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吐温 (Twain.M.)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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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冠纯美阅读外国卷·马克?吐温专集：威尼斯的小艇(经典彩绘本)试读：
序言
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他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幽默大师、小说家、演说家。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小品、散文、演讲自成一家，备受推崇，而长篇小说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以及中短篇小说如《竞选州长》、《百万英镑》等，更是闻名于世。威廉·福克纳称他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
1835年，马克·吐温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小乡村。12岁时，父亲去世，马克·吐温开始独立谋生，在印刷厂拜师做学徒。之后又先后做过排字工人、水手、领航员、士兵和记者，还经营过木材业、矿业和出版业……这些复杂的职业经历，为马克·吐温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也是他独特的文风所得以形成的坚实的生活基础。
马克·吐温早期的行文风格较为轻松、活泼。1865年，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卡县名蛙》在纽约《星期六邮报》上发表，使他一夜之间家喻户晓。1866年，他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来到欧洲、中东采访。回国后，他把采访见闻整理成书，名为《傻子国外旅行记》，颇受欢迎。
后期的作品中，马克·吐温加大了对现实的讽刺和批评的力度，对美国社会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的小市民，不择手段的政客，拜金主义者和道德堕落的统治者，都是马克·吐温嘲笑和抨击的对象。他的作品总是于幽默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悲剧性的笑声。同时，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又释放着他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的向往。马克·吐温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令后世瞻仰和传颂。
本书根据作者的创作风格把他的作品分为“快活人生”和“黑色幽默”两辑。“快活人生”一辑中，选取的是一些轻松诙谐的作品，如《卡县名蛙》、《为艾德带来好运的玩笑》，清新生动的叙述语言，令人读罢忍俊不禁。而“黑色幽默”一辑中的作品，则较为辛辣讽刺。本书还设置了导语和导读，使读者在欣赏马克·吐温的名作时，能够对其创作背景和写作特点，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直观的把握。
马克·吐温的译文有若干版本，经过审慎的比较和考虑，我们最终选择了叶冬心、张友松、赵良廷、高含菊及文楚安诸位先生的译文，在此，谨对各位先生所做的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如果说美国文学是一片浩瀚的星空，那么马克·吐温的作品一定是最璀璨的那颗明星。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枚望远镜，带领广大的青少年读者一睹幽默大师的风采，领略那份独特的诙谐与睿智。第一辑快活人生
马克·吐温被公认为美国的“幽默大师”。海伦·凯勒曾由衷地说出这样的话：“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
马克·吐温是以写轻松、夸张的幽默轶事走上文坛的。本辑收录的也是这一风格的作品。他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主题严肃，笔法幽默的特点；其口语化的叙述语言使得文字清新活泼，感染力极强。
例如《卡县名蛙》一文，作者借西蒙·威勒的口吻，把一个嗜赌成性，在赌场上耍小伎俩，最后反被他人暗算的男人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是否还在人间》也采用了类似的写作手法，在看似一本正经的叙写中，诙谐幽默的气氛呼之欲出。
马克·吐温曾说过：“幽默故事的效果取决于叙述方式。”而他的创作风格，真正使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斯文传统”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与成熟。马克·吐温也因此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威尼斯的小艇导读
1878年春至1879年夏，马克·吐温携全家前往欧洲旅行，这为他的写作，尤其是游记写作收集了很多材料。1880年3月，《国外旅游记》（也译作《海外流浪记》）出版。《威尼斯的小艇》便收录其中。
威尼斯小艇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名字——“贡多拉”。这种轻盈纤细、造形别致的小艇一直是居住在泻湖上的威尼斯人代步的工具。作者以威尼斯小艇为线索，带我们随舟同游，领略到了水城威尼斯的风土人情，别有一番情趣。
在这篇清新的小游记中，仅以作者的寥寥数笔，意大利名城威尼斯的概况，威尼斯小艇的构造特点，游客乘坐小艇时轻松惬意的感受，船夫娴熟得令乘客叹为观止的驾船技术，沿岸的居民对小艇的依赖，威尼斯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威尼斯的小艇给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增添的无限情趣，皆跃然纸上，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马克·吐温的作品，多以嬉笑怒骂的调侃和四两拨千斤的幽默讽刺见长。像《威尼斯的小艇》这样的清新游记并不多见。我们可以从短文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与家人共同旅行时的轻松惬意的心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推崇和赞颂。
威尼斯的小艇划起来就像蟒蛇一样洒脱自在。船身长二三十英尺，又窄又深，好像独木船；尖削的船头和船尾翘出水面，有如蛾眉月钩，只是弯度不怎么厉害罢了。
船头上装着个钢栉，外附战斧一柄，仿佛时时要将过往船只砍成两爿，只是从不下手。小艇浑身漆成黑色，因为在威尼斯全盛时代，小艇装点得太华丽了，元老院便下令禁止这类装饰，而且规定必须用朴素而庄严的黑漆来代替。如果实有其事的话，毫无疑问，阔绰的庶民在大运河上冒充贵族的样子未免太显著了，是应当泼些冷水。如今那项禁令既已失效，可见是尊重圣洁的历史和传统，才保持这阴森森款式的，那么就由它去吧。这是一种丧服的颜色，威尼斯在哭丧呢。小艇的船艄上铺着甲板，船夫就站在上面，他只使一把桨——桨叶当然很长，因为他简直站得笔直呢。小艇的右舷边突出一个木栓，高一英尺半，正面有两个小钩，或者说弯口，后面也有一个。船夫拿桨靠在木栓上当支点，常常在木栓前后调换方向，在上下弯口转移位置，船要怎么划，桨就怎么搁——他究竟怎能把桨嵌在那么小的凹口中，或者看风使舵，或者笔直前进，或者突然拐弯，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也是件趣味无穷的事。恐怕我对一路经过的那些刻花雕像的宫殿不大注意，注意的倒是船夫那手绝技吧。他往往像要撞上去似的擦过转角，或者间不容发地掠过其他小艇，吓得我就像人家的臂肘擦过四轮马车车轮时孩子说的那样，“缩起来”了。谁知他竟算得分毫不差，像素有训练的马车夫一样有恃无恐，在熙来攘往、百老汇般热闹的河上那些船只当中穿进穿出。他可从不出差错。
有时我们顺着大运河飞驶而去，刚刚来得及朝大门口瞥一眼，不料小艇又进了郊外的暗巷，四下一片寂静，霉迹斑斑点点，河水凝滞不动，杂草丛生，房屋荒废，毫无生气，我们不由肃然，落入沉思默想的意境。
那船夫虽然没穿缎子号衣，没戴羽冠，没裹绸子紧身衣，倒是活脱脱一个泼皮的写照。他气宇轩昂，和颜悦色，随机应变时一举一动都显得温文尔雅。他那条长长的独木船，还有他那漂亮的身影，巍然高居在船艄上，衬托着晚空，这幅情景活像一幅画，在外邦人看来煞是新颖，分外动人。
我们坐在软席车厢般的船舱里，舱里拉着窗帘，我们不是抽烟，就是看书，或者眺望舱外的过往船只、房屋、桥梁、行人，心里一团高兴。在国内，乘着四轮马车，颠颠簸簸地走在卵石路上，决不会这么痛快的。我们还是头一回晓得，天下有这么安闲而愉快的漫游呢。
可这真是件稀罕事，居然看到人家把船只当作自备马车使用，实在稀罕极了。我们看到生意人走到大门口，到商业区去办公，乘的不是街车，而是小艇。
我们看到出门拜客的小姐站在门口阳台上，呵呵笑着，跟主人吻别，挥着扇子，说：“改天来喔——嗳，一定来喔——你总是这么怕羞——妈妈快把你想死啦——我们已经搬进新房子，嘿，那地方才美哩！——到邮局、教堂、基督教青年会再方便不过了；我们还可以在后院子里那么有意思地钓钓鱼，开开心，举行游泳比赛——哦，你千万得来——路一点也不远，要是往南过圣马可大广场和奈何桥，穿过小巷，再往北，经过圣玛利亚·德·福拉瑞教堂，进大运河，那就没一点儿路了——嗳，一定来喔，莎莉·玛利亚——再见！”说着这小甜嘴就一跳一蹦地走下台阶，跳上小艇，悄悄说：“好讨厌的老东西，但愿她别来！”小艇一溜烟地拐了弯，顿时不见影踪。还有一位姑娘砰地关上大门，说：“唉，这场活罪总算熬过去了——可看来我总得去探望她了——好神气的讨厌鬼！”普天下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样。我们看到羞答答的小伙子，蓄着淡淡的胡子，长着浓浓的头发，笨头笨脑，全身打扮倒是雅而不俗，乘着小艇，到她父亲公馆门口，吩咐船夫戽出船里积水，等他回来，然后就怯生生地走上台阶，正巧在大门口碰到“老太爷”！只听得他打听新开张的英国银行在哪条街，仿佛他上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说着就跳进船，心惊胆战地溜走了！只见他偷偷拐个弯，又一直划来，哗的一声，拉开窗帘，目送老太爷乘的小艇渐渐消失，他那位苏珊就奔了出来，嘴里叽里呱啦，卿卿我我地吐出一连串意大利情活，陪他划进一片汪洋的大街，驶往丽奥都桥[1]去了。
我们看到太太小姐上街买东西，天下妇女买东西都是这个样，在一条条街上，一家家铺子里穿进穿出，还是不脱那副风习，只是在路旁等候她们一两个钟头的，不是自备马车，而是小艇。小艇等在外面，她们叫殷勤周到的年轻店员翻箱倒箧地搬出数不清的绫罗绸缎；结果只买了一包针，就乘上小艇去光顾其他商店大肆威虐了。她们总叫店里把货送回家，还是不脱那副风习。普天下的人几乎都是一个样；眼看一个威尼斯小姐到铺子里，买了一毛钱的蓝缎带，叫店里装在大货船上送回家，不由想起这真像我心爱的故乡中的情况。啊，在关山万里的异乡客地，就是这点儿人情味叫人感动得掉眼泪。
我们看到男女小孩随同保姆，乘着小艇去兜风。我们看到全家大小，个个举止沉着，穿着出客衣服，拿着经书和念珠，跨上小艇，摇船去做礼拜。在半夜里，我们看到戏馆散场，涌出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少年男女；我们听到船夫大叫小嚷，瞅见争先恐后的人群跳上小艇，不知多少只黑船顺着月光如洗的大街驶去；只见他们在各处分散，到了纵横交叉的小街，就此不见影踪；只听得远处飘来隐隐约约的嬉笑声和道别声；不久，这番稀奇的盛况看不见了，眼前只剩下静悄悄的一片粼粼河水——巍峨大厦——簇簇阴影——偷偷映进月光下的古怪的石像脸庞——阒无一人的桥梁——停泊不动的船只。所有一切全笼罩着那种神秘莫测的岑寂。那种偷偷摸摸的宁静，正好吻合这梦境般的威尼斯古城的气氛。陈良廷 译[1]丽奥都桥，威尼斯名胜之一，大运河上的一座大理石桥，建于1591年。卡县名蛙导读
1865年11月18日，纽约的《星期六邮报》刊登了马克·吐温的《卡县名蛙》，各处纷纷转载，马克·吐温开始在国内取得名声。1867年4月25日，马克·吐温的第一本书出版，名为《卡县名蛙和其他随笔》。
在这篇为马克·吐温带来声名的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爱打赌的人，他用看起来孱弱的驽马占他人便宜，还用会使咬后腿的绝招的小斗犬在赌场中取胜。但后来他在用跳蛙跟人打赌的时候，却被别人耍了个小小的计谋，以致输了这场赌注。
这篇短篇小说最初发表时，评论家说这个故事曾让“整个纽约顿时大笑”。小说的基本题材来自美国西部边疆，这些赌徒轶事原来仅在边疆流传，但经马克·吐温的加工后，“名蛙”故事迅速传遍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笑料。从此，年轻的马克·吐温“一举成名，成为闻名全美的幽默大师”。虽然《卡县名蛙》篇幅不长，但它在文学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美国边疆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我的一位朋友从东部来信，要我去拜访性情温和，但爱饶舌的西蒙·威勒，打听他的朋友列昂尼达斯·W.斯迈利的下落，我遵命前往。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结果如何，请听我一一道来。事后我怀疑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利是我朋友瞎编出来的，他根本就不认识此人。但他准是猜到：只要我向老威勒一打听，就会让他联想起那位声名狼藉的吉姆·斯迈利来，然后他就会把那些乏味的、又臭又长的、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把我烦死。要是我的这位朋友存心这么干，那他真是做对了。
我在破烂的矿区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小酒馆里找到了西蒙·威勒，他正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脑门，安详的脸上透着和气和朴实。他醒来，起身来向我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好友，名字叫列昂尼达斯·W.斯迈利——也就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利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矿区住过。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有关他的任何情况，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拿自己的椅子拦住我的去路，然后坐下来讲了一通下面所说的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说话时脸上不露一丝笑意，眉头一皱不皱，他的语调从第一句起就没有变过，始终平缓。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感人的认真和诚意，这分明是在告诉我，他一点都没觉得他的故事是荒唐可笑的，那些事在他看来可都是重要的，而且他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智谋超群。我听凭他一路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列昂尼达斯神父，嗯，列神父——嗯，从前这里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利的，那是1849年冬天——也许是1850年春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不是1849年就是1850年，因为他刚来矿区的时候，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天下最古怪的人，对任何事都喜欢打赌。只要能找到一个愿打赌的人，他就奉陪到底，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要是不愿赌黑，他就赌黑；别人不愿赌白，他就赌白。不管别人想怎么赌，他都陪着——无论如何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舒服了。尽管如此，他照样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随时找机会打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能打赌的，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赌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
若赌的是赛马，收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狗打架，他赌；猫打架，他也赌；鸡打架，他还是赌；嘿，要是有两只鸟停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矿区聚会他从未缺席，每次都拿沃尔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最好的；那倒是千真万确，他确实是个好人。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壳郎朝哪里开步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跟他赌，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利，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嘿，对他来说用什么打赌都一样——他什么都赌——那家伙很有意思。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得了重病，许久都不见好转，眼看着她就要不行了；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了，斯迈利站起来询问他太太的身体情况，牧师说，她好多了——多亏主的仁慈——看来有主保佑，她还会更好的；可斯迈利不假思索地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好不了。”
这个斯迈利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开玩笑地管它叫“一刻钟老马”，它跑得当然比这快一点儿——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虽然它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可等到临近终点时，它就抖起精神，拼了老命，撒欢跳跃；四只蹄子到处乱甩，时而腾空，时而踢到篱笆上，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擤鼻涕，闹哄哄的——赶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总是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让人能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钱不值，就配在那儿拴着，一副卑下、贼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注，它转眼就变了样；它的下巴颏往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像煤火一样放光。别的狗抓它、耍弄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爬到它的背上，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着没什么不自在的，好像它原本就没有别的盼头——押在另一边的赌注翻了倍再翻倍，一直到再没钱往上押了；这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咬得死死的——不啃，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直到那狗服输，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斯迈利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在一条没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因为那狗的后腿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好一阵子，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得鲁·杰克逊上去照着咬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立马就知道上当了，是叫别的狗给耍了。怎么说呢，它当时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试着把那一场赢下来；它被对方咬掉了一层皮。它朝斯迈利看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利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靠的就是咬后腿的嘛；后来，它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死了。这就是安得鲁·杰克逊，真是条好狗，它要是还活着，一定名声远扬，因为它坯子好，又聪明——我这么说是因为它还没机会去展示它的才能，以它的条件，在那种情况下，用那种方式打架，如果没有才能是不可能的。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一想起它的下场来，我就很难过。
唉，这个斯迈利呀，他还养过捉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以及诸如此类的小动物，不论你拿什么东西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了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练训练它；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待在后院里教那只蛤蟆蹦高。而他竟然把蛤蟆给训练出来了。只要他从后面点蛤蟆一下，你就看吧，那蛤蟆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着转——兴许会翻一个筋斗，要是起跳起得好的话，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爪朝下落地，就像一只猫。他还训练那蛤蟆逮苍蝇，坚持不断的苦练之后，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看得见，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利说蛤蟆很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看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好像觉得自己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尽管它这么有能耐，你还真找不到比它更谦逊、更爽快的蛤蟆了。只要是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比你见过的所有蛤蟆都跳得高一个身子。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好戏，这你当然明白。只要比这一项，斯迈利就一路把注押上去。斯迈利很为他的蛤蟆感到骄傲；就连那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利把那只蛤蟆放在一个小笼子里，时不时地带着它逛大街，设赌局。有一天，一个家伙——他是个外乡人——到矿区里来了，正碰上斯迈利提着蛤蟆笼子，就问：“你那笼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斯迈利冷着脸说：“它也许是个鹦鹉，也许是只雀儿；可它都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转过来转过去，细细地打量，说：“嗯——原来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吗？”“噢，”斯迈利不紧不慢地说，“它就有一件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说——在这卡拉维拉斯县，它比任何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拿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才还给斯迈利，慢吞吞地说：“是吗？我没看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能好到哪儿去。”“你也许看不出来，”斯迈利说，“对蛤蟆，你可能是内行，也可能是外行；也许是个养蛙老手，也许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不管怎么说，我有个想法，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拉维拉斯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家伙寻思了一会儿，有点儿为难地说道：“呃，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蛤蟆，一定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利说话了：“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替我把这笼子拿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家伙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利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了。
这家伙坐在那儿一边等着一边寻思，然后从笼子里把蛤蟆拿出来，扒开它的嘴，自己掏出一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火枪用的铁砂——一直灌到齐了蛤蟆的下巴颏——然后把蛤蟆放在地上。斯迈利呢，他上洼地的烂泥里头，找寻了好一阵，终于捉到一只蛤蟆。他把蛤蟆抓回来，交给那家伙说：“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摆着，把它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来发令。”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家伙从后边点那两只蛤蟆，那只新来的蛤蟆蹦得很有劲，可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这哪管事儿啊；它动不了，跟生了根一样，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就像抛了锚。斯迈利既震惊，又着急；当然啦，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家伙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看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利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把丹尼尔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真弄不明白这蛤蟆是怎么了——不知道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不轻。”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拎起来，说：“它至少有五磅重呢！”他将蛤蟆头朝下，蛤蟆吐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利才明白过来，他非常气愤，放下蛤蟆就去追那家伙，可再也追不上了。于是……（这时候，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来去看那人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还扭头对我说：“就在那儿坐着，客人，歇会儿——我转眼就回来。”
不过，我想，再往下听这位流浪汉吉姆·斯迈利的故事，也打听不到列昂尼达斯·W.斯迈利神父的情况啊，于是我拔腿就走。
在门口，我便碰到那个见面熟的威勒回来了，他执意要留我再谈下去，说：“哎，这个斯迈利有一头独眼龙母黄牛，尾巴没了，光剩个尾巴蹶子，像一根香蕉，而且——”“咳，让斯迈利和他倒霉的母牛见鬼去吧！”我小声地嘟哝着，然后和蔼地向这位老先生告辞了。高含菊 译他是否还在人间导读
1893年，马克·吐温创作了《他是否还在人间》。五年之后，马克·吐温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同名剧本。
故事说的是法国有个叫米勒的颇有才华却名不见经传的画家，他和另外三个画家空怀一身技艺，却穷困潦倒。两年后，他们已经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大家决定对米勒进行包装和炒作。他们对周围的人大肆吹捧米勒，在报纸上宣传米勒，同时在各种场合暗示米勒的健康状况不佳。这一招很奏效，米勒迅速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作品价钱猛涨。米勒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不停地画，另外三个画家借他快死的消息鼓吹他的画，三个月后，他们赚了69000法郎。随即，米勒和同伴们宣布了米勒的死讯，并举办了他的葬礼。在米勒“死”后，他的作品卖价惊人，并被大家追捧成了大师。
马克·吐温在讲这个荒诞的故事时，用了安徒生童话做引子：一个小男孩养了一只小鸟，小鸟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关注它，它死了，孩子们反倒给它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米勒被自己和同伴设计了一场“死”的把戏，总算让他的作品受到了尊重。
马克·吐温用他一贯辛辣的笔调，把资产阶级的虚荣、附庸风雅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1892年3月间，我在里维耶拉区的门多涅[1]游玩。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你可以单独享受几英里外的蒙特卡罗和尼斯[2]所能和大家共同享受的一切好处。这就是说，那儿有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闪耀的、蔚蓝的海，而没有煞风景的喧嚣、扰攘，以及奇装异服和浮华的炫耀。门多涅是个清静、纯朴、安闲而不讲究排场的地方；阔人和浮华的人物都不到那儿去。我是说，一般而论，阔人是不到那儿去的。偶尔也会有阔人来，我不久就结识了其中的一位。我姑且把他叫做史密斯吧——这多少是有些替他保守秘密的意思。有一天，在英格兰旅馆里，我们用第二道早餐的时候，他忽然大声喊道：“快点！你注意看门里出去的那个人，你仔细看清楚。”“为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吗？”“知道。你还没有来，他就在这儿住过好几天了。听说他是里昂一个很阔的绸缎厂老板，现在年老不干了。我看他简直是孤单得很，因为他老是显得那么苦闷的样子，无精打采，从不跟谁谈谈话。他的名字叫席奥斐尔·麦格南。”
我以为这下子史密斯会继续说下去，把他对这位麦格南先生所表示的绝大兴趣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反而转入沉思，几分钟之后，显然把我和其他一切都完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时而伸手搔一搔他那轻柔的白发，以便有助他思考，早餐冷掉他也不管。后来他才说：“哎，忘了。我怎么也想不起了。”“想不起什么事呀？”“我说的是安徒生的一篇很妙的小故事。可是我把它忘了。这故事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有个小孩，他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鸟，他很爱它，可是又不知道当心招呼它。这鸟儿唱出歌来，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后来这个小把戏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鸟儿死了。小孩过来一看，简直伤心得要命，懊悔莫及；他只好含着伤心的眼泪，唉声叹气地把他的耍伴们叫来，大家怀着极深切的悲恸，给这小鸟儿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可是这些小家伙可不知道，不光是孩子们才做这样的事情：先让会唱歌的鸟儿们[3]饿死，然后花许多钱给他们办丧事和立纪念碑，这些钱如果花在他们生前，那是足够养活他们的，还可以让他们过舒服日子哩。那么……”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又碰到史密斯，他邀我上楼去，到他的会客室里陪他抽烟，喝热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房间是个很惬意的地方，里面摆着舒适的椅子，装着喜气洋洋的灯，壁炉里和善可亲的火燃烧着干硬的橄榄木柴。再加上外面那低沉的海涛澎湃声，更使这里的一切达到了美满的境界。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谈了许多随意的、称心的闲话之后，史密斯说：“现在我们喝得兴致很够了——我正好趁此讲一个稀奇的故事，你听我讲。这事情是个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秘密只有我和另外三个人知道；现在我可要拆穿这个西洋镜了。你现在兴致好吗？”“好极了。你往下说吧。”
下面就是他说给我听的故事：“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实在是个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漫游，到处写生，不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干着一样的事情。我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儿一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克劳德·弗雷尔和卡尔·包兰日尔——这就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真是两个可爱的小伙子，太可爱了，老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在和贫穷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劲的。“后来我们在布勒敦的一个乡村里，简直穷得走投无路。碰巧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穷的画家把我们收留下来了，这下子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法朗斯瓦·米勒[4]——”“怎么！就是那伟大的法朗斯瓦·米勒吗？”“伟大？那时候他也并不见得比我们伟大到哪儿去哩。就连在他自己那个村子里，他也没有什么名气。他简直穷得不像话，除了萝卜，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吃的，并且有时连萝卜也接不上气。我们四个人成了忠实可靠、互相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分难舍。我们在一起拼命地画呀画的，作品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可就是很难卖掉一件。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痛快极了；可是，也实在可怜！我们有时候简直是活受罪！“我们就像这样熬过了两年多点时光。最后有一天，克劳德说：“‘伙计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们明白不明白？——十足地山穷水尽。谁都不干了[5]——简直是大家联合起来跟我们过不去哩。我都跑遍了整个村子，结果就是我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肯再赊给我们一分钱的东西了，非叫我们先还清旧账不可。’“这可真叫我们垂头丧气。每个人都满脸发白，一副狼狈相。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己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做声。最后米勒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一筹莫展。伙计们，想个办法吧。’“没有回答，除非凄惨的沉默也可以叫做回答。卡尔站起来，神经紧张地来回走了一阵，然后说道：“‘真是丢人！你看这些画：一堆一堆的，都是些好画，比得上欧洲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不管他是谁。是呀，并且还有许多闲逛的陌生人都是这么说——反正意思总差不多是这样。’“‘可就是不买。’米勒说。“‘那倒没关系，反正他们这么说了；而且这是真话。就看你那幅《晚祷》[6]吧！难道会有人跟我说……’“‘别提了，卡尔——我那幅《晚祷》吗！有人出过五法郎要买它。’“‘什么时候？’“‘谁出这价钱？’“‘他在哪儿？’“‘你怎么不答应他？’“‘得了——大伙儿别这么一齐说话呀。我以为他会多出几个钱——我觉得很有把握——看他那神气是要多出的——所以我就讨价八法郎。’“‘得——那么后来呢？’“‘他说他再来找我。’“‘真是糟糕透顶！哎，法朗斯瓦——’“‘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该那样，我简直是个大傻瓜。伙计们，我本意是很好的，你们也会承认这一点，我……’“‘嘻，那还用说，我们也明白，老天爷保佑你这好心肠的人吧；可是下次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傻呀。’“‘我？我但愿有人拿一棵大白菜来跟我们换就好了——你瞧着吧！’“‘大白菜吗！啊，别提这个——提起来真叫我淌口水。说点儿别的不那么叫人难受的事情吧。’“‘伙计们，’卡尔说，‘难道这些画没有价值吗？你们说呀。’“‘谁说没价值！’“‘难道不是有很大很高的价值吗？你们说吧。’“‘是呀。’“‘价值确实是大得很、高得很，如果能给它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作者，那一定能卖到了不得的价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怀疑你这个说法。’“‘可是——我并不是开玩笑——究竟我这话对不对呀？’“‘噢，那当然是不错的——我们也并不是在开玩笑。可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想这么办，伙计们——我们就给这些画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画家的名字！’“活跃的谈话停止了。大家怀疑地转过脸来望着卡尔。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上哪儿去借一个鼎鼎大名的画家的名字呢？叫谁去借呢？“卡尔坐下来，说道：“‘现在我要一本正经地提出一个办法来。我认为我们要想不进游民收容所，就唯有走这条路，并且我还相信这是个十分有把握的办法。我这个意见是以人类历史上各色各样的、大家早已公认的事实为根据的，我相信我这个计划一定能使我们大伙儿都发财。’“‘发财！你简直是发神经。’“‘不，我可没发神经。’“‘哼，还说没有！——你明明是发神经了。你说怎么叫做发财？’“‘每人十万法郎吧。’“‘他的确是害精神病，我早就知道了。’“‘是呀，他是有精神病。卡尔，实在也是你穷得太难受了，所以就……’“‘卡尔，你应该吃个药丸，马上到床上去躺着。’“‘先拿绷带给他捆上吧——捆上他的头，然后……’“‘不对，捆上他的脚跟才行；这几个星期，他的脑子老在往脚底下坠，直想开小差哩——我已经看出来了。’“‘住嘴！’米勒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说，‘且让这孩子把他的话说完嘛。那么，好吧——卡尔，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究竟是怎么个妙计？’“‘好吧，那么，我先来个开场白，请你们注意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许多艺术家的才华都是一直到他们饿死了之后才被人赏识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我简直敢于根据它来创出一条定律。这条定律就是：每个无名的、没人理会的艺术家在他死后总会被人赏识，而且一定要等他死后才行，那时候他的画也就身价百倍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抽签——几个人当中有一个要死去才行。’“他说得满不在乎，也完全出人意料，所以我们几乎忘记惊跳起来。随后，大家又大声叫嚷，纷纷提出办法——治病的办法——帮卡尔治他的脑子；可是他耐心地等着大家这一场穷开心平静下来，然后才继续说他的计划：“‘是呀，我们反正得死一个人，为的是救其余的几个——也救他自己。我们可以抽签。抽中的一个就会一举成名，我们大家都会发财。好好儿听着嘛，喂——好好儿听着嘛；别插嘴——我敢说我并不是在这儿胡说八道。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在今后这三个月里，被选定要死的那一位就拼命地画，尽量积存画稿——并不要正式的画，不用！只要画些写生的草稿就行，随便弄些习作，没有画完的习作，随便勾几笔的习作也行，每张上面用彩色画笔涂它几下——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总是他画的，要题上作者的名字；每天画它五十来张，每张上面都叫它带上点儿特点或是派头，让人容易看出是他的作品……你们都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最能卖钱。在这位伟大画家去世之后，大家就会出大得叫人不相信的价钱来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搜购这些杰作；我们就准备一大堆这样的作品——一大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其余的人就要忙着给这位将死的画家拼命鼓吹，并且在巴黎和在那些商人身上下一番工夫——这是给那桩未来的事件做的准备工夫，知道吧；等到一切都布置就绪，趁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突然宣布画家的死讯，举行一个热闹的葬礼。你们明白这个主意吗？’“‘不——大明白；至少是还不十分……’“‘还不十分明白？这还不懂？那个人并不要真的死去；他只要改名换姓，销声匿迹就行了；我们弄个假人一埋，大家假装哭一场，叫全世界的人也陪着哭吧。我……’“可是大家根本没有让他把话说完。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欢呼，连声称妙；大家都跳起来，在屋子里蹦来蹦去，彼此互相拥抱，欢天喜地地表示感激和愉快。我们把这个伟大的计划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简直连肚子都不觉得饿了。最后，一切详细办法都安排得很满意了的时候，照我们的说法，我们就举行抽签，结果选定了米勒——选定他死。于是我们大家把那些非到最后关头舍不得拿出来的小东西——作纪念的小装饰品之类——凑到一起，这些东西，只有一个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才肯拿来作赌注，企图一本万利地发个财。我们把它们当掉，当来的钱勉强够我们省俭地吃一顿告别的晚餐和早餐，只留下了几个法郎作出门的用度，还给米勒买了一些萝卜之类的东西，够他吃几天的。“第二天一清早，我们三个人刚吃完早饭就分途出发——当然是靠两条腿啰。每人都带着十几张米勒的小画，打算把它们卖掉。卡尔朝着巴黎那边走，他要到那儿去开始下一番工夫，替米勒把名声鼓吹起来，好给后来的那个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克劳德和我决定各走一条路，都到法国各地乱跑一场。“这以后，我们的遭遇之顺利和痛快，真要叫你听了大吃一惊。我走了两天，才开始干起来。我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外开始给一座别墅写生——因为我看见别墅的主人站在楼上的阳台上。于是他下来看我画——我也料到了他会来。我画得很快，故意吸引他的兴趣。他偶尔不由自主地说一两句称赞的话，后来就越说越带劲了，他简直说我是一位大画家！“我把画笔搁下，伸手到皮包里取出一张米勒的作品来，指着角上的签名，怪得意地说：“‘我想你当然认识这个啰？嗨，他就是我的老师！所以我是应该懂得这一行的！’“这位先生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显得局促不安，没有做声。我很惋惜地说：“‘你想必不是说连法朗斯瓦·米勒的签名都认不出来吧！’“他当然是不认得那个签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处在那样窘的境地，居然让我这么轻轻放过，他是感激不尽的。他说：“‘怎么会认不出来！嗨，的确是米勒的嘛，一点也不错！我刚才也不知想什么来着。现在我当然认出来了。’“随后他就要买这张画；可是我说我虽然不怎么有钱，可也并没有穷到那个地步。不过后来我还是让他拿八百法郎买去了。”“八百法郎！”“是呀。米勒本来是情愿拿它换一块猪排的。不错，我用那张小东西就换来了八百法郎。现在假如能花八万法郎把它买回来，我那真是求之不得。可是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我给那位先生的房子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本想作价十法郎卖给他，可是因为我是那么一位大画家的学生，这么贱卖又不大像话，所以我就把这张画卖了一百法郎。我马上从那个城里把八百法郎汇给米勒，第二天又往别处出发。“可是我不用再走路了——不用。我骑马。从此以后，我一直都是骑马的。我每天只卖一张画，决不打算卖两张。我老是对买主说：“‘我把米勒的画卖掉，根本就是个大傻瓜，因为这位画家恐怕不能再活上三个月了，他死了之后，那就随你出天大的价钱也别想买到他的画了。’“我想方设法把这个消息尽量传播出去，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好叫大家重视后来那场大事。“我们卖画的计划是应该归功于我的——那是我出的主意。我们那天晚上商量我们的宣传运动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办法，三个人都同意先好好地试一试，决不轻易放弃这个主意，另试其他办法。结果我们三个人都干得很成功。我只走了两天路，克劳德也走了两天——我们俩都不愿意叫米勒在离家太近的地方出名，怕露马脚——可是卡尔只走了半天，这个精灵鬼，没良心的坏蛋！从那以后，他到各处旅行的派头简直就像个公爵一样。“我们随时和各地的地方报纸记者搭上关系，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但是我们所发表的新闻并不是宣布发现了一位新画家，而是故意装成人人都知道法朗斯瓦·米勒的口气；我们根本不提称赞他的话，光是简单报道一点关于这位‘名家’的近况的消息——有时候说他病况好转，有时又说没有希望，不过老是含着凶多吉少的意味。我们每次都把这类消息圈出来，寄给那些买过画的人。“卡尔不久就到了巴黎，他干脆就派头十足地干起来了。他结交了各报通讯记者，把米勒的情况报道到英国和整个欧洲去，连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在报道米勒了。“六个星期之后，我们三个在巴黎会了面，决定停止宣传，也不再写信叫米勒寄画来了。这时候他已经轰动一时，一切都成熟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趁这时候马上下手，以免错过机会。于是我们就写信给米勒，叫他到床上躺下，赶快饿瘦一点，因为我们希望他在十天之内‘死去’，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计算了一下。成绩很不错，三个人一共卖了八十五张画和习作，得了六万九千法郎。最后一张画是卡尔卖出去的，价钱卖得最大。《晚祷》他卖了两千二百法郎。我们把他夸奖得好凶呀——可没想到后来会有一天，整个法国都抢着要把这张画据为己有，居然会有一位无名人士花了五十五万法郎的现款把它抢购去了。“那天晚上我们预备了香槟酒，举行了庆祝胜利结束的晚餐。第二天克劳德和我就收拾行李，回去招呼米勒度过他临终的几天，一面谢绝那些探听消息的闲人，同时每天发出病况报告，寄到巴黎给卡尔拿去在几大洲的报上发表，把消息报道给全世界关怀他的人。最后终于宣布了噩耗，卡尔也及时赶回来帮忙料理最后的葬礼。“你想必还记得吧，那次的出殡真是盛况空前，轰动全球，新旧世界[7]的上流人物都来参加了，大家都表示哀悼。我们四个——还是那么难分难舍的——抬着棺材，不让别人帮忙。我们这么做是很对的，因为棺材里根本就只装着一个蜡做的假人。如果让别人去抬，重量就成问题，难免要露马脚。是的，我们当初曾经相亲相爱地在一起共过患难的四个老朋友抬着棺……”“哪四个人？”“我们四个嘛——米勒也帮忙抬着他自己的棺材哩。不用说，是化装的。化装成一位亲戚——一位远房的亲戚。”“妙不可言！”“我可是说的真话，那还不是一样嘛。啊，你还记得他的画卖价怎么往上涨吧。钱吗？我们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现在巴黎还有一个人收藏着七十张米勒的画。他给了我们二百万法郎买去的。至于我们当初在路上那六个星期里米勒赶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写生和习作呢，哈，你听听我们现在卖的价钱简直会大吃一惊——并且那还得我们愿意卖的时候才行！”“这真是个稀奇的故事，简直稀奇透了！”“是呀——可以那么说。”“米勒后来究竟怎么样呢？”“你能保守秘密吗？”“可以。”“你记得今天在餐厅里我叫你注意看的那个人吗？那就是法朗斯瓦·米勒。”“我的天哪，原来——”“如此！是呀，总算这一次他们没有把一个天才饿死，然后把他应得的报酬装到别人的荷包里去。这一只能唱的鸟儿可没有白唱一阵，没有人听，只落得死了之后的一场无谓的盛大葬礼。我们原来是等着遭这种命运的哩。”张友松 译[1]里维耶拉区，是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滨的休养和游览地区；门多涅，是那里的休养胜地之一。[2]蒙特卡罗，是摩纳哥的著名赌城；尼斯，是里维耶拉区的另一个休闲地点。[3]作者借此影射当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4]法朗斯瓦·米勒（1814—1875），法国名画家，长于描绘农村生活。[5]意思是，谁都不肯赊账。[6]《晚祷》是米勒的名画之一。[7]当时西方的所谓新世界是指美洲，旧世界是指欧亚等洲。百万英镑导读《百万英镑》是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1893年，广为读者熟知。它讲述了一个人性在金钱面前慢慢暴露出有趣而丑恶的真相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诚实的小人物，在美国旧金山当小办事员。他出海游玩的时候迷失了方向，幸好获救来到了伦敦，不过他身无分文。就在他绝望之时，有一对富有的兄弟闲来无事，拿小办事员打赌。他们送给他一张一百万英镑的支票，赌他是否可以在三十天内利用这张支票活下去。小办事员在没有把百万英镑的支票兑现的情况下，不仅利用这张支票活了下来，还发了一笔横财，获得了一位小姐的芳心。
小说通过小办事员手持百万英镑支票时遇到的种种荒唐而有趣的经历，讲述了金钱在各种身份和地位的人的面前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作用。作者以略带夸张的艺术手法勾勒了不同人物在“百万英镑”面前的种种反应，幽默滑稽，趣味横生，就如同一幅世态讽刺画，揭露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
根据这篇小说，好莱坞于1953年改编并拍摄了同名电影，由好莱坞传奇影星格里高利·派克主演。
我二十七岁那年，在旧金山一个矿业经纪人那里当办事员，对证券交易的详情颇为精通。当时我在社会上是孤零零的，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清白的名声而外，别无依靠；但是这些长处就使我站稳了脚跟，并有可能走上幸运的路，所以我对于前途是很满意的。
每逢星期六午饭之后，我的时间就归自己支配了，我照例在海湾里把时光消磨在游艇上。有一天我冒失地把船驶出海湾，一直漂到大海里去了。傍晚，我几乎是绝望了的时候，有一艘开往伦敦的双桅帆船把我救了起来。那是远程的航行，而且风浪很大，他们叫我当了一个普通的水手，以工作代替船费。我在伦敦登岸的时候，衣服褴褛肮脏，口袋里只剩了一块钱。这点钱只供了我二十四小时的食宿。那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我既没有东西吃，也无处容身。
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我饿着肚子、狼狈不堪，正在波特兰路拖着脚步走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小孩子由保姆牵着走过，把一只美味的大梨扔到了排水沟里——只咬过一口。不消说，我站住了，用贪婪的眼睛盯住那泥污的宝贝。我嘴里垂涎欲滴，肚子也渴望着它，全副生命都在乞求它。可是我每次刚一动手想去拿它，老是有过路人的眼睛看出了我的企图，当然我就只好再把身子站直，显出若无其事的神气，假装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那只梨。这种情形老是一遍又一遍地发生，我始终无法把那只梨拿到手。后来我简直弄得无可奈何，正想不顾一切体面，硬着头皮去拿它的时候，忽然我背后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位先生从那里面喊道：“请进来吧。”
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仆人让我进去了，他把我引到一个豪华的房间里，那儿坐着两位年长的绅士。他们把仆人打发出去，叫我坐下。他们刚吃完早饭，我一见那些残汤剩菜，几乎不能自制。我在那些食物面前，简直难于保持理智，可是人家并没有叫我尝一尝，我也就只好尽力忍住那股馋劲儿了。
在那以前不久，发生了一桩事情，但是我对这回事一点也不知道，过了许多日子以后才明白；现在我就要把一切经过告诉你。那两弟兄在前两天发生过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辩，最后双方同意用打赌的方式来了结，那是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你也许还记得，英格兰银行有一次为了与某国办理一项公家交易之类的特殊用途，发行过两张巨额钞票，每张一百万镑。不知什么原因，只有一张用掉和注销了，其余一张始终保存在银行的金库里。这兄弟两人在闲谈中忽然想到，如果有一个非常诚实和聪明的外方人漂泊到伦敦，毫无亲友，手头除了那张一百万镑的钞票而外，一个钱也没有，而且又无法证明他自己是这张钞票的主人，那么他的命运会是怎样。哥哥说他会饿死；弟弟说他不会。哥哥说他不能把它拿到银行或是其他任何地方去使用，因为他马上就会当场被捕。于是他们继续争辩下去，后来弟弟说他愿意拿两万镑打赌，认定那个人无论如何可以靠那一百万生活三十天，而且还不会进牢狱。哥哥同意打赌。弟弟就到银行里去，把那张钞票买了回来。你看，那是十足的英国人的作风，浑身都是胆量。然后他口授了一封信，由他的一个书记用漂亮的正楷字写出来；于是那弟兄俩就在窗口坐了一整天，守候着一个适当的人出现，好把这封信给他。
他们看见许多诚实的面孔经过，可是都不够聪明；还有许多虽然聪明，却又不够诚实；另外还有许多面孔，两样都合格，可是面孔的主人又不够穷，再不然就是虽然够穷的，却又不是外方人。反正总有一种缺点，直到我走过来才解决了问题；他们都认为我是完全合格的，因此一致选定了我，于是我就在那儿等待着，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叫了进去。他们开始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探询关于我本身的事情，不久他们就知道了我的经历。最后他们告诉我说，我正合乎他们的目的。我说我由衷地高兴，并且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之中有一位交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我可以在信里找到说明，我正待打开来看，他却说不行；叫我拿回住所去，仔细看看，千万不要马马虎虎，也不要性急。我简直莫名其妙，很想再往下谈一谈这桩事情，可是他们却不干；于是我只得告辞，心里颇觉受了委屈和侮辱，因为他们分明是在干一桩什么恶作剧的事情，故意拿我来当笑料，而我却不得不容忍着，因为我在当时的处境中，是不能对有钱有势的人们的侮辱表示怨恨的。
现在我本想去拾起那只梨来，当着大家的面把它吃掉，可是梨已经不在了；因此我为了这桩倒霉的事情失去了那份食物。一想到这点，我对那两个人自然更没有好感。我刚一走到看不见那所房子的地方，就把那只信封打开，看见里面居然装着钱！说老实话，我对那两个人的印象马上就改变了！我片刻也没有耽误，把信和钞票往背心口袋里一塞，立即飞跑到最近的一个廉价饭店里去。嗐，我是怎么个吃法呀！最后我吃得再也装不下去的时候，就把钞票拿出来，摊开望了一眼，我几乎晕倒了。五百万元[1]！嗐，这一下子可叫我的脑子直打转。
我在那儿坐着发愣，望着那张钞票直眨眼，大约足有一分钟，才清醒过来。然后我首先发现的是饭店老板，他的眼睛望着钞票，也给吓呆了。他以全副身心贯注着，羡慕不已，可是看他那样子，好像是手脚都不能动弹似的。我马上计上心来，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合理办法。我把那张钞票伸到他面前，满不在乎地说道：“请你找钱吧。”
这下子他才恢复了常态，百般告饶，说他无法换开这张钞票；我拼命塞过去，他却连碰也不敢碰它一下。他很愿意看看它，把它一直看下去，好像是无论看多久也不过瘾似的，可是却避开它，不敢碰它一下，就像是这张钞票神圣不可侵犯，可怜的凡人连摸也不能摸一摸似的。我说：“这叫你不大方便，真是抱歉；可是我非请你想个办法不可。请你换一下吧；另外我一个钱也没有了。”
可是他说那毫无关系，他很愿意把这笔微不足道的饭钱记在账上，下次再说。我说可能很久不再到他这带地方来；他又说那也没有关系，他尽可以等，而且只要我高兴，无论要吃什么东西，尽管随时来吃，继续赊账，无论多久都行。他说他相信自己不至于光只因为我的性格诙谐，在服装上有意和大家开开玩笑，就不敢信任我这样一位阔佬。这时候另外一位顾客进来了，老板暗示我把那个怪物藏起来，然后一路鞠躬地把我送到门口。我马上往那所房子那边跑，去找那两弟兄，为的是要纠正刚才弄出来的错误，并叫他们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以免警察找到我，把我抓起来。我颇有些神经紧张。事实上，我心里极其害怕，虽然这事情当然完全不能归咎于我；可是我很了解人们的脾气，知道他们发现自己把一张一百万镑的钞票当成一镑的给了一个流浪汉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他大发雷霆，而不是按理所当然的那样，去怪自己的眼睛近视。我走近那所房子的时候，我的紧张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因为那儿毫无动静，使我觉得那个错误一定还没有被发觉。我按了门铃，还是原先那个仆人出来了。我说要见那两位先生。“他们出门了。”这句回答说得高傲而冷淡，正是他这一类角色的口吻。“出门了？上哪儿去了？”“旅行去了。”“可是上什么地方呢？”“到大陆上去了吧，我想是。”“到大陆上去了？”“是呀，先生。”“走哪一边——走哪一条路？”“那我可说不清，先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过一个月，他们说。”“一个月！啊，这可糟糕！请你帮我稍微想点儿办法，我好给他们写个信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哩。”“我实在没有办法可想。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先生。”“那么我一定要见见他们家里一个什么人才行。”“家里人也都走了；出门好几个月了——我想是到埃及和印度去了吧。”“伙计，出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哩。不等天黑他们就会回来的。请你告诉他们一声好吗？就说我到这儿来过，而且还要接连再来找他们几次，直到把那个错误纠正过来；你要他们不必着急。”“他们要是回来，我一定告诉他们，可是我估计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他们说你在一个钟头之内会到这儿来打听什么事情，叫我务必告诉你，一切不成问题，他们会准时回来等你。”
于是我只好打消原意，离开那儿。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呀！我简直要发疯了。他们会“准时”回来。那是什么意思？啊，也许那封信会说明一切吧，我简直把它忘了；于是我把信拿出来看。信上是这样说的：
你是个聪明和诚实的人，这可以从你的面貌上看得出的。我们猜想你很穷，而且是个异乡人。信里装着一笔款。这是借给你的，期限是三十天，不要利息。期满时到这里来交代。我拿你打了个赌。如果我赢了，你可以在我的委任权之内获得任何职务——这是说，凡是你能够证明自己确实熟悉和胜任的职务，无论什么都可以。
没有签名，没有地址，没有日期。
好家伙，这下子可惹上麻烦了！你现在是知道了这以前的原委的，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对我简直是个深不可测的、一团漆黑的谜。我丝毫不明白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有意害我，还是好心帮忙。于是我到公园里去，坐下来想把这个谜猜透，并且考虑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过了一个钟头，我的推理终于形成了下面这样一个判断。
也许那两个人对我怀着好意，也许他们怀着恶意；那是无法断定的——随它去吧。他们是耍了一个花招，或者玩了一个诡计，或是做了一个实验，反正总是这么回事；内容究竟怎样，无从判断——随它去吧。他们拿我打了一个赌；究竟是怎么赌的，无法猜透——也随它去吧。不能断定的部分就是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其余部分却是明显的、不成问题的，可以算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要求英格兰银行把这张钞票存入它主人的账上，他们是会照办的，因为他们认识他，虽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们会问我是怎么把它弄到手的，我要是照实告诉他们，他们自然会把我送入游民收容所，如果我撒一下谎，他们就会把我关到牢里去。假如我打算拿这张钞票到任何地方去存入银行，或是拿它去抵押借款，那也会引起同样的结果。所以无论我是否情愿，我不得不随时随地把这个绝大的负担带在身边，直到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它对我是毫无用处的，就像一把灰那么无用，然而我必须把它好好保管起来，仔细看守着，一面行乞度日。即令我打算把它白送给别人，那也送不掉，因为无论是老实的公民或是拦路行劫的强盗都决不肯接受它，或是跟它打什么交道。那两兄弟是安全的。即令我把钞票丢掉了，或是把它烧了，他们还是安然无事，因为他们可以叫银行止兑，银行就会让他们恢复主权；可是同时我却不得不受一个月的活罪，既无工资，又无利益——除非我帮人家赢得那场赌博（不管赌的是什么），获得人家答应给我的那个职位。我当然是愿意得到那个职位的，像他们那种人，在他们的委任权之内的职务是很值得一干的。
于是我就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个职位。我的愿望开始飞腾起来。无疑的，薪金一定很多。过一个月就要开始，以后我就万事如意了。因此顷刻之间，我就觉得兴高采烈。这时候我又在街上溜达了。一眼看到一家服装店，我起了一阵强烈的欲望，很想扔掉这身褴褛的衣着，给自己重新穿得像个样子。我买得起新衣服吗？不行，我除了那一百万镑而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我只好强迫自己走开。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又溜回来了，那种诱惑无情地折磨着我。在那一场激烈的斗争之中，我一定是已经在那家服装店门口来回走了五六次。最后我还是屈服了，我不得不如此。我问他们有没有做得不合身的衣服，被顾客拒绝接受的。我所问的那个人一声不响，只向另外一个人点点头。我向他所指的那个人走过去，他也是一声不响，只点点头把我交代给另外一个人。我向那个人走过去，他说：“马上就来。”
我等候着，一直等他把手头的事办完，然后他才领着我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去，取下一堆人家不肯要的衣服，选了一套最蹩脚的给我。我把它穿上，衣服并不合身，而且一点也不好看，但它是新的，我很想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丝毫没有挑剔，只是颇为胆怯地说道：“请你们通融通融，让我过几天再来付钱吧。我身边没有带着零钱哩。”
那个家伙摆出一副非常刻薄的嘴脸，说道：“啊，是吗？哼，当然我也料到了你没有带零钱。我看像你这样的阔人是只会带大票子的。”
这可叫我冒火了，于是我就说：“朋友，你对一个陌生人可别单凭他的穿着来判断他的身份吧。这套衣服的钱我完全出得起，我不过是不愿意叫你们为难，怕你们换不开一张大钞票罢了。”
他一听这些话，态度稍微改了一点，但是他仍旧有点摆着架子回答我：“我并不见得有多少恶意，可是你要开口教训人的话，那我倒要告诉你，像你这样凭空武断，认为我们换不开你身边可能带着的什么大钞票，那未免是瞎操心。恰恰相反，我们换得开！”
我把那张钞票交给他，说道：“啊，那好极了。我向你道歉。”
他微笑着接了过去，那种笑容是遍布满脸的，里面还有褶纹，还有皱纹，还有螺旋纹，就像你往池塘里抛了一块砖那样；然后当他向那张钞票瞟了一眼的时候，这个笑容就马上牢牢地凝结起来了，变得毫无光彩，恰像你所看到的维苏威火山边那些小块平地上凝固起来的波状的、满是蛆虫似的一片一片的熔岩一般。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笑容陷入这样的窘况，而且持续不变。那个角色拿着钞票站在那儿，老是那副神气，老板赶紧跑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兴致勃勃地说道：“喂，怎么回事？出了什么岔子吗？还缺什么？”
我说：“什么岔子也没有。我在等他找钱。”“好吧，好吧。托德，快把钱找给他，快把钱找给他。”
托德回嘴说：“把钱找给他！说说倒容易哩，先生，可是请你自己看看这张钞票吧。”
老板望了一眼，吹了一声轻快的口哨，然后一下子钻进那一堆被顾客拒绝接受的衣服里，把它来回翻动，同时一直很兴奋地说着话，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把那么一套不像样子的衣服卖给一位脾气特别的百万富翁！托德简直是个傻瓜——天生的傻瓜，老是干出这类事情。把每一个大阔佬都从这儿撵跑了，因为他分不清一位百万富翁和一个流浪汉，而且老是没有这个眼光。啊，我要找的那一套在这儿哩。请您把您身上那些东西脱下来吧，先生，把它丢到火里去吧。请您赏脸把这件衬衫穿上，还有这套衣服。正合适，好极了——又素净，又讲究，又雅致，简直就像个公爵穿得那么考究。这是一位外国的亲王定做的——您也许认识他哩，先生，就是哈利法克斯公国的亲王殿下；因为他母亲病得快死了，他就只好把这套衣服放在我们这儿，另外做了一套丧服——可是后来他母亲并没有死。不过那都没问题，我们不能叫一切事情老照我们……我是说，老照它们……哈！裤子没有毛病，非常合您的身，先生，真是妙不可言；再穿上背心，啊哈，又很合适！再穿上上衣——我的天！您瞧吧！真是十全十美——全身都好！我一辈子还没有缝过这么得意的衣服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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