“不欲饱食即卧”，显然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突出地强调了一个“动”字。饭后摩腹、行步，有助于加强肠胃蠕动，有助于消化液分泌，从而使食物得到充分消化和吸收，增强机体营养物质，提高人体抗病能力，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饭后摩腹、行步，是一种简便易行，但又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健身方法，孙思邈把这种方法与其他方剂列入传世的《千金方》之中，足见他对这一养生方法的重视。后世流传的“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句卫生谚语，就是对孙思邈这一养生方法的高度概括。
孙思邈除此之外，对古代的“导引术”也很重视。他在《备急千金方》中，搜入了“老子按摩法四十九势”和“天竺婆罗门按摩法十八势”。取名“天竺婆罗门按摩法”，可能吸取了古印度的导引方法。据孙思邈书中说：“依此行三遍者，一月后除百病，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健，不复疲乏。”真是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好办法。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意思是说，自古以来，能活到七十岁以上的人是不多的。孙思邈从小多病、体弱，却活了101岁，到公元682年才去世。这与他从小注重锻炼、多活动和重视保养身体有直接关系。孙思邈既勤锻炼，又讲究卫生。他提出要人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劝人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把头蒙在被窝里睡觉，要按时吃饭，不要吃得过饱，还要细嚼慢咽，吃饭以后要漱口。他每天都做气功，锻炼身体，常到野外采药，呼吸新鲜空气。因此，他20岁以后，身体由弱变强，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到100岁时还能著书立说，完成了《千金翼方》这部巨著。他的这部巨著是对他70岁写成的《千金要方》的补充和修正。他在书中将多年的养生经验，结合医学理论，编成了歌诀，广为流传。如“卫生歌”、“枕中记”、“养生铭”等。歌铭中有“侵晨一盘粥，夜饭莫教足”，意思是早晨宜吃粥，晚饭莫过饱。“食饱行百步，常以手摸腹”，意思是饭后要做适当的活动，并以手轻揉腹部。“撞动景阳钟，叩齿三十六”，意思是晨起做叩齿运动，可健齿生津。“大寒与大热，切莫贪色欲”，即过寒、过热的天气莫同房。“坐卧不当风，频于暖处浴”，即不迎风坐卧，勤洗热水浴。“再三防夜醉，第一戒神嗔”，即千万不要醉酒，最重要的是避免发怒。“安神宜悦呆，惜气保和纯”，即保持乐观情绪，珍惜精气。“寿夭休论命，修行在个人”，即不要认为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而在于每个人自己是否善于调节养生。
孙思邈有关养生之方十分丰富，而且像他这样从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出发谈养生之道，特别是他集古人养生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使之系统化，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不愧为中国古代养生专家，他能活到101岁，也足以证明他的养生之道是科学的，很多是值得后人去效法的。
武则天首创武举制
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周皇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著名的女皇帝。她14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宫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她曾一度为尼。唐高宗时夏被召为昭仪，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参与朝政，载初元年（690），自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
武则天在位期间，进行了不少方面的改革。改革科举制度就是一例。她改革科举制后，创立了殿试制度，亲自考试贡士；令九品以上官和百姓可自行荐举；规定五品官都可升入士流。她为了选拔将才，于公元702年首创“武举制”。这个制度的创立，对唐代体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以“武”取才的先例。
据《文献通考·卷三十四》记载，武举制的内容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举重、身材之选。翘关者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右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
从这一段关于武举制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武举的内容很丰富，对被试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它包括了作为一个将官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技能。这就要求应试者必须刻苦锻炼，增强体质，掌握高超的体育活动技能和技巧。而学习和掌握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一个健身的过程。
武则天创建武举制，无疑对唐代军事体育和民间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作用还不仅在于此，而对于唐以后的宋、金及明、清各代，也有较大影响，后来的各朝代都仿照唐代实施武举制度，从而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宋、金、明、清时期体育的发展。
颜真卿书房练臂力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大臣，著名大书法家。
颜真卿一生潜心研究书法，在继承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统基础上，他博采众家之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并把篆、隶、行、楷糅为一体，使他的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古法为之一变，形成了独具“颜体”，开创了新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将他与柳公权的“柳体”并称为“颜柳”。颜真卿在我国古代乃至今日，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除了他在书法方面刻苦钻研，下了惊人的工夫外，他为了使自己的字写得更好，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颜真卿书房练臂力，一直被人们赞颂。
颜真卿自小很苦，他3岁没了父亲，家里穷透了气，他母亲只好领着他到姥姥家里过日子。真卿的母亲殷夫人很有学问，她见儿子聪明伶俐，从小有志气，是个成才的好料。殷夫人决心把儿子教养成器，便亲自教真卿写字、读书。娘费尽心血教，儿吃书一般地学，不上几年工夫，颜真卿便习得满腹学问了。殷夫人想：“如今我儿已在为娘手里出了师，万不可让他半道上松下劲来。我看他书法习得格外上心，那笔字儿写得满有点根基，若能再下一番苦功，日后定能学出名堂。眼下应该让他出外去投奔名师学艺，一来让他闯闯世面，二来磨练磨练他的筋骨，三来让他早成大器。”就这样，母亲带着儿子投奔了名师，使颜真卿在书法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颜真卿在练书法过程中，始终与锻炼身体结合起来，他把锻炼身体，练臂力，看作是练好字的一项基础。
一天，他正在槐花如雪、芳香四溢的槐树下练习“五禽戏”，仆人报告：“有客人来访。”他一直把操作完，才抹着额上的汗水，匆匆走进书房，接待客人。
他来到书房，一看来访的客人都是些书法家。寒暄过后，谈到怎样才能练好书法时，颜真卿说：“要写好字，臂、腕必得有力。臂举千斤，写出来的字才能遒健苍劲！我不但经常锻炼身体，使自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还经常在书房里练臂力。今天，我请你们看一种在书房里就可以练臂力的好方法。”说着，他拿过两把藤椅放好，自己站在中间，手抓椅背，做起双臂伸屈来了。颜真卿每次屈伸都做得一丝不苟，一口气竟做了一千多次。当他放下藤椅时，客人们都称赞道：“好臂力！好臂力！”他笑了笑说：“没什么，只要苦练，谁都可以做到。这不但有利于书法，还能强身健体。”
颜真卿的书法别具一格，与他的独特锻炼方式有直接关系。练书法与练臂力、腕力并举，这应该算是颜真卿练书法的一大“绝招”。有人说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像他本人一样：骨格雄健、精神饱满、气势超俗。人们喜爱颜真卿的书法，更赞扬他的骨气，世世代代学“颜体”的人为啥格外多呢？说来说去，就是这个理儿。人们在欣赏“颜体”的书法风格的同时，也从中学到了做人的骨气。
颜真卿一生书法成就很大，人称其书法为“颜体”，可见其书法不仅自成一体，而且影响深远。颜真卿最著名的碑刻作品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行书有《争坐位帖》。书迹有《自书告身》、《祭侄文稿》。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不仅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同时又是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同分裂势力作过斗争，最后在叛贼的绞索下，宁死不屈的爱国者。
颜真卿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中央的监察官）。他办事公正，不畏权贵，因而得罪了宰相杨国忠，被杨国忠排斥到地方上，担任平原（今属山东）太守。当安禄山谋反的阴谋活动刚露头的时候，颜真卿就看出安禄山将来一定要谋反，暗地里筹划应变的准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颜真卿就招募勇士1万多人，竖起讨伐安禄山的大旗。
唐德宗继位后，想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起藩镇叛乱，共有五个藩镇叛乱，其中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势力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派兵攻陷汝州（今河南临汝），打到东京洛阳附近，使朝廷大为震惊。宰相卢杞平时嫉恨颜真卿，想乘藩镇叛乱的机会陷害他。因此，就向唐德宗建议：“颜真卿威望很高，何不派他去劝导李希烈，不用动一刀一枪，就能把叛乱平息下去。”有些正直的大臣识破了卢杞借刀杀人的阴谋，就秘密启奏唐德宗，劝阻这种做法。唐德宗听不进正确意见，还是决定派颜真卿去见李希烈。
这时候，颜真卿已经70多岁了，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带着自己的侄子颜岘和随从官吏，来到汝州。到了汝州之后，李希烈就把颜真卿关起来，还叫兵士们在拘押颜真卿的庭院里挖了一个大土坑，扬言要把他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轻蔑地说：“我的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花招。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更痛快！”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叛将朱泚兵败被杀以后，李希烈预感到自己末日已到，决定杀害颜真卿。他派了个亲信冒充朝廷的使者，向颜真卿宣读诏书说：“赐颜真卿死。”当颜真卿发现这个使者是大梁来的时，就严词痛斥逆贼。这位刚毅忠诚，反对分裂割据，跟叛贼斗争了大半生的爱国忠臣，最后终于被叛贼杀害了。次年，李希烈被部下杀死，淮西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被运回长安。颜真卿虽然最后死在了叛贼的绞索下，但他无畏的精神，却一直感召着后来成千上万的正义者。
柳宗元顺其自然以养生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他不仅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对健身也颇有独到见解。主张养生应顺其自然。
柳宗元在学术上兼取百家之见，治学严谨不苟，不受儒家思想束缚。在哲学上继承了前人“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作《天说》驳斥了韩愈的天命论。他不仅肯定物质的自然存在，而且进一步肯定了物质的自然运动，他认为天地都是自然形成的、自然运动的，没有任何外力，更没有任何神力去推动它，这种“自然说”，从认识论的根源上打击了“天命论”的传统思想，把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其影响十分深远，也影响到体育思想的发展。柳宗元本人从他的“自然说”出发，对养生健身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主张养生也应顺其自然。他说：“庄子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又说：“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绥之则寿，挠之则散。”柳宗元取道家自然之说，其养生思想也主张顺其自然，这是柳宗元论养生中的主导思想。
柳宗元讲养生顺其自然，从其所著《郭橐驼传》中可以体会到他的精神。文章中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如果“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瓜其肤以观验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类，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闻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闻种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柳宗元说的：“吾闻种树得养人术”，其“养人术”是以种树喻为政生民之道，也包括了以种树喻养生之道，用以说明种树、养生都必须顺其自然本性，才能尽其天年，如果惴惴以养生为务，就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了。
柳宗元讲养生要“固其本，养其正”，这和《郭橐驼传》中讲种树要顺其自然是一个意思。他要求人“时动以取其当”。“调药石、时饮食，生血补气，强筋植骨，荣卫之和膂力之刚”。其固本、养正是要人和其心志，不做非分之想，再加上顺应时令做适当地运动，服食药饵，饮食得当，使血气足、筋骨强、荣卫和、力量大，求得心理、生理上的全面健康，柳宗元的这些养生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柳宗元讲养生要顺其自然，同时肯定了死生是自然规律，反对长生不死的神仙之说，他说：“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各有所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又说：“铿羹于帝、圣孰滋味。夫死自慕，而谁飨以俾寿。”这两段话是说：离开人类社会去成仙，根本不值得效法，不可相信。人寿有长短，死生是自然规律，说人能长生不死是骗人的胡说。说彭祖（传说故事人物，姓筏名铿，传说他生于夏代，活了800余岁，一说767岁）寿活800是没有道理的无稽之谈。他的这种思想在其诗中表达的更为清楚，他说：“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寝；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聘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圣寿人，曾不留至今。”讲得入情入理，实在深刻！”
柳宗元在古代时期能对人的养生问题认识的这样清楚，以及他对待生死的态度，至今令人钦佩不已。
白居易以乐养生
白居易虽自幼漂泊，饱经忧患，但养生有方，享年75岁。可以说是一位高寿诗人。白居易的诗篇中，有不少诗句抒写了他的养生之道。
白居易的养生方法有两种：其一，勤练气功，疏通气血；其二，游览名胜，陶冶身心。“负宣闭月座，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若旁，外融为骸畅，中适一念无，旷至妄所存，心与虚俱无。”诗的意思是：关着门在幽静的室内练功，练出温和之气，可以使肌肤结实，皮肤健美。起初像喝了甘美的酒如痴如醉，又好像昆虫冬眠，全身乐融融地十分舒畅，好像进入一个极其空旷、虚静的地方，一点杂念也没有了。白居易忙碌了一天，浑身倦怠，夜晚归来，通过练气功调整身心，恢复了精力。“湛湛正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何语人。”意思是说：西湖玉泉湛清，漫游其间就像悠悠飘荡的浮云，以安闲的心情去看那无波无浪的泉水，我的心也像泉水那样洁白恬静，不染一尘。手拄青竹拐杖，头戴白色纶巾，边走边看，直到尽兴才下山，我已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连自己都忘了。这是白居易的一首典型的游览诗。白居易闲居无事时，便与农田菜圃为邻，清晨踏着露水耕地除草，然后荡起小舟去游玩，或闲庭散步，或柳荫赋诗，恬然自乐。
白居易对当时士大夫阶层所流行的求仙学道，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说：“莫学长生去，仙方误杀君。”白居易还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并不在于肥瘦贫富：“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
白居易一生胸怀宽阔，情绪乐观。从16岁时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老年时作的“生事纵贫犹可过，风情虽老未全销”，都显示了他乐观向上的精神。
欧阳修“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4岁丧父，家境贫穷，母亲曾含辛茹苦地教他学文化。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24岁的欧阳修考中进士，从此就开始在地方和中央做官。曾任西京留守判官、河北都转运使等职，还在滁州、颎州、青州等地做过地方官。在朝廷中，他担任过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后来又升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
欧阳修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政治家，他反对佛道，主张澄清吏治，减轻百姓负担。他很重视人才，曾向皇帝上书，评列文官武将之短长，以备任使。他也是一位散文家、诗人、词人，是当时文坛的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和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在史学和考古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他曾经主持过《新唐书》的编纂工作，而且独自写成了一部《五代史记》和一部有价值的考古学专著《集古录》。他的大部著作收在《欧阳文忠集》里。
欧阳修在体育方面重视军事武艺，有自己的养生主张，重视游憩并经常参加旅游、射箭、下棋等活动。又曾删正《黄庭经》，专著《九射格》。看来，他对体育和养生之道也有比较深的研究。
欧阳修讲养生，其主导思想是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基于这种思想基础，他首先批判了神仙长生，反对妄意贪生。欧阳修自号“无仙子”，他说：“其自号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也。其为言曰，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吾之所哀也。”他认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神仙是不存在的，长生不死也是不可能的。“长生既无药，仙境不可到，人生不免死。”他认为神仙长生只是自欺欺人之谈。他说：“空山一道士，辛苦学延龄；一旦随物化，反言仙已成。开坟见空棺，谓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蝉，换骨蜕其形；既云须变化，何不任死生！”又说：“仙者得长生，又云超太虚；等为不在世，与鬼亦何殊。”他明确否定神仙的存在，批判长生不死的迷信思想，这种认识是科学的。
在此基础上，欧阳修提出了“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这是他养生思想的核心。欧阳修认为，“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人若善养其生，就必须顺其自然之理，绝不妄意贪生伤害自己，这就是他说的“上智任之自然”。他在《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中说的：“唯当养其限，自然烨其华。又云理身如理琴，正声不可于以邪。”就是这个意思。
对“上智任之自然”，欧阳修没有做更多的具体解释。从他在有关论述中提倡的养生之道是以静以养气为主。他说“厥生而静谓之性，触物而动感其欲”。静是人的天性，而动是受物欲影响产生的。基于其主静的思想，他对养生中“有以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诸内以者。于是息虑绝欲，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以养其神。其术虽本于贪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犹愈于肆欲纵情从害其生者，是谓养内之术。”对这种养生之术，欧阳修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他认为人绝大多数都要寓心于物，“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只有这种至人才能做到“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但必须是寓于有益之物，在养生中能息虑、绝欲、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以养其神；既可以“全形以却疾”，又不害其性情。这种主静以养气的养生之术，是欧阳修重视并支持的。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的“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是以主静为前提的，是“静以养气顺其自然的”。
欧阳修提出的“静以养生”，并不是不要活动，而是要“寓心于有益之物”。欧阳修很重视游息活动。他经常郊游，并创造条件和百姓一起活动。他写了《九射格》，经常做射箭游戏，还很喜欢下棋。他的游息活动，四季不停，内容多样。他为了吸引百姓郊游，把韩稚圭送给他的芍药花种在丰乐亭附近，吸引更多的人郊游。欧阳修还在郊游中搞射箭，下棋等活动，把一切活动都游戏化了。当然，欧阳修热心于郊游、棋、射活动，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玩，而是为了寓心于有益之物，以有利于养生。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他并不醉心于酒，而是醉（寓）心于山水之间，他把游息作为寓心于有益之物的养生手段。可见，欧阳修的养生之道，在古人当中是比较独特的。
在欧阳修的养生思想中，批判神仙长生，反对妄意贪生，从自然之道出发，提出“人生不免于死”，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并且应“善养其生”，有不少合理因素。至于他的“命有长短，禀自于天，非人力之所能为”的思想，就是完全错误的了，这是他客观唯心论的世界观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
李清照的体育生活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其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辞》，已散佚。今人辑有《李清照集》。
提起李清照，人们一定会认为她是弱不禁风的女词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她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爱好体育活动的人。
李清照的体育爱好很广泛。她爱玩秋千，更爱好划船。她经常划船，每次划船都划得非常痛快。新婚不久，丈夫远别，她靠着划船来排遣幽思。李清照划船这一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只不过面对残破的山河，丈夫的不幸去世，她才提不起兴致。
由于李清照长期坚持户外活动，使她接触了较广阔的空间，眼界广远，胸襟开阔，因而她的诗词在许多时候超越了闺中范围。
李清照还是一个棋艺专家，她“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她在她所作的《打马图经自序》中一口气列举了“长行叶子”、“博塞弹棋”、“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藏酒”、“樗蒲”、“大小象戏弈棋”等十几种游戏为名目。
她创造性地改革了当时的打马游戏（棋艺的一种），“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她创造的这种打马游戏，直到清初还在民间广泛流传。尤其可贵的是，她在打马游戏中还寄寓了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寄托了她对抗敌救国形势的关注。因此，清人李汉章对她的打马游戏给予了高度评价。
就李清照对棋艺的精通来说，就她自觉地创造性地把爱国精神寓于棋艺活动来说，她已经不仅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而且她可称中国古代的巾帼体育家了。
李清照丰富的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对以后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女子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通过体育运动的开展，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作家，1959年在她的故乡济南的趵突泉公园，建立了“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亲笔题诗：一代词人有旧居，半生飘泊憾何如。冷清今日成轰烈，传诵千秋是著书。
苏轼的保健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以“韩、柳、欧、苏”并称。这“苏”，就是指的苏轼。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非凡成就，可谓北宋时期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早年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曾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过许多改良政治的主张，不仅未被采纳，反而被贬官。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做诗讽喻朝政，同情人民而遭到诬陷，被捕入狱。以后，他几度做官，几度被贬到地方任职。在历任地方官期间，苏轼比较关心人民的疾苦，在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在琼州三年，他还致力于培养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做出了贡献。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因大赦而离开海南，迁往内地任职，第二年七月逝世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100多卷，遗留下2700多首诗歌，300多首词作和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苏轼在诗、词、文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他成为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一生著述甚丰，涉及面十分丰富。他对养生术也很有研究，写过《问养生》、《养生说》、《养生诀》等20多篇养生文章。清代王如锡从苏轼著作和信札中，开列出1100多条有关养生的内容，编纂为《东坡养生集》。“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这是苏轼养生的主要论点。他认为，要使身体强健，最重要的是“习动”，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喜欢打猎、射箭、野游等户外活动。祖国许多名山大川，都留下他游览的足迹。他说：“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冶性。”苏轼还自编一套保健功，“原自养炼”。即天刚亮起床，盘足而坐，叩齿36下，呼吸吐纳，摩擦脚心、脐下、腰背间和眼耳颈等部位，直至发热为止，再接着捏鼻两侧50次，最后梳发百余次。他以他亲身的体验总结说：“此法特奇妙，……其效初也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力百倍。”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奉儒但不十分迂执，信佛而并非执迷不悟，好道却没有厌弃人生。他经常从儒、道、佛各家学说中摄取所需而用来从政、养身，对付人世艰难。苏轼在政治上很不得志，所走过的道路坎坷不平。但苏轼由于他秉性刚强，直言敢谏，屡屡碰钉子，多次被贬谪他乡，他都能以乐观的精神对待，说明他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面对困苦的生活，他“扪腹而笑”。他说：“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
苏轼不仅注重活动身体，在他的养生术中，还包括饮食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苏轼不仅他个人很讲究饮食卫生，而且他对饮食也很有研究。他主张人应该多吃菜而少吃肉，“蔬食有过于八珍”，一可安分以养福，二可宽胃以养生，三可省费以养财。关于什么时候应该饮食，什么时候不该饮食，苏轼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他强调“已饥方食，未饱先止”。
辛弃疾背沙袋登山
辛弃疾是南宋时代文武兼备的民族英雄，杰出的诗人。
有一天老师问辛弃疾：“辛生，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呢？”
辛弃疾说：“反正，我不想做官。”“想做个诗人啰？”老师问。
辛弃疾回答：“我既要习文填词，用厉词骂尽天下的贼；又要锻炼身体，演习武艺，用利剑杀尽天下的豺狼。”
老师大吃一惊，“啊！荒唐，你今天是怎么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这么说，这是我的志向。”
这种远大的志向，正是辛弃疾磨炼硬功的原动力。他练功的方法，是背着沙袋登山。他牢记小时候爷爷给他讲的“飞毛腿”的故事：“飞毛腿”为了锻炼腿力，在腿肚子上绑沙袋子，逐渐加重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之后，解下沙袋，便能疾走如飞。于是辛弃疾也效仿“飞毛腿”的办法，做了一个大沙袋，在袋子上面和侧面缝上便于提拉和背负的布带子，既能背负着它登山，又能提拉和举起，以锻炼臂力。有一次辛弃疾读完书，背着沙袋登山，回来时累得满头大汗。同学们见他汗流浃背，身上还背着个袋子，惊异地问：“出了什么事？怎么这个模样？”一位同学好奇上前去提袋子，没有提动，使出全身的力气，才将袋子卸到地上。“什么东西？这么沉！”那个同学不解地问。当他解开沙袋一看十分惊奇地说：“你疯了！看你这个样子，哪像读书人，你怎么竟自找苦吃？”
辛弃疾忍不住大笑起来：“你说得对，我就是要自找苦吃，不然手无缚鸡之力，将来怎么好报效祖国呢？”
辛弃疾就这样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后来，他参加了反抗金兵入侵的战斗，成了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岳飞练武强兵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时期抗金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岳家世代务农，岳飞出生那年，黄河决口，家乡闹了一场水灾，家里生活很困苦。岳飞从小刻苦读书，尤其爱读兵法，他酷爱习文练武。当时宋朝常遭到北方女真族的侵扰，岳飞便立志要练好身体，学好武艺，赶走金兵，平定天下。他力气大，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300斤的大弓。后来，他听说同乡老人周侗武艺高强，是当时著名的武术大师，岳飞就拜他为师，刻苦学艺。
岳飞在学艺期间，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树林中去练武。舞剑弄枪，举石锁（我国民间体育锻炼用的器械。用石料制成，锁形。重量大小不同。练习方法有抓举和摆举，还有用正掷、反掷、跨掷、背掷等掷法和手接、指接、肘接、肩接、头接等接法组成的花式练法。练习石锁能发展体力，训练动作的准确性和灵敏性。）练臂力，拉弓射箭。每次都要练得满身大汗方才罢休。无论严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由于岳飞勤学苦练，所以，他身强体健，武艺超群，并独创了后来名震天下的岳家枪法。他学得一手好箭法，射箭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周侗十分欣赏岳飞的才能，他把自己的武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岳飞。
后来，金兵大举入侵，岳飞投军参加抗金队伍，打仗十分英勇，多次立功，被升为八品秉义郎。他在宗泽帐下时，一直保持着“每出必捷”的记录，所以又被宗泽提升为统领。公元1129年，金兵渡江南犯，宋兵闻风而逃，只有岳飞率部英勇抗击。在公元1130年4月的一次大战中，岳飞率兵奋勇拼杀，结果杀得金兵大败，金兵被歼3000余人，横尸15里，一举收复了建康。由于他战功赫赫，又被提升为镇抚使。
1134年，岳飞率兵北伐。在他渡江时，发誓说：“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歼敌数十万，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岳飞再立战功。到他32岁的时候，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驾齐驱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词《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词的上半阕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宋高宗曾经为他建一座住宅，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呢？”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
岳飞平时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带将士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要求像打仗时一样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责打了岳云。别的士兵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严格，就格外认真操练了。
岳飞带兵纪律特别严明。一次，有个兵士擅自用百姓一束麻来缚柴草，被岳飞发现，立刻按军法严办。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子，夜里都露宿在路旁。老百姓请他们进屋，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岳飞在作战之前，总是先召集将领，共同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出战。所以打起仗来，每战必胜，从没有打过败仗。
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再加上各地百姓组织的义军的配合，要打退金兵本来是有条件的。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反对，一味向金朝屈辱求和，公元1139年，竟向金朝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这样金朝算是把陕西、河南一带土地“赏还”南宋。
公元1140年10月，金朝又撕毁和约，发动全国精锐部队，以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进攻。不到一个月，根据和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夺去。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各路宋军抵抗。岳飞得到这个命令，立刻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人到河北跟义军首领梁兴联络，要他率领义军在河南、河北包抄敌人后方，岳飞坐镇在郾城指挥。金军统帅兀术得知岳飞进兵，大为恐慌，连忙召集部下将领一起商量对策，接着兀术就和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带大军进攻郾城。
岳飞先派他儿子岳云领着一支精锐骑兵打先锋，并对岳云说：“这次出战，只能打胜仗，如果不能打胜，回来就先砍你的头！”岳云答应了一声，就带头冲上阵去，奋勇拼杀。宋军随着岳云，杀得金兵尸体遍地。
兀术败下阵来，就调动他的“铁浮图”进攻。“铁浮图”是经过兀术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这支人马都披上厚厚的铁甲，以三个骑兵编成一队，居中冲锋，又用两支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叫做“拐子马”。
岳飞看准了拐子马的弱点，命令将士上阵时都要带着刀斧，等敌人冲来，专砍马腿。马砍倒了，金兵跌下马来，岳飞就命令士兵出击，杀得金军人仰马翻。岳飞挥舞长枪，数十次冲入敌阵。在这次战斗中，共歼灭金兵5000余人，使兀术丧失了全部精锐。兀术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挺伤心，说：“自从起兵以来，全靠拐子马打胜仗，现在全完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呀！”
岳飞每战必胜，靠的是什么？除了他带兵有方、作战勇猛之外，他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和苦练武艺，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岳飞没有强健的体魄和超群的武艺，让他身先士卒，率众冲杀是不可能的。
陆游健身八法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大诗人。
陆游一生创作诗歌很多，流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求和，风格浑雄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但有些诗词也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钗头凤》等，都真挚动人。
陆游一生精力充沛、体力很强，且寿命很长。究其原因，他有七条健身方法。
一、扫地。陆游身边经常放着一把笤帚。当他读书、做诗累了的时候就洒水扫地、扫完屋里扫屋外。他认为，这样不但周身得到充分活动，同时又净化了环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舒筋骨，平气血，省按摩。他曾写诗赞这种锻炼方法：一帚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课童奴，亦以平血气。按摩与导引，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洁，延年直差易。
二、骑竹马。当他扫过几次地，地也很干净了的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反复扫地了，可身体又感到疲倦，到了该运动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整理一下书籍，擦一擦桌案、茶几等。把这些活儿也看作是一项运动，从不叫别人做。同时他也常和孙辈一起操起竹竿，夹在胯下当马骑。他也和孙辈一样，一手扶着竹竿，一手举得高高地不住摇晃着，就像手拿着马鞭，嘴里不住吆喝，不停地喊着、跳着，直到浑身出热汗为止，才休息片刻，又坐下来读书、写字。
有人笑话他，说他这是闹着玩。他却说：“我是根据吴普的一句名言而做：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嘛！人要常活动才能永葆健康。”
他曾为骑竹马写了一首诗：整书拂几当嬉戏，时取曾孙竹马骑。故故小劳君会否，户枢流水即吾师。
三、散步练剑。陆游有一个饭后必散步的习惯。尤其是晚饭后，他还要到较远的地方去散步。在散步时，他总是带着医书，腰上佩着剑。偶尔遇到病人就给他们免费治病，看到草药就随时采集。
散步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同时也为他的诗作增添了新的内容。陆游写了许多关于散步的诗作。如《步至西村》、《雨后散步泠园》、《登太平山》、《游春》等。
关于练剑，陆游也有诗记载，“少年学剑白猿公，曾破浮生十岁功。”正因为他少年时有十年练剑的功底，所以他不但练就了娴熟的剑术，更练就了他英勇无畏的精神。
有一次，他游览南部大山时，遇到了一只猛虎，陆游临危不惧，英勇搏斗，竟杀死了这只虎。
四、登山。登山是锻炼全身心的活动，陆游就很爱登山。他游览了不少名山，直到60岁登山游览时，都不要人扶。他的《看钟》诗就描写了这一情景：“乘除尚喜身强健，60登山不用扶。”说明陆游登山的工夫已经不是一日之工了，没有长期锻炼，不可能有“60登山不用扶”的强健身体。
五、按摩。陆游喜欢按摩健身，他的不少诗谈及按摩，如《自叹》诗中有“饭罢宽腰习按摩”之句。《自解》诗道：“先生要是常谈尔，吐纳余闲即按摩。”《病减》诗云：“病减停汤煲，身衰赖按摩。”在《幽居》诗中亦有“朝晡两摩腹，未可笑幽居”之句。
六、爱劳动。在陆游的许多诗中，几乎俯拾可见。他的《小园》诗这样自述劳动：“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阳一径科。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遣怀》诗道：“不动成罴卧，微劳学鸟伸。”《秋日遣怀》亦云：“晨几手作墨，午窗身碾茶。岂为要小劳，亦以御百邪。”从这些诗可见，陆游很注意以劳动锻炼身体，消除疾病。
七、多吃粥。陆游爱吃粥，特别老来几乎每餐不离粥，他的《食粥诗》云：“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粥易消化，老年人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故常吃粥可以减轻胃肠负担，也是健身良法之一。
八、爱书法。“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爱好书法也是陆游延年益寿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在《草书歌》中道：“此时驱尽心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书法可陶冶性灵，所以书法家多长寿，而书法中的草书，则更能倾泻感情，调节情绪。
陆游一生多坎坷，若不是他有这么多的爱好情趣，又怎能获得“已迫九龄”的高寿呢？
在许多人看来，扫地、擦桌子、整理书籍、骑竹马、吃粥、书法等，这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并不能锻炼身体，特别是“扫地”、“擦桌子”之类的事情，很少有人重视，可这些在陆游那里却变成了锻炼身体的项目，而且作为一种养生之道长期坚持，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这说明，体育锻炼并非一定要有专门的设施和场地。其实，体育锻炼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养生之道就在生活之中。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利用，并且有一种健身养生的思想意识，很多活动都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
忽必烈以整洁取人
衣着往往体现一个人的风度气质和自我修养，展示着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在社交场合这样做，既表示了你尊重对方，同时也维护了你的自尊。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历来注重在社交中如何待人、以什么形象与人交往的问题。在衣着方面，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共识：与人交往，衣着要整齐、干净、美观、合宜。衣冠不整是一种既不礼貌又失自尊的行为，被认为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衣着看似生活中的细小之事，但它与人的社会形象、思想形象、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不可小视。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以衣冠取人，但有时人的衣冠，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仅从这一点来讲，以衣冠取人又有其合理的一面，中国古时候忽必烈就曾以衣冠不整辞掉了应聘者。
忽必烈（1215—1294），元代皇帝。关于他的历史功过，我们在这里且不去评说，但有一件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据说忽必烈在位期间，有一次元代胡石塘应聘入京，在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时，胡石塘没有发现自己所戴的帽子歪斜着，显然是一幅衣冠不整的形象，开始忽必烈并没有直言这件事，而是先问他都学过什么，胡石塘答道：“治国平天下之学。”忽必烈笑着说：“你连自己的一顶帽子都戴不端正，还能平天下吗？”于是便没有起用胡石塘。
胡石塘因为一顶帽子戴歪了，便丢了官，听起来似乎是一则历史笑话。后人不少都责怪忽必烈在着装方面的要求太严厉，不应以衣帽取人。这话也不无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的衣着打扮上，确实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修养，以及由此推测他的工作作风、生活态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服饰往往能给人起到看外表知内相的作用。
自从我们的祖先告别了野蛮蒙昧时代，踏进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之后，衣着服饰也随之进入了文明时代，衣着从满足蔽体御寒的需要逐步进展到审美的需要，并开始为人类交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格多样的服饰文化。就衣着展示文化身份来说，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一方角巾和一把折扇、20世纪30年代青年的一件长袍和一条围巾、50年代的一件中山装和一支钢笔，都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高雅。
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衣着服饰的社会作用，对不同社会身份的人，衣着穿戴有着严格的规定。一部二十四史，朝朝代代离不开《车服志》、《舆服志》、《章服品等》等。从中国古代衣着服饰的变化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发展、复杂，衣着服饰的穿戴也应根据场合的不同而有了差异。用衣着服饰来展示社会地位和等级差别，这固然是封建糟粕，但人们应根据交往场合的不同穿着相应的服饰，已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待人接物中的一种良好礼仪，世代延续下来并构成我们民族以礼待人的一部分，应当发扬光大。
衣着打扮的整洁、美观、大方、得体，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情趣、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它是“礼仪之邦”的具体体现形式，代表着中华民族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良好仪态。因此，我们应注意衣着仪表，学会怎样来穿戴打扮自己，以此来丰富、美化我们的生活，充分展示时代风貌。
俞大猷练武讲求实用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也是一位用武术训练军旅的武术家。
俞大猷出身贫寒，少有大志。他自幼喜欢读书、习武，知兵法。嘉靖年间中武举，历任参将、总兵等职。
俞大猷年轻时，曾从江南名师李良钦习荆楚长剑，他习武刻苦，不仅剑法高超，钩、刀、枪、钯等器械也样样精通，尤其擅长于棍法。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棍法，就受到俞大猷的指点和传授。李良钦见俞大猷练武刻苦，而且非常得法，长进非常快，所练剑法很有特点，李良钦称许他日后必天下无敌。
嘉靖二十一年（1543），俺答犯山西，诏选天下有将帅材者，俞大猷自荐求用，然而不为兵部尚书毛伯温所赏识，所以辞归了他，只任他为福建汀漳守备，从此他开始参加御倭战争。他转战于江浙闽粤，屡立奇功，与戚继光齐名。嘉靖34年（1555）的浙江王江泾之战、嘉靖42年（1563）的福建兴化之战、嘉靖43年的广东海丰之战，都是他指挥或参与的著名战役。他用兵先计而后战，常常用风驰电掣之师，击敌于不意之中，所以他用兵数十年，未曾有过败衄。
俞大猷对古代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他把从李良钦那里学到的荆楚长剑术，结合临战实用的需要，著成《射法》一书。还研究过棍、钯、镋、钗等兵器的实用之法，再结合荆楚长剑之法，著成《剑经》一书。这两部书都被年辈略晚于俞大猷的戚继光收入其兵学名著《纪效新书》，也被明清许多军事著作家和武艺家奉为重要典籍。在《剑经》中，俞大猷综合李良钦、刘邦协、林琰、童炎甫等多家教师的心得，提出了“顺人之势，借人之力”、“旧力略过、新力未生”等技击法则；提出了“刚在他力前，柔在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战术诀要。这些都显示了俞大猷高深的武艺修养，是古代有关武艺理论体系中的精华。
俞大猷练武很讲究方法，注意实用，所以他的武艺很有特点，他所擅长的棍法，时称“俞家棍”，说明他的武艺自成一体。明代的何良臣在《阵纪》中说：“棍法之妙，亦尽于大猷剑经，在学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长，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则自可称无敌也。”俞大猷练武注重临战实用，不求花套。平时练习主张对练，力避单练。他的这些思想，对少林寺棍术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扶持作用。嘉靖40年（1561）他自山西奉命南征，特意取道河南，亲自到久享武名的少林寺观察练武，他发现少林僧人所习棍法“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遂带僧徒工人随军南下，用3年时间，俞大猷把真正有实战克敌之效的棍法传授给他们。这两位僧人将俞大猷所传授的棍法带回少林寺，广为传授，愈传愈多，久之，造诣高深者近百人。自此少林棍既避花套，更趋实用。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又由少林僧人传播到寺外的少林棍法，实际上应溯源于俞大猷。他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较大的贡献，后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俞大猷的为人和他练武一样讲究实际。他为人耿直刚正，不屈服于权贵，因此不为当权者所赏识，他虽然才德超群，战功卓著，但终究未被重用。隆庆初年，因蓟镇防线屡遭鞑靼侵扰，他曾上书自荐，要求出击鞑靼，但朝廷当政者以其年老为由而不用，使一代名将负憾而终。
戚继光强调体质全面训练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
戚继光出身将门，曾祖父谏，膂力过人，曾和猛虎斗，父景通，曾任都指挥使，武艺精熟。戚继光武举出身，17岁以世萌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嘉靖34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此时，他见旧军素质不强，至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了一支“戚家军”作为抗倭主力，他练兵有方，士兵身体素质好，武艺高，先后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连战告捷，屡破倭寇，从而解除了东南倭患。隆庆元年（1567）被调至北方，镇守北方要塞蓟州，在镇16年，他严格训练士卒，并制定了一套守边方略，并修筑和改建了部分长城。张居正死后，他被调离蓟州，至广州任总兵，不久即遭排挤而解甲归乡。59岁死于故乡蓬莱。戚继光平生著述甚丰富，除了诗文集《止止堂集》之外，其他多数为兵书，其中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影响最大，一直被兵家奉为必读之书。他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
戚继光治军30多年，重视军事体育，善以武艺强兵，并总结了一套武艺训练的经验。他的军事体育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军事训练和武术运动有重要影响。他在武术训练方面的思想与明代名将俞大猷有共同之处，主张武艺训练重实战，讲实效，反对“花法”、“虚套”，提倡“对打”、“对练”，反对脱离攻防的“单练”。尤其强调体质全面训练，主张“练心之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因材授器”等原则。这种既强调体质“全面训练”，又主张“因材授器”，因人而异，把古代武艺训练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他对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戚继光所说的“因材授器”，就是因其材力授习武艺。他说：“藤牌宜于少年便捷，狼筅、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皆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苟一概给之，则年迈四旬筋力已成，岂能以圆径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龟息，以避堂堂七尺之躯，伸缩进退、神出鬼没，以纵横于锋镝耶？即若狼筅、长牌授之以少年健儿，筋力未成，岂能负大执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为三军之领袖翼蔽也载！”基于上述道理，戚继光主张择年老力大一人付以长牌，年少便捷一人为藤牌，将年力健大老成二人为狼筅，将有杀气、有精神30岁上下的身强力壮好汉为长枪手，又长枪之次者二人为短兵，将老实有力者一人为火兵。这样用长牌一面，藤牌一面，狼筅两把，长枪四支，短兵两件，火兵一名为一队，结成一个作战小组。这样就形成一个组织严密，长短兵器选用，刺卫结合的战斗小组。经过严格训练，战士各有专长，又能紧密配合，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了。
当每个人的训练项目确定之后，戚继光又对训练提出“从严从难，赏罚分明”的要求。他说：“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惰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君相亦然，况于兵乎。但不宜过于太苦，是谓练兵之力。凡兵平时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械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凡平兵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砂，渐渐加之，临阵去砂，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何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战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这些只是一般的身体训练。此外还对各种军事武术训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比较检试。初试定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则。再试时“如原等者不赏，进一则者赏银一分，进二则者赏银二分，趋进一等赏银五分。一次原等免责，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进者，打四十棍革退。”这样严格要求，又配以赏罚，其战士军事武艺日新月异。
戚继光不仅在武艺训练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改进，为中国古代培养了一批武术人才，而且在武术研究上也卓有创见。他在《纪效新书》的“长兵短用篇”、“比较武艺赏罚篇”和“拳经捷要篇”中，对中国武术提出了许多精辟论述，详细记述和分析了当时的武术状况，提出了枪、棍、拳、刀的各种诀要，对总结和发展古代武术做出了贡献。“拳经捷要篇”记载有宋太祖32势长拳、6步拳、猴拳、囮拳、温家72行拳等。他提出练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的技术要则。同时，他根据当时流传的拳种，博采16家之长，编制了“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的32势。他认为“大抵拳、棍、刀、枪、叉、钯、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有拳法活动身手。”他提出了“其拳也，为武艺之源”的论断，并大力提倡各种拳法“兼而习之”，以达到“上下周全”、“首尾相应”的全面技能。戚继光所有这些武术思想，对中国武术和军事体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顾炎武文武双全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顾炎武的祖父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他看到明朝末年朝政腐败，生灵涂炭，便把希望寄托在年幼的孙子身上，教育顾炎武多研究天文、地理、水土和兵书等。顾炎武的母亲知书达理，她经常给儿子讲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勉励他以此为楷模，发愤图强，精忠报国。祖父和母亲的教诲，深刻地影响了顾炎武，使他从小就喜读书、好锻炼。
顾炎武10多岁时，参加了一个叫做“复社”的文人组织，并结识了同乡人归庄。归庄对兵法很有研究，并练得一身好武艺。顾炎武和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演练枪棒，切磋武艺。当时，一般读书人都重文轻武，他们两人则在这种陈腐的风气面前力排众议，积极宣传读书人要文武双全，而且身体力行，苦练不辍。
在顾炎武32岁那年，满洲贵族攻陷北京，建立了清朝。顾炎武获知亡国消息后，极为悲愤，他下定决心要学习宋朝的文天祥，为光复故国山河而战。第二年，当清兵南下占领了南京、苏州和他的故乡昆山等地时，他和归庄等人积极参加了苏州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又在昆山发动了抗清起义，并攻占县城达21天之久。后来由于清兵大举反扑，才被迫撤退。虽然连遭失败，但顾炎武爱国的雄心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离开故乡，到处闯荡，一方面增长阅历，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广泛结交侠义之士，勘察地形，策划起义。
顾炎武以衔石填海的精卫为榜样，发誓艰苦锻炼。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他十分佩服历史上的高渐离、班超、诸葛亮、祖逖等人。在实际行动中，他学习祖逖闻鸡起舞的刻苦锻炼精神，每天练习剑术和骑射，在沙地上学习行军布阵方法。他一天不练剑，心里就感到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觉也睡不安稳，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也要起来补练一番。他学习骑马的过程，更充分地显示了他的顽强意志和刻苦精神。顾炎武原是南方人，本来就不习惯骑马，但他决心掌握骑马本领，于是特意挑选了一匹不易驯服的骜（ɑo）马来骑。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从马背上摔下来，但他从不灰心气馁，而是继续苦练，终于驯服了烈性的骜马，掌握了高超的骑术。
顾炎武为了勘察地形，策划起义，游历了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以及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很多地方。在长期旅行勘察地形的过程中，生活过得十分艰苦，而且要攀高山，越峻岭，穿密林，涉急流，但他从没有后退过一步。艰苦的生活和环境磨炼了他的意志，也锻炼了他的身体。
正是由于胸怀浩然正气，一生苦练不辍，顾炎武到了70岁高龄，身体还十分健壮，经常骑着马四处奔走察看地形。不幸在一次旅行中因山路险恶，翻身落马，受伤不治而死。
顾炎武博览群书，对经济、史学、天文、地理、音韵、金石、兵书等，都很有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颜元主张“动以养生”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省博野人。中国清初思想家、教育家。
颜元从小生活困难，边劳动，边学习。19岁时考中秀才，24岁起，开设家塾，教授生徒，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是一位终生未仕的教育家。在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中，颜元继承西周的“文武合一”教育传统，他曾学兵法骑射和技击，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锻炼身体方面的教育，他自身也喜欢很多体育活动，并发表了一系列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见解，他是我国古代教育家当中比较重视养生的一位教育家。“习行”、“习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表达了他积极提倡“动以养生”的思想主张。例如：“养生莫善于习动”（《言行录·学人篇》）；“常动则筋骨疏，气脉舒”（《言行录·世情篇》）；“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言行录·学须十三》）。
颜元“动以养生”思想主要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或者说与他的经历有关系。颜元生于穷乡僻壤，他“四岁失父，十一岁离母”，童年生活，十分孤独艰苦。8岁时就学于吴洞云，并学一些骑射、剑戟本领。20岁时，因养祖父家庭破落，由城里迁往乡下。在乡下，颜元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耕田种菜，负担全家生活。劳动余暇，颜元还钻研兵书，学习技击。这为颜元“动以养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颜元生活的年代，正是程朱理学猖獗一时的时候。在理学的毒害下，不少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成了“白面书生”，“柔脆为妇人女子”。青年颜元也深受其害。他先后读过《陆王语要》和《性理大全》等理学著作，对他们的理学要旨，笃信不疑，也经常在家闭门静坐，穷理居敬，倍尝静坐顿悟之苦。时间一长，颜元发现，这种静坐冥想的求知方法，与他“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南辕北辙，于是他开始对程朱理学发生怀疑。他34岁那年，养祖母去世。颜元在家居丧期间，因恪守朱子家礼，连病带饿，差点儿断送性命。从此，颜元对理学的态度，由怀疑走上了反对的道路。后来，他53岁南游中州（今河南），更认识到理学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于是，颜元反对理学的态度，愈益坚决，成了当时一个最为勇猛、最为彻底的反理学的斗士。颜元的“动以养生”思想，就是在反理学斗争中通过教育实践逐步形成的。
颜元反对朱子重文轻武的做法，主张文武合一，兵农合一，痛斥那些“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众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的社会现象。他宣称：“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疆把辔，活血脉，壮筋骨”。“孔门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仁义。一时学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体之，赐福一人；一家体之，赐福一家；一国体之，天下皆然。”
颜元“动以养生”的思想，特别是他反对脱离实际、空谈玄妙的教人方法，主张“习动”、“习行”，重视体育的思想，并能将此与强国强民联系来，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乾隆皇帝长生有术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从秦始皇到清末光绪帝，前后两千多年的时间，历代帝王年过半百的不多，年逾花甲的更少，达古稀之年的更是寥若晨星。
可清朝的乾隆皇帝竟达89岁高龄，可称耄耋乃去的老寿星了。他在位60年，又当了3年太上皇，是中国封建社会掌权最久、寿命最长的一位君王。
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皇帝80多岁的时候，身体仍然很健康，精力充沛。《清帝外记》一书中这样描写过乾隆皇帝，“其年龄虽已83岁，但其外表观之如60许人，精神矍铄，可以凌驾少年，饮食之季，秩序规则极其严肃，殊堪惊异”。
乾隆之所以能如此长寿，与他一生注重养生是分不开的。据清代御医的后代所讲，乾隆皇帝在长期的养生健身实践中，总结了16字长寿秘诀：“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十常四勿，适时进补。”
吐纳肺腑。就是每天黎明即起，在室外运用柔和匀长的口呼鼻吸，从而达到“正气内存，邪不能干”。
活动筋骨。乾隆经常打太极拳、散步、爬山、旅行、狩猎。他虽贵为一国之君，事务繁多，却还是经常弯弓骑射，沐浴汤泉，游山觅川。他六下江南，简装徒步、私访民情，并把这些都看成是活动筋骨的好办法。
十常四勿。十常即：齿常叩、津常咽、耳常弹、鼻常揉、睛常运、面常搓、足常摩、腹常旅、肢常伸、肛常提。四勿即：食勿言，寝勿语，饮勿醉，色勿迷。十常有助于运气行血，抗御外邪；四勿更有助于炼精养气，起居规律的培养，更使乾隆皇帝精力充沛，神采焕发，身登高寿而体不衰。
适时进补。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经常调剂食品组成，常吃一些瓜果蔬菜及豆制品，不偏食，不贪食。不滥吃补品、补药。
乾隆皇帝的16字长寿秘诀，使他获得了历代帝王长寿之冠。真是“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乾隆的养生术是很值得效仿的。
乾隆贵己重生，同时，还很讲究生态道德，他曾在著名的《哨鹿赋》这样写道：“我曾研究哨鹿之理，觉得可以总结出‘五德’来：哨鹿每年只一次，不再来二次，这是仁；对跑来的鹿射毙它，对逃窜的鹿任它逃窜，这是义；把鹿肉做成美味，放在祭器里，祭神祭祖，这是礼；引鹿而能来，想抓获它就成功，这是智；吹哨而进，诚敬地遵从孔子不射夜间熟睡的动物的教导，这是信。这样做，可以说是符合圣人的大道，难道还算潘兵、司马相如所告诫和讽刺的那样吗！”《哨鹿赋》全文被镌刻在石碑上，现存于承德“避暑山庄”。
霍元甲习武健身
霍元甲（1857—1910），字俊卿，河北静海县人。清末武术家。霍元甲出身武术世家，祖传的武艺叫做“迷踪艺”，也叫“秘踪拳”，在北方享有盛名。霍元甲除精于家传的迷踪艺外，并益以内功，旁参各派，得技击之精髓。传说他“体软如绵，骨坚似铁”。可是，霍元甲在小时候身体却极其瘦弱，常受年纪比他小的孩子欺负，他父亲霍恩第担心霍元甲日后武事不济，认为他不是一个可造之材，干脆不让他学武，免得日后被他败坏了霍家迷踪艺的名声。谁知霍元甲却是个有志的孩子，每当他父亲教他的几个兄长以武艺的时候，他就在一旁认真观摩，潜心揣度，细心领会，然后再独自躲在家中的枣园里发奋苦练。他从12岁到24岁，整整12年，终于练出了一身高超的武技，武艺超出了兄长。起先他还不很出名，直到有一次他一举击败几名气势凌人、上门比武的好手，这才崭露头角。他父亲见儿子武艺长进很快，内心非常高兴，从此更加悉心传授，遂得家传七代绝技“迷踪艺”。霍元甲得到父亲的系统指导，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习练武功，他的武技发展更快了。
一天，霍元甲在天津曲店街经营怀庆药栈，当地人为了试他的力气，有一次半夜里，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两个数百斤重的压路石滚堵在药栈门口，看霍元甲怎么办。第二天清晨，霍元甲看到后，伸出腿来一腿一个，毫不费劲地把两个石滚踢到老远。霍的勇力从此出了名。
霍元甲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国家与人民备受列强凌辱的时代，霍元甲身怀绝技，待人非常谦恭，但是对于外国人藐视我国民众的言行却丝毫不能容忍。当时有个俄国力士去天津卖艺，能够力单千钧，扭断铁链，在广告中自称为“世界第一大力士”，并讥讽我国为“东亚病夫”，其气焰十分嚣张。霍元甲得知后怒不可遏，奋臂而起，前往演技场，愿以“东亚病夫”的身份与这个“世界大力士”一决高低。色厉内荏的俄国力士终因慑于霍的威名，不敢与霍较量，第二天就收起“天下第一”的招牌，灰溜溜地离开了中国。这件事轰动了天津城，当时各报均有记载，国人得知后无不感到振奋。
1909年，霍元甲应友人之召，前往上海，去会另一西方大力士奥比音。那时候，上海正是“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分子在这块土地上作威作福，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奥比音在南京路张氏味莼园献技，吹的牛比俄国力土还要大。可是，当奥比音与霍元甲会面时，却一下子被霍的威武气概慑服了，在订立比赛规则时竟提出不准用拳击，不准用指戮，不准用足勾等荒谬条件，使人一眼就看出“大力士”已经气馁。果然，条件刚订好，没有等到正式比赛，不可一世的奥比音竟悄悄地卷起铺盖前往南洋献丑去了。
霍元甲有了这一番经历，目睹中国人备受外国人轻视的情景，痛切地感到，要改变这种状况，仅有他一个人强没有用，要人人都健壮才行，于是慨然有提倡体育之志。他还志愿要打破武术界守秘的陋习，把世代家传的迷踪艺公之于世。就在这一年的夏季，霍元甲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下，在上海闸北王家宅创立了“精武体操学校”，以教学武术为主要活动。在此基础上，1910年发展为“精武体育会”，简称“精武会”，霍元甲任技术主任。
可恨得是，精武会创立伊始，霍元甲就遭到了外人的暗算。当时日本有个著名的摔跤队，风闻霍元甲的名声，特地推选出十几名好手，专程来上海找霍元甲比武。双方找好公证人后，比赛正式开始。日本驻沪领事也到场。好几名队员都败在霍元甲的门人刘振声的手下。他们恼羞成怒，竟一拥而上围攻霍元甲。可是，哪里是霍元甲的对手呢！只几个回合，对方纷纷倒地，多有肤裂骨折者。由于赛前订好条约，公证人持之以理，对方才没有话说。霍元甲当时正患咳症，在宴会间，日本浪人介绍了一个名叫秋野的医生为他治病。霍元甲生平以正直待人，对此毫不置疑。谁知霍元甲服药后病情突然恶化，四肢抽搐，强舌亡阳，再也无法挽救。后经化验证实，霍元甲所服的是一种剧毒烂肺药，那几个日本浪人也立即销声匿迹地躲藏起来了。一代英杰霍元甲，就这样离开了人间。但是霍元甲习武健身强国的精神，是值得后人传扬的。
詹天佑锻炼身体为国争光
詹天佑不仅是一位世界闻名的铁路工程师，也是一位常在大风大浪里畅游的高手和出色的海军教官。在抗法战争的马尾海战中，他的英勇行为，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讴歌，而且使一些侵略者为之叹服。
詹天佑幼时常在池塘里玩水。摸鱼、抓泥鳅及捉鳝鱼，使他从小就练出了较好的水上功夫。
詹天佑11岁的时候（1872年）考取了幼童出洋预备班，官费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铁路工程。
当时，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技术还很落后，没有自己的工程师能够设计和修建铁路。詹天佑立志要为中国人民争气，为祖国争光，决心在学业上取得最优异的成绩，在身体上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以便将来回国后，能够更好地为祖国效力。因此，他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詹天佑的体育爱好也是比较广泛的，据《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会报》上发表的《詹天佑生平事略》记载，詹天佑留学时，除坚持游泳、钓鱼外，还学会了滑冰。他也喜欢打球，尤其喜欢打棒球，是中国留学生代表队的主力队员。该队在同美国旧金山附近的橡地半职业球队比赛时，詹天佑表现出了高超的技术，他的体力和球技都比较出众，观众感叹地说：“中国留学生队的球艺震惊了美国队。”
1881年，詹天佑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时，船上生活不仅使他提高了游泳技术，而且成为学员中游泳的义务教练。
在训练水兵时，詹天佑特别注重提高战士的游泳技术，从严要求，不仅要求他们能在海边漫游，而且常把船开到海上深水浪尖处锻炼水兵的毅力和水上作战能力。
1884年7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利用中法交涉的时机，率领舰队主力驶入福州马尾港，和中国舰队同泊一处，这明明是对我们的挑衅，可清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既不阻止，又不戒备，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他们仍不准海军做任何战斗准备。8月23日，停泊在马尾的法国舰队开炮轰击，中国海军仓促应战，军舰被击沉9艘，官兵伤亡700余人，福州造船厂亦遭炮轰。船上的官兵由于是被动应战，又因寡不敌众，船上的官兵纷纷落水。
经过詹天佑训练的官兵，个个会游泳，他们在炮火连天的海洋里，舍生忘死，在水中抢救别的船上不会水的官兵。詹天佑本人更是往返游渡于枪林弹雨之中，谱写出一曲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
1888年，詹天佑28岁时离开了海军，正式走上铁路建设岗位。1905年，清廷任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这是中国第一次任用自己的工程师修建第一条重要铁路。
北京丰台至张家口铁路全长200公里，要经过燕山，工程十分艰巨。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嘲讽“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但是，詹天佑带领技术人员，依靠广大工人，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施工修路。在修建中不仅因地制宜运用“人”字形线路，减少工程数量，而且利用“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缩短了工期。开创了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筑铁路的历史。
蔡元培提倡体育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回原籍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后者设有专门的体育科。1904年组织光复会，任会长。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坚决抗日。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他的全部教育思想中，重视体育的思想也很突出，并亲自抓体育。
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已立志于民主革命，在爱国学生中竭力开展军事训练，他自己也剃了头亲自参加操练。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进一步提倡体育。他分析了封建社会中的妇女为什么特别懦弱？为什么“不幸地方有争战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皆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卒善成懦弱性质，以减杀其自卫之能力与胆量也。”后来他还指出，中国妇女若要“解除传统的钳制，与世界出类拔萃的妇女竞争，则必锻炼其体格与心智之能力”。因此，他把体育作为学校培养人格的首要任务，说：“身体与精神，均含有一种潜势力，随外部环境而发达”。运动就能使之发达，反之就会萎缩。因此，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切勿间断”，即使毕业之后，担任别种事业者，亦当时时练习。”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旧文人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有些人埋头读死书，也有些纨绔子弟生活放荡。蔡先生到校第一天讲话就严厉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升官发财之阶梯。”他也考虑到，“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所以竭力创办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组织，“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以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由于当时封建思想比较严重，学生上体育课被一些守旧的人视为“丧风败俗”。蔡元培深感提倡体育并不是靠命令能办到的，他到处宣传体育的重要性，唤起人们思想上重视它。
1917年4月，蔡元培在中国大学4周年纪念会上讲：“吾人在校肄业，即为预备及欠债时期；毕业即入还债时期矣。……故吾人一生，定以第二时期为最重要。然此种工作，亦不能不有预备。此科预备有二：一、材料之预备，如学生之课程是也。二、能力之预备，即学校为锻炼吾人体力、脑力之助，又以职教员之训练及其所授于吾人之模范为修养之助。”
同年5月，蔡元培又应邀赴天津演讲，反复强调体育的重要，他说：“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当时周恩来同志还笔录了他这个论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演讲词，并写了按语，发表在南开中学的《校风》上。
1919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22周年开学式上又一次重申：“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会等，来涵养心灵。”
蔡元培无时不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一事放在心上。1920年10月，他在赴欧考察前对北大学生话别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对诸位的临别赠言也不过几句老生常谈。不过第一，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体育！我们收了体育费，愿望让大家自由去运动的，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诸位何必要做成‘书痴’相，弄得曲背弯腰呢？这一层愿大家各就所好，多多运动，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历年华北运动会，通知到我们，都没有法子。论人数北京大学最多，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加入呢？虽然我们并不要在比赛场上出风头，但是有益的运动，我们决不可不练习。”
蔡元培离开北大去欧洲路经新加坡时，在南洋华侨中学全面阐述了培养健全人格的全面教育思想，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作用。他说：“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较量较量。我们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去体育的价值了。……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要使他们望正鹄做去。”
蔡元培考察回国后，更积极提倡体育。1922年4月，他为北京大学举办秋季运动会写了《运动会的需要》一文，进一步提出开好体育运动会可以“鼓励运动的兴会”，“增加校外同志的社交”，“养成公德”等。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几年，凡是对身体有益的就提倡。他创立了体育会，添置了各种运动器材，他还亲自写信给当时一位有名的建筑师，请他来校勘察设计开辟游泳场所；他还专门派人去上海青年会体育专修班进修学习；他请了有名的武术家来校任教，也请人来开展西洋拳击运动。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还专门养了几匹马，它不是供拉车运物的，而是为了学生骑马锻炼用的。在体育方面，蔡元培也是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蒋维乔讲授静坐法就是明显一例。为了便于开展体育活动，蔡元培还制定了校服，规定上体育课必须穿校服。
蔡元培的体育实践和体育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如何处理体育与智育、德育、美育之间的关系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性。
张伯苓整洁健身为人师表
张伯苓（1876—1951年），名寿春，天津人。中国现代教育家。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深感中国积弱不振，又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影响，认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遂弃武从文，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904年与前贵州学政严修在天津创办私立中学堂，后改称南开学校。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以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解放前夕，他拒绝蒋介石多次“催请”，不去台湾。盛赞新中国及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他积极兴办新教育，主张学校教育应重视体育训练；力主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鼓励学生成立社团，开展各种课外活动；提倡团体精神，树立优良校风；注意道德教育，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张伯苓办学十分强调德、智、体并进。他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学而已，尤要在造成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他很重视体育，并指出，提倡体育不仅在于培养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不仅在技术之专长，而在体德之兼进；不仅在学校，尤重在全社会体育蔚然成风。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全国体育活动，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率领中国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在教学中，他始终把体育列为必修课，认为“强我族类，体育为先。”
张伯苓在办学中，最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事例，这里只讲一点，即“爱整洁为人师表”。
张伯苓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每逢周三，他都要亲自给学生上“修身”课，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当时，他亲自在南开校门内侧挂了一面大的穿衣镜，这一来是让师生们经常检察一下自己的着装是否整洁，更主要的是他在镜面上题了一幅“镜箴”，上面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像这样，把箴言写在镜子上，天天对照，以督言行，实是别出心裁，说明张伯苓的良苦用心。正是这种从整顿仪表开始，进而教育学生讲文明，懂礼貌，求学上进的一整套做法，使南开中学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校风，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
为了提高教育效果，张伯苓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起到了表率作用。比如有一次，他严肃地告诫一位学生：“吸烟对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可那个学生有些不服气，指着张先生那被熏黄的手指俏皮地说：“您不是也吸烟吗？对身体就没有害了吗？”张先生深受启发，是啊，教人先克己。面对学生的责难，他没有发火，只是歉意地笑了笑说：“你的提醒很对。”他立即叫工友把自己所存的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烟袋杆，并态度诚恳地说：“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从那以后，张伯苓校长再也不抽烟了。这种“正人者，先正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作风，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称赞，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人讲卫生，爱整洁，校容校貌也不断改善，为师生们创造了舒适、幽雅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秋瑾习武练兵
秋瑾（1879—1907年），原名秋国瑾，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秋家住在绍兴城南门，环境幽静，适宜读书。少年时代的秋瑾，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诗文，她还十分崇敬民族英雄，练就一身好武功。因为自己“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而发出无限感叹，誓与男子并驾齐驱，担当起杀敌报国的大任，把横行中国的帝国主义赶出去。国家的命运使秋瑾觉得光读书作诗还不够，必须要有杀敌的本领才行。她由此萌发了练武功的想法。她听说住在肖山的舅舅和表兄弟都在练习武艺，就请母亲带自己来到肖山舅舅家里。
舅舅听说秋瑾要学武术，吃惊地问：“玉姑（秋瑾的乳名），你也要学武艺，为什么？”秋瑾坚定地说：“我学会武艺，将来像花木兰那样上沙场杀敌。”站在一旁的表哥十分赞成秋瑾的意见，代秋瑾向父亲说情。秋瑾的舅舅是个聪明人，他觉得国家多事之秋，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也未尝不可，于是，答应了秋瑾的要求。从此，秋瑾就在舅舅家跟着表兄学武术。
秋瑾非常能吃苦，每天早晨，当天空刚泛着鱼肚白的时候，她就箭衣窄袖，练习武术。每天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投洒在低矮的山冈时，秋瑾骑着骏马在郊外驰骋。手扭伤了，她不怕痛，坚持练拳舞剑。有多少次从马上摔了下来，她不怕苦，咬咬牙依然奋勇上马。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刻苦练习，秋瑾就学会了骑马射箭、舞剑的本领，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性格也越来越豪爽了，她卸下女儿装，经常穿着男人的衣服，腰佩宝剑，骑着骏马在肖山出没，人们看着她那奋发有为的英姿，都不由得暗暗称赞，秋瑾的舅舅看了更为高兴。
在肖山舅舅家学武艺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对秋瑾成长的影响却很深。俗话说“艺高人胆大”，秋瑾虽然还算不上武艺很高，但经过几个月的苦练，她毕竟是学到了一些武艺，这对本来就有胸心壮志的秋瑾来说，如虎添翼，参加革命的劲头更足了。她在北京进步报刊的启发下，在一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下，秋瑾对日本发生了兴趣：日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强盛起来？尤其是听说东京有中国的革命党活动。她很快拿定了主意，“到日本去，去读书，学本事，为女子争口气！”
1904年4月，秋瑾为了向歧视妇女，把妇女当作玩物的封建礼教挑战，她毅然脱下红妆，全副男装，“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航船，迈开了她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日本，秋瑾结识了许多在日留学的革命志士，经黄兴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和光复会，开始了辉煌的革命历程。1906年为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归国，在上海发刊《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907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起义。
为了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秋瑾加紧训练光复军。在大通学堂，她还专门为女生开设兵课，把女生编成一支女光复军，每日早晚，身穿男式体操军衣，怀藏勃朗宁手枪，腰挎明晃晃的日本式倭刀的秋瑾，威武雄壮地骑在马上，亲自率领女光复军到城外大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她脑后和普通男子一样，垂着一条辫子，不认识她的人都误以为是男的呢。
在隆冬时节，学生们在秋瑾的指挥下刻苦训练，她虽然没有经过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但指挥女兵操练，准确熟练。一会儿指挥女兵前进，一会儿命令女兵后退，一会儿卧倒，一会儿起立，口令清晰，指挥有方，女兵个个训练有素。她还从女兵中挑选出身体健壮的进行武术训练，大通学堂的操场，俨然成了练兵场、演武场。
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义失败，清政府发觉皖浙间的联系，派军队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不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王芗斋创编“健身桩”
王芗斋（1887—1963年），原名向斋，字字僧，河北深县人。解放后曾在北京中医研究院、保定中医研究院任“站桩功”（健身桩）疗法顾问。著有《意拳正轨》、《站桩功》、《大成拳论》等。
王芗斋幼时多病，身材矮小，遂弃读寻师求强身之术。1904年，他拜同乡形意拳名家郭云深为师。后郭病卧不起，王芗斋朝夕侍奉，得郭青睐，传以精要，芗斋得传之后，苦练数年，不仅体健力强，还擅长技击。成年之后外游各地，广交拳友，切磋技艺，又学得太极拳、八卦掌和福州踪鹤拳等。王芗斋经数十年的亲身实践和理论研究，最后融会贯通，摆脱拳套，注重站桩，创成以“浑元桩”为本，重“意”弃“形”，讲究实搏散手的现代“意拳”（也有人称之为“大成拳”）。1930年至1937年间，王芗斋在上海传拳。后返回北京，在保定和北京一带传拳、行医，为“意拳”和他整理创编的保健“站桩功”（健身桩）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王芗斋在他著的《养生桩简介》和《健身桩漫谈》两篇文章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创编的“健身桩”。他说，“养生之术历史悠久，方法繁多，锻炼方式虽各有不同，但总的目的都是为了祛病延年，防止早衰。回忆数十年来我对养生术的学习和锻炼，自觉简而易行，受益很大的是站桩（健身桩）。”
他在谈到站桩功的基本作用时说：“一方面能使中枢神经得到休息；另方面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个人系统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得到充分休息，调节功能就会加强；血液循环加速和新陈代谢增强，使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得到充分的灌溉。如果全身润泽，生机旺盛，就能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他还认为，健身桩既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医疗体育运动。参加这种运动的人，不限年龄性别，不拘身体强弱，亦无任何局限，有病者治病，无病者防病。运动时不尽在姿势方面着想，也不在式之繁简上注意，更不在姿势的前后次序，主要使大脑得到充分休息，使肢体得到适当锻炼，即静中生动，动中求静。王芗斋总结自身实践以及所有练此功的人时说：“这种运动对保持健康治疗疾病具有显著的特效，五十年来从无一人出流弊且百分之九十几都有效果。”他还认为，这种运动和一般体育运动不同，它是把锻炼和休息统一起来的一种运动。是在锻炼中休息，又在休息中锻炼的运动方法。因此它具有调整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的功能作用，从而使人体各部分在高级中枢神经支配下密切协作。
王芗斋把健身桩分为4种形式：（一）站式
1.休息式：两脚略成八字形分开，宽度与肩齐，两脚着地，脚趾微微抓地，全身重量放在脚掌上，两膝微曲前不过脚尖，臀部似坐似靠，上身保持正直，两手反背贴腰，臂半圆，腋半虚，身躯挺拔、正直。
2.扶按式：两臂稍抬起，手指微曲并自然分开，指向斜前方，掌心向下，如按水中浮木或浮球。其他同休息式。
3.托抱式：两手近不贴身，远不过尺，手指相对，手心向上相隔约三拳左右，位于脐下，如托抱一大气球，其他同休息式。
4.撑抱式：两手抬至胸前，距胸约一尺，手指自然分开微曲，两手相隔约三拳左右，手心向内如抱物状或手心向外如撑物状，其他同休息式。（二）坐式
1.端坐椅上，上身正直，两膝弯成约90°，两脚掌着地，相距约与肩齐，两手放于腿根部，手指自然分开并微曲，指向斜前方，臂半圆，腋半虚。
2.两脚前伸，膝微曲，足尖回勾，足根着地，双手如抱物状。（三）半伏式
一般对消化系统病有较好疗效，双手扶按在桌、椅背上靠或两肘搭伏在桌面上亦可，两腿分开如站式，臀部后依如坐凳，腹部放松。（四）卧式
身体仰卧，两腿微微分开，两足根着床，两膝稍弯曲，肘部着床，两手放于腿窝或小腹部位，也可抬至胸前作抱物状。
所有这些姿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姿势虽然也需要，但重要的是无形的意念，“无形就可以无穷了”。“意念领导，心理影响生理，生理作用心理，互根为用。”“锻炼是在无力中求有力，在微动中求速动的运动，一用力，身心便紧，百骸失灵，并有注血阻塞之弊。这种力量是精神的，是意念的，有形就破体，无形能神聚。”讲得很透彻。
练健身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形体应该放松，精神应尽量收敛。如果身心发紧，全身失灵，这样就会使血气阻塞，影响功效。
第二，姿势不宜多变。因为在神静气平和姿势安定之后，血液循环开始加速，当内部正在运动变化时，姿势突然一变，能将内在的运动打乱，所以先师一再提醒我们：“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不动之动才是生生不已之动。”当然，若真正掌握了内在的运动规律，能在形体的变动中毫不减低内在的运动时，则可随意变更，不受姿势限制。
第三，要克制杂念。因为这种运动是一种双重锻炼，不仅锻炼肌体，而且能驯服意念。所以，克制杂念也是比较重要的。克服杂念，多数人只注意追求入静，但却不知追求愈急，精神负担越大，前念未消，后念又起。王芗斋的办法是：“唯有采取任其自然，不加克制，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方法，才能稳定情绪和达到入静的境界。”即在“不期制而制的情况下达到入静”。
第四，初学者要注意锻炼意志。切忌粗暴浮躁、气愤、忧虑、悔惧、得失之念和侥幸思想等。凡学健身桩治病者大都是久病不愈，且药不奏效者，但决不要寄希望健身桩一下子能治好病，也不要因一时不奏效而悲观失望，生气着急。而应耐心地、持久地锻炼，使精神焕发，久而久之，自可功到病除。
第五，要做到四容五要：四容是头直、目正、神庄、声静；五要是恭、慎、意、切、和。另外，健身桩是因病设式，因人而异的。病症不同，身体条件不同，在选择姿势时也应考虑。
关于健身桩的效果问题，王芗斋说：“经过四五十年的经验，其效果虽因人而病而异，有大小快慢之别，但除去随学随之外，没有疗效是很少的，而且有很多人病愈之后继续锻炼，大多收到转弱为强，老当益壮之效。”
王芗斋研究和实践健身桩50余年，他为人们健身治病提供的这一方法，内容比较丰富，也为许多人所采用，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这里限于篇幅，不但失于简单，有挂一漏万之处，而且有不准确的地方，只能作为学健身桩者的参考。特此说明。
马寅初的热冷水浴健身法
马寅初（1882—1982年），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他中学毕业后，入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1914年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并被推选为第一任教务长。抗日战争时期致力于战时经济问题研究，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公开抨击“四大家族”，因而遭反动政府逮捕和软禁。1949年在重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中等职业学校等处执教，并任浙江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后，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7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新人口论》他明确提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越难解决。”马寅初以他经济学家特有的深思远虑，预察到人口问题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最先提出需要“节制人口”的主张，这本来是对的。然而，他的人口理论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1960年3月，他被迫辞职，直到1979年9月11日才给他恢复名誉，重新为北大名誉校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历史验证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建议。
马寅初不仅是我国人口论专家，而且在养生健身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马寅初老人一生爱好体育，注重健身，他活了101岁，如此高寿，与他一生十分重视健身有直接关系。
马寅初从十几岁开始，80多年从未间断过锻炼身体。他年轻时，练过骑马和游泳，后来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和限制，这些项目都中断了，只好改用其他的锻炼方式，他坚持时间最长、收效最大的项目是热冷水浴和爬山。
热冷水浴健身法，是马老在美国留学时从耶鲁大学一位90多岁的医生那里学来的。其方法是：每天晚上就寝前洗浴一次，先进热水盆里洗，洗15分钟后出浴，用毛巾搓擦身体，过三四分钟后，再进冷水盆里很快洗一下，出来后再用毛巾把身体擦干擦红，立即上床睡觉。如无大盆，用两个脸盆也可以，先用热水毛巾擦身，再用冷水毛巾擦身，如果有热冷水的淋浴条件，就用热水和冷水先后冲淋，再用毛巾搓擦，其效果更佳。
马寅初老人坚持用热冷水浴健身法，长达70多年，即使在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歌乐山被软禁时也每天坚持。在贵州息峰、江西上饶被监禁时没有热水条件，他也用冷水擦浴，从不间断。
当有人问他这种洗法的好处时，他有条有理地说：“这种热冷水浴好处有三：一是先用热水洗后，皮肤毛孔张大，身体内的脏东西可以排出去；二是可以促进血液流通，新陈代谢作用旺盛，精神爽快：三是全身血管先因洗热水而张大，后又因洗冷水而收缩，一张一缩，渐有弹性，就不会硬化。”
马老的这种热冷水浴健身法，对他的健康长寿确实有帮助。马老72岁那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告诉他，除了体重有些超重外，心、肝、肺、肾等内脏器官功能都很正常，血压也不高，其健康状况和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差不多，完全不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马老除了常年坚持采用热冷水浴健身外，还有一种重要健身法就是爬山，他经常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去爬山。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工作，每个星期回家时，他都不坐“滑竿”，而是利用这个机会练习爬山。后来他被蒋介石软禁，不许他下山，他也每天爬几百米到山顶锻炼。马老爬山，和别人不一样，他要求速度快，在一定时间内跑到，他把这叫做“跑山”。
马老晚年得了直肠癌，医院在考虑是否采用手术治疗方案时，曾有医生认为，查遍世界医学史，最高的手术年龄是86岁，而马老已经91岁了，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手术吗？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马老一生注重锻炼，身体素质好，可以接受手术治疗。结果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效果良好，突破了医疗史上的一项纪录。
马老90多岁还能承受如此大的手术，说明他的体质很好，而强健的体魄，主要是他常年坚持锻炼的结果。体育锻炼不仅强健了马老的身体，也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当他的控制人口的主张遭到批判时，他并不气馁，也不轻易苟同，而是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合理的意见他虚心接受，对不顾事实的攻击，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攻战。他气愤地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者！”他表示，在人口问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这时，马寅初有几位好心的朋友劝他暂时放弃自己的观点，以后少管闲事。马寅初坚定地说：“我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如果只为我个人着想，我完全可以什么事都不管，在家享享清福就是了。”他还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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