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斯娜·塞厄斯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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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一个(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试读：
编者说明
奥斯娜·塞厄斯塔是挪威知名战地记者，曾获诸多新闻纪实类奖项，并出版过多部纪实类文学作品。《我们中的一个》是她第一次把视线转向自己的国家，以细腻的笔触还原和追溯了二〇一一年挪威七·二二爆炸枪击案的全过程，也对一个高福利国家如何应对本土增长的暴力事件提出了有力的质询，真实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惨痛的悲剧之一。本书获选二〇一五年《纽约时报书评》、NPR、《卫报》、《出版人周刊》年度十佳图书，并入围二〇一六年纽约公共图书馆海伦伯恩斯坦杰出新闻图书奖决选作品。
于特岛惨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挪威境内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行凶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因不满挪威政府的执政策略，以极端激进的方式犯下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为了深入探询布雷维克极端行为背后的原因，最大程度地还原行凶者的心理活动，作者援引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包括布雷维克本人在网络、日记、法庭陈述以及其他有据可查的书面材料中说过的话，很多时候并不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直接援引，而是采用间接的方式，仅仅提及他的观点和想法，但所依据的始终是布雷维克本人的语言。书中涉及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激进言论均为布雷维克本人的想法和感受，不代表作者及出版者的立场和态度。
作者按
本书一切内容均以证词为基础。所有场景均根据目击者叙述而构成。
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源自几个方面，包括他的父母、朋友、家人，以及他本人对警方和法庭所做的陈述。我也得以在奥斯陆社会福利委员会调阅了关于他童年状况的全部报告。
涉及他本次恐怖行为的策划时，我在其他资料之外，还用到了他的日记，以及他那份宣言书当中的记录。谈到他在特定状况下的所思所想，以及有何感受时，我所依据的始终是他自己说过的话。通常我都直接援引，并使用他的原话；有时则采取间接的方式，仅仅提及他的表达。
于特岛上的其他资料来自幸免于难的受害人。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想法和感受告诉了我。他们的口述，加上袭击者的描绘，使得重现这场恐怖袭击的每分每秒成为可能。
我在本书最后对自己的写作方法做了更长篇幅的阐释。奥斯娜·塞厄斯塔2014年12月于奥斯陆
她跑了起来。
跑上山顶，跑过青苔。她的威灵顿长筒靴陷进湿润的泥土。森林的地面在她脚下嘎吱作响。
她看见了。
她看见他开枪射击，一个男孩倒了下去。“今天我们不会死的，姑娘们，”她曾经对伙伴们说过，“今天我们不会死的。”
枪声再度响起。急速的噼啪声，一阵停顿。紧接着又是一轮。
她已经来到了恋人小径。身旁都是撒腿跑着、想要找到地方藏身的人。
在她身后，一张生锈的铁丝网沿着小径铺展开去。铁丝网的另一边，陡峭的悬崖坠入蒂里湖中。几株铃兰的根须紧紧抓着山坡，看上去像是从坚硬的石头里长出来的。花期已过，叶片底部盛满了从石崖上淌下来的雨水。
从空中向下俯瞰，小岛一片葱绿。高大松木的顶部互相交织。细细的阔叶树把纤长的枝条伸向天际。
可是站在这里，从下方的地面上看过去，森林却很疏落。
不过在一些地方，草长得很高，足够把人盖住。平坦的岩石从一段倾斜的小径上伸出来，宛如盾牌，能让人从底下爬过去。
枪声又起，更响了。
开枪的人是谁？
她沿着恋人小径来来回回。匍匐前进。那儿有许多孩子。“我们躺下来装死吧，”一个男孩说道，“用奇怪的姿势躺下来，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们已经死了！”
她躺了下来，一侧的脸颊朝着地面。一个男孩躺到她的身边，把手臂绕在她的腰上。
一共有十一个人。
他们都照着那个男孩的话做了。
要是他说了“快跑！”，或许他们就会跑的。可是他却说了“躺下！”。他们紧贴着彼此躺了下来，头转向森林和深色的树干，腿靠着铁丝网。一些人相互依偎，一对情侣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起。两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则手拉着手。“会没事的。”十一个人中的一个说。
大雨已经减弱，但最后的几颗雨珠仍旧沿着他们的脖子和汗津津的脸蛋往下滴。
他们尽可能只吸进一点点空气，努力不出声地呼吸。
一丛覆盆子横生蔓长到了悬崖上。近乎纯白的浅粉色野玫瑰牢牢缠住了铁丝网。
随后他们听到了逐渐接近的脚步声。
他稳步向前，从石楠花中间穿过。他走过风信子、丁香和三叶草，靴子深深地踩进地里。几根腐朽的枝条折断了。他的皮肤苍白潮湿，稀疏的头发向后梳起。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咖啡因，麻黄素和阿司匹林奔涌在他的血管里。
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岛上杀了二十二个人。
开了第一枪之后，一切就都很容易了。第一枪让他吃到了苦头。差一点就做不到了。不过现在，手里握着手枪，他很放松。
他在挡住那十一个人的小山丘上面停了下来。站在那里，镇定地低头看着他们问道：“见鬼，他在哪儿？”
他的声音响亮而又清晰。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动。
男孩的手臂重重地搁在她的身上。她穿着红色防水夹克和威灵顿长筒靴，他穿着格子短裤和T恤。她晒得黝黑，他皮肤很白。
山坡上的男人从右侧开始。
第一枪打进了躺在队伍尽头的男孩的脑袋。
接着他瞄准了她的后脑。她卷曲的栗棕色头发在雨中潮湿发亮。子弹不偏不倚穿过她的头部，射进了她的大脑。他又开了一枪。
片刻之后，把手臂搂在她腰上的那个男孩被击中了。这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脑勺。
一个人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另一部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发出哔的一声。
一个女孩头上挨枪的时候，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道：“不要……”她那声被拖长的“不——要——”消失在了寂静之中。
每隔几秒就是一枪。
他的武器上有激光瞄准具。手枪发出一道绿色的光束，步枪则是一道红色的。光束指向哪里，子弹就打到哪里。
靠近队伍另一头的女孩瞥见了他那双沾满泥浆的黑色靴子。在鞋跟后面，和地面平齐的地方，金属的靴刺露了出来，照亮了他裤子上那根格子图案的反光条。
她正和自己最好的朋友手牵着手。她们的脸庞转向了彼此。
一颗子弹穿过她童年好友的头顶、头骨和前额。女孩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痉挛传到她的手心里。她握着的手松开了。
十七岁的人生并不算长，还活着的那个女孩心想。
又一枪响起。
子弹嗖地掠过她的耳朵，划破了她的头皮。鲜血流过她的脸庞，没过她脑袋底下枕着的手掌。又是一枪。
她身旁的男孩小声说道：“我快要死了。”“救命，我快要死了，救救我。”他哀求着。
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轻，直到再也没有动静。
人群中间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
有无力的低咽和一点汩汩的声响。跟着就只有一两声轻轻的尖叫。没过多久便一片死寂。
这条小径上曾经有过十一颗跳动的心脏。如今只有一颗仍在搏动。
稍远一点的地方，一根原木斜卡在那儿，挡住了铁丝网上的一个破洞。几个年轻人已经爬过那个小小的缺口，攀下了陡峭的山坡。“女孩子先走！”
一个男孩正在设法帮助大家下山。枪声从小路上传来的时候，他自己也纵身一跃，从恋人小径上跳了下来，落在潮湿的沙土、鹅卵石和页岩上。
一个一头鬈发的女孩正坐在岩架上最靠外的地方。她看见他跳了下来，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在双脚着地的同时顿了一顿，停下来环顾四周。“坐到我这儿来！”她喊道。
整条岩壁上都是年轻人。他们挤在一起给他腾出位置。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他们是昨天晚上认识的。他从北方来，她来自西部。
他在音乐会的时候把她托到了台上。他们在恋人小径上散了步，在岬角上休息了一会儿。那个七月的晚上又黑又冷。她还借了他的毛衣来穿。最后要爬上山回到帐篷里去的路上，他请她背一下自己，他实在是累坏了。她笑了，却还是背起了他。就为了让他能离自己近一点儿。
杀手踢了踢小径上的十一个人，看看他们死了没有。朝他们开枪用了两分钟。
这里已经结束了，于是他继续沿着恋人小径往前走。
他的制服里面戴着一块用银链穿着的圆牌，白色的珐琅上有一枚红色的十字架。十字架周围环绕着银色的装饰，一顶骑士的头盔和一颗头骨。此刻，他稳稳地阔步向前，四下打量，圆牌敲击着他脖子上的凹陷。一边是稀疏的树林，另一边是铁丝网之外的陡峭深渊。
他在原木旁边停了下来。从上面眺望过去，望向那陡直的山坡。
一只脚从一层岩架上露了出来。他在一堆灌木丛里看见了彩色的东西。
岩壁上的男孩和女孩攥住了彼此的手。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停下来的时候，女孩闭上了眼睛。
穿着制服的男人举起步枪，瞄准了那只脚。
他扣动了扳机。
男孩叫了一声，他的手从她的手里滑了出去。沙土和砾石溅到了女孩的脸上。
她睁开了眼睛。
他跌了下去。是摔下去的还是跳下去的，她不知道。他又被打中了；打在背上，身体被抛得更远了。他飘到了空中。
他落在水边，倒在一块石头上。子弹穿透了他的外套，穿透了前一天他借给她的毛衣，穿过他的肺部和胸腔，然后打穿了颈部的动脉。
小径上的男人欢呼雀跃。“今天你们都会死的！”
他再次举起了武器。
第一部
一个新生命（1979）
“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么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么被畏惧，没有被畏惧，那么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
情。灵魂害怕真空，不顾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1)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格拉斯医生》，1905
这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奥斯陆光芒闪耀的日子。人们几乎已经遗忘的太阳，把积雪映照得熠熠生辉。滑雪爱好者们从办公室的窗口投下长长的一瞥，仰望着洁白的山顶、雪道和蓝天。
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咒骂着零下十二度的气温，如果被迫冒险出门，便会带着一阵哆嗦，穿上厚实的皮毛大衣和带衬里的靴子。小孩子夹棉的雪衣底下，被好几层羊毛裹得严严实实。幼儿园操场的平底雪橇道上传来阵阵尖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全职工作，到处都开起了幼儿园。
医院周围的栅栏旁边拢起了高高的雪堆，雪是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清理出来的。严寒让雪地在经过城北医院旧楼的人们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二，一年之中的第二个月。
汽车开到大门跟前，停下来等候，车门打开，即将生产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下车，靠在马上就要成为父亲的男人身上。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投身这场属于自己的大戏，一个新的生命正在降临的路上。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公立医院就允许父亲陪产了。曾经被赶到走廊上，听着尖叫声从产房里传出来的父亲们，现在可以置身分娩的现场，看着胎头推出身体，嗅到鲜血流淌的气味，听见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有些父亲从助产士的手里接过一把剪刀，以便剪断脐带。“性别平等”和“新家庭政策”是贯穿这十年的关键口号。孩子和家庭不再纯粹是女性的领地。父亲们从出生开始就加入到对孩子的照顾中来。他们也要推婴儿车，准备婴儿食品，全面参与育儿工作。
一个女人正躺在一间房里忍受剧痛。宫缩非常猛烈，胎儿却一直不动。预产期已经过了九天。“抓住我的手！”
她呻吟着对床头的男人说出这句话来。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这是他第一次陪产。他的上一段婚姻有三个孩子，可那时候他会等在走廊里，直到婴儿被漂漂亮亮地包好，两个被裹在浅蓝色的毯子里，一个裹着浅红色的。
女人开始喘气。男人没有松手。
他们一年之前刚刚认识，在市里弗朗纳区一栋公寓楼的地下洗衣房里。她在一楼租了一间斗室，而他在楼上拥有一套更大的单元。他——刚刚离婚的挪威外交部外交官，在伦敦和德黑兰分别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派回国内任职。她——一个助理护士兼单亲妈妈，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他四十三岁，消瘦憔悴，发丝渐稀，她比他小十一岁，苗条，漂亮，一头金发。
他们在洗衣房里认识之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在波恩的挪威大使馆里结了婚，他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他待了一个星期，而她只待了两天，一个朋友在奥斯陆照看她的女儿。
起初怀孕让她很是欣喜，然而不出一两个月，她就满心疑虑，不想再要这个孩子。生活似乎难以预测，充满险恶。每次他上一段婚姻的三个孩子来看他，他都显得既冷漠又疏远。和一个看起来那么不喜欢孩子的人再生一个孩子，感觉就像是疯了。
她怀孕的那个月，允许经本人要求实施人工流产的立法在挪威议会上提出，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这条法律直到第二年才生效。它在妊娠的第十二周之前，赋予女性没有限制的堕胎权，无须接受医疗委员会的质询。十二周之后，只有出于特殊的理由才能实施人工流产。她花了太长时间才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也已经来不及把胎儿掏出来了。它已经在她的子宫里生了根。
她很快就开始觉得恶心，对那个吸收了营养、不断生长、每周都在获得新感觉和新技能的小生命非常厌恶。它的心跳稳定而有力，它的头颅、大脑和神经都在以正常的速度发育。没有查出反常的地方，没有畸形足，没有多余染色体的迹象，没有脑水肿。相反，据医生所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身体健康。真可气，母亲觉得。“他几乎就像是故意在踢我似的，为了折磨我。”她说。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发青。
不正常，他的母亲心想。
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的父亲说道。
时间是两点差十分，一天当中的正午时分。
男孩立刻开始锻炼自己的肺叶。
按照医院的说法，这是一次正常的分娩。(2)《晚邮报》上有一则启事：
阿克尔医院。男孩。
二月十三日。温彻和延斯·布雷维克。
后来，他们会各自讲起自己关于这趟分娩的回忆。她会说那次真是糟透了，而且她完全不能接受让丈夫在场。他则会说一切都很顺利。
这孩子显然是被她用的那么多止痛药给影响了，他的母亲说。小男孩俊俏又健康，他的父亲说。
再后来，他们对大多数事情都说法不一。
挪威外交部已经对年轻父母采取了弹性工作制，允许新爸爸们在孩子刚刚出生的那段时间与妻儿一起待在家里。
然而当温彻从医院回家，回到弗朗纳那栋贵族气派的公寓大楼里时，却发现少了点什么。
一个在新生儿回家的时候，没有想方设法保证尿布台已经就位的父亲，是一个不欢迎孩子的父亲，温彻是这么听说的，她一边在浴室的地上给孩子换尿布，一边闷闷不乐地想着。时代或许已经变了，可延斯却是个老派的人，因而给孩子喂奶、唱歌，哄孩子睡觉的都是她。她忍过母乳喂养的艰辛，乳房胀痛，一碰就疼。一片阴影已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种将她之前的人生统统裹挟其中的忧郁。
终于，她对着丈夫大喊大叫，叫他去买一张尿布台。延斯照做了。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裂痕。
他们给男孩起名安德斯。
男孩六个月大的时候，延斯·布雷维克被派到伦敦任挪威大使馆参事。他先行一步，温彻和孩子们在圣诞节前跟了过去。
她在他们位于普林斯盖特的公寓里非常孤独。那房子大得惊人，大多数房间都闲置着。女儿开始在英国学校上学之后，温彻就跟安德(3)斯和互惠生一起待在家里。繁华的大都市让她紧张焦虑，心神不宁。在普林斯盖特，她日益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她小时候学到的那样。
不久之前，他们还很相爱。在奥斯陆的家里，她有一箱他写的短信和情书。
此刻她在这座宏伟的公寓里四处走着，满心悔恨。她责备自己嫁给了延斯，还让这个孩子把自己和他绑得更紧。她早就在丈夫身上察觉到了她不喜欢的特质。他总是板着脸，一切都要顺他的意，也不会体谅别人的感受；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压在她的心里。我一定不能把自己和他拴在一起，她早就这样告诉过自己。然而她恰恰这么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闭着眼睛跨进了婚姻，希望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美满。毕竟丈夫也有好的一面；他可以表现得既体贴又大方，而且是个非常整洁的人。他的工作似乎做得很出色；经常在外出席招待会和正式的晚宴。她希望等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庭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在伦敦她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在她看来，他似乎只是想要一个打扮得完美无瑕的妻子和一个一尘不染的家。这些才是他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她。不是他们的儿子。
她觉得他是在强迫自己跟他同房。他则觉得她非常冷淡，没有在身边支持他。他说她是在利用他，嫁给他的时候只想着自己的私利。
到了春天，温彻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不过她是不会承认的，她觉得是周围的环境让自己郁郁寡欢。她无法忍受丈夫，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她的脑袋一片混乱，她的人生毫无意义。
一天，她开始整理行装。
装箱打包三天之后，她告诉丈夫自己想带孩子们回家。延斯大吃一惊，请她留下来。可是出走似乎更容易一些。
于是她走了。离开延斯，离开海德公园，离开泰晤士河，离开那阴沉的天气，那个互惠生，那个做家务的帮工，那种享有特权的生活。她的大使夫人身份持续了六个月。
回到奥斯陆，她申请了离婚。现在她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这一次带着两个孩子。
温彻无依无靠。她和自己的家庭没有联系，那个家里有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她和她女儿的父亲没有往来。他是瑞典人，只见过女儿一次，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他走得就像来时一样匆忙。“你怎么放得下伦敦的优越生活和漂亮房子啊？”一个女朋友问她。
嗯，问题并不是伦敦，这会儿她说。实际上，一切都相当完美，只是在一起的人不对。顽固，喜怒无常和苛刻是她提起前夫时所用的词语。冷漠，没有感情——他是这么形容她的。
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救。他们通过律师达成了一份协议。安德斯归她，而他会支付抚养费。根据协议，她可以在他位于弗里茨那大街的公寓里住上两年。
安德斯再次见到父亲已经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温彻的人生一直都在失去。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临海的克拉格勒镇，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之后，一个建筑工人的妻子怀孕了。但在即将临盆的时候，她却开始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因为手脚麻痹而卧床不起。安·玛丽·贝林被确诊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一种让人非常害怕的疾病，还没有已知的治愈方法。一九四六年，人们剖开她的肚子，把温彻拿了出来。那时候，母亲腰部以下几乎已经完全动不了了，一只手臂也有点瘫痪了。温彻一出生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人生最初的五年都在那里度过。接着有一天，这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小女孩被带回了家里。孤儿院要关门了。
父母差不多是听任她自生自灭。她的父亲，奥勒·克里斯蒂安·贝林经常在外工作，她的母亲则把自己锁了起来，几乎从不出门和别人待在一起。谁也别想嘲笑她的畸形。
父亲在温彻八岁那年去世。家里变得越发暗无天日，母亲则变得越发难以伺候。是“邪恶”的温彻把“这个病”传给了她。
小女孩有两个哥哥。一个在父亲去世之后就离开了家，另一个生性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妹妹身上。隔三差五地扇她耳光，她耳朵后面的皮肤总是擦破的，还用荨麻抽她的腿。哥哥在后面追她的时候，瘦骨嶙峋的小温彻经常会挤到炉子后面。在那里他的拳头碰不到她。
瞒着别人，保持沉默。家里的一切都沾染着羞耻。
哥哥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整晚待在外面，等天黑了才回家。她一个人在克拉格勒四处游荡，她尿裤子，她浑身发臭，她知道自己回到家里又会挨一顿揍。
十二岁的时候，她想过从悬崖上面跳下去。那座悬崖是那么的陡峭，那么的诱人。
可她没有跳。每一次她都回家了。
家里的房子破旧不堪，也没有自来水。是她把东西理得整整齐齐，刷洗收拾，把床下那个和母亲共用的夜壶倒掉再洗干净。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嚷着：“你什么都做不好！这全是你的错！”
比起女儿，她情愿有一双健全的腿。
温彻不合格，不合群，不够好。她从来不准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也没有和其他女孩子交上朋友，她们很快就开始奚落她，排挤她。这个家庭过着极其封闭的生活，弄得家里的每个成员在旁人看来都阴沉沉的，甚至叫人害怕。大家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尽管许多邻居都为这个拼命努力的小姑娘感到难过。
夜里温彻会躺在床上，脑袋来来回回地扭动，试图不去听家里的声音。最糟糕的便是母亲走动时的闷响。她用两只凳子在地板上拖着走。逐一把它们抬起来，轮流把身体靠在上面往前挪，再伴随着咚咚的响声，把它们一只接一只地放落到地板上。
温彻躺在那儿，希望有一天母亲会开始爱她。
可母亲却只是变得愈加刻薄，也愈加依赖她。哥哥则变得越发粗暴。温彻十多岁的时候，碰巧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实际上他只是她的半个哥哥——婚外生子，生父不明——当时这在克拉格勒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个秘密一直瞒着她，就像另外一个哥哥其实是她父亲先前那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一样。
母亲开始抱怨脑袋里能听见声音。有男人搬进来的时候，就指责说温彻想要把他抢走。然而她却仍旧指望温彻会待在家里，照顾她一辈子。
十七岁的时候，温彻带着一只箱子启程前往奥斯陆。那是一九六三年。她没有学历，举目无亲，但最后还是在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之后是在哥本哈根的乐堡酿酒厂，跟着又在斯特拉斯堡当互惠生。逃离母亲和哥哥，还有克拉格勒，逃了五年之后，她在离家乡一小时路程的波什格伦受训，成了一名助理护士，又在相邻的希恩市里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到了那里，她才惊讶地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她。在工作的时候，她发觉自己受人尊敬，被人重视。
同事们觉得她手脚麻利，聪明伶俐，体贴周到，甚至还很风趣。
二十六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瑞典人，他让她去做人工流产。她却坚持把孩子留了下来，并在一九七三年生下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过了许多年，温彻才匆匆回了一次家乡。那时她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根据病历记录，她日益受到偏执臆想的折磨，还伴有被害妄想症和幻觉。她再也没有离开病榻，死在了克拉格勒的一间疗养院里。她的女儿没有来参加葬礼。*
把所有痛苦或丑陋的东西掩饰过去，这种本领对温彻而言已是习惯成自然，在她余下的人生之中也会继续存在下去。将痛苦压在光鲜的外表底下，让它变得麻木。每次搬家，她都会在奥斯陆选择一个比较精致的地区来住，即便她住不起，即便身为一个助理护士，她“不适应”。迷人的外表就是她自己的风光门面。出门的时候，她总是衣着时髦，发型利落，偏爱穿高跟鞋，以及从首都那些高档服装店里买来的合身的裙子和套装。
从伦敦回来之后，她的生活开始土崩瓦解。现在她三十五岁，住在延斯位于弗里茨那大街的单元房里，却不认识几个人。她起初感到劳累，接着是疲惫，不久就完全陷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没有人来帮她。她感到无能为力，与世隔绝。
安德斯一定有哪里不对劲，她确信。他从一个安静的婴儿和一个相当平和的一岁幼童，变成了一个非常缠人、哭哭啼啼的孩子。喜怒无常，凶残暴力。她很想把他从自己身上甩掉，她抱怨说。
晚上，她常常让孩子们独自待着。一位邻居有一个和伊丽莎白一样大的女儿，她对她说这样是不行的。“我走的时候他们睡着，回来的时候他们也睡着。”温彻回答。接着又说她能上多少夜班就得上多少。“伊丽莎白家里从来不吃晚饭。”邻居的女儿告诉她的母亲。一切能藏到大门背后的东西都要厉行节约。
一九八〇年八月，他们一从伦敦回来，温彻就在奥斯陆威卡区的社会福利办公室申请了，也拿到了经济补助。第二年，一九八一年的五月，她给办公室打了电话，问能不能给孩子们找个护工，或者安排临时的看护。七月里，她给两个孩子申请了周末短期看护。根据办公室的记录，她告诉社会福利部门，她觉得给女儿找个男护工会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是个年轻一点的学生。但最让她感到迫切需要找人来替她的却是安德斯，当时她告诉办公室的人。她再也应付不了他了，她说。
那个时候，安德斯已经过了两岁生日，伊丽莎白八岁了。她追随着温彻的脚步，渐渐变成了安德斯和母亲的“备用妈妈”。
一九八一年十月，安德斯获得批准，每月接受两次周末临时看护。他被分配给了一对二十多岁的新婚夫妇。温彻第一次把儿子带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她相当古怪。第二次，他们觉得她是个疯子。她询问安德斯能不能偶尔摸一摸他那位“周末爸爸”的阴茎。这对男孩的性别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生活里没有父亲的存在，而温彻希望这个年轻男人能够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安德斯在外貌方面缺乏模仿的对象，温彻强调，因为“他只见过女孩子的裤裆”，不知道男人的身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年轻夫妇无言以对。他们实在不好意思把她的原话如实上报，于是便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带着安德斯出门，去森林和乡间，去市里的各家公园和游乐场。他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某一个周末，温彻没有带着安德斯出现。她认定这个周末之家不适合她的儿子。“母亲越发难以满足，要求不断增多。”社会福利办公室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提到。她为儿子申请了另外一个周末看护家庭。“九岁的女儿开始尿裤子了。”社会福利部门写着。
一个月前，温彻去了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寄养家庭部。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两个孩子都送去寄养。她想让他们“见鬼去”，她对儿童福利办公室说。
秋天来临，生活变得更加暗无天日。十月，温彻把电话打到了弗朗纳医疗中心。“母亲似乎严重抑郁，”中心记录道，“想要就这么抛下孩子不管，把他们交给社会抚养，好去过她自己的生活。”
到现在，温彻和孩子们已经在弗里茨那大街上住了两年多一点。她和延斯约定的期限到了，延斯想要回自己的公寓。但温彻却迟迟没有搬走。她觉得自己没有精力搬家。
一个极度神经质的人，她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圣诞节临近的时候，她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法营造出一点节日的气氛。
她正在分崩离析。
她不得不一直留意着安德斯，好避免那些她所谓的小事故。他会动手打她和伊丽莎白。要是她教训他，他就只会得意地笑。要是她使劲晃他，他就只会嚷着“根本不疼，根本不疼”。
他没有一刻让她消停。夜里他会躺在她的床上，靠着她，紧紧地摁着她。她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他要强奸她一样。(1) 《格拉斯医生》，瑞典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1905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此处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2) 《晚邮报》（Aftenposten），挪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3) 互惠生（Au Pair），为学习语言和体验文化来到外国的年轻人，寄宿于东道主家庭，同时为该家庭做一些看护儿童的工作。
光的漩涡
其中最大的是爱。(1)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暗夜已经降临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北极圈以北的地方。
起床的时候漆黑一片，出门的时候一片漆黑，中午几乎没有亮光，上床睡觉的时候又是伸手不见五指。严寒刺痛脸颊。人们砍下大量的木材，迅速地关上大门，把暴风雪和冬天关在屋外。
山中的狗熊已经躲进了巢穴。就连海里的鳕鱼也懒散了许多。这都是在为春天和阳光储存能量。人类和大自然业已开启一年一度的冬眠。人人都睡得多动得少。幸运的人们互相取暖。
大家也普遍不如夏天快乐。冬季的痛楚已然到来。
可是话说回来，昏暗的天空也有燃烧起来的时候。“她想跳舞了。”人们边说边凝视着窗外。
因为欧若拉之光——北极光——从不静止。它们旋转着穿过天际，像缎带，像火花，有弧线，有圆环，它们翻卷起来，蜿蜒漫步，后退远离，逐渐暗淡到几乎杳无踪迹，接着又忽地浴火重生，簌簌抖动。
北极光这种东西谁也说不准，这种耀眼的光芒得名于罗马神话中的黎明女神——欧若拉，以及希腊语中表示北风的单词——波瑞阿斯。冬季，太阳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时候，偶尔会将带电的微粒抛向地球，这些微粒与大气层发生碰撞，创造出能在极地附近被观察到的光焰。这些光芒有时会静静辉映，几乎不动，随即又突然如闪电般的一亮，再次迸发出长链和螺旋。
人这种东西同样谁也说不准。他们可以躺在羽绒被底下，被愁绪压得喘不过气，却又蓦地闪现出一丝隐约的生机。
他们梳妆打扮，走出家门。明亮的神采足可以与任何自然现象匹敌。(2)
这天晚上便是如此，圣露西亚节的夜晚，一九八〇年，拉旺恩。
年轻人在舞池中摇摆扭动。他们穿着紧身的长裤，有些还是喇叭口的。女孩身着泡泡袖的贴身上衣。男孩则穿着衬衫。台上的舞曲乐(3)队正在翻唱烟雾乐队，埃尔顿·约翰和波尼M的歌。他们出生长大的村庄散落在峡湾周围，一直延伸到北部特罗姆斯郡的腹地。这是每年一次的圣诞节前派对，这是希望和期许，也是醉酒和胡闹的时机。
托恩走了进来。她是个面色红润的十五岁美人。紧随其后的是古纳尔。一个十八岁的叛逆青年。
我配不上他（她）。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彼此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4)
托恩用卷发器把刘海卷了出来，就像《查理的天使》里的那个金发女郎一样。古纳尔顶着一个梭鱼发型：两鬓短，后侧长，还带些微卷。她还有一点婴儿肥，他则瘦长而又结实。
他们住在两处不同的峡湾沿岸，她在拉旺恩，他在萨兰根。托恩从前见过他一次。她得去萨兰根检查牙齿，因为她所在的村子里没有牙医。看完牙医之后，她通常都会去一下面包店，这也是她住的地方没有的便利设施。她就站在那儿，在那条通往峡湾的坡路上，那栋低矮的白色木屋窗边，买着酥皮面包。三个男孩经过店前。中间的那个在其他两人之中显得那么耀眼。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孩子了，她心想。
而此刻他就在这儿。面包房门口的那个男孩。就立在她的面前。(5)台上的乐队正在演奏贝拉米兄弟的歌。
倘若我说你拥有曼妙身躯，你会不会让它靠近我的身旁？
倘若我发誓你宛如天使，今晚你会不会化身魔鬼，将我包围？
她当然说了会。
舞池里，一个女孩走到托恩身旁。“你的朋友在外面排队，可她的钱不够，进不来。”托恩吃了一惊。“她让我过来找你，问你借点钱。”“哦。”托恩咕哝了一句，可她并没有出去，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想想看，假如朋友要把此时此刻正搂着她腰肢的这个男孩抢走可怎么办。
不，现在她要跳舞。
他们尽可能多地见面。搭公共汽车来回，或者让朋友们开车接送。单程都是一小时。古纳尔拿到驾照之后就更方便了，他会借来父亲的车，赶去见托恩，之后再慢慢地荡回家里。冬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欢庆太阳的回归。四月，古纳尔被派去更远的南方服兵役，在利勒哈默尔镇外的约什达摩恩。托恩写了长长的情书。古纳尔则尝试着写诗。通常他都把自己的努力成果揉成一团扔掉，但时不时地，他也会寄一首出去。
一个地方，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一对恋人相依而立，他们始终都会记得，他们永远不离不弃。浅蓝色的纸上这样写着。
各自对于生活的热爱是那一天，他们在彼此的臂弯里找到的东西，他们希望它永远相伴左右，不改变也不褪去。
你知道吗，我们就是我诗里的男孩和女孩，你不在身边我是如此的伤悲，所以请安慰我，写信给我吧。
托恩开始在哈尔斯塔念寄宿制高中，那里离拉旺恩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昨天我就这么待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班上的一个朋友进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不出话来，就给她看了你的照片。然后她就明白了，托恩写道，接着又写，星期天我的例假来了，我当然松了一口气。
在约好的那个时间，她会做好准备，坐在电话亭旁边的台阶上，守着它，担心有人会走过来，偏偏就在那个时候要用电话，就在古纳尔拿起两千公里之外那座军营里的电话，拨出那个号码的时候。电话铃每周响起一次，每次都在同样的时间。
古纳尔一服完兵役，就开始在特罗姆瑟念师范大学。他十九岁，就快二十了，专攻全新的电脑和信息科技专业。虽然大家都说电脑会成为未来的潮流，但他还是上了一些体育教学的选修课，以防万一。
托恩现在十七岁了，正在念中学的毕业班，她搬过来和他同住。两人租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很小的住处。终于可以一直待在一起了。“就像打赢落袋台球一样。”古纳尔这样形容自己与托恩的相遇，“纯粹是运气。”
什么都不如她好。
那种幸福几乎让他们心痛。
黑暗的季节里，他们躲在羽绒被底下。只有在北极光起舞的时候才会抬头仰望。
还是少年的他们，已经在幻想着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1)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13节，此处采用《圣经》简体中文和合本。(2) 圣露西亚节（St. Lucia’s Day），每年12月13日，纪念殉道者圣露西亚的传统节日。在北欧，女孩会身穿白袍，头戴环绕着蜡烛的皇冠，扮作带来光明的圣露西亚。古历中，这一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人们会饱餐一顿，积蓄能量度过寒冬。(3) 烟雾乐队（Smokie），英国摇滚乐队。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英国著名歌手。波尼M（Boney M.），1976年成立的加勒比风情演唱组合。(4) 《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1970年代美国电视连续剧。(5) 贝拉米兄弟（The Bellamy Brothers），美国乡村音乐二人组。
国家之变
反复发作的偏头痛让上了年纪的首相心力交瘁。医生已经要求他请病假，放松休息，养精蓄锐，可这个谦恭的人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儿子，他有很强的职业道德感，休息让他觉得不自在。不过他确实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暗示过，这个病有时候让他什么事也做不成。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挪威的石油收益迅猛增长，这个身体抱恙，发丝渐稀，出生在铁道旁、树林里的男人，是第一个正经使用过这些新增钱款的首相。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奥德瓦尔·努尔德利协助增加了挪威优厚的福利待遇，扩展了公立医疗系统。在他担任首相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一年间，工会运动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以及更多可以在休息时消费的金钱。在努尔德利治下，所有的工人从第一天病假开始，就有权享受全额的工资。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却急转直下。挪威用自己的政策应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冻结工资和物价，让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努尔德利将是最后一位坚定不移地信奉国家强势干预经济，并对利率、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实行政策调控的挪威首相。然而美国和英国的右翼之风如今已经吹到了挪威。这位铁路工人之子，则将成为它最初的受害人之一。(1)
挪威的工党——AP——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几乎一直不间断地掌管着国家事务。国内政治意愿的变化，恰好与工党领导层中日益加剧的阴谋活动碰到了一起。角落里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喧嚣嘈杂，党内的不满情绪无法平息。
一九八一年一月末，工党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则声明，宣称奥德瓦尔·努尔德利有意辞职。老首相并未参与发布此项声明的决议，也努力试图否认。然而事情发展得太快了，这是一场伏击，一次政变，而努尔德利，一个出了名的好人，对工党太忠诚了，是不会在媒体上谴责他们的。他咬紧牙关，默默地承认了失败。
整个国家都在等待。首相已经宣布下台，可谁会来接替他呢？
紧张的气氛终于在一次会议之后被打破。会议在努尔德利的前任，特里格弗·布拉特利家中进行，集合了党内的协调委员会，五个手握大权的男人和一个女人。
奥德瓦尔·努尔德利坚持说，他至少要在继任者的人选问题上有自己的发言权。他提名的是党内经验丰富的罗尔夫·汉森。然而六十岁的汉森坚决不愿意出任首相；他的解决方案是转向房间里唯一的女性，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一位年轻的医生，免费人工流产的倡议者。这个选择与党内的意愿一致：一场让格罗成为领袖的基层运动刚刚兴起。
三天后，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向国王介绍完她的新一届政府，站在皇宫门外，对着记者们露出了微笑。内阁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个身着红蓝两色真丝礼裙的女人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大部分班底。
不过，二月的这一天仍旧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格罗，大家不久就开始这么叫她，是挪威的第一任女首相，也是第一位拥有大学学位的工党首相。她出生于一个政治精英家庭，父亲是杰出的内阁部长古德蒙德·哈莱姆。
战后的工党首相自始至终都来自工人阶级。埃纳尔·基哈德森，一位曾经的共产主义者，挪威福利国家的主要幕后缔造者，从十岁起就干上了跑腿的活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短暂取代基哈德森出任首相的奥斯卡尔·拓尔普八岁就已经工作赚钱了。一九七一年当上首相的特里格弗·布拉特利则是一位鞋匠之子，当过跑腿杂役和建筑工人，后来又成了捕鲸人。
扎根工人阶层的工党努力奋斗，清除阶级社会发展晋升的障碍，确保雇员和雇主拥有同等的机会。
然而有一个领域，平等的理念却并不十分普及。掌权的是男性。成为党派领袖、工会主席和首相的是他们，还有——最重要的是——在核心集团里说话有人听的是他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运动为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铺平了道路。从小在一个认为父母双方分担家务天经地义的家庭中长大，她带着超乎常人的自信，悄然进入了挪威政坛。
反对她的运动同样也是强有力的，在一九八一年秋季大选前的准备阶段，各种方法都被用来对她进行打压。辩论的对手经常会提起“党内其他人士”说过的话，用来反驳她的观点。诸如“泼妇”和“悍女”之类的形容词四处传播，贴纸开始在窗玻璃和小汽车上出现，上面印着简单的口号，“让她滚”。
她收到恶意恐吓的信件，在街上被人凶狠辱骂；女人没法领导一个国家。别人叫她回家做家务的时候，布伦特兰的作风是置之不理。她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极少让自己因为旁人的影响而改变方针。
停在精美独栋住宅区和奥斯陆西侧雅致公寓楼前的宝马和奔驰车上，“让她滚”的贴纸尤为显眼，住在那里的人们已经厌倦了工党几乎不曾间断的掌权。
温彻和她的孩子们就住在这样的地区。
工党和格罗没能在一九八一年九月的选举中赢得选民的信任。右翼在战后的挪威赢下第一场大选的时候，弗朗纳的高档住宅楼里，有人举起了酒杯。
税收总算要降下来了，而且政府也会把注意力放到个人自由上面了。
可是布雷维克一家需要福利国家的帮助。那时，安德斯的母亲已经和社会福利部门联络了好几次，寻求他们的支援。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被划定为弱势群体，因而国家会插手介入，为这个独自应付一切的女人提供经济资助。
然而，新上任的保守政权取消了利率上限，给予银行更多的运作空间，解除了对于房价的控制，还制订了让各类服务私有化的计划。
就在格罗下定决心，开始为重新上台而奋斗的时候，温彻和她的孩子们正竭力在一天一天宛如流沙一般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地狱”是温彻用来形容当时那种生活状况的词语。离婚文件办了很久也没办完，她觉得自己被人遗忘了，被留下来一个人独自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关夫妻共有财产分配的争吵愈演愈烈。安德斯尤其心烦意乱，他只想找一个能让自己感觉安全的地方。
日后，是格罗，童年时代那个强大的女人，成了他仇恨的对象。那个象征着充满自信的崭新挪威的女人。在这个全新的挪威，年轻女性很快就将攻占男权的堡垒，勇敢地就任最高级别的职位，仿佛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1) 挪威工党，挪威语Arbeiderpartiet，简称AP，以红色为主色。
天丝公寓的男孩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1)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三口之家住五个房间。空间宽敞、明亮、现代，而且还是簇新的。每人一间，有可以关上的房门，一间可以用来待客的起居室，一间厨房和一个阳台，俯瞰着公寓大楼之间，“蓝色花园”里的儿童游乐(2)区。维格朗公园后面的这栋全新合作公寓，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家庭的需求。三层公寓楼以迷宫一般的布局延展，穿过公用绿地，有带顶棚的空地，人行小径和小小的花园区域，花园里的长椅、滑梯和秋千，都漆上了鲜艳的色彩。
合作公寓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希尔克斯特罗——天丝——而温彻是最早的一批买家之一。
多亏了延斯在奥斯陆住房和存款协会的会籍，他们才有机会买入股份。他还支付了那套单元房的押金。
从弗里茨那大街搬走似乎花了很久很久。所有的东西都是温彻自己打包的。先裹上报纸，再放进纸箱。她丢开了从前的生活，丢掉了积攒在抽屉和橱柜里的书信和文件。
他们终于在天丝公寓顶层那间精致舒适、光线充足的单元房里安顿下来之后，温彻可以松一口气了。她能到阳台上去抽支烟，能看见绿树、蓝天，还有一种真正的中产阶级田园生活。公寓楼后面就是一块林地，有少见的橡树、溪流和小径。
她可以在这里放松下来，他们可以过得很快乐。
然而她渐渐变得没精打采。从弗朗纳区搬到斯古耶恩让她筋疲力尽，终于成为现实的财产分割也是。从现在开始她要自力更生了。她周围的许多单元房依然还空关着。她的两个孩子老是争吵打架。安德斯是个很容易发脾气的孩子，他的拳头很重。
一九八三年新年伊始，温彻联系了奥斯陆卫生局的家庭问题辅导部门，要求给儿子安排新的临时看护。那些完全出于实际的日常需要，像是送他去从公寓走路就能到的维格朗公园托儿所，或者是下午去接他回来，似乎都成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路上他可能会从她的眼皮底下消失：常常他不过就是跑开了。托儿所也对这个孩子表达了担忧。他发觉自己很难交到朋友，从来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把自己弄疼了也不会哭。“缠人又难相处，经常要人关心注意，”温彻对奥斯陆卫生局处理她这件个案的官员说，“暴躁好斗，而且非常凶。”情况记录上写着。
她很想找个人给安德斯诊断一下。说不定有什么药可以给他吃？她告诉顾问她怀疑安德斯有糖尿病，说起他在家里紧紧抱着的那瓶红色果汁。可他在托儿所里没有那个瓶子也应付过来了，而且和周末看护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把果汁带去。他在家里的时候才需要那个瓶子。而且他的血糖水平也没有问题。
温彻有两张面孔展现给世人。她多半让人看到微笑、健谈、无忧无虑的一张。可有时候她却非常疏远，会不打招呼径直走过去，或者扭过头去看向别处。即便真的说了什么，也是拖长了声调，讲的话几乎都是含糊不清的。
邻居们谈起过这件事。她没喝醉，不是因为这个；会是因为吸毒吗？
住在温彻那一层楼的邻居们很快就开始感到，在这个家庭的房门背后，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安德斯很少在儿童游乐区里出现；两个孩子都有点像是隐形的，默不作声，战战兢兢。邻居们管他叫“麦卡诺(3)男孩”，因为他就像是用建造模型拼搭出来的一般，非常僵硬，棱角分明。不过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姐姐。她表现得就像是温彻和弟弟两个人的母亲。是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并且还照看着安德斯。“温彻不会看人脸色。”一个邻居对另一个说。只要在楼梯上听见温彻的声音，住在对面单元房里的女人就会躲进自家的大门里。“你根本走不开。她滔滔不绝，讲一大堆废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事——对那种事她总是有好多话要讲。她曲解字词的意思，还经常被自己说的话逗乐。”她后来说道。让邻居们吃惊的是，温彻百无禁忌，哪怕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那些充满暗示的说辞也一样。通常，最后都是伊丽莎白设法让母亲走进家门，说些“我们现在一定得走了，妈妈，否则冷冻的东西就要化了。我们还是把它们放进冷柜里好，不然可能会坏掉”之类的话。
谣言四处流传。有许多男人进进出出，邻居们议论纷纷。在楼梯上面碰见他们，避开他们的目光，或者是在他们按响温彻家门铃的时候从旁边经过，都让人尴尬万分。而且温彻总是出门在外，他们互相嘀咕着。就连晚上也是。从来没人见过“照看孩子的保姆或是外婆”进到他们家里。有一次温彻请一个邻居过来，看一下她房子里出了故障的东西，那位邻居猛然发现，她家里连一点孩子生活的迹象都没有；就好像他们俩不存在似的。
一天，延斯·布雷维克接到一位邻居打来的电话，抱怨说公寓里总是有噪音，而且温彻时常外出，白天晚上都不回家。那位邻居也暗示了为数众多的男性访客，还说孩子们都没有人管。
延斯什么也没有做。他在巴黎有了全新的生活，新的太太，新的烦恼。
一天早晨，一位年轻的女邻居听见单元房里不时发出很响的噪声，决定是时候去看个究竟了。她按响了门铃。伊丽莎白只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哦，没有，家里没什么问题。妈妈这会儿在睡觉呢。”她边说边把房门顶在原地。在她细瘦的手臂底下，一个男孩站在那里，直视前方，面无表情。
邻居们对于隐私权的尊重盖过了他们对两个孩子的担心。再说，反正这家人已经引起了儿童福利机构的注意，是温彻自己打了电话去求助的。温彻最近的一次到访，让威卡区社会福利办公室的顾问非常忧虑，她断定这家人需要的是精神问题方面的帮助，而不是儿童福利上的支持。她把他们转到了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在安德斯四岁生日前的两周，一九八三年一月底，一家人被请来接受鉴定。
工作人员发现来和他们见面的这个女人神志不清，而且忐忑不安。她甚至连找到中心所在的地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尽管已经有人告诉过她详细的走法。事实证明她没法带着孩子找到过来的路，于是中心准许她免费乘出租车来。
一家人在日间家庭部注册登记，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会替孩子们进行评估，一位心理学家则会衡量他们的母亲。中心有治疗师、护士和儿童福利官员在场。这些专家会观察这家人在用餐、玩耍等日常活动中的互动情况，并对三人进行心理测试。儿童行为问题有时是由于家庭内部的关系所导致的，倘若“家庭内部的问题得到解决”，症状或许就会减轻。
安德斯被安排进了中心的托儿所。他也可以自由进入游戏室，那里有汽车、洋娃娃、泰迪熊、木偶剧场、牛仔和印第安人、颜料和蜡笔、剪刀和彩纸，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
专家们见到了一个生活得一点儿也不快乐的男孩。与母亲所形容的那个难以满足的儿子判若两人。“明显与做游戏的情绪格格不入。不喜欢玩具。其他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他也和他们一起活动。对角色扮演游戏完全不熟悉。玩的时候总是非常警惕。安德斯缺少自发行为，对活动的兴趣、想象力和移情能力。他也没有同年龄段大多数孩子身上常见的情绪骤变。他不懂得表达情绪的词汇。”负责评估他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佩尔·奥拉夫·纳斯写道。玩购物游戏的时候，他感兴趣的是收银机如何工作，而不是整个游戏本身。“安德斯需要的关注出人意料的少。他小心谨慎，很有节制，极少纠缠任何人，极其干净整洁，没法保持干净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不安。他不会主动与其他孩子交流。他机械地参加活动，没有表露出任何喜悦或是热情。常常显得悲伤。他发觉自己很难表达感情，但在最终做出反应的时候却会异常激烈。”报告继续写道。
一旦他意识到有人，成年人或者其他孩子，想要与他接触，就会转而表现出焦躁不安的行为。就好像一旦有任何人对他表示出任何需要，他就会立刻启动一套防御机制，传递出“别打搅我，我很忙”的信息。这位儿童精神分析专家还注意到了一种假装出来的、戒备的微笑。
不过，安德斯很快就证明自己有能力适应全新的环境。仅仅几天之后，他就认定自己喜欢到中心的托儿所里来，而在疗程结束之后要走则是一件“蠢事”。他流露出掌握新技能的喜悦，也能够领受赞扬。中心的工作人员断定问题并不是安德斯个人的心理损伤；也就是说，那种无法通过将他放到一个全新的、主动给予关心的环境当中来加以复原的损伤。有很多方法都能让他恢复。是家里的情况正在渐渐毁掉他改善的希望。总的结论是，安德斯成了母亲灰心失望的替罪羊。
中心的心理学家与母亲展开了交谈，并进行了测试，他发现了一个生活在自己私密内心世界里的女人，关于如何与周围人相处的意识发育不全。她与身边亲近的人的关系，都带有焦虑的特征，在情绪上，她的抑郁症和她对此的否认都非常明显，她在中心的治疗时间结束时，案例总结上这样写着。“混乱冲突使她感到危险，面对压力则会让她出现思维不合逻辑的征兆。精神上她处于人格障碍的临界点，行动非常不稳定。在井井有条的生活环境中能够表现良好，但在危急情况下则非常脆弱。”
温彻对安德斯的态度说变就变。上一分钟还和颜悦色，下一分钟就开始冲着他凶狠地吼叫。有时她拒绝的方式也很粗暴。中心的员工听见过她对儿子大喊：“你死了才好呢！”
安德斯的母亲很快就成了员工之间的谈资。“即便身处诊所的环境，她也不问是非地说起自己强烈的性幻想和性恐惧，她对男性员工的态度也非常矛盾。”心理学家阿里尔德·耶特森写道。有时她会非常轻佻。不过他也注意到，随着待在中心里的时间渐渐过去，她也变得越来越平静了。
四周的观察期过后，接受鉴定的家庭一般都会获准离开，然后由居住地的儿童福利和儿童心理问题机构来提供帮助。布雷维克一家在中心的治疗让专家们认定家庭生活正在对两个孩子造成伤害，尤其是安德斯，因而建议社会服务部门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安排领养。“整个家庭都被母亲的不良心理活动所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她与安德斯的关系。这段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她以共生的方式将他绑在身边，而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排斥着他。安德斯是母亲外化的偏执过激行为，以及对男性普遍性恐惧的受害人。伊丽莎白躲过了某些影响，身为女孩是最为显著的原因之一。而伊丽莎白的问题则是，在安德斯面前过早地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结论是“需要把安德斯从家里带走，放到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照顾，因为母亲不断受到他的刺激，陷入一种又爱又恨的处境之中，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求成长”。
中心认为母亲和女儿大概更能生活在一起。但对伊丽莎白的进展也应该加以密切关注，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例如她几乎没有朋友，而且时常会陷入自己的幻想之中。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在一封写给当地儿童福利办公室的信中说道：“安德斯和母亲之间根深蒂固的病态关系，意味着早期干预对于防止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发生严重畸形至关重要。为了取得理想的结果，他应该被转到一个稳定的寄养家庭中去。但是男孩的母亲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也很难预测强制干预的后果。”
由于安德斯的母亲已经申请了周末家庭形式的临时看护，中心建议最初的工作以此为基础，让养父母明白这样的安排有可能长期固定下来。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对本地儿童福利办公室强调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寻找合适看护家庭的工作应当立即开始。中心会协助评估领养家庭，在布雷维克家与临时看护家庭之间调解斡旋，继续积极参与其中，保证事情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件事，把整个计划搞得一团糟。目前派驻巴黎的延斯·布雷维克从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收到了鉴定报告。他通过律师要求立刻将安德斯转由他来照顾。这位外交官想申请一份暂时的禁止令，让他能够马上获得男孩的紧急监护权，同时再通过法庭诉讼寻求永久的抚养权。温彻之前是很乐意接受周末临时看护的，如今却断然拒绝了任何帮助。这样会让她的前夫在法庭上占得先机。温彻又雇用了那位替她打理离婚和财产分割事务的律师。这位律师写道：“以寄养家庭的形式为安德斯提供临时看护，我的委托人完全反对这种解决方案。此外，对临时看护的需求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
此时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退到一旁，等待奥斯陆市立法院的判决结果。一九八三年十月，法庭裁定安德斯的情况不需要执行紧急措施，男孩可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主要诉讼程序开始为止。
按照延斯·布雷维克的理解，法院已经判定温彻并没有严重的疏忽照顾，因此他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儿子的监护权。无论如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法庭在未成年人监护权诉讼案中偏向父亲是极为罕见的。一般来说母亲都占有优先权。
延斯·布雷维克已经三年没见过儿子了。现在他放弃了负责照顾安德斯的要求，案子根本没有上庭。他的律师写信给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说，了解到在奥斯陆市立法院召开的预备会议的情况之后，延斯·布雷维克和他的现任妻子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起初，“他们的感觉是安德斯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向他敞开了自家的大门。而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必须要打官司才能得到安德斯。这是一项全新的进展，他们觉得自己被推进了一种原本无意卷入的局面”。
但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年轻心理学家不想放弃安德斯。就在市立法院宣判一个月之后，阿里尔德·耶特森恳请奥斯陆的儿童福利机构启动收养安德斯的标准程序，也就是说，强行将他和母亲分开。耶特森强调说：“我们坚持最初的结论，对安德斯的照料岌岌可危，他面临着出现严重精神机能障碍的风险，我们特此重申我们的鉴定结论，其他形式的照料对安德斯而言是必要的，基于《儿童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款，我们认为这么做是我们的责任。由于孩子的父亲已经撤回了民事诉讼，儿童福利机构理应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着手处理这一个案。”
同年十一月，温彻的律师指控那位心理学家（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中心的那位）“偏执歧视”。“诚然，我并不是心理学家，然而，在三十年的执业生涯中，我学到了一些年轻的耶特森可能没有学到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类行为广泛而又详尽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我可以表达我坚定的信念，倘若温彻·贝林不够资格在没有儿童保护机构介入的情况下来照顾安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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