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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3 17: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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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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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组织再造: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机制

学术组织再造: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机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学术组织再造: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长机制作者:张炜排版:辛萌哒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2ISBN:9787308093705本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第1章问题的提出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富于挑战、充满希望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预示着以传递、发现、综合和应用知识为本的大学将走到社会中心,在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先导和核心作用。那么,大学如何才能适应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呢?

大学是以知识为材料,学科为单元的学术组织。学科是大学学术组织存在的核心特征。大学传统的三大基本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无不是以学科为基础单元来进行划分和组合的;从根本上说,大学的声誉和学术水平有赖于学科水平,大学的生机源自学科活力。因此,当大学学科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必然会对大学学术组织结构提出变革要求。

学科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出,学科发展基本遵循统合——分化——统合的发展趋势,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德国物理学家普郎克曾经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20世纪中叶,特别是7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一方面继续不断分化,分门别类的研究比近代科学更为精细和深入;另一方面,出现了系统综合趋势,而且综合化和整体化的趋势更加突出。

主要表现在:(1)横断学科(数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从方法论上把各门学科贯通和联系起来;(2)一批代表高技术的综合学科(如信息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航天科学等)相继问世,更加明显地表现了科学整体化的特点;(3)学科交叉呈现出更大跨度的趋势,门类繁多的各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相互交叉和渗透,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统一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实践着科学和技术的综合化过程,不仅如此,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之间也出现了彼此渗透、移植、结合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可见,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有机统一体中,综合居于主导地位,它日益深刻地揭示了物质世界和各门学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丰富内容。基于科学分化和综合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科学“统合”的世纪,而且统合的趋势不仅限于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还将普及到整个文化科学领域,包括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知识与创造活动的总和。大学作为知识的发源地和文化的集散地,必然会受到这种科学发展趋势的影响。

大学学科的发展结构,正是遵循着学科和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基本上沿袭了综合——分化——综合的演进脉络。伴随近代科学的产生,大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世俗化、科学化和不断分化的过程,形成了近代大学学科由点到线的树状化结构。在当代科技、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学科和科学发展的统合趋势下,大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出现了根本性转折,日渐形成了由线到面的网状化科学结构。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许多重大的科学突破和技术进步,以及综合性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往往源于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传统大学学术组织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学科分化特征,已经动摇。在时代的客观要求和推动下,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跨学科研究活动正在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使命之一。以跨学科研究为核心特征的学科整合趋势,已经成为大学学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新基石;同时,又对大学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知识的整合和创新。根据组织行为理论,组织功能的发展必然要求组织结构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客观变化趋势,促进和推动着大学学术组织的全面变革。因此,也就产生了本书的论题——基于跨学科研究的大学学术组织再造。  第2章研究目的与背景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力图通过系统考察学科、跨学科与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关系,跨学科研究发展的途径,跨学科研究引发的大学学术组织变革趋势,以及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总结出现代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构建基于跨学科的新型大学学术组织模式的设想,以促进大学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的深入发展,进而有利于大学的学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分析和总结出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这一规律为指导,系统研究国内外著名大学的跨学科(交叉学科)学术组织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从中发现若干规律和问题,最终提出基于跨学科的新型大学学术组织构造模型。

本书的研究工作是在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背景基础上进行的。首先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大学学科内在的传递性、生产性、应用性和再生产性被“激活”和“强化”;其次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大学推向了时代前沿,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最后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体现在现代大学职能发展的需要、现代学科内在发展的需要、现代大学管理创新的需要几个方面,这些都对大学学术组织提出了变革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基本内容的高等学校体制改革,为我国大学的学院、学系和学科结构的重组与建设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条件。正是这些背景和现实因素,为本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3章国内外研究现状

有关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期,与先进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相仿,它最初依然是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早期成立的、作为跨学科研究兴起标志的机构有:美国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1948),出版物为《兰德公司研究评论》;法国跨学科研究中心(CETSAp,1960),出版物为《交流》;德国跨学科研究中心(ZIF,1968),出版物为《年度报告》。70年代,跨学科研究开始走向成熟,1970年同时创办两本以发表跨学科研究成果为宗旨的杂志:《跨学科综合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Cycle Research),以英、德、法文刊出;《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74年,出版《国际跨学科研究年鉴》;1976年,英国创办《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这些学术杂志逐渐为广大学术界所承认。1972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法国教育部联合出版重要文献《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文集;1979年,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专题文集《高等教育中的跨学科》,上述文献对跨学科教育基本理论和模式做了全面论述,开辟了专业性探讨大学跨学科活动的先河。进入80年代,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简称INTERSTUDAY)成立,标志着跨学科研究体制国际化的正式确立。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次跨学科会议,1991年召开第二次会议,题为《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对未来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做了展望。我国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发展于80年代前期,当时称为交叉科学研究。1985年,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跨学科研究出版活动也十分活跃,代表性著作有李光、任定成主编的《交叉科学导论》(1989),刘仲林主编的《跨学科学导论》(1990)等。90年代以来,我国跨学科研究活动进一步发展,其中1993年完成的《中国21世纪议程》研究工作,是我国跨学科研究活动跨入国家级发展战略的重大成果。

尽管时代的客观变化趋势,日益促进和推动着大学学术组织的全面变革,然而,当前有关大学学术组织再造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国内外的系统研究都不多。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将企业再造理论应用于大学行政机构改革,其目标是降低行政费用,并使之更好地为学术活动服务。而国内进行的大学学术组织改革,更多的是关注改革的具体实践活动,如学院管理模式、学术管理、学科建设、院系组织与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总而言之,现有关于大学学术组织再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大学学术组织再造仅仅停留在概念(企业再造理论)的引入上,与大学的内在特征未能很好结合;二是多为具体研究、表层研究和实践操作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更未能形成理论体系。至于,将跨学科研究与大学学术组织再造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和总结规律的,迄今为止,也只是概念上的提出,如“跨学科大学”(1972,OECDCERI《Interdisciplinary》),还很少有研究者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工作。

本书的研究旨在挖掘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基于对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和规律的探讨,对大学学术组织再造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4章核心概念的界定

本书中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五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学术组织(academic organization)、跨学科学术组织(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organization)和科学创新能力(innovation of science)。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跨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概念。“跨学科研究”一词是由跨学科和研究两个词汇组合而成。要知道什么是“跨学科”,就要界定其相关概念“学科”的意义,因为“跨学科”的定义是建立在“学科”概念基础上的。“学科(discipline)”在《词海》中的释文是:“(1)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问的分支。如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部门中的史学和教育学等。(2)教学的科目。学校教育内容的基本单位。如普通中小学的政治、语文、数学、外国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育等。”本文中的“学科”概念取第一种含义。英文中“学科(discipline)”的含义是“学问的分支(branch of learning),意思与释文(1)基本相同。但《词海》和《时代大辞典》中的解释仅停留在表面层次,未能揭示学科概念的本质特征。现代学科学研究认为,学科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专业组织;(2)独特的语言系统;(3)特殊的研究策略;(4)特有的规则。其中第四项中的规则具有四个特征:①潜在性;②公共性;③层次性;④相对稳定性。“跨学科”,顾名思义,是横跨几门学科的学科。“跨学科”一词的英语为“interdisciplinary”。它是在discipline(学科)的形容词基础上加前缀inter(在……之间;一起;互相)构成的。《时代大辞典》对“interdisciplinary”一词的解释为:“涉及两门或更多的学术和艺术学科的(involving two or more academic scientific or artistic disciplines)”,即“各学科间的;科际整合的”之意。1937年,《新韦氏大辞典》和《牛津英语词典补本》首次收入“跨学科”一词。就学术意义而言,“跨学科”至少可以包含或引申出三层不同的涵义:(1)打破学科壁垒,把不同学科理论或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研究或教育活动;(2)指包括众多的跨学科学科(交叉学科)在内的学科群;(3)指一门以研究跨学科的规律和方法为基本内容的高层次科学。本书中“跨学科”的定义兼有上述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含义。“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从字面上看,可以翻译成“跨学科科研”。《郎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对“research”一词解释为:“为了获得新的科研成果或科学规律而进行的高级研究活动(advanced study of a subject,so as to learn new research facts or scientific law)”。从现代科学和学科发展趋势来看,跨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各种程度学科合作的统称,它包括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复杂学科(pluridisciplinary)和横断学科(Transdisciplinary)等概念;跨学科是从学科到交叉学科再到横断学科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对发生较深入学科整合阶段的诠释;它是跨越学科边界,把不同学科理论、方法或范式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研究或教育活动。从对跨学科概念的界定中,我们认识到:促进跨学科的发展并非要打破学科体系、推翻学科范式和颠覆学科传统。跨学科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复杂问题、促进科学创新的途径。促进跨学科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包容异端、鼓励创新、保持开放的氛围,以及灵活的机制。事实上跨学科是难以准确定义的,因为“跨学科”是一个动态的传统学科间的合作融合,无法用静态概念加以概括。

IDR作为“跨学科科研”的首字母缩写最早出现在1980年。因此,“跨学科研究”可以简单理解为基于或跨越几门学科的科学研究活动。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最富有效率和激励人类追求新知识的互动交流平台。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2004)联合发布的《促进跨学科研究》学术报告中指出,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由若干个研究团队或者研究者个体整合了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或者一系列专业知识领域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以及理论体系,其目的在于提升基础科学知识的理解,或者解决那些超出单一学科和研究实践领域范围的复杂问题。跨学科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整合和合成新的思想、方法以及理论,而不是跨越多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创造一个新产品。跨学科研究要求多个学科一起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通过互动交流锻造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学科。例如,目前由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正在探索发展的弦理论,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给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带来了思维方式上根本性的变革和顿悟。跨科学研究显著不同于“借鉴”(borrowing)研究和多学科研究。借鉴研究是指一个学科的方法、技能或者理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运用。多学科研究是指超过一个以上的学科一起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当工作结束以后学科独立的性质未变,每一个学科在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单独的贡献作用。例如,一个考古学项目计划要求地质学家或者化学家的支持和参与,但这种研究工作是补充性和附加性的,而不一定是整合性的。

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源于学科结构的自然进化,特别是边缘学科、邻居学科为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跨越多个学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技术和工具整合了原有的知识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学科研究领域。但是,在本书中“跨学科研究”的涵义包括跨学科的两个支柱领域——跨学科科研和跨学科教育。这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虽然始于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活动,其基本思想却是孕育于大学综合教育。在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活动中,跨学科科研与跨学科教育也从来是不可分割的。

其次,我们探讨一下学术组织和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概念。“学术组织”一词的英文是“academic organization”,字面意义是“学院的、学术的组织”。本文仍从学科角度来探讨和引申学术组织的涵义,因为“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区别于其他系统的特有的基本结构。在大学里,教学和科研都要由人去做,而且组织起来去做才有效益和效率。从这一角度看,学科的深层涵义,是指“学界的组织”或“学术的组织”,即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机构。由此来看,大学、学院、学系以及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其他机构都是基于学科的组织,我们把这类基于学科的组织称为“学术组织”。

跨学科学术组织是以跨学科教学和跨学科研究为核心特征的学术组织。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通常是打破了原有学科和院系学术组织界限,进行广泛的跨学科教育和研究的学术机构,一般会根据科学研究和社会实际需求,通过设置功能定向的跨学科计划、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课题组、跨学科研究协会等学术组织模式,将跨学科协作实体化和体制化。自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对国内外跨学科学术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吴琦(2001)介绍了美国加州大学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组织,并指出其对于学术创新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意义。胡为庆和孔寒冰等(2002)指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建有各具特色的跨学科教学和科研组织。孔寒冰(2002)详细阐述了日本东京大学的跨学科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发展模式。张炜(2002)基于跨学科研究发展基本规律,运用自组织理论初步构建了跨学科大学运行机制的假设模型。张炜、邹晓东(2003)详细介绍并分析了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跨学科流动型教育研究系统。张炜、翟艳辉(2003)总结了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三种基本模式,并对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利弊分析。熊华军(2005)以麻省理工学院CSBi运行机制为例,详细阐述了大学虚拟跨学科组织的原则、特征和优势。周兆透(2006)论述了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与传统大学学术组织的不同,并分析了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管理创新特征。钱佩忠(2007)对我国高校跨学科组织的一般模式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推进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障碍。陈丽琳(2007)分析了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机构,并指出了对我国大学的借鉴意义。程新奎(2007)对当代大学跨学科组织的主要特征和运行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董金华和刘凡丰(2008)对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机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杨晓平、苏隆中(2008)对美国若干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平台的运行机制和特征进行了总结分析。肖斌、邓晓蕾等(2008)从交易费用理论、组织生态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等视角,对大学跨学科组织的生成进行了理论分析。周朝成(2009)详细介绍了加州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结构与制度模式,为我国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借鉴经验。张学文(2009)对美日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组织发展与创新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综上所述,当前国际一流大学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理论和实践已经基本成熟,而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的构建和运行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实践检验。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学科学创新能力的概念。钱学森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科学能力学”,指出科学能力是把科学知识“生产”出来的能力。赵红州(1984)提出了科学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科学家队伍、实验技术装备的质量、图书-情报系统的效率、科学管理组织结构以及科学教育水平。David L.Deeds(1997)提出企业科学能力概念。Robert J.W.(2002)论述了技术的科学依赖性,并构建了科学能力变量。Coriat 和Weinstein(2001)、Marsili(2001)和Martin Meyer(2002)提出“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主要特征,如基础研究、科学知识显性化、知识来源于广泛的交叉学科等。郭金斌(2001)提出了科学创新能力构建的基本观点。Charlette Geffen(2004)认为公立科研机构应逐步培养创新能力,即通过探索科学理论概念并进行研究性拓展。英国国家科学与技术议会办公室(2004)提出发展中国家科学能力构建原则,包括持续投入、联合创新网络以及灵活性等。21世纪以来,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及其评价研究受到关注。山石、龚礼明(2000)基于科学生产过程的数学模型对中国大学的科学能力进行了初步评价。韩震(2004)从整体知识能力角度构建了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的知识生产能力评价指标就是对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做出的基本评价。谢彩霞(2006)运用科学计量法从科技论文、发明专利等指标对大学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大学评价国际委员会(2006,2007)发布了国际大学创新力客观评价报告,从创新实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影响力三个维度构建了国际大学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孟浩和王艳慧(2008)基于知识创新系统对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进行了知识创新综合评价。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学创新能力以及大学科学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和评价体系尚未达成一致。本研究认为,大学科学创新能力是现代大学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动态过程能力,是大学原始创新能力的真实体现。为有效获取客观数据并保持一致性,本研究对大学科学创新能力直接采用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2007)和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2009)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大学科学创新能力包括科研生产与影响力(以论文发表数、论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和进入ESI排行学科数等指标衡量)和科研创新与发展力(以专利数、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占有率等指标衡量)。相关数据均采用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标准定义和客观数据。  第5章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归纳式研究——运用归纳法总结出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创新运用系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探讨分析了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动力机制;(2)多重组合案例研究——分别选取美、英、德、日四国的著名大学作为典型案例,系统考察和分析了这些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总结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若干基本特征;(3)跨样本比较研究——系统比较了国内外大学在跨学科研究、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及其运行机制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了各类模式的优势与不足;(4)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基于组织行为问卷和多元统计工具分析了样本高校的相关数据资料,为本书研究工作中提出的观点和假设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一是自组织理论的创新运用,即从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出发,运用系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分析并总结出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动力机制——在跨学科研究开放系统中,综合科学理论(序参量)与问题需要(控制参量)的交互作用引导跨学科研究系统有序发展;二是跨学科理论的实践应用,即根据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并构造出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因素模型,进而提出有利于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新型大学学术组织结构模式,同时针对基于跨学科的现代大学学术组织再造工程提出了若干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建议。本书的研究工作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第6章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

研究学科发展史,必然要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因为学科的发展是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在科学发展之初,科学与学科是不加区分的。

一、科学与学科发展史的简要回顾“科学(science)”一词,在《郎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1993年版)》中有一种解释:“the sciences,学科,通常指大学中教授的课程,如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等(见释例b)”。由此可见,科学与学科之间的渊源很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科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综合-分化-再综合的三个阶段。古代科学起源于希腊,丹皮尔(W.C.Dampier,1986)认为,“首先创立科学的,应该说是希腊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带有直观的原始综合的性质,是当时人们反映自然界所获得的自然知识体系。科学是以自然哲学的面貌出现的,各种科学知识都包括在一般知识之中,统称为哲学。此时,科学即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汇;科学家即哲学家,公认的科学之祖泰勒斯,就是希腊的第一位自然哲学家。这时的科学研究是一种统合的、模糊的研究活动,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6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前。16世纪末,近代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知识体系。科学实践活动从生产技术实践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系统活动;在科学实验和科学方法论的推动下,理论自然科学开创了系统研究的先河。17世纪,牛顿力学的建立,成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活动的动力源泉;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整个自然界,从而使各门科学都获得了深入的发展。科学的分化也日趋明显,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涵盖人文科学)三足鼎立的总体格局开始形成。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继续深入,自然科学的专门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微观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地质科学、航空科学等各类科学分支不断出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发生深刻变化,不断创立新的科学分支,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开始向高度综合化、整体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成为系统科学的三大基础,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系统动力学、生命系统论、突变论、协同学等都是系统科学研究活动的新成果。科学方法论开始以系统综合为基本特征。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在不断进行交叉融合,并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那么,学科发展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与科学发展的“三段论”对应来看。从古希腊到16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前,是学科结构产生的朦胧时期。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形态,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哲一体,即自然哲学统摄学科领域。直到这一阶段后期,才初露学科意识,自然科学中只有天文学、数学、力学学科稍显成型,物理学、化学尚未从头脑中分离出来。从16世纪近代科学产生到19世纪初叶,是学科结构发展的自觉意识时期。伴随着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划时代分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各自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学科层面上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涵盖人文学科)的三角形学科结构构架。此时,在自然科学学科中,天文学、数学、力学的学科体系日趋完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业已建立。社会(人文)科学学科中,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已经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学科理论体系。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中新的学科不断产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学科也不断出现,这是一个学科大分化时期。目前到底有多少学科,难以统计清楚。《学科的边缘》一书中列出的自然科学领域学科名称达4162门,《世界新学科总览》中收录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主要的、有影响的学科就达470门。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至今,进入了学科结构的系统综合时期。系统科学研究的兴起,交叉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这一切使得各类复合型、交叉型的新学科不断出现。因此,学科数量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跨学科的产物;在学科结构上则是统合趋势日趋明显,这体现为大量横向学科、综合学科的出现,如信息学、协同学、环境科学等。

二、学科发展规律的总结

通过考察学科发展史,不难看出,与科学发展史尤为相似的是,学科的发展也大体上遵循了综合-分化-再综合的“三段论”过程;在学科结构上,则体现了模糊(统合)-精确(细分)-模糊(统合)的辩证演进历程。当前的学科结构体现了系统综合的时代特征,但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回归;而是在学科分化基础上的整体性超越,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演进。这至少体现了两层含义:(1)学科静态分类结构与学科动态有机体结构的统一。当代学科体系已不仅是各门类、各学科的静态结集结构,而且是一种学体动态结构。所谓学体动态结构,是指学科体系中出现的一种关于物质世界体系的某一方面的大知识单元,它可以是一个学科群体,也可以是若干学科群体凝聚而成的学科集团;每一学体围绕着特定的主题对象进行跨学科总结和整体性概括;这种学体是动态的、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演进而重新组合的。(2)学科主干式结构与学科跨越式结构的统一。所谓学科主干式结构,是指在学科之林中,学科个体从特定的学科对象出发,建树了各自的学科体系,可谓主干分明,独立于学科之林。一方面学科主干茁壮成长,丰富了原有的学科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主干自身延伸,在原有学科主干上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显示出明显的学科树状结构,即学科分化。所谓学科跨越式结构,其基本特征是:不同学科的知识对共同课题的跨越式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某些主题的跨越式探索;不同学科的研究组织和研究人员对共同关心的命题的跨越式协作。而学科动态有机体结构和学科跨越式结构则成为学科系统综合趋势的典型特征。

综上所述,当代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是既分化又综合,但学科的交叉演进和综合化趋势更为明显。  第7章基于学科分化的传统大学学术组织

系统研究欧美大学的传统学术组织形式,不难发现,无论英美的大学-学院-学系模式,还是德国的大学-学部-研究所(讲座制)模式,都是建立在学科分化基础上的。

一、英美大学传统学术组织的历史演变(一)英国大学院系模式的形成

英国的大学创建于公元12世纪。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被认为是英国传统大学的典型代表,它们最初都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大学开始是单科大学,如巴黎大学是神学大学,波隆那大学(意大利)是医科大学。牛津大学当时也是英国经院哲学(神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到了13世纪,牛津大学具备了正式大学(总学,Studium Generale)的资格,开始设有四科,即文、法、神、医。此时,英国传统大学的学术组织以上述四科为基础,形成四大学系(Faculty),即文科系、法学系、神学系和医学系。学院组织形式业已存在,但它是“一个接受捐赠的因而是自立的和自我控制的单位,教师和学生一起生活和学习”,“它一般不为本科生提供住宿,也不进行教学”。它实质是学者和研究生的学术团体,并不完全是本文意义上的学术组织。到中世纪后期,大学学院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开始招收本科生,开始成为教学的实体,学院逐渐取代大学成为教学的基地。从16世纪60年代起,“大学开始进入从属于它的组成部分——学院——的发展阶段”。教学是学院的职责,授予学位是大学的权利。学院的使命与欧洲大陆普通教育的文学部或哲学部的使命类似。这一时期,古典人文文科仍然是低级学科,构成本科生课程的主要内容;神学、法学、医学是高级学科。与此同时,许多教授个人开设了涉及众多学科的公共讲座,学科的专门化趋势日益明显。19世纪初,伦敦大学城市学院的创设,标志着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兴起。在苏格兰大学和德国大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以系为基础的学术组织结构,一个系即一门学科。最初,“一门学科的权力通常是授予一名讲座教授;当比较正式的组织成型后,讲座教授一般都任系主任”。至此,英国大学的院系学术组织结构基本成型,即大学-学院(college)-学系(faculty/department)。这种院系组织结构明显是学科和专业分化的结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学系层次上,每一学系代表一门学科,由各科教授组成;而新学科的增加就意味着学系乃至学院的增加。(二)美国大学院系模式的形成

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在英属殖民地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美国大学的形式比较独特。其最初是单一的独立开办的学院,而不是大学,这种学院的形式来源于英格兰;与英国学院不同的是,美国学院从一开始就是独立授予学位的学院。这些学院是由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如长老会、公理会等举办的;最初的殖民地学院以哈佛学院(1636)、耶鲁学院(1701)等为代表。直到1876年,美国才建立起第一所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其他院校是在19世纪中期逐渐由学院发展为大学的。美国大学的发展深受德国大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使美国的自主性大学逐步发展为研究性大学。但是,在学术组织形式上,美国并没有照搬德国大学的学部和研究所(讲座制)模式,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崭新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模式。“通过在本科生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作法,把德国的专门研究和高级训练模式同英美古老的自由教育模式结合起来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发展了以系为基础的学术体制,即把有关学科归入一个系来教授,作为最基层的教学和科研单位。从1825年系在哈佛学院出现,到1890年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都设了系,其中一些较大的系升格为学院;到20世纪初,所有的大学均设立了系或学院的建制。当时学系纷繁,所涉及的学科,从A(指天文学Astronomy)到Z(指动物学Zoology),无所不有。至此,美国大学的三级学术组织结构基本形成:最高一级是大学;中间一级是学院,包括文理学院和专业学院(如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最低一级是学系,“是一个围绕某一学科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机构”。由此可见,美国大学的学术组织结构也是建立在学科分化基础上的,是适应专业化需要的学术单位。

二、德国大学传统学术组织的历史演变(一)中世纪的德国大学(14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后期)

德国的大学是在14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1348)和维也纳大学(1365)。就组织而言,早期的德国大学是教会和君主授予特权的师生独立团体。当时大学享有三项主要特权,第一项就是教学权和学位的考试权。为了便于掌握教学和考试,大学实行学部(Fakultat)制,即分成神学、法学和医学等三个专业学部,及一个实行普通教育的文学部。文学部是低级学部,它把古代的“七艺”加以修订,作为教学基础,其水平是介乎注重学习拉丁文的文法学校与神、法、医等专业学部之间。各学部分别选举“部长”主持部务,部务主要是安排课程和分派教学任务,主持辩论会,办理考试和授予学位等。(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大学(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

在16-17世纪,德国天主教和新教控制地区都建立了大量的大学,但大学的组织形式基本没有变化。过去大学所有的四个学部依然如故,四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改变。文学部这时改称哲学部,仍然是准备升入高级学部的预备班性质。哲学部此时已极为重要,它为神、法、医学部的专业学习奠定必要的普通知识基础;其传授的普通知识包括大量的自由学科,数学和物理学也逐渐受到重视,但直到18世纪这些学科才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17世纪末,德国大学为了恢复其在学术上和科学上的地位,进行了重大改革,发展了以哈勒大学(1694)和格廷根大学(1737)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它们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并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精神已经深入到所有学部的教学领域,哲学部更是首当其冲,并由此取得了主导地位。而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成为政府认可的大学基本法权。(三)洪堡改革以后的德国大学(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

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建揭开了德国大学教育史上新的一页。从开创之时起,德国就准备把它发展为德国科学和学术的中心。科学研究成为德国大学的首要使命,科研与教学统一的思想开始与日益依赖专业化和经验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现代模式以“强制性研究任务”为中心,“把研究和教学统一在正教授身上,加强了他作为研究所主任的领导地位和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作为兼职决策者的重要影响。”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大学正式形成了以讲座(chair)和研究所(institute)为基层学术组织单位的高校学术组织系统。此时,一所典型的德国大学包括四至六个学部:神学(天主教的或新教的)、法律、医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哲学部已经成为和其他学部平等的专业学部,它的目标是为新建的文科中学师资提供学术教育。而且,德国大学中专业性质的讲学和研究班(seminar)等新事物,都是首先在哲学部推行的。至此,德国大学学术组织(管理)结构的典型模式基本形成,即大学——学部——研究所或讲座,该学术组织结构的重心在研究所或讲座一级,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

不难看出,这种学术组织模式依然是以学科分化为基础的;只不过,德国大学的研究所通常范围更小,常常代表的是某些分支学科的领域。  第8章学科综合趋势对大学学术组织发展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学科的发展进入了学科结构的系统综合时期。学科系统综合时期的典型时代特征是“学体动态结构”和“学科跨越式结构”见本章第一节。的出现,这两种结构形式出现的具体背景是“科学研究规模的扩大,学科探索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互相借鉴和学科研究成果的相互渗透”,即“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知识的重新组织和整合,大学中跨学科研究的出现是大学学术职能发展的重要体现。按照波耶尔(Boyer,1994)的理论:大学正在兴起和发展第四种学术领域,即学术的整合(the 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其定义为“从不同的学科和广泛的知识背景出发,在知识和范式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打破原有知识体系的僵化分割,为新学科的成长和知识的应用提供交汇点。”Rita Johnston:《The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Boyer revisited》,《higher Education》,(1998)(36:253-272)根据组织结构原理,组织功能的发展,必然要求组织结构发生适应性变革。大学学术组织功能的发展,即知识整合功能的出现,必然要求大学学术组织结构发生相应的变革。因此,以跨学科研究为核心特征的学科整合趋势,为大学学术组织再造提供了理论背景——建立一种基于跨学科研究的新型大学学术组织。

传统的大学教育体制是单学科占统治地位的体制,教育的结构和学术组织(如大学的院、系、专业等)的设置,都是按科学部类和学科建立的,都深深地打上了单学科的印记。学校的组织管理、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科研部门的设立等等,也都是围绕单学科来运作的。然而,伴随跨学科研究、交叉科学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教育结构和组织体制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建立新型的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教育体制,已成为大学跨学科研究体制化趋势的突出表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中出现的跨学科大学、跨学科研究生院、网络大学等,便是这类新型大学学术组织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组织结构的变革又必然促进组织功能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跨学科教育方法的采用,跨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跨学科学位的设立等方面。现代大学学术组织也迅速通过专业化的知识领域的交叉组合孕育出一些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如生物工程、生物地球化学、古地震学等,在传统学科之间也出现了无数的交叉学科间隙和课程。许多大学已经开始创新学术组织结构和变革学科领域,如广泛设立了跨学科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计划以及其他形式跨学科研究单位,这些组织成员常常是跨系、跨学科和跨学科的。在这方面有众多典型的例子。

一、美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自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的跨学科学术机构处于持续发展之中。根据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等知名大学学系数量的变化统计,从1900-2000年,这些大学学系的数量从平均20个左右上升到50-110个。从1900-1985年,美国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团体数量从82个上升到367个。从表面上看,学系数量和专业学术团体的增加表明科学和学科进一步细分的专业化趋势,但是实际上诸如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社会学、神经科学以及光子学等学科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以前截然不同的学科领域知识的整合。但是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学术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上升趋势,而是非线性的自组织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案例2-1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系和研究中心

哥伦比亚大学非常支持大学跨学科教育和研究。但是,像许多其他大学一样,在行政和组织结构上并没有很多公开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反映其支持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工作。

大学学系的建立和数量被清晰地写在哥伦比亚大学章程和公开的学系手册上。1950年以来,哥伦比亚大学学系的数量稳定70个左右,没有太多明显变化,一些学系随着学科优先领域的变化逐渐消失或者转变为新的学科,学系数量的变化无法反映出大学的跨学科范围和趋势。除了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拥有数量众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其他跨学科学术组织。跨学科研究所的建立需要大学学术委员会(理事会)和大学校长的批准,而跨学科研究中心或者其他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创建完全是由个体学院或者在实践项目活动中建立的,它们的建立甚至不需要系主任的批准。因此,这些跨学科学术组织基本上没有审批或者存续时间记录。根据收集和查证的资料显示,哥伦比亚大学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数量在1996年达到105个,2001年达到241个,2004年达到277个。尽管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学系,但是跨学科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其他跨学科学术组织在规模、资源和对大学的贡献价值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些规模大的高水平的跨学科学术单位在规模上、学术影响力上甚至超过一般的学系,另外一些则是规模小、高度专业分化的学术领域。一些跨学科学术单位存在了数十年,还有一些则是短期的,几年就消失了,或者合并成为一个新的跨学科学术单位。一些跨学科学术单位一直致力于最初的学术领域或原始目标,而一些跨学科学术单位则逐渐转向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和焦点。因此,单纯从跨学科学术组织数量的增加上,并不能反映出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多样化和差异化。

二、欧洲大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欧盟的研究发展建议委员会(EURAB)在2004年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列出了欧洲跨学科研究发展面临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EURAB指出,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复杂环境系统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趋势迅速发展,而欧洲大学的单一学系、单一学科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研究基金资助体系正在成为跨学科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主要包括现有大学中已经建立的基于单一学科的基金和资源分配体系,很难去支持跨学科研究群体的发展;在大学学系主流结构之外的跨学科职业生涯结构是很脆弱的;新领域的跨学科的学术期刊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高度影响力,因而建立客观的和高质量的评价标准体系是困难的;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同事需要花费较长时间了解他人的研究范式和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跨学科研究群体的规模较小,很难去建立正规化的专业结构体系,如创办学术期刊、举行国际学术会议等;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很少能接触到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教育和培训,使得高质量的研究人才难以获得;很难去建立标准化的跨学科研究系统,即使获得相关资源的支持,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运行效率也较低。相关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一)重新定义学科的领域范围

在学术研究资源分配体系中,捆绑相关研究学科,减少研究资助领域的限定范围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如跨学科研究领域应明确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SSh);研究基金资助机构更广泛地确定研究资助领域和跨学科范围,如资助“主题领域”研究或者“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不是按照学科领域划分资助范围。在研究学术组织机构中,扩大学科领域的划分界限,有助于减少资源分配体系和所有权(财务权和人事权)对跨学科研究的障碍。设立个体化的跨学科研究职位。已经被认可和承认的学科几乎很少愿意去追求更广阔的知识领域范围,因此在某些学术领域设立已有学科之外的跨学科教授职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二)教育和培训跨学科研究者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今天的研究生在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将会不断变换职业领域,包括研究型职业者。因此,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应向他们提供和开放面向其他学科的桥梁;在研究生阶段,应向他们提供一些明确的跨学科培训项目或研究计划(如欧盟NSF国家自然基金推出的整合式的研究生教育与发展培训生计划),跨学科培训和研究计划主要针对小规模的多方面的技术和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领域的运用,而大学研究生院应该在跨系甚至跨欧盟成员国的大学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项目;在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阶段,应与产业界建立联系,掌握更高水平的跨越不同学科的技术和技能(如Danish的工业博士研究项目);跨学科教育和培养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跨学科学习,更为重要的是使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学生和研究者组合在一起工作、学习和思考,保持不同学科之间开放的沟通和交流渠道,从而形成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三)大学学术结构和政策

传统的学科学术组织结构正在向矩阵式和虚拟式的学术组织结构转变,教师和学者将由学科矩阵式学术组织统一雇佣,逐渐在物理形式上和组织结构上消除学系分化的知识体系。虚拟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网络和实验室正在成为发展趋势。在这种学术组织中,从行政管理体制上,研究者隶属于学系,而研究工作和绩效评价则隶属于虚拟研究组织,资源和基金分配也属于研究机构;学系是研究者“永远的家”,研究单位是研究者的“工作场所”。具体如Weizmann研究所,在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下面也可以设立虚拟实验室。同时,可以建立跨越大学之间的国际化的虚拟研究机构,如欧盟的IST(信息社会技术)研究计划以及DFG的研究中心计划。(四)研究基金资助机构

研究基金正在从资助单个研究计划和项目转向雇佣和资助拥有仪器设备赞助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大规模的资助基金要求建立跨系和跨越大学的合作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不同研究基金资助机构之间进行合作,设立联合招标和资助项目。研究项目资助领域是更广泛和开放性的跨学科领域,如资助领域按照“研究主题”、“关键研究领域”和“关键问题”划分,而不是学科领域或者定义设立基金,如欧盟的NEST(新兴科学与技术)项目计划。

三、日本大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的变革是缓慢和渐进的。2001年,hiranuma和Toyama法案获得通过,日本政府放松了对日本国立大学的管制。日本国立大学之间的合并与改革,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大学的变革过程,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鼓励大学学科会聚(Convergence of Disciplines),日本大学逐渐由传统的学术性大学向产业-大学-政府合作模式转变。日本大学及其研究机构学科发展的整体模式是由独立学科模式(模式1)向多学科模式发展,少数大学逐步进入到跨学科模式(模式4)和交叉学科模式(模式3)。日本教育部、文化体育部和科学技术部联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设立了“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趋势也从多学科领域转向交叉学科领域。

案例2-2日本国家高级跨学科研究中心(NAIR)

日本经济贸易产业部(METI)对跨学科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93年1月,成立了国家高级跨学科研究中心(NAIR),其目标是追求跨学科研究主题,这一主题覆盖工业科学的基础和前沿课题。它被描绘成一个创新的克服体制性界限的尝试,这一尝试通过召集各种专业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仅来自工业科学与技术研究所(AIST)和科技研究院所,而且还来自私营部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国家高级跨学科研究研究所(NAIR)是15个工业科学与技术研究所(AIST)的研究机构之一,工业科学与技术研究所(AIST)实验室专注于提高日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的研发项目。最近的国家高级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包括:

原子技术项目(纳米技术)。

集群科学项目(实验和计算的集群性研究)。

仿生设计项目(细胞和组织工程以及分子机械)。

新一代光电子学(大容量光内存)。

这些项目中的每一个都促使许多学科领域联系在一起以解决具体的、有趣的前沿科学问题。国家高级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管理基于四项原则:广泛的开放性,灵活性和人员流动性,国际合作,以及研究进展的目标评价。国家高级跨学科研究研究所雇佣了大量的临时研究人员,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政府、企业组织、学术组织和国外科研组织中的基础研究者。

从上述各国情况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无论是在学术组织形式上,还是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都在朝着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科统合趋势的不断加强,必将继续冲击传统的大学教育体制和结构,并引发大学教育体制与结构的重大变革。  第9章跨学科研究的产生、形成与发展

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史“跨学科研究(IDR)”一词作为专有词汇最早出现在1980年。但是,在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发展进程中,跨越不同学科界限进行的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则由来已久。跨学科研究始于早期的跨学科学术和研究活动,其孕育并形成于大学综合教育的摇篮。科学发展史表明,古代早期的学者常常会在多个研究领域整合创造新知识。如古希腊哲学家和天文学家阿纳克西曼德运用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去理解生命从简单到复杂形式的发展。在近代科学产生前期,欧洲的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古老学府已经开始传授综合的科学文化知识,这类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在很大意义上是包含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培养整体知识技能的实践活动。欧洲17世纪爆发的大科学革命时代,一批天才科学家如牛顿、胡克、哈雷、波耶尔等的惊人发现无一不是建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19世纪法国化学家和细菌学家巴斯德作为现代跨学科研究学者的典范奠定了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科学理论基础。到19世纪末期,现代科学逐渐形成,蓬勃发展的科学领域不断分化;而科学研究领域却不断发生碰撞,产生了大量崭新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如物理化学、电磁学、热力工程学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跨越了单学科的学术藩篱。一般认为,物理化学学科的诞生,标志着现代跨学科历史的开始。但是,这一时期还只是跨学科研究的孕育时期,真正的学科大门类之间的跨越,特别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之间的科学研究尚属凤毛麟角。

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跨学科研究活动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有组织规划的大规模跨学科研究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科研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曼哈顿工程”的顺利完成有赖于多种学科、多种专业的科技人员的共同协作,而不是某一个科学家的独立科研活动;这种极端复杂的现代高科技工程也绝不是哪一个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冷战时期,美苏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竞赛,极大地推动了尖端科技领域的发展;而以空间技术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无一例外地都是跨学科研究活动的结果,从而使跨学科研究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爆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些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如果单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制、文化、教育、科技等某一个方面出发都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加以综合的研究、规划和治理。这种综合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成为跨学科研究深入发展的强大外部动力,也是跨学科研究的活力所在。在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下,科学内部机制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分专业化的垄断现象有所减弱,跨越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两大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逐步确立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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