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理查德.加德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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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试读：
序一
孙振宇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美国、英国以及大陆欧洲国家等传统西方强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崭新亮点和主要动力。在国际经济治理与合作的诸多领域，包括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制改革、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谈判等，新兴经济体既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背负着国际社会更大的期望和压力。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中国于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并开始参与当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的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又称“多哈回合谈判”）。13年来，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制订未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规则，逐步由世贸组织的新成员成长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成员。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面临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与合作，制订并维护符合我国利益的国际规则，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个公正、合理和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英镑美元外交》回顾了布雷顿森林和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之初的兴衰。当时，在二战所激发的理想主义光环和英美相互角力下诞生的多边主义，遭遇了冷战初期严峻政治和经济现实的挑战，几乎夭折。然而，经过近七十年的发展和数次经济危机的考验，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及其推崇的非歧视原则已成为各国经济交往的基石。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尽，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空前危机之时，回顾本书所展现的这段历史，将使读者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多边主义的起源、存在理由和未来走向，对指导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两名译者，符荆捷和王琛，于2004年进入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工作，现在分别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领事和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三等秘书。两人自2004年起参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并肩战斗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农业、规则、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等谈判的第一线，亲历了2005年香港部长级会议、2008年日内瓦部长级会议等重要里程碑事件，积累了宝贵的谈判经验。难能可贵的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仍不懈笔耕，在国际经济领域出版和翻译了大量的作品。本书就是他们通力合作的成果。
回眸历史，展望未来，希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制订的工作者和研究者能够从本书揭示的历史中得到启发，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与合作以及未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贡献。（孙振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序二
王建业这是一本描述二战后重建世界经济组织及相关游戏规则历史的书。原著的副标题是“英美合作重建多边贸易体制”，中译本的引言是作者加德纳教授在原著出版半个多世纪后对这一体制成就与不足的评论。作者虽然强调“合作”及经济实力的作用，该书仍然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新兴超级大国美国与因战争和危机大伤元气的前超级大国英国之间在思想、利益、外交技巧等方面的交锋与博弈，其中债务国与债权国、国际收支赤字国与盈余国、贸易集团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矛盾，以及关于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体系的争论，与今天世界经济的情形何其相似，只是其中的主角星移斗转。符荆捷、王琛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史料和分析的现实意义，在工作之余抽空完成了此书的翻译。作为一个曾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经济工作者，我赞赏二位译者的努力，并向中国直接、间接参与或影响21世纪国际货币、贸易及发展体系重构的经济、金融、外交及学术界人士推荐本书。（王建业，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顾问，首席经济学家）
序三
王伟今天的世界，区域贸易蔚然成风，多边主义江河日下。与多边主义所倡导的非歧视原则不同，区域贸易自由化旨在单独针对某个或某些国家降低贸易壁垒。由此导致竞争性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层出不穷，使全球贸易体制复杂化、碎片化，既增加了政府和企业执行贸易协定的负担，也扭曲了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世界贸易呼唤多边主义和多边自由化进程。然而旨在解决发展问题、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历经十余年仍然久拖不决。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使谈判进程更加步履维艰；世贸组织成员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国内政治形势，使谈判议题的平衡和利益的交换更加困难；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复苏乏力、贸易需求不振，使国际经济谈判的大环境更加复杂。这些都是摆在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者和谈判者面前的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二战中后期各国谈判建立多边贸易体制的过程，值得我们回味。《英镑美元外交》呈现给读者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书中重点讲述了多边贸易体制建立过程中英美的斗争与合作，重现了英美达成的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即取消特惠体制）换取贸易自由化的大交换格局，两国顶尖谈判人员对国际收支平衡、资本和货物自由和非歧视的流动、国际经济的调整方式等国际经济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多边体制在二战结束后跌宕沉浮的经历，读毕令人不禁掩卷沉思。这是一本融多边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笔法于一体的历史读物，值得中国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和从事国际经济谈判的各位读者细细品味。（王伟，中国财政部关税司司长）
中文版序
理查德·加德纳我很高兴为《英镑美元外交》的中文版撰写这篇简短的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今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是如此重要的参与方，却缺席了布雷顿森林机构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创立，历史在这里仿佛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些机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不久谈判缔造的。本书认为，英美两国谈判人员的创举不仅仅有利于其本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他们创立的机构灵活而有弹性，其成员范围逐渐扩大并几乎遍布全球，其体制机制能够适应一个与其最初创立时千差万别的世界。我的中国读者们在审视这段历史时，将有机会去判断他们是否赞同上述结论。
我认为这些二战后设立的经济机构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对它们现在和未来将要面对的新的艰难挑战也感到担忧。2008—200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美国、欧洲和日本造成重创，严重影响了它们的收入与就业，并削弱了这些关键国家的金融机构。此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仍然遭受着普遍的贫困。
盈余国和赤字国之间大额的金融失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贸易秩序的运行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式微，以非歧视理念为基础的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体系似乎注定要被大范围的区域集团所改变，例如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美国—欧盟自由贸易区。
我相信，毫不夸张地说，在寻找应对这些挑战答案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地位都重要，承担的责任也更为重大。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尽全力减少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并恢复更加平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账户。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也已经出台重要的新措施，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中国的增长重心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从而减少中国大额和不可持续的出口顺差。
尽管全球贸易谈判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对世贸组织体系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的持续活力感到鼓舞。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国，该体系的未来对它们利益攸关。美国和中国不再对在世贸组织中证明其贸易措施的正当性而感到愤愤不平。它们都认识到，在世贸组织中进行国际诉讼是一种“友善的行为”，因为可以根据服务于整体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尽管面临艰巨挑战，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仍表示乐观。本书描述的就是这种秩序的起源，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读过本书之后与我一样乐观。引言65年后的布雷顿森林—关贸总协定体系
一张关于成功和失败的资产负债表一、引子
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
曾在凯恩斯勋爵耳边低语：
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
但我们有的是脑瓜子。
这段调侃的小调写在一张泛黄的纸片上，埋藏于英美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第一次讨论的故纸堆中。它唤醒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中一次最伟大的经济外交探索的回忆。它令人回想起那些几乎无人能及的政治创举：一次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和各国共同福祉这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而做出的、建立某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现在，我们和这张纸片以及当时的美英谈判人员——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会被这首小调逗乐——之间已经相距甚远。距离这些谈判人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达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宪章，已经过去了超过65年的时间。同样被时间带走的，还有造就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最初的讨论。
在这接近三分之二个世纪的岁月里，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曾经在构建战后机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已经不再拥有垄断国际经济政策制订的权力。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欧洲大陆国家，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被占领，或为敌国或者中立国；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参与方，无论是通过欧洲联盟，还是凭借其自身的实力。
日本和中国先后举世瞩目地崛起，使这两个国家成为贸易、货币和援助谈判的关键参加方。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现在也成为重要的经济体。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例如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在经历了长期的政府管制和内向型保护主义政策后，也随着其采取市场导向型增长战略而开始腾飞。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及其前身帝国的成员国已经成功地重返自二战结束起它们就刻意回避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与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前相比，今天“钱袋子”、“脑瓜子”、经济分量和政治影响力分布得更加均匀。
但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与关贸总协定体系的“缔造者们”所遭遇的古老难题现在仍然与我们相伴：如何使国际贸易和支付自由化与充分就业和社会正义的国内目标相适应，如何在有效的国际经济体系与强大的国家经济主权之间寻找平衡，以及如何在全球经济秩序下定位区域和双边经济安排。二、一个政治奇迹
将战后规划者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的工作称为一个政治奇迹也许并不为过。大西洋两岸强大的政治势力和思想潮流曾反对创立这些机构。今天，当构建建设性国际主义的新努力再次遭遇严酷的政治现实的限制时，我们值得花一些时间来回忆一下65年前“缔造者们”面对的阻力有多么巨大。
在英国方面，舆论强烈怀疑一个以开放的多边贸易为基础的体系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这种怀疑贯穿这一体系建立的全过程。英国工业联盟和伦敦商会均表示反对。很多人感到，未来的浪潮更倾向于易货贸易、市场管控、歧视性安排以及汇兑管制。很多人相信，美国注定将在战后陷入一场大的萧条，并将英国拖入深渊、毁灭英国在战后建立福利国家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承诺。对于这些人而言，在一个以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下与美国共处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也有人怀疑战后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否足够强大，可以使其在不实行汇兑管制和贸易限制的情况下仍能维持运转。当然，还有那些右翼分子，他们希望以帝国特惠制度和英镑区作为战后秩序的基础。
英国权威意见的两大支柱，《经济学人》和《泰晤士报》，对战后规划怀有深刻的疑虑。《泰晤士报》指出：
我们必须……果断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自由放任和劳动分工无限细致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每个国家，包括英国，都根据社会和军事的需要计划和组织生产；通过关税、配额和补贴等“贸易壁垒”管理这种生产是此类政策必不可少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位议会议员提出警告：接受美国的战后货币建议就“就意味着终结”。我们关于扩张性政策和社会进步的所有希望的终结。贝弗里奇计划、改善教育、住房重建以及我们为之战斗并开展重建的新英国，都将随之终结。它将再次导致全世界陷入萧条、导致混乱无序，并最终导致战争。1944年，时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约翰·怀南特向华盛顿发了一份电报，提到“英格兰银行的大部分董事反对计划……这部分反对意见认为，一旦采纳该计划，伦敦就将失去金融控制权，英镑将被美元所取代”。
一位重要的金融记者说道，他采访过的许多议会议员都表示：“更倾向于建立两套国际体系，一个是美元区，一个是英镑区。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集团的状况、利益和思路完全不同，因此任何将其揉捏在一起的尝试都将注定以失败告终。”
激怒英国民意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人对非歧视的强调，以及对取消帝国特惠制度的坚持。上议院保守党成员克罗夫特勋爵将这一要求称为“逆向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对我们自己国家管理自身事务的自由的干涉，且这种干涉在我看来是史无先例的”。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林赛男爵也感到极其愤怒，“当我听到美国人盛气凌人地评论我们那小得可怜的特惠的时候，我认为这已经触及我们的底线，而且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一位议员在下议院起立并庄严地宣布：如果政府试图取消帝国特惠制度，我们将会在这个国家发起全国范围的斗争，点燃山头的每一座灯塔。我们将在市场、在城镇和城市抨击它，我们将会发动整个国家的民众反对、讨伐并推翻这个政府，因为我们不需要它。在美国这边，对战后经济规划的反应也不平静。《华尔街日报》将凯恩斯计划称为一台军事化管理世界的机器。《纽约时报》认为布雷顿森林建议是没有必要的，它倾向于退回到金本位这个“有史以来制订的最令人满意的国际标准”。美国银行家协会称：“一个设有配额或股份的储备池体系，将使债务国感到其有权获得超出安全水平的贷款，使它们抱有实际无法实现的希望。”经济政策委员会，《美国在战后经济中的地位》。作为摩根大通前身的担保信托公司称，英国和美国关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计划都很“危险”，因为它们使“各国可以在付不起钱的情况下照样买东西”。共和党右翼领袖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公开指责布雷顿森林协定，称美国“把所有的贵重货币都投入到基金组织之中”，就像“把钱倒进老鼠洞”。犹他州参议员艾尔伯特·托马斯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愤怒起立，他挥舞着一叠各国货币，质疑哪个同僚能够“在华盛顿市中心用这一整叠钞票付钱来把鞋擦亮”。而美国银行家协会再次提出反对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我们将把决定何地、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货币的权力让渡给一个国际机构”——放弃了美国谈判实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战后贸易安排也遭到了很多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对于最终达成的安排，自由贸易者认为保护主义色彩过浓，而保护主义者认为自由化过了头。当关于国际贸易组织的谈判于1948年结束时，美国国会认为谈判结果糟透了以至于根本不愿意接受其中的任何内容。美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美国制造商协会以及美国商会都强烈反对。在国际贸易组织失败后，《关贸总协定》作为一项多边贸易协定残存下来，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它都处于政治上被忽视的状态。国会对其使用关税和其他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受到限制感到如此怀疑，以致在日后数次更新贸易协定计划的立法中，它都插入了一则条款，声明立法的延续“不应被理解为决定或暗示对《关贸总协定》的批准或不批准”。
正是鉴于两国的这种态度，战后机构的创立理应被称作一个“政治奇迹”。“奇迹”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它是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完成的，这场战争的结束使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事业有望实现，使公众舆论能够被动员起来支持这一事业；仅仅是因为英美两国都有深谋远虑的领导人，并且有一群全力以赴、能力超群的国际主义者辅佐。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两位伟大的领袖预见到有必要为战后世界打下牢固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全身心投入于赢得战争的问题，他们将有关细节交予他人处理。在英美两国，内阁级和次内阁级的官员主持构建战后国际组织的工作，包括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金斯利·伍德爵士、约翰·安德森爵士和理查德·劳。但是，在复杂和技术性的谈判中，关键的选择是由公职人员与自大学院校和律师事务所临时征调的专业经济学家和职业律师共同做出的。布雷顿森林谈判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贸易问题上最重要的规划者是英国谈判人员博西维尔·列斯卿爵士、詹姆斯·米德、里昂内尔·罗宾斯和美国谈判人员米伦·泰勒、迪安·艾奇逊和哈里·霍金斯。
这些“缔造者们”是数量相对较小的一群人，他们因为共同致力于实现切实有效、富有建设性的国际主义而走在一起。他们设想了一个法制化的战后经济体系。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体系，如果可能，甚至包括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是一个包括了其他所有国家在内的单一的多边体系，而非一个各种贸易集团的组合。他们希望建立永久性的国际机构来促进在货币、贸易和发展问题上的合作。而且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贸易和支付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另一方面可以允许各国政府在国内领域实施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这些“缔造者们”的远见卓识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评判他们的努力？三、合作取得的成就
首先，我认为“缔造者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为以合作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创建了一个持久的组织结构。他们亲手缔造的组织战胜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
也许最重要的是，“缔造者们”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没有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重归孤立主义，这个在当时非常可能发生的危险得以避免。他们为美国合作参与解决未来的国际经济问题搭建了一个框架，由此也为马歇尔计划和许多其他合作事业打下了基础。这些合作计划直至今日依然在补充和加强着战后体系。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经济上的硬指标来评判“缔造者们”的工作。正如下表所示，过去60年间，人类福祉取得的进步之大超过了此前有史记载的任何一段时间。全球人均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两倍。人均寿命和识字率显著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赤贫线以下人口的比重明显下降，尽管现在的水平仍然高得让人无法接受。全球在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1950—2005）
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全球在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1950—2000》，联合国文件编号：DPI/2171/G（2001年6月），查询网址：www.un.org/reports/financing/progress.htm（更新数据来自联合国公共信息部致作者的通讯）。
a：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b：1992年数据；c：1950—1955年数据；d：2004年数据。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享了过去60年取得的经济收益，这与许多对战后经济体系持批评意见的评论家的观点正好相反。西欧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并成长为经济巨人。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已经接近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在重返世界贸易体系之后飞速增长，使上亿人脱离贫困。拉丁美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经历了多年停滞之后，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只有一些非洲国家和少数顽固的国家，例如古巴和朝鲜，被排除在经济成功的故事之外。
有人提出，“全球化”，即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未能惠及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虽然这些国家也接受了全球化的要求。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速比未参与该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快了三倍半以上。。如果排除战争状态国家或转型期国家，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年均出口增长4.3％、人均GDP年增长0.4％。到了20世纪90年代，增幅分别达到了6.4％和1.5％。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后一类别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取得了近7％的年均增长。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贫穷的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全球化过了头，而是因为全球化还不够。”科菲·安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对千禧论坛参加者的讲话，呼吁加大“非政府组织改革力度”，联合国文件编号SG/SM/7411（2000年5月22日）。
将战后年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完全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也许是把问题过度简单化了。但是显然，战后体系的规划者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他们建立的这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在世界经济不断变化的需求面前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考虑到每个机构都面临一些先天不足的局限，这一能力尤为值得称道。
诚然，国际经济合作的资产负债表在记载资产项目的同时，也完整地记载了负债项目。对于美国和西欧国家而言，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本国收入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最近的几十年，增速并非总能达到之前的水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平价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具体原因下文将要进行探讨。此后，世界经历了剧烈的汇率波动以及货币失调。能源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美国持续的高额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对国际经济安排的适当性提出质疑。关贸总协定下连续的关税削减回合没有给最贫穷的国家带来足够的收益，也没有消除农业、纺织、钢铁等部门的保护主义。尽管国际援助机构的数量增加了很多，但发展中国家仍然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
但是，如果说最近的成绩不尽如人意，过错可能更多地要归咎于各国政府的政策，而非国际机构的缺陷。而且，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二战后初期建立的机构的帮助，今天的世界将如何处理它所面临的众多挑战。
要对布雷顿森林和关贸总协定体系做出一个不偏不倚的评判，就需要更仔细地看一看在其最初成立时负责的货币、贸易和发展合作这三个领域，这些战后机构实现其目标的情况。四、国际货币挑战
这篇历史的记述已经清楚地表明，“缔造者们”将创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视作公正、稳定的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所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要早于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时也早于1947—1948年设立关贸总协定及夭折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会议，这一点并非偶然。在“缔造者们”看来，货币问题应当先于贸易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如果竞争条件可能因大幅的、不可预见的汇率波动而完全改变，各国就不会愿意承诺削减关税。
在对战后货币秩序的早期思考过程中，英美两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计划。战后规划者们意识到，汇率波动和失调、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以及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完全自主，不符合开放性贸易体系的要求，也不符合实现高水平就业及增长的目标。他们希望在政府间集体管理国际流动性总量、国际资本流动以及汇率和国别调整政策。英国财政大臣通过如下这份声明非常有力地总结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里·怀特最初共同的想法：我们需要一种有序和达成共识的方法，来确定一国货币单位的价值，以消除单边行动，即各国通过汇率贬值的方式来恢复竞争力，及其中蕴含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国际货币体系从那些任意的、不可预测的和有害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这些影响在过去是由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投机性运动造成的。我们要使各国就经济政策达成一致，并就作为该经济政策实施工具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如果任何一国政府想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便会受到制约，需要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磋商，而且作为各方达成共识的政策的组成部分，各国都需要采取措施更正本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倾向。
早期的战后规划中设想的政府间集体管理货币的计划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雄心勃勃的凯恩斯计划提出设立清算联盟，并建立以“班科”（Bancor）为形式的透支贷款机制，但不敌怀特提出的更为保守的计划，即建立一个基于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款权的体系。然而，战后世界贸易和通货膨胀飞速增长，使得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均不能满足国际储备的需要。最终，全世界选择了美元本位体制，国际储备的总量主要由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所决定，这一点无论是凯恩斯、怀特或是其他战后规划者都未曾想到。
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时设立了特别提款权（SDRs），本意是预示着要回归到一个真正的国际储备体系，但是也没有奏效。如今，特别提款权只占世界流动性总量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提出特别提款权问题，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发展援助或作为改善世界流动性分配的一种方式，但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不赞成国际储备体系朝着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方向变动。关于采取某种形式有限度地合并储备的想法，即将各国持有的美元交存基金组织并换取特别提款权，这一概念在卡特政府时期被认为是不可谈判的，并从此被无限期搁置。今天，金融界讨论的不再是集体管理流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温和、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即逐步向多货币储备体系转变。在这一体系中，欧元、日元可以和美元一道成为国际储备资产。至于能否成功建立这种多货币储备体系，并实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希望实现的国际货币稳定的目标，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缔造者们”最初提出的集体管理国际货币的想法既不能创造流动性，也同样不适用于管理资本流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通过的《基金组织协定》仅规定经常项目交易不受汇兑管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规划者预见到，各国需要在控制可能导致失衡的短期资本流动方面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并且，在极端情形下，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当时，伦敦和华盛顿都强烈认为，政府有必要保护国际货币体系不受私人银行家不可控的活动的影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甚至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目标描述成为“将高利贷贷款者驱逐出国际金融的殿堂。”
众所周知，正是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世界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预见的那个世界产生了最剧烈的反差。“贷款者”在很大程度上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培育出了一个高度复杂的、24小时不停歇的全球资本市场，它可以便捷地处理瞬间发生的资金转移，其规模超乎“缔造者们”的想象。我们身处的世界里，资本流动已经取代贸易流动成为决定货币关系的主要因素。每天发生超过1万亿美元的汇兑交易，其中只有2％与货物和服务的交易有关。随着战后世界的演变，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一起，开始将确保资本项目交易和经常项目交易不受限制作为优先事项。资本管制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发挥良好的作用，这样的例子相对并不多见。
所有这些引出了国际货币管理的最初计划中最后一个无法运作的内容：国际调整进程。战后货币秩序以固定汇率为基础，只能为了纠正“根本性失调”的目的而调整汇率，且需要经过国际磋商并达成协议。在最初的计划中，美国和英国设想在国际层面对赤字国和盈余国的经济政策加以控制，通过这一影响深远的举措使这一体制成为可能。
在第一版（未公布）的怀特计划草案中，成员“在未获得基金组织成员多数投票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将助长严重通货膨胀或严重通货紧缩的货币银行措施”。公布的版本中略去了这一条影响深远（而且政治上不现实）的条款，但授权基金组织对赤字或盈余过高的国家应当如何改变其经济政策提出建议。而且，为了加强有关建议的力度，还授权限制赤字国使用基金组织的资源，超出一定数量后即拒绝其继续使用有关资源；同时授权对盈余国实施汇兑管制以定量分配其“稀缺货币”，等等。根据凯恩斯计划，清算联盟可以要求透支额度使用过半的赤字国提交抵押物、使其货币贬值、控制资本外流或交出流动性储备以降低其借方余额。它可以建议该国采取必要的内部经济措施来恢复均衡。它还可以要求贷方余额超出了其份额一半以上的盈余国采取诸如刺激国内消费、本币升值、削减进口壁垒以及提供国际发展贷款等措施。
除了“稀缺货币”条款外，所有关于对赤字国和盈余国经济政策开展国际监督的内容在《基金组织协定》的谈判过程中都被删除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的谈判中，英美两国谈判人员无法就赤字国和盈余国责任的适当平衡达成一致；为便于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批准基金组织，对国内经济政策开展国际监督的内容被淡化。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时以及在会议结束后，各国自主权（national autonomy）取代了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ity）成为强调的重点。凯恩斯甚至对上议院作出保证，在基金组织框架下，英镑的外部价值“将在必要时得到调整，以使其与作为国内政策结果的英镑实际内在价值保持一致，而这些国内政策本身将免受基金组织的批评”。
这样，布雷顿森林会议折中方案在盈余国和赤字国的调整责任问题上留下了很多模棱两可之处。它规定不能以汇率自由波动或限制经常项目交易支付的方式进行调整，因为汇率稳定和多边贸易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两个主要目标。但它几乎没有提及如何实现调整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设计师似乎希望，在基金组织资源的帮助下，赤字国和盈余国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通过采取合理的国内政策来恢复平衡，并通过偶尔的汇率调整来纠正“根本性失调”。不幸的是，这一体系根本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运行下去。
在战后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调整机制的不足之处被掩盖了，因为当时美国处于盈余状态，而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处于赤字之中。没有人关注基金组织如何“监督”盈余国和赤字国来确保其良好表现的问题。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美国单边地“监督”赤字国的经济政策，以战后援助作为手段促使受援国采取美国认为合适的内部和外部政策。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也在“监督”自己，采取了符合盈余国身份的自由开放的援助政策和贸易政策，因为美国很快认识到，如果它不这么做，全世界都将破产。与其说美国是出于利他主义，倒不如说是出于开明利己主义的考虑。
当时美国是世界各国中的经济巨人，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与它分担责任。美国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拯救战时多边主义的梦想，并确保自由制度在西方的存续。失败的政治成本对美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它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包括马歇尔计划、其他各种战后援助措施以及提供非互惠贸易减让使各国可以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没有国家需要援引基金组织用来“监督”债权国的主要制裁手段——“稀缺货币”条款。凯恩斯曾将这一条款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只要盈余国的货币在基金组织中出现短缺，该条款就允许对盈余国采取汇兑限制措施。不管怎样，由于基金组织在美国提供重建援助期间无所作为，而且从技术层面看，美元在基金组织内部并不“稀缺”，因此该条款实际上无法使用。
当“美元稀缺”被“美元过剩”所取代，当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被一个经济实力分布更加均衡的体系所取代，布雷顿森林制系设计上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并没有以早期的美国为榜样，按照债权国责任的要求来“监督”自己。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出于某种原因不像美国那么无私，而是它们没有强大到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不能像美国那样承担“拯救体制”的责任。“稀缺货币”条款现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希望通过对经常项目交易实行汇兑管制的方式来制裁盈余国。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越来越明晰，一个以黄金和美元（辅之以可能获得的国际信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固定汇率体系所产生的调整压力是不对称的。一方面，赤字国在耗尽储备后面临调整压力，并不得不求助于基金组织或金融市场；但另一方面，债权国一方却没有遭受相似的削减盈余压力。
该体系在赤字国一方存在的缺陷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涉及美国的情况下。首先，传统的国际收支会计理论在对美国适用时存在缺陷，因为美国扮演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作为全球的中央银行，美国不得不供应世界流动性需要中很大的一部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收支均衡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各方持有不同观点。可用来增加世界储备的工具主要是美元，在此情况下，美国的赤字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鉴于欧洲国家在战后早期年代期望保持盈余，以及货币黄金的存量增长缓慢，美国如果不采取有违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规则且有损于其自身和普遍福祉的措施——至少是在1967年之前，当时美国在稳定价格方面比西欧国家做得更好——又怎么可能实现均衡呢？
出于相似的逻辑，有人提出，美国适度的国际收支赤字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其作为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所承担的“金融中介”的职能。欧洲的批评人士则声称，美国做法是试图以牺牲欧洲为代价过“寅吃卯粮”的生活，拒绝接受其在相反的情况曾敦促欧洲接受的纪律措施，而上述观点不过是用一套复杂的逻辑来为美国的做法正名。我们可以确信地指出，鉴于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承担的责任，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符合总体利益，但是其最近20年的巨额赤字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必须得到纠正。
因此，在实践中，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各国的自主权。虽然最初的设想是对各国的国内政策开展国际监督，但并不存在名副其实的调整机制。即使这样，该体系仍然规定实施固定汇率（虽然可调整）。在一个货币关系固定不变的体系中，如果各国能够可靠地、负责任地管理其本国事务，并适当考虑国际调整的要求，该体系也许能够正常运转。但是这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自己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英国试图同时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维持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并继续扮演世界军事大国的角色。这导致英镑贬值，英国内需不振。对于国际体系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像英国那样超负荷使用其资源，在面临越战的情况下仍拒绝削减“伟大社会”计划。美国因此开创了一个高通胀和国际收支大额赤字的时代，导致1971年美元与黄金暂停兑换，并最终致使固定货币关系制度于1973年彻底崩溃。
过去三十年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汇率大幅波动，美元相对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等其他关键货币，一度被实质性地低估，近期又被大幅高估。最近这些年，另一个明显特征是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大额和持续的赤字，而日本以及（特别是）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大额和持续的盈余。赤字和盈余都被证明很难削减，并成为持续导致国际摩擦的根源。美国储蓄率低，国内财政失衡，是外资相对理想的投资场所，这些导致了美国的外部赤字。日本的盈余反映其过度储蓄和进口不足的倾向。中国对美国以及对全球总体而言保持盈余，盈余水平巨大且持续增长，这是其低工资、低国内消费以及刻意维持实质性低估汇率的结果。近期石油价格暴涨，一度超过每桶100美元，大幅增加了主要石油生产国的盈余。美国持续的外部赤字以及美元的衰落引发了对美元未来能否继续作为世界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质疑，这一点毫不令人感到惊讶。
当今世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国间资本流动之频繁是布雷顿森林时代所无法预见的，因此各国需要为维护一个互惠互利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调整其国内政策，这一点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一方面要维持各国政策的完全自主，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制度，这根本做不到。保护后者必然要求对前者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1978年《基金组织协定》修订案一方面承认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禁止“操纵汇率”以在贸易上获利。为了实施该项禁令，基金组织应通过所谓的基金组织与成员国第四条磋商机制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也涉及其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开展“严格的监督”。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磋商对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国家的政策几乎没有产生影响。罗德里戈·拉托担任基金组织总裁期间，基金组织作出努力试图通过加强双边监督和启动新的年度多边磋商程序（自2007年春季开始）来改变这一状况。基金组织的最高政策制订机构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近期对第一次多边磋商的结果总结如下：有序地消除全球失衡，同时维持全球增长，这要求各国分担以下责任：美国采取步骤促进国内储蓄，包括继续实施财政整顿；欧洲在促进增长的改革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日本进一步实行结构改革和财政整顿；亚洲新兴经济体实施改革以提振内需，一些盈余国家提高汇率的灵活性；石油生产国根据在符合其吸收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要求的基础上扩大支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公报》（新闻稿）。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于2007年10月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他清楚地认识到基金组织在实施议定的责任分担路线图方面面临的政治挑战。他宣布：“既然各国丝毫不愿意放弃对其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基金组织就必须用分析力和说服力作为它的工具，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就是残酷地说真话。”约翰·索恩希尔，《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作用的社会主义目标》，《金融时报》，2007年10月17日。
近年来，不仅是基金组织，还包括“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都在寻求建立结构更完整、汇率更稳定、调整程序更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七国集团进程不仅包括政府领导人年度峰会，还包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定期会晤。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协议》开始，这些国家的代表试图在国际层面加强对浮动汇率体制的管理，并付出很大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取得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原因与使基金组织监督活动受挫的原因相同：主要的经济大国不愿使其国内经济政策目标屈从于削减金融失衡、使其货币维持在某个国际议定水平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许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结果就是深化“七国集团”的磋商程序，通过伙伴国对主要国家施加更大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对其国内经济措施产生的国际后果承担更大的责任。
鉴于更加稳定的货币关系或建立更加有效的调整机制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希望自然地集中到有限的区域性安排上来。多年以来，欧洲货币体系及其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ERM）实现了区域内货币关系的相对稳定。但是1992年秋，英镑和里拉宣布脱离固定汇率平价的欧洲汇率机制，转而实行有管理的单边浮动机制，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提出的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EMU）计划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当时德国重新统一后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促使其提高利率；而德国的高利率又通过欧洲汇率机制将不可承受的紧缩压力传递到英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之中。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进行了修订；2002年1月1日，欧元诞生，欧洲共同货币取代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奥地利和芬兰等各国的货币。根据欧洲货币联盟协定，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为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制订货币政策，而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则需要严格控制其财政赤字。到目前为止，欧洲货币联盟还算成功。但如果这种使各国经济主权退居次席的做法与各成员国不同的政策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欧洲货币联盟也可能面临困难的考验。
基金组织最初设定的目标是提供流动性，监督各国实施正确的调整政策。对发达国家而言，这个目标可以说基本上失败了。但是，基金组织在其多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补偿性的地位，这是“缔造者们”未能预见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基金组织成为了一个国际仲裁者，可以判定其国内政策是否正确，并使其有资格获得外部援助。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提供金融援助的事实，往往能够证明借款国的信誉，因此使其更容易从私人贷款者和其他国家政府那里获得贷款。基金组织不仅能够动用自身资源，而且能够调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源，这一点在国际社会应对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随着基金组织资源的不断增长，以及提供这些资源的手段不断创新，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最初，基金组织份额总计还不到80亿美元。之后不断的增资使资源总量接近2000亿美元。在基金组织成立早期发展出的诸如备用信用安排之类的创新举措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确保各国只要执行了与基金组织磋商达成的经济计划，就能够在一定限度内从中基金组织中提取金融资源。最近，基金组织建立了结构性调整贷款和增强的结构性调整贷款机制，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
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基金组织提出了批评，指责其强迫借款国接受过于苛刻的经济药方，有时还带来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还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出，基金组织推翻的政府比马克思和列宁加起来还要多。基金组织自己也承认，它需要更多地注意所提出的调整计划对社会支出和部分最贫穷人口福利的冲击。
然而，一些对基金组织调整计划的批评意见似乎忽视了其成立的初衷：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用来为赤字国家提供长期融资的机制。《基金组织协定》第一条第（v）款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基金组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具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向成员国提供暂时性普通资金，以增强其信心，使其能有机会在无需采取有损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措施的情况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调”。
在提供援助时，基金组织有义务要求受援国采取措施确保援助的有效性。总体而言，基金组织要求借款国实施的政策是合理的：财政责任，削减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军事开支和过于慷慨的补贴；暂时抬高利率以阻止资本外逃并恢复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坚定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符合实际情况的汇率水平；使国家经济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价格自由化，将效率低下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改善劳动力市场，创造社会安全网；改进政府治理，即建立参与型政府，透明的法律框架和消除腐败。总体而言，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还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如果没有基金组织，不足之处会更多。
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非洲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反复出现的问题催生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努力。首先，基金组织正与世界银行和债权国一道，着手削减承诺采取严肃改革措施的重债穷国的债务。其次，基金组织正在改进财务披露规则，要求那些寻求获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定期报告其外汇储备情况及硬通货债务负担，特别是短期债务。第三，基金组织正和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一道，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提供技术援助，因为在银行监管、公司治理以及国际公认的会计实操等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自由流动是非常危险的。第四，基金组织及其成员国正在仔细研究工业化国家的贷款银行和债券持有方如何能够对解决金融危机做出贡献，一方面减轻债务偿还压力，另一方面不会动摇贷款人信心，也不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吸引新的资本流入的能力。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基金组织正在采取行动改善工业化国家贷款人的审慎控制和风险评估能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既包括不明智的贷款人，也包括不明智的借款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现在考虑各种办法，提高储备要求以抵御银行贷款风险，同时改进对对冲基金和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
由于美国持续积累高额赤字以及油价大幅上涨，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储备取得了空前的增长，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很少向基金组织提出金融援助的要求，虽然这一状况也有可能迅速转变。如果基金组织想继续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真正关注削减贫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以树立其作为可靠的国际机构的形象。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完成最近开始的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的话语权，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另一项措施就是以更加公开和透明的方式遴选基金组织总裁。战后延续下来的传统做法，即由欧洲国家选择基金组织领导人、由美国选择世界银行领导人，现在已经被认为不合时宜了。当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于2012年结束其五年任期后，几乎肯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体系。五、国际贸易领域的挑战
英美两国提出的自由的、非歧视的战后世界贸易体系计划比其战后货币体系的最初计划表现稍微好一些。虽然一开始就遭遇了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贸易组织的挫折，但是之后关贸总协定仍然在削减关税壁垒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连续的贸易谈判回合大幅度地降低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关税降至很低的水平之后，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的最大障碍。关贸总协定也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非关税壁垒问题。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各国终于建立了一整套几乎覆盖所有贸易壁垒的全面规则，以及一个帮助执行这些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此外，超过半个世纪的贸易谈判缔造了两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欧盟单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是“缔造者们”根本没有预见到的结果。
如果我们考虑到战后初期国际贸易合作前途未卜的状况，能够取得这些成就着实令人惊叹。布雷顿森林机构是由相对数量较少的国家趁着战时理想主义澎湃的有利时机谈判达成的，但国际贸易组织则不一样，它必须在为数更多、差异更大的政府之间进行谈判，而这些政府都在与战后重建和发展的严酷现实做斗争。国际贸易组织的宪章试图涵盖太多根本没有达成共识的争议领域，包括贸易与就业、商品协议、外国投资与限制性商业惯例等等。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条款非常复杂，令美国国会望而却步。究其根本，国会是不愿意批准一个羽翼丰满、看似会侵犯宪法赋予国会管理美国对外贸易权利的国际组织。
起草《关贸总协定》的本意是在创立国际贸易组织前，先谈判一项贸易协定。但在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后，关贸总协定不得不像一个国际组织那样继续存在下去。它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依据并不牢固。它也没有足够大的秘书处或足够多的预算。在其成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去关贸总协定总部拜访的人看到的欢迎标识都是“国际贸易组织过渡委员会”。
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是导致关贸总协定被迫在法律地位不明、机构设置不健全的状态下存在多年的主要原因。国会不愿批准国际贸易组织，这本身已经很糟糕；雪上加霜的是，在此后数次更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立法时，国会对关贸总协定的态度是既不批准、也不否决。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通过贸易合作组织赋予关贸总协定一个稳固的法律和组织基础，但与《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一样，由于国会拒绝采取行动，这一努力遭到挫败。美国对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的捐款需要列在国务院“国际会议和突发事件”的预算科目项下才能在国会蒙混过关。某些国会议员对关贸总协定限制了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行动自由深恶痛绝，特别是因为美国参加关贸总协定从未得到国会的批准。在1968年以前，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敢向国会提出对关贸总协定秘书处长期捐款的请求，相比之下所有其他主要国际机构都通过这种方式确认了其合法性。美国的冷淡态度严重地限制了关贸总协定发挥作用，因为如果美国不发挥领导作用，其他国家在加强关贸总协定这一贸易自由化工具方面能够做的事情寥寥无几。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关贸总协定仍取得了罕见的成就。在此方面相当多的功劳要记到美国头上。因为，尽管美国非常厌恶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的概念，它仍然愿意在战后初期对欧洲和日本的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尽管当时这些国家仍在严格限制美国货物的进口。这种单向的贸易自由化对欧洲和日本战后实现惊人的复苏所起到的作用，至少不亚于马歇尔计划和其他美国援助措施。还有一点一定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关贸总协定成立后的头21年里，埃里克·温汉姆·怀特担任其执行秘书。在他大师般的领导下，这个机构渡过了最初的困难阶段，对占世界贸易额比例超过80％的国家来说，关贸总协定成为扩大贸易必不可少的工具。尽管缺少一个正式的组织结构，缔约方集体成立了一个常设理事会，在缔约方会议间歇期该理事会维持运转；还成立了一系列专业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常设秘书处。关贸总协定以静悄悄但看得见的方式，逐步在三个领域树立了权威：作为一个贸易谈判场所，作为一套管理贸易政策的规则，以及作为一个处理贸易纠纷的中心。
作为一个贸易谈判场所，关贸总协定通过八轮主要的贸易谈判回合推动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关税削减：1947年在日内瓦；1949年在安纳西；1951年在托奎；1956年在日内瓦；1960—1961年在日内瓦（“狄龙回合”）；1964—1967年在日内瓦（“肯尼迪回合”）；1975—1979年在日内瓦（“东京回合”）；1986—1993年在日内瓦（“乌拉圭回合”）。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性远超出其他谈判回合，经过这三个回合的谈判，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关税（排除农产品）降至约3％的水平，美国的平均关税从1934年贸易协定计划启动前的60％降至3.5％。
诚然，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各国政府作出承诺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关贸总协定，也不会有这些成就。每当谈判回合遭遇困难时，关贸总协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其总干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谈判打下基础并引导谈判胜利结束。在迪龙回合和肯尼迪回合中，埃里克·温汉姆·怀特成为谈判组主席，使总干事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事实上，正是他在最后一刻的介入化解了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分歧，不但将肯尼迪回合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而且为最后的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在最近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和彼得·萨瑟兰在弥合各方分歧、为乌拉圭回合保驾护航方面也同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从取得的成就以及关贸总协定对取得这些成就发挥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看，战时制订的通过谈判降低关税限制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关贸总协定在处理非关税壁垒方面遭遇了更多的困难。鉴于其在此领域遭遇的一些失败已经广为人知，重温一下那些往往被人遗忘的成绩也许不无裨益。例如，数量限制在战后1945—1948年举行的谈判中导致了尖锐的分歧。但是，在谈判关贸总协定过程中达成的妥协方案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大大出乎怀疑人士的预料。对于美国的一些批评人士而言，允许为保护国际收支和一国国内就业政策目的而实施数量限制的例外条款如同“经济慕尼黑”。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贸易已经基本取消了数量限制（纺织品是一个特别的例外），今天没有一个成员因为国际收支的原因而实施数量限制。至于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另一项爆炸性议题——帝国特惠制度——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轮又一轮的连续关税削减与通货膨胀一起发生作用，使特惠幅度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
事实证明，非关税壁垒领域真正的难题与设立关贸总协定时英美谈判人员所关注的问题有很大差别。大量的非关税壁垒表现为“灰色区域”的限制措施——自愿出口限制以及双边的有序市场安排——当初谈判关贸总协定时，并未预见会出现这些问题。反倾销措施的泛滥迫使贸易谈判人员寻求在此领域建立新规则。政府采购措施和国内补贴计划也变成重要的贸易扭曲性措施，而关贸总协定最初的规则不足以处理这些问题。而且，在应对农业保护主义措施方面，关贸总协定规则的不足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主要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当时美国希望保留维持农产品进口限制措施的权利，有关措施是“新政”政策中为美国农民提供的价格支持计划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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