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二卷 秦汉魏晋南北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卜宪群,杨振红,孙晓,赵凯,梁满仓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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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二卷 秦汉魏晋南北朝试读：

文前彩插

让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并撰稿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即将正式出版。这是我院向社会推出的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历史知识的力作，也是我院史学工作者与全国史学、文博工作者贴近大众，共同合作，将史学研究成果以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介绍给社会的有益尝试。这里我以《中国通史》的创作与出版为契机，就史学研究应当如何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一

史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品格。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在记录、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但究其本质来说是以资政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因此，在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传统史学因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吸收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华，但在历史观上与传统史学历史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承认杰出历史人物历史贡献的同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准。历史观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决定了研究的目的不同。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秉持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而且开辟了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深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秀成果，许多还仅仅局限于在专业研究者内部传播，局限于在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上刊登，普通大众既难以读懂，也难以读到，这对于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和普通大众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为人民做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其研究成果，应当走进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起到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人，都重视历史普及，写了不少历史普及读物，影响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成果更丰富了，传播方式也更多样了，历史研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应该更密切。许多史学工作者也都在感慨史学大众传播环节的缺失，呼吁加强历史普及工作，这是对我们史学研究宗旨回归的反映。《中国通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它将史学最新研究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二

史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在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将科学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坚决反对错误的历史观，杜绝人为杜撰的虚假历史。当前，以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图书出版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并形成了全民上下的“历史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作品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社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认识历史过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某些历史题材作品竭力淡化阶级分析方法，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的动力观、阶级观、社会形态观等许多牵涉唯物史观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受到挑战。某些作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作品中，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得到弘扬，客观上形成了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突。某些作品肆意曲解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某些作品不顾历史背景、历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盲目宣传某些在历史上曾经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历史人物等。

盲目拔高统治阶级人物。某些历史题材作品任意拔高某些统治阶级人物，如把历史上某些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帝王、有为人物的行为上升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夸大个别封建帝王、人物的人格魅力；把当代处理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原则安放在封建政治家的身上；把封建史学家歌颂的所谓“盛世”，即历史上某些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夸大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甚至用一些热辣的词语，如“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等来歌颂封建帝王将相。相反，对帝王将相的腐朽性、反动性、落后性、剥削性和阶级局限性则避而不谈。

肆意虚构、解构历史。撇开某些标明“戏说”“虚构”的历史题材作品不论，很多以历史“正剧”形象出现的作品，为了迎合某些观众的心理，置有明确史实记载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人物活动于不顾，任凭主观意志剪裁、编造，从而导致历史题材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环境、人物关系或过于片面，或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热衷权谋宣传。某些作品大加渲染封建帝王的“统治经”、封建官僚的“做官经”等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权谋权术，忽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和谐、智慧思想的歌颂，忽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热衷于帝王将相题材的选择，忽视对历史上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爱国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再现，忽视对思想家、科学家，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展示；热衷于表现情爱的床戏场面，竭力宣扬色情，忽视对人物品质的歌颂与揭露。

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不少历史题材作品，接受或部分接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情况并不罕见。历史循环论、天人感应论、宿命论、因果报应论等在不少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

传递虚、假、错、伪的历史知识。有的作品将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错乱安排，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笑话；有的作品不顾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职官、行政、文化、礼仪、风俗等制度的重大差别，只凭作者的主观想象或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而任意张冠李戴；有的作品在语言使用上现代化，错字、错语、错音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作品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过程进行无原则的篡改，对某些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地方又进行不负责任的虚构，等等。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中国通史》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为线索的历史学作品，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下迄清王朝灭亡，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三条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史学专家撰写的大众化的通史，它对广大读者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纠正当前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很有帮助。三

史学研究成果贴近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需要在多种形式上下功夫，不应只限于厚重的史学专著。过去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新的文风，将严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普及了几代人的历史知识。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重视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和形式，用科学的历史知识占领这些先进的传播高地，将胡编乱造、充满错误历史观的伪史学、假史学赶出大众图书市场。《中国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历史观与学术性的关系。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二，大众化与科学性的关系。大众化、通俗化不是要放弃科学性。本书文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把所要阐述和思考的历史问题，通过大众化的方式表述出来。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引发大众对历史变迁的看法；从问题意识入手，从当代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入手，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全书不空论，不戏说，不虚论，不妄言，论从史出，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能够被最广大的读者接受。

第三，通与专、点与面的关系。全书既有中国通史的贯通意识，又有各章节突出的问题意识。所谓贯通意识是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对中国历史纵向过程有基本了解；所谓问题意识是抓住了各时段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从问题引入，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横向深入有充分了解。全书既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又有各章节的微观深入；既有近距离的放大，又有远距离的透视，从而把牵涉到整个中国史的大问题，统筹合理地安排开来。

此外，本书尽可能利用了历史遗迹、遗存，尽可能避免了复杂的、大段的过程描述，把复杂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语言通俗明了地表现出来，情节感、节奏感强，抓住了主要问题，舍弃了不必要的枝节，使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历史知识。

总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

历史为鉴 光影为媒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国内优秀纪录片创作团队精心摄制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将于近日正式播出，以电视片解说词原稿为基础编成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由华夏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通力合作推出的集科学性、观赏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是在时代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精品。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不间断历史记录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推崇国学研究、注重历史教育，主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国家。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多次指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历史、坚定信念、辨析荣辱、知行合一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

如何让中国的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更好地读历史、懂历史，汲取中国历史当中的宝贵营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机构和国家级电视媒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全国一流历史学者与出版影视工作者合力打造出了一部规模宏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丰富生动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这不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将会在史学普及和传播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通史》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集结了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家，组建起一支历史研究的“国家队”，为作品的创作付出了丰博的学识与全部的心血。《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并邀请了国内多家重点大学、专业机构的历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如此强大的学术顾问团队与创作阵容，确保该作品展现出了有关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其次，《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影视传媒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在史学通俗作品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追逐的流行读物时，正确引导广大青少年阅读史学作品，专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保证了基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出版影视工作者以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方式，增添了历史表述的观赏性。学术内容和形象艺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准确而灵动地再现了中国人自己对历史的重大关切，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从《中国通史》的百集架构来看，这部作品涵盖了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伟大文明成就，以全景式的视野和宏大的叙事方式，描绘出中国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本书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为三条主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分析手段，使受众能够从全方位、多视角获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能够从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文明中，科学地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进程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正确选择，深入地领悟到我们今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通史》强调的是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到夏、商、周的古史遗迹，从秦汉一统的雄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从隋唐的盛世图景到两宋的繁华气象，从元代的文化融合到明清的兴亡巨变，《中国通史》用流畅的史笔勾勒出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历程。与此同时，创作者们还用一定的篇章，展现了吐蕃、南诏、辽、西夏、金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及其历史成就。《中国通史》一改传统史书中“汉族正统”的论调，明确指出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构建和丰富着中华文明，肯定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中国通史》的第二条创作主线，是总结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堪称是一部当代影像版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朝历代行政体制和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将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得失清晰地梳理出来，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和政治智慧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施政方略，具有一定的启发和警示价值。

除了“资治”作用之外，《中国通史》还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发展史。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诗宋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明清小说，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日本遣唐使来华访学，从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详尽地介绍了古代中国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商贸、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史》的创作者们通过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开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自信、社会的包容与民族的交融，才能培育出万古长青的文明之花。

综上所述，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之上，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问题分析横向展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把握、剖析和思考中华民族走过的辉煌历程。中国历史学家和出版影视工作者推出了一部具有文献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国史纪录片经典，也推出了一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在精深研究基础上具有普及意义的《中国通史》读本，更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召，自觉修好党史、国史必修课。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珍藏历史的启示，铭记历史的回声，更加自信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辉煌的未来。

探寻历史 走向未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是先辈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成长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看清中华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地了解、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历史，以此获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研究和总结历史，思考和探索未来，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历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在这几十年间，通过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辛勤不懈的开拓，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在富有激情的探讨和争鸣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学习历史、探寻历史也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点所在，成为广大影视、传媒工作者热爱和深入开掘的事业，许多历史类影视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是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同步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通史》得以推出的深厚基础。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完成。由影视媒体与史学界共同完成大型影像和文字载体的历史题材作品，在国际上已有成功先例，从国内来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出了百集大型纪录片《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这次合作也为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和五卷本《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中国通史》是中国影视媒体与史学界的最新合作成果，在历时数载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影视工作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走到一起，祖国的东西南北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不倦的身影。同时，邀请国内多所大学、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创作，访问了众多博物馆和文化遗址。他们相互配合，疑义与析，共同成长，为我们带来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中国通史》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即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展现了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至晚清五千多年的历史长卷，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视听手段再现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图景。翻开这套五卷本《中国通史》，或是观看纪录片《中国通史》，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读本，而是一部体例内容新颖的历史作品：细节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更有启示性，更具新传媒特点，通过新视角、新方式，重新敲开历史之门，探寻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是与世界历史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及五卷本《中国通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及“话说世界历史”丛书的姊妹篇，它们将共同构筑起一座通向历史的文明长廊。

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道，在阅读、观影与思考的过程中共享这种体验：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则“长风破浪会有时”。历史上的艰辛不仅仅是曾经的艰辛，历史上的辉煌也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回顾民族的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明天。探寻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

百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史》终于制作完成，即将与观众见面；以该片解说词为基础创作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将同期出版。值此之际，百感交集。《中国通史》是继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之后的又一创作实践。《中国通史》采用实景拍摄、情景再现、学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同时结合高清影像和三维特技，既宏观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起源至封建帝制终结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又生动再现了无数精彩纷呈的历史现场，展示了许许多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堪称一部影像版的中国历史全书和通俗易懂的读本。《中国通史》制作团队由一流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优秀的影视工作者组成。他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经历无数次论证、修改和补充，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巨制。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主席说：“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体会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渴求。”从这个时代意义上讲，《中国通史》可谓应运而生。

百集《中国通史》的创作，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也得到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博部门的热情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时此刻，我们衷心期待社会各界的广大观众和读者对于影片和图书内容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日后认真采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吸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作品进行修订和完善。

秦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英译名“China”的来源有几种不同说法，其中最为学者接受的说法是，它源出于“秦”的音译。作为有力的佐证，在一、二世纪的希腊、罗马著作中，已经将当时的中国称作“Thinai”或“Sinai”。

在秦以前，中华文明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为什么只有秦的名字会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在当时各种文明彼此隔绝孤立的世界，远播至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即使是粗通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容易联想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消灭关东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结束数百年来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一个被称作“天崩地坼”的大事件。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而秦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

称霸西戎。在曾经各自称雄一方的战国七雄中，秦国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悠久历史，甚至长期处于被鄙视的境地。

相较周初（前11世纪）便封邦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

公元前771年，以荒淫昏聩著称的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被西北游牧民族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秦襄公出兵护送继立的周平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周平王感念襄公的忠心，封他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位于陕西岐山境内）至沣水（位于西安西南）之间的土地。

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春秋石磬，陕西凤翔秦公墓出土。按照规制，只有天子举行的仪典上能用玉磬，诸侯只能用石磬。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振红

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等，都比中原地区要落后两三百年。据史籍记载，公元前753年，秦文公时才开始设立史官，记载自己的国史。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初租禾”，开始按亩征收田租，比鲁国“初税亩”晚一百八十六年。公元前378年，秦献公正式建立市场。三年后，建立户籍制度。《孔子圣迹图》之《论穆公霸》

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

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秦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秦穆公。

穆公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了七十多岁的贤臣百里奚。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夺取河西之地（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弯道南段以西），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他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在由余的谋划下，大败西戎，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商鞅入秦。然而，真正让秦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是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

三百年的岁月中，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共灭知氏，三分其地，史称“三家分晋”。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年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水岭。

对于秦国来说，这一事件还有着特别的意义。伫立在秦国东边的庞大的晋国，一直是阻碍秦东进的巨大障碍。现在晋一分为三，彼此间相互争斗消耗，无形中使秦东进的阻力大大削弱。可以说秦是“三家分晋”事件的潜在赢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纷纷举行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魏文侯任用大臣李悝，最先实行变法，颁布“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408年，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秦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不仅如此，秦国内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自公元前443年秦躁公即位后，秦国经历了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等几代乱政。秦公族为了争夺君位，互相攻杀，致使政局混乱，国力衰弱，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西戎的侵夺。公元前385年，秦献公杀死昏君出子，登上君位，秦政局才稳定下来。

然而，献公在位时并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商鞅像。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按照周的惯例，诸侯之子，以公子为氏。诸侯之孙，以公孙为氏。公孙鞅因出身卫王室，故也被人称作卫鞅。后来因他在秦推行变法成功，孝公将商邑（今陕西商州）封给他，才称为商鞅或商君。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孝公即位。据史载，当时的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立誓要实现父亲献公“复穆公之故地”的理想，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秦孝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并富有执行力的能臣。于是，即位伊始，他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自幼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因此，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

据史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所谓“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孝公十分务实，他希望在位时就能够“显名天下”，自然对这套疏阔辽远、不切实际的理论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听得入神，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虽然这段记载可能有后人增饰的成分，但可以想见，商鞅面见孝公后，必然向孝公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受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商鞅变法亦不例外。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旧贵族激烈反对变法。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驳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话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

商鞅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为了向百姓表明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让官吏在集市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于是将赏金加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人走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

像一根杠杆一样，商鞅借立木为信撬动起庞大的法律奖惩机制，让百姓开始相信其法令的力量。至此，商鞅正式向全国宣布推行变法，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帷幕。

变法图强。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展开，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

可以将商鞅变法的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奖励耕战；第二，建立法制；第三，打破宗法贵族制度，建立新型官僚制国家；第四，移风易俗，改变秦的戎狄之风。变法的基轴是爵制改革。商鞅在旧爵制基础上，创建了一套新爵制——二十等爵制，并围绕这一新爵制进行其他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祭祀宗庙时，要向祖先献上美酒。做工精巧的爵为贵族专用之物。《礼记·礼器》说：“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也因此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爵位世袭，与庶民无缘。鸟纹爵，西周前期饮酒器。

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包括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同时制定爵位降级继承原则，男子傅籍为成丁时，不能无条件继承父亲的爵位，只能降若干等级，他们若想得到和父亲相同的爵位，必须凭借军功。

商鞅的爵制改革达到了几重效果：第一，激励战士，提升士气，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第二，打击旧的宗法贵族势力。第三，从制度上为庶民打开通往爵位的大门，为建立官僚制新型国家铺平道路。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发达的农业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强国的首要条件。商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政策。对努力从事农业和纺织生产的人，实行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对那些因懒惰而欠债不还者，将其没入官府为奴婢。对从事工商业者则采取各种限制和惩罚措施，如不准做官，加倍征收赋税，罚做苦役，等等。

与此同时，商鞅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土地制度改革。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名田制”。“名”意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

1983年在湖北江陵县（今荆州市）张家山发现的247号汉墓中，出土了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令文书简——《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

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1顷田（100亩）、1宅（约合1714平方米）。二十等爵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十九级关内侯，可占95顷田、95宅，是普通庶人的九十五倍。

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曾评价商鞅变法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虽然董仲舒是站在崇古的立场上，对商鞅变法持全面否定态度，但是，他把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视为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却切中要害。商鞅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庶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数量庞大的独立的自耕农。

此后，商鞅为了增加税收，强制推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征收户赋。自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结合二十等爵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等级性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简。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座秦始皇统一前后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了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律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

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是告讦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就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

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贼律》记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根据规定，率领城邑等谋反或投降诸侯者，以及其他谋反者，一律处以拦腰砍断的“要斩”刑。连坐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无论老少一律在市场上处以绞刑。如果连坐者能够抓捕谋反者，或者向官吏告发，可以免受连坐。经考证，这条法律就是商鞅变法时出台的。《荀子·强国》关于荀子入秦考察的记载。

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而且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引导秦人树立杀敌光荣、私斗可耻的全新价值观。

睡虎地秦律规定，斗殴时撕裂人的耳朵，要处以剃掉鬓发、胡须的“耐”刑。张家山汉律规定，用刀剑或铁锤等凶器伤人，要判处徒刑，服筑城、舂米等苦役。即使没有使用凶器，但若致人伤残，如折断手指、打落牙齿等，也要处“耐”刑。汉初的法律规定大多沿袭商鞅秦律。

变法措施严重削夺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以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律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七百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严密而残酷的法律一时间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于是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黥”刑。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肉刑是对先人的大不敬，是莫大耻辱。因此，自古便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如果想要顺利推行新法，必须先拿太子开刀。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对他的师傅施行黥刑，以惩戒其教导不力。

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对新法心悦诚服。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曾振宇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这只是商鞅新法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刑去刑。社会真正的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的，到了这个阶段，大家都很了解法律，都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到了这个程度，老百姓甚至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孝公八年（前354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这支经过改革洗礼的新军初露锋芒，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

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的商鞅新法。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提议孝公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雍（今陕西凤翔西南）迁到咸阳。咸阳位于沣水和渭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秦迁都于此，志在向东扩张。

商鞅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他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四十一县，一种说法是三十一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

春秋时期，各国相继设县。最初县主要设于边境，特别是新征服地区。虽然都称作县，但各国县的性质不同。晋国、吴国的县仍是大夫的采邑，实行世袭贵族统治。楚国和秦国的县则由国君派出官吏进行管理，不世袭。这种采取官僚制进行统治、直接听命于国君的新型地方行政组织，显然不同于宗法分封制，并从内部瓦解和颠覆着宗法分封制。春秋后期开始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方面县制逐渐推广到内地，一方面第二种形式即由君主任命官僚进行管理的县逐渐增多。而商鞅推行的就是第二种形式的县，它标志着秦国最早完成了从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过渡。商鞅方升。左壁刻有孝公十八年（前344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诏书，它表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实际上是将商鞅创制的度量衡器向全国推广。龙山里耶秦简。湖南省龙山县里耶，是一座位于湘西大山深处的土家族小镇，千百年来，鲜为人知。然而，2002年，这里的一个考古发现却震惊了世界。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三万余枚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地运转的。

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使从前弱小落后的秦国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在当时整个世界而言，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并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一统帝国的根本原因。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一百步、宽一步的小亩制，改为长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统一度量衡。

湖南龙山里耶秦简博物馆馆长 彭成刚

这些竹简资料反映出，秦对官员的考核非常严密详细，类似我们现在实行的绩效考核。在实施过程当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到年底，俸禄会降级;如果考核为优，那所有待遇，包括俸禄、饮食和家庭的待遇都会有相应的提高。此外，我们现在坐飞机要手持身份证，要对相貌进行核对，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也有这方面的制度，即出行要有通关凭证，上面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爵位，可以进行精确核对。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商君书·定分篇》记载：“官吏和百姓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时，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明确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要在一个一尺六寸长的符信上写明年、月、日、时以及所问法令的内容，并予以宣告。如果不宣告，就按此条法令所列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种种规定，就是让各级官吏必须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民众了解法令而不敢触犯，也使各级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民众。

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依靠这套严密的行政制度，统治者引领着秦国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建立起列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孝公二十一年（前341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商鞅瞄准这个机会，劝说孝公：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马陵之战令魏国元气大伤，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而向东迁徙，这样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

孝公听从商鞅建议，次年派商鞅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迎战。商鞅在魏国时，曾与公子卬交好，于是写信给公子卬，诈称希望两军会盟罢兵。公子卬信以为真。秦甲士在会盟的宴会上，将公子卬擒住。秦对魏发起进攻。商鞅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部分河西之地。由于商鞅功勋卓著，秦孝公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号为商君。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族）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

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每亩土地的面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首先，商鞅变法是在充分吸收各国变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变法措施更为成熟，也更为彻底。其次，由于秦是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宗法贵族势力较东方各国为弱，变法的阻力相对较小。再者，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与商鞅的个性和思想有关。后人曾评价商鞅：“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但也有人因此批评他“天资刻薄人”“少恩”。应当说，正是由于商鞅变法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才使得变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夺取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五月，孝公年老病死，太子驷即位，号惠文王。

秦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分子。他们都是在变法中被削夺了特权、利益的宗室贵族，为首的就是受肉刑的惠文王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于是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商鞅仓皇出逃，至关卡时，天色已黑，他想在旅店留宿一晚。店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君，说：商君之法，留宿客人必须查验证件，否则要连坐。商鞅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受困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不禁喟然长叹！不久，惠文王接到传报，商鞅被秦军杀死。他命人将商鞅的尸首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也就是后代所说的“五马分尸”。战国金鸟，陕西秦公墓出土。

虽然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而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而且，新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所以，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一百三十八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秦始皇统一中国

战国中期，魏襄王和孟子曾就中国的未来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对话。魏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魏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

孟子深刻洞悉历史大势，指出统一才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也道出了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然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却只能是孟子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战争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和手段。

嬴政亲政。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迈关东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任历史地落在秦国身上。

秦自惠文王起，历武王、昭王至孝文王、庄襄王五世，对内继续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外则积极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公元前316年，灭西南的蜀、苴、巴国；公元前312年，夺取楚国的汉中之地；公元前272年，西北灭义渠戎，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公元前260年，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四十万士卒；公元前256年，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灭东周。名存实亡的周王朝终于落下帷幕。

至此，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吕不韦像吕不韦青铜戈清代山东潍县年画《秦始皇进宫》

公元前259年，孝文王庶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的长子出生于邯郸。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即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十三岁的嬴政继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一直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

公元前238年，二十一岁的嬴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佩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时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

史书记载，吕不韦和嬴政的母亲赵太后长期私通，后来吕不韦害怕嬴政长大后知道这件事，便把假宦官嫪毐推荐给太后。嫪毐深得太后宠幸，被封为长信侯，垄断朝权。嬴政亲政后，闻听此事，下令彻查。嫪毐十分恐惧，发兵反叛。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昭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夷三族。次年，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后又将其流放到蜀，吕不韦饮鸩自杀。

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势集团，将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

郑国间谍案。在罢免相国吕不韦的同一年，发生了著名的郑国间谍案。

嬴政即位不久，六国中实力最弱的韩国想要消耗秦的国力，但又无力东伐，便派水工郑国游说秦在泾水流域修建水渠，以作“疲秦”之计。后来，韩国计谋败露，秦王大怒，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虽然初衷是为了韩，但是水渠建成后，可“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于是让他继续完成工程。数年后，长一百五十公里的水渠建成，两岸四万余顷盐碱地变成沃野，秦国实力大增。水渠因此被命名为郑国渠。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徐卫民

郑国渠修建完成，对秦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史书里面记载，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物质基础，这个水利工程完成以后，当时渭北高原四万余顷（相当于今天二百八十万亩）的贫瘠土地都能得到有效的灌溉,所以当时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也可以说是旱涝保收，可以在秦国攻打六国的过程中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

然而，郑国事件在大臣中激起强烈反应，他们认为别国的人来秦大多是为自己的国家谋弱秦国，应驱逐所有来客。时任客卿的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谏逐客书》，力陈：“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认为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是用。秦王嬴政深为所动，遂废除逐客令。不久李斯升任廷尉，成为秦王的重要谋臣。

荆轲刺秦王。李斯还建议，对六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六国，以黄金、宝玉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果遭到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再让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很快奏效，日益削弱的六国更加混乱不堪。

公元前230年，秦军发动强大攻势，一举灭韩，揭开统一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王翦乘胜北上，屯兵中山（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准备攻打燕国。燕国上下一片恐慌。情急之下，燕太子丹决定找人刺杀秦王。

燕太子丹和嬴政用今天的北京话说是“发小”。嬴政的父亲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时，丹也在赵国做人质。嬴政和丹年龄相仿，处境相同，很快成了好朋友。时过境迁，嬴政做了秦王，丹则被派到秦国做人质。嬴政对这位“发小”却丝毫不念旧情，屡屡羞辱他。丹逃回国，发誓要报仇雪耻。

太子丹找到刺客荆轲，让他出使秦，假意献地，趁机刺杀秦王。荆轲临行前，丹在易水河畔设宴饯行。荆轲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将酒一饮而尽，悲壮地吟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中，求见秦王，“图穷而匕首见”，荆轲抓起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挣脱躲过，结果荆轲被杀。《历代画像传》中的荆轲画像石《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激怒了秦王，秦加快了覆灭其余四个诸侯国的步伐。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次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结束了千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诗经·大雅·文王》有一诗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春秋时见于记载的国还有一百七十多个，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大国只有七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

统一中国，绝非历史的偶然。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秦始皇来完成，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秦国自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后，彻底扭转落后局面。经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世的持续稳定发展，至秦始皇即位时，秦国已经成为傲视六国的超级大国。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其祖先奠定的坚实基业上完成的。然而，假如秦始皇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而是一个昏君、庸君，统一中国的任务恐怕要延迟数年甚至数十年、上百年。

帝国体制的建立。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立即着手建立新的帝国体制——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政体。“王”是西周时周王的称号，战国时因周王地位日益衰微，各国国君相继僭越称王。秦统一了中国，嬴政认为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伟大功业。他自认为功高三皇、五帝，于是从中各取一字，创“皇帝”尊号。“皇帝”从此成为君主的专有称号，沿用两千一百多年，直至清朝灭亡。

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谥号。嬴政不允许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己为始皇帝，后世子孙相沿为二世、三世，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王嬴政从此变成赫赫大名的“秦始皇”。

秦始皇还制定了一系列与皇帝相称的制度。皇帝自称“朕”，命、令称“制”“诏”，印称“玺”。这些称谓均为皇帝专有，其他人若使用就是“大逆不道”，将被处以极刑。

秦始皇在中央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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