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 F. Chabris）,（美）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J. Simons）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看不见的大猩猩(经典版)试读：
各方赞誉
人常常会陷入思维的固有局限，本书就指出了我们常会陷入的6大错觉，是全球顶尖商业思想家必读的10本新锐经典之一。 在中国，本书对政府、学校、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决策者尤其有价值与意义，因为他们的决策意义深远，不仅影响自己，更会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与阶层的普通人的生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彭凯平
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生动的视觉体验掩盖住了我们心灵的失明。《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资深书评人 贝小戎“错觉”是学生们在心理学课程中最喜欢的内容之一，但是常常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课堂上尽情展现更多的相关内容。《看不见的大猩猩》一书却弥补了这一缺憾，它告诉我们如何更精确地认知世界，更自信地看待自我，更多地享受充满错觉但却积极乐观的人生。
世纪心理沙龙站长、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 迟毓凯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课堂上，第一次领教“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全班66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大猩猩”悄然走过，让我们相当震惊和深省。在金融与投资领域，我们还有多少错觉？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更多投资人士拥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强的商业判断能力。知名投资人 但斌
所有司法审判者、战地指挥官、集团CEO、政策制定者，当然还包括你和我，都需要读读这本书……本书精彩地解释了人类的错觉现象，看它们是如何把我们所有人耍得团团转的。《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作者 迈克尔·舍默
错觉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你我的生活，阅读本书就像经历了一次令人热血沸腾，却意味深长的旅行。《怪诞心理学》作者 理查德·怀斯曼
我们常常对自己的感觉毫不怀疑，也完全相信我们对世界的了解。通过设计巧妙的实验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本书告诉我们这些自信是不可靠的，并让我们了解6大日常错觉带来的麻烦。《怪诞行为学》作者 丹·艾瑞里
一本让人大开眼界的书。读过之后，你会另眼看待你自己和这个世界。普利策奖得主、《错觉》作者 约瑟夫·哈里南《看不见的大猩猩》能让我们相互了解，让我们更谦虚、更宽容。《纽约时报》
细致入微，引人入胜，这本书相当成功。那些听取查布里斯和西蒙斯告诫的人，将会获得对世界更清晰的看法。《华尔街日报》
读过本书之后，我敢拍着胸脯说，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新科学家》
作者揭示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6大错觉，让我们对认知过程的思考有迹可循，还帮我们拓宽了构建物质文明的方向。Discovery杂志官方博客
如果本书能让你每天放上10次马后炮，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本书更适合普通人阅读，如果你想选择一本心理学入门书，就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今日心理》
作者在每一章都穿插生活中很常见的却经常被我们忽视的实例，让我们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错觉，本书为我们补上了一堂任何学校都不会教的课：三思后行！《科学》
本书完全传承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撰文风格：用趣闻逸事和社会心理学数据，将你所熟知的平面世界演绎得精彩绝伦，令人惊喜。《时代周刊》
通过大量的研究、逸事和逻辑推论，作者推翻了关于人类思维的传统观念，揭穿了认知的真相。《出版人周刊》
这本发人深省的书帮助我们扩大视野，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错觉。这些错觉的影响，不管是在商业、政治领域，还是在你能想到的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巨大的。这真的是一本每个人都应该读的书。《商业生活》杂志
作者是两位心理学家，解析了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6大错觉，以及这些错觉带给我们的影响，同时我们又是如何忽视它们的。《商业世界报》
非常有趣的实验，加上精心挑选的案例，这一切就是为了说明：错觉无处不在。有些错觉影响我们的选择，有些错觉又是平衡生活的良方。SEED杂志
本书中大量的生活、历史实例，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错觉无处不在。Booklist书评
作者对人类的思维能力提出质疑，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本书用大量有趣且具有信服力的实验解答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思考力的假设，如果你想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本书就是必读的。美联社
人们总是更容易发现自己喜欢发现的事情，阅读本书后，你也许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一本自传了。《新闻周刊》
本书探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类错觉，这些错觉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好读的书从一个令人惊讶的视角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对于大脑如何工作和我们如何感知世界是多么的知之甚少。这本书必定会有广泛的号召力。《科克斯书评》The Invisible Gorilla
推荐序
错觉的震撼
资深IT评论员、《计算机世界》创办者之一曲晓东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自然是根据我们提问的方式而展露自己的。——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家
记得2005年在中欧读EMBA的时候，第一门课是《管理学概论》，来自剑桥的基思·古多尔教授在整个课程开始前，放映了一段“看不见的大猩猩”的视频。多年过去了，课堂上的很多内容都记忆模糊了，但当时视频带来的震撼印象依然鲜活，直到读到这本《看不见的大猩猩》，才知道这个实验原来出自这里。
当时感到震撼的原因是，原以为自己视线范围之内尽在掌控，却突然发现被眼睁睁地欺骗了，而且对方并没有使用魔术手法，那种失控的感觉让人不由得冷汗直流。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逐渐体会到，教授选择这个视频作为《管理学概论》这门课的开篇的用意。他想让学员明白，如果他们不能察觉和估计自己的情感、偏见、错觉及冲动，他们就无法弄清他们对管理的干涉行为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还是对什么是真正有益的认识，抑或是仅仅基于自我表白与自卫的需要。
由于成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以往经历的不同，造成了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当人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其实是根据自己以前的经历对收到的信息进行了过滤和编辑，我们的所见和所闻或多或少取决于我们以前所“预料”和“期待”的经验，而一些潜在的大量信息，由于不符合我们的预料、成见和预先判断而被排除。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它并不是不存在。
身为管理人员，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对于人、事物和问题的感知的局限性，有时甚至是扭曲性；如果我们承认人是有情绪的，我们的判断会受情绪的影响；再如果我们承认在不适当的情绪化反应下，我们对观察到的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分析，那么，很可能我们在基于观察——分析——判断后，所采取的管理行为是一种错误的干预。
然而，身为管理人员，我们又必须对组织的各种情况进行干预。如果要想做出适当的干预，就必须做出准确的观察，做出适当的情绪反应，并在分析判断的时候尽量理性和客观，这需要我们保持真正的开放性的询问态度。《看不见的大猩猩》这本书包含了各行各业、各种情景的案例，读起来饶有趣味，但热闹过后你会发现，你原有的认识被颠覆了，它让你对自己的经验和方法进行反思，甚至可能带来重构。这种认识的改变，是一次挑战自我和升华自我的难得机会。引 言看不见的大猩猩“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了解我们自己。”——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年鉴》约在12年前，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课堂上与学生共同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实验迅速成为有大史以来最受关注的心理学实验之一。
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版本的心理学导论教材都会介绍这个实验。不只是在学术界，媒体与公众也对这个实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新闻周刊》与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都对这个实验进行了专题报道，旧金山的探索科学博物馆甚至把这个实验列为其展览项目。
其实，实验阐述的道理很简单，它通过幽默的方式告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预料之外的事物经常是看不见的。
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会详细地介绍这个实验。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还会相继介绍注意错觉、记忆错觉、自信错觉、知识错觉、因果错觉与潜能错觉。
虽然这6种错觉在生活中极为常见，但是直觉总是告诉人们，自己的所见与感受都是真实的，这就使人们无法发现这些错觉，甚至无法相信这些错觉的存在。我们会详细为读者介绍这些错觉现象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与决定的。同时，我们还会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以便让读者了解如何避免这些错觉的出现或是把这些错觉的影响降到最小。通过介绍这些错觉产生的机制与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我们相信，读者将会逐渐清楚大脑加工处理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会了解很多心理学的知识与常识。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所介绍的这些错觉非常顽固，即使充分了解其产生机制，认识到直觉与信念有时是错误的，也仍然无法完全把它们从生活中赶走。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日常错觉”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会对它们有一点儿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它们每一天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每当人们在驾车时拿起手中的电话，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
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错觉；
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
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错觉。
实际上，这些错觉可以进入人们生活中的任何领域，使人们不得不随时与它们打交道。
在读完整本书了解日常错觉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会从全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你的观点也会更敏锐。你不但可以了解到这些错觉是如何影响你自己的，也能清楚周围人的行为与决定是如何受到日常错觉影响的，你还会意识到，不同职业的人是如何利用日常错觉去影响他人的。在这种全新视角的重新审视下，你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第1章注意错觉“看见”不等于“看到”1995年1月25日，凌晨两点，波士顿。天空阴云密布，阴冷无比，一家汉堡包店门前发生了一起枪击案，4名嫌疑犯驾车匆匆逃离……疯狂的追逐场面持续了20分钟左右，最终，在一个死胡同里，嫌疑犯弃车逃逸。罪嫌疑人之一——罗伯特·布朗，24岁，黑人，穿着黑色皮夹克，从车的后门逃出并全力冲向了死胡同尽头的围栏。这犯时，警察迈克尔·考克斯驾驶一辆无警用标识的汽车停在了嫌疑犯的车子旁边。他也下了车，紧紧追赶着布朗。
考克斯是一名便衣警察，他就在这附近长大，也是一名黑人。
这天，考克斯依旧便衣，穿着黑色带帽的大衣，追着布朗来到了围栏前。布朗正在试图翻越这个围栏，但是他的衣服被围栏顶端的金属卡住了，考克斯上前想把布朗从围栏上拉下来，但布朗还是成功地挣脱并翻了过去。就在考克斯也准备翻过围栏继续追捕时，他的脑袋被类似警棍或者是手电筒之类的坚硬物体击中，翻落在了地上。其他参加追捕行动的警察误认为翻落在地的考克斯就是嫌疑犯，他们一拥而上开始围殴倒在地上的考克斯。不一会儿，有人发现了这是一场误会，并大声叫喊：“住手！他是警察！他是警察！”众人一哄而散，没有人理会考克斯，全部逃跑。躺在地上的考克斯已经失去了意识，轻微脑震荡，面部有很多伤口，肾部也受了伤。
就在此时，越来越多的警察加入了追捕行动，其中就包括肯尼·康利。康利是一名来自南波士顿的小伙子，在高中毕业后不久就进了警局，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在众多警察围殴考克斯的时候，他也正[1]在追捕布朗。康利把车停到了距离嫌疑犯车子40英尺远的地方，他刚好看到布朗翻越围栏逃跑了。康利也翻过了围栏，并最终成功追捕到了布朗。康利并没有参与殴打考克斯，但是就在他翻过围栏时，殴打却正在进行中。
尽管其他犯罪嫌疑人最终均被抓获并绳之以法，但殴打考克斯一案却始终没有定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警察局的内部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大陪审团也要求追查到水落石出。到底是谁袭击了考克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考克斯？他们仅仅是把考克斯误会成了在逃的嫌疑犯吗？如果只是误会，那么他们为什么最后全部逃跑，而不是紧急呼叫进行医疗救护？这个案子一点儿进展也没有，直到1997年，地方检察官把案件移交给了联邦政府，才获取了更多调查波士顿警局内部相关情况的权利。
考克斯指认了三个在那天夜里对他进行殴打的警察，但是，三人都拒绝承认并表示对殴打一事一无所知。很多警察在向警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考克斯因为踩在冰上不小心滑倒才受了伤。有近60名在现场的警察应该目睹了一切，但所有人都否认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同样，康利也表示对围殴一事一无所知。以下是康利在宣誓后关于此案的证言。
问：你说在你看到布朗翻过围栏以后也跟着翻过了围栏，而且只用了几秒钟而已？
答：是的。
问：就在同时，你并没有看到其他黑人便衣警察也在追捕布朗？
答：我没有看到。
问：根据你的证词，根本就没有黑人便衣警察在追捕布朗？
答：是的，当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黑人便衣警察。
问：如果有人在追捕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到？
答：如果有，我应该可以看到。
问：如果他在围栏的顶端拉住了布朗，你是否能够看得见？
答：我想我应该看得见。
即使直接询问康利是否看到考克斯与布朗在围栏上的纠缠，他的回答依旧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他应该看得见。虽然康利的证词简短，但他是殴打一案中最重要的证人，因为他是参与追捕行动的警察之中可以看到殴打全过程位置最好的人。然而，康利拒绝承认他看到过什么，这使联邦检察官无法控告那些参与殴打考克斯的警察，也导致了没有任何人对袭击案承担责任。
道德的沉默，他们内部在互相保护的时候居然表现得如此团结。”
尽管康利坚持他的证言，但是殴打一案还是进入了审判。布朗证实，康利就是当时逮捕他的警察，而且他还提供证词说，就在他翻越围栏后还向后看了看，发现有一个高大的白人警察就在围殴现场的旁边，另外一名警察也证实康利当时就在现场。最终，法庭宣判康利有罪。陪审团认为，康利跑向围栏居然没有看到围殴现场，甚至没有看到考克斯，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审判过后，一位陪审员解释说：“我无法相信，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他居然什么都没看见。”另一位陪审员称，陪审团中的一名成员告诉他说，他的叔叔曾经当过警察，警察需要被训练得很敏感，善于洞察细小的事情，他们绝对职业。
直到2001年夏天，报道考克斯一案的记者迪克·莱尔才第一次见到了康利。经过这次会面，莱尔开始怀疑康利并没有做伪证，于是他把康利带到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你看见了吗[2]年前，我们就相识了。当时，丹刚刚来到哈佛大学心理学10系做助理教授，而克里斯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由于我们对人类的感觉、知觉、注意等认知方式都特别感兴趣，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就在康利的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时，丹正在为本科生上一门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克里斯是他的助教。就在这门课上，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基于先锋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在进行视知觉与注意研究时所设计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实验范式。
心理学实验
在学生的协助下，我们利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学大楼制作了一个简短的电影。在短片中有两队运动员，其中一队穿白色运动服，另一队穿黑色运动服，所有运动员都在不断地移动并且互相传接篮球。
影片拍好后，我们便开始在哈佛大学内招募志愿者进行实验。志愿者需要观看影片，并计算身着白色球衣队员传球的次数，同时可以完全忽略穿黑色球衣队员的传球次数（无论是空中传球还是击地传球[3]都要被算作传球）。
影片持续不到一分钟。观看结束后，我们会立即询问前来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到底有多少次传球。答案也许是34次，也可能是35次，其实这并不重要。我们要求被试记住传球次数，是想把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到屏幕上，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计数能力。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其他目的——在影片中，除了穿白色与黑色球衣的运动员外，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把自己伪装成大猩猩的人，这个“大猩猩”走过人群并稍作停顿，还对着镜头敲打自己的胸膛，然后走开，整个过程在屏幕上不超过9秒钟。除了询问志愿者传球的次数外，我们还要探查一些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
问：在你数传球次数时，你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答：没有。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什么了吗？
答：我看到了这里还有电梯，还有就是墙上有S形标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S代表什么意思。
问：除了运动员，你还看到其他人了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大猩猩了吗？
答：大猩猩？没有。
在这项实验中，大约有一半被试没有看见大猩猩。当他们重新观看录像而不需要计数时，他们都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很多志愿者都惊讶地表示“我居然没有看到”。NBC的制作人也重复了这个实验，其中的一个志愿者坚决不承认影片中有大猩猩出现，甚至认为他前后两次观看的影片根本就不是相同的版本。无论怎样，这个实验在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中重复了若干次，结果基本一致——有大约一半的人没有发现人群中的大猩猩。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么多人看不见人群中的大猩猩？其实这属于注意错误范畴，在心理学领域内，我们称之为无意视盲，它与视盲是有本质区别的。“视盲”是由于视觉系统存在物理性损伤造成的，在这里，很多人没有看见大猩猩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眼睛或是大脑出现了损伤性的问题，而只是由于无意视盲。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尽管有时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
我们并不是想介绍无意视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更不想介绍关于大猩猩实验的最新研究进展，我们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人们真正体验到的世界远远少于人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如果人们能认识到这种认知局限性，某些错误的感知可能就会消失。
我们与美国一家调查公司合作，从成年人中抽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他们对人类大脑如何工作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发现，75%的人其实已经发现了无意视盲现象的存在，人们在注意力过于集中时确实会忽略一些重要的事情。
一切尽在掌握？除了预料之外。人们每天都亲身感受着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些事物甚至还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这么丰富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人们掌握了所有发生在自己身边事情的信息。
人们的确感受着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注意力之外的事物也是缺乏了解的。人们以为特别的事情会迅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就会牢牢掌握身边所有的信息，可是大家真的错了。就像大猩猩实验那样，尽管大猩猩是那么栩栩如生，尽管它在人群中是那么与众不同，但是，人们真的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
大猩猩实验于1999年发表在学术期刊《知觉》上，题目就叫作《看不见的大猩猩》，不但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热烈讨论，我们还因[4]此获得2004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美国超长寿命的电视连续剧《CSI：犯罪现场调查》也在单独一集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康利的大猩猩尔在听说了关于大猩猩的实验后，把康利带到了丹的实验莱室，他想知道如果康利参与这个实验，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在实验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康利，他是一个很严肃而且沉默寡言的人，莱尔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其实我们也不确定康利到底能不能看到人群中的大猩猩，况且，是否能看到大猩猩与6年前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考克斯被殴打也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不过，我们很想知道，在康利知道这个实验的科学解释后会怎么想。
就在康利计数的时候，他发现了人群中的大猩猩。尽管丹向他解释了有关人类注意力的理论，但是他还是像其他发现大猩猩的被试一样，无法相信有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大猩猩。
为什么看见大猩猩的康利，却没有看见围殴现场？正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感知世界方式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无法相信自己会忽略那么多重要的事物，所以，考克斯一案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出现这么多质疑康利的声音。
在康利的上诉证词中，康利的律师试图说明康利绝对不在殴打案发的现场，其他警察关于康利的证言是不准确的。康利是不是在现场与康利是否看到殴打的场面，被人为地联系并锁死在一起。不过，如果我们对照大猩猩那个实验就会发现，案件的关键在于：康利在案发现场有没有看到那个“大猩猩”，而不是康利是否在现场出现过。
在案发的当时，康利看到布朗要翻过围栏，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在逃的嫌疑犯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单通道视觉”。检察官当然不会相信单通道视觉的存在，而是认为康利不过是在自己记忆里把当时的场面重新“编辑”了一下，从而剪切掉了那些对自己不利场面的片段。然而，如果康利在全神贯注地追捕布朗，就像实验中我们的被试必须集中所有注意力来计算传球次数一样，康利就完全有可能没有看到围殴考克斯的场面。
不过，康利的证词使他在案发现场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再加上人们主观判断康利不会忽略那么明显的事情，两者共同作用，使检察官认定康利在做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其目的无非是保护自己的警察同伴。
2005年7月，康利终于赢得了撤销之前判决的审判结果，考克斯一案以康利胜诉告终。“视而不见”引发的冤案。时至今日，科学已经为人们解开了无数谜团：星系是如何形成的，DNA是如何控制生命的繁衍的，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认知世界的，等等。但是，人们更希望这些理论能够解释生活中每一个特定的个案。遗憾的是，人们没有条件对每天发生的那些错觉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去证明这是由于人类大脑某方面的机制所决定的。
就好像考克斯一案，我们无法确定康利是否由于无意视盲而没有看见殴打场面。如果进行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就必须全面而真实地恢复当时所有的影响因素（夜晚，追赶试图翻越围栏的疑犯，不熟悉的环境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估康利的真实情况，但这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至少我们明白那些一味谴责康利的人走错了方向。案件调查人员、检察官、陪审员，都没有能够考虑到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康利根本就没有说谎，那天晚上他可能出现了无意视盲。
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述很多类似考克斯案件这样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你将会看到错觉对生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将要深入介绍人类大脑产生错觉的机制，可这并不代表你在读后就可以完全对这些错觉产生免疫力。我们想告诉你的是，在生活中，错觉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判断，还会干扰人们的决定，甚至是行为，它的的确确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所有人都需要正确认识它、对待它。美国核潜艇与日本钓鱼船01年2月9日，下午1点40分，“格林维尔号”核潜艇船长斯科20特·沃德尔带领着他的全体船员行驶在夏威夷海域附近。
在沃德尔船长发出潜艇下沉的命令后，潜艇开始驶向更深的水域。不幸的是，潜艇出现了意外，高气压迫使海水涌向船体之外，潜艇不得不开始急速上浮。就在“格林维尔号”的船头浮出水面的同时，全体船员听到了一声巨响，沃德尔船长也惊恐万分，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格林维尔号”高速浮出水面的同时，撞到了来自日本的“爱媛号”钓鱼船，“格林维尔号”的船舵划过了渔船的整个船身。要知道，“格林维尔号”的船舵是用特殊材质制作的，以便在北极破冰，所以结果可想而知。汽油不断地从渔船中泻出，渔船在短短几分钟后就朝船尾的方向沉了下去，渔船上的人们纷纷跑向船头大声呼救。最终，大部分人利用救生船得以生还，但是，仍有9人在这次事故中不幸丧生。“格林维尔号”只是受到了一点儿轻伤，船上的船员无人受伤。
现代潜艇为何对近在咫尺的渔船“视而不见”？一艘如此现代的高科技潜艇，配备了诸多技术领先的装置，并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船长带领，居然没有探测到仅仅200英尺之外的渔船。
为了调查此次碰撞事件的原因，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做了整整59页的报告，竭尽全力地阐释各种潜在的可能原因：“格林维尔号”的船员并没有完全严格按照程序操作，船上的游客观光团可能影响了全体船员的注意力，没有实现对“爱媛号”钓鱼船的精准定位更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因素。另外，并没有证据显示船员出现醉酒、药物过敏、精神失常、疲劳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紧张等情况。然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报告并没有提及沃德尔船长及其船员在通过潜望镜观察时，是否也没看到“爱媛号”钓鱼船，而这有可能是了解相撞原因的关键问题。
一般来说，无论潜水艇是下沉还是上浮，工作人员都必须要通过潜望镜确认是否有其他船只在潜水艇的航行路线出现。而且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只要沃德尔船长通过潜望镜观察，是应该能够看到渔船的。但从事后其他工作人员的报告来看，沃德尔船长并没有违反任何操作规范，他借助潜望镜仔细地观察了周边的情况，可是为什么他却没有看到“爱媛号”钓鱼船呢？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了沃德尔船长是按照操作规范通过潜望镜观察了周边的情况，但观察时间很短暂。对此，NBC的记者斯通·菲利普斯质疑：“没有人怀疑沃德尔船长的专业能力与经验，他也确实没有违反潜望镜操作规范，但是在用潜望镜观察这个环节上，他是否分配了足够的时间？”官方、媒体都对此事做了大量的调查，也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人探究过沃德尔船长没有看到渔船的真实原因，就连沃德尔船长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居然没有看到渔船。受到关于大猩猩的实验的启发，我们可以马上想到，也许经验丰富的沃德尔船长并不是没有“看到”渔船，他只是没有“看见”而已，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视而不见”。正如沃德尔船长自己所说的那样，“我通过潜望镜观察，但是我并没有盼望会有意外情况出现，我只是观察是否有异常状况，而不可能主动寻找异常物体。”“看到”不等于“看见”。其实，潜水艇撞到水面上的船是极不常见的，自然大可不必为没日没夜地盯着望远镜而失眠。但是，这种“我看到了，但是我没看见”的事故在陆地交通中可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可能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路边停车时，突然发现在自己行驶的路线上有其他车辆出现，于是不得不紧急刹车。之前已经观察了周围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发现还有其他车辆呢？如果有司机不幸地碰到了其他车辆，他的反应一般都是：“我已经看了四周的情况，不知道这车是哪里冒出来的，我真的没有看见。”
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涉及人类大脑的认知过程，至少包括注意与知觉两个方面。通常来说，人们都会认为，应该可以看见在自己面前的一切，但事实是，大脑只能处理来自视觉世界的一小部分信息。“视而不见”是符合大脑的工作机制的，大家对于“视而不见”的不承认、不接受，会导致人们疏于小心谨慎或是做出过于自信的判断。
在说到“看到”时，就像之前谈论“视而不见”时提到的“看到”，实际是目光停留在某个物体的“看到”，这就是一种感觉过程。但是我们更想说明的是，事物映入眼帘并不能保证就能“看见”它们，或者说，知觉过程并没有对其中的一部分信息进行有效地加工与整合。也许有很多人会怀疑这样的论断，因为至少有一点还需要证明，大猩猩实验中的被试、追赶嫌犯的警官还有沃德尔船长，是否真的“看到”过那些他们不会期盼出现的事物。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实验室来。
在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经常要用到一种叫作“眼动仪”的装置。利用眼动仪，可以追踪到被试在任何时间目光停留的位置以及目光移动形成的眼动轨迹。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体育研究的学者丹尼尔·美尔特，在重复著名的大猩猩实验时加入了眼动仪，以便追踪被试的眼动轨迹。他发现，那些声称没有看见大猩猩的被试，把目光停留在大猩猩身上的时间平均有足足一秒钟，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大猩猩，而那些看见大猩猩的被试目光停留的平均时间同样也没有超过一秒钟。橄榄球手的车祸06年2月，23岁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本·罗瑟斯伯格，已经在20全美橄榄球大联盟经过了两年的历练，成为大联盟历史上赢[5]得超级碗的最年轻的四分卫。
就在同年的6月12日，罗瑟斯伯格驾驶着摩托车行驶在市中心，准备离开城区。当他行驶到一个交叉口时发生了意外，一辆迎面而来的轿车撞倒了他。
当时，玛莎·弗莱什曼驾驶她的轿车左转，刚好撞到对面直行的罗瑟斯伯格。根据目击证人的回忆，两个人在进入交叉路口时都是绿灯，没有人违反交通规则。相撞后，罗瑟斯伯格的身体飞向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又撞向旁边的树干，最后跌落在地。罗瑟斯伯格的腭与鼻子受到了严重损伤，牙齿也磕掉很多，背部与头部出现了明显的裂口，其他小的伤口更是不计其数。弗莱什曼拥有良好的驾驶记录，唯一的一次违章驾驶是超速，但那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弗莱什曼还是曾因为没有给其他车辆让路而被传讯过。罗瑟斯伯格经过7个小时的紧急抢救脱离了危险，最终痊愈，并且以完全健康的身体开始准备当年9月份新赛季的比赛。
为什么汽车司机在转弯时看不到摩托车呢？其实，像这种事故是不多见的，但是在与摩托车有关的事故中有一半以上却是与汽车相撞，这其中65%都如同罗瑟斯伯格事故一样，汽车在向左转弯时撞到了迎面驶来的摩托车（在左侧行驶的国家，事故多为汽车向右转弯时撞到迎面行驶的摩托车）。
在这种事故中，经常会听到肇事司机这样说：“我在转弯前就开启了指示灯，而且我也观察了周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我突然就感觉到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车，然后就看见那个家伙和他的摩托车倒在地上。我从来就没看到他们。”而被撞的摩托车手却会说：“突然间就有一辆汽车冲到了我的面前，那个司机一直在盯着我。”这样就会经常导致摩托车手起诉汽车司机故意肇事，因为摩托车手认为汽车司机明明看到了他们，却不减速。
合理的解释是：源于人类脑机制的注意错觉。由于汽车司机在开车左转弯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迎面开来的汽车，而没有故意寻找周围的摩托车，才使得他们没有看见摩托车。说得更确切些，无论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或是马车，都属于在左转弯过程中不常见的车辆，没有人会时刻考虑这些非常规因素。这就好像在大猩猩实验中的那些被试一样，汽车司机一方面全神贯注地寻找其他汽车，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预料过会有摩托车出现，所以就对预料之外的摩托车“视而不见”了。更可怕的是，人们经常认为自己会注意到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而事实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事物是经常看不见的。
安全措施有效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寻找补救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摩托车安全的支持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没有一条能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
例如，有人认为应该树立写有“注意摩托车”一类标语的警示牌。但实际上，这种办法的效果微乎其微。试想，当这样的标语映入司机眼帘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注意四周是否会有摩托车出现，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摩托车并没有出现，他们的认知方式又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继续寻找汽车等大型车辆，摩托车重新成为预料之外的车辆。这种为了摩托车安全而发起的标语运动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的，即人们的主观想法与客观信息可以影响人们固有的注意机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人们的认知方式是固定的，因此，这种标语运动最终注定会成为注意错觉的牺牲品。
假设我们在某一天的早晨告诉被试“请注意看大猩猩”，但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在同样的地点进行那个著名的大猩猩实验，那么一周前的那个提醒当然就不会有任何作用了。因为在这一周里，被试的认知方式会很快调整为原有状态。除非在实验开始前很短的时间里提醒被试，被试才会在数传球次数的同时看见那只大猩猩。
另一项增强摩托车安全性的措施是，呼吁摩托车驾驶者应该穿着明亮的衣服，而不是传统上我们记忆里那种典型的摩托车者的服装——夹克衫、黑裤子还有靴子。乍看之下似乎有些道理，穿上类似运动员一样的亮丽服装会更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但是，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看到”与“看见”并不是相同的概念，“看到”是“看见”的前提，但“看到”并不能保证一定“看见”。也许那件神奇的衣服会增加汽车司机“看到”摩托车的概率，但能否增加“看见”的概率就是不确定的事情了。一个关于大猩猩实验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即使摩托车手换上亮丽的衣服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心理学实验
与丹同一实验室的史蒂夫·莫斯特与布雷恩·肖勒把大猩猩实验符号化，然后利用程序重新设计成可以在电脑屏幕前操作的实验。具体点儿说，就是大猩猩实验录像中的运动员在程序中成变成了白色和黑色字母，而用一个红色的加号（+）代替大猩猩。被试的任务是记住所有白色字母击中屏幕上某一窗口的次数，同时忽略所有黑色字母。
就算是经常重复大猩猩实验的研究者也没有预料到，没看见唯一带有颜色的红色加号直线穿过整个屏幕的被试竟然达到了30%。之前我们也思考过，黑色的大猩猩与黑色运动服在颜色上比较相近，所以很多被试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就忽略了大猩猩。但是这个实验更进一步地证明：对于预料之外的事物，无论它的特点多鲜明，还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看不见的。
唯一的避免方法：让自己成为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减小无意视盲影响的方法只能是：在预料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复杂情况。彼得·雅克布森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公共健康咨询专家，他在2000年抽取了加利福尼亚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城市专门研究汽车与自行车或是行人相撞的事故。雅克布森收集并计算在每一个城市中，每公里内发生行人或是自行车的事故概率，结果令我们感到意外：在这些城市中，采用步行或是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人越多，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低；采用步行或是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人越少，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
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如果说伦敦的街头经常人头攒动，那么汽车司机当然会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在平时的驾驶中也会更多地把行人纳入他们的预料范围之内；在洛杉矶，汽车司机习惯于宽阔的马路和秀丽的风景，他们很少会看到路旁的行人，所以也很难经常在意识里有这样的准备：“我要小心旁边可能出现的行人。”所以说，行人与自行车比较多的城市，由于司机已经习惯于对行人分配更多的注意力，所以发生事故的概率反而很低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大了人们的预判范围，从而减小无意视盲对人们的影响。
心理学实验“红色大猩猩”实验的发起者之一史蒂夫·莫斯特和罗伯特·亚斯图领导了一项实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莫斯特与亚斯图首先设计了一种能够模拟人类的场景的实验装置，他们称之为“驾驶模拟器”。被试坐进驾驶模拟器，模拟操作驾车并根据蓝色箭头的指示前进，同时忽略偶尔出现的黄色箭头。当被试模拟开车到交叉路口时，一辆摩托车会突然进入被试驾车的行驶路线。如果这辆摩托车和指示箭头同样都是蓝色的，那么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看见并及时停车。但是，如果把摩托车换成黄色，那么36%的被试会在模拟程序中撞到摩托车，其中的两个被试甚至根本没有踩刹车。由于摩托车与指引箭头同是蓝色，至少在特点上与被试需要预判的事物相近，所以大家都很轻松地看见了。从这点上说，蓝色摩托车就已经成功被纳入被试的注意范围之内了，从而也改变了无意视盲对人们的影响。艰难的着陆查德·海恩斯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中心的一名科学家，他的理研究项目几乎全部围绕空间学与航空学，还曾因为试图记录UFO而声名大噪。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恩斯与他的同事伊迪丝·费希尔、托尼·普赖斯，使用飞行模拟装置在飞行员信息显示技术领域引领了一项先锋研究。之所以要在这里再次介绍他们的研究，是因为这是“视而不见”的又一重要证据。
海恩斯和他的同事把研究对象集中在商业航线中驾驶波音727的飞行员上。当时，商业航线的飞行员通常是最有飞行经验的而且绝对称得上是“飞行专家”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其中飞行技能最出色的人才能被选中驾驶大型的商业客机。海恩斯选择的被试都是驾驶波音727航行超过1 000小时以上的大副或是机长。
在实验中，所有飞行员首先必须接受训练，以熟悉借助一种头盔显示器模拟驾驶飞机。这个装置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头盔显示器可以模拟飞行操作的仪表盘显示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例如高度、速度、燃料等。飞行员通过训练课程，学习利用飞行模拟装置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着陆。在飞行员熟练操控这种飞行模拟装置后，海恩斯会在着陆程序中安排一些意外情况，例如在着陆的跑道上放置大型飞机来干扰飞行员的正常着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显示，这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经常看不见跑道上的海恩斯设置的障碍物。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仍然事故频发？飞机在着陆过程中与跑道上的其他物体相撞是非常常见的飞机事故，海恩斯称之为“跑道入侵”。根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跑道入侵”属于飞行员的过失。这种跑道入侵事故之前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好像“格林维尔号”潜艇碰撞到“爱媛号”钓鱼船一样，完全是一种意外。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记录显示，美国在2007年共发生了370起跑道入侵事故，其中只有24起事故是由于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导致的。从2004年到2007年的4年中，美国发生了1 353起跑道入侵事故，有112起事故后来被定性为严重事故。历史上，最严重的跑道入侵事故发生在1977年，在西班牙的金丝雀群岛，荷兰皇家航空有限公司的4 805次客机在着陆时与美国泛美航空的1 736次客机相撞，两架客机同为波音747，有583人在此次事故中丧生。
尽管与其他飞行事故相比，跑道入侵相对来说属于多发事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理解跑道入侵发生的频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去年的2 500万次飞行之中，跑道入侵事故发生了8起。平均计算，就相当于在3 00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有一个航班，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跑道入侵事件只发生了一次。这看上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相对其他飞行事故来说，跑道入侵属于多发事件。
海恩斯对实验中两名没能安全着陆的飞行员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在飞行员离开云层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应该可以看到着陆跑道上的飞机了，而后他们还有充足的7秒钟时间来决定是否应该放弃着陆。
这两名飞行员在飞行模拟装置的训练课程中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在问到他们当时是否看到跑道上的飞机时，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海恩斯把当时模拟飞行着陆的录像播放给这两位飞行员时，他们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居然没有看见阻挡在着陆跑道上的飞机，而这架飞机又是这么明显。其中一位飞行员说道：“如果不是我事后看了录像，我实在无法相信当时我犯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可是我当时确实没有看见那架飞机，这实在令人无法置信。”其实，跑道上的飞机和“爱媛号”钓鱼船一样，预料之外的事物是很难被看见的。
海恩斯设计的飞行模拟装置及头盔式显示器并没有人为地加入影响飞行员对跑道情况的判断的干扰因素。为了能够更方便、安全地操作，飞行员在使用飞行模拟装置着陆的同时，还可以检测飞行数据与观察地面情况。飞行模拟装置极大地简化了真实的操作程序，使得飞行员在模拟装置上获得相关信息的速度要比真实情况更快，做出各种判断所需的时间也更短。也就是说，就算是对于普通飞行员来说，在飞行模拟装置上的表现也应该远远好于真实驾驶飞机的情况。但是，这种更为简单的操作任务并没能帮助这些优秀的飞行精英“看见”那些预料之外的事物。
为什么人类每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观察周围的事物，但还是有那么多重要的信息被“视而不见”地错过？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澄清人们对大脑认知的错误认识。
就飞机着陆来说，飞行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神贯注地注意各种仪表上的数据，同时还要不断地与地面通讯台联络以确定降落位置，对于跑道上可能出现的障碍物体，他们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尽管那个物体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
飞行员的任务是以正确的操作程序驾驶飞机，跑道上的意外情况应该早就被地面指挥系统清除掉了，那实在不是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他们习惯于完全信任地面指挥系统，所以地面上哪怕是出现很小的意外情况也在他们的预料之外。简言之，这种情境中存在着使飞行员“视而不见”的条件。同时，这种“视而不见”也是人类脑机制的一部分，是客观存在的。
很多人都一直无法真正接受“视而不见”，还没有认识到这属于人们正常的注意系统的运行机制。只有认识到对“视而不见”的误解，才能真正地了解“视而不见”并接受它的存在。在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地讨论。来电话，请接听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经过一天劳累的工作，你拖着疲倦的身想体驾车回家。虽然是在驶向回家的路上，r但是你的大脑还在飞速旋转，想着今天没完成的工作，尤其是一想到还有很多家务需要做，更是感到头疼。就在这种类似精神挣扎的状态下，你左转进入了另一条路。而就在这时，一个小孩踢着皮球闯到你驾驶的路线上，你是否能够及时刹车？如果你不是在思考问题，而是在接一个电话，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是否还能够及时停车？也许大多数人都确信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因为人们相信，只要眼睛注意着路面的情况，手里握着方向盘，就都能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为什么驾车时不能接听电话？尽管在驾车的同时接打电话有时是一件无法拒绝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绝对是危险的事情。广泛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开车的时候使用电话是很危险的事情，它造成事故的影响绝不亚于醉酒驾车。
在开车的同时使用电话使得司机对周围情况信息的掌握减少了，无论是对交通信号灯还是对其他意外情况的反应都会变慢。试想，如果出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例如，突然出现在马路上的小孩，由于你在使用电话而使刹车慢了一点点，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
如果是换成耳机接听呢？一场反对驾驶时使用电话的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兴起，纽约是第一个就此事立法的城市。纽约法律明文禁止在驾驶的时候使用电话，因为纽约立法委员会的智囊团相信，这样做将确保司机的眼睛盯在马路上，手放在方向盘上，避免了让他们分心。同时，纽约立法委员会也以多数票通过，暂时搁置禁止在驾车时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讨论。这样的结果无疑触动了电话公司的神经，他们灵敏的嗅觉已经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大力推动这项立法的同时还借助舆论工具。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宣称“使用非手持耳机式电话能够解放司机的双手，从而提高驾驶的安全性”。诺基亚公司也迅速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推荐为他们的十大安全产品之一。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大家迅速认识了非手持耳机式电话，并对它的安全性达成了共识。
在一次调查中，有77%的美国人认为非手持耳机式电话的安全性要远远高于手持电话。无论是立法委员会对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暧昧的态度，还是电话公司不遗余力的推荐，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司机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而目视前方时，无论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物，都可以被司机察觉到。鉴于读者对大猩猩实验的了解，想必你已经能够想到我们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了吧。
为什么用耳机接听也很危险？每个人都可以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很自如地驾车，也可以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使用电话，这件事与手和眼本身无关。实际上，无论在做什么——开车、使用电话，都需要耗费大脑的认知资源。
认知资源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人们的认知加工过程是并列的还是平行的。例如，对于人们来说，在一条笔直的路上行走的同时和朋友交谈是很容易的，因为行走过程与语言过程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如果突然遇到一片充满水坑的人行道，而要选择一条行走线路时，可能就不得不停止讲话了。现在的行走过程需要额外的资源来计划，使得语言过程即刻被挤了出去。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关键的结论就是：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实际上，注意的功能之一就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这些资源。认知资源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界限，一旦某种复杂活动超过认知容量的最大限度，人们就无法完成原有任务。行动的结果本质上取决于认知资源消耗的多少——耗费得越多，任务完成的质量就越差。
再来重新审视手持电话与那个神奇的非手持耳机式电话。无论是用哪种电话，都是同时进行驾车和讲电话两个活动，耗费认知资源——更确切地说是注意资源——是相同的。从这点上说，两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异。
在大猩猩实验中，我们为了探讨认知资源的作用，还发展出了一个任务更为复杂的实验。在此实验中，并不是简单地让被试数白色球衣运动员的传球次数，而是要求被试分别记住白色球衣运动员击地传球的次数与空中传球的次数。由于提高了任务的复杂性，使得没有看见大猩猩的人数的比率提高了20%。任务更复杂了，意味着被试需要提取更多的注意资源，使得很多被试都没有足够的注意资源去发现大猩猩。随着任务复杂性的提升，能够看见大猩猩的人也随之减少。
请重新思考驾车时使用电话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不是用一只手拿住电话就影响了安全驾驶，而是在于讲话本身——说话是一件耗费认知资源的事情，无论使用的是何种电话机。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更多的人还不知道认知容量的存在，使得很多地方的法律只禁止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持电话，反倒增强了公众对非手持电话的信心，也使大众对此事的误解越来越深。
心理学实验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大猩猩实验怎么能与真实的驾车场景相提并论？就算将其精准地抽象化，计数任务又怎能与说话相比呢？对于如何比较两种活动的认知难度，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实验。
肖勒与他的学生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实验，目的是探索说话到底能够耗费多少认知资源。肖勒仍然采用“红色大猩猩”的实验程序，不同的是他把被试分成了两组：一组仍像以前一样进行计数任务；另一组被试需要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与别人聊天。连肖勒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实验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计数任务组有30%的人没有看到红色加号，而另一组居然有90%的人没有看到——是计数任务组的三倍。
此外，实验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组在计数的同时打电话的被试的计数成绩与前一组相差无几。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计数时打电话并没有影响计数成绩，那么开车时使用电话也应该不会对开车本身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90%这个数字。也许开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对预料之外的物体出现的敏感度会严重降低，这就意味着潜在的威胁安全的因素在增加。
与同在车里的人聊天也是危险的事情吗？已经有很多证据表明，与开车时打电话聊天相比，仅仅与同车的人说话对安全的影响要小得多。原因在于：首先，与同车的人聊天可以更容易听见他人说话的声音，也更容易理解说话的内容，这要比打电话轻松得多；其次，车里的同行者本身也提供了一双可以观察周围其他情况的眼睛，其提供的安全系数要远远高于电话另一边的那个人；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原因，来自很多学者所说的“社交需求”。当你驾驶到一个情况很复杂的路面时，反而没有迫使你继续谈话的“社交需求”的压力，你的同伴很有可能会停止聊天并保持安静，帮助你观察周围的环境。但是，如果你当时在打电话，“社交需求”就会迫使你不能终止谈话。
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就有理由相信，单纯的讲话与用电话聊天对驾车的影响是不同的。贝尔，你在为谁而奏尔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在他仅仅4岁的时候，身为心理贝学家的父母发现了贝尔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就极力挖掘贝尔的音乐潜力。在贝尔17岁时，他已经登上了卡耐基音乐厅的舞台。从此以后，贝尔的成就愈发辉煌。
他不断获得前人没有获得的艺术成就，登上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拿到的奖项更是不计其数。他的官方网站上写道：“贝尔得到了全世界的注意，这使和他同时代的小提琴演奏家黯然失色。”
在某个星期五早上的上班高峰时段，贝尔拿着他的价值300万美[6]元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来到了华盛顿市的一个地铁站。他站在了地铁站入口与扶梯之间，在地上摆了一个集钱罐子，开始演奏美妙的古典音乐片段。在43分钟的时间里，超过1 000个行人从贝尔身边经过，却只有7个人停留下来聆听这天籁之音，而贝尔的那个集钱罐子也只收到了不到50美元。
为什么一票难求的演奏被行人“听而不闻”？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述了波士顿的考克斯案件、美国核潜艇与日本钓鱼船相撞事故、橄榄球运动员的车祸以及关于飞行员的实验研究进展，通过这些故事，你应该不断认识了“无意视盲”这个概念，了解了“视而不见”，但是这些在注意错觉领域里还只是涉及了视觉而已。刚才讲述的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无意失聪”的故事。
2008年，吉恩·温加滕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专题写作奖，这要归功于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封面故事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温加滕与小提琴艺术大师乔舒亚·贝尔共同完成的社会学“实验”，以上提到的情景就是他们的实验过程。
温加滕在他的文章中哀叹了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对美与艺术的漠视，还抒发了他对那些匆匆经过的人的失望。这一切被隐藏在角落里的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当我们快进观看这段录像时，好像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无声新闻短片，行人都是那么匆忙，有的手里拿着咖啡，有的还打电话和别人说着什么，还有的连歪歪扭扭地夹在领带上的工作卡都懒得整理一下。
这样的情景完全出乎《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的意料，在他们脑中勾画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有人最开始认出了贝尔，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蜂拥的人潮会造成交通堵塞，甚至会让警察不得不借助橡胶子弹、催泪弹等武器来驱散人群。不只是工作人员，就连著名的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也大跌眼镜。这位国家管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家曾经预测：至少会有75～100人停下来欣赏音乐。可实际的人数还不及他预测的1/10，这么几个人根本就不用麻烦警察跑一趟了。
温加滕、斯拉特金，恐怕还有普利策奖的评选委员会，都掉入了注意错觉的陷阱，连贝尔在观看录像后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还有点儿恼火地说：“难道我弄出来的都是噪音吗？”
包括贝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完全错误地预测了结果。在读过关于大猩猩实验以后，就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此事了。谁也不能否认贝尔精湛的演奏技艺，可是行人并不是在寻找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匆忙走在上班途中的过客。一位驻足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都在上班途中，既要注意前方——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扶梯了，又要在脑中思考着恼人的工作，所以很容易就会把贝尔错过去。”
在温加滕所设计的场景中，行人并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资源去发现他们身旁的艺术大师，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就已经注定了最后这样的结果。温加滕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抽出一点点时间来聆听一下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艺术家所演奏的音乐，如果现代生活把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那么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将失去多少欣赏这个世界上美好东西的机会。”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与不懂得欣赏艺术无关，只能说明人们在匆忙的上班途中很难听见路旁的音乐。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把注意力资源——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听觉上的注意力资源，只要集中在某种任务上（例如行走在上班的途中），就很难注意到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伟大的小提琴艺术家。
马路表演的精彩。如果真的想知道华盛顿人是否愿意驻足欣赏美妙的音乐，就至少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保证有足够的行人能够听到音乐的声音，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位普通的小提琴演奏者进行表演，然后再在相同的条件下邀请贝尔闪亮登场，这样才可以做出比较、得出结论。
我想，如果温加滕把贝尔安排在嘈杂的工地旁边，那么他是不可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贝尔吸引不到行人而感到奇怪，无论是多么动听的声音都会淹没在嘈杂的噪声中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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