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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杰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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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求索录试读：

内容简介

李国杰同志的“创新求索录”是他自1986年底留学回国以来研制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和龙芯微处理器、领导中科院计算所进行知识创新二十余年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高技术前沿领域自主创新执著求索的思想轨迹。书中既有“三思而后行”前瞻思考，又有对自主创新实践“三行而后思”的反省总结，对科技工作者、高技术企业创业者和有关政府官员都有借鉴意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向读者推荐：“这本文集给予我们的启示不仅是计算机技术创新的实践和经验，所传递的战略思维、价值理念、道德情操、创新气魄，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给予世人的启发是深刻而多样的。”序

李国杰同志的“创新求索录”是他自1986年回国以来20余年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计算机前沿领域执著求索创新的记录。虽不是学术论文集，但给人的启示却远胜于学术论文。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技术前沿探索和自主创新，最重要的是勇气、信心和脚踏实地、不慕虚荣、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在底子薄、基础差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高技术，资金投入、物质条件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信。李国杰同志和他的团队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是一个范例。第二，高技术前沿探索和自主创新，必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积极自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战略研究，科学前瞻，找准技术创新的突破口，确定创新目标和实现途径。李国杰同志和他领导的团队正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如，成功研制曙光系列超级计算机和服务器并实现了产业化；成功研制龙芯系列CPU，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结束了我国计算机“无芯”的历史，促进了我国低成本信息化进程。

第三，作为学术带头人，一位院士，李国杰同志不但在学术上发挥了领衔作用，在学风道德方面率先垂范，并在创新团队组织和协力创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在培养支持青年人担纲创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充分体现了一位中国学者、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远见卓识，使得计算所优秀创新人才辈出，求真唯实、协力创新的优良学风得以继承弘扬。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得以持续不断的提升。

第四，科技创新需要管理和体制创新。李国杰同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计算机技术专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创新组织者。无论是担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还是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他都矢志改革、开拓创新，尊重和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有利于技术转移转化的骨干型、引领型、网络型研究所之路，积极探索曙光系列计算机和龙芯系列CPU的产业化之路。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科学家对技术创新根本价值和社会责任的深刻认知与不懈追求……这本文集给予我们的启示不仅是计算机技术创新的实践和经验，她所传递的战略思维、价值理念、道德情操、创新气魄，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给予我的启发是深刻而多样的。特向青年同志们推荐。

是为序。

张甬祥

2007年8月

自序

1986年底，我带着几大箱复印的资料和一台IBM PC从大洋彼岸回到阔别五年多的北京，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聘为副研究员，从此开始了我后半生在发展高技术道路上的求索生涯。

回国后不久，我就当上了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与大多数留学归来的学者一样，刚回国时总是充满豪情壮志。当时，我在介绍智能中心的小册子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一流的计算机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未必低于国外，只要凝聚一批脚踏实地、不慕虚荣、决心为振兴民族高技术产业而拼搏的斗士，外国一流计算机实验室能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能做到。”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能干一番连外国人也感到惊异的大事。但无数的挫折和困扰教育了我，在旧的体制盘根错节、旧的意识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下，在强大的外国公司咄咄逼人的压力下，以我们如此微薄的技术积累，要在国内实现真正的核心技术突破，尤其是要在自主技术基础上推进高技术产业化，其困难之大，其麻烦之多，远远超出当初的想象，所以后来才有“发展高技术难，在中国发展高技术是难上加难”的感叹。

但另一方面，20年以后再回头看走过的崎岖之路，毛主席诗词中“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些过去被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核心技术禁区我们不是也闯过来了吗？真是事非经过不知“易”，在中国，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实在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会，我才坚持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报告中写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发展上的差距不只在技术，还在于胆识与魄力”。看来，在底子薄、基础差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高技术，首要的因素不是投入多少资金，而是必须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信。

从整体上讲，我留学回国后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主持研制曙光计算机和发展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启动并支持研制龙芯CPU和促进我国实现低成本信息化、致力于振兴中科院计算所、给有关领导部门提交咨询建议。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尽管曙光计算机的市场份额还不够大，但今年国际权威咨询机构IDC公布的统计结果表明：在高性能计算机的主要机型——机群系统(Cluster)的全球统计中，曙光机群系统的市场份额已居全球第四位，在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计算机公司中排第一位。看到这样的统计结果，回想当年国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市场被外国公司一统天下，不能不感到一丝欣慰。龙芯CPU横空出世给国人莫大的惊喜，尽管在媒体和网络上还常常看到对龙芯的责难和怀疑，但龙芯人正在以超过摩尔定律数倍的发展速度推进“中国芯”的研制与产业化。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条件下，完全凭产品的性价比和质量，龙芯2E的商业化推广已取得重大进展，有些骨干整机企业已开始大规模订购龙芯芯片。单核CPU技术上可以说接近“顶天”的龙芯2F最近已流片成功，计算所正在设计多核CPU芯片，明年将在意法半导体公司65纳米工艺线上流片生产。几年前我们开始做CPU芯片设计时，国内连Intel 386档次的CPU还没有做出来，0.25微米工艺国内都很少人流片，我国用6年时间跨过了Intel公司20年的历程，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另辟蹊径，后来居上”。计算所的浴火重生诉说着国家科研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的一段令人寻味的故事，这几年计算所的变化也许会告诉人们国家科研机构能为国家与企业做些什么。从2000年开始担任计算所所长以后，我大概花了1/3以上的时间，为科技部(曾担任“863”计划信息领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现担任工程院信息和电子学部主任)和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现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技术与产业专委会副主任)等部门“打工”，为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实现信息化做咨询已不是我的“副业”，而是成为我的“主业”之一了。

在20年的探索与拼搏过程中，我在公开的媒体和内部的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在各种会议上做了几十场报告，也给有关领导部门提交了不少咨询建议。这些文章与报告不但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和龙芯CPU的艰难历程，也反映了中科院计算所走出低谷重新焕发青春的变化，更多的是表达了我对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些思考。当我从这些文章和报告中选出一些重要的内容整理成册时，并没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更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念头，而是有一种颇为沉重的心情和难言的困惑，因为十多年以前我感觉到的影响我国高技术发展的障碍至今仍阻碍我们前进。比如，1996年8月，我在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先生主持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开发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发展高技术难在何处”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我国高技术企业举步维艰，可以在政策、投资者、用户等方面找出种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办高技术企业的明白人”；“市场是国家可以宏观控制的大资源。简单地以市场换技术只能将市场拱手相让而换不到真正的高技术。通过政府采购法、反倾销法等法规保护幼稚的民族高技术产业势在必行”；“短期内中国还难形成风险投资环境……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政府带头，应从国家财政中拨出一笔经费专用于高技术风险投资，不许挪做他用。”这些十多年前讲的话如果在今天发表几乎不用改动。我过去发表的关于技术创新、产学研结合和高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仍感到有现实意义。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自主创新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为了和科技界、企业界及有关管理部门分享我和我的同事在自主创新第一线的体会，共同探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我觉得有必要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收录原文，公开出版这本文集。我给这本文集取了个书名叫“创新求索录”。

用“创新求索”四个字概括这几十篇文章似乎比较贴切。因为几乎每一篇文章的主题都围绕探索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关于自主创新的大块头文章和专门论述创新的著作已经不少，“自主创新”已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创新”可得到一亿多个网页。但为什么我国没有出现像三星、诺基亚一样通过核心技术创新走上世界一流的企业？为什么我国大学与科研机构没有在信息领域作出一件成为国际主流技术的原始创新？这说明创新的大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工作中真正体现出创新的价值又是一回事。创新之奥妙在“新”，创新之艰难也在“新”，世界上没有一条人人都可以大踏步前进的所谓“创新之路”，创新需要持之以恒地求索。所谓求索就是一方面要百折不挠地实践与追求，另一方面要苦心积虑地思索，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思考创新之路要如何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创新求索录”就是20年来我和我的同仁们围绕创新实践的思考记录。唐代大文豪韩愈讲过：“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其实，行与思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行”的“思”可能是空洞的理论，没有“思”的“行”可能是盲目的实践。我们既需要“三思而后行”，也需要“三行而后思”。这本《创新求索录》的内容可以解读为自主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在20年的创新求索过程中，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包括：高性能计算机和CPU等产业是需要接受市场竞争考验的战略产业，与两弹一星一样重要但又不能按两弹一星的方式发展，我们应如何把国家统一意志与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结合起来？我国信息领域的企业大多数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企业界主流的意见是我国只能走“先易后难”，“先边缘后核心”的渐进创新道路，20世纪90年代这种战略颇见成效，到了21世纪，我们能否只靠“渐进创新”把信息产业做强？我国究竟有没有能力突破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技与产业脱离、产业与应用脱离，造成两张皮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国内许多人把国家科研机构看成计划经济时代学苏联模式的后遗症，国家科研机构究竟能不能在创新价值链上起到骨干与引领作用？中国究竟要发展何种模式的国家科研机构？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我国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问题？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症结在哪里？技术为什么不能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除了上述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外，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当然我也经常在思考信息领域未来的生长点在什么方向，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颠覆性的新技术。这本文集中讨论较多的也是上述这些问题。通过多年的思索与观察，我发现自主创新战略不能落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观念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主流观念的保守将导致一个行业的落后。古人讲“一言兴邦”可能言之过重，但“一念兴业”或“一念败业”的事比比皆是。这本文集中阐述的某些观点不一定都符合主流观念，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争鸣，使我们的观念与时俱进，那将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这本文集的作者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但实际上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活动着许许多多的人影。没有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和曙光公司员工的拼搏进取，没有龙芯课题组小将们的敢想敢干，没有计算所1000多名职工和研究生的发愤图强，我对于自主创新就不会有任何感性认识。我和我的同事思考的每一个问题都来自团队的实践，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全靠集体的实践去验证。这本文集实际上是曙光人、龙芯人和计算所人共同探索自主创新之路的总结。

我1987年回国工作以来，陆续得到几位领导和前辈的支持。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朱丽兰给我提供了致力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大舞台。宋健主任鼓励我们“像当年的刘邓大军一样杀出重围，投身于高技术产业化的战场”，朱丽兰主任亲切地承诺“我们都会帮你担起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化的沉重十字架”，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牵头制定的科学院知识创新战略和试点工程使计算所走出了困境，也使计算所人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计算所的改革创新始终贯彻了路院长的思想理念。原科技部高技术司冀复生司长把曙光人比做长征路上的英雄，而把自己比做站在岸边看着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战友”，实际上他不仅是曙光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曙光人每一场战役的谋划者。汪成为院士是“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首任组长，也是我进入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引路人，他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高瞻远瞩给了我许多启迪，我们对自主创新的许多看法有着高度共识。在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时，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导师夏培肃和韩承德老师，是他们把我带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地，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本道理。没有这些领导和前辈的支持与教诲，我至今可能还像在美国留学一样，继续做“论文机器”(paper machine)。这本文集还凝聚了我的同事们的智慧，从1987年回国至今长期与我共事的有樊建平、徐志伟、历军、邓燕、孙凝晖、胡伟武、隋雪青、孟丹、李锦涛、李忠诚、张兆庆、史忠植、程学旗、王凡等，在文集出版之际，我向他们以及许许多多未一一点名的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在国外工作的朋友交流大大开阔了我的思路与眼界，这本文集中有许多观点受到他们的影响。与我交流频繁的师长和国外朋友包括：华云生、黄铠、李凯、赵伟、高光荣、张晓东、李明、沈晓卫等，在此对他们也表示诚挚谢意。在打印文稿、收集资料和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我的秘书王晓虹、杨宁和学生王琴做了大量文字工作，特此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张蒂华，没有她的操劳和照顾，我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本《创新求索录》。

李国杰

2007年夏

作者简介

李国杰，男，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并行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曙光2000、3000、4000A超级服务器，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CPU。多次获得国家、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等重要奖项，其中曙光1000获得199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合著了4本英文专著。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产业与技术专委会副主任、英文版计算机学报主编。

领导关怀

科研成果

工作环境

第1章　创新思考篇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

到了千年又觉陈。

——赵翼《论诗》

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

科教兴国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而独占的知识产权只有靠创新的研究才能获得。在技术科学领域，特别是对于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要实现有重大价值的技术创新，关键在于正确的选题。

一、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目的性

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基础科学的宗旨是认识世界，而应用科学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在基础科学领域，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open problem)，人人都在找答案。这一领域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探索未知领域的奥妙，其聪明才智主要体现于寻找答案的本事。而应用与工程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是为了改造世界，具有非常明显的目的性。因此，技术创新一定要接受应用与市场的检验，只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发明创造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这一论断包含几层意思：一是没有市场前景的所谓“创新”实际上是浪费精力；二是对现有工业标准的小的改进不会采纳为新标准；三是创新的重点要放在尚未形成工业标准的有发展前景的升级换代技术上。

当日本人兴高采烈宣传第五代计算机时，一位美国教授在日本召开的第五代机国际会议发出令人深思的质问：“If Prolog is solution， what is the problem？”(“如果Prolog是答案，请问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Prolog是一种逻辑程序设计语言，所谓第五代计算机本质上是执行Prolog语言的专用机。如果对什么应用需要这种专用机还不清楚，花大力气在Prolog机上“创造”又有多大意义。我国的许多科研人员的选题来自国外文献，凡是国外形成热潮的课题过两年延迟以后，在中国一定会加倍热起来。专家系统热潮过去以后，一股神经网络的热潮又席卷全国。国外有多少研究方向，国内差不多也有多少研究方向。很少有人问自己为什么要研究这一课题，许多研究没有Motivation(动机)。不少研究是致力于对人家的答案做一点小的修改，然后争取在会议或学报上发表，或者做一个样机验证一下自己的思想，开一个鉴定会，研究任务就算完成。实际上，在计算机领域(或许对其他技术领域也适用)真正的聪明才智主要不是表现在找答案而是找到最值得解决的问题。

只有敢于标新立异，善于发现别人没有涉及而又有重大价值的问题才能做出对本领域有重大贡献的创新。我的一位好朋友李凯可能是我国计算机领域数以万计的留学人员中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他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抓住了并行计算机可扩展性与容易编程这一必须解决的基本矛盾，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具有统一地址空间的分布式存储计算机，提出了共享虚存计算机的思想。尽管他的

解决方案效率不算高，但是他验证了解决这一困难的可行性，为近几年并行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博士论文可能是近年来计算机体系结构文献中引用最多的博士论文。Cray、KSR等公司，MIT、Stanford等大学近几年都沿着他指出的方向研制并行机。他曾深有体会地对我讲：搞计算机研究需要的聪明与研究物理、数学不一样，有大成就的计算机学者的本领主要是Find Problem(找问题)，而不仅仅是Find Solution(找答案)。

* 1995年发表于科技日报，同年又被《中国软科学》刊登

二、选题正确的关键是对市场与技术趋势的判断

当日本和欧洲学者努力执行五代机计划与Esprit计划时，美国人埋头在进行RISC技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一些学者预计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主要的应用是逻辑推理，如机器翻译、法律咨询等，欧洲一些学者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应实现计算机自动编程序。事实证明这些学者对市场的判断失误，他们的计划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做任何一项技术创新研究，一定要对计划完成时的市场有正确判断。如果判断失误，不管在研究期间做了多少创新努力，其结果都不会美妙。恰当的选题不仅要正确地分析技术发展趋势，而且要符合国情。要用高技术之箭射我国实际需要之的。往往国际上炒得很热的不一定是我们正确的选择。1987年我回国时Prolog机、LISP机还很热，似乎下一代的计算机必须在脱离主流技术的方向“创新”才有出路。我和“863”计划智能机专家组的同志们一起商量，决定不盲目地跟外国人跑，而应当以RISC与并行处理技术为基础发展多处理机服务器与大规模并行机。我们先后研制成功曙光一号与曙光1000并行机，突破了一系列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关键技术并有所创新，为发展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打下了基础。当金字号工程在全国蓬勃发展时，我们已有能力提供满足要求的计算机平台。如果当时未作出正确的选题决策，今天的日子将非常难过。

三、我国发展高技术的若干选题原则

所谓选题立项的过程就是什么方面有所为，什么方面有所不为的取舍过程。对宏观决策部门来讲，决定要做什么很难，决定不做什么更难，因为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不果断砍掉一些似乎可做的项目，打算“有所为”的项目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支持。

目前正是“九五”计划立项的关键时刻，不解决好“有所不为”的问题，摊子一大，必然广种薄收。对竞争十分激烈的计算机领域而言，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就应上什么项目，也不是什么重要就上什么项目，而是要根据上这个项目“值不值”决定是否立项。也就是说，要根据一个项目的预期成果有没有竞争力，来决定是否立项。所谓项目有新意，是指所提出的目标与技术路线将可能导致后来居上，打开一个缺口，占领一片市场，而不只是提出了与别人不同的解决方案，或所谓填补了国内空白。

对高技术研究而言，创新主要表现在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重大的高技术项目一定要以形成建立在自己知识产权基础上的高新技术产业为目标。在计算机行业中，设计方案、软件程序等都可以看做知识产权，但最反映创新思想、最能获得超额利润的知识产权往往是独创的算法。王选院士曾风趣地指出，北大方正的成功在于“玩了三次数学游戏”，实际上是巧妙地设计了三个与电子印刷有关的算法，并用集成电路实现了这些独创的算法。今后几年，计算机厂商在多媒体、Internet网等领域角逐的焦点也在于数据压缩，文件查询等算法设计。遗憾的是我国计算机教育的一个重大失误恰恰在于忽视算法教育。我国计算机软件课程的重点在于教学生编程序。有些大学在研究生课程中都开不出一门像样的算法课，书店也几乎找不到高水平的算法设计教科书。要想加强计算机领域的创新，首先要加强算法设计教育。“863”计划计算机主题“九五”期间，将要加强算法研究的投入，引导有才华的学者从事创新算法的研究。

四、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几点不足

教育与科研有联系，但功能与要求不同。科研一定要强调创新，培训、跟踪本质上应属于教育的范畴。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尤其是一些培养研究生的单位往往混淆这两种功能，把科研工作混同于研究生教育，将自然科学基金或“863”经费主要用于研究生了解国外的热门研究领域，研究的选题很类似国外著名大学博士课的课程作业，研究结果只起到验证外国学者科研成果的作用。在我们的科研项目中，这种洋人不叫好(上不着天)、老百姓也不受益(下不着地)的课题，尚占不少比例。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适当增加一部分研究生培养经费(可从“863”计划、基金计划中划出一部分)，明确作为研究生跟踪学习经费，不算承担科研任务。立项的高技术科研项目要对创新提出明确要求。关于工业界的引进与消化属另一类问题，不在此讨论。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在应用基础研究中反映得十分明显。我国的应用基础研究十分薄弱，使得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明显分离。我在美国攻读博士与工作期间写的论文，搞理论的认为是讨论工程问题，搞工程的认为是讨论理论问题。开始我担心两方面的学者都不接受，后来事实证明，只要工夫到家，两方面学者都欢迎，我投的几十篇论文，不论IEEE学报还是一流国际会议几乎都被接受。我国要切实加强对实际设计有指导意义的应用基础理论的研究。一般来讲，有理论基础的技术创新能获得较高效益。

我国的学者跨学科交流太少，知识面窄，这已成为限制创新思想迸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领域，如智能接口研究等，还不够开放，几个人的思路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实际上关起门称老大，自以为天下第一，怕在与外国学者交流中让老外摸了底，结果只会拉大我们与国外的差距。

发展高技术难在何处

以“863”计划的重大成果曙光一号的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已经一年了。一年来，曙光公司推出了两个系列14个品种曙光天演工作站与服务器，在市场上初步打开局面。成立一年来营业额达7000多万元，净利润500多万元。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高技术公司而言，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一年来的艰苦创业使我们深感发展民族高技术产业是件十分艰难的事。

发展高技术产业需要具备市场、人才、技术、资金等基本条件，更需要高人一筹的决策管理和由国家政策培育出来的宏观环境。发展高技术产业难就难在在上述条件尚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如何找到符合国情的发展规律，在一片荆棘之中踏出一条新路。我们是一支初出茅庐的新兵，下面谈一些体会，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经验丰富的前辈与各部门、各领域的专家。

一、关键在于造就一批“明白人”

国外成功的高技术企业都是一批社会的精英在运作，他们非常熟悉全世界的行情，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对产品的市场前景有较正确的判断力，对高技术的发展趋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们也善于管理，与科技界、金融界有密切的联系。尽管每个人有专长，但一个成功的高技术公司总有一个类似三驾马车的领导班子，他们在市场、资金运作、科技决策与管理等方面有高人一等的才能。我国高技术企业举步维艰，可以在政策、投资者、用户等方面找出种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办高技术企业的明白人。我国高技术企业的领导人有些过分迷信技术的作用，有些过分相信广告舆论的作用，真正有本事放眼世界驾驭高技术产业的明白人不多。所谓明白人，一是要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律，二是要了解中国国情。简单地从国外引进“总裁”，未必能立竿见影在中国获得成功。

在各类高技术人才中，中国最缺乏的可能是市场分析人才。严格来讲，我国的高等院校还没有培养出这方面人才，也难于直接从学校培养出市场分析方面的高级人才。市场分析与预测是门大学问，即使在国外，拔尖的市场分析人才也十分难得。今年半导体存储器价格几乎降到去年价格的1/4，这么大的变化去年似乎未见到任何人作出预测。实事求是的市场预测是高技术企业成功的基础，仅仅根据科研人员定性的判断决定生产与推广，十有八九会失败。我国科技领导部门提倡成果转化和成果推广，其思路是先根据技术发展趋势作出一科研成果，然后去找企业转化成产品，再找用户使用。许多转化不成功不一定是企业不卖力，而是根本就不应该做这种产品。多在市场分析预测上下工夫，所谓成果转化、

成果推广就会省事得多。

* 1996年8月在秦皇岛由马洪先生主持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开发研讨会”上的报告

有竞争力的产品出自有竞争力的人才。各地高技术开发区要想推某种高技术产品，其前提条件是要找到能驾驭这一产品市场开拓与产品开发的人，而不仅仅是从某一科研单位或学校得到某种技术转让。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转移本质上是人才转移。让我们先在培养造就真正高水平的高技术策划、管理、开发和销售人才上多下工夫，振兴高技术产业就有希望。科教兴国的“教”字中应突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

二、贵在发现市场，扩大市场

经过十余年奋斗，我国信息行业已涌现出方正、联想等大产业集团，已在市场上占有可观的份额。但大多数以高校和研究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高技术公司，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在与外国大公司的竞争中获得自己的市场份额。许多不成功的高技术公司往往把发展慢的原因归之于外国对手太强。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高技术行业以弱胜强的例子很多。对付强手的策略应当是避实就虚，在对方相对较弱的地方找我们的市场定位。对高技术的不同理解往往导致不同的市场定位。我赞同美国未来研究所对高技术的解释：所谓高技术是技术在社会或市场上的前沿应用(leading edge application )。发展高技术不一定非要自己生产一种类似产品取代外国产品。我们在前沿应用，特别是符合国情的前沿应用上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也许是更重要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民族信息产业主要靠中文信息处理立足于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这方面的优势已不明显，结合金字工程提供符合中国国情的各种软硬件产品与服务可能是我国信息产业新的生长点。

一般来讲，信息产品市场主要是个人或家庭用的消费品(Consumers)和单位业务需要的产品(Business)。近年来各种报刊对信息产品进入家庭已炒得很热，但计算机真正像电视等家用电器一样全面进入家庭可能会比许多乐观估计的时间要长。而对于如何利用高性能计算机的高技术增值，盘活国有大中企业的存量，我们宣传得太少。一个国家要富强光靠娱乐业是不行的，必须有强大的制造业。我们应大力推广高性能计算机在CAE、CAM方面的应用，下大力气提高大中企业的产品设计与新产品性能仿真能力，提高我国传统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863”十周年成果展在沈阳引起轰动就说明高技术进入传统企业是我们必须加倍重视的大市场。

市场是国家可以宏观控制的大资源。简单地“以市场换外国高技术”只能将市场拱手相让而换不到真正的高技术。通过政府采购法、反倾销法等法规保护幼稚的民族高技术产业势在必行。在高性能计算机等国产高技术产品还不被多数用户信任的情况下，各政府部门与企事业单位采购决策者对民族高技术产品的支持显得特别重要，对于拍板率先使用民族高技术产品的领导干部国家要大力表扬鼓励，作为他们“讲政治”的重要业绩广泛宣传。国家政策的支持是扶植高技术产业、扩大我们自己占有的市场份额的重要措施。

三、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我国高技术产业进展不如周边国家与地区快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科研与产业脱离。科研人员转变观念还不彻底，但已有一些进步；企业界也在转变观念，但对技术创新重视的程度还不能满足高技术产品的要求。技术创新不能一劳永逸。高技术产品的特点是更新换代快，生命周期短。企业花钱引进技术一般只在两三年内对提高竞争力起作用，有些技术甚至不到一年就落后。一个高技术企业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研发队伍，不在产品更新换代上狠下工夫，即使有过短暂的辉煌，很快就会陷入困境。我们曾以彩电业的崛起而感到自豪，但当新一代彩电问世时，彩电业又面临与国外产品的残酷竞争。我国不少合资高技术企业由于自己没有重视研究开发，需要不断从外方引进技术，中方股份只好一降再降。国外公司也有类似情况，前几年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Creative公司的多媒体产品畅销全世界，十分风光。由于技术创新跟不上，现在已在走下坡路。我国不少号称技工贸相结合的公司实际上基本是贸易公司或贸工公司，产品的技术增值很少，利润率很低。长期走低利润的路线，企业很难有大发展。我国也有十分重视研究开发的企业，比如深圳华为公司有七八百人搞研发，每年投入开发费超过一亿，其产品有竞争力应在意料之中。

许多企业内部开发力量不够，增强开发力量的一条可行途径是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结盟。联想集团的“瞎子背瘸子”的经验适用于全国大多数高技术企业。国家应制定更加具体的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并且在全国大力推广产学研结合成功的经验，形成一种风气。国家各种科研计划，尤其是“863”计划，要逐步向企业界倾斜，使企业成为科研主体。企业成为科研主体之时也就是我国高技术产业腾飞之时。

四、建立风险投资环境

缺钱使多数高技术企业感到苦恼，许多美妙的计划由于找不到投资而化为泡影。国外高技术企业，尤其是美国的企业，主要靠风险投资商在初期给予支持，只要经营思路和创新技术足以吸引人，即使公司亏损，也可以上市甚至吸收大量股民资金，Netscape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最近上市的Yahoo信息服务公司，已达到8.48亿美元的股票市场总值，公司创办人杨致远原是斯坦福大学27岁的华裔Ph.D学生，被誉为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比尔·盖茨。这种奇迹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的投资商还不具备这种风险意识，全世界恐怕也只有美国证券自营商自动报价协会(Nasdaq)才有这种投资环境。1995年美国有200多家高技术公司上市，吸收资金80多亿美元。大陆及港台的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企业每年能否回报高于银行利息的分红，而我接触过的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最关心的是公司何时能在美国上市，这就是高技术风险投资家与一般投资者的区别。短期内中国还难以形成风险投资环境，前几年以国有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公司大多投资房地产，很少投资者敢在高技术上冒风险。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政府带头，应从国家财政中拨出一笔经费专用于高技术风险投资，不许挪做他用。为提高风险意识，可考虑吸引一些在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工作的留学人员回国参与此项工作，也可邀请一些高技术专家参与风险投资评估。

五、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产业化之路

明白人少、市场主要被外商占领、技术创新力量弱、风险投资意识差是中国的现实。中关村就是中关村，虽然冠以中国硅谷的美名，但仍不具备美国硅谷那种刺激高技术发展的文化与环境。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硅谷的一套做法在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而必须在实践中探索、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有人说我们是在沙漠里学游泳，学不到游泳本领，那就让我们像沙漠之舟(骆驼)一样踏出一条走出沙漠到达光辉彼岸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化之路。实现产学研结合要进一步改变观念*

今天这个会非常重要，刚才听了政府部门的一些意见，也听了学校科研单位的一些意见，我想占大家一点时间讲讲产业界的一些想法，我不能代表所有产业界人员，只是说一些想法。

我最近花了不少时间做“S863”，即下一期“863”计划的规划工作，调研时发现产业界感到“863”成果不解渴，产业界希望科研部门能提供非常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或知识产权使企业能够翻身。不论是邮电部，还是电子部，都在急切地要求高技术研究应该为国家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作些实际的贡献。在学校与科研部门调研时，另一方面的反映也很强烈，有些教授说：“制定科研计划必须对历史负责任，不能搞半天把科研搞下去了，科技创新要是没有了，你们是有责任的！”产学研结合，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只有十个字，但是想做到却是奥妙无穷。我的体会是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要两手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产学研结合，尤其在计算机领域有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市场大的已形成标准的，如微机等一些低档产品，国外产品已经非常成熟，要在这方面创新就非常难，找学校、科研部门合作也很难找到出路，像联想等公司很多产品都是用现有的技术来做，学校很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如果在还没有形成工业标准的一些新的领域创新，开发新产品，需要花大投资来培育新市场，否则这个产品从效果上来说只能是一个小的演示产品，且不说难以形成产业，连评奖都评不上，因为没有效益。用创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也是很难做的事。

进行产学研合作，我自己体会最难的是选择做什么，即做的东西对不对路。事实上，我们的生存发展空间是很小的，不要以为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做，有许多东西即使我们做成了也没有用。找到我们的生存发展空间非常之难。在产学研合作中要多听听企业界的意见，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以产学研中的“研”为主体，应该以企业为主。我们往往习惯先搞研究，再搞成果转化。“成果转化”这个词是中国特色，国外开发产品一般先从市场调研，Marketing分析入手，分析之后再做，做出来的成果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至少不是个转化的问题，而是市场有这个需求。

实行产学研结合需要培养有市场意识的科学家和有科技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现在科学家与企业家各有一套说法，我觉得双方都要进一步改变观念，不要互相抱怨。我在办公司的过程中，想把很多搞科研的人推向市场去做推广工作，我发现观念的改变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有些科研人员自己觉得他的市场意识已经非常强了，但与国外企业的研究人员比，其市场意识以及如何选择产品方面的观念还差得很远。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狠下工夫。另外，我觉得应当把跟踪研究当成培养人才和技术储备的一个手段，现在有不少所谓“研究”项目实际只起到培养人的作用，不产生新的知识。科研经费里的人员成本费一定要大大提高，不是说提高一点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有市场意识的科学家和有科技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才有可能培养起来。

* 1997年在香山饭店由信息产业部召开的一次产学研座谈会上的发言

最后，讲几句关于技术成果的转让政策和认识问题。在座搞研究的人很多，我自己也是搞研究出身的。我现在体会到：一个学者对自己的成果往往有一种产品情结，当成果转到企业界后，如果有利润，大头归企业占了，心里就很不平衡。原来我是转移技术给别人的，现在我也开始接收别人的技术，对科研单位和企业两方面的心态都有体会。我国《公司法》规定，正常情况下技术占股份不超过20%，后来科委加了个补充规定：高技术产业最高可占30%，即如果学校或科研单位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与投资企业合资办公司，该技术加工出产品后，卖出产品的可分配利润投资者占70%，技术提供方占30%。很多学者对此心里不平衡。我想搞科研的同志对投资风险要有充分认识，否则企业界是很难办的。我和很多学校打过交道，比如说一个成果要向我们转让，由我们实现产品化。有些单位要求，第一要一次性的知识产权转让费，第二做成后占股份20%～30%，第三不是独家转让，还可以卖给别人用。这三项要求要同时满足，企业是难以接受的。

张琪同志的报告题目发展了产学研结合的思想，提出产学研用相结合，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我只补充一句：产学研用千万要把用放在首位，否则没有希望。关于用产研学的分工与合作*“产学研合作”是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转移的好形式，但提法欠全面，我认为正确的提法应该是“用产研学分工合作”。在“产研学”前面增加一个“用”字是因为满足用户的需求既是产研学合作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按“用产研学”次序排列恰好构成一条需求链，前一级的难题与需求正是下一级的课题与任务。强调分工合作是因为我国既有长期没有解决的科研教学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又有分工不清，各部门自成一体，以小农经济思想搞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一、进入信息社会需要做宏观结构调整

21世纪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飞跃，必然伴随着产业和科研教育宏观结构的调整。信息的采集、加工与管理，信息基础设施所需设备的研制与生产，信息化工程的设计与实施，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信息服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等必将打破原有的行业分工，逐步形成适合信息化社会需要的新的分工。目前我国许多部门单位为了追赶信息化潮流，不管大单位还是小单位，都要吸收几个懂计算机与通信的技术人员，成立信息中心或电脑室。每个部门、单位采购什么样的设备，建立什么样的网络和信息系统，往往都要领导拍板决定。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究竟什么产品最有发展前途，什么技术最终会成为工业标准，连信息产业界的权威也未必能正确预见，要求用户单位自己作出正确判断实在是勉为其难。实际上，除了实力很强的部门之外，设备选型和设计方案应该由专门的咨询机构(企业)和对用户负责的系统集成企业来做。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计算机(Computer)、通信(Communication)、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和信息内容(Contents)走向了4C融合的道路，用户需要提供4个C的服务，产业、科研和教育都要围绕4C融合做调整。单独为一个C搞一套产、研、学相结合的体系，甚至试图用一个C制约或管住其他3个C显然不符合用户的需求和技术发展的趋势。

二、用户是振兴民族信息产业的功臣

振兴民族信息产业不仅是产业界的事，用户、科研、教育单位都为民族产业的振兴作出了贡献，特别是率先选购国产设备和软件的用户，他们是振兴民族信息产业最大的功臣。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产品只有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完善，提高竞争力。我国已开

始进入市场经济轨道，但不少行业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很明显。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的权力还是掌握在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手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信息产业能否振兴主要取决于各行业部门和各省市领导的态度。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已涌现出一批热心支持民族信息产业、对国产设备与软件有爱心的领导。以推广曙光服务器为例，天津副市长曲维技亲自组织领导，在天津市税务、商场、海关和教育科研四个领域全面推广曙光服务器，石油工业总公司科技司向全行业发了推广曙光各系列计算机的红头文件，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领导是振兴民族信息产业名副其实的功臣。只要各级领导把为振兴民族产业尽力作为自己的主要政绩之一来考虑，我国的民族信息产业就大有希望。

* 发表于《计算机世界》1998年第一期

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争夺的最重要的高技术产业。许多人往往注意到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性而忽视了发展高技术产业对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最近东南亚各国和我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靠房地产和证券炒热的经济是经不起风浪的，只有建立在自有知识产权基础的高技术产业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各行各业稳定发展。美国近七年来经济稳定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主要得益于高技术企业，特别是像IBM、Intel、Microsoft这样的信息产业。单个高技术产品走向市场有较大风险，而基于高技术产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来讲风险较小，这也许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辩证规律。我国已制定了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发展民族信息产业是落实这一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决不能掉以轻心。

三、人才培养与人才转移

过去讲产学研结合多半是从研究课题和成果转移出发，但纵观几十年的历史，我国的科研成果真正使企业受益、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并不多。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这种成果接力棒方式是否有固有的毛病，企业、研究单位和大学是不是在定位上有不妥之处。成果转移不畅或者说科技贡献率不高无非是两条原因。一是科研选题不当，所谓科研成果实际上没有市场需求，二是企业技术力量不强，消化吸收不了科研成果。如果企业技术力量很强，不但能做二次开发，而且可以给科研部门出题。因此解决两张皮问题的核心是提高企业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而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措施是向企业输送符合时代要求的科技人才。

一般来讲，成果的转移总伴随人才的转移，纯粹的交文档方式的转移往往难以成功。实际上，企业对教育部门最大的需求是提供能为企业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就信息产业而言，目前教育部门提供人才的数量与素质远远满足不了企业的需要。这些年，高等院校一流的毕业生要么出国要么进外企，留校当老师都难留住，更谈不上进国内企业。另一方面，学校虽然开始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培养，但基本上还没有考虑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对社会的某种承诺，因此，讲信用、重承诺是对企业人才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的学校十分忽视“讲信用”的教育，这就形成了当今社会人才供需上的尖锐矛盾。在知识与能力方面，企业更需求综合性人才，目前各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几乎都是分两个系培养。虽然各系上了一些跨领域的课，但4C融合所需要的信息化人才、特别是有能力进行信息工程顶层设计的人才很难找。针对信息化和企业的要求，学校的院系及专业设置是否要调整一下。

社会有分工才能进步，找好各自的定位，各司其事，整个社会才能协调发展。我认为高等院校第一位的任务是培养人才，第二才是进行基础研究，并适当做一点高技术研究。国外的大学一般没有校办企业，有些私立学校即使办企业或经营地产也是由校董们管，校长只管教学科研。企业是独立法人，应当按企业的发展规律去管。科学院是历史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科研体制，除了重点进行高技术研究与基础研究外，还应当有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任务，既然我国高技术人才如此缺乏，为什么要特别限制科学院培养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呢？各部委办的研究所应当以高技术研究为主，直接为企业服务，最好是企业选题，委托开发。新产品开发的技术主力应在企业本身。总体来讲，什么时候我国信息领域的大企业也有和国外企业开发力量水平相当(哪怕规模小一点)的一支科技队伍，甚至也建立了与国际上大企业的同行们可以平等对话的实验室，我国的民族信息产业就可以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发展知识经济从数字背后做起*

近来，有关知识经济的宣传为国人做了一次跨入新时代的启蒙教育。这种新思想的传播使人不禁想起几十年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时的情形。历史已证明真正掌握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武器的人，不是言必称马列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善于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党人。争论清楚知识经济是什么并不是最要紧的事，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知识经济的态度。知识经济强调经济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创新应用，但在一个国家中知识能否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与大众对待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态度，甚至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偏好与价值观。现在已经听不到“知识越多越反动”与“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类的荒谬言论了，但人们在安排处置人才、技术(知识)、资金、设备等生产要素时，重资金轻人才，重有形资产轻无形资产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要想向知识经济过渡首先不是大量花钱买外国先进的计算机与通信设备，而应先在改变观念上下工夫，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抓起，先从知识的创新应用(知识直接或间接变成钱)抓起。

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实现各行各业信息化是迈向知识经济的前提。但是，我们要时刻扪心自问：“搞信息化究竟是为了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我国搞任何建设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我们在评价信息化建设的成绩时，往往注重一些与目的并不直接有关的数字，如微机卖了多少台、光缆铺了多少公里、信息存储了多少GB等，有点像农民数仓里有多少斤粮、圈里有多少头猪。也就是说，对待信息与知识如同物质生产一样，较少统计信息化的实际效果。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数字背后发生了什么，即这些信息基础设施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洛桑经管学院曾对全世界46个国家的计算机应用状况做过统计，中国计算机使用量占全球使用量的1.1%，排名第12位。但信息技术满足企业需要程度排名倒数第3位(第44位)，只得了3.83分(满分10分)。这一统计结果说明我们已拥有可观数量的计算机，但在计算机应用效果方面属于所统计国家中最差的国家之一。计算机技术发展太快，

不到一年就要更新换代。不少人对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反应是不断购置最新、最先进的计算机，殊不知计算机像水果一样，放在仓库里就贬值。我们跟上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的唯一方法，是尽量充分发挥其作用，使计算机在它的生命周期内多产生效益。

* 发表于《中国信息导报》1998年第12期

知识经济的基础是数字化，但越来越多的0和1本身并不是社会的福音，对我们有价值的是数字背后的知识。把信息变成知识，再将这些知识变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事。所谓信息资源建设并不是把一大堆信息数字化以后联在网络中就了事。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在于信息的加工、组织、管理和从信息库中挖掘知识。这方面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已成为当前高技术的一个热点。我们的信息化建设应坚定不移地从应用抓起，从服务抓起，绝不要做表面文章。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形式主义。我体会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是热衷于不反映实际效果的表面数字。套用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信息化中的形式主义表现为“数字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我们吃形式主义的苦头已经不少了，在信息化建设中一定要下决心反对形式主义，做事讲求实效，把纳税人上交的辛苦钱真正回报于人民，造福于人民。

向知识经济过渡，让我们从数字背后做起。加速培养信息高技术人才*

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人的智慧起主导作用。树人是兴国之本。不论是科研单位还是高技术企业，造就高素质人才是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我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已有一批能跟踪世界技术潮流和实现产业化的人才；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存在诸多问题、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也是缺乏高素质人才。

信息高技术的重要特点是尖子人才的作用非常大，而我国信息领域最缺乏的是能领导100万元以上课题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和能领导100人以上队伍的青年企业管理人才。目前我国计算机教育培养目标主要是编程人员，很难培养出创新意识强的科研人才、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人才和综合素质高的管理人才。

成小事主要靠业务本领，成大事主要靠德行和综合素质。一个人的素质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上容易被人看到的学历和专业知识只是一小部分，而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是责任感、价值观、毅力、协作能力等。在计算机领域有作为的人才也许比其他领域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更不怕麻烦的耐心和更善于协同工作的能力。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整天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当不了将军。目前计算机界的年轻人较普遍的毛病是浮躁与急于求成。学术交流上应提倡以文会友，不要搞新闻炒作，拔苗助长。博士不博，知识面窄已成为当今青年学者普遍的缺陷，应提倡学一点哲学(包括东方哲学)，懂一点文化艺术(包括中国古典文化)，提倡一专多能。计算机技术更新很快，应着重培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计算机领域不仅需要懂得如何解决问题(know how)的人才，更需要善于发现问题(know what)的人才。

科研产业两张皮也与人才培养方向有关。培养有市场意识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有科技意识的企业家是今后应注意的重要方向之一，但不应提倡一人两制。院士、教授当总裁在国外并不新鲜，不应新闻炒作也不必提倡。应当提倡提高科研成果的含金量和投资者的含知量。

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计算机行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有多大胸怀才能办多大的事，企业与研究单位的领导应有广阔的胸怀包容各种不同才能与性格的人才。

从“863”计划与曙光产业的发展中，我们感到计算机界目前最缺的人才包括：制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人才，善于把用户需求变成网络信息系统规划的顶层设计人才，熟悉市场和技术两方面发展趋势的做新产品定义和概念创新的人才，熟悉硬件功能设计、逻辑设计和高速电路设计的人才，熟悉软件产品总体设计和软件工程管理的人才，具有较强数学功底和创新意识的高效算法设计人才，对计算机、通信和家电都有背景知识且动手能力

强的复合性人才，明白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和具有管理本领的企业管理人才，对科研成果的市场前景有判断力的风险投资人才，市场策划与开拓人才，对科学新发现有强烈好奇心并有面壁十年毅力的基础研究人才等。

( 1998年在中国计算机学会YOCSEF科技论坛上的发言

人才培养是一个社会综合工程，需要一整套的政策与措施，国家机构改革不仅仅是下岗分流，应特别重视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使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的环境。大学是高技术人才的摇篮。目前大学教师青黄不接，应大幅度提高大学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待遇，吸引稳定一大批青年教授。研究生招生不同于大学本科招生，应提高导师对研究生的挑选权和淘汰权。以优越条件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国家需要十分妥善地制定避免或减缓人才单向流向国外或外企的政策。

任何社会都难以做到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分配完全公平，获得社会回报较多的一批人并不一定是对社会进步贡献最大的一批人。过分宣传、崇拜富有者可能导致社会文化偏好和价值观的扭曲，不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每一个时代总有一批更多地关心国家和人民大众利益的青年先驱，国家和企业要尽量考虑这些先驱的利益，让艰苦创业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让青年人才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关于国情、高新技术和人才的断想*

借举办第二届中关村电脑节之际，谈几点关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体会与思考，侧重于国情、高技术与人才三个方面。本文的观点大都是在发展曙光公司的艰苦探索中形成的，受个人经验的局限，难免偏颇，企盼各位指教。

一、国情

1˙适应国情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不管是在中关村还是其他各地，绝大多数在国内取得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都能总结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共同的：熟悉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国情。相反，许多失败的高新技术企业也败在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称精通马列主义，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今天，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主力恐怕也不会是那些懂得高技术但不了解国情的“高手”，只有用高技术之“箭”射中我国现代化需求之“的”的人才会获得巨大成功。

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目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有关市场经济的法规和制度还不健全。且不说办高技术企业，就是办一个规范化的一般公司，对大多数国内经营者而言也需要学习许多西方公司经理已习以为常的管理知识。被国家经贸委认定有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方正集团最近决定要补公司管理这一课，聘任外企高级管理人员做公司总裁。这一举措很发人深思。总的来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价格包括科技人员工资较低，国内市场较大，易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企业和销售代理业务，而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或对企业管理有较高要求的企业则有较大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以适应国情的产品，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为主要发展方向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之路。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为我国提供了一个练兵的好场所，在国内市场上站稳脚跟才有本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具有的比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甚至韩国和日本企业更易成功的有利条件。

2˙提倡韧劲，坚持打持久战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而物不博，人多而素质不高，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穷二白水平。

我们办一切事情都不要离开“初级阶段”这一基本条件。如同当年进行抗日战争一样，不能因有忧患意识就唱“亡国论”，也不能盲目乐观主张“速胜”，我们必须怀着必胜的信心打持久战，只是“科教兴国”这一仗会比八年抗战更长。长期的落后贫困使中国民众容易滋长尽快暴富的浮躁情绪。1958年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已使我们吃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苦头，但“大跃进”的心态还常常会显露出来。目前，国内宣传“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地球”等新潮流的舆论强度远远超过美国，这一方面反映我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加强启蒙教育是完全应该的；另一方面有些过头的宣传多少有点脱离了“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点像鼓励游客半夜三更起床看日出的味道。实际上，我们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还要做许许多多扎实的基础工作。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秩序和规范；国民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缺乏民主法治意识；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还缺乏信誉基础；全国各地都缺乏职业经理。这些都是影响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们迈向知识经济的社会障碍。长期落后的工业经济使我国的用户对技术含量高的民族高技术产品缺乏信任，崇洋媚外风气和腐败作风使得启动高技术产品的内需尤为困难。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天天要碰到的国情。我们必须提倡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周到的服务一步一步赢得用户的信任，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迅速健康地把我们自己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起来。

* 1999年4月在第二届中关村电脑节的报告

二、高新技术

1. 解决“两张皮”关键在改变观念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科研游离于经济之外，即所谓“两张皮”问题。但很多人把这一脱离的根源归结为建国初期学前苏联的科研体系，建立了一大批吃皇粮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因而目前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措施是断皇粮，迫使科研院所(尤其是省、部级院所)转变为企业机制。根据我们几年来从科研单位下海办企业的体会，研究所改为企业机制只是解决“两张皮”问题的初始条件，而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如同不少国营大中企业换了个股份制公司牌子以后仍然亏损一样，科研单位即使挂上企业牌子仍然可能保持两张皮，成为新的亏损企业。解决两张皮问题的关键是改变观念，而观念改变的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因为它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关。笔者既领导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又领导曙光公司，中心已视同为公司的研究开发部。按说在这种情况下“两张皮”问题应该不存在了，但是几年来我们为转变科研人员和经营人员的思想观念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现在仍常常发生科研与市场人员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尤其在决定上什么项目时冲突更为明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两张皮”问题，科研人员与企业经营者都要下大决心改变观念，决不能掉以轻心。

2. 正确理解科技成果转化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已成为科技部门的重要任务，但对信息领域而言，“成果转化”这一提法很容易引起误导。实际上，大多数学校和科研单位鉴定的“成果”还只能算做关键技术，离真正有商业价值的成果还有很大距离，企业不下大工夫是不可能“转化”成市场产品的。因此国外常讲“技术转移”而不太采用“成果转化”的说法。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一般不是先有科研成果，再搞成果转化和商品化。信息领域高技术产品的课题立项应从市场和应用需求出发，以一体化的思路考虑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摩尔定律迫使信息领域新产品的开发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进行，如果按我们习惯的一年讨论立项、两年样机开发、再用一年成果转化，产品上市时已经是四年前的技术，注定会失败。其实，硅谷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等，也很少给硅谷企业“可转化的成果”，而是突破一些关键技术，比如RISC技术等，大学的贡献主要是提供有创新和创业意识的人才。国外高技术企业普遍采取的产品经理制是解决科研面向市场的有效方式，产品经理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给出产品定义和功能要求，将研究开发和市场纳入一个整体，产品开始设计时，如何销售已经规划好了。在这种形式下，不是上游到下游的“成果转化”，而是倒过来，由市场需求决定新产品定义，由产品定义分解为若干关键技术。学校与国立研究所搞的较长期的研究(3～5年)一定要争取较大的技术突破，即在性能价格比有5～10倍以上的突破，保证3～5年以后出来的技术一定会超过企业一年左右升级一次的换代产品技术。

3. 科学与技术不是顺序的上下游关系

人们常把科学研究当成技术开发的源头，似乎技术成果应像河水一样从上游直接流到中下游。其实信息产品的重大发明与突破很少以线性形式顺序地从实验室到企业再进入市场，而是长期研究与短期研究交互影响，理论与实践肩并肩前进。所谓基础研究也会从产品开发中获得激励。政府支持的项目和企业开展的项目也是交互影响，协同实现知识创新。技术骨干在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流动，会大大有利于知识创新。下面两个例子有力地证实了上面的观点。

关系数据库的研究是从企业开始的，但得到政府项目大力支持后才实现商品化。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用计算机管理数据，制定了Cobol标准，20世纪60年代以GE公司为主成立了数据库任务小组，1971年公布了Codasyl标准，主要用于大型机、小型机。IBM也独家提出了IMS标准。IBM的Codd认识到上述标准的不足，提出了关系模型，通过与Codasyl制定者的一场大辩论，扩大了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关系模型研制了第一个关系数据库Ingres， IBM中的一小队研究人员也开发了System R关系数据库，但IBM经营者并未看到其商业价值，中止了研究。IBM System R导致了SQL语言标准的制定。此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Stonebraker从NSF、美国军方和DARPA计划得到大力支持，完善了Ingres，并开放了源码，后来他建立了Ingres公司，几年后他进入了Infromix公司。Ingres的另一个开发者进入了Sybase公司。尽管IBM早期不积极，但IBM提出的SQL终于变成工业标准，经Oracle等公司大力推广，关系数据库已形成数十亿美元的市场。从上述复杂的开发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企业和院校的交叉影响，科学与技术的交互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如今已成燎原之势的Internet。20世纪60年代初ARPA(DARPA前身)的负责人Licklider是MIT的一位生理学家，他已认识到计算机将与人合作解决科技问题。他的接任者Taylor于1966年提出用网络实现多个用户存取信息，避免重复投资。他找到MIT的Robert进行网络研究。包交换技术最早由兰德公司的Baran提出，目的在防止网络受核武器攻击，类似工作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也在进行。1967年Robert提出用包交换技术实现四个节点组成的ARPA网。1969年在UCLA建立第一个节点，其他三个陆续建在斯坦福、UC Santa Barbara和Utah大学。以四个节点的ARPA网为平台先后实现了Telnet、FTP和email协议。1973年建立了TCP/IP协议，定义包格式、流控制和错码重发机制。到1975年，ARPA网发展到100个节点，都是采用专用线路连接。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进行了共享无线网络和远程接入的基础研究，如ALOHA系统。在此基础上Xerox公司的Metcalfe实现了共享通信资源的以太网。MIT的Clark在DARPA支持下实现了高效率的TCP，使得局域网和Internet开始普及。1970年后期，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启动NSFnet连接五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刺激了路由器和域名服务器发展。1986年NSFnet由56KB/S扩容到56MB/S。20世纪90年代初NSFnet已普及运用。1995年开发商用Internet发展到25万用户。目前十分流行的Web技术是日内瓦高能物理中心的研究人员Bernce－Lee提出的，而第一个Web游览器Mosaic是由NSF支持的美国超级计算机中心的伊利诺利大学学生Andreessers首先实现的。Internet发展史说明在长达30多年的努力中，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并肩前进，政府、企业和学校互相协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技术创新的关键是选择最佳增值环节“创新”一词英文是innovation，其含义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本质上是如何把知识变成钱。因此，技术创新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而在信息领域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如果只是花精力弄明白别人推向市场的技术，然后仿制同样的产品，证明自己也有能力做这件事，往往劳而无功，因为别人在你仿制时又推出性能价格比更高的升级产品。一般而言，在信息领域别人做得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形成事实上标准的技术，往往我们不应该再花力气。我们应选择别人不是很强而且标准尚未确立的方向去努力。我们的体会是选择“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Know how”，而是“Know what”。所谓科研上的选题不是笼统的大方向，如Internet、电子商务、服务器之类，而是要在从器件到应用软件这一长长的增值链上找最佳的增值环节。我们作的技术创新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我国经济建设最大的弊病是重复建设，同样，我国科研开发最大弊病也是低水平重复，难以在应该有所为的地方创新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创新难在有所不为。

几年来，智能中心和曙光公司在技术创新上做了许多探索，逐步明确我们开发的新产品，特别是高性能服务器产品，要突出SUMA特色，即可扩展(Scalability)、易用(Usability)、好管理(Manageability)和高可用(Availability)。我们的主要精力花在让我们设计、制造的计算机用户使用起来更方便、更放心，并且通过可扩展性保护用户的已有投资。我们开发的超级服务器和机群操作系统就体现了这一特色。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的创新方向已得到广大用户认可，路子越走越宽。

三、人才

1.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发现和运用知识的人才

知识经济的核心不是知识，而是发现和运用知识的人才。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样，人也不能成为知识的奴隶。进入知识经济的条件不完全是人们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看国人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和知识的应用程度。作为传播文明的重要工具，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早发明的优势并未导致中国首先进入工业文明。今天，Internet已成为传播人类文明的新工具，它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只要我们善于应用，同样可以在Internet这块基石上创建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谈到知识经济，总要提到硅谷。硅谷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是鼓励创新和“失败是福”的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图“克隆”硅谷，但成功的不多，原因是没有建立起类似硅谷的文化。高新技术开发区不是几所大学加上若干公司的拼凑，也不是靠减税免税等政策倾斜就能成功，开发区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培育一种比别的地方更容易产生创新人才的文化环境。

2. 高技术人才的创新意识与协作意识

创新需要童心，童心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青年人比成年人更有好奇心，学问小的人比学问大的人更少束缚，因此，创新的主力应该是年轻人，信息领域尤其如此。知识经济不仅需要众多的人才，而且更需要尖子人才。一个出类拔萃人才的发明创造甚至可以带动一个产业。回顾信息产业发展史，这样的例子很多。自然界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但信息领域不乏小鱼吃大鱼的例子，产品如此，企业也如此。君不见微机不断向上蚕食传统工作站甚至小型机的市场，创立才几年的小公司迅速成长不断向老牌大公司叫板。在信息领域，小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创新意识强的人才大多分布在各个小企业。所以，对全世界开发区做过深入调查分析的田长霖教授得出结论：开发区要有1000个以上小型创新企业才有活力。

企业招聘到一批本事大的人并不是太难的事，难的是如何组织这一批人朝一个既定目标走。就像一堆零散的珍珠价值并不高，如果能串成项链价值就大大提高了。从企业讲，这是人才管理和人力资源发掘的问题；而对个人而言，这就是协作精神问题。也许是我国在教育上出了问题，许多企业都反映协作能力差是当代青年科技人员较普遍的短处。西方人往往是通过交流协作把个人的手艺变成一门学问，而中国学者常常把学问变成一门手艺，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成果。其实，竞争前的协作(cooperation)是发展高技术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的实践，笔者体会到：成小事主要靠业务本领，成大事主要靠德行和协作能力。

3. 每一时代都需要一批先驱者

每一时代总有一批关心国家与人民大众利益的先驱者。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集体事业中是先驱者的基本素质。孟加拉诗人泰戈尔说过，“鸟翼上系上黄金，鸟就飞不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很难成为创新、创业的持久动力。创新需要激情，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激情。创新所获得的知识产权要通过比一般的投资回报更高的超额利润才能反映出来，因而智力投入的成就也就反映在超越金钱的能力上。单纯要求先驱者讲奉献精神不利于普遍地调动积极性，国家、企业和院校要爱护人才，不要让先驱者永远吃亏。

4. 立足国内的优秀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一流人才出国，二流人才进外企，三流人才进国内企业或院校。”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出国留学或工作是政策上允许的，长远来讲，对国家有利。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富强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是密切相关的，科索沃的悲惨现状难道不能引起我们深思吗？许多老科学家都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愿意为振兴中华民族尽心尽力是中国一流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

看到国内的阴暗面而不失去振兴中华信心的有志人才和受过西方文化熏陶但不迷恋西方舒适生活的学者是振兴民族产业的脊梁。步步登高，任重道远*——深化对“技术创新”的理解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都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各种报刊媒体上关于技术创新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于技术创新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体会技术创新从低到高有几个层次，登高才能望远，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必须有远大的目标。朝着顶峰攀登，我们才能步步登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胜利。

一、从产品创新到增值效益

一提到技术创新往往首先想到发明、设计新产品，而一提到新产品往往首先想到增加新功能或提高性能价格比。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把技术创新仅仅引向产品的功能与性能是一种认识上的局限或误区。技术创新包含的内容很广，其核心是创新地运用知识实现企业的增值和全社会财富的积累。把知识变成钱需要经过新产品设计、工程化工艺定型、商品化、推广应用与市场开拓等许多环节。每一环节都包含技术创新。即使只考虑产品设计这一环节，技术创新也不限于产品的功能与性能。市场调查结果表明，对于电子信息类产品，用户最关心的是使用方便和产品的可靠性，购买产品的单位除了最关心产品质量外还十分注重易于管理维护和产品的可扩展性。因此，技术创新是一盘棋，一定要有全局观念，特别是增值和经济效益观念。一般来讲，创新与增值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正比例关系。科研人员往往认为一个产品的增值主要取决于增加某一项功能或提高某一项性能指标，但实际上，对一个企业而言，工程化和商品化开发以及应用推广方面的创新(其创新程度可能低于产品设计)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增值效益。

众所周知，科研与产业脱离(所谓“两张皮”)是影响我国技术创新出效益的症结，因此在强调技术创新时应特别注意解决技术转移的机制问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最近对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做了一次专项调查与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小型民营企业在R&D方面投入的人力较多，人员素质较高，R&D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11%以上(大型企业只占0.8%)。86.7%的民营企业中R&D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超过10%(没有一家大企业超过10%)。民营企业R&D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为3.1%，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天津开发区的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的普遍情况：目前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而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是人才的转移而不是技术成果转移。深圳市的民营大企业华为公司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已超过10亿元，而华为公司的主要技术骨干大部分是各高校通过国家863等科研计划培养的人才。以华为公司作为我国技术转移的

典型案例，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国家科技部等部门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技术转移的新政策，有利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人员自己创建的高技术企业，但对如何通过合适的技术转移机制促进国有大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还需要认真研究。

* 发表于《全球科技经济瞭望》1999年8期

二、从“Know How”到“Know What”

技术创新的关键是选择最佳增值环节，因此，选择“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Know How”，而是“Know What”，至少在电子信息领域，情况如此。电子与信息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使得懂得这门技术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一领域有成千上万的聪明脑袋成天在琢磨如何用先进技术赚钱，当你为研制出一项成果沾沾自喜时，也许更聪明的人已在几个月前捷足先登了。所以有人说现在是“市场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二年”。其实，领先一二年已经很罕见，多数情况是只领先几个月。在这种日新月异的态势下，只有对未来市场有高人一等预见性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因此，对电子信息产品而言，技术创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风险投资行为，主要不是比技术(谁会做什么)而是在比决策(谁能看准该做什么)。微软、CISCO等发展很快的大公司的优势并不在于自己从头开始研究开发了多少技术成果，而是善于采用最有效的投资方式及时获得自己需要的核心技术。对硅谷影响最大的恐怕也不是最大的几家公司，而是几位最有眼光、最有势力的风险投资家。

所谓选择做什么(Know What)不是指人所共知的大方向，而是要从器件到应用服务这一长长的增值链上找到最佳的增值环节，力争在市场上赢得半年以上的高回报机会窗。我国企业和科研单位真正引进的技术很少，大多数所谓引进技术项目实际上是购买产品或设备。我们还不善于运用投资手段获得核心技术，而且外国政府也严格控制核心技术出口，因此，我们在决定做什么方面不能照搬外国公司的决策思路。信息领域正面临大的转折，今后最能赢利的业务也许不再是出售各种计算机和通信设备，许多上网终端设备可能不是直接卖给最终用户，而是由信息服务企业赠送给用户，通过收取各种服务费获得回报。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今后通信设备厂商和微机及其他终端设备厂商考虑做什么时应更多地考虑信息服务商的需求或者自己就向信息服务业务转移。

三、从跟踪创新到原始创新

我国从事的技术创新活动多数还属于跟踪创新和模仿创新，真正从原理、核心算法上创新的技术还不多。我国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并不少，但真正批准的发明专利只占专利总数的6.9%，而且有逐年下降趋势。原始创新少与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太少有关，我国1998年R&D支出经费总额为526亿元(占GDP 0.66%)，全国的R&D投入只略高于IBM公司在网络软件的R&D投入(1996年43亿美元)。全世界1994年R&D经费总额为4390亿美元，人均78美元，我国的人均R&D投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0。当然，投入少只是原始创新少的一个原因，选题不对、低水平重复使我们的科研效率也大大低于国外(约为美国的1/3)。要提高创新水平，必须加强培养基础研究方面的尖子人才，选准方向并大幅度加大投入。

不少人认为抓基础研究是“远水不解近渴”，以为科研工作一定从基础研究开始，像河水一样从上游慢慢流到下游，十年以后才能派上应用。实际上信息产品的重大发明与突破很少以线性形式顺序地从实验室到企业再进入市场，而是长期研究与短期研究交互影响，理论与实践肩并肩前进。产品开发中会引发出对基础研究的需求，有些基础研究的成果5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就会进入市场。算法研究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的重要领域，一个创新的算法有可能带动或影响一个产业。我国的计算机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内不重视算法教育，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最近国家已设立重大项目支持算法研究，这将有助于原始创新。

四、从专利到技术标准

研究开发方面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主要不应体现在发表论文而应反映在专利上。一般而言，利用人所共知的技术开发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不会有很强的竞争力。高技术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竞争，而独占的知识产权主要靠申请专利得到保护。与专利具有类似保护作用的是软件(源程序)的版权。所谓没有版权保护的自由软件，例如Linux操作系统，是奉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享知识产权的理念，我们应充分利用共享的自由软件来发展我们的软件产业，打破少数大公司的软件垄断，当然在实施中也应遵守其共享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但是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不能幻想所有企业都能乖乖地交出专利和版权让大家共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是应以获得专利保护为导向。

一项重大的专利技术如果已得到广泛使用就有可能形成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将专利技术纳入工业标准是技术创新的最高形式。当今的市场竞争集中反映在工业标准的竞争。谁掌握标准，谁就能执市场之牛耳。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形势下，国家标准是掌握国家经济主权的利器。可惜的是，多年来我国制定的国家技术标准中很少包含我国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对用国家标准来支持自己的产业还缺乏认识。当然，一项专利技术能反映在国家标准中不能靠行政上的强制手段，其必要条件是这项技术具有先进性与合理性，得到多数用户与同行认可，这是技术创新的最高要求。国内各企业也应该有团结一致反对外国霸权的共识，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我国的国家技术标准更多地体现中国人的知识产权。国家制定标准时也应多征求专利发明人的意见。我国的国情有自己的特点，中文与汉语是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人类语言文字，我国完全应该也有可能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而又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国家标准，并以此为武器保卫我们的经济自主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技术创新更远大的目标是将我们的专利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纳入国际工业技术标准，实现这一目标不完全是技术水平之争，实际上反映国家之间的经济甚至政治上的斗争。而且标准之争从来是与市场份额紧密相连，许多市场份额大的技术自然就形成事实上的标准。所以，国际标准之争本质上是企业和国家实力之争。走技术创新之路，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创业难，再创业更难*

刚听到HP以260亿美元收购Compaq的消息，第一反应是震惊，接下来的感想就是办IT企业太难了。曾几何时，Compaq风光地收购了DEC，被新闻媒体当做后生超过了先生、会卖机器的胜过会做机器的典型大做了一番宣传。但Compaq并没有稳操胜券，长命百岁，如今已签字同意作为新HP的一个部门。IT产业真是“企业自有明星出，各领风骚三五年”，花开花落，云卷云散，变幻无常。Compaq 1982年建立以来，以市场销售能力强而发家，曾经坐过PC产业头把交椅，但随着PC的饱和和美国经济的严重滑坡，Compaq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股价降到13美元以下，比1999年最高值下降76%，上季度亏损2.8亿美元。此次痛下决心与HP合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市场是无情的裁判。人们把市场奉为上帝，他的右手用来赐福，而左手用来惩罚失衡的要素组合和失误的决策。市场开拓、技术、资金与管理像一把椅子的四条腿一样，缺一条都摆不稳。公司的成败实际上掌握在用户手里，如果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得到用户青睐的新产品，只靠某一方面的能力把公司冲上去，迟早还会跌下来，计算机企业如此，家电业也如此，我国家电产业由盛而衰，全行业亏损难道不一样发人深省吗？

HP是硅谷的发源地，到硅谷参观的人常常要去看看HP当年538美元起家的小车库，表达敬仰之情。但这次HP兼并Compaq并不是鼎盛时期的强吃弱，总有点力图摆脱困境的感觉，HP股价如今不到20美元，比去年夏天下降了66%，市场也大大缩小。尽管今年略有赢利，日子也不太好过。历史上HP不是靠不断兼并发家的，能不能消化吸收庞大的Compaq是一场严重挑战。也许出于同样的担忧，消息一公布HP股价就下跌了。强强联合是当今IT产业发展的趋势，HP和Compaq合并以后在低端服务器、PC、打印机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名列世界第一，有可能与IBM竞争计算机产业的领头地位。但过去许多兼并证明1＋1未必大于2，企业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有最强的赢利能力。小不是美，大不是美，由弱变强才是美。但愿新HP一路走好，从兼并中真正获益。

IT企业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连Compaq这么大的企业都要通过合并寻求发展，我们不能不冷静地思考国内信息企业该如何应对？每一个现在还存活的国内企业都有一部光荣的创业史。人常说守业意味等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创业，不断开辟新的生长空间。中国进入WTO已迫在眉睫，我们如何过这一关，万不可掉以轻心。

* 发表于《计算机世界》， 2003年知识创新的牵引力*

9月下旬随杨柏龄副院长率领的考察团到深圳，对几个高技术企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在这之前，我还到大连、苏州等地考察访问。各地高技术园区蓬勃发展与对高技术科研成果的强烈需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察期间我一直在想：科学院与各地高技术园区中的企业仅仅是一种横向联系吗？科学院立志要做科研国家队，要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的重大需求，那么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像计算所这类技术型研究所究竟应如何凝练科技目标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许多问题还没有想得很明白，现将一些粗浅的体会写出来供参考。

一、知识创新需要强大的牵引力

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已三年了，各个研究所的面貌都有所变化，但有个重要问题似乎还未解决，这就是知识创新工程持续下去究竟靠什么来激励，靠什么力量牵引？不容讳言，目前各所争着进入创新工程的一个激励因素是国家给了一笔创新经费，有了这笔钱，各所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但仅仅是增加一些科研经费，科研人员凭着为国争光的较抽象的理念，很难有紧迫感与持久的热情。我同意王选教授的观点，技术型的科研人员必须从企业与市场中获得实实在在而且强有力的需求刺激，被需求推到技术发展的风口浪尖上，才会焕发非同寻常的才气和热情。从这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企业需要科学院的成果，科学院大部分研究所也只有在企业需求的刺激和牵引下，才能真正成为科研的国家队。

总的来讲，我国高技术企业对科学院的需求还不很强烈。但少数高技术企业已经在做与科学院水平相当的研究开发。例如华为公司已有八九千人的研发队伍，每年投入22亿元科研经费(包括中试费用)，其人力与经费投入规模远远超过科学院的研究所，他们做的研究开发已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各高校从事“863”通信领域课题的本科与硕士毕业生许多进了华为。华为公司每年有上亿元的预研经费拨到有关高校。由于科学院在通信领域实力不很强，至今没有感受到华为公司强大的需求刺激。深圳飞通公司在国内光电子产品市场上已占有可观的份额，也是“863”高技术成果转化基地之一，与我院半导体所的科研方向很对口。但据该公司介绍，似乎半导体所更愿意自己做产品化工作，对他们提出市场需求的反应不很积极。飞通公司反映的意见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企业提出的需求，哪些科学院应该积极响应是每个研究所都要认真思索考虑的问题。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所以国家在下大力气启动内需。影响科学院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前瞻性与战略性的科研需求不足，特别是企业直接提出的前

瞻性研究需求不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不够强大，还拿不出足够的科研经费，或者缺乏从市场潜在需求归纳出新产品要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科学院的研究所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企业需要的核心技术拿不出来，或者科学院的科研成果远水不解近渴，企业不感兴趣。总之，目前科学院主要的科研模式是以项目形式从国家拿钱，试图形成企业需要的科研成果；而各上市公司从股市筹到钱，一些投资公司手上拿着钱，却在到处找“项目”，“项目”成为稀缺资源。实际上，此项目非彼“项目”，投资者对“项目”的渴求并没有形成对科学院科研力量的强大需求。如果有一天，不是科学院各个单位与大学和部属科研单位竞争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的经费，而是全国各大企业排着队竞争科学院的智力资源，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知识创新工程就有了持续的动力。

* 刊登在2002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刊上

二、科学院与企业的关系

我们常说科学院要为国家效力，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其实绝大多数国家需求都要通过企业实现，包括国防装备大多数也是由企业提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是最重要的国家需求。从这一点看，科学院知识创新成功与否的一条重要检验标准，是企业是否真正受益。将从事国家战略性研究与为企业服务对立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目前科学院的多数研究所尚未进入国民经济的大循环，较多的成果通过研究所控股的公司转化。在企业消化技术能力不强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台湾地区工业研究院早期也是通过分离出联华、台积电等集成电路公司，带动了中国台湾地区电子工业。但有一笔投入产出比的账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国家每年投入科学院的经费(包括事业费、创新经费和各所争取到的国家科研经费)恐怕接近100亿元，而科学院下属400多个企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远远小于100亿元。当然，科学院的贡献还有其他经济效益与长远的社会效益，但总的来讲，科学院对国家的回报应明显大于国家投入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成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放大科学院科研成果的效益。

要实现效益放大，可能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提高对某些行业的整体性贡献。比如，家电行业目前全行业亏损，前几年龙头企业长虹等公司不重视科研已尝到苦果。科学院有没有可能为重新振兴家电行业作贡献。又如计算机已从CPU为中心发展到以I/O为中心，外存设备是新的热点，但这次参观深科技公司发现做磁盘的企业利润严重滑坡，磁头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我们能不能为启动外存设备与网络存储作点贡献？我国银行、税务、海关、铁道等部门信息化是大的市场，但由于行业壁垒，各行业“肥水不流外人田”，科学院这只野兔子很难吃到人家喂家兔的草。如何通过掌握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篇很难做的大文章。江院长牵线与上海机电集团签订12项合作项目协议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条出路是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特别是为各地高技术开发区作贡献。相对而言，先进的开发区对科学院各所有较强的需求，我到过的大连、苏州、深圳等地迫切希望计算所去当地建分部(分所)，科学院应当把与高技术开发区合作放在更高的位置，将此项任务作为全局性的战略任务，以各地开发区的强烈需求来带动知识创新。与开发区合作也有一个定位问题，应着眼于开发区全局，注重带动示范性，而且要因地制宜，要注意培育企业前瞻性科研的需求，促使开发区技术更上一层楼。人口只有500多万的芬兰可以培育出诺基亚这样的世界知名企业，科学院与各地开发区合作应该能培育出世界一流的高技术企业。

科研面向经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我们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观念也需随形势发展而改变。上面提到的科研人员的项目与企业寻求的“项目”不重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谁服从谁的问题。我国各项科技计划的立项大多出自官员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组，我曾多次呼吁在专家组中增加企业的市场分析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但至今响应寥寥。国家的项目难以开花结果与课题指南制定者的素质有关。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界的投资者也容易盲从，常常一哄而起追逐炒作的热点，国内有真知灼见的投资家还不多见。如果一味要求科学院的研究所完全听企业的安排，某个企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可能低水平重复，会使国立研究所变成某些企业的研究所。科学院的研究所与企业的合作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科学院应优先选择高度重视科研、成长性特别好的企业合作，培育行业新的生长点。从实际出发，科学院可先从较短时间见效的项目合作做起，获得企业的信任。但长远来讲，科学院应引导企业重视前瞻性的研究。历史上一项有价值的原始发明，比如晶体管、光纤等对经济的影响决不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可以比拟的，科学院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影响，最终还是要反映在重大的发明创造上，我们既不能目光短浅，随波逐流，也不能眼高手低，孤芳自赏。关注科研决策机制与投入产出比*《科技日报》编者的话：“863”计划对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在“863”计划与其他科研计划的支持带动下，我国科研投入所占GDP的比例从过去的0.5%逐渐增加到了现在的1%；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863”管理制度；推动和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等。在“863”计划实施16周年的今天，站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度，本着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精神总结“863”计划实施的成绩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是我国政府和科技界共同关注的课题。为此，最近记者带着相关问题拜访了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记者：据了解，“863”计划实施以来，政府用于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经费逐步增加。您如何估价我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经费问题？

李国杰：我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应该说我国的科研投入已有一定的强度，而且科研经费还在不断增加。这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决心和魄力。从国际间竞争的大背景来看，增加科研经费肯定是明智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用好现有的经费，用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仍然比较少的经费，尽可能做好决策，得到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并且使科研成果能够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现在的问题是科研经费增加了，但科研决策能力，特别是选择做什么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地提高。过去管几十万元科研经费的人现在要管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决策能力就面临严重的挑战。

记者：您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决策的问题，一个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近年来，科技部出台了一系列“863”的管理制度，对于“863”计划的立项和管理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规范，这是不是能够在决策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李国杰：科技部作为“863”计划的政府主管部门，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863”计划的管理制度，非常重视项目申请和审批程序及经费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对“863”计划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指出，制度建设本身只是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手段，目的是真正能够实现决策的科学化，真正促进科技的发展。应该说，决策程序的制度化、合法化以及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是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制度建立了，决策科学化的问题并非就随之彻底解决了。一套决策体制是否合理、是否正确、是否完善，检验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是否提高了科研的效率。这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哲理。在这个最高标准的检验下，我们发现，有些具体做法，如采取类似于工程招标的办法来确定科研课题的做法就有待论

证和商榷。许多科研人员对看似公平的招标能否找对真正优秀的领衔人和科研队伍曾表示过担心。我们应该以改革为动力，从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标准出发，在广泛调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进程。

*　发表于2002年5月16日《科技日报》上，《科技日报》记者范力采访

记者：您谈到了决策的科学化问题，作为在信息领域有影响的科学家，请您就科研计划的决策方式及相关问题，发表您的意见。据您的实践和考察，我们现有的决策体系有哪些具体问题？

李国杰：科研决策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我只能讲点一孔之见。科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国家的科研决策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因为他们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具体实施者，相对来说，有较多切身的经验。但是，科学家参与科研决策的机制却是我们现行科研决策方面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专家委员会，它的作用主要是咨询、评审和监督，不承担研究计划的决策责任。除此之外，很多科学家如院士、海外回来的学者等，甚至某些想申请项目的青年科研人员，还常常以个人身份或群体方式通过不同渠道将建议和要求反映到科技部甚至更高的领导层。而要决策的项目很多，领导也不可能是各方面都懂的专家，这势必给高层领导带来很大的压力。在众多各不相同向上反映的意见中，有些真知灼见可能被淹没其中。应该有一个对众多意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专家委员会来负责审查这些意见。如果把个别人的意见都直接报到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就等于让他们亲自作技术性很强的决策。这一点，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有一个PITAC(美国总统的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 CMU大学瑞迪教授是现任两位主席之一。我曾经问他PITAC的运行机制。他们是每三个月开一次会，将委员会形成共识的决议经所有委员签字后才提交总统。总统看到的是一个共同的呼吁，而不是分散的几十个不同的意见。他说分散的意见暂不向总统反映。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高效而且比较科学的方法。当然，作为专家不是不应该反映意见，而是应该更负责地反映自己的意见。同时要有一个专家组成的综合意见的机构。

作为科学家在反映自己意见时应该有更强的历史责任感，避免站在自己的课题和专业的角度而忽略整体的和长远的影响。在现有的决策体制下，我建议不论是院士还是专家，当你给国家写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思熟虑，不要轻率建议，要对国家、民族和未来负责。科技界不应形成通过正常渠道申请不到课题就直接给高层领导写报告的风气。一般而言，真正有本事的人应首先得到同行的认可。

记者：有些创新人才是不知名的小人物，强调同行认可和专家集体决策会不会埋没人才？

李国杰：发现和培育创新人才应形成像硅谷一样支持创新的环境。徐冠华部长在今年政协上的报告讲得很好。在南方的树林里，一夜春雨后就会长出许多蘑菇。政府对创新人才的作用应表现为“大道无形，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今风靡全球的万维网(Web)的发明人伯纳斯·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甚至在本单位都立不上项，但同行的支持使他成就了今天的光辉。综观科技发展史，极少有被高层政府官员发现特别支持后成才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我国创新成果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几千年来不鼓励标新立异、不容忍失败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科研项目真正“啃硬骨头”的不多。不少项目自以为是创新，其实国外已有产品。很多人批评“863”由于强调市场导向造成缺乏创新，这是一种误解。所谓短平快的开发并不能推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一定在关键技术上有创新。

记者：关于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问题，您认为“863”计划实施以来，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过程中，还存在什么问题？

李国杰：我认为，我们的科研管理者时刻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科研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界的技术水平。不可否认，“863”计划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华为公司一大批科研骨干在大学期间都参加过“863”项目；曙光计算机对整个高性能计算机产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去年曙光计算机的销售在国内高档计算机中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说，没有“863”，就没有曙光机产业。但是像这样的企业还是太少。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我们国家信息领域的高技术企业，真正用到“863”成果的还不多。

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投入应主要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但企业目前还不太认共性技术研究，希望掌握独家技术，所以现在是科研单位完成一个技术项目后，往往自己办一家小公司或独家转让给一个企业，这种技术的辐射面较小，难以普遍扩展到一个行业充分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在这方面动更多的脑筋，使技术更多地辐射出去。

二是“863”计划既要考虑长远的战略性规划问题，又要和企业的技术需求结合起来。最近计算所组团参加了汉诺威展览会，回来以后反映：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内地的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声音很小。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大部分是加工业，但他们有500多家在汉诺威参展，有很多国外厂商找他们加工，而我们内地去的企业零零散散还不太成气候。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10年前和10年后变化不大。我所担心的是，会不会再过10年，在国际展览会上中国内地的企业真正能展示的高技术成果仍然和现在差不多。

不能说因为“863”是一个战略性计划，我们就只能等10年后看成果。“863”已经搞了10多年，10年前的研究现在总应该产业化了。实际上对于信息领域，作为基础性研究，可能要做10年以上，方向比较明确的高技术研究做10年才出成果就太慢了。我认为应该5年左右就出成果，快一点的三年就应该看得出效果。我并不是主张急功近利，但企业3年5年后要卖什么，“863”能不能为企业提供一些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技术，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要把国家的战略任务和企业的需求对立起来，因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国家的基本战略之一，不带动工业化，“863”怎么发挥作用呢？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与我们国家高科技研究成果没有密切联系，怎么能说我们国家的高科技计划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呢？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我们是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如果整个国家需求不包含企业的需求，那仅仅剩下一个国防安全，这是不够的。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安全，企业强了，国家才能强。

现在一些专家、院士都在强烈呼吁国家要增加科研投入，这只是一方面，投入肯定应该增加，但是光增加投入并不完全解决问题，投入了以后怎么让它变成效益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关键问题。高技术与中国*

在报告之前，我要声明两件事¨第一件是，最近我封闭在会计学院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我是战略高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题组的副组长，但是我今天的报告没有经过专题组的集体讨论，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再一个是我报告的题目更换了，改为“高技术与中国”，原来的题目是“关于我国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思考”，因为院士巡讲团总的主题是“科学与中国”。我今天不想讲太多具体的技术细节，我想讲一讲怎么在中国发展高技术和实现高技术产业化的一些想法。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我用这张照片来表示对他老人家的怀念。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国家几代领导人对科学技术非常重视，而且是一代比一代更重视。大家如果查一查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力报告，在政府对科学的重视程度排名里，我国政府排得很靠前。我记不清具体的名次，印象中是10名以内。我国领导人对科技的重视还体现在这一次集中了1000多位科学家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是自己对高技术的一些理解和对发展高技术战略导向的一些思考，也讲一讲自己从事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一点体会。我想跟大家讲清楚的一点就是，我这个报告留给大家的，一定是一大堆问号，不会是一堆定义、表格和结论。我记得中国科学院的前副院长钱三强老先生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一个大学生，当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带走的应该是一堆问号，而不是他那点知识。我这个报告也不会讲得很详细，也会留下一堆问号，请大家回去自己思考。 一、对高技术的理解 什么是高技术？什么是高技术产业？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希望大家不要从定义出发，不要去争论什么叫高技术。因为一个正确的定义往往是在事情完成以后得到的共识。在事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讲不清楚，而我们国家有喜欢“正名”的传统，经常浪费很多精力去争论。虽然这样讲，我还是要给出一些常用的高技术的概念，就是国际上常说的高技术的范围。美国的大词典这样定义：“采用先进的仪器、设备的科学技术。”美国的科学技术决策词汇表上所下的定义是：基于高科学输入。High Science好像平常不太讲，其意思是高技术要基于新的科学发现和理论。日本学者的定义是：高级尖端技术。中国的高技术词典中说：“高技术产业是基于科学发现和创新的技术。”它的特点是具有战略性、创新性、高增值性、高渗透性、高投入性、高风险性和高竞争性。

* 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庆祝《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成功举办一周年报告会”上的演讲，此文发表在路甬祥院长主编的《科学与中国》第二辑

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我们那个专题组叫做“战略高技术专题组”。很多人就说，你们不是高技术研究的专题组，你们是战略高技术专题组。言下之意就是说，在高技术之中，还有战略高技术，比高技术还高技术。但是，按照上面的说法，高技术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战略性”，所有的高技术都应该有战略性，要从定义出发就搞不清楚了。那么管理高技术产业的官方怎么说呢？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认为，高技术的主要指标是高的R&D投入。他们统计了一下，拿R&D投入和总产值或总销售收入来比，传统产业大概是2.5%，航空航天大概是15%，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大概是11.5%，医药制造大概是10.5%，电子通信大概是8%。他们就把这些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8%以上的行业叫做高技术产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R&D人数占全体职工人数的比例。某行业要属于高技术产业，它的R&D经费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要高于一般制造业的一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国家计委(现在叫发改委)查了一下我国传统制造业的R&D投入比例，查出来是2.6%，那么乘以2，就是5.2%，只要一个产业的R&D投入大于它的总产值的5.2%，就叫高技术产业。符合这个定义的高技术产业我国只有电子计算机、通信、药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国外也差不多这几个行业。

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问题，我国有很多高新技术开发区，多了一个“新”字，英文怎么翻译？翻译为High New Technology有点别扭。但是，这个词的出现是有道理的，是为了把刚才那个定义范围以外的新技术纳入进来，享受“高技术”的优惠政策。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在不是所谓高技术的传统产业里面，也有一些新技术跟高技术一样重要。

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高效益技术，或叫高增值的技术而不是高投入的技术，规定R&D投入比大于5.2%，实际上等于说，一定是高投入的技术。但高投入并不等于高效益。我们应该重视的是所谓高技术产业中那些有高增值的环节。高技术产业有高增值的环节也有低增值的环节，真正应该鼓励的是各个行业中那些高增值的环节，特别是那些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高增值环节，而不是笼统的高技术产业。

我不是一个企业家，虽然下过海，也曾经当过总裁，2000年回到计算所就不当总裁了。根据我办企业的体会，我认为，一个企业创造财富，大概有四大要素：技术、资金、管理、人力。

根据这些创造财富的关键要素，企业应该分成四种：一个是高技术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一个是所谓的高资本企业，即资本密集型企业；还有一个应该是高管理的企业，即所谓管理密集型企业；再有一个就是高人力的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个企业可以既是一个高技术企业，同时又是一个高资金投入的企业，或者是一个高人力投入的企业，这不是单一的，很可能是兼有几种。合理的政策就应该用统筹的办法来全面考虑各种不同的要素，而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

在做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时，我们的组长路甬祥院长主持我们专题组讨论过哪些算战略高技术。战略高技术包括事关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高技术、技术制高点或可克敌制胜的杀手锏；可化解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约束的关键技术；能显著提升21世纪我国经济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实现产业技术跨越的高技术；可能引起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领域或方向；事关整体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战略性技术平台与环境等。总归一句话，就是对国家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决定我国发展命运的很关键的技术。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战略高技术。

我国现在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获得制信息权，实现新军事变革。最近中国台湾地区局势比较紧张，中国台湾地区当局一直在闹“公投”搞“台独”。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制信息权。如果我们也像美国对伊拉克一样，对中国台湾地区有很强的制空权、制信息权，恐怕中国台湾地区那边要老实得多，这是一个杀手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信息网络，通过卫星把天上、地上、海上的信息设施联通成一个整体。这是我们国家急需要做的事。这显然是一个战略高技术。

再举另一个例子。我们要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国家信息化网络基础环境，我们把它叫做“龙网”。它是一个资源共享、惠及大众、安全可信，而且是平战结合的(战争期间能够为国防服务的)、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以自主技术为主要支撑、以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主要应用目标的21世纪国家公共网络基础环境。这里面的每一个定语都是有深刻含义的。比如说“资源共享”。现在我们国家网络建得不少，但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岛。有一次我去广东，当地的一个市委书记跟我说，现在搞信息化就好比要求每一家用井水而不用自来水，即要求每一家都挖井，而且要挖很多口井。计划生育委员会发个通知下去，要单独建一个“全国计划生育网”，这网还要保密；财政部又下一个文，说财政也要建一个全国网，也要求保密。建了若干这样的网，就如同挖了很多口井。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自来水厂供水，像用自来水一样方便就行了，所以我们要以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网络为目标。

我们建的网络还必须“体现中国文化特色”。过去的古代文明，像古印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巴比伦的文明，慢慢就不太闻名了，已经被遗忘或者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小。现在网上以英文为主，如果中华文明在网上没有自己的地位的话，我们很多年轻人在网上接触不到中华文明，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后代会怎样呢？如果从我们这代开始，慢慢地中华文明就会消失，这对后代就不太负责任了。

建立这样一个公共的网络环境能拿来干什么呢？今后，电信网、因特网、广播电视网，都要用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的网格技术来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地建立一个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享知识及信息资源的网络环境，来带动信息化。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公共的事业制度，像供电供水一样地供给网络服务能力。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高技术项目。建立这样一个网是瞄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以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以获取与利用知识能力为目标。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表明：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的差距不仅仅表现为收入的差距，而且表现为获取与利用知识能力的差距。后者的不平等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应优先缩小知识差距，以知识促发展。建立这样一个网就是要使知识的获取更容易，要缩小数字鸿沟。

美国《福布斯》杂志科技版于2001年9月发表了一组文章，分析了信息技术40年的发展历史和今后20年的趋势，指出网络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到2020年，由此产生的全球大网格(Great Global Grid)，即用3G代替3W，将使下一代互联网产业年产值增长20倍，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为20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美国的GDP也就10万亿，也就是说到2020年网络产业的年增加值将相当于现在两个美国的GDP这么多。

另外一个战略高技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大家也许知道，研究人类的基因可以研制出很多新药，可治疗很多遗传结构方面的疾病，带动整个制药业的发展。同时，基因对培育农作物新品种也有很大的好处。基因研究对工业有什么好处？有一门新的技术叫工业生物技术，里面包括工业生物催化剂、系统生物催化(分子机器)的理论与方法、生物催化剂与工业环境的互适应性原理与方法，等等。利用这套技术，预计到2020年，应用生物催化的相关工业部门新增产值可达2.25万亿元；预计通过生物加工新工艺和技术的应用将会节约粮食5000万吨，节约煤6.27亿吨；仅轻工系统就可减少废水排放20亿吨以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可以降低30%，可以减少污染排放30%。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事，这是我们现在做的科技规划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去年我国大概有20多个省市缺电，马上就会有更多的人准备建更多的电站。到2020年，我们希望GDP能够翻两番，从现在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4万亿美元左右，至少是3.6万亿美元。那么能源应翻几番呢？能源最多只能翻一番。要做到这一点，搞能源的同志已感到相当困难。昨天环境组的组长还在说按照他们的预计，假使能源翻一番的话，带来的后果就是环境污染还得翻番。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使我国的环境不再恶化，能够在2020年保持现在这个状况，不要说青山绿水，就是要求我们的能源到2020年不能增加，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买小轿车，需要的能源越来越多。资源组的人说，按中国目前这种需求的话，我们需要8个地球！一个地球根本不够我们用！要让能源增长大幅度压缩下来，GDP还得猛地往上涨，这就很难，需要用高科技来解决。传统工业也要朝这方面努力，降低能耗，降低资源消耗。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新世纪的半导体白光照明，这也是为了降低能耗。现在照明都是用白炽灯和日光灯，将来用氮化镓作材料的新照明灯，它的耗电量要比现在小得多，而且寿命非常长，有10万小时。不光是做家电灯泡，街面上的大显示屏、汽车等，各种各样的用途都可以用。建好了以后，把它用在家电里面，新的半导体白光照明一年节约的能源相当于两个三峡电站的发电量，可以节省多亿度电，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半导体白光照明还要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关键是降低成本。

谈了这么多以后，现在来总结一下我自己对到底什么是高技术的理解。我觉得高技术应该依赖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像量子理论、计算理论、信息论、基因理论、空气动力学等。我们讨论的时候争论得最厉害的就是今后用什么来解决中国的能源危机。很多搞核物理的人都主张用核聚变，那么核聚变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呢？原来他们说50年，就是说2050年可以用上。后来做了许多调查，很多权威专家，包括国外专家，都说大概要到2070年才能用上，现在指望不上。我们2070年以前可能已经有能源危机了，所以我觉得这应当是一个大科学工程，还不是现在可行的高技术。它现在还用不上，还是科学的东西，技术还谈不上，但最终解决能源危机还要靠物理方面的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也就不会有高技术。

高技术既不是纯科学，也不同于匠人的手艺。手艺不一定有科学基础，像我们国家有很多木匠、铁匠，他们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包括一些秘方，这就不是高科技。高技术应当是能够用知识表达出来的。我相信将来肯定有一天，可能20年内会出现一个新产业，就是卖知识，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商品。

高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能够变钱。国家大力支持的应该是能够变大钱的高技术。

另外，高技术往往跟高管理联系在一起，这就涉及高技术和标准的关系。过去标准和专利本来是一对矛盾，传统的技术标准一般是要无偿地使用一些公共技术，它不喜欢用专利技术，尽量避免用专利技术。但是在高技术产业里，尤其是在要求互联互通的那些产业里，技术标准和专利是结合的。这是高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现在的趋势就是技术要专利化，专利要标准化，标准要全球化，这是高技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科研成果必须有专利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不单要重视公共的标准，也要重视利益集团的标准即事实上的标准。

关于高技术，最后再讲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这看法不一定对。一位伟人曾经讲过“高技术要越高越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对高技术的“高”怎么理解？高技术往往需要高的成本。大家知道摩尔定律：每18个月芯片性能要翻一番。大家不知道还有一个摩尔第二定律：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成本每三四年也要翻一番，就是说越高的技术往往成本越高。像协和飞机是高技术，但是它飞来飞去，最后只得停产。它是超几倍音速的，比波音747技术高得多，应该是越高越好啊。但它不好，赚不了钱，最后就停下来了。当然，现在也有人在做比它更舒适的飞机，可能还会有公司继续研制更高速的飞机。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教训。社会和经济问题往往是限制条件下的多变量的优化问题，技术只是其中一个变量，把一个变量增大或者优化以后，总体效果不一定变好。另外，我还想提醒一点，高技术的巨大作用本质上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深入认识。如果你对客观世界没有深入认识，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单位去，要了解它的管理，编一个程序来管理，做个应用软件，如果你的认识是错误的或者认识不正确，那么用越快的计算机就会越放大你的愚蠢，而不是放大你的聪明。所以就看你怎么理解“越高越好”，本来计算机是“越高越好”，但是你认识不充分的话，有时候它就不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

二、对信息技术的几点认识

下面我简单地谈一下对信息技术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学问，屈原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天问》。我觉得可以把“天问”推广开，提出下面几个问题：“物问”、“命问”和“脑问”。“天问”可以推动农业和航海业的发展；“物问”就是问物质结构的本源，问物质是怎么组成的。它能推动能源、材料，包括信息技术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量子力学开始的，都是从物质结构理论中得到的。下一问就是“命问”，问生命从哪里来。生命的构成是什么样的？这个理论能推动基因农业、基因药物的发展，本质上也是从技术科学发展起来的。再往下，我觉得就该问“脑”了。问人怎么会聪明，怎么会有智慧。“脑问”将带动信息科学，将推动下一轮的智慧技术浪潮，这次浪潮可能在几十年后出现，但一定会到来。

康德拉季耶夫有一个经济长波理论，就是每50～60年有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对应某一个大的技术群。就是说，有一群重大的科学发现，就能推动技术传播和经济大发展。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了，信息技术究竟已发展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信息技术现在已经非常充分了，发展得差不多了；有人说信息技术才刚刚开始，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弄不清楚。

信息技术有两个大的推动力：一个是对客观物理世界的模拟，从Real Space到Cyberspace，从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还有一个是对人脑本身的模拟，这是信息科学的一个本质任务。我觉得基于物理学的数字电子技术已相对成熟，而基于脑科学的信息科学还刚刚开始，这是两码事。数字电子和信息科学不完全等价，信息科学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教授到清华大学讲理论计算机科学课，当时清华大学很多学生觉得计算机很容易学，很多专业的学生都去旁听计算机系的课，但听了他的课以后，很多学生都说，没想到计算机科学这么难。这个例子就是说，计算机没涉及到它的本质时很简单，一旦真正研究它的信息科学本质，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以图灵、冯·诺依曼、香农、维纳、歌德尔为代表的划时代学者创立的数字计算机理论、信息论、控制论，带动了世界经济一个50～60年的长波。那么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呢？从信息技术方面来讲，它开始的时候，只有大型计算机，是专家使用阶段，再经历一个早期流行的客户机—服务器、微机—局域网阶段后，然后再到公众认识阶段，最近几年就处于公众认识阶段，以Internet的普及为标志。下一个则是广泛普及阶段，我们把它叫做网格计算，就是按需服务。

我最近到日本开了一个会，叫Ubiquitous Computing会。会议主持人坂村键教授作报告的时候，带了很多瓶瓶罐罐上台。他拿起一个萝卜，萝卜上面贴了一个标签，标签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芯片。他拿一个读写器，往萝卜上一放，那读写器上就出现一个小人像，那人像就是种萝卜的农民。那农民就出来讲话：我的萝卜是没有污染的啊，我的萝卜是怎么怎么甜啊，怎么怎么好啊，这个小芯片实际上只有芝麻大一点点，日本人说这样的东西就叫计算机无处不在(ubiquitous)，就是你周围的东西中，都藏有这种芯片，你拿一个读写器，到哪儿都能读信息出来。无处不在的计算有什么应用呢？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小孩拿一个像小名片一样的读写器参观博物馆，走到博物馆以后，看见一条鱼，这条鱼是一条死鱼，是一个化石，只要碰一下，那鱼上的号码就到你的“小名片”上了。感兴趣的小孩回家往计算机里面一放，就能从远处的服务器中调出有关信息，那个鱼就变成“活鱼”了，屏幕上那条鱼就能在水里游，这就是所谓的ubiquitous computing。过去用计算机是很多人用一台计算机；到了PC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一台机器；到了Ubiquitous Computing的时候，一个人有很多很多台计算机，搞不清楚多少台计算机在你身边，你碰到的这个花也是，碰到的那棵草也是，到处都是计算机，就是很小的芝麻大的一个小芯片。

讲到20年内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我认为信息技术将仍然十分活跃，不断地有原理性的概念创新。我觉得今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是“应用”，不要指望计算机老去变。IBM公司前总裁Gestetner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看过这本书，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这句话是“信息领域受技术控制已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搞信息技术的人，不断地想做技术升级，他认为已经疯狂了。他说，我们应根据需求来发展技术。现在很荒唐，不管你要不要，我给你做出来，做出来就让你升级。你刚刚才用了一年，还没怎么用惯，又升级了，你又得买新的，其实这样做是不正常的。我觉得在中国发展计算机技术，发展信息技术，就应当特别强调 “应用”，不要强调“不断地升级”。

做战略规划时有人跟我说：“你是搞计算机规划的，你不要谈应用，不要谈计算机跟生物有什么关系，你就单独地谈你的信息技术，剥离这些应用看怎么发展，看它有什么技术发展趋势。”我想了半天以后，告诉他：“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够剥离应用来谈计算机的发展趋势，你剥离以后就不剩下什么东西了。”所以，现在出现很多叫做digital什么的东西或计算什么的东西，像计算化学、计算物理、计算生物等，这说明计算机已深入到各个学科里面，与它们交杂在一起了。在大学教育中，我觉得计算机已经慢慢变得跟数学、外语差不多了。

信息技术中有一些基本矛盾，处理好这些矛盾是信息科学的基本内容。比如说，我们讲高性能，一定要想到它的对立面，它的对立面就是低成本、低功耗。对计算机技术而言，如果你要提高它的复杂性，芯片越做越大，可以上亿甚至是10亿晶体管，那么就有一个可靠性问题和一个可用性问题。另外，我们希望提高它的通用性，想使它功能性全一点，就还有一个智能化的要求。一般比较专用的容易做智能化，而通用的就比较难一些。还有，我们希望它开放，一开放就有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单一的要求。在发展信息技术时就是要考虑正确的定位，不能一味地追求高性能。如果一味地追求高性能、高质量、高安全性，必然会导致信息化成本高得令人不可接受。我国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博士预测，如果我国2020年信息化达到美国2002年的水平，大概需要117万亿人民币。谁也不会投入那么多钱去搞信息化，我想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计划。在中国，在可以接受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条件下，要尽可能地降低信息化成本。所以中国的高技术如果不走低成本之路，那大概不是我们的特点。降低成本同样需要高技术，降低成本实际上是要下很大工夫的。联通的电话费比中国电信便宜，就是因为它的平台是统一的，采用了高技术，所以才能把一分钟通话费从八九角钱降到两三角钱。

上面这张图没人这么画过，这是我在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自己画的。我一直在想，摩尔定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摩尔定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通常讲摩尔定律是指芯片的性能5年可以提高10倍，10年提高100倍，15年提高1000倍。我们刚好是在做未来15年，即2020年的技术规划，到2020年，性能提高1000倍就是到上图的A点。但这不是摩尔定律的全部含义。摩尔定律告诉我们的是一条边界。就是说，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性能不再提高了，15年以后成本降低1000倍，就是到上图的D点，那也是摩尔定律。普遍而言，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这条红线以外的你就达不到。这个区域里面的任何一点你都可以达到。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性能提高100倍，成本降低10倍；我也可以选择性能提高10倍，成本降低100倍。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决定我们目标的时候，可以根据国情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叫“战略”，就叫“决策”。

下面讲讲信息技术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信息领域里，新市场永远大于旧市场。计算机公司明年的销售额里面可能会有50%来自今年的新产品，其他的领域没有这么厉害。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现在大概是每年90亿美元的市场，据他们自己分析，到2010年的时候，Office大概有500亿美元的市场。如果只关注抢微软现在的市场，你费了半天劲，从这90亿美元里面挣了10亿美元回来，可能在未来500亿美元里你丢失更大的市场。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要努力收复失地，但更多的是要考虑开拓新的疆域。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讲，更多的要考虑开创新天地，但企业应该两个方面都做。

高技术竞争也不同于奥林匹克比赛，奥林匹克比赛每年比的项目差不多，100米短跑总是有的，马拉松长跑也总是有的。但高技术就不是这样，它去年比100米短跑，今年可能变成比150米短跑了，也可能是120米、130米短跑，它变样了。所以去年的冠军，今年说不定就Game over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去年最后面那个人可能是新的冠军了。不能老盯着旧的，其实旧的市场比新的市场要小得多。

信息技术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以“否定之否定”方式周期性变化。我们经常讨论做通用好还是做专用好，做分布式计算机好还是做集中式计算机好。其实它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通用、专用也是经常在变的，大概六七年一个周期。我们不能按一个时期的主流方向来断言信息技术就这么发展下去了，可能到第二年它又变了，所以也不能制定一些片面的政策，比如说嵌入式芯片或通用芯片，它们是经常变的，过几年它们又换了，通用芯片领先几年，之后嵌入式芯片又领先几年。所以要注意它的周期性。

信息技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克服复杂性”。集成电路与大型软件可能是现在最复杂的人工产品，研究复杂性也是信息科学最基本的内容。降低设计和制造的复杂性，需要另辟蹊径。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有一个NP问题(指数复杂性问题)。在座这么多人，我一眼就看清你，知道你是谁，哪怕你穿的衣服、戴的眼镜可能都变了，我也能一眼就认出来。而计算机从这么多人里面认出某一个人来极难，它要把人分成一个个小片，这种计算就会遇到所谓的指数爆炸。所以就有人老问这个问题，“人怎么那么聪明，能对付指数爆炸呢？计算机怎么绕不过去？”这个问题可能是问颠倒了。其实人识别人脸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指数爆炸，是用计算机的人自己造成的。你自己把它搞成一小块一小块，表述出来以后就造成指数爆炸。人们辨认人的时候，究竟如何表述我们并不知道，计算机表述这个问题和人表述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因此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们要另辟蹊径，要找到新的方式来表述。

信息技术的第四个特点是追求简单化。在计算机技术领域里面，像Ada语言、数据流计算机、ATM等，都非常精彩。你不能说它技术不高明，但它就是不能成为主流，因为太复杂了。而简单的东西，像Internet，它的TCP/IP协议并不复杂，它反而成功了。我相信人们在选择技术的时候，选择够用就行了，历史已经证明简单适用的技术生命力最强，平民就需要简单适用的技术，不要老想着我们就是为了那种高精尖技术而工作的，不要只想着为高消费人群服务。

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以人为本。信息技术发展有着所谓从技术至上到平民化的一个过程。20世纪7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兴起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技术应用是为人们服务的，而不是为了控制人的。信息网络发展一定要让人们更自由、更平等、更放心地获取各种信息，而不是倒过来要用技术控制人。重要的是，要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

三、关于发展高技术的战略导向的思考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跟发展高技术的战略导向有关的问题。我这里有两张表，表1是《部分国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率比较》。

我国制造业的增值率是26.4%，但很遗憾，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比制造业增值还低，只有25.2%。而美国、日本是43%和36%。我们的计算机产业只有19.6%，低于整个高技术，也低于制造业，而美国是56%。我们高技术产业增值率差不多只有美、日等国的一半，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提高增加值。

表2 是讲R&D投入。我国的制造业R&D投入是2.6%，高技术产业是按5.2%来定义的，实际统计下来是5.1%。那么我们计算机产业是多少呢？2.7%！电子信息产业2.5%，还低于这个定义。按照这个定义，我国计算机产业就不是高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也不是高技术产业。我一开始报告就讲不要从定义出发。美国的计算机产业25.5%，我们2.5%；他们的高技术产业27%，我们5.1%。这中间的差距就大了，他们的R&D投入特别高。

那么这带来一个问题，究竟中国要不要重点发展加工组装业？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的现实有一定的合理性。记得有一年我在人大开会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到我们团，就把东莞市的书记批评了一顿。在他汇报说他们东莞养活多少打工妹、赚多少外汇以后，朱镕基总理说：“我就要访问美国，最近我一直在想中国为什么有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呢？我一查，查出来问题就在你们广东！日本的零部件都卖到东莞来，东莞把它组装起来。你赚不到几个钱，也就是百分之几的增值，组装完了以后打上‘Made In China’，运到美国一卖，全成了中国出口。你们给我添了那么大的包袱。”当然，全盘否定加工业是不对的，加工业本身也是有进步的，但是不能满足现状。纯粹靠人力的加工业，我估计它肯定会转移的。我前几年去苏州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们来吧，这个地方地价便宜，房子才2000元一平米，比北京便宜多了。”过两年以后，房价一下涨到5000元一平方米，那就说明它的成本也在提高。为了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用高技术来改造、提升加工业，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下面这个问题就很有争议了。我们做战略规划的时候，一开始就引起一场关于技术来源的争论。第一场报告会请了几个经济学家讲中国到2020年到底靠什么技术来源。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到2020年，中国的技术来源也只能是引进为主，难以做到以中国本土的技术来满足企业的技术需求。而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呢，几乎都认为：不要说到2020年，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以自己的技术为主。两派意见明显对立，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本国的科研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技术需求。另外一个问题是对过去我国科研成效的看法。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去国家投那么多钱搞科研，效果不明显，对经济没起多大作用。而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后，国外的技术跟资金一样，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到中国来。现在中国不是第一大外资投资国了吗？技术也是一样的，它会源源不断地引进来的。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中国做R&D比外国贵，不合算，干吗在中国做啊，人家做完你用多好！

一般而言，缩小当前市场产品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引进消化，要靠集成创新来解决。另一种差距是对某一技术水平我们与国外时间上的差距，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信息化相差10年或者15年，你想缩短这个距离，那只有靠我们另辟蹊径。你要是依靠平移，只能永远保持这种差距。就好像我们现在做芯片，去年做龙芯1号的时候，我们跟国外相差六七年，今年再跟在他们后面做，那就会永远相差五六年。这显然是不行的。今年做龙芯2号的时候，我们要靠自己的原始创新，申请了很多新的专利、新的做法，那我们现在做的比奔腾Ⅱ强一点儿，2005年底可能就达到奔腾Ⅳ水平了，比做龙芯1号时的差距又缩短两三年。这个差距的缩短靠跟踪是做不到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多数人吃的饭都有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南方更多一些。包括那些批评科学家的经济学家们，他们也吃过袁隆平发明出来的杂交水稻。由此可见，“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难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石油开采。大家知道，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是贫油的国家，那么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呢？有一位老先生，叫黄汲清，他是一位搞地质的老先生。他最早发现了大庆油田，并因此得到了首届何梁何利成就，100万元大奖，他的贡献很大。从发现油田到采油，一般的油田都是20年左右就采完了，但大庆油田采了50年，年年达5000万吨，真不容易啊！开始是压出油的，后来不行就灌水，再后来灌水也不行了，那就搞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聚合物驱油”。这是一种新的采油办法，用微生物来驱油，这样石油就能够喷出来。再一个例子就是电话通信。同志们，现在你们的电话费那么便宜，那你们得感谢04机，04机做出来后犹如是一股清风，带动华为、中兴公司一起做，做交换机。整个设备降价以后，才能够有今天这么便宜的电话费，包括现在美国都在用中国的交换机了。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科技人员对经济发展作出过实实在在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中国的R&D 成本不低的话，干吗IBM、Microsoft这些大公司都到中国来建R&D中心呢？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重物不重人，对人的投入比较少，其实投人的回报率比投厂房要多得多。

神舟五号上天以后，有些人这样评论：为什么神舟五号能上天？因为美国人不卖给我们神舟五号技术，如果美国人真要卖给中国航天技术，中国航天就搞不上去了。说得振振有词，很多人都觉得有道理，认为只要别人卖给我们技术，我们就搞不上去。真要是这样，那还搞什么计划，做什么高技术？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咱们就甘拜下风，干脆回家算了。我这个人讲话好像有点冲。但我觉得你现在就得有这个本事，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下做出高技术，跟别人竞争。如果我们再封闭起来做，做完以后到底是不是先进技术，这话就很难说了，你没跟别人比试过啊。真要比，应该是在市场上比。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这个能力在开放环境中做出成果来的。我们以后评价一项成果，也应该是在国际上评比，如果一项成果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却是很差的，排在几十名以后，你说这个成果有什么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开放创新的，封闭起来的创新，虽然自己很得意，但是实际上不解决问题。

还有，我觉得中国还有很多体制性障碍。20世纪80年代下海的时候，有很多分流人员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是也造成一些“错位”和“越位”。就好像一场足球，大家都跑到前场去了，后场没人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去搞经济效益，都去成立公司赚钱了，后面搞技术研究、关键性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是个错位。而且长时间不重视共性研究，使得我国技术供给严重不足。同时，我国现在真正投入的R&D也不够，中介机构也比较少，这些体制性问题都需要通过规划来重点解决。在发达国家，都是大学在后头，科研机构做技术研究、突破性创新研究，企业是做前面的，而我国科研机构这一块几乎是空白，几乎没人做了。最近新的教育部长号召大学多办科技园什么的，要求名牌大学都要办。我不反对办，但一定要定位好，千万不要一窝蜂地大家都下海，都去办小企业，这个路子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怎么做、怎么转化要有一个定位，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分工，科研人员到科技园以后，最好多做一些共性技术，让懂企业运作的人去办企业。在社会上，真正会办企业的人比在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多得多。我就公开地说，我当企业总裁不太称职。有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科研都搞得出来，我成果都做得出来，还卖不出去？”你不要太自信。我觉得10个科研人员里面有一个能够做点生意就不容易了，估计是凤毛麟角，不要觉得科研人员什么都能干。我是觉得大学办科技园，定位要定好，千万不要想着从大学科研人员里面产生出一大堆企业家，那是极难的，我先把话说在这里。

以前大家喜欢做小循环，比如说搞技术研究，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研究所做，做出成果以后就想在下面办个企业，自己赚点钱然后再回来接着做。这样的例子很多，每个学校、每个研究所都办企业，办了很多。中国科学院办了400多家企业，在这400家企业中仅联想一家就占了整个企业产值的75%，另外400多家企业加起来只顶联想的1/3，这样做有多大意思呢？最近我们院长就说要卖掉这些企业，谁要就卖给谁。我觉得应当走大循环，在国家公共财政支持下要加强“基础前瞻性研究”。国家要出钱让科技人员做共性技术研究，有些研究成果可以免费给企业，也可以把技术转让给企业，企业给国家多缴税，国家就可以多给钱给科研人员，这就行成了良性循环。你自己赚了点小钱，管什么用呢？大循环、小循环的事情，观念好像始终转不过来，好像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什么都可以变出来，交给别人就不行。中国科学院有些单位，企业给他3000万元现金买他的技术，拿钱来买的时候，他又想：“3000万元！我自己办企业也许会赚更多钱？不卖了！”过了两年，他自己手上的企业也没有办好，而原先的企业找到别的技术办起来了，都已经上市了。现在人家不要了，300万元都不要了。做科研与办企业，各有各的本事，要把大循环和小循环的关系搞明白。

下面讲一下关于统筹的问题。我觉得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的概念是认识上一次大的飞跃，不是个小飞跃。高技术也涉及到一个统筹问题。我们这次开会讨论中长期规划的时候，常常有争吵，但我觉得不要轻易用“路线斗争”的概念，不要动不动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这种话是不能乱用的。好像现在经济学家说要以引进技术为主，科学家就非要以自主技术为主。好像要么就是科学家全对了，要么就是经济学家全对了。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经济学家讲的也有正确的成分，我们要正确理解，不能把经济学家讲得一无是处。我觉得重点在于把握 “度”，这就属于统筹的范畴。在很多情况下高技术发展是个多变量函数，你光靠解决一个主要矛盾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高技术不是抓一样就能解决得了的，不完全是缺钱，也不完全是缺技术，问题很复杂。它是一个统筹的问题，所以这个“统筹”我觉得提得非常好。

发展高技术一定要惠及大众，这是一个战略导向问题，完全由企业自己来定位，它的产品很可能是面向高消费人群。比如，电视机越做越大，越来越贵，企业愿意这么做，这样做他赚钱。但是从发展整个高技术的角度来讲，应当体现“三个代表”思想，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最近有人到西部调查，发现有相当多的地方能装上电话，却交不起打电话的钱，甚至有的地方把电灯装上以后，却出不起点灯的钱，这种情况有的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高技术的人要注意降低成本，让产品实用，使得更多的人受益，使得高技术惠及广大民众，而不仅仅是高消费人群，这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另外就是高技术的应用问题，中国和国外是不太一样的。国外现在可能是民技军用，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军民怎么兼容，怎样寓军于民。但是现在看来，只能军民结合，协调发展，完全靠民用技术为军用服务也做不到。另外，我们可能是现在制造业多一点，慢慢扩大应用。这要考虑中国的特点，所以我报告的题目就是“高技术与中国”。高技术是一支箭，中国是一个“的”，你应该拿箭来射这个“的”，中国这个“的”跟国外的“的”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走法可能不是像美国那样走的，我们走的道路应该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

四、从事高技术研究与高技术产业化的体会

还有几分钟，我再讲一讲自己做高技术产业化的一些体会。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做高技术产业化和做高技术研究的人，首先要有自信心，一定要瞧得起自己。我从网上看到很多评论对我们国家的技术成果持否定态度。看不起中国人的，反而是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反而没有像我们这些年纪老的人那样自信，这很奇怪。按道理说，年轻人应该比我们更有自信。我们做“曙光一号”的时候是1992年，我们派了一批人到美国去做。当时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是3月11日，我叫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人生能有几回搏”。我知道这批人以前没做过计算机，我当时其实还有点担心把他们派出去以后这件事不一定做得成。但在会上，我跟他们讲：“你们大胆去，我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出来！”讲得他们眼睛冒泪花。散了会以后，我的学生就说：“李老师，我要不把曙光一号做出来，我就没脸回来见你，我就没脸见江东父老。”他就是抱着这么一个信念去的，所以他们到美国以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到他们租的房子里去看，他们把客厅当成工作室，累了就睡一会儿，爬起来再做，一年不到就做出来了。原因是他们有一股信心和干劲，自己要有自信才行。我们做“龙芯1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开始我没找胡伟武，而是找了一个年纪大的研究员带队。后来胡伟武打电话来说：“我要做不出‘龙芯1号’，提头来见！”年轻人把生命都押进去了(当初这一句话可能是带点开玩笑)，说明他有信心来做好这个事情。我认为，任何一个做高技术的人首先要有自信心。你别以为自己比别人矮一截，你首先要站起来，跪着搞研究是搞不出来的。没有自信心的人很难有大的创新。但这个自信不是浮躁，它是基于有自知之明的自信。

第二就是要有拼搏精神，科学在拼搏之中前进，这个我也不展开讲了。我们做龙芯的那些同志，他们自己写了很多文章。胡伟武是每做完一个芯片写一篇，开始时写《我们的CPU》，后来写《我们的龙芯1号》，最近又写了一篇《我们的龙芯2号》，这些文章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些文章讲得很真实，没有任何的吹嘘，就讲他们自己是怎么做的。比如说他们晚上加班，到早上八点上班推开门看到这样一幅情景：很多人手里拿着鼠标，屏幕还开着，他们已经睡着了，这样的场景是催人泪下的。所以没有这么一种拼搏的精神，龙芯CPU是搞不出来的。

在座有很多研究生，也许有些研究生认为，出了国就轻松了。我要告诉大家，中国的研究生比美国的研究生轻松多了。我有一个学生在MIT读博士，MIT搞计算机的研究生几乎全部都患手指关节炎，就是手腕和手指疼，因为他上机敲键盘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MIT为学生特制的键盘不是平的，是碗状的，手是垂下来打的，不用抬起来。仅从这件事情中就能够看出他们比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生辛苦。这个例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没有拼搏精神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成果。

第三就是必须有一支敢啃硬骨头的团队。一般而言，高技术研究要靠集体努力，要靠大协作，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难以成功。龙芯的成功是由于有一支敢打硬仗并且善于打硬仗的团队。计算所请了国际上知名的评估学者对龙芯团队评估了半个多月，下了个结论是“World－class”。这不是由国内几个专家写一个“国内领先”或“国际领先”的评价，而是真正让世界上的评估专家来评的。

最后，我讲一个可能有争议的观点。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不管是做曙光也好，还是做龙芯也好，都有一个情结问题，就是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心，要有民族自尊心，但是不要有太过分的“完全自主”的情结。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民用高技术，在开放的环境下，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讲这个话，很多人觉得不对，但我认为一切都从头做起是做不到的。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芯片，不要做操作系统，而是说你得看情况，不要把很多问题都泛政治化。有些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讲人家“不爱国”。在漫长的产业链上我们只要有控制力就行。比如，日本有一个企业，控制着世界上芯片的填料，它那个很小的厂一停工，全世界的芯片填料价格就要涨三倍，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只要控制这个产业的某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有主动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战略，整个一条产业链全由自己控制，这样很难做到，国外也做不到。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国外的专利太多，我们绕不过去。”专利需要特别重视，我们的专利比国外少很多，但情况也在开始变化，现在国内企业的专利也越来越多。我们也不要谈专利色变，作茧自缚。很多专利本来通过分析是可以绕过去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要树立信心去做，并非所有的专利都是别人霸道，我们都绕不过去的。

时间到了，我就不展开讲了，谢谢大家！走“珍珠换玛瑙”之路*

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确有不少收获，其中有两件事情引起我长时间的反思。第一件是我12月中旬应邀参加日本东京大学板村健教授主持的T－Engine国际论坛。板村健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开发TRON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一直坚持了20年，如今TRON实时操作系统发展为T－Kernel，T－Engine，已在90%以上的日本手机中使用，在汽车等设备的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市场上占有60%以上市场，全世界已有30亿设备安装有不同形式的T－Kernel。TRON已成为全世界应用最广泛的操作系统，也是目前正在推广的Ubiquitous Computing的核心软件。板村健教授将TRON完全开放，没有从如此广泛应用的系统软件中收到一分钱回报。我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授有如此广阔的胸怀感到由衷的钦佩，另一方面高度赞誉他20年磨一剑坚持做共性关键技术的韧劲。我认为他应该是计算所学习的榜样。第二件事情是华为公司在座谈中讲，过去他们每年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大学和科研单位做预研，近两年逐年减少，2003年已降到1000万元以下，原因是大学与科研单位与他们自己做的在同一层次，而且不如他们做得好。也就是说，我国大学与科研单位拿不出先进企业真正需要的共性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这两件事使我不断地扪心自问，像计算所这样的国立科研机构究竟应该做什么研究。

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总体组的研究报告中写下了一句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如果说我国科技工作过去也还存在一些失误与教训，那么最大的教训就在于急功近利，未能一贯遵循科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未能营造出真正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未能夯实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我们应深刻吸取这一教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使我国的研究成果能带动全局的提升与突破。

我们常常讲“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很少认真想过究竟什么样的科研才算“有所为”。我国不少科研计划支持的项目自认为是“有所为”，但由于没有很慎重地选择突破口，又没有做到比别人更高的水平，没有做到“共性关键”这一层次，因此很难有较大的影响。

我想衡量是不是真正“有所为”的一个检验标准是做同样科研的竞争对手承认你比他强，甚至他在这个方向决定“有所不为”。当然，科研是你追我赶，永无止境的事，也许别人今后走另外的路超过我们。但我们做一件事应当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

* 2004年2月刊登在计算所内部刊物《创新求实》上

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认为只要市场对外开放的领域我们一定做不过外国，只有像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这样的技术，外国不卖，我们就能搞上去。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就应当有与外国公司在市场上较量的勇气与本事。我们的基础差，投资少，不可能每件事都争过别人，但在某些选定的领域和方向上完全有可能做得比外国好。事实上，计算所在MIPS微体系结构设计、基于开放源码的编译器、IPv6协议测试、视音频的编解码、知识网格的模型等方面就不比外国人差，至少是同一层次，即所谓world－class水平。只要我们自己有货真价实的好珍珠，就不愁换不到玛瑙。长期以来，大家习惯用市场换技术或用资源换技术，但真正用市场换来的技术并不多。计算所要走出用“珍珠”换“玛瑙”的创新之路，也就是以技术换技术的道路。我们既要增强民族自信心，有独立自主发展战略高技术的精神与气魄，又要坚持开放创新，以全球眼光审视我们的科研选题与成果。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要走的路。走新型信息化之路*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走新型信息化之路”。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最近我花了八个月时间，参与我国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我是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高技术与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题组副组长，信息高技术及应用子专题组组长。最近我们这个专题要向总理汇报，我一直在想我们跟总理汇报的时候应讲什么，就是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真知灼见能够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点帮助。我今天讲的内容不代表战略研究组的结论，更不代表国家将来做的战略规划，我今天讲的仅仅是我个人较长时间以来的一些想法，我的结论是信息化像现在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要搞新型信息化。

讨论信息化要从对信息技术的判断讲起。信息技术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很多人都讲信息技术发展非常蓬勃，有很多新技术，中国要花很多精力去掌握核心技术。掌握核心技术以后，信息技术还是方兴未艾，日新月异，有巨大无比的发展潜力。但是你必须看到，任何一种技术都有一个发展的周期，铁路、电力是这样的，信息技术也不例外。信息技术已走过了专家使用、早期流行到公众认识几个阶段，现在已进入了广泛普及阶段。经济发展长波周期理论指出，一群有联系的重大技术发明可以带动经济50年左右的大发展。信息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今天已50年。现在信息技术可能有一些中小型的突破与创新，带动经济形成10年左右的中波周期是可以的，很难想象信息技术还会再带动50年的大发展。信息技术现在是普及式的发展。信息技术从模拟到数字已经历PC机为代表的中波，现在应该进入第二个数字化的浪潮。在考虑我国信息化前景时，我认为可能走得非常好，给国家带来美好的前景；但是也不能不警惕，我们的信息化可能走到另外一条道上，面临四个严重的挑战：第一是信息化成本太高，我们的普及率比较低，信息化不能有效带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是数字化鸿沟在加大，相对贫困加剧，广大人民群众从信息化中可能获益不多；第三是信息产业规模很大，但像南美各国一样，主要是外资企业，技术上受制于人，本土企业未发展起来；第四是各部门各行业形成信息孤岛，军民网络完全隔离，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

十六届三中全会尤其是今年两会以后，特别强调新的发展观，归纳起来叫五个统筹。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缩小三个差别：一是要缩小城乡的差别，二是要缩小区域的差别，三是要缩小内外的差别。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信息消费在人均GDP里占多大比例合适？如果美国人占5%是合适的，就是说2万美元左右的人均GDP， 5%差不多是1000美元，1000美元差不多就相当于中国全部的人均GDP。如果中国也做5%的打算，那就是说我们只能花50美元左右，50美元和1000美元怎么比呢？我们50美元也叫信息化吗？

* 2004年4月中国信息技术年会主题报告

那怎么办？如果我们提高信息化的比例，设想中国人30%的消费都是信息消费，我们1000美元中有300美元用于信息消费，行吗？也许个别高消费人群做得到，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和贫困人口，怎么可能拿30%的钱花到信息化上？我们的出路只能是降低成本、扩大规模。中国新型信息化之路就是要大幅度降低信息化成本，使中国信息化成本大大低于国外，我们的规模也应大大高于国外，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信息化。我们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跟西方不同的道路，里面有很多新的特点，比如说降低成本，以人为本等。要资源共享，还有一个可管理、安全可信的问题。下面我重点讲一下关于低成本和惠及大众的问题。

大家都讲摩尔定律，所谓摩尔定律讲的是成本基本不变条件下每一年半到两年芯片集成度和性能可以翻番。尽管芯片成本在下降，但实际上你买到电子产品的价格总差不多。比如买微机，你现在花5000元，过两年它性能提高了一倍，还是花5000元左右。按这个定律我们做中长期规划，5年性能提高10倍，10年是100倍，15年是1000倍。在未来15年内，我国的微机、服务器、电话等信息产品性能都可提高1000倍，没错，这是可实现的。但这条路是适合中国的道路吗？因为这条路前提是成本不变，那么最后享受这些好处的还是一些高消费的人群。我现在住在中关村，每年交上网费1000元，约我国人均收入的10%。2004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我国众多的贫困人口有可能拿30%的钱来上网吗？这条路是有问题的。其实，摩尔定律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这一个方向，而是告诉我们芯片等技术发展有一个边界，就是说在这边界外面性能价格比达不到，边界以内任何地方都能达到。问题是我们要达到边界内的哪一点？现在国外走的是提高性能为主、降低成本为辅的道路。而中国恰恰应该走降低成本为主、提高性能为辅的路。这就要求我们的产品大量普及，这是一条新的道路，这和目前很多公司的想法不太一样。

走低成本的信息化之路在国外其实也有样板，像加拿大的阿尔伯达省，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省，他们就实现了较低成本的信息化。他们一兆位专线到家一个月40加元，我算了一下，我们付的钱比这个价要高四五倍。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的地方，做到上网比我们国家还便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另辟蹊径，不能走美国的老路。最近美国一些基金会也在考虑一些革命性的变革，他们也觉得按现在的路走不通。

另外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龙芯的情况，几年前大家想不到龙芯会做到这样的水平，我们今年做出的芯片大概可以和国外差三四年左右。龙芯1号与国外差六七年，现在又有进步。我们现在做出的芯片大概相当于国外2000—2001年的水平。到明后年，我们可以做到和国外差两三年的水平。再往后你要赶上这两年就难了。我们若一定要在最高性能跟人家拼，短时期内拼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的加工线是一个FOUNDRY，人家是专门做CPU的IDM，FOUNDRY生产线不可能专门针对一家设计公司去优化。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到我们的性能比国外差一倍，但我们的功耗、成本只有国外相同性能芯片的几分之一，这样的芯片我觉得中国人完全可以接受。如果我们两年内做出性能相当2G主频奔4的CPU，价位只有它的1/5甚至1/10，难道没人会用？我觉得可以往这方面想。我们做出的产品性能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我们的性能价格比可以做到比国外同类产品高几倍。

为什么中国要当外国高价产品的实验场，即使在国防科技上也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国防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也要考虑成本。所谓新型信息化就是要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型生活方式，创建巨大的低成本信息产品市场。到那时，全世界的大公司都会跟着中国创建的新市场跑，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用户导向，把被跨国公司扭曲颠倒的信息产业颠倒过来。

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提高国民素质。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机会不平等，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提高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如果按现在的做法，我们要做到美国信息化2000年的水平至少要投入几十万亿元，这是不可能的。要想大多数人受益，我们希望建设全世界最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应该有七八亿人可以上网，今后15年里有二三亿农民将迁移到城镇。现在我国有5亿城市人口，如果转移到城镇的人都可以上网，另外还有部分农民上网，就会有七八亿中国人上网，这就相当于三个美国信息网，这是一项多么宏大的工程！建这样一个网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现在我们在建IPv6的实验网，总投资14亿，为以后的网打下一个基础。我想我们在IPv6推广方面可以走到美国前面，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网。技术发展有一个规律，原来从比较贵族化的技术走到比较平民化的技术，这是新技术发展一个总的规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Internet网的历史。很多人觉得Internet的发展有点怪怪的，它又不能保证质量，安全又不能保证，居然这么多的技术无法竞争过它，不能阻止它前进，很多人不理解这件事。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技术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走的是平民化道路，是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以提供基本服务为主要目标，所以不是技术至上的路，这个哲学为我国发展信息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会螺旋式地前进，这段时间强调这个多一些，那段时间强调那个多一些，互联网的安全性和服务质量一定要本质性地提高。但是不要倒过来，把安全和技术放在第一条，这样做是死路一条，我们要走平民化的道路。

我也想趁此机会给大家讲一下对微软技术的分析。大家想一想，微软的Windows为什么可以铺开？它就是抓住了人机界面，体现了人使用计算机要方便的特点，方向抓对了。我们现在用Windows Office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看说明书。就是看那个图标去猜它是干什么的。我们在发展技术的时候不要以为技术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要记住IBM总裁讲的一句话“IT行业这几年来受技术控制已到了荒唐的地步”，我们不能按这个荒唐的思路指导信息化。

最后我想讲一下，现在要走集成的道路。这是美国自然基金委员会主席讲的，以前的研究是以还原分解为主，现在要走集成道路。总结起来21世纪技术发展主要趋势就是：技术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要化繁为简，要做模块化，要找更简便的办法；产品不是越来越贵族化，而是大众化；应用不是人围着机器转而是机器围着人转。创新的前提是自信*

做科研工作和过去干革命一样，首先要有求胜的信心。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没有坚定自信心，决不可能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走向胜利。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诗句，充分体现了他的自信心与魄力。

关于科研人员的自信心，先讲两个例子。大家知道，我国科研做得最成功的是“两弹一星”，除了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极大的勇气与魄力。第二个相反的例子是我国的航空工业。上海有一个飞机设计所曾设计了我国最好的飞机“运10”，试飞到拉萨和乌鲁木齐，是比较成功的，后来项目下马了，最近有人重提这件事情。我曾经参观过这个研究所的展览馆，看到很多飞机模型和实物，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展览馆入口处宋健同志的题词，就四个字：“站起来吧！”我感到很奇怪，题词一般都是祝你们取得成功之类的好话，“站起来吧”显然是批评还没站起来。后来我几次听到宋健同志在报告中批评我国的航空工业部门缺乏自信。在他主编的一本书中谈到，建国初期，在苏联帮助下，我们航空工业和国外的差距也就是十几年，现在差距越来越大，有三四十年的差距。后来为什么搞不起来？为什么航天可以搞上去，航空就搞不起来？除了技术上的难度，主要原因是主管航空工业和民航总局的领导没有自信心，就是没有“站起来”。

下面讲几点我自己的体会。为什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要做CPU？这件事情开始于2000年以前。我参加“863”计划很多年了，1986年到2000年执行第一个“863”计划时，根本不敢立项做CPU。当时的理由是，一共才100亿左右，都用来发展微电子还不够，所以干脆就不搞了。到2000年，我国的CPU研制仍没有很多人在考虑，觉得不太可能做起来。当时我刚接任计算所的所长，我就在考虑计算所要做什么。作为科学院的国立研究所，要做一些关键和共性的技术。什么是关键的和共性的技术？在计算机领域，微处理器显然是最关键最共性的技术，当时就觉得要做这件事。

CPU到底怎么做？当时有一个机遇是跟俄罗斯合作。俄罗斯微电子所有一种不直接兼容Intel CPU的新方法，是通过二进制翻译的方法使他们的E2K芯片可运行PC机软件，声称可以做到奔腾III和奔腾IV的水平。但当时我国的水平也就是386水平，我去俄罗斯谈合作时得知，我国一个研究所也在与俄合作研制386。如果从386做起，再做486、586，这样一步一步爬行，何年何月才能做出现在用的芯片呢？我自己定了一个路线叫“高起点，一步到位”，这个“一步到位”不要错误理解成今天做芯片明天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的意思是尽最大努力，不要爬行，能做到哪一步就尽量跨越做，我们可以跳过386、486直接到奔腾上去。对技术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计算所有可能一步超过586。于是我就到俄罗斯谈判，俄罗斯也在寻求合作，那时没有任何人答应给我们经费，我们手里有的就是2000万人民币创新经费，我拿出1000万来。为了能与俄罗斯合作，我提出付给对方300万美元作为第一笔合作经费，以后参股，成果分享。俄罗斯方面认为他们的技术价值3亿美元，

这差距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有人给计算所3亿美元做这个研究，其实连300万美元由谁出我都没有谱。最后我决定自己做，就从手里的1000万元做起！

* 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案例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接下来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做。计算所现在刚开始做通用CPU芯片研制，但过去在印制板上做CPU已做了几十年，有一些老同志做计算机研制比较有经验。刚开始我还是更相信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拖了三四个月没有下定决心由谁来牵头。后来胡伟武出来请战：“我要做不出‘龙芯1号’，提头来见。”这使我想起了做曙光机的经历，曙光计算机就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做出来的。最后我狠下决心把这个大任务交给了这位充满信心的年轻科学家，我的全部家当的一半就压在这个没做过CPU的年轻人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敢于相信年轻人。项目做完以后，我深有体会：人才确实是逼出来的。学术带头人可以自己去培养，通过大任务来逼，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压重担可以压出人才。

两年前我们还在讨论386，现在我们在做奔IV水平的芯片，这样的发展国外走了十几年。客观地讲，我们和国外还有3年左右的差距。我国的芯片加工线与国外有一两代的差距，如果我们在国内加工，要在性能上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不太容易。前不久我们请国外的评估公司阿卡迪尔对龙芯设计做评估，这个公司是专门评估国外芯片设计技术的。他们很严格地评估了半个月，写出了一本很厚的评估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龙芯团队“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只做了一两年，但已是一支老练的队伍，是世界级的团队(world－class team)。”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评价，一个国外的严格的评估公司承认只工作两年左右的龙芯团队是一支world－class team，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评估公司对龙芯CPU的评价是：“龙芯－2具有excellent quality，是一个很急进的设计(radical implementation)。”

现在我敢说我们设计的CPU芯片已经比MIPS公司本身的芯片要好。MIPS公司现在只做中档和低档(32位)，我们做高档(64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只能做低档，由外国人做高档。我们就是要把历史颠倒过来。对于MIPS兼容CPU，现在的局面就是外国人做中档和低档，我们“龙芯”这支队伍做高档。在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成立时，我曾题词：“中国一流的计算机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未必低于国外，只要凝聚一批脚踏实地、不慕虚荣、决心为振兴民族高技术产业而拼搏的斗士，外国一流计算机实验室能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能做到。”龙芯团队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判断。

再讲一点做曙光机的过程。我是1986年底回国的，开始做了两年“863”基础研究。1990年初成立国家智能计算机中心，聘我当主任。当时我招聘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造过计算机的，都是使用计算机的，那如何造计算机呢？我们这支队伍用了几乎两年时间，分析几百万行操作系统源程序，一行一行地抠。我认为，如果不理解操作系统源程序，是不可能造出计算机的。1992年初，智能中心开了一次誓师会，开会的时候我找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人生能有几回搏”。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要以为没有造过计算机的人就造不出好计算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成！有人说，李老师你既然这么相信我们能做出计算机，如果做不出来就没有脸回来见江东父老。这一批被派往美国“洋插队”的小伙子果然不负众望，一年就做出了曙光一号。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自强自立的信心是创新的前提。毛泽东同志讲“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过去打仗是这样，现在做科研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我们的竞争对手不一定完全是我们的敌人，与竞争者也有合作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往往颠倒过来，战略上重视对手，战术上藐视对手。许多事情还没有做，先从心理上就败下阵来，事情做起来又马马虎虎，这样的创新就难逃失败的命运。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几点认识*

2004年12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指出：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动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同时要求国家科研机构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中国科学院要继续进行知识创新试点，发挥知识创新工程的示范带动作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对全国科学界，尤其是对中国科学院的号召书与动员令，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党中央的指示像一股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现在从科学院到各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从全国人大到各单位的小组讨论会，人人都在讲自主创新。但对于要不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我国经济学术界和科技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对于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科技界内部也有相当大的分歧。我认为在采取自主创新重大行动前端正认识十分必要，本文就有关自主创新的一些认识问题谈谈个人看法，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讨论。

一、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我国的自主创新一直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这种干扰往往能以各种方式影响决策层的意向。左的干扰主要表现在把科技问题“泛政治化”，忽视或者藐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强调一切都从头做起，强调所谓“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左的干扰表现在不强调开放的原则，表面上是维护民族的利益，实际上可能是维护小单位小团体的利益。这种干扰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动不动就给反对者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而且一些貌似激昂的建议容易打动决策者。

右的干扰主要表现在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对我国的封锁和遏制，把国与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严肃斗争看成仅仅是互通有无的买卖行为；另一方面看不起我国的自主开发能力，把我国科技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技术引进上。我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国内搞研发成本高于国外，技术和资金一样可以流动，关键技术也可以通过引进获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技术来源主要应靠外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也认为当前只能主要抓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先改善产业要素禀赋而不是攻克关键技术，等资金和人才积累多了，才有条件强调自主创新。经济学家从分析产业比较优势出发，强调劳动力密集型加工

工业对当前经济的重要性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关于国内搞研发成本一定高于国外、关键技术大部分可以引进的结论可能站不住脚。由于不重视自主创新，我国许多“三来一补”企业已经面临危机，过分强调劳动力优势而忽视技术创新难以逃脱被淘汰的厄运。

* 此文发表在2005年3月22日《科学时报》上，同年被《新华文摘》第12期收录发表

自主创新的对立面不是“开放创新”。自主创新不排斥开放与集成，集成技术也可以有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也不是鼓励从头做起，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也是自主创新的组成部分。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成果不但不一定有知识产权，反而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自己的知识产权中也可能包含引用他人的专利权。提倡“自主创新”主要是指应尽量争取避免完全受制于人，减少“路径依赖”。

应当看到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已对我国的自主创新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应排除两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二、自主创新必须要有信心、胆识和谋略

建立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从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到技术换技术的转变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由大变强等挑战问题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别的出路。与相对贫瘠的资源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力资源丰富。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当代科技人员肩上，特别是落在应起骨干与引领作用的国家科研机构中的科研人员肩上。

但是，中国科技人员能不能担此重任，敢不敢担此重任，确实有个信心与胆识问题。在讨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时，有些学者反对提“胆识”，怕滋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但总结十几年来发展曙光计算机和研制龙芯CPU的经验，我的体会是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心是取得高技术研究成功的基本条件。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出世界一流的自主创新成果，为国家排忧解难，为企业提供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在众多方向上做到世界一流，但在某些选定的方向上，比如计算所在开放源码编译技术、四发射的超标量流水线设计、大规模机群系统的性能价格比、视音频编解码、信息内容过滤、知识网格等方向已经做到或接近世界一流。但是，我国相当多的人(包括青年人)对中国能掌握核心高技术尚缺乏自信，每当我们发布一项比国外先进的成果，网页上总有不少讥讽的评论，似乎中国人天生就要矮一截。与韩国等自信心强的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自信心不够，缺乏“一览众山小”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做不了，而是不敢做。

其实，按照西方“化简为繁”的思维模式，信息领域有许多技术已快走入死胡同，一味提高器件和系统的复杂性，只会越走路越窄。必须跳出来用“化繁为简”的东方哲学重新思考，才能另辟蹊径。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并不低于外国人，计算机领域也基本上不存在我们完全不明白的技术禁区。我们应当集成东西方文化的优点，满怀信心在某些精心挑选的技术方向争取做领头雁。

讲有信心有胆识不是主张不切实际地蛮干，更不是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胆识必须加上谋略才能制胜。《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庙算就是战略运筹，“庙算胜”就是说在战前要作出胜人一筹的决策。对自主创新而言，所谓庙算首先是决定干什么。全世界聪明人很多，我们想做的可能别人早已在做甚至已经做出了成果，我们真正有希望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方向并不多。我国现有科研课题中不少仍是从文章与产品白皮书中找题目，即走所谓“me too”路线，这种研究很难成功。成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不该做”，花学费走弯路大多数是由于事前未想明白该做什么，即“庙算不胜”。“庙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怎么做”，即如何组织大的科技项目，如何在实际科研工作中落实“专利、标准、人才”战略。近几年各单位专利申请明显增加，这是一大进步。但申请专利是科技领域短兵相接的交锋，必须讲谋略。我们申请的许多零零散散的专利，没有形成自我保护的专利群，别人很容易绕过。而对国外公司已有的专利我们又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常常没有找对科研的突破口，做了许多无用功。在专利分析方面，我所牵头的AVS标准工作组可以说是一个样板，他们用拉网式的方法，遍历了全世界与音视频编解码有关的500多项专利，分清了哪些可以绕过，哪些只能通过吸收到AVS专利池才能解决交叉许可，并通过设立公平收费的共享专利池建立新的工业标准。这是AVS标准工作组的一大创造性贡献，值得大家借鉴。我们要力争技高一筹，把自己的专利技术融入新的标准中。所谓有自主可控的技术，所谓骨干和引领作用，很大程度都体现在制定标准时不受制于人而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真正实现“珍珠换玛瑙”的技术发展路线。

三、立异才能标新，斜着跨越才能迎头赶上

自主创新必须抓机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发展信息技术，那时候信息技术真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当时我国的人力物力都不具备，在信息技术和产业急速上升期，我们很难有赶超先进国家的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产业正面临重大转折，这正是我们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所谓“跨越”往往不是发生在相同方向的竞争上，而是发生在技术转折的时机。通俗地讲，我们一般只有斜着跨才能迎头赶上。长期以来，我国信息领域采取的战略基本上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以缩小差距。我们的自主创新应选择做与国外不同的信息产品，也就是说，只有立异才能标新。

如同飞机、汽车等产业一样，在急速上升期，企业主要追求越来越高的性能，所谓摩尔定律反映了这一时期信息领域跨国企业的追求目标。性能的提高必然受到成本的制约，对集成电路和电子信息产品而言，还受到功耗的制约。Intel公司2004年宣布不再研制4GHz主频以上的奔腾系列产品，转向研制功耗与成本低得多的多处理器芯片(CMP)，这就是信息技术转向更注重成本、易用和可信的平稳发展期的一个标志。基于追逐高利润的企业本性，跨国大公司更喜欢或者说更擅长于做满足少数高消费人群的高性能的新产品。当信息技术进入广泛普及阶段，要发展让数以十亿计的普通老百姓包括低收入人群都能买得起的信息产品时，跨国大公司未必有过去那么多投入和精力去开发低成本的信息产品(可能转到投入有更高利润的生物产业或其他产业)。

低成本和高性能一样，都需要发展高技术才能获得。中国是低成本产品的最大市场，满足我国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信息消费需求是我国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的最大动力，也是我们难得的机遇。信息产品，特别是集成电路和软件不同于汽车等传统产品，往往是研制开发获得第一个可商品化样品难而以后大批量复制容易，也就是说，研究开发成本对降低产品成本有决定性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价廉物美”，只要管理有方，决策正确，在中国开发新产品一定比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开发节省开发费。这也是为什么信息领域几乎所有的跨国大公司最近都在中国抢滩设立研究开发院，雇佣中国研究开发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信息产业能否由大变强的决战在于像中科院计算所这样的国立研究所和我国骨干企业的研究院能否在研究效率和水平上胜过外国公司的研究院。

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完善产业链与营造创新环境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涉及政府、企业、研究院所、大学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科学院时指出，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这一指示已勾画了国家创新体系的蓝图，我们要深刻理会其中的内含。

自主创新能力反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仅仅靠科研人员或企业各自努力难以见效，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规划、营造环境和监督管理。我国各级政府官员往往对选择具体项目感兴趣而不太重视营造环境，我国的科技经费也是绝大部分用于项目研发较少用于科研环境尤其是产业化环境建设，这种局面应尽快改变。我国每年用于政府采购的经费高达2000多亿元，实施支持本土产业的政府采购法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得力措施。世界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支持本国产业。我们要纠正对WTO规则的错误理解，对于政府采购，不是要求“一视同仁”，也不是“同等优先”，而是“只要本国产品满足要求，就必须采购本国产品”。公务员要提高对纳税人的责任感和对民族产业的使命感，应用部门的政府领导对推广本国产品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技术创新是整个自主创新价值链的一个环节，全部创新价值链还包含知识创新等其他重要环节。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指技术创新的投入主要依靠企业，同时也意味着企业通过对市场的了解牵引技术创新的方向。政府和企业都不应该以“主体”为理由增加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科技投入。我国企业财力不够，从公共财政中支出一部分给有开发能力的骨干高技术企业做关键技术攻关，促使这些骨干企业尽快形成国际竞争力，在一段时间内这样做是合理的。但体现政府支持的较好方式是对企业的科研投入以适当方式冲抵税赋(目前企业直接获得用于研发的政府拨款远远多于对其R&D投入的税收减免)。企业自己投入的R&D经费越多，通过减税获得的政府支持也越多，这就能激励企业更多地投入研发，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如果把纳税人的钱(包括比大企业更困难的中小企业交的税钱)大量转拨给骨干企业做与之竞争的产品开发则有悖于公平原则。

在高技术研究上要有大的作为，必须统筹考虑科研链和产业链(可以统称为创新链)，必须有整体谋略。不仅整机系统设计需要全局观念，器件设计也需要考虑系统与应用。研制龙芯CPU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不能为芯片设计系统而是要根据系统需要设计芯片。我们有多少系统和测试力量，才能确定与之相适应的芯片设计目标。自主创新成败与否往往不是取决于单项技术的突破能力，而是取决于创新链的整体规划能力。我们不能等珍珠已培育加工好了才考虑如何串成项链，而是要按项链的要求加工珍珠。常言道：纲举才能目张，对计算机的自主创新而言，整机系统是纲，单项技术是目。我们一定要加强创新链的全局观念，齐心协力干成几件大事。

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在创新价值链上缺位和错位并存，既有两张皮问题，又有定位下移问题。国立科研机构只有定位于做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才能真正起到“引领”和“骨干”作用。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对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支持越多，定位向上移，两张皮就会越严重。这是一种误解。过去我国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企业提供的技术还不多，不是因为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多了，而是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我们掌握得太少了。多数大学和科研单位在做与企业同一层次的研发工作，距离没有拉开。按照创新体系的合理分工，国立科研机构不应与企业争“市场”，应从企业能做的技术研究中退出来。科研单位应强调科研成果的辐射面而不是一般的成果转化。

缺少原始创新和自主核心技术是我国与国外的明显差距，已引起各界重视。但中间环节严重落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洛桑研究所统计结果：我国企业获得大学与科研机构技术的机会与能力在所有被评的国家中倒数第二，充分说明我国技术转移严重落后。我国过去的发展规划重研发、轻应用，对本土高技术的推广应用很少投入，造成本土高技术产业化周期长，国内掌握的核心技术很难进入企业。我国企业研发能力弱，国家科研机构与大学研究开发的核心技术很难直接被企业采用，需要经过工程化的产品定型开发或中试。最近几年我国的国家工程中心都改制为企业，这可能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工程中心应为本行业提供共性的工程化和系统集成技术，改成企业后，性质已变了，成了同行企业的竞争对手，下游企业就失去了共性技术的来源。工程中心理想的模式应该是非营利机构，但我国目前的法规不允许事业单位办非营利机构，这种不利于技术转移的法规必须尽快修订，尽快制定促进技术转移的“非营利机构法”。工程中心不一定要办成国家级，最好办成行业级或地方区域级。最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在筹办工程中心性质的工业研究院，这是件大好事，值得大力支持。过去国家在创新链的中间环节很少投入，这是我国科技体制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根据我国国情，“十一五”期间国家要特别加强中间环节的投入。

国内有一种舆论认为应用不是核心技术，只要掌握了所谓核心技术，应用自然会发展起来，这种思想表现在不把高技术研究的重点放在战略性应用而是追求单项技术的高指标，科研工作中以“狗熊掰棒子”方式不断研究所谓“尖端”技术，“光磨刀不杀鸡”。这种割裂核心技术与应用技术的看法对我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已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核心技术的突破不能只靠少数科研人员闭门攻关，必须通过用户不断地使用，按用户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才能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讲，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有竞争力的本国产品是用户培育出来的。我们应十分重视从应用中发现科学技术问题，以需求带科研，以应用带动核心技术突破。无论科研、开发还是规划产业都应紧紧围绕需求目标。

除了重视以自主技术为基础的高技术产业外，我国还要高度重视对外引进与开放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改进。在消化引进技术方面，我们的教训多多，多年来一直在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而日本、韩国都有引进消化创新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1950年到1975年花了573亿美元引进了2万多件专利(包括不少基础专利)。日本后来通过消化吸收改进申请了大量从属专利，形成包围圈，极大抑制了引进专利的保护圈，变成专利输出国。韩国人具有“身土不二”的自强自立民族精神，他们的技术引进明显促进了自主创新，人口和我国辽宁省差不多的韩国(人口居世界第25位)，其专利授权数居世界第六。不论是DRAM芯片，还是汽车，韩国都是引进后几年或十几年就形成自己的品牌，走向了国际。我国应大大加强在消化改进引进技术方面的投入，不能甘心长期当外国产品的倾销地和试验场，也不能天真地等待外资企业的所谓“溢出”效益。

让我们高举“自主创新”的旗帜，扬眉吐气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信息化中坚持自主创新*

今天谈的主题是信息化，我觉得谈信息化跟当年谈市场经济有一样的道理。吴敬琏先生讲过，“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我们过去进行的工业化，有好的工业化，也有坏的工业化，信息化没人这么讲，实际上也有好的信息化和坏的信息化，坏的信息化就是没有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只出让劳力和土地，老百姓没有从中获得实惠的信息化。自主创新和惠及大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要实现信息化，政府一定会采取一些举措，这些举措取决于我们对国情、世情及科技发展态势的正确判断。在信息化中我们对下面的问题必须做出回答。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信息化要不要走一条和国外信息化不同的道路？为什么不同？我认为，国外的路中国走不通。到2020年中国有多少人要上网？我的估计可能太乐观，我想应该有七八亿人上网。不管是五六亿，还是七八亿，总是数以亿计。即使是五六亿人上网，如果都使用现在流行的计算机、笔记本和微软的软件，再加上服务器和网络设备，中国的信息化至少要花费几十万亿元。我国没有那么多钱，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走一条与外国不同的信息化道路。

第二个问题，我国有没有能力掌握信息化的核心技术？很多人觉得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信息技术的关键是知识产权，我们能不能够跨越国外专利的技术门槛？我们能不能通过交换专利权获得在国际上平等对话的地位？我们能不能在公开竞争的环境下，把信息产业做强做大？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为什么不热心搞研发？国家要不要出钱给企业做研发？我国应用部门为什么对采用本土产品不热心？怎样才能形成应用拉动整机、整机拉动器件的良性互动局面？

首先，我讲讲在信息化中要实行“低成本高技术战略”。很多人脑子里实际上有一条隐含的信息化道路，只是没有明讲。这条道路就是美国今天怎么做，我们明天就怎么做。采取这种跟随战略很难缩小差距。信息技术正面临重大的转折，这正是我们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希望的跨越发展，不大可能像刘翔跨栏那样，在一条笔直的跑道上超越别人。因为人家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开始信息化的工作，中国用人家同样的技术在后面追，很难超过别人。我们要跨越只有在技术转折的时候另辟蹊径，只有立异才能标新。中国的国情不同于美国，不能跟着Win－Tel走。中国的信息化一定要走节约型发展道路，实现低成本信息化战略，要研制生产与国外不同的信息产品。

低成本战略不是打价格战。与追求高性能一样，低成本也需要发展高技术才能获得。中国是低成本产品最大的市场，满足我国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信息消费需求，是我国信息

技术自主创新的最大动力，也是我们非常难得的机遇。

* 2005年11月在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天津)上的报告

最近几年CNNIC发布的上网人数增长情况表明，前几年增长很快，最近几年增长慢下来了，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且逐年递减。按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我国的上网用户才能达到2～3个亿，每年增加1000万新用户不够，需要增加几千万。为什么增长慢？最基本的原因是PC、软件及上网费用高而且难以使用。我们要采用一些简单适用的技术，通过系统性的创新降低信息化的成本，提高可用性，延长生命周期，减少升级换代。通过共享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最近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研制生产1000元钱以下的新型PC。去年一年，国家事业单位就增加1000多万台电脑，花费了好几百亿，这样做信息化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在计算所做过调研，在上班的八小时内，微机、服务器里面的CPU真正工作的时间不到10%，大部分时间空闲，这是很大的浪费。在做信息化规划时，许多地方都要求“高起点”，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在电子政务建设中购买了不少高档设备，有些并没有用起来，造成巨大浪费。我觉得中国有些部门的信息化设备绝对高于美国。我前不久到欧洲开会，发现法国、意大利宾馆里面的设施比中国宾馆的信息化设备落后多了。今后在推广信息化中一定要贯彻低成本原则，够用就行。我们要找到一种途径，让终端设备能长期使用，不需频繁升级。因此一定要发展和现在的办公系统不同的低成本能力服务器，不独占资源而是共享资源。

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早期的专家使用，经过逐步推广，现在已到了广泛普及阶段，这个阶段不光是追求性能高，还追求耐用易用，可靠安全、成本低廉。今后15年是我国实现信息化的难得机会，如果现在不着急，过15年再说就晚了。我们讲做强信息产业不是做尖。企业的天性可能更关注少数高消费人群，但中国企业若局限在少数高消费人群中“做强”，可能没有优势，我们想做强一定要基于13～15亿中国人的低成本消费。

我们常讲的跟国外的差距是什么意思呢？差距表现在两维上，一维是当前中国与外国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另一维是对某一技术水平而言，我们和国外相差几年。这两维的差距都需要缩小。

有一种做法是大量引进先进设备搞信息化，大量进口国外零部件做组装加工，这样做表面上在较短时间内可缩小与国外的差距，但是我们自己掌握的技术要赶上别人，不但没有缩短时间，可能时间会更长。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包括消化吸收)必须两手同时抓，只有原始创新才能最终缩小我们技术上落后于人的时间差距。

下面举个例子跟大家探讨我们能不能掌握核心技术。2002年中科院计算所发布龙芯1号，采用0.18μm工艺，32位，单发射结构。2004年我们发布龙芯2C研制成功，0.18μm工艺，64位，4发射结构。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两年之内性能提高了十倍，这种进展速度远远超过国外。最近我们在进行龙芯2E的流片，我们研制龙芯2E的投入不到4000万元，只有国外投入的几十分之一，研制周期只有几个月，也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我们走的是一条与国外不同的自主创新之路，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取得核心技术的突破。

我们有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关起门来研究，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技术交换的必要性。“交换”是人类文明史最重要的创新，工业是靠交换发展起来，知识文明也必须靠交换才能发展起来，自主知识产权也要在交换中才能发展壮大。

现在有一种论调说只要外国禁运的技术我们都能搞上去，但所谓搞上去往往是指我们能做出来，是不是比得上别人最先进的技术，只有在市场竞争或直接交火的战争中才能看出来。当然，能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肯定对我们有好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做出来就行了。现在流行的另一句话是“凡是外国不禁运的产品我们几乎都搞不上去”，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国决不能走回头路，放弃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必须从机制上找原因，学会在开放的环境下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在信息领域，一般只有别人愿意购买或交换的专利才有重大商业价值。我相信，我们的龙芯CPU设计技术一定是外国公司希望购买的技术。

申请专利是科技领域短兵相接的交锋。过去我们在立项做科研之前对专利缺乏细致的分析，常常没有找到科研的突破口，做了许多无用功。今后我们不应片面追求专利数量，应强调专利分析与谋划，要改变先搞科研后在成果中找可能的专利的习惯做法。在许多重要的研究方向应先分析专利再做科研。“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专利没有多大用处。

许多人往往把自主开发当成自主创新，为了证明自己有知识产权，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一行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其实，自主开发不一定是自主创新。所谓自主可控的技术，不一定是整个产业链的全部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某些环节的关键(专利)技术，有本事实现“珍珠换玛瑙”的专利战略。

韩国、日本的发展道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般是出土地，别人拿技术与资金过来，合资几年以后，技术还在别人手里。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办合资企业实质上是为了防止技术外溢。韩国和日本花了数百亿美元买人家的专利去分析，分析以后他们再研发，形成自己的专利技术，反而成为专利输出大国。

发达国家的科研体系一般是两级，即研究型大学和企业。我国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企业还没有能力消化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今后一段时期内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体系应该是三级科研体系。洛桑研究所统计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获得大学与科研机构技术的机会与能力在所有参评的国家中排在最后几名，充分说明我国技术转移严重落后。但中间环节严重落后的局面，尚未引起各级领导的足够重视。我国各产业部门和各省市的研究所本应起到技术转移中间环节的作用，可是前几年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全部改制为企业，明显削弱了我国技术转移的力量。最近沿海较发达地区都在筹办工业研究院，这是加强中间环节的好形式。

在信息化中要特别强调以应用带动创新。核心技术突破不能只靠少数科研人员攻关，必须通过用户不断地使用，按用户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才能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日本的电信运行公司大量采用本国研制的新设备，而我国电信运行公司基本上不考虑这个。我们经常讲的科研和经济两张皮，实际上另外的两张皮是我们的本土产业和应用部门。在实施信息化工程中我们大量进口外国设备，带动甚至救活了一些国外的企业，但是怎样以国内市场带动本土产业，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方面韩国比我们做得好得多。各级部门，包括天津市政府，如果考核国有企业的老板，把带不带动本土产业作为考核指标之一，那自主创新的局面就不一样了。

最后讲一讲企业应成为创新的主体。大家都在分析为什么现在企业没有成为主体，底子薄是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严格来讲，企业不重视自主创新，是因为很多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企业。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是有自主创新的动力的，不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和人力，在市场竞争中就会失败甚至被淘汰。国有大企业，特别是还靠一定程度垄断过日子的国有企业，应首先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工夫，同时，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应该帮助企业尽快成为创新主体。

谢谢大家！国家科研机构要在自主创新中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1998年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后，取得了一批事关国家安全和信息化全局的战略高技术创新成果。2004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明确要求，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要努力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目前，计算所正在按照中科院的创新战略，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努力向“四个一流”的目标迈进。下面我就国家科研机构如何在自主创新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谈几点体会。

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

一个高技术研究所，从各自为战做小课题到集中全所力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做大事，科研人员要志存高远，及时转变狭隘陈腐的观念。近几年来，我们每年年初都要召开全所战略研讨会，激励科研人员“抬头看路”，统一全所的意志，力争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几件有重大影响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事。几年的拼搏使我们体会到：只有把科研人员推到国家战略需求的风口浪尖上，才能激发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壮志豪情。计算所两个团队的科研人员之所以在研制曙光计算机和龙芯CPU的过程中充满着拼搏精神，就是因为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身肩负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科研工作能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主要体现在科研方向的选择和科研目标的确定上。作为起骨干作用的科学院研究所，一定要为解决国家“卡脖子”的关键问题作出重大贡献。比如，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自主设计生产的CPU芯片，国家安全与信息产业发展受制于人。在许多人仍持怀疑观望态度的时候，2000年计算所就率先开展通用CPU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现在龙芯CPU的功能和性能已基本满足高端嵌入式应用和中低端桌面应用的需求。信息化是关系到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大战略举措。根据这一战略需求，计算所在做知识创新三期规划时，把为我国实现低成本信息化提供核心技术作为覆盖全所科研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十一五”期间，计算所将推出低成本的能力服务器和个人高性能计算机，为加速普及信息化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由于我们重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科研，自2001年以来连续五年，计算所每年都有一项重大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三年多时间内性能提高几十倍的龙芯CPU和计算速度超过10万亿次、进入世界十强的曙光超级计算机，不但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也引起了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重视。前不久美国国会某智囊机构发表了一份《中国向前跳

了一大步》的科技竞争力分析报告，列举了我国自主创新的3个案例，其中两个与计算所的成果有关，一个是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另一个是龙芯二号CPU芯片。这份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63”计划和中科院知识创新成果的分量。

* 2006年1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报告

二、重视核心与前瞻性技术研究，引领产业发展

国家科研机构不同于企业研发部门，应更注重核心与前瞻性技术研究。过去几年里，计算所在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网格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用户开始重视这些领域的科研。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体会到：选准方向比作出一个成果更重要，选准方向才能起到引领作用。今后，计算所将重点发展引领未来、有可能导致信息产业代际转移的原始性创新技术。

从事核心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才。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以来，计算所的人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计算所科研的主力，科研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2.5岁。通过“百人计划”从海外引进的9名杰出人才都已成了学术带头人和部门领导。2004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中计算所就占了两名——胡伟武、孙凝晖，而且两位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通过岗位聘任和一系列的激励措施，计算所的人气越来越旺，凝聚力越来越强，不愧为一支科技国家队。事实证明，包括计算所在内的中国科学院这支科技国家队是值得信赖、善于攻关、能打硬仗的队伍，是我国自主创新的战略力量。国家对这支队伍的投入不是一般的公共财政支出，而是一种高回报的战略投资。

起引领作用的一个好方式是积极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由于科研机构是中立的，与企业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在推动新标准的建立中可以起到特殊作用。计算所牵头、100多个企业参加制定的音视频编解码AVS标准是我国按国际惯例制定技术标准的一个范例，已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与重视，最近已获通过，即将发布。AVS标准中采纳了计算所20多项发明专利技术。

三、加强与企业联合是发挥骨干引领作用的重要环节

20世纪80～90年代，通过科技人员“下海”，计算所创办了联想、曙光等高科技企业。进入21世纪，我们在继续支持科研人员与社会力量结合创办高科技公司的同时，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探索计算所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我们找到的一条途径是与地方政府特别是与沿海地区的高技术园区合作，建立以技术转移和人才辐射为目标的计算所分部。

两年多来，我们在上海、苏州、宁波、东莞、肇庆等地建立了若干分部。这些分部既是当地的公共技术平台，又是计算所的技术辐射中心，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支持，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比如，上海分部牵头成立了AVS－M产业联盟；苏州分部成立了“江苏省集成电路测试服务中心”，并获得江苏省重大产业化项目(龙芯产业化基地)；在东莞成立了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等。通过建立分部，计算所将逐步发展成为网络型研究所，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题，引领中国特色科研体系的构建。

计算所将以全国科技大会为动力，加强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加强计算机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协作研究，通过中科院的创新基地、跨所合作以及国际合作，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凝聚与造就创新创业人才，进一步促进成果规模产业化，实现跨越发展，在信息领域的自主创新中更有效地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SCI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 ——由论文数量高速增长引发的思考

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末，SCI被引入中国，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对当时改变我国“文革”以来坐井观天的科研风气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近十几年来，各个科研单位都以SCI作为评价标准，其结果是：虽然我国SCI论文的数量成倍增加，但多而不精。

一、论文数量高速增长的隐患

在《科学观察》的创刊号上，有篇文章讲到了SCI论文的情况：我国SCI论文数量增长明显，大概不到5年就翻了1倍，论文数达到5万篇；论文在世界上的份额也基本上呈指数性增长，6年左右翻1倍，大概在国际上占4.5%。那么，论文增长得这么快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呢？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曾经有比较快速的增长。对于美国、法国这些比较稳定的国家，基本上偶尔有一些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有一段时间连续增长非常快，达10%以上，最近这两年稍微掉下来——这是一个国家追赶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SCI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最近几年越来越少，不是比例下降，而是真正被引用次数逐渐下降。例如，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9，引文数排第18位，但是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第120位。这说明我国单篇论文的质量明显不如国外，应该值得高度警惕。

二、要看真正的价值和影响

有些人戏称SCI为“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式观念”)，这是一种笑话或者是在发牢骚。实际上，SCI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我们滥用。今年9月份，SCI的创始人Garfield(加菲尔德)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称SCI是把“双刃剑”，影响因子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希望人们能够建设性地使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国内有些大学和研究单位不太重视在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文章，也很少派人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同的学科对会议论文的态度很不一样：在物理、生物、材料等领域，可能主要看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等期刊论文，不重视会议论文；但对大多数计算机学科而言，主要看顶级学术会议上的论文，SCI期刊反而没有顶级学术会议重要。

* 发表于2006年《光明日报》

我们搞研究，不管对人才还是成果，首先要看其真正产生的影响。搞研究看重什么？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对此看法高度一致——“Impact”(“影响”)。什么是“Impact”？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还有软件登记……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影响，不能以其数量作为评价的标准，一定要看论文、专利、软件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究竟有多大的贡献。

其次，我觉得论文应该是By Product(“副产品”)，不要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而做研究，要重视研究的真正价值，也就是Real stuff(真东西)，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目前在评奖中采用经济效益来看影响，这里面有很大水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你的论文或科研成果与企业新增产值和税收到底有没有关系，以及有多少关系。

目前，多数大学要求硕士生必须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其结果是造成了垃圾论文泛滥成灾：有些期刊只要交版面费就可以发表，有些期刊严格限制论文版面长度；好文章不能发表，烂文章发表很多。我认为，当前要强调论文和学术期刊的质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国已经走过论文数量增长的历史阶段，现在应该强调论文的质量了。

三、如何评价科研成果和人

无论是评价成果还是评价人，最基本的手段是同行评议。尽管同行评议中存在利益冲突，但不要因此就不相信科学共同体。

国外一些学校，例如MIT(麻省理工)的教授和博士生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并不多，MIT非常重要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技术报告或Memo上，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判断自己的水平。MIT的学生在读博士时，导师觉得他够格就可以了，有没有SCI文章无所谓。我国的大学目前还达不到MIT的水平，重点大学要求博士生至少发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才能毕业可能是符合目前国情的措施。

CMU(卡耐基梅隆大学)被大家公认为计算机领域最好的学校。当我问到如何评价这些教授时，该系主任J.M.Wing教授说，第一不看论文，第二不看经费，就看这个领域的知名教授写的评价意见，根据同行的评价来判断这位教授。写评价的同行教授非常认真、仔细，因为乱写评价会影响他的信誉。试想一下，这两条都不看，在中国还能评价吗？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成果一定要有耐心。我国古代有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同样，判断一支科研队伍的强弱和科技成果的优劣也需要时间，来不得半点儿急功近利和浮躁。自主创新要有“中国特色”*

2006年2月23日—24日，在由中国信息协会、中国信息界杂志社举办的“首届中国信息界学术大会”上，李国杰以全票获得“中国信息化学术大奖”最高奖。他站在领奖台上说：“得到这个大奖非常意外，也很惭愧。我一直是做实际工作的，没有时间写一些理论性文章特别是大部头著作，平常跟信息协会联系也不多，我觉得我不太有资格拿这个奖。”短短几句话，却在人们心目中刻下了一个谦逊、平和的院士形象。

其实，李国杰是中国IT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一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曙光2000、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曾感慨地说：“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他还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CPU并主持科学院重大项目IPv6网络研究。只耗费了西方信息产业跨国公司研发费用的零头，由中科院计算所自主开发的龙芯CPU，为终结我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前，中国信息界杂志社执行总编、主编、记者一行三人带着崇敬、景仰的心情拜访了李国杰院士，并记录下他做科研和经营企业时自主创新的经验和体会，科研与应用的解决之道，呼吁尽快颁布非营利机构法的真知灼见等，以飨读者。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提自主创新，您怎样理解科研院所和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李国杰：这次科技大会召开后，提得较多的是“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好像大学和科研单位不重要了，这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我认为不应该将创新只交给某一个群体，社会的分工不同，各群体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我一直在讲自主创新是一个链条，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没有一个单位或个人能从头到尾将创新工作全部做完。

不同层次的人有他不同的分工和责任。2004年底，胡锦涛总书记来科学院视察时，已经将各个群体在创新中的作用都点到了：政府在自主创新中起主导作用，市场对资源的分配起基础作用，大学起到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国家的科研结构起骨干和引领作用，企业起到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

在创新价值链上，大学的主要作用是基础研究，出知识，出人才，而不是直接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大家都说硅谷的源头在斯坦福大学，但该大学却并没有多少老师或学生做了什么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斯坦福大学的作用是输出了高水平创新人才，硅谷中许多创新型企业的开创者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

国内科研机构应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所谓“骨干”作用，我理解是对满足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等重大战略需求起核心作用，例如航天技术、通用CPU等，神舟六号就是由国家科研机构完成的。“引领”就是要出一些核心技术、共性关键技术，做下游企业的技术

源头。3月1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宣布由我们所牵头，100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制定的AVS视频编码标准予实施，这是震动业内外的一件大事。过去，我国DVD企业采用国外编解码技术，每个DVD播放器要交将近20美元专利费(其中解码专利费2.5美元)。现在，采用AVS新标准，压缩比更高，每台DVD播放器的解码部分只收1元人民币专利费，大大减轻了DVD企业的负担，这就是引领的作用。

* 发表于《中国信息界》2006年第8期，采访记者章彩云

企业作创新不一定从零开始，有些新产品可以从消化吸收科研单位和大学的科研成果开始，企业做个性化的产品创新，生产出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产品。当然，企业也应该参加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合作开展“竞争前技术研究”，按WTO规定，国家对这种研究可给予适当资助。

记者：曙光、龙芯以及AVS都是自主创新的产物，您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请您结合自己的体会，详细分析一下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你们有哪些经验可供大家借鉴？

李国杰：谈不上经验，只能讲几点体会。

第一，要有自信心。创新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2000年我刚当计算所所长的时候，我们国家连做386的人都没有。大家都觉得CPU不能碰，太复杂。当时我想要别人相信我们有能力做通用CPU，唯一的办法是“做出来给你看”。我从科学院每年给计算所的2000万元创新经费中拿出1000万元做龙芯1号，将全部家当的一半压在一个没做过CPU的年轻人身上(胡伟武)。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大胆决策成功了。这说明重大的创新往往是完成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不过，胆识不是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而是基于对CPU等高技术究竟有多深奥的本质了解。自信要建立在学术积累和严谨求实的基础上，要提倡有自知之明的自信，不能狂妄自大。在做龙芯的过程中，我还有一点体会是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路，要另辟蹊径。开始做CPU时，许多人认为中科院计算所不懂微电子，做不了微处理器，而龙芯走了一条与传统CPU设计不同的路，我们叫做“半层次化半定制”技术路线。实践已证明，采取这条技术路线研制周期短，芯片面积小，功耗低，特别适合设计多核CPU。如果跟别人一样，按照英特尔公司的做法，我们不可能做得这么快。因此，讲自主创新一定要强调“中国特色”，强调适合中国国情。

第二，在做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时要把握好分寸，可以冒一定的风险。对于可行性论证，我们需区分它的性质。如果是工程性很强的项目，一定要做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如三峡工程等大型工程项目，千年大计，绝对不能失败。但一些探索性较强的科研项目，不应该在立项做可行性论证时要求100%可行。真要是100%可行，估计也难有大的创新。创新从来都是有风险的，我们要敢于冒一定的风险。我们现在对风险的认识不利于创新，比如说你做一个课题失败了，这时候大家不是总结原因，为后来者得出一些经验和教训，而是一味地认为只要失败就是没干好，就将你列入“黑名单”，以后不给钱让你做了。长此以往谁还敢做有风险的事，如果都不做，那创新从哪来呢？我们应允许一些人做冒险的事。对探索性项目而言，经过了努力工作并认真分析的失败是有价值的失败。

第三，要善于抓住跨越发展的机遇。我们现在讲得较多的是“自主创新”，实际上国家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有16个字：“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后面的12个字大家都不怎么宣传，其实它们可以理解为对自主创新的很好注解，将后面三项做好了就一定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得选择重点；更重要的是要有跨越的想法，要抓住跨越的机会。如果我们做芯片时，从386、486、奔腾、奔腾Ⅱ一步步慢慢去做，现在最多到486的水平。龙芯选择的是跨越式发展路线，最近将要发布的龙芯2E，性能已超过低档奔腾Ⅳ但芯片面积只有奔腾Ⅳ的1/4，功耗只有几瓦，这就是跨越。“十一五”期间，如果我们还是不紧不慢地走，按照摩尔定律，五年性能提高七八倍，别人也提高了七八倍，两代的差距就不会缩小。因此我们要走一条与国外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争取五年性能提高二三十倍，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处理好技术与市场、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关系。曙光给我们的启示是做研究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市场导向。我们做的曙光1000，核心技术创新比较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本人也得以当上院士，但后来发现很难卖出去。因为底层操作系统是我们自己做的，主流软件厂商没有兴趣给我们的产品配套，所以只有用户自己开发的软件才能运行。这时候是要求改变用户的规则习惯还是改变我们自己的科研方向呢？在否定自己以后，我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方向，底层操作系统采用国外流行的，应用软件全部可以装上去，我们的重点是做高层的机群操作系统和高可用技术。这一下就走通了！现在曙光超级服务器在国内市场上一点也不比国外机器差，机群系统卖出去很多，中国前100台高性能计算机中曙光超级计算机占25%。由此可说明开发任何一样东西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另一个是要把握技术发展的脉搏，曙光所走的每一步都踩在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上。如同踢足球一样，如果球在哪你就到哪，你是踢不赢球的。应该学会跑点，能预见到足球可能落点的位置。

我还有一个体会是科研单位和企业一定要有持久的合作。曙光计算机的成功得益于计算所与曙光公司持久的合作，1995—2000年国家智能机中心是曙光公司的研发部门，2000年以后智能中心回到计算所，仍与曙光公司密切合作，10年来，曙光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来自计算所。国家科研机构或大学一次性转移技术(技术入股)成立的公司一般难以持续发展，需要关键人才的转移，企业和相关的国家科研机构应有长期的技术转移关系。

第五，解决好企业和应用部门的“两张皮”问题。目前的普遍现象是买产品和造产品的是两拨人，不管你做的产品好不好，他该买国外产品还是买国外的。因此我们必须营造一个环境，使应用部门积极和企业配合，应用部门有责任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我经常跟别人讲，新产品放在仓库里没人用，那就永远不会成熟。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有竞争力的本国产品是国内用户培育出来的。因此，政府采购对解决这类“两张皮”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AVS是自主制定技术标准的一个范例，您能就此谈谈专利在自主创新中的意义吗？

李国杰：一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专利标准化。获得专利权是自主创新的重要体现，在信息领域，技术标准往往以最先进的专利为基础。纳入AVS标准的候选专利大部分为国内所有，有效防止了某些国外公司利用专利牟取暴利。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两面性应有清醒的认识。信息领域国外确实已授权了很多专利，但我们不应谈专利色变，作茧自缚。应积极应对，打赢专利仗。我国许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对国外某些公司近年来不合法地利用专利牟取暴利，以莫须有的侵权罪名敲诈我国公司的严峻形势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围绕知识产权的斗争是自主创新面临的重大挑战，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的谋略，绘制专利战略地图，构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加速培养精通各国专利的律师，有理有利地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企业和应用部门的“两张皮”问题，面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存在的另一个老问题——科研与产业的脱节，您有什么解决之道吗？

李国杰：这需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有些科研人员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动脑筋不够，他的科研成果只是基于看过的文章，他关注的东西是别人基本上已经产品化了的东西，当他做出来时别人已赚完利润开始清仓了，因此注定不能被市场接受。根本原因就是当初不应该做。

另一方面，有的成果确实很不错，但中国的企业科研能力不强，没有能力去消化吸收，这中间缺个二传手。因此应该建立一些公共平台，做行业的共性技术。而这种机构是为企业服务的，不应以营利为目的。中国台湾地区有个工业研究院，它将国外的技术引进过来后先进行消化吸收，开发成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再交给企业使用，带动中国台湾地区芯片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中国台湾地区工业研究院的成功对我们解决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办了很多工程中心，国家要求它们必须改制成企业。但既然是企业就是营利单位，他开发出来的东西一般不会轻易拿给其他企业用，他会实行技术封锁，以赢得竞争。这就非常不利于产业发展。我总觉得我们这套体制没太搞顺。我不是反对科研体制改革，改革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刀切，不要以为让所有的研究所改成企业就觉得成功了。因为这些研究所不是包袱，而是巨大的财富。几十年来国家培养的人才大部分都在这些研究所，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科研单位应该改成非营利机构。许多人心目中的非营利机构只是做环保等公益事业的单位，现行的法规规定政府或事业单位不能主办非营利机构。其实，像中国台湾地区工业研究院这样的以公共财政为主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国外比比皆是。

今年开全国人大会时，我提了一个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制定、颁布非营利机构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科技类非企业单位注册条例，没有非营利机构法。科技类非企业单位注册有个限制就是必须拿民间的钱，拿个人资本。按照现在的条例，计算所如果想到外面办一个非营利机构，做技术推广，将计算所的研究成果变成一个可产品化的技术，是违法的。其实，非营利机构应该是政府办也可以，民间办也可以，合资也可以，不能限制。目前，科研与产业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中间这一块。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美国，除少数大企业可以直接消化大学与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外，大多数中小企业需要中介机构做技术转移和孵化，目前适合我国国情的主流科技体系应该是三级结构，即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各种中介性的技术转移机构(包括科技类非营利机构)—企业三级体系。关于技术转移的战略思考*

一、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技术转移

技术转移的必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在中国，特别是在大家都在讲自主创新的今天，要不要强调技术转移，特别是要不要强调大学/科研机构对企业的技术转移(本文重点讨论创新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技术转移，不讨论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已成为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现在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就是纠正过去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错误，闭口不再谈技术转移，以为这是全国科技大会的主要精神。最近中央电视台宣传企业的科研成果，往往要突出企业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似乎用了一点别人转移的技术就不那么自主了。在某报的一篇文章中，把科研院所比喻成主力部队(企业)的“侦察连”和“兵工厂”，并称这是最佳组合。我认为这种比喻不十分恰当，不能深刻地阐述技术转移的本质内涵。以上这些看法可能没有全面理解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也不符合自主创新的内在规律。

从宏观上讲，自主创新应包含知识创新(或者叫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部分。大学与科研单位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国的企业过去对研发的投入较少，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中央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是激励企业重视研发，要求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发挥其应有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学和科研单位选择好自己的定位，不要越俎代庖，做一些自己并不很擅长而企业更适合做的开发工作。中央明确要求国家科研机构要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要求科学院成为科技事业的国家队和火车头，要求大学发挥基础与生力军的作用。侦察连、兵工厂显然起不到骨干、引领、火车头和生力军的作用。对技术创新而言，了解市场信息、确定主攻方向的所谓“侦察连”的工作应该是企业的任务。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技术转移”。我国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还需要若干年的发展过程，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不但不能退出技术创新，而应要求大学和科研机构加强核心技术和竞争前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帮助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国家创新体系就是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以及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科学技术知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循环流转。科学技术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方向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除了管理要素之外，当代高技术企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技术知识和资金，技术知识应当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实际上整个创新链本质上是

实现资金和知识的转换。大学与科研机构是“Make Knowledge”的地方，主要实现将资金变成新知识的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企业是“Make Money”的地方，主要实现把知识变成钱的技术创新。如果割裂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一个企业或一个大学试图自给自足包打天下，整个创新链就断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必定不会有很高的水平，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也不可能做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 此文发表在2006年8月21日《科学时报》上，同年被《新华文摘》第21期收录发表

分工与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理解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要从理解分工和交换的意义开始，因为技术转移就是把知识当成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和经营。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国人的思维至今还受小农经济的束缚，习惯于自己从头做起和一竿子做到底，习惯于万事不求人。我们在宣传贯彻自主创新精神时，一定要同时宣传贯彻开放合作的精神，宣传贯彻技术知识要流动，创新才有活力的科学发展观。

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要从目前的50%降到30%以下。请注意，这一要求不能反过来理解成企业的技术自给率要达到70%以上，因为这里面还包含国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内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转移。事实上，我国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规模已相当大。2001年，在国内技术市场上企业已超过科研院所，成为最大的技术供给者。2003年国内共签订技术合同26.8万项，成交额1049亿元，2004年成交额为1334亿元。如果此统计数据准确，我国企业购买国内技术的支出已超过企业自己研究开发的支出。但上述统计数据也表明，平均每一项技术合同只有40万元左右，远低于同年对外引进技术的合同平均值1558万元(2004年共签引进技术合同7139项，金额134.5亿美元，合人民币1112亿元)。这说明我国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主要是一些价值不大的小技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企业技术知识的产出水平还不高。

强调企业之间、企业和大学及科研机构之间要加强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近几年来高技术产品(特别是信息、生物、纳米、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复杂性明显增加，产品的技术突破需要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的技术集成，一个企业已很难独立完成。全球竞争的加剧和技术的变化，已迫使企业从内部的垂直集成转变为横向集成，一方面要增强自身某一方面的核心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资源的利用。以几家大的跨国公司为例，IBM公司每年的技术转让收入高达11亿美元，朗讯公司5亿美元，PHILIPS公司4亿美元；相反，微软公司每年购买技术支出15亿美元，惠普公司支出4亿美元，SONY公司支出3亿美元。这说明各大公司都在做技术的大量买入和卖出。

比较美日两国的高技术企业发展，可以发现技术转移的巨大作用。由于二战中日本大企业与军方联系密切，陷得很深，战后日本大学纷纷远离企业，大学一般也不设技术转移办公室。因此，日本只能从美国大学和企业获取技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企业的发展。相反，美国企业和大学、政府科研机构之间有密切合作，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几乎都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大提升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促进国内技术转移方面，美国近几届政府都采取了旨在促进国内技术转移的技术政策。联邦政府设立了许多机构以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流动，如联邦技术转移公司(FLC)、全国制造科学中心(NCMS)、半导体研究组合(SEMATECH)，以及NSF资助的工程研究中心ERC等。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不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应用，因而国家创新能力的加强主要是知识扩散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而不是知识创造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上游连接下游的简单线性关系。创新活动有点像足球赛一样动态变化，每一个运动员都可能进球。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科学有时就在技术旁边。从统计上看，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在缩短，但就信息领域而言，真正对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开发研究很难成为行业的领头羊。由于30多年的计划经济影响，我国数十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这是我国的一笔宝贵财富，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效率的技术转移机制，使企业尽快具有领导技术潮流的竞争力。

二、技术转移是我国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国家创新体系包括许多方面的工作，从科技发展战略到政策法规等，但核心是三件事：一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若干年内还要加强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三是有效的技术转移。尽管我国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都很弱，但我国创新体系最薄弱的环节是技术转移。下这样的结论不是主观臆断，多少有一些根据。根据之一是国外对中国的评价。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排名，我国企业获得大学和科研机构技术的机会与能力，在所评国家中一直排在最后几名。根据之二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技术转移法，从事技术转移的专利分析师极少，事业单位成立非营利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还受到现行法律的限制，国家预算也几乎没有考虑技术转移的大量开支。根据之三是我自己做曙光计算机和龙芯CPU产业化的深刻体会。不管曙光机还是龙芯芯片，要把一项核心技术变成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产品，除了科研单位自己去实现产业化外，似乎找不到别的技术转移途径，而且产业化的道路上每一步都十分艰难。相对于大家公认十分困难的龙芯CPU研制，我们感到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更加困难。通过20年的科研与产业化探索，我深深感受到我国的技术转移确实是最薄弱的环节。

所谓加强自主创新是指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样，所谓技术转移本质上是转移掌握某种过去未知技术的能力，使企业能自主地实现其商品化。这里特别要强调能力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传授知识。我国过去引进过不少技术，但引进生产线的企业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际上掌握该技术的能力没有转移。真正的技术转移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捷径，我国奇瑞汽车公司自主创新能力的迅速提高就是得益于与国外公司合作中自觉学习获得的技术转移。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国家多拨科研经费给企业自己做开发，原来不重视研发的企业就会很快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讲到自主创新和技术转移，人们首先就想到大型骨干企业，似乎只有大企业才有能力、有动力做成技术转移。而事实上，国际上技术转移的惯用模式是先将技术转移到创新型的小企业或中型企业。据统计，我国65%的专利，80%的新产品来自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风险投资支持下，一小部分start up企业可能通过IPO上市，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更多的小企业可能被大企业兼并，大企业往往是技术转移的最后归宿。大企业对初始的技术转移兴趣不大，一方面是因为营业额几百亿的企业犯不着为几千万元以下的小业务操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大企业是现有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创新的技术可能影响甚至颠覆其主营业务，大企业一般会首先维持其现有业务。所以大学和科研机构要转移技术，start up公司要发展，只能寄希望于风险投资。但我国的“863”等科研计划产出的技术绝大多数还不在风险投资公司的视线之内，因为风险超过他们的预期。这就造成所谓科研成果和投资者支持之间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为了躲开死亡之谷，有些人建议大学与科研机构做更靠近市场的研究开发，这种急功近利的思路已对我国创新体系建设造成极大危害。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在国家的引导与支持下，加大对技术转移的投入。政府应承担比风险投资商更大的风险，加大种子基金和证明基金的投入，为风险投资培育和提供更多的可选“项目”，这正是技术转移的关键和难点，也是它的魅力和威力。

三、技术转移的关键是人的合作交流

由于技术知识存于人的脑子里，特别是一些隐性知识(know how)，不能用文字或编码表达，只能通过人的交流才能转移。因此，技术转移的核心是科技人员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也包括按合理程序进行的人才转移。英国知识产权协会主席、以技术转移为主业的国际知名企业——英国技术集团(BTG)前CEO Lan Harvey 最近来华访问时，我曾当面问过他做技术转移的主要经验，他强调了两个95%：95%的技术转移发生在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直接合作研究开发过程中，只有5%的技术转移通过技术许可或创办新企业实现；更进一步，在这后一种5%的技术转移中，其中95%是技术许可(主要是专利许可，即License)，只有5%是创办新企业(start up company)。也就是说，通过创办新企业实现技术转移只占0.25%。由此可见，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办联合实验室、工程中心或其他形式的技术转移模式是多么重要。

最近媒体上有一种观点：产学研合作会导致学科堕落，只有远离市场才能使学术独立发展。这可能是对前一段时期国内科研工作急功近利的矫枉过正的看法。对纯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研究，也许不要强调产学研合作，应更多强调发现本学科的新知识和科研人员的好奇心，但对于应用研究和工程型较强的学科，应当重视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不等于急功近利，而是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

我国技术转移十分薄弱还表现在缺乏促进技术转移良性发展的环境，特别是人员正常交流的环境。企业中技术人员不讲知识产权规矩的“跳槽”或自立门户，企业之间采取不正当手段互相“挖人”，已成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障碍。简单地采取“挖人”战略，从长远来讲有损于技术转移，也对企业不利。必须通过有关立法和科研人员道德教育形成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正常环境。华为公司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高技术公司。十多年来，华为公司并没有从大学、科研机构购买多少技术，但华为公司的一万多名研究开发人员来自国内高校，其中相当多的研究生从事过“863”项目研究。这是我国技术转移的成功范例。但华为公司在维护技术转移正常秩序，特别是技术人员招聘和骨干员工另立门户方面也值得总结教训。如何加强和规范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人员交流，是技术转移工作中必须考虑的大事。

四、技术转移中应高度重视专利许可

联合国将技术转移定义为“系统知识的转移”，即从知识的生产者转移到知识的使用者。一般而言，知识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产权的公共知识，如科学知识，另一种是有产权归属的技术知识。公共知识的传播属于教育和科普的范围，本文讨论的技术转移主要是指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专利、know how和信息的转让行为。有些技术知识也属于公共知识，如开源软件等，但开源软件的使用也有一定的规矩，不同于使用教科书的知识。

我国的官方文件和媒体宣传，经常讲“成果转化”，较少采用国际上惯用的“技术转移”，这一用词的差异可能反映国人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有误区。大学和科研单位承担国家科研项目，做出来的某种器件、设备或软件原型(称为成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制过程中获得的新知识。所谓技术转移，就是把研制者头脑中关于如何做这种器件、设备或软件的知识(特别是过去无人知道的新知识)告诉想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技术转移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的获得，即技术转移的接受方能够独立掌握转移的技术并形成相关的知识体系。如果这种所谓“成果”都是基于公共知识做出来的，这样的成果别人也很容易做出来，对企业来讲就没有多大价值。这就是说，光靠公共知识的扩散不能使我国信息产业由大变强。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科研“成果”，但真正转化成有竞争力的市场产品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成果中包含的独创性的知识不多。其实，企业基于大学或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开发一个新产品，还要做大量集成创新，除了用到此“成果”中与众不同的新知识外，可能还要用到企业自己掌握的特殊知识，当然还要用到大量公共知识。因此，一个科研成果往往“化”不出新产品，我们也不要指望科研“成果”能轻易“转化”成有竞争力的产品。

科研成果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专利，专利也是新产品的结晶。一个企业的技术实力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发明专利的质量与数量反映出来。IBM是世界上拥有专利最多的公司之一，2005年获得发明专利2941项，全球排名第一。我国专利申请这两年突飞猛进，2005年专利申请总数达47.6万件，居世界首位，但发明专利只有15.5万件，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只占国内专利24.38%。国内信息领域研发投入最多的华为公司2005年已申请249件 PCT专利，超过其对手CISCO公司，居发展中国企业的第3位，全球第37位。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和科研单位重评奖而不重专利，其实获奖的成果并不受法律保护。当然，专利的价值主要看质量，最有价值的专利是必经之路的专利，特别是通过多年基础研究获得的有巨大产业化前景的专利，这种专利有望纳入未来的技术标准。计算所有20多项专利经评选纳入AVS标准的专利池(还要最后确认)，专利池授权给整机企业使用，每台终端只收一元人民币，大大降低DVD等企业的专利壁垒，这是我国技术转移的一个成功范例。专利许可和专利授权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内容，因此有些美国大学(如MIT)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直接叫技术许可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e Office)。

五、通过产学研合作抢占新产业的上游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企业管理学认为，产品和企业发展一般要经过“幼童”、“明星”、“金牛”、“瘦狗”四个阶段。所谓“幼童”是指新产品刚上市，市场占有率低，但市场增值率较快，而“金牛”阶段刚好相反，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而增长率低。技术转移一般发生在“幼童”和“明星”阶段，到了“金牛”阶段，产品已成为企业主要收入来源，反而很少再投入研发经费或购买技术，如IBM的Z系列主机系统现在是公司的摇钱树，但投入的研发费远小于其他系列产品。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些产业的发展也大致经过“幼童”、“明星”、“金牛”、“瘦狗”四个阶段。总的来讲，信息产业目前处在“明星”到“金牛”的转换时期。发达国家对生物研究的科研经费投入已大大超过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信息产业中PC等产品已属于“金牛”产品，而网上搜索、智能信息处理等业务等还处于“幼童”阶段。我们的技术转移方向应当与时俱进，不能死盯住设备制造业。人们常说要改变中国的信息产业居于价值链下游的被动局面，但PC等产业的核心技术和事实标准已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们想冲到现有“金牛”产品的上游相当困难。信息产业做强的战略应当是抢占“幼童”产品的上游。三星公司做液晶显示、诺基亚做第二代手机都是采取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的案例。我国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目前还难以独立承担突破“幼童”产品核心技术的重任，唯一的出路是产学研结合，通过技术转移方式抢占未来主流产品的上游。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决心组织全国产学研力量来做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在制定信息领域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时，有些领导和专家提出要以引进、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这可能是甘居下游的老思路，难以摆脱困境。今天的时代已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打翻身仗时的形势不同，再走引进核心技术后在外围申请许多专利技术，把核心技术包起来的老路可能走不通了。我们除了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走自主创新之路外，别无选择。

六、几点建议

1.把建立三级科研体系作为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技术转移的地位，使之成为我国科技工作的重点之一，弥补我国科技工作长期被忽视的重要环节。这方面内容我过去已写过文章，此处不再赘述。

2.尽快制定非营利机构法，取消对事业单位成立致力于技术转移(孵化)的非营利机构的限制，动员各方面力量做技术转移工作。

3.要求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建议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多做技术许可，少办公司。根据美国大学的经验，技术转移收入不是大学产生大量收入的渠道(MIT技术许可收入只占研究经费的3%)。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不太在乎学校卖技术的收入。

4.加大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力度，重点培养专利分析师和专利律师。

5.国家设立证明概念基金，用来证明一项新技术是否商业上可行，使风险投资商有更多的可选项目。

6.制定有利于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管理法规，建立一组简单的IP所有权的基础框架。公共资金支持的项目成果应主要致力于促进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提高事业单位的收入，也不应重点支持某个企业独占使用。知识产权政策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大学和科研单位在未来的研究中不受限制；企业应有放心的权利对IP进行商业化。

7.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国家要鼓励国内企业和事业单位与外国大公司交换专利许可(cross license)，把取得可以与国外大公司平等交换的技术作为国家科研项目的考核指标，真正在国际竞争环境下锻炼我们的科研队伍。创新竞争是文化和人才素质的较量*

一、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决定企业的命运

1˙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首先，2006年我国节能和减排两项硬指标没有完成，各地政府最关心的还是上项目，实际上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官员把抓自主创新当成一场政治运动，认为抓“自主创新”的高潮已经过去，从现在开始要转向抓“和谐社会”了，对技术创新的艰巨性和持久性缺乏思想准备。

第二，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只有1/9左右的企业有科技活动。在对2005年我国500强企业的调查中，只有373家提供了研发数据，其投入比例都小于1%；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

我国电子产业的销售利润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销售利润率从6.71%降到4.22%。4.22%是什么概念？我国要求企业要将高于销售额的5.2%投入研究开发，才能叫高技术企业。企业现有的投入普遍小于1%，如果从4.22%中减去5.2%就是负数了，这怎么能称做高技术企业？另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也在逐年下降，这都不是好消息。

实际上，近两年中央国有企业的年利润超过6000亿元，每年可以拿出1000亿元投入研发，企业应有这种能力。

第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死亡之谷”。

自主创新应该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整个创新链的一部分。

我们科学院在搞知识创新，我个人认为，知识创新更确切的说法是科学创新，也就是科学发现。在知识创新这一环节，基础研究、“973”、“863”等科研项目，国家都是有投入的；技术创新后期，有风险投资和企业对产品开发的投入。但在两者之间，在技术转移的前期，几乎没有投入，我把这一段叫做“死亡之谷”，很多研究成果到这一阶段就死掉了。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把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放在一起讲的原因。实际上，技术转移也是创新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第四，我国专利申请大有进步，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2006年来自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接近4000件，增幅达60%，位列全球第八，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位的发展中国家。2006年，国内三种专利申

请量达到470 342件，是国外在华三种专利申请量的4倍多。

* 在第60届“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

但是，在这些乐观的数据后面，还掩盖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事实。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国内外同类发明专利申请量比例最高的领域是中药，占98%；其次分别是非酒饮料占96%，食品占90%，中文输入法占79%，污水处理占73%，特种陶瓷占64%。国外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则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国外在华发明专利量占国内外同类发明专利比例最高的是无线电传输领域，达93%；其次依次是移动通信占91%，电视系统占90%，传输设备占89%，半导体占85%，电视零件85%，遗传工程75%，西药69%。

另外，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世界标准化组织ISO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4 941项，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导制定国际标准5296项，发达国家占95%以上，而中国只主导制定47项，只占0.23%，其中ISO标准32项，IEC标准15项。

2˙必须树立正确的“技术观”

技术不是万能的。不同行业对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同，有些行业，如零售业(如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管理而不是技术。光有技术并不能保证企业赢利和发展。我国目前真正的高技术公司还不多，联想、海尔等大企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主要靠“高管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传统产业。

历史已经证明，国内的广大市场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但用市场换技术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才资源，技术创新才是强国的根本出路，舍此没有别的出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技术永远是国家的财富，没有哪个国家会为别国去搞技术开发。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20世纪60年代，如果我们国家没有两弹一星，别人就不会承认中国；到了21世纪，没有软件和计算机，国外就不会承认我国的大国地位。

10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罗兰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讲：“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过去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过去的落后中总结教训。假如我们只满足于模仿国外公司成熟的技术，不以极大的努力关心竞争前的核心和关键技术，不具备把本国发明的尚不成熟的核心技术变成企业可用来赚钱的技术的能力，我们国家就只能永远居于产业链的下游，以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利润，被技术进步边缘化。

今年3月底，计算所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次和ST公司技术合作发布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兴致勃勃参会并讲了很长一段话，下面引用其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几段。他说，一个国家要对世界作出贡献，只是初级的一步。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奉献我们的知识，具体说是奉献我们的技术。龙芯2号的诞生在这一点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在知识的背后，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中国，民族的智慧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年沉淀下来的种种经验和思考，它凝聚在儒家的学说、佛教的禅宗、道教的教义以及56个民族和睦共处的那种坚定的理念中。知识产权保护到极致就是知识垄断。现在这种格局已经形成。用什么打破这种知识的垄断？就是被垄断的国家振奋精神、解放思想，自己也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战场上，争取平起平坐，垄断者就垄断不成了。

二、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误区

1.不要把创新当成万能药

根据美国的统计，创新所创造的价值，占美国GDP的一半左右，即使这么发达的国家，财富的增加也不是全靠创新。我们现在连居民委员会都要建立创新居委会，创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庸俗化。创新不是万能药，创新不能包打天下。

什么是创新？创新的要义是求变、求新。但世界上万事万物从旧到新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稳定和变化一定是辩证的统一。我到外国考察时就深深感觉到这种统一。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城市，可以几十年不变样，非常宁静的环境。有的东西不是变得越快越好。像美国的桥，100年前的桥到现在还不用重新加宽改建。我们国家光长江主干线上的桥梁就有60座，全国加起来有五六十万座桥，还派人到美国学习怎么造桥，美国人说我们都不造桥了。我们现在设计桥梁的公式基本上是国外50年前就在用的公式，现在还在用。变是有度的，不是变就是好，到一定程度就要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再变。

2.纪律和创新精神同等重要

中国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好，不完全是创新不够，而是不规规矩矩办事，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我国电子和软件产品可信度不高，不是创新不够而是质量控制不严，制造部门员工的纪律不强。在西方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办法到我国就行不通。

几年前，我问过中国台湾地区搞集成电路生产的老总，为什么大陆的集成电路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人才不够，技术不够，而是纪律不够。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成品率低了，后来发现竟然是个别人吃了饭以后不戴口罩造成的。

3.不要机械地理解三类自主创新

我们现在大会、小会纷纷讲，自主创新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创新三类，但是这三类不是完全分离的。自主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战略、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做一个好的系统，例如“神舟六号”飞船，从大系统看是集成。但是以集成为主的系统设计也可能包含许多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也是需要消化吸收的。因为原始创新不一定都来自基础研究，大量的原始创新体现在知识的领先应用(leading application)。

如同专利要强调新颖性一样，不管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消化吸收再创新，都要强调“新颖”(original)，强调新知识和知识的新应用。所以，我认为不要将创新活动简单地分成ABC三档，原始创新是优秀，集成创新是良好，消化创新是及格，这是不对的。

4.不要误解创新

创新不一定是奇迹。不要太寄希望于个人的突发奇想，创新更多地要依靠制度的运作，依靠团队的力量。

创新不等于完美。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所以不要怕在创新中犯错误，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东西方文化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西方非常重视验证，包括像微软等很多公司，测试人员比开发人员多得多。

创新活动不是简单的流水线。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上游连接下游的简单线性关系。创新活动有点像足球赛一样动态变化，每一个运动员都可能进球。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科学有时就在技术旁边。

不要把成绩排名第一当创新。在我国存在着“第十名现象”。在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中学、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不要盲目相信对科学家、发明家的片面宣传。我国对科学家的报道经常有点片面，似乎科学家就会不食人间烟火。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在德国威廉物理所当所长时，曾发明过一种旋转罗盘，并同商人安许茨·肯普费合作销售，从中提成1%，得到2万马克报酬，是他所长年薪的四倍。这就说明爱因斯坦也做过技术转移，可以算一只脚“下过海”的人。

5.不能只在别人技术的基础上小打小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在公共知识(教科书和企业产品白皮书)基础上做点小技术革新，只能做二三流企业。我国自主创新中最缺少的是竞争前的核心与共性关键技术，而不是资金和一般的技术。从长远来看，将来企业和地区的发展谁走在前面，不是看谁会融资、谁会抓“项目”，而是看谁真正重视核心和关键技术，谁真正重视产学研合作。

研发与产业存在对称规律：厚积厚发，薄积薄发。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在缩短，但真正对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开发研究很难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一个技术标准往往决定了一个行业的技术路线，影响最深的是技术标准带来的产业控制和专利税。进入信息技术标准的技术，基本上都是10年以前研究的成果。信息领域要瞄准未定型的标准做基础研究，有些研究可能是“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我国的研究开发大多到标准快定型时才启动，或者是“醒得早、起得晚”，在国际标准中起不到主导作用。我国电信运行企业的研发投入太少，中国移动等赢利大户每年的研发投入不到营业额的千分之一。

6.领头的企业只有“做强”才能进一步“做大”

大家都在说要做大做强，但是我国很多企业都是先做大再说。这方面，我们需要一点远见。

在制定信息领域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时，有些领导和专家提出要以引进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也许这种战略对传统产业是合适的，但对信息产业却不一定适用。产业或产品的发展一般经过“幼童”、“明星”、“金牛”、“瘦牛”四个阶段。所谓“幼童”是指新产品刚刚上市，市场占有率低但利润高，市场增长较快；“金牛”则正相反，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而增长率低，利润率较低。信息产业做强的战略应该是抢占“幼童”产品的上游，比如三星公司做液晶显示、诺基亚做第二代手机都是采取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的案例。

7.技术转移重在“吸收”而不在“推广”

很多人把技术转移理解为技术推广，实际上技术转移的关键是提高企业选择、吸收大学和科研单位核心技术的能力，技术转移重在吸收而非推广。

企业应成为技术的投资、研发和应用的主体。不少领导认为企业已经是投资和技术应用的主体，现在只要企业多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就能成为研发的主体。实际上，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具有策划、定义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的能力，掌握一部分核心或关键技术，必须有一批眼光敏锐、洞察市场潜在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产品经理。

企业应该是开发新产品的主体，要主动找技术，指望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能直接变成市场产品是不现实的。

8.技术创新不能自给自足

美、日、欧的跨国公司，其来自外部的技术资源占到大约80%，也并不是完全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企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技术知识和资金，技术知识应当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整个创新链的本质上就是实现资金和知识的转换。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国人的思维至今还受小农经济的束缚，习惯于自己从头做起和一竿子做到底，习惯于万事不求人。

三、技术创新是文化与人才的较量

1.科研人员要增强忧患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指示对科技战线有特殊的意义。增强忧患意识就要多反思，多发现问题。现在的各种会议自夸成绩多，分析问题少，这种风气要改变。

科技战线不断取得新成果，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你吹5分他吹8分，使科技界容易滋长盲目乐观情绪，缺乏清醒的头脑。实际上我国的许多核心技术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包括芯片生产技术。两代的差距就是4年。我希望到2010年能把芯片设计的整体差距缩短到1～2年，在多核CPU和高性能计算机设计的某些方面，如性能价格比，性能功耗比等，争取走到世界前列。

另外就是要抓住机遇。基辛格博士说：“世界上只有一件最宝贵而不可能储藏的东西，那就是机遇。”对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稍纵即逝，必须加倍努力抓住机遇。

2.我国技术创新效果不显著的症结在哪里

IBM的前总裁郭士纳在总结IBM复兴经验时，把文化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他原来认为文化只是企业持续兴旺的因素之一，但他后来发现：“Culture is the game。”技术创新看起来是技术上的竞争，但决定胜负的是文化和人才素质的较量。

我认为，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科技投入，而在于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如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造成的条块分割、官本位、急功近利、小农意识等，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精神文化，落后的文化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体制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说明有些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不适应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

首先，包产到户的科技管理方式不符合高技术研究的规律。我们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还在大力推进课题组长负责制(PI制)，国家各部的每个司每个处都具体管几十甚至上百个项目，看起来工作具体细致，实际上不符合高技术和重大项目的规律。只有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适于这种PI制管理，因为它是一个人在做一个项目。

讲到科技管理，我举一个例子，诸葛亮和李冰是在成都当过官的两位杰出人物。这两位先辈都非常敬业，也是非常聪明的领导人。诸葛亮一生勤奋，鞠躬尽瘁，就像我们的有些部门一样，管得非常非常细，但最后事业却失败了。而李冰领导修建的都江堰，2000多年一直造福于成都地区的人民，是我们高技术科研人员学习的榜样。科研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一定要学李冰，不要学诸葛亮。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能功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实际上是隐喻诸葛亮，虽然你鞠躬尽瘁但是管理不好。成都伏龙观也有一副对联，“因地制宜，代天行化”，讲的是李冰修建都江堰的行事方法。这其中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其次，科技界要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精神。要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要下大力气反对和抵制各种走过场的评审会和验收会。我参加过多次评审会和验收会，基本上鉴定意见、评审报告初稿都是事先写好的。这种评审意见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文化。应当非常严格地每个人背靠背，畅所欲言地把评审意见讲出来，但这种氛围现在还没有形成。要在专家组总体组内提倡坚持真理、为国分忧，反对只要本单位的课题能够上就不对与其他成员有关系的课题提意见的潜规则。

再次，要努力改变“官本位”的落后文化。官本位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根深蒂固影响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落后文化。官本位使科学研究带上了行政化的色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高层次人才在学术方面的发展。现在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在科研第一线攻关，总想着去当什么“长”，或愿意到管理部门去工作。博士毕业后5～6年还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界的稀缺资源。所以，科研单位要分别培养科研尖子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并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考核两类不同的科技人员。

3.要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利于创新的成分，我们教育体系着重标准答案，鼓励听话。但传统文化也有鼓励创新的成分，只是过去没有好好总结而已。英国历史学家汤比因说：“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引导人类文化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真正的归属。”

我认为，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西方文化贵“分”不贵“合”。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喜欢讲竞争，竞争确实有利于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比以前吃大锅饭要好得多。但是竞争也是双刃剑，无序的竞争可能会导致科技资源的无效利用。在强调竞争的同时，更要强调有效合作，要充分相信经过多年考验的科技骨干队伍。

4.全面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

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内涵之一，不是对人才唯一的要求。科学精神还包括追求真理、淡泊名利、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等。大学生、研究生要全面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有理想、讲信用、守纪律，可能比创新精神更重要。“龙芯”团队的口号是“求实、求实、求实、创新”，创新与求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创新的基础，欲“顶天”者必须“立地”。

5.要大胆起用年轻人

人才是被逼出来的。曙光一号的研制者几乎都没有造过计算机；龙芯CPU的研制者都没有研制过芯片。对年轻的领军人既要信任又要严格要求，特别要注意“扩胸”，注重情商教育。不要“捧杀”出成果的年轻人才。

6.要鼓励科研人员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没有把握完成的研究可能取得跨越性的成果。如果立项时可行性报告作得很充分，实现的细节已考虑得很周到，完全有把握完成，这样的成果往往没有大的创新，更谈不上跨越发展。决策者要有挑战风险的胆识与魄力。只要有相关的技术基础和高度的责任心，大方向把握准了，加上努力拼搏，就能超水平发挥，作出让人眼睛一亮的成果。

7.要加强工科学生的工程素质培养

著名科学家冯·卡门说过：“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来的世界。”工程师是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的工程师的地位越来越低。将MIT翻译成麻省理工学院也许反映出国人重理轻工的倾向。

要切实加强工科学生的工程素质培养。工科学生必须培养采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还必须具有责任心、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章的第一条，明确指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作为来自科研工作第一线的十七大代表，听到党中央如此强调“自主创新”的声音，而且旗帜鲜明地号召“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回想五年前的十六大前夕，中科院计算所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龙芯一号研制成功，中国人在曾被视为禁区的通用CPU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五年后的今天，龙芯2F流片成功并开始百万片量级的生产。短短的五年时间内，龙芯CPU从32为到64位，从单发射到多发射，从0.18微米到90纳米工艺，从266M到1G主频，从片内400万晶体管到5100万晶体管，五年性能提高将近30倍，远远超过摩尔定律预测的发展速度，真正实现了自主创新跨越发展！龙芯CPU的发展是我国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的一个缩影。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走创新发展之路，有些创新型国家已走在我们前面，他们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走的有些弯路就是不尊重创新发展的共性规律造成的，确实应该反思和总结教训。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追随美、日、欧或者韩国、爱尔兰等创新型国家，步他们的后尘呢？从龙芯CPU的研制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创新型国家的今天不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一定要走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

过去20年CPU芯片的发展道路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为了利润最大化，国外芯片企业不断地提高主频，从33M到3G，几乎年年在升级。但是，芯片的价格并没有明显降低，服务器CPU每颗要卖1000多美元，PC机CPU也要100多美元。这种“卖升级”的策略使得20年来全世界90%的人买不起微机。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在CPU领域自主创新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用得起计算机，因此，我们主攻的目标首先是在性能够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CPU成本。目前的微机功耗达200瓦，不但浪费了大量能源，而且大大加重了用户的电费负担。所以我们从研制龙芯一号开始，就把降低芯片功耗作为主要目标，最近研制成功的龙芯2F，性能相当于中档奔4，但功耗只有3－5瓦，只有奔4芯片的1/10。我们的体会是，所谓“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首先是要创新为民，要在自主创新中自觉地贯彻科学发展观。

*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感言发表于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差，底子薄，在自主创新中不能与发达国家拼财力。在2001年计算所开始研制CPU芯片时，许多嘲笑我们的人认为：国外研制一款CPU芯片至少投入几亿美元、几百甚至上千科研人员，而计算所只有几百万美元的投入，人员投入也比国外少得多，无异于小孩“玩家家”。但五年来龙芯的成功说明，在中国，用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投入同样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CPU芯片。我们的体会是，在一些人看来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另辟蹊径，做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这可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之一。磨难出人才，困境出成果，这就是龙芯走过的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大炮”，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中国特色”。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技竞争已经白热化，我们要尽可能改善我们的科研条件，尽可能加大我国的科技投入。但是，“小米加步枪”可以打败“飞机加大炮”的信心不能变，所谓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就是要强调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强调以弱胜强的革命意识。第2章　战略建议篇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不算乎？

一一孙膑《孙子兵法·计篇》关于我国开展智能计算机研制的建议*

我国开展智能计算机的研制已经几年了，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为了加速我国智能计算机的研制，实现863计划预期的目标，下面我对国际上智能计算机研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国发展智能机的战略目标，技术途径及组织管理等方面谈一点个人看法与建议，供有关领导、专家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一、智能计算机研制现状与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已研究了四十多年，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开始从实验室走向应用领域，逐步与工业部门结合。日本开展第五代计算机研制以来，美、日、欧洲各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开展智能计算机的研制。目前主要的成果是支持Lisp和Prolog语言的工作站。人工智能和智能机的研究都经历过从期望过高到目标比较现实的发展过程。人们从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a)必须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和智能机研究的困难性，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b)智能机的研制要面向应用并取得工业界的支持；(c)智能机的研制不能脱离计算机技术的主流。下面对智能机的发展动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1.人工智能的理论与技术需要重大突破

国外有些学者声称人工智能已经死了或已进入死胡同，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国外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仍然很活跃，近几年有关非常规逻辑、常识推理、定性推理、定性物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些进展(这些领域国内尚很少人涉足)。我国数学家吴文俊教授用代数方法实现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为人工智能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广泛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专家系统等，其基础大都在60或70年代已建立起来。近几年来，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并没有重大突破。只有在知识表示、机器学习、非确定性处理和问题求解方法等关键理论和技术上取得重大破，智能机的性能才能有较大的提高。

2.智能机的研制与计算机的主流技术的结合

80年代初期，各国研制智能机几乎都是致力于专门支持某种人工智能语言的计算机，但一直打不开市场。86年以来生产Lisp机的Symbolic Xerox， Lisp Machine等公司纷纷停产甚至频于倒闭，而TI公司将符号处理和数学计算结合起来，利用先进的VLSI技术(Lisp片)，开始进入市场。与此同时，以VLSI技术，RISC技术和UNIX操作系统为基础的工作站的性能成倍增长。美国国防部已以大量投资支持Intel等公司研制基于Intel 80860，Motorola 88000等器件的高性能并行计算机(1千到数千台处理机)用于知识处理。著名的SRI等研究单位也开始研究在常规并行机(如Encore公司的Multimax)实现并行专家系统，已取得较好效果。这一趋势说明研制智能机必须充分利用成熟的计算机技术。

* 1989年10月29日给原国家科委领导关于开展智能计算机研究的报告

3.面向智能应用，从有限目标入手

日本开始制定第五代计算机规划时，目标很高，由于资金不足和其他限制，目前从体系结构到使用的语言的能力上都降低了要求。美国DARPA计划开始制定时安排了从数学到应用六大课题，目标较分散。经过几年实践，现在重点支持并行机体系结构和知识库系统。美国MCC公司是针对日本的五代机计划建立的，前五年主要致力于高性能体系结构，目前重视把高技术转化为产品，让支持MCC的公司尽快受益，重点抓降低成本和发展知识库系统。在IJCAI89年大会上，人工智能与工业自动化等应用结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4.神经网计算的兴起

近三年来，国外掀起一股神经网计算热潮。目前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神经网计算和传统的人工智能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取代关系。神经网计算较适合于视觉、听觉、模式识别等较低层次的智能应用。最适合神经网计算的体系结构是光学模拟计算机，预计要下个世纪初才能全面投入市场。近15年内将主要采用以数字电子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神经网计算机。神经网计算如其说是神经生理学与人工智能及计算机的结合不如说是连续量计算、分布式知识表示和大规模并行对传统计算模型的冲击。神经网计算需要建立反映连续量计算的非图灵机模型。联结论(connectionism)则强调如何用大规模并行方法实现智能行为。神经网计算采用分布式知识表示，而传统人工智能强调说明性知识表示，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采用分布/说明式知识表示，这是许多学者关心的课题。

二、我国智能机研制的战略目标与宜采用的技术路线

所谓智能计算机实际上是指适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计算机。采用“智能计算机”这一提法并不十分恰当。我在国外发表的文章中常采用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提法“Computers for AI Applications”。由于智能应用的计算机将和科学计算型计算机长期共存，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以VLSI技术为基础，所以采用“第五代计算机”的提法也不很恰当。我们要研制的智能计算机包括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两项主要技术，但将这两项技术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情况下人们常把人工智能看成计算机科学的一部分，我这里把人工智能当成一门较独立的技术，用意是强调现有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与人工智能应用的不适应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的超前应用，即将计算机应用于我们还不十分理解的领域。本着这一基本观点，下面扼要地谈一下我对863计划智能机系统主题战略目标与应采取的技术路线的看法。

1.战略目标

这一主题项目的战略目标应是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的高技术，研制适合我国智能应用需要的计算机。这一目标包含两方面：

· 高技术(既区别于一般的基础研究，又区别于主战场的五年计划。)

· 人工智能应用(注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对开展智能机研制的基本原则的考虑

开展智能机研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智能机与四代机技术的关系

智能机的发展必须以VLSI计算机(第四代计算机)的技术为基础。有些同志可能认为跳过四代机直接发展所谓第五代计算机是一条捷径。但这只是一种空想。如果把人工智能看成是一朵花，那它的根是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有它自己的特殊发展规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几十年来已经积累了数千亿美元以上的软件，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软件的继承性成了计算机发展的巨大惯性，使得计算机体系结构(包括软件)的重大革新必须有几十倍以上的性能提高，用户才会愿意放弃原有的软件。这无疑增加了智能机研制的难度。这也说明充分利用四代机的已成熟的技术是发展智能机必须要考虑的一条重要原则。必须指出，尽管我国也研制了一两台上亿次的计算机，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计算机水平比国外落后十几年。这几年我国研制计算机的力量实际上是下降了，与国外的差距更加拉大了。只有实实在在缩短这个差距，研制智能机才有基础。863计划智能机的研制对发展我国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并行处理技术，应当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2)创新与跟踪的关系

这方面讨论已经很多。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高技术是买不到的，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才能通过国际交流合作跟上国外高技术领域的先进水平。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在智能机研制上凡是国外可能提供的高技术，我们要千方百计通过合作交流，购买技术等各种渠道弄到手，缩短我们的研制周期。但凡是国外严格限制向我国出口或者交流的技术，我们就不能坐等对方放宽限制，一定要自力更生，利用自己的创新去打破封锁。我们的水平高一点，国外的限制就会放宽一些，跟踪又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创新与跟踪互为条件，但归根结底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打破“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一死循环。

(c)发展技术与推广应用的关系

智能机研制的最终目标总要反映在高性能价格比的产品上，而高性能与低成本也是一对矛盾。发展技术较偏重于高性能，而推广应用则要较多地考虑成本。在研制过程中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目标是很难的。一般首先致力于突破技术难关，看重解决高性能(兼顾低成本)问题。第二步在高性能基础上解决低成本、打开销路的问题。863计划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发展高技术，多考虑“高性能”。但在研制过程中要与有关部门配合(如火炬计划等)，不断地将高技术转化为商品，推出便于推广使用的阶段产品。

3.对智能机研制的技术路线的某些考虑

(1)解决智能应用问题的关键是对问题本身的理解

一般来讲，提高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的速度只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对问题本身进行研究，降低计算复杂性，即寻找合适的算法；另一条是提高计算机(包括并行机)的速度。智能应用问题的本质是缺乏完全的知识，没有确定型的算法，一般具有指数复杂性。因此，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加深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找出合理的知识表示和问题求解方法，从而降低计算复杂性。改进计算机的软件、硬件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面对指数爆炸，几个数量级的提高不能解决人工智能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广义的“算法”研究应是我们始终要抓住不放的重点。这里包括对智能应用问题本身的研究和有关知识表示和问题求解方法等人工智能基本技术的研究。

(2)首先在智能接口上取得成果

国内对智能机的需要主要集中在智能接口(声、图、文输入及处理)和专家系统、辅助决策系统等。从目前条件来看，最有希望获得广泛应用的是智能接口，尤其是中文输入技术。中文输入已成为我国推广计算机的主要障碍。目前推广的各种编码输入技术从总体上看还不大容易被一般工作人员采用。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加上智能技术(包括神经网计算技术)，有可能在中文输入上取得突破，为在我国推广计算机做一件大好事。这样，863计划智能机项目在全国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

(3)重视研究开发系统软件和软件环境，解决对用户的友好性与高效率实现之间的矛盾人们常说，对于智能机只要告诉它“做什么”，不要告诉它“怎么做”。这种提法至少是不确切的，容易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实际上，从体系结构来看，目前智能工作站上采用的技术大都是70年代就已经知道的技术，如带标记的存储器、堆栈计算机等。所谓智能机的“智能”主要体现在软件中(包括系统软件与用户软件)。对于某些专门领域，也许可以做到用户只需要发命令机器可完全自动进行，但对较通用的智能机，一般需要用户编程序，需要用户在某种程度上告诉计算机“怎么做”。(即使是神经网计算机，也不能取消软件，它需要用户决定问题的表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软件)。这种所谓人机共栖系统就是将用户的智慧与机器的“智慧”(实质上是系统设计者和系统程序员的智慧)结合起来解决智能应用问题。因此提供一个好的智能编程环境，让用户可以不断补充知识修改程序是至关重要的事。从用户使用角度总是希望系统提供用户编程序的语言越接近自然语言越好。但语言的层次越高，机器效率往往越低。有一种观点认为智能机是对用户十分友好，未经专门训练的人都能使用的计算机。研制智能机的难点正是在于如何解决对用户的友好性与机器实现效率这一对矛盾。好的编译系统、面向对象的程序、合理的抽象机模型可能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

由于智能程序的试验性和智能算法的非确定性，智能程序的正确性验证比常规程序困难。程序的正确性对于国防等部门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宇航局不使用Lisp、Prolog程序，只用Ada程序)。因此智能程序的正确性检验和容错性智能程序是容易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课题。

(4)积极开展并行技术研究

并行处理是近几年计算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从微机工作站到巨型机都已采用了并行技术。联结论的兴起更加使一些学者认为大规模并行是处理人工智能问题的出路。美国国防部DARPA计划舍得花大笔投资支持几个并行机公司(Encore， BBN， Thinking Machine公司等)，这些公司研制的并行机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针对智能应用。这说明并行处理技术是智能机的关键技术之一。我们在并行处理技术方面与国外的距离正在拉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但是也必须看到并行处理技术至今还不成熟(尤其是并行软件)。并行的智能工作站至今没有进入市场。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智能问题并行处理的困难性，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紧耦合(即共享存储器)的多处理机系统相对来讲较成熟，而且通用性较强，可以早一点着手研制。对某些专门领域，如智能接口中某些部件，也可早一点开展大规模并行的专用智能部件研究。与此同时，要积极开展松散耦合并行计算机的软件和快速通信硬件的研制，逐步扩大计算机的规模，缩小在并行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必须指出，并行处理也不是万灵药。并行的程度与问题的特点有关。国外的研究表明，专家系统等高层次的推理包含的并行性并不很高。我们在发展并行处理技术的同时，不应忽略人工智能基本技术(如启发式搜索、推理、机器学习等)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如何将并行处理与人工智能基本技术结合起来。

(4)弄清楚智能应用对体系结构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只对智能语言的体系结构要求较为清楚。究竟知识表示，启发式搜索、推理、机器学习、神经网计算等对计算机的体系结构有什么具体要求目前并不很清楚。采取智能工作站→并行知识处理系统→大规模并行分布式智能系统的发展途径似乎已被多数国家采用。这主要是从计算机发展的方向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完全反映智能应用的体系结构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研究，在智能机研制中体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设计策略的合理折衷。

三、对863计划智能机项目组织管理的意见

智能机项目准备采取专家组领导的中心、网点、课题组三种组织形式开展研制工作，这是合理的决策。我国开展智能机研制已几年了，但总的来看，力量分散，水平不高。全国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单独承担智能机关键目标产品的研制任务。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像当年组织两弹一星研制那样，把智能机的研制当成一项国家的尖端任务。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才能取得大的成果。如果各个单位组织只顾经营自己的“小自留地”，我国在智能机研制上就难以做出有影响的成果。我们投入的资金少，基础较差，靠什么去国外竞争？一方面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科技领导部门制定正确的政策，集中资金，集中人力，开展全国的大协作；另一方面要靠从事智能机研制的人员发扬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一定要能够吸引全国的优秀人才，形成一支研制智能机的中坚力量，并与各网点、课题组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课题组应给予课题研究上较大的灵活性。专家组只需从原则上确定重点支持的基础研究方向。作为领导智能机研究的专家组既要防止瞎指挥，盲目决策，又要防止优柔寡断，贻误战机。这些年我们谈论“怎么办”的时间太多了，当前最关键的是行动，扎扎实实地干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把智能机研制推动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计算机一定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搞出来。对科学院发展信息科学技术的看法*

由于当今全国的科研队伍格局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再现当年科学院“一览众山小”的旧日辉煌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规划科学院的长远发展目标时，一定要审时度势，找准自己的战略地位，应把科学院作为全国大盘棋上的一个重要棋子，起到应有的作用。科学院的一部分作用体现在前瞻创新上，即为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部分技术源泉，但科学院最主要的作用应体现在领头完成国家战略性的重大科研任务，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作贡献。科学院的作用应当具有不可代替性。我认为，科学院发展信息技术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前瞻创新，专利导向；战略为重，勇挑大梁；有所不为，集中力量；辐射产业，共创辉煌”。

一、转变观念，解放思想

科学院要在发展信息技术上有所作为，首先要在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上下工夫。墨守成规的观念、因循守旧的思想决不适合发展高技术。信息领域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科学与技术交互影响、研究与开发齐头并进，我们难以用先做基础研究、再做高技术研究开发、最后做商品开发的顺序线性模式安排科研任务。信息领域应当更多地强调应用与市场对技术发展的驱动力。长期以来，科学院科研人员想得多的是“能做出什么成果”，很少考虑“发明什么技术将来能转移出去让企业赚大钱”。而对于以产业化为目标的研究而言，做出一些成果不算太难，难的是这些成果包含的技术有潜在的市场竞争力，很容易转让给企业或能与跨国公司进行平等的技术交换。更难的是我们掌握的技术可以纳入国际技术标准。

思想不够解放是科学院原始创新少、课题老化、低水平重复的根源。一定要鼓励标新立异，包括为创新而导致的有价值的失败。提倡不唯洋、不唯书、不唯上的独立思考精神。尽管信息技术已逐步走向成熟，但创新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信息领域是最适合年轻人纵横驰骋的领域，只有充分发挥青年人的活力，科学院才会大有生气。

二、前瞻创新，专利导向

科学院进行的信息技术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前瞻性的创新研究。所谓前瞻性是超前一代甚至几代的探索性研究。前瞻性研究一定是有风险的研究，肯定能成功的研究就不是前瞻性研究，也不会有多大创新。花三个月或半年就能完成的小的技术改良不是科学院的主要

任务，应该让企业去做。前瞻性的创新研究不是单纯的技术驱动，而是基于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见和深谋远虑。科技投入需要走在时代前面，前瞻性创新研究意味着对未来采取积极的对策，通过目前的行动去影响未来。我们的前瞻性研究旨在增加我国企业3～5年后甚至更远将来的竞争力。

*　1999年写给科学院领导关于发展信息技术指导思想的建议

我院信息领域的研究成果应主要应体现在专利和版权上，因此特别要加强专利意识。自主知识产权主要通过专利与软件版权得以体现并得到保护。国家在制定技术标准时应尽可能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融进去。国家技术标准是国家主权的标志之一，进入WTO以后，运用包含自有专利的技术标准捍卫国家主权，是国际上通用的支持与保护民族产业的重要手段，科学院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当科学院拥有的专利较多时，可考虑与国外一些大公司签订“专利交互授权协议”，为我国厂商争取低费用使用国外大公司专利的机会，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这将是科学院对国家的重要贡献。

三、战略为重，勇挑大梁

科学院的一个优势是可以组成能打硬仗的战略性国家队，为国家办成一些大事。组织攻关力量攻克难关，完成国家需要的战略性科研任务是科学院的光荣传统，科学院在信息领域选择的重大科研项目主要应考虑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涉及国家全局利益的需求。突破能形成上百亿元市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技术也是带有战略性的科研任务，科学院应在完成战略性科研任务上勇挑重担。

四、有所不为，集中力量

科学院信息与自动化领域10多个研究所的全部投入，小于华为公司每年的R&D费用(华为的R&D费用主要用于产品定型和商品化开发，不同于科学院的R&D)。IBM每年投入在网络方面的R&D经费达43亿美元，为科学院信息口投入的几十倍。在投入如此少的条件下还分成上千个课题，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从人力来讲，基础研究一个课题可能只需几个人，但作为科学院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的课题组也许至少要30人以上，才能作出有分量的成果。重大项目课题组的人员应当在百人数量级。但是由于前几年的人自为战，使得科学院组织上百人的攻关队伍已十分困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真正实施时，难在“有所不为”。科学院若不大刀阔斧砍掉大量不上不下的研究方向，目前这点投入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出大成果。从制定计划纲要开始，在科研项目选题上一定从严把关，“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应成为全院上下公认的指导思想。

五、辐射产业，共创辉煌

科研成果产业化是本领域科研工作的目标与归宿，不论是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还是重大项目研究，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产业化，只是见效的时间长短不同。科学院的科研成果辐射到产业界应该有多种方式。研究所自己办公司只是技术转移的方式之一，不能作为普遍要求。目前，我国信息自动化领域的大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相比，规模与实力相差悬殊。目前国内信息企业进行的科研活动绝大多数属于开发，基本上没有“研究”内容，一般要求一年之内见效。2010年以前，前沿性的高技术研究(3～5年以后见成效)还将主要由国立研究所承担，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大部分辐射到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其技术转移的方式可以是转让专利或人才带着技术流动。解决“两张皮”问题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研究所和企业两方面的努力，关键在于双方改变观念。欧洲各国、亚洲四小龙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立研究所在发展本国经济中都起到了技术源泉作用，中国台湾地区工业研究院、法国的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德国的GMD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国情与美国相差很远，不能以IBM的Watson实验室和Lucent的Bell Lab作为科学院技术类研究所主要参照的发展模式，近10年内主要不能学美国模式。

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一定要与大学、企业的科研相互协作，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共创辉煌。与重点高校建立联合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一种可取的办法，与有实力的企业建立联合研究院所也是有利于技术转移的好途径。在产学研的结合中各方都要重视转变观念，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要有危机感，虚心为企业服务，取长补短。企业领导人也要增强对技术增值作用的认识。科学院在高技术领域的作用不限于通过转让技术获得一些回报，补充科研经费，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企业合作促进企业的科研，增强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能力，逐步使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对《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立项建议书》的评审意见*

1. 此项目名称不宜叫“中华文化信息网工程”，因为此项目的核心是建立信息资源库，这是我国最重要的信息资源建设项目，要通过此项目扭转各行业、各部门重联网轻资源建设的不良风气，强调全国人民共享这一宝贵的信息库。我倾向于仍采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作为项目名称，其工程建议书比较具体，领导容易明白拨一笔经费究竟用来干什么。而“中华文化信息网工程”立项建议书比较笼统，使人不明白该项目具体要做什么，可能会增加立项难度。如果文化部领导从长远考虑，希望中央一次性批准一个像“863”计划一样的10年长期项目，也只能取名“中华文化信息库工程”。

2. 第一期计划投资约XXX亿元，超过了世界各国已知的数字图书馆投资总和，可能也大大超出我国已实施任何一项金字号工程的投资，我担心中央领导能否同意批准如此巨额的投资。而在这XXX亿元投资中，真正用于资源库建设的经费只有XX亿元，不到10%，近XX亿元经费用于中心、分中心和信息资源中心的基本建设与设备采购，使得这一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基建与采购设备，这一思路与其他部委目前正在做的信息化项目相似，对如何让信息网络真正用起来考虑不够周到，应特别强调“应用”。

3. 计划建设3050GB容量的信息资源库，其中90%以上应是将现保存的各种资料(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转变成可查询的电子文档。重新创作300GB以上数字信息的工作量非常大(即使写一万本书，每本50万字，也只有约10GB容量)，而近3TB的信息进库，其中究竟有多少是有价信息，即需要购买电子版使用权，一定要有个估计，经费预算中的“标引费用”是否包含全部版权使用费，需仔细核算。几个报告在计算经济效益时多次提到各图书馆重复购书，若建立数字图书馆后，由于资源共享，每年可节约2亿元，此项估算是否考虑过购买电子版图书，其价格可能比买一本书贵几十倍甚至更多。

4. 计划建设的资源库，有许多库其他部委已正在建或有较好基础，本项目与其他部门的资源建设是什么关系，应当在建议书中讲清楚，有些库如软件库实施难度较大，因为许多软件是商品或有潜在商品价值，建此库等于做全国各软件开发单位的总销售商，对这20

个库要分类处理，重点先做文化部能全权控制的信息库，第一步主要是将北京图书馆藏书和各种声、图资料上网，再逐步扩大。

* 作为《中国数字图书馆》项目的首席专家，2000年写给文化部领导的评审意见

5. 本人积极支持这一项目，为了使这项目真正达到预期目的，不但要有长远计划，高瞻远瞩，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前期投资效益越好，今后国家的投入会更多。采取企业运行机制是好主意，但一定要有严格考核目标。将国家公益事业(无偿对全民服务)部分与有偿部分严格区分开。图书是精神食粮，我们不能重蹈粮食部门既代表国家管粮食(有粮价补贴)又做粮食置卖，导致“粮耗子”丛生的覆辙。从一开始就要制定合理的管理政策。政府不做企业要干的事，而企业也决不能代行国家职权，不能乱花国家(纳税人)的钱。

6. 许多单位愿意投入力量参与此工程，这是件大好事。但不宜采取某一单位(部门)总承包方式，最好博采众家之长，取各家的优势，让各协作单位发挥其长处，对在某一子项目中优势非常明显的协作单位，文化部(业主单位)可以直接委托，而对一时看不清楚哪一家较强的子项目，可采取内部议标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实施单位。

7. 数字图书馆不同于其他部委正在建设的办公自动化或MIS系统，国外还没有非常成熟的系统可以照搬到中国，IBM等公司的数字图书馆软件还只是提供一个开发平台(shell)，主要是提供一个对象库管理系统软件，其价格昂贵。数字图书馆工程所需的主要服务器和大量软件应立足于国内产品或组织国内力量开发，相比其他金字工程，中国数字图书馆的软件开发任务更重，有些甚至要做3～5年预研。目前还不成熟的技术可与“863”计划合作，争取科技部支持。采用国产高性能服务器不仅大量节约投资，而且便于维护升级与技术合作。关于信息化与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几点看法*

一、关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上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已通过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贯彻到全国。这一指导思想将对我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过去几年中报刊上常见到“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时并举”、“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到今天明确“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的变化，而是我们对新经济认识上的飞跃。

各种媒体以及大大小小的论坛对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已经有充分的论述。经常被引用的几个数据包括：过去三年中美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信息行业收入产生；我国信息技术在改造传统产业方面投入产出比一般都有1：4以上的“倍增”，有些甚至达到1：20以上。但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不仅需要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工业化更需要启动信息消费需求。信息内容和与信息有关的产品是越来越重要的生活消费品，人们不仅消费物质与能量，而且每天消费大量的信息。所谓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都是与信息有关的服务业或知识产业。信息化之所以能带动工业化，本质上是因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信息消费上。从这个意义讲，“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一方面意味着要提高工业产品的信息属性，同时也意味着服务业带动工业化。

第二，至今大量的经济统计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与产生的效益没有一致的统计关系，也就是说：对信息技术增加投资并不意味着可以产生相应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商业利益具有高风险和不可预测性。去年以来，大量网站泡沫的破灭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关键特征的认识。这种泡沫的产生与破灭并不表明信息化本身值得怀疑，而是说明不是只要投资信息领域就必然带动工业化，带动经济发展。信息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与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以“管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门大学问，它既奥妙无穷、引人入胜，又有数不清的陷阱，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二、关于实现信息化的一些对策

1. “十五”期间应加大实现社会信息化的力度

过去几年，政府文件和各种媒体主要是宣传国民经济信息化，近来，特别是党的十五

届五中全会以后，各地政府更加重视社会信息化。实际上，企业间的电子商务，最终目的还是要将产品销售到个人头上。无论是住房、汽车、日用品还是教育、医疗等服务最终要落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上网的用户大量增加才能形成庞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从某种意义上，加速社会信息化是启动内需的重要手段。信息化社区建设将会带动信息产业、建筑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按照中央的要求，“十五”期间我们应加大力度推进社会信息化，以社会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 发表在2000 年第6期《中国信息导报》

2.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

目前各行业、各省市的信息服务系统，大都是以某一厂家的操作系统与系统集成技术为基础，形成彼此隔离的信息孤岛。不同系统数据格式也不相同，不能实现网络业务的交换、共享、协同和控制，相互之间难以实现互联互通与互操作，严重影响电子商务等信息服务的正常发展。国务院领导最近明确要求尽快扭转这一混乱局面，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操作平台。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由于利益冲突，完全依靠一两个厂家建立一体化的信息平台是不可能的。UNIX操作系统的统一已努力了20年，至今仍然千差万别，低端操作系统目前还是微软公司垄断。垄断厂商决定信息平台发展方向的局面必须改变。目前形势下我们应降低难以统一的操作系统的地位，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屏蔽较低层的操作系统，在较高层次上建立全国统一的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信息应用平台。这种统一的信息应用平台是建立在现代软件工程基础上的公共操作环境，将最大限度地实现系统资源共享重用和互操作，这种真正开放的公共操作环境应能进行任何操作系统平台上的数据交换和程序连接。

3. 共享资源的信息网格是Internet的下一代，也是信息服务的未来平台

信息网格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许多概念还在形成之中。一般而言，信息网格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行业和社会大众提供一体化的信息服务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网格与目前的Web服务的主要不同是一体化。它将分布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软件)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各行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运行各自的应用网格。有人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关于Internet网络的研究导致了今天网络经济的繁荣，而现在对网格的研究可与20世纪70年代对Internet的研究相提并论，10年后网格将如同今天的Internet一样普及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笼统地讲，Internet的作用是将各种计算机联结起来，而网格是将各种信息资源(包括内容)联结起来。计算网格和信息网格的思想来源于电力网格，目的是将计算能力和信息资源像今天的电力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一用户。

在Internet/Web上，数据和信息资源零散地分布在各个网格站点。而在信息网格中，资源被统一管理和使用。用户可以通过网格门户(portal)透明地使用整个网络资源。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逻辑门户上的若干与自己相关的频道，而不用在成千上万个网站中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打一个不太精确的比方，信息网格相当于中央电视台，而目前的Internet/Web相当于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制作组，各制作组有自己的频道、互不共享资源，只提供原始数据。信息网格技术的巨大优势是大大降低建立网站和提供网站服务的成本(估计只是现有网站的1/3到1/10)，因为许多平台和资源都是共享的。对于大多数步履维艰的Web网站，导致门槛降低的信息网格无疑是一道福音。我国“863”计划已经启动网格技术研究，着手建立中国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和国家信息网格系统。在今后10年内，我国的信息网格将初步建成。

4. IDC、ASP方式是在中国发展信息服务的可行思路

信息领域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指出，处理机芯片的集成度和性能每18个月左右翻一番。该定律的预测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信息服务平台的升级速度快，单个企业承受升级的成本压力很大。而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固定成本几乎占总成本的99%，信息技术使企业生产额外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企业的固定成本支出却上升了。我国企业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规模小，资金势力弱，如单个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投资压力太大，信息技术人员在中小企业也很容易流失，应选择资源共享和技术外包的发展思路。

随着Internet应用的普及，Internet数据中心(IDC)和应用服务供应商(ASP)在国内发展迅速。容纳上千服务器的IDC已开始建立，花上亿元买断应用软件平台进行软件租用服务的ASP也开始出现。由于众多的ICP网站将投入各种不同的信息服务，建立一个先进的平台与总体框架结构十分必要。目前已准备将“863”最新成果运用到这一投资巨大的项目，以正在蓬勃兴起的网格技术为统一平台的基本技术，解决单一系统映象、资源共享、负载平衡、信息安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今后的几年内，ASP服务厂商将与超级服务器厂商更密切地合作，开拓我国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新时代。

三、关于选择高技术发展方向

实现信息化必须建立自己的信息产业，而发展信息产业的关键是选择发展方向和增值环节。信息高技术产品从芯片、元器件、主板、整机系统、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应用方案、系统集成到系统维护、服务，有一条长长的价值链。ACER公司的施振荣先生曾形象地描述为两头增值高、中间增值低的微笑曲线。众所周知，加工组装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增值较低。CPU和操作系统是增值最高的核心技术，但在这两项技术上取得突破不容易。下一步应当往什么方向走？学术界企业界尚未形成共识。一个思路是先做386、486，一步一步地跟踪，这种思路看起来风险小，实则风险很大。除了某些特殊部门有需求，现在若在市面上卖386、486微机，即使1000元一台恐怕也难有人问津。另一思路是一步到位直接攻最高档的CPU芯片，取代Intel的市场主流芯片。十几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做与Intel兼容的芯片，与Intel正面竞争，困难很大。而且未来5～10年，Wintel联盟的垄断地位将会打破。用户端使用的上网设备不一定是PC，新的上网设备(Internet Appliance)为CPU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认为发展CPU应另辟蹊径，在计算机、通信和信息家电的结合中找新的出路。起点要高但一定要面向市场，衡量CPU研制是否成功不是看多少位、多少门或每秒多少次计算这些枯燥的数字，而是看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5年后中国大陆有几百亿美元的芯片市场容量，满足国内市场就有足够大的舞台供我们施展才华。当然占领了中国市场也就有条件占领世界市场。

Linux的兴起使后来者占领操作系统市场出现了新的希望，但目前基于Linux的服务如何才能赚到钱还没有形成公众接受的经营模式。尽管Linux要成功尚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但嵌入的操作系统(不管是不是Linux)肯定会有更广阔的市场，值得我们去努力。中国的软件业如何才能大发展已经在行业内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从选择增值环节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应高度重视行业大型应用软件开发。高档服务器在一个行业的推广往往取决于某一两个垄断性的大型应用软件，银行、民航、石油等行业都如此。要让计算机真正变成第一生产力，高技术真正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开发大型行业应用软件，每一软件必须有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投入，而且要组织产、学、研的大联合才能完成，小打小闹无济于事。

四、关于凝聚一流高技术人才

发展高技术实现信息化要靠一流高技术人才，这已成为共识。但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工资与报酬。这几年，中国计算机行业技术人员工资上涨幅度可能超过了计算机行业营业额和利润的增长幅度。国内科研单位与高技术企业必须有外国大企业一样的实力，才能争取到一流人才，这就成了蛋与鸡的死循环。进入WTO以后，人才竞争局面还会更加严重，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困境。

中国科学院这两年实施的“百人工程计划”(提供200万元科研经费和10万元年薪)在计算机领域看来不太奏效，国外一流人才的身价远高于这一价格。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今后是再提高价码吸引个别尖子人才还是从经济生态和系统工程的角度换一换思路，找一条比较符合国情的聚才育才之路。

从生态的观点看，所谓一流人才好比生物上的优良品种，而优良品种往往有一定的地域性，换一个地方未必优质高产，人才也一样。也就是说外国的一流人才未必个个都是中国的一流人才，愿意致力于中国富强、愿意造福于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恐怕应该是中国一流人才的基本素质。硅谷高技术企业作为当今世界人才市场最大的买方，有其一套人才需求的标准，中国作为另一个人才买方，如果标准与硅谷完全一样而价码远低于硅谷，找不到人才卖方是不言而喻的事。

我们应根据中国的“生态”环境，定义自己需要的一流人才的标准，只要我们吸引人才的条件对这一群人有吸引力，就有可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人才。肯定有人会说，这是降低标准，只可能吸引二三流人才。笔者认为现在下这种结论也许太早，计算机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非常聪明的人做一些算法研究，也需要工程组织能力强的人指挥大的研发工程和产业工程。对于目前的中国，也许后一种人才更需要。而且对高技术学科而言，个别尖子人才固然重要，一流的团队更宝贵，我们更需要下大工夫培育合作精神强的一流团队，这些团队中未必个个是一流尖子人才。

实际上，影响我们吸收一流人才的障碍不完全是待遇低，有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课题，有没有民主、开放、宽松、易出成果的科研环境，有没有尽量减少后顾之忧、高效率的科研体制等，是一流人才是否愿意加盟的关键，我们必须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态”环境，让尽可能多的“优良品种”能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国外人才目前主要是回国自己创办公司的大环境下，国内科研单位在积极争取国外优秀人才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在国内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对一个科研单位来讲，最可怕的不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出国，而是看不到身边的优秀人才，使他们被埋没而造成的隐性“流失”。

五、关于缩短高技术科研成果到市场的技术转移时间

科研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不只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顽症，而且与上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封闭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极难根治。国家已采取许多措施，如242个部属院所转制为企业、产学研联合等，尽力化解这一阻碍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制约。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顽症的关键不在所谓“成果转化”，而是科研选题和对科研任务的目标要求。即使是需要3～5年的高技术研究，也应当分析将要突破的新技术未来走向市场时有无竞争力，对每一项成果的推出时间与成本应有严格要求，不能做不计成本的样机，待所谓成果转化时再做一次降低成本的开发。总之，一项新技术推向市场的时间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开发者必须牢记在心，并且反映在每一步行动计划上。

国内技术成果多，但真正能变成钱的技术并不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去的评价标准过于学术化，对一些单项指标看得太重，忽视整体上的技术先进性。对高端计算机而言，国内新闻媒体和各级领导部门最关心的只是峰值计算速度。实际上，峰值速度并不反映真正的技术水平，许多非性能的因素，如高可用性、易用性、易管理性等都包含大量先进技术，近年来国外大公司的开发重点也转移到这些更受用户关注的技术上。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要注意克服形式主义，十分发人深省。形式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表现之一是把复杂的技术评价标准简化为几个枯燥的数字，而不关心数字背后有什么，更不关心无法用数字表示的重要内容。如果继续让形式主义泛滥，我们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就难以有所作为。“十五”期间我国信息领域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我国“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已成为各级政府与全国人民关心的重中之重。各省市的“十五”计划都在考虑大力推进信息产业和信息化，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考虑“十五”期间应该抓哪些具体项目固然重要，但信息技术与产业能否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机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与科技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在认真总结“九五”期间信息领域存在什么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十五”期间新的发展思路。

一、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比

由于我国各种科研计划都采取课题组或个人竞争申请的方式，导致各单位普遍实行类似农村包产到户(组)的课题负责制，人自为战，组自为战。每个课题组力量单薄却又相互封锁，低水平重复严重，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高。这种现象在信息领域尤为严重。这种两三个人或十几个人一组相互分割的科研方式也许对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还是合适的，但这种小农经济方式的科研机制不改变，难以取得重大科研成果。高性能的中央处理机(CPU)和国家要害部门的安全操作系统研制，不论其战略意义还是投入强度都不亚于当年的两弹一星。对这一类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战略性高技术项目，应当由国家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负责实施，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集中全国科研力量办大事。张劲夫同志总结两弹一星成功最主要的经验是有中央专委领导(周总理任主任)。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条件与当年不同，但中央统一指挥突破战略核心技术的传统可以继承。

二、将“顶天”的高技术融入有市场竞争力的“立地”产品中

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是“863”计划15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863”十五周年成就展中，曙光3000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不少记者与参观者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曙光3000是属于‘顶天’性质的成果还是‘立地’性质的成果？”我回答他们，曙光3000是“顶天”的高技术融入“立地”产品的成果。上述奇怪发问是近期舆论宣传误导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我国不少科研人员对高技术研究的一种认识误区。科研人员与一些主管部门习惯把科研项目分成所谓“顶天”项目与“立地”项目，似乎所谓“顶天”项目是只管掌握中国人还不明白的高技术，不看经济效益；而所谓“立地”项目是看市场上推广得如何。这种人为的分割实际上扩大了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实际上“顶天立地”必须是一个整体概念，反映了从高技术研究到产品占领市场这一价值链上多个环节。我国科研上的主要问题

不在每个环节本身，而是在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衔接上。每一环节的工作是否成功不应由本环节评价，而应由它的下一环节来评价。为了纠正各环节脱节的弊病，应当淡化对各个环节的评价，更强调对一项目整个价值链最终效果的评价。我们在考核研究开发项目时，应重点检查其对企业的辐射与溢出作用；而另一方面，当考核企业的产品时应更重视其中高技术的含量和增值。目前信息产品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是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十五”期间要特别重视将“顶天”的高技术融入“立地”的产品中去。

* 发表在2001年第36期《科学新闻》周刊

三、应更加重视计算机技术对通信与家电产业的影响

大家都在讲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计算机、通信与家电技术的融合，但由于各人的行业背景不同，对技术融合的理解有较大差别。我国的邮电通信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形成了巨大的国有资产。而以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迫使邮电通信向IP技术靠拢，世界各国都面临邮电通信如何发展的矛盾，中国也不例外。在“863”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我国在信息领域对通信技术的投入不断加大，但遗憾的是，我们在主题和项目的设置中都是强调通信而不是强调网络，我国对新一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仍缺乏足够的重视。近来以太网从局域网向城域网扩展说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以太网必将成为主流的接入技术。中国的国情不同于美国，由于大量居民住在住宅楼，我们面临的接入网多数不是“最后一公里”而是“最后100米”，因此“光纤到楼，五类线到户”可能是理想的接入方案。在原有电话网基础上发展VDSL、LRI也可能有发展前途。IP分组交换目前还只能用电子技术实现，计算机技术是实现Internet网的基础，如何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吸取电信管理的经验与技术是发展下一代Internet的主要方向，提高网络的智能化与个性化也离不开软件技术。我们要走符合国情的信息化之路。由于信息技术超高速发展，在处理信息领域存量与增量的矛盾时应更多地看到增量的发展潜力。在3C技术融合中应更加重视计算机技术对通信与家电产业的影响。

四、“十五”期间要重点抓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

科技部最近公布的《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部门在知识产权方面最有价值的法律性文件，抓住了科技工作的要害。“十五”期间信息领域科技工作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认真贯彻这一文件精神。我国政府部门、科技界与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严格地讲，没有申请专利或软件登记的所谓成果，不管是由哪一级鉴定验收，也不管得了多大的奖，原则上并不受法律保护。我国科研低水平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单位取得成果后很少申请专利，而申请课题时没有要求查有关专利等已有知识产权。“十五”期间要改变这一局面。

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十五”期间应当制定这部科技领域的基本法律。在制定“知识产权法”时要充分认识智力工作者个人头脑中的知识与智慧是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等高技术行业中，个人智力对知识产权的形成有很大作用。因此，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对成果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不仅应获得奖励，而且应拥有股权。应尽快修改公司法，推广期权制度，改变我国在人才竞争中，特别是信息领域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关于入世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

加入WTO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国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里程碑。相对于企业界和金融界，科技界讨论入世后的发展战略比较少，似乎不管入世不入世，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不需大的调整。实际上，西方国家希望WTO原则下形成的国际分工是发达国家发展高科技，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多出口高利润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西方国家提供廉价的传统产品。如果我们不高瞻远瞩，争取主动，入世后科技发展将受到更大的挑战与制约，科技界对入世后的发展战略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

一、进口替代与跨越创新

长期以来，进口替代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战略之一，许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设立，都是以替代某种国外进口产品为目标。国内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大都是成套引进国外生产线，生产进口替代产品。这一战略对形成我国工业基础曾起到关键作用，但如果继续采用税收、投资等方面的保护政策，或提供以进口替代为直接目标的国家科技投入，就违背了WTO的原则。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明确提出“将进口替代作为唯一或多种条件之一，而提供的补贴”属于“被禁止补贴”，即所谓补贴的“红灯区”。

中国本土市场巨大，发展我国经济的重要国策是启动内需。国家科技投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在扩大国际市场的同时，必须争取在国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对传统工业而言，进口替代战略曾见到一些成效，但对于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完全基于进口替代就不是明智的选择。我国“863”计划、火炬计划、科技攻关等计划，有不少项目就是根据现在市场上国外公司卖什么产品就立项研究什么产品，等两三年后我们做出来可以在市场上销售时(且不说大多数是做出来不能卖的项目)，人家已升级一两代，我们打算替代的产品人家已开始清仓甩库存。这种替代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中国经济近几年一枝独秀，发展迅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和科技基础薄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进入WTO以后，中国必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制造中心，生产技术已相对稳定、量大面广的产品，获得相对较低的利润回报。我国目前电子信息产业中有影响的高技术企业，如海尔、联想、长虹、TCL等都属于以加工为主的企业，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通信等企业，层次高一些，利润也高一些。但总的格局还是生产利润偏低的中等技术产品，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国内有些经济学家以在中国做研究开发成本比国外高而人工成本低为理由，主张放弃发展高技术而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等通过加工业积累了资金再发展高技术产业，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完全按照所谓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实现西方国家的如意算盘，其结果只会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难以积累资金。发展高技术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大部分加工企业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逐步提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而国家科技投入主要应致力于发展高技术，争取一部分企业尽快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 2001年12月在以“WTO背景下中国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177次香山科学会议)上的发言

高技术竞争是一场不断改变竞赛项目的竞赛。所谓跨越式发展往往是指技术在转折时后来居上。我们过去制定高技术发展战略时，往往忽视这一重要特点，总想步人家的后尘，在别人已经成功的产品方向上动脑筋，争取取代市场上成功的产品。高技术研究应当有前瞻性，信息领域一般应着眼于3～5年后可能成为市场主流的产品。信息高技术产品往往一两年就换代升级，因此落后五年与落后两年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差别不大。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像小国一样靠一两个大公司两三个产品方向就能冲到世界前列，但要解决创新跨越，必须有所不为，宁肯少做，而我们做的科研方向一定要达到与国外并驾齐驱的水平。

进入WTO后，我们必须既高瞻远瞩又统筹兼顾，有步骤地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不能立即把全部科技投入都致力于跨越发展的项目。我们在寻求高技术产业新生长点的同时，要大力提升制造加工工业的技术水平，在遵循WTO原则的前提下，探索符合国情的科技发展战略。

二、国家投入与企业技术进步

科技与经济脱离，即所谓“两张皮”现象，是长期以来令国人头痛的顽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的各种科技计划有明显下沉的趋势，即希望国家支持的科研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攻关计划、中小企业基金、信息产业部的科技基金以及部分“863”项目都提倡企业牵头承担，这种似乎更直接见效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乌拉圭回合“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绿灯条款允许的R&D范围，因为有些国家科技计划直接支持商品化产品开发。即使是竞争前的开发活动，即非商业目的的原型研究与实验方案，政府补助也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50%，这些限制与我国目前的做法有较大冲突。许多人在担心遵守WTO规定，会不会使我们多年来强调科技面向产业的努力付诸东流，进一步扩大科技与产业的距离。如果我们不认真思索，简单地把国家科技投入转向基础研究或远离企业需求的研究，这种局面是可能发生的。

限制某些企业从政府拿钱做市场产品研究，并不是反对国家以产业化为目标发展高技术。WTO有关条约中对所谓“产业研究”，即以发现有助于改进产品、工艺或服务的新知识为目的的研究，限制较松，允许政府补贴不超过合法成本的75%，这种研究属于我们常说的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与其他与产业化有密切关系的科技计划应以这类“产业研究”为主。对科技部门来讲，这就要求我们提高科研水平与能力，我们的成果应尽量辐射到更多的企业，而不提倡拿国家的科研经费研制某种可直接商品化的成果，然后自己办个小公司，只是本单位或个人得利。

另一方面科研部门要积极寻求技术转移的新模式，通过与企业项目合作，与企业办联合实验室等多种方式吸引企业在开发阶段增加投入。以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可根据研究成果与产业化的距离，规定承担单位必须吸引企业大于25%或大于50%的科研经费投入。事实上，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时已做到这一点，6000万研制经费中企业(用户)投入了3000万元，计算所为了促进成果孵化，与企业合资成立了技术投资管理公司(注册资本6120万元)，计算所承担的国家项目的成果(共性关键技术)，可通过这家计算所控股的公司孵化成可商品化的产品，这些努力都为入世后的科研模式做了新的尝试。

政府直接拨款给企业开发市场产品看似帮助企业，实际上助长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反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入世以后国家要通过政策鼓励，提倡企业加大R&D投入，这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出路。WTO的限制条款是对我国企业的鞭策，企业的R&D投入真真实实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科技与经济就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朱镕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报告，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下面我只就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发表几点意见。

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世界人均GDP每年增长不到0.1%，直到18世纪以后，由于蒸汽机、电的发明，GDP的年增长率才达到1.2%。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40%以上，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从鸦片战争以后到20世纪中叶，我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越来越小。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十倍地提高。农业社会中农民占50%以上，到工业社会农民只占4%，而产业工人占40%以上。发展到信息社会(2010年)，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也只占5%，90%以上的人将从事非物质生产，例如金融、保险、房地产(这些称为第四产业)或娱乐、体育、研究、教育(称为第五产业)。现在生产资料不光是土地、钢铁等材料，信息本身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Internet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工具。

我国还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但不能先工业化再信息化，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前两年的网络泡沫中，将信息技术(如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结合得好的企业得到很大发展。美国的GE公司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联想电脑公司是我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榜样，2001年8亿元利润中有6亿元来自ERP对管理的优化。

现代社会中，那些被信息网络旁路过去的人、企业、社区和国家，同时也错过了分配财富的机会。当前世界上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我们实现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消除数字鸿沟，使全国老百姓，包括弱势群体在信息化中真正受益。信息化决不能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我们是为老百姓搞信息化，不是仅仅为领导搞信息化。

在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几处地方提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与管理，加快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推广电子政务。为了突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一统领全局的战略，建议在报告中用一小段专门阐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意义、实施措施及主要政策，使全国人民更加重视这一对国家前途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

* 在2002年全国人大广东团大会上的发言

二、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

政府工作报告有较大篇幅涉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心。这也是人大代表应该重视的问题。大家知道西方国家每个人都有唯一的社会安全号(SSN)，每个人的收入、养老保险、交税等，通过统一的号码在全国实现联网管理。不管一个人走到什么地方，与他有关的社会保障就跟到什么地方。这是实际已证明行之有效的社保网络信息系统，值得我国借鉴。我认为这是我国电子政务首先要开展的业务。近几年各地也开始建立社保信息系统，但往往局限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跨市跨省之间没有联系，这就无法对流动人员实现真正的社会保障。

建议国家从今年将发行的1500亿元国债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全国联网的社保信息系统建设，沿海发达省市可落实到乡镇甚至村，中西部落实到县。有了这样的网络，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的老百姓将真正受益。

三、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企业信用信息网络系统

这次人大，“诚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假冒伪劣和不讲信用已成为老百姓十分痛恨的现象，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使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信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这是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与上面的社保系统一样，如果不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记录，信息系统就很难达到上述目的。我国的金卡工程搞了多年，往往一个人手里有多张卡互不通用。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一般是上面一号召就开始干，缺乏顶层设计与规划，等下面建了一些互不相关的系统，再要求互连互通就很难了，又费时间又费钱。

这两年来，国外出现了一些实现异构信息平台互连互通的新标准、新技术，称为万维网服务(Web Service)。再往后发展，就会形成把全球联网计算机当成一台计算机用的虚拟网络计算环境，称为网格(Grid)。我国搞信息化，一定要面向这些新的标准，千万不能再建信息孤岛。

四、重视应用核心技术，发展软件产业

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时，要求“加强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这是科学的符合国情的提法。近两年大家都在担心信息产业“空心”化，强调研制开发CPU、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发展软件产业应防止走入另一个误区，即片面强调操作系统等系统软件核心技术，而把开发应用软件看成没有核心技术的简单劳动。实际上我国应重点强调发展“应用核心技术”，提高我国采用信息技术优化社会组织、优化生产资源配置的能力。市场上最值钱的占营业额比例最大的软件是行业关键应用软件，如银行、通信、石油、制造等领域的行业应用软件。这些软件的核心技术是高性能的算法。最近印度软件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主要目标不是操作系统而是占领邮电通信等领域的应用软件市场。我们在重视操作系统的同时，不能忘记更大的软件市场。中国发展软件短期内还做不到以出口拉动为主，必须靠启动内需拉动。建议从国家的1500亿国债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电子政务等信息化建设，通过启动内需来拉动软件产业。

五、重视标准，重视专利

进入WTO以后，进口许可证、高关税、进口替代补贴等手段已不符合通用的游戏规则。技术标准和专利已成为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主要武器。中国科学院目前主要从事基础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出技术标准，出专利，增强技术竞争力。科技部把2002年称为标准年、专利年。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在合适的地方强调技术标准和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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