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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3 23: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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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毓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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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

班超试读:

出版前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经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蓬勃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感召,1908年冬天,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学生课外阅读丛书。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国学大师钱智修。他们都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材料,予以整合,编写成册。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少年儿童的欢迎,每册前后加印达几十次,若整套书累计,恐怕达到数百次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中堪称罕见。《少年丛书》前后出版了近三十余种,每一册传主为一位中外历史名人。我们在全国各地经过多方的搜寻,共得二十八册,其中中国名人十五位,外国名人十三位。每篇先叙述名人的生平传记,后加以作者的评论,根据时事,启发少年,借以激励少年树立远大志向,明确奋斗目标,成就健全人格。著名作家茅盾在阅读这套书后曾评论说:“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这套出版之初即为砥砺少年志向的书影响了当时无数少年儿童由此走上振兴中国之路。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都曾深受这套书的影响。《少年丛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通儒,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非凡眼光。撰写本套书册数最多的孙毓修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年丛书》,他还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童话丛书》等,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字经宇,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他在学时,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他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他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第三位作者林万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报人,原名獬,又名白水,字少泉。他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为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后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新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帝制取消后,林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过多份报刊。

鉴于每位作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每位编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孙毓修所撰写的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名人,而且写作的视角也非常独特,如其所写的《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现代的普通读者对玄奘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西游记》等小说,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鲜有人知——玄奘取经并非唐太宗支持,相反还受限于当时的法令,他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出境。这就需要有人为读者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还原真实的玄奘,而不是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茅盾先生对孙毓修所写的《玄奘》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再如《苏秦》,作为一位著名的辩士,《史记》必然为之列传。孙毓修在写苏秦游说各国发言的时候采用了《史记》中记载的史料,而在后面的评论部分对苏秦的表现作了恰当的点评,分析苏秦游说秦、燕、赵、韩魏、齐楚的过程,阐述了苏秦辩术策略的不断提高。对于国外人物的选取,孙毓修也是偏爱励志型的,如德谟士,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演说家;彼得大帝,从受制于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皇帝。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等,这些都是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十分崇仰的外国名人。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写法却不做作,更没有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更改史实。

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和钱智修的作法大致相近,即在第一章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后文谈及传主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其行事风格,并进行了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关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评论,以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而不是一味盲从。《少年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记事简明,议论正大”。书中除了记叙人物的生平故事之外,作者的评论也让这套书大为增色。其议论宏富,既能够结合少年的成长特点,指明如何学习书中人物的优良品质,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引导少年如何立志修身,大有裨益。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语言凝炼,文笔流畅,保持了中国传统作史传的鲜明特色。当时,白话文风已经悄然兴起,而作者能够不从时髦,采用文言写作,甚为难得。以至我们今日再读此书,依然能够体味到文言笔法的无穷魅力。然而考虑到近百年来,国人的文言文水平已经一落千丈。今日的大部分少年,阅读文言文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人员,将全套书进行了白话翻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文言文的神韵依然是难以用白话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体会文言文的独特魅力,进而热爱和学习文言文。《周易》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多学习古人的嘉言懿行,对我们修身立德至为重要。古人尝言:“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壮年养德。”少年时期是人生至为关键的时候,这个时期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成就。而一个人少年时期读的书,也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在今日少年课外读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少年丛书》堪称鲜有裨益少年的优秀读物。若今日的少年,能够认真研读这套《少年丛书》,对于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情操将大有裨益。或许,今日的风华少年,即是将来成就伟业的千古豪杰、泽被世人的大圣大贤。勉哉!勉哉!

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少年丛书》白话语译序

我从小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身处偏僻山村,小的时候却无书可读。那个时候,家中只有父亲买的一本《古文观止》,儿时翻阅过无数次,虽看不太懂,却记忆深刻。有人说,儿童时期读的书,一生也难以忘记。此言确实不虚。

没有想到的是,儿时无书可读的我,日后竟然投身于出版业。今天,我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给少年儿童读的书也非常多。可是,若细心寻求,真正的好书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给少年儿童介绍历史文化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与这套百年前的《少年丛书》结缘,这套当初专为少年而写的中外名人传略,让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百年前的前辈们,竟给少年们创作出如此优良的传记读物。要知道,给少年儿童写作,比给成年人写作更难,尤其是给人物作传,既要符合历史史实,不可随意编撰,又要注意引导青少年如何取其长,避其短,以免误人子弟。因为,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处处皆堪为今人楷模。这就需要作者要极富有爱心、责任心和严谨精神,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纯净的人生智慧。可以说,目前各种写给青少年的人物传记,很少能与这套《少年丛书》相提并论的。

这套书中的二十八位中外名人,大多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许就知之甚少了。读了他们的传记,方知欲为圣贤豪杰,需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资质,然而虽有圣贤之资,也需后天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一番伟业。所以,这一套书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一下名人轶事,而是以伟人的事迹启迪和激励少年朋友,树立人生的志向,汲取这些英雄豪杰的人生智慧,修身立德,练就自身本领,最终成为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少年看的,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大人阅读。大作家茅盾就曾大力推荐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乃至家长、老师,若能读读这套书,对于人生事业,教育子弟,也是大有益处的。可以说,这是一套老少皆宜的好书。《少年丛书》在当时之所以大受欢迎,销量巨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套书每册文字量不大,文笔流畅,史实可靠,评议精彩,这都是许多普通名人传记所不具备的。因此,这套书深受读者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名人传记,重在学习名人的智慧和经验。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求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智慧,而不浪费光阴?《少年丛书》中的这些圣贤豪杰,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身上伟大的人格,比如孝友、善良、爱心、坚毅、勇敢等等,这些人性的光辉,都是我们的学习之处。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一套书作了白话语译,希望今天的少年们,能够喜欢阅读并且从中汲取智慧。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不负当初写作这套书的三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而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做了。

这一套书规模宏大,在校对和语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少年丛书》语译小组 主编 萧祥剑第一章少年之修养

班超,字仲升,东汉时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人也。容貌壮伟,为人有志,不修细节,然内行孝谨。居家常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辨,精《公羊春秋》,其余诗传,涉猎之而已,涉如涉水,猎如猎兽。言不死守章句,如东汉时之经生,英雄所见者大,夫岂屑拘拘于字句之间乎?

洛阳者,东汉之都城也。语有之:“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超既怀抱才器,不甘终老牖下,则必至京师,置身人海之中(人海,言京师为人所趋,人多如海也。苏东坡诗云:万人如海一身藏),以赴机会。明帝永平五年(明帝永平未改元),兄固被征诣校书郎(校书郎,东汉时官名也),超与母随至洛阳。

超家固贫,居京师,不愿受养于兄,常为官佣书以自活。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傅介子,西汉时北地人(今甘肃环县东南),元帝时使西域,刺杀楼兰王,封义阳侯;张骞,西汉时汉中人(今陕西南郑县),武帝时凿空(谓通其道路也)开西域,封博望侯,皆吾国历史上之大冒险家,为我汉族拓万里之殖民地。论其功绩,可与开辟美洲之哥伦布、开辟澳洲之伋顿曲、开辟非洲之立温斯顿,东西辉映。当超慨叹之时,正在佣笔无聊、志行未见之日。悠悠之人,其孰信之。左右皆因笑其妄,定远因慨然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凡少年之人,生长家庭,既未接受名师良友之熏陶、名山大川之开发、世事升沉之阅历,而能毅然立志不汨没于流俗,不回惑于贫贱,则必以其天资之过人也。不然则濡染于其父兄之言行也。夫超之父兄,固非常人矣。其父彪,当光武之世,游说愧嚣(嚣,字季孟,今甘肃奉安县人。王莽末,与其同志三十一人起兵与莽为敌,据有甘肃。光武中兴,遣使招之降。嚣不应,自称王。嚣卒,其子纯降汉),嚣不从,乃避地河西(今甘肃境)。大将军窦融召为从事,待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出谋划策事汉,总河西以拒愧嚣。入汉以功名终。其兄固,博载籍,弱冠即为东平王苍记室,承父之志,续成汉书。后随窦宪出征匈奴,大破单于,登燕然山,作对《燕然山铭》,刻石而归。乃至其妹昭,亦非常女。和帝闻其才,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家与姑同,大家,女之尊称。今福建人妇称姑,犹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召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大家与闻政事,盖不啻一女顾问也。又以其暇,续成兄固之书(即今行世之汉书)。临终,又作《女诫》七篇。

观此则班氏一门之人物,无一非杰出之材。超少长其间,濡于耳接于目者,无一非良好之模范,宜其志趣日向于高明。人生少时,贤父兄之相助,岂不重哉?且古人崇拜英雄之心,亦较后人为盛。遇名臣良将、高人逸士之死也,则文学之士,不谋而为之立传,刊行于世,名曰别传。宋太宗时,修《太平御览》,引用汉魏时人别传,犹存百数十种,而今皆亡矣。傅介子、张骞诸人,当时必有别传行世,其行事奇伟,实一绝妙之冒险谭,宜超读之而投袂以起。由是观之,传记之益人亦大矣。【批评】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班超读书,涉猎而已。此言不死守章句,一字之辨,费至数万言,如经生家之所为耳。非谓读过一书,于其大义茫然不知,又或一知半解,自号通人也。试观诸葛亮一生所作文章,皆小心精密;陶渊明作群辅录,亦详备无遗漏;班超专守公羊之学,精一家之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那得有此?

凡人有数卷书,烂熟于胸中,则终身受用不尽。史传常言某专精某书,此即记其一生得力处也。宋赵普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精熟之效,有如此者。

少年修养之时,宜居村野,不徒取其静穆已也,境绝纷华,此心自能鞭辟入里,更以村野之间,富于天然界之趣味,山之蕴藉,水之流动,鱼虫草木之自然,无不足以养人高尚之志。故自古伟人,无不入山数年,于静中立定根基,后来终身受益。及乎壮行,自当厕居都市,以赴事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古有是言至于今日:人事纷烦,机关灵敏。此二语愈中于情实矣。然欧美之人,当政海澜翻、军书旁午之日,又且抽数日之闲,脱离朝市,徜徉野外,以回复其精神。城乡易住,亦一张一弛之道也。

为贫而谋事,可不问其所入之多寡,惟当问其所作之事,于自己有益与否。如其事而有益于己也,则借事以历练,于将来之所得已多,可弗斤斤于酬报也。班超家贫,为人佣书,其所入必不能多,而借此读书,则少年光阴,不至虚掷。家贫之少年,不可不知此理。

凡人静极则思动,郁极则思通。当项羽书剑未成之时,见秦始皇帝东游,卒(同猝)然叹曰:“彼可取而代也。”当刘季泗上飘零之日,遇见始皇,亦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当陈胜辍耕陇上之际,怅然甚久,曰苟富贵,无相忘。班超投笔之叹,亦是英雄本色语。此种感慨,人皆有之,惟志有大小耳。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材也养不材,故人乐有贤父兄也。”然贤父兄不能常有。孔子曰:“君子以仁辅友,以友辅仁。”然良友亦不易相逢。在在处处,可以代贤父兄良友任者,其惟书乎?昔人当印本未行,得书不易之日,犹披蒲削竹,得而读之。我辈生当求书最易之时,可以吝此小费而不买书,读之以自救乎?

班超,字仲升,东汉时期扶风平陵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人。他的容貌看起来雄伟强壮,为人也很有志气,对于小节的事情,不很在意,但是却很孝顺,做事十分谨慎。他在家里勤苦耐劳,不以劳作为耻。他天资聪颖,口才很好,精通《公羊春秋》。至于其他诗、传等,他稍有涉及,只是简单的阅览或探索,没有深入研究掌握。他平时也不拘泥于别人的观点,譬如与东汉时代的经学博士相比,英雄的眼界要大得多,又怎么会像他们一样局限于一字一句之间呢?

洛阳,是东汉时的都城。有古语曾说:“在朝堂上争名,在闹市中争利。”班超既然心怀大志,自然不肯像一般腐儒一样,一生无所作为。他想要一展抱负,就非到繁盛的都市,使自己置身于人海中,来寻找机会不可了(人海,是说京师吸聚人群,人多如海。苏东波诗云:万人如海一身藏)。明帝永平五年(明帝永平没有改年号),朝廷征召他的哥哥班固做校书郎(东汉的官名),他便和母亲随同哥哥一齐到了洛阳。

班超的家境很穷,虽然哥哥做了官,但他却不愿依赖哥哥而生活,便经常受官家的雇佣,代他们书写文件,赚取微薄的报酬,借以维持生活。曾经有次他写得疲倦了,便把笔一抛叹道:“大丈夫即使没有别的志愿,也应该学傅介子和张骞到国外去做一番事业,来取得功名,怎能一直在笔砚间讨生活呢?”傅介子是西汉时候的北地(现在甘肃环县东南)人,元帝时出使西域,刺杀了楼兰王(楼兰是西域的国名),被封为义阳侯;张骞是西汉时候的汉中(现在陕西南郑县)人,武帝时开通了西域的道路,使西域的许多国家都臣服于西汉,被封为博望侯。他们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冒险家,为我们汉族开拓了千万里的疆土。他们的功绩,实在可以和开辟美洲的哥伦布、开辟澳洲的伋顿曲、开辟非洲的立温斯顿并驾齐驱。班超在做一个小小的书记时,发出这样的感慨,谁会放在心上呢?身边的人听了,大多笑他狂妄和无聊。他感叹道:“这般小子,怎能知道我的壮志?”

一个少年人,生长在家庭里,既没有名师良友的指导和熏陶,又没有走南闯北的经验,也没有世事的阅历,而能够毅然坚定志向,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不因贫贱的生活迷失方向,这种人必定天资过人。否则,必是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良好的父兄做模范,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感化。班超的父兄,都是非同寻常的人物。父亲名班彪,当光武帝时,他游说隗嚣(隗嚣字季孟,东汉时成纪人,现在甘肃奉安县人。王莽末年,他和三十一个人起兵与王莽为敌,占据了甘肃,称西州将军。光武中兴后,派遣使者招他投降,他没有听从,自己称王。他死后,他的儿子隗纯投降汉朝),劝他降汉,隗嚣没有听,他便避到河西(今甘肃境)。大将军窦融仰慕他的才华,召他为从事(汉时官职名),对待他像对师友一般。他便代窦融策书,劝他归汉(其时窦融据河西,称五郡大将军),总领河西之军,来对抗隗嚣。后来被朝廷征召,晚年任望都长。班超的兄长班固,博学多才,二十岁时便做东平王苍的记室(后汉官职名)。他继承父亲的遗志,续编《汉书》。后来随从窦宪出征匈奴,大败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外蒙古赛音诺颜部有杭爱山,距陕西宁夏北二千余里,即古时的燕然山),写了一篇《燕然山铭》,刻在山石上。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不是平常的女子。和帝听说她的才学,几次召她入宫,命令皇后等后妃尊她做师长,受她的教诲,称她为大家(家与姑同,大家是女子的尊称)。每次遇到进贡的罕见之物,和帝都召班昭写文章歌颂。后来邓太后临朝,班昭参与政治,不亚于一位女顾问。她还在闲暇的时候,续写完成了她父兄所著的《汉书》。到了老年,她又著作了《女诫》七篇。

看到这,便可以知道班氏一家,没有一个不是杰出之才。班超生长在这种家庭里,耳濡目染,都是良好的模范,他的志趣自然会高尚起来。一个人年少的时候,贤明父兄的帮助,难道不重要吗?而且古人崇拜英雄的心理,也比后世的人强。名臣良将高人逸士们死后,文学之士都不谋而合替他们作传刊行,叫作别传。宋太宗的时候,朝廷修订《太平御览》,引用汉魏时人的别传,还保存着一百几十种,到现在就都没有了。如傅介子、张骞等人,当然肯定也有这种别传。这些人行事都非常奇异不凡,实在是一部绝妙的冒险小说啊。班超读了,心中自然会有无限的兴趣,便不知不觉地投笔而起了。从这点来看,传记对人的益处也是很大的。【评论】

诸葛亮读书,只看书的主要内容;陶渊明读书,只求领会文章的大意;班超读书,只是粗略浏览。这是说读书不拘泥于字句之间,不要因为辩论一个字的差别,花费几万字,就像经学博士们做的那样。不是说读过一本书,对书中的主要观点却一无所知,又或者是一知半解,就自以为是通达的人了。试看诸葛亮一生所写的文章,都非常小心谨慎;陶渊明写《群辅录》也非常详备,没什么遗漏;班超专攻公羊之学,精通一门学问。不是爱好读书,深入思考,懂得书中精义,哪里能够这样呢?

一个人如果有几卷书,读得烂熟,那么其中的好处就会终身受用不尽。史书中经常说某个人专门精通哪一部书,这就是这个人一生得益的地方。宋代赵普用半部《论语》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就是对于《论语》精通熟悉的缘故。

一个人在年少时修身,应该居住在乡村山野里,不只是因为这里安宁静谧,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俗世的纷乱繁华,人心自然就能够沉静下来,切实作学问,再加上乡村之中,充满天然的趣味,大山的含蓄,水流的灵动,花鸟鱼虫的自然,都有利于培养一个人高尚的情怀。所以从古至今,伟人们都是在山里待几年,在宁静的日子里打定基础,后来才会终身受益。等到长大以后,他们就应该进入到城里,寻找机会,在朝堂上争取功名,在闹市中寻求利益。古时候有这样的话传到现在:“人情世故多而繁复,需要灵敏的思维来应对。”这两句话现在看来更加切中现实啊。然而欧美国家的人,当政务繁忙、军事交错的时候,还抽几天空闲时间,离开朝堂和闹市,去野外安闲自在地生活,来恢复自己的精力。城市和乡村轮流住,也是劳逸结合的方法了。

因为生活贫困而去找事情做,可以不问收入的多少,只问所做的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如果这项工作对自己有益,那么就借此来锻炼自己,将来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就不要对报酬斤斤计较了。班超家里穷,他替人家抄书,收入肯定不会太多,但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读书,那么大好的光阴就不至于浪费了。家中生活困难的年轻人,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人安定时间长了就会想着出去闯荡,心中郁积到极点就会想通。当项羽读书和剑术都一无所成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秦始皇出游,他突然叹息说:“这个人我可以取代他。”当刘邦还在做泗水亭长的时候,看到秦始皇的风光场面,也说男子汉就应该这样。当陈胜在田地边休息的时候,怅惘了很久,说大家日后富贵了,不要忘了彼此。班超扔笔长叹说的话,也显示了英雄本色。这种感慨,人们都有,只是志向有大小之分而已。

孟子说:“品德修养好的人教育熏陶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都希望有贤明的父兄。”但是贤明的父兄不会一直有。孔子说:“君子凭着仁德来交朋友,同时用朋友的德行来帮助自己修行仁德。”但是品行高尚的朋友却不容易碰到。无处不在、可以代替贤明父兄和良友行使责任的,不就是书吗?过去的人,没有通行的印刷书籍,得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还靠用蒲叶竹简来记录,很多人还想尽一切方法找书来读。我们这些人生在求书最容易的时候,难道还舍不得拿一些小钱来买书,通过读书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吗?第二章当时西域之情势

超在京师,佣书有年,郁不得伸。会显宗(明帝庙号)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东汉时设兰台令史六人,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后坐事免官。显宗十六年(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假司马,言权借使为司马之官,即暂署之意),将兵别击伊吾(今新疆之哈密)。战于蒲顿海(今天山路南之巴尔库勒),多斩首虏而还。此乃我国大冒险家,抛弃佣书之生涯,初发展其雄图之日也。

定远一生之功业,尽在西域。则欲叙其建功之历史,不可不先知两汉时西域之情势。

汉时西域,以今地释之,为新疆行省,中国西北一大部也。西倚葱岭,南凭昆仑,北负阿尔泰山,东界甘肃。山有天山、祁连之胜,川有伊犁、塔里木之大。其物产有哈密之瓜、和阗之玉;兽皮五金,尤充牣焉。昔雄才大略之汉武,慕其名马,思与之交通,而张博望乃冒万险以开拓之。博望当日,足迹所临,至远者,乃离长安一万二千余里,跋涉今之新疆、俄属土耳其斯坦、印度之北部。断匈奴之右臂,振汉族之威声,凿欧亚之孔道(当海道未通之时,欧州人之来中国者,皆自印度北行,经新疆者而入中国),辟万里之新陆。此即超佣笔时,日夜所崇拜之人也。以为大丈夫得志于时,此事非异人任矣。

汉武之时,匈奴寖衰。元成间,以五单于(单于读如善于,匈奴人犹言王也)争立,南向稽颡,求为我国之藩属以自庇。中国国威,震于域外,惟此时为盛。既而王莽篡立,轻蔑远夷,贬易侯王,匈奴及西域皆怨。匈奴东结乌桓鲜卑之众,西连西域诸国,频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急修内治,不遑驰域外之观也。因此匈奴益骄,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故于路上以泥作灶形,遇寇至,昼则在灶中出烟,夜则出火,以为告警呼救之记号。高丽未灭时,犹用烽火之法,西人称为火电信)时及山陕边鄙,为汉民患。未几,匈奴内乱,分为南北。南匈奴通款内附,如元成间故事(谓西汉元帝成帝时也)。而北匈奴方负,固不服,竭力联合西域,以重其势。汉之河西郡县,边警日至,城门昼闭。于时汉与西域使命不通者,已越六十五年。张博望、傅介子已成之功业,至此尽付之流水。

使今之白种人,处东汉中叶之境,则举国视为不可忍之事,而早已出发远征之队,收塞外之沙漠为殖民地矣。我国先民则有鉴于好大喜功之主,开疆拓土,专务虚荣,往往所得不偿所失,故恒以辟地为大戒。当窦宪秉国,筹议边事之日,袁安、任隗,皆上书切谏。其言曰:“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国之安也。”盖当时以母国之财,供殖民之用,大失开边之本义,宜庸庸者之难与图始耳。《张骞传》云:“骞之使乌孙(今之伊犁)也,天子使赍牛羊数万,金币值数千钜万,而后此求宛马者(大宛在今新疆极西,汉武帝闻其国产良马,使张骞往求之),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时。从此可知前汉以辟地之故,举文景两朝太仓之积聚而尽空之,益以桑孔心计,厚敛于民,犹且不足,卒致元元(谓百姓也)愁叹,海内骚然。倘使汉武得西域,移三辅之丁壮以实之,使之就新地以开发利源,邛杖蜀布,有无相通。人皆见辟地之利,则冒险之精神自生。而我先民,亦何让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民族哉(今英德美诸国皆条顿民族,法意葡西诸国皆拉丁民族)?是皆为帝王一人之虚荣心所误,张骞、傅介子诸人,则何罪焉?

当班超之时,汉廷诸人,主张不通西域者,袁安、任隗二人;主张通西域者,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天子乃从多数,可窦宪之议。宪既历试班超,以为可当一面也,乃遣从事郭恂,与超俱使西域。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则步步如履荆棘,而超欣然受命,视此行为登仙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批评】

汉时,匈奴数为中国患。汉高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且有白登之围。用陈平奇计,方能出险。至于文帝,匈奴之势,益复猖狂。而汉廷诸臣,常举高祖故事,以戒天子。盖恐其出师疲中国,用意非不善也,然未免太示人以弱。久之匈奴益骄,和亲无效。如非武帝主张用兵,破其庭而诛其君,则五胡之祸,已见于两汉之间矣。武帝末年,虽有轮台之悔,论其功业,洵不在禹下者也。匈奴既衰,其种族之一部分,曰麦迦(Magyar)者,乃游行至欧洲。里海之东,窝瓦(Volgs)河流域之间,本有亚刺尼(Alam)、各斯(Goth)诸小国,匈奴灭之,而有其地。寖至多瑙河(Danube)之平原,遂流连而不忍去,因建国其地,曰匈牙利,今为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观之,汉武之攘匈奴,诚非得已,而其得计,则在先收伏西域诸国。当时,西域诸国,与汉则汉重,与匈奴则匈奴重。东汉时之情形亦然。班超窥此形势,故以通西域自任。非平日留心大局,临事安有把握。古时名人未得志以前之豫备,旧史家常不屑措意,即偶一书之,亦极疏略。是在善读史者,体会得到,则一室之中,能自得师矣。

我国民族之无远略,实坏于一二好大喜功之主。不以辟地为殖民之大计,而惟博重译来朝之虚名。用兵塞外,居者有重敛之苦,行者受舆尸之伤。至其究竟,则于民间一无所补,以是人皆恶闻边事。久之,乃成一视外国事与己绝不相干之观念。此种观念,虽在今日,犹未尽化除也。当宋元之间,有意大利人曰马可波罗(Marco Polo)者,从陆路冒险至中国,入仕元廷,到处考察我国风俗。数年之后,从海道归国,以其所见所闻,著一游记(此书有英文译本,名《Travels of Marco Polo》)。出版之后,人人争读。欧洲之人,乃倾其思想,谋来我国。数百年后,卒达其通商市利之愿望矣。回思我国之初至印度者,前有法显(著《佛国记》),后有玄奘(著《大唐西域记》),除得数卷之佛经外,于国民未尝有丝毫之影响。独明郑和游历南洋群岛,前后二十七年,闽粤之人,皆欣然随往。然其人皆为饥寒所迫,以个人之冒险,散而至于海外各国,既无团体之结合,亦无公家之保护,以视殖民政策,倜乎远矣。是皆为汉唐以来之君主所误也。今虽大好河山,已各有主,然机会何常,惟在我国民之有准备耳。拔赵帜而树汉帜,岂必无之事哉。

班超在洛阳做书记,做了好几年,他的壮志,一直郁郁不得伸。恰巧那时明帝问他的哥哥班固道:“你的兄弟在什么地方?”班固回答说:“他为官家书写,赚钱养活母亲。”明帝便委任班超做兰台令史(东汉时设置了六位兰台令史,掌握朝廷往来公文、奏章以及印主文书),后来因事被罢免。显宗十六年(明帝年号,民国纪元前一九三三年),窦固奉命出发攻击匈奴,任命班超代理司马(假司马是说权且任命他为司马,就是暂署的意思),率领一支军队去攻击伊吾(今新疆的哈察),在蒲顿海(今天山南路的巴尔库勒)和敌人开战,大胜而回。这是我国大冒险家抛弃抄书生涯而发展雄图大业的开始。

班超一生的功业,都在西域,那么要叙述他建功立业的历史,便不能不先明了两汉时代西域的情形。

汉时的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是中国西北部的一大片土地。西面倚着葱岭,南面临近昆仑,北面是阿尔泰山,东面与甘肃相接。这里有天山和祁连等大山,有伊犁河和塔里木河等河流。物产则有哈密的瓜,和田的玉,以及兽皮五金等,产量都十分丰富。从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爱慕那里的名马,想和他们交换,于是张骞便冒着万险,努力开拓道路。他当时足迹所至,最远的竟离长安有一万二千多里,经过了现在的新疆、俄属土尔其斯坦和印度的北部。他切断了匈奴的右臂,振兴了汉族的声威,打通了欧亚的通道(当海上道路未通的时候,欧洲人到中国来,都是从印度北行经新疆省而入中国),开辟了万里新土地,真可谓劳苦功高了。这就是班超替人抄书的时候日夜崇拜的人物。他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乘时建功立业,这不只是这些不凡之人的责任。

汉武帝时候,匈奴的势力已渐渐地衰弱了。到元帝、成帝之时,匈奴因为内部五位单于争位,纠纷不断,便向西汉投诚,自愿做西汉的藩属,西汉的国威远震于域外,以这时为最盛。后来王莽篡位,他轻视远夷,不注意外交,以致匈奴和西域都心生怨念。于是匈奴东结乌桓鲜卑(部落名),西连西域诸国,常常侵犯北塞。当时光武帝因为天下初定,急于修整内治,无暇顾及域外的事情,因此匈奴越发骄悍,烽火(古时交通不便,所以在路上以泥做成灶形,遇到军情的时候,白天便在灶中放出烟雾,夜晚就燃起大火,作为告警呼救的信号,西人称为火电信)的警号,常常在边境点燃,边地人民受害不浅。不久,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邦,南匈奴归附中国,和元帝、成帝时一样;北匈奴因为刚刚吃了败仗,因此不服,于是竭力联合西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汉朝河西一带边境的郡县,几乎天天都有警告,甚至白天也得关闭城门。这个时候,汉族和西域不通使命已经有六十五年,博望侯、义阳侯傅介子之前成就的功业,至此便尽付流水了!

假使现在的白种人,处于东汉中叶的境遇中,那么全国都会看作是不能忍耐的事情,早就会派出远征军队,收复塞外的沙漠,将其划为自己的疆土了。当时一般人的意见,认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开拓疆土,只讲求虚荣,往往得到的还不如损失的多,因此大家都不赞成开辟疆土。到窦宪主持国政的时候,筹议边事,袁安、任隗都上书切谏。他们说:“汉朝旧事,与南单于往来交流的花费,一年就有一亿零九十多万钱,跟西域则是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的王庭更远,花费也会加倍,这样倾尽天下之力,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为当时用本国的财力,来供给殖民地所用,就大大失去了开发殖民地的意义,平庸无为的人们很难开创大业,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张骞传》中说:“张骞出使乌孙的时候,皇上派他带着几万头牛羊,价值几千万钱的金币。在这以后求取大宛马(大宛在今天新疆的最西边,汉武帝听说这个国家出产好马,派遣张骞去求取)的人,道路上随处可见。”求马的队伍中,多的有几百人,少的有一百多人,带的东西跟张骞大体相仿。由此可知西汉时期因为开通西域的缘故,使得整个文景两朝国家的积蓄消耗殆尽,加上桑弘羊、孔仅的经济措施,对人民征收重税,尚且不够,最后导致百姓们的愁叹、国内的动荡。倘若汉武帝得到西域,把京畿附近的壮丁迁移到这里来,让他们利用新地区的资源开拓发展,那么邛竹杖、蜀锦这些东西,就可以互相流通了。人们都看得到开辟新土地有利的方面,那么他们的冒险精神自然就被激发了。我国的先人,又怎么会落后于条顿(Tenton)、拉丁(Latin)这两个民族呢?这都是被帝王一个人的虚荣心耽误了,跟张骞、傅介子等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当时在朝议事的群臣中,反对通西域的不过袁、任二人;

主张通西域的却有宋由、丁鸿、耿秉等十人。于是皇上便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认可了窦宪的提议。窦宪已经考验过班超,认为他可以独挡一面,便派了一个从事名叫郭恂与班超一同出使西域。像这种万里穷荒,汉使一出玉门关,便像走在荆棘丛中,艰苦万状,难以用言语形容,但是班超却欣然领命,好像这次的长征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他的意气是何等的壮盛!【评论】

汉代的时候,匈奴多次成为中国的祸患。汉高祖的时候,朝中谋臣猛将很多,尚且发生了白登之围,高祖采用了陈平的计谋,才脱了险。到了文帝的时候,匈奴更加猖狂,但汉朝的各位大臣经常拿高祖的事情来告诫皇上。他们是怕贸然出兵会消耗国家实力,用意是好的,但未免太示弱于人了。这样时间长了匈奴气势更加骄慢,和亲收不到效果。如果不是汉武帝主张对匈奴出兵,攻破王庭,杀了单于,那么五胡乱华的祸患,就已经在两汉时期出现了。汉武帝末年的时候虽然下罪己诏忏悔自己开拓西域的过失,但论起他在位期间所建立的功业,实在不在大禹之下啊。匈奴衰落以后,他们民族中的一部分叫作麦迦的,迁到了欧洲。在里海东面,窝瓦河流域之间,本来有亚剌尼、各斯等小国,迁往欧洲的这些匈奴人来把这些小国灭了,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领地因此一直延伸到了多瑙河平原。于是他们停留在这再没有离开,并在这里建立国家,叫作匈牙利,现在是欧洲强国之一。

由此来看,汉武帝出兵匈奴是非常不得已的。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先拉拢了西域诸国。那个时候,西域诸国,亲近汉朝汉朝就厉害,亲近匈奴匈奴就强大,东汉时期的形势也差不多。班超看清了形势,所以把连通西域作为自己的责任。如果不是平时就对局势上心,事到临头哪会有把握?古代的名人没有发迹以前所做的准备,以往的史学家常常不屑去写,即使偶然间写上一笔,也是非常粗略的。这样对于善于读史书的人来说,自然能够体会得到,因此不出家门就可以自学了。

我国民族没有了长远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坏在一两个好大喜功的君主手中。他们不以开疆拓土作为势力扩张的重要大计和谋略,却只是注重万国来朝的虚名。至于在边塞用兵,会使人民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使来往的人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到最后,兴兵对百姓没有一点好处,所以人们都不愿听到边塞传战事。时间长了,人们就形成了外国的事跟自己毫不相关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消除。在宋元的时候,有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从陆路一路冒险来到中国,在元朝宫廷做官,到处考察我国的风土民情。几年后,他坐船回国,凭借自己的见闻,写成一部游记(这本书有英文译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出版以后,人人争相阅读。欧洲人崇拜马可波罗书中的思想,都想着到中国来。几百年后,他们终于达成了通商的愿望。回想我国那些刚到印度的人,前有法显(著有《佛国记》),后有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记》),除了带回几卷佛经以外,对国人没有一点儿影响。只有明代郑和下西洋,前后二十七年,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都争相跟随。但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逼进行的个人冒险,并且行踪分散到海外各国,既没有团体结合,也没有国家的保护作后盾,这样的殖民政策,远远不如欧洲啊。这都是被汉唐以来的君主延误了啊。现在虽然大好河山已经各有主人,但机会变化多端,只要国民有所准备,拔旗易帜,又怎么一定会是不可能之事呢?第三章鄯善于置之畏服

昔曹沫(《左传》又作曹刿)三战三北,卒返昔年之侵地(曹沫有勇力,鲁庄公用之为将,与齐桓公三战皆败,庄公惧,割地求和,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惧,返其侵地)。秦孟明与晋人战而败,穆公用之,秦终以霸。说者谓曹沫孟明,皆能收功于晚节。然使二人者,一出师而即有功,其所得不更多乎?故语曰“先声夺人”,言首事之贵有成也。超与恂持节西行,以道里之便,先到鄯善,则请观其初到西域之第一功。

鄯善本西汉时楼兰国,居今新疆省镇西、哈密之间,离玉门关(今名玉门县)最近之国。其地扼祁连之要冲,不首服善鄯,不足以畏诸国。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遣傅介子往。介子将勇敢士,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约其王,屏左右私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之,当更立王。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介子将王首驰传诣关,悬首城门,天下皆壮之。此即班定远心中所仰慕之人物,建功于鄯善之往事也。今日身当其境,将何以出奇制胜,与古人媲美乎?

定远至鄯善,其王名广,盛设供帐,礼接汉使,至为敬恭。数日之后,忽见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定远乃闭侍胡,不令出。

此时定远所携,未尝有一正式之兵士,惟从者三十六人耳。孤身万里,以入于虎狼之国,其胆量已可惊矣。遭此事变,乃悉会其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同才)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豹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从事,官名)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

定远既谋定。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节使支赖带、副使离支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妒己之成功也,乃举手曰:“掾(音砚,古佐贰官之通称,指恂也)虽不行,班超何以独擅之乎?”恂始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

窦固以超设奇计,一时成功,恐其狃于此役之易,别遇失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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