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长军,沈尧伊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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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画传：史诗、传奇、不朽的英名试读：
前言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的丰碑。
伟大的长征谱写了伟大的历程。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后编为第2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原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中，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上百万军队进行前堵后追，企图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死地。但英勇的红军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气度，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赣湘川滇黔等按当年行政区划的14个省，长驱6.5万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终于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并战胜了大自然的艰难险阻，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克服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等无法形容的重重困难，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长征铸成了伟大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讲：“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保存和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伟大的长征培育了伟大的精神。英勇的红军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用生命和热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即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80年光阴如梭，但无论岁月怎样流逝，红军长征仍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今天我们再一次以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就是要永远铭记和弘扬长征那伟大的历程、伟大的意义、伟大的精神。序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四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先后跨越大半个中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这个英雄创举不仅在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大地上留下了震惊中外的红色轨迹，也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物力消耗巨大，战局日趋对红军不利。1934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广昌保卫战失利，中央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并向共产国际报告。6月，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就反“围剿”斗争作出新的指示，并同意作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7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8月，红6军团随后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9月17日，中共中央将战略转移计划报告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到很大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了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这时由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电台遭到损坏，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介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开始了长征（也有认为红四方面军长征从5月开始）。
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先行北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今永坪）。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西吴起镇。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7月上旬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2、红6军团在粉碎敌人“围剿”、完成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后，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编成红二方面军。
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与红1方面军会师。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告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开始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创建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区）迅猛发展。从1930年11月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革命力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中央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方针，先后取得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他们向各个苏区强制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使不断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各苏区的大好形势发生逆转。继1932年10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不得不退出苏区后，1934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等苏区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相继受挫，大片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只有突围转移到外线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1934年10月，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江西瑞金率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出发，向集结地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各部队红军迅即渡过于都河，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由于形势紧迫，红军没有来得及和苏区的群众开会告别，但是苏区的群众凭着多年的经验，已从种种迹象中觉察出红军将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开始悄悄忙碌着，为红军做军鞋，做干粮，煮鸡蛋，红军要走了，于都河畔，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集聚在各个渡口，为亲人送行。除了满脸稚气的孩子，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流泪。就这样，在茫茫的夜色掩护下，千军万马，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苏区，告别了挥手相送的亲人，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其他各部红军从苏区撤出时，同中央苏区的情景是相同的，教训也是相同的，即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关系着党、军队和人民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但红军没有灰心，苏区的群众没有灰心，他们互相叮咛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呀，可莫忘了咱这苏区呀！”“放心吧！再见，再见！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们知道，革命的航船在行进中不会一帆风顺，有高潮，有低谷，有险滩，有恶浪，但他们坚信，有着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一定能够不断地修正自身的错误，拨正航向，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把革命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突破封锁线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部署兵力，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陈济棠号称“南天王”，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既害怕红军入粤，也害怕蒋介石嫡系入粤。早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即秘密派人到苏区与红军接触，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红军在突围前，将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他，声明只借道而行。由于陈济棠尚未来得及通知前沿部队，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双方战斗仍相当激烈。直到粤军得到示意后，才稍事抵抗，让出中间大道20公里。10月21日至25日，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并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有的判断“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留在中央苏区；有的认为“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苏区的是少数；还有的分析红军可能声东击西，“故意弄一部分向西，而大部留下向东边”发展。因此，蒋介石举棋不定，一面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组成第二道封锁线。10月2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当晚，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采取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11月5日至8日，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针对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的情况，蒋介石迅速在粤汉铁路湖南境内的郴县、良田、宜章等地，设立了第三道封锁线。11月7日，红3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敌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方针的报告。遵照中革军委决定，红3军团迅速占领了敌第三道封锁线上的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得以顺利通过粤汉铁路，进入湘南地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急忙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何键将所属部队编为五路，尾追红军，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国民党“追剿”军和粤、桂军虽有25个师的兵力，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有打算。其中何键的湘军行动比较积极；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两部虽然装备好，战斗力比较强，但何键却对其调动不灵。粤、桂两军则在其边境防堵，只求自保。湘南地区，我党群众基础较好，国民党军力量不强，已属于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寻机歼敌的建议，消极避战，一味向西退却，以致丧失了战机，为后来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造成了被动。
湘江战役
就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蒋介石投入兵力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区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
11月26日，红军主力进入广西，并形成红1军团为右翼，红3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27日，右翼前锋部队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口。但是，由于桂系为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已在新圩以南展开；湘军一部已进占全州。敌人已形成南北夹击红军的之势。
此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从界首到屏山渡30公里湘江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军委纵队已前距湘江最近的渡河点只有55公里。但由于红军队伍阵线过长，前后相距达100公里。军委纵队辎重压身，行动迟缓，后卫部队无法及时过江。至12月1日晨，除军委两个纵队已过江外，全军12个师，过江的只有4个师。此时，国民党军各部已形成会攻红军后续部队之势。因此，如何保住湘江渡口，组织湘江以东红军星夜兼程过江，就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
12月1日凌晨l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令红军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追而来的周浑元部，保证后续部队于2日清晨通过湘江。这是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12月1日，激烈的战斗首先在脚山铺打响。在红1军团10多公里长的阻击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红军与湘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与此同时，红3军团部队分别在新圩红树脚、光华铺地区也和桂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至中午，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与桂军3个师展开激战，经过两昼夜的血拼，终于完成了任务。可是，该团在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被迫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5军团，受命阻击国民党“追剿”军第3路军。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部下，将负重伤的陈树湘抬着去向上司邀功领赏。陈树湘为了不使敌人的企图得逞，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是红军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经过沿途损耗，到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转兵贵州
一江鲜血，洒在红军的西征路上，也洒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更使红军的缔造者和他的战友们痛苦难忍，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左”倾错误领导者的瞎指挥了，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2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县境。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仍坚持红军北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而20万敌军正在这条路上张网以待，红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中，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对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等都表示赞同。
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飞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在会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要按原定的战略方针，北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使中央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
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仍然是中央红军向何处去？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同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而博古、李德仍坚持要去黔东北，然后与红2、6军团会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根据多数人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2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的一个小镇——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2、6军团会合。在多数同志要求下，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再次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突破乌江
中革军委决心在国民党军未完成合围之前，迅速抢渡乌江，开创川黔边苏区。乌江又名黔江，由西南向东北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悬崖绝壁，高耸入云。江面波涛汹涌，自古就有天险之称。整个乌江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大小渡口10余处。负责乌江防线的是贵州军阀侯之担部，他夸下海口：“乌江一线，布防严密，共军远征，必难飞渡”。
为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以红2师加军委工兵2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架桥，以便红2师及军委纵队、红5军团渡江；红1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架桥，以便军团主力渡江；红3军团第4师进至清水河渡河点，准备架桥。
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第1师第1团迅速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当日下午，他们以火力封锁对岸，迫使敌人不敢下到江边。同时，一部兵力在渡口狭窄处强渡，另一部兵力则迅速搭成浮桥，很快强渡成功。至4日，红1军团主力及红9军团由此渡江完毕。
红1军团第2师师长陈光带领第4团为前卫，逼近江界河渡口（相距不远有新、老两个渡口）。2日上午，红4团突破乌江的战斗开始，由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未成功。晚上，又组织18名勇士乘竹筏在新渡口偷渡。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了对岸，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急流卷了回来。
3日上午，强渡再次开始。老渡口的佯攻最先展开，担负架桥任务的军委工兵营冒着敌人的炮火，扎筏架桥，引来了北岸敌人各种武器的射击。接着，上游新渡口的强渡开始了，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三个先导竹筏上的战士们勇猛地向对岸冲击。这时，头一天晚上偷渡过去隐蔽在对岸峭壁下等了一夜的战士们，突然向岸上发起攻击，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渡江勇士乘机占领了滩口阵地。敌人疯狂反扑，形势十分险恶。在这紧急关头，军团炮兵赶来支援，神炮手赵章成，连打3发炮弹，把从山坡上向滩头阵地冲击的敌人打死一大片，红军趁势反击，将敌击退。与此同时，工兵连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指挥下，加紧扎筏架浮桥。经过1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乌江浮桥架成。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毛泽东走上浮桥，不住声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在左纵队红3军团方面，其西渡清水江的主力，已先后在洛旺渡、水口渡、龙渡架起了浮桥，大队人马桥走船渡，加快了前进速度。3日拂晓，在孙家渡的红5师第13团再次组织强渡成功。6日，红3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全力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至此，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智袭遵义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军委即指令红军在黔北地区展开。担任攻占遵义任务的红1军团第2师第6团在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下，立即向遵义挺进。途中发现遵义外围据点深溪水驻有黔军1个营。红6团第1营为拔除该据点，兵分两路直接插入，突然发起攻击，俘获守军200余人。经过向俘虏了解情况，部队首长当即决定智取遵义。1营长曾宝堂率领侦察排，化装成溃退的黔军，大部队随后，经过2个小时急行军，部队抵达遵义城南门。守军信以为真，将城门打开。红军立即蜂拥而入，先从两侧攻上城楼，迫敌投降。然后，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迅速向城内挺进。前卫营在城内没费多大劲就抓了几百名俘虏，其余守敌纷纷出北门逃向桐梓。1月7日凌晨，红军袭占黔北重镇遵义城。此后，各部红军又经过10余天征战，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放光辉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总部进入遵义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议，积极开展各项工作。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当时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内外，旗帜如林，是遵义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次群众集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游击队，还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红军到达黔北地区以后，蒋介石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围攻，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全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会后根据会议精神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第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是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决议》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在内的统称扎西会议的系列会议、苟坝会议，作出由张闻天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等一系列决定，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四渡赤水出奇兵转战云贵川 四渡赤水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围追堵截红军的部署又进行了新的调整，调集40万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两省边境地区，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粉碎敌围歼计划，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迅速脱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上渡江。就这样，一方要大举围歼，一方要大踏步前进，于是在黔北的山山水水之间，毛泽东以他博大精深的战争指导艺术，导演了一场精彩绝伦、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四渡赤水之战。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北渡长江。由于敌先占领赤水城，红军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红军未能全歼敌人，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迅速增援。为避免被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开始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河，部分红军在青杠坡一带与尾追之敌展开激战，虽伤亡很重，但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红军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向扎西地区集结，待机破敌。红军在扎西休整了10天，在得到补充和休息的同时开展了整编、精简工作，战斗力更加提高。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急调各路“追剿”军扑向扎西。2月10日，正当敌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和毛泽东当即决定避实击虚，转兵东进，二渡赤水河，再入黔北，以摆脱敌军。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红军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25日晨，红3军团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娄山关，并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敌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2个师孤军冒进，红军果断抓住战机，直插敌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均被红军俘获。黄昏时分，红3军团夺回老鸦山制高点，歼敌大部。至此，遵义之战胜利结束。红军从2月11日由扎西挥戈东进以来，18天中，出敌不意，声东击西，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横扫1100里，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鼓舞了全军士气。
中央红军取得遵义大捷，蒋介石气急败坏，他感到这是“国军自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急忙于3月2日亲飞重庆，策划对红军进行新的“围攻”，采取碉堡围困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方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洞悉了蒋介石的企图，决定将计就计，中央红军故意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诱使敌军出动，寻机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打开缺口，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为调动敌人，3月15日下午，红军对鲁班场之敌发起总攻。由于敌人接受了遵义惨败的教训，都躲在碉堡里不出来。红军激战3小时，进展甚微。毛泽东觉得，唯有再渡赤水，利用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里，才能把敌人从碉堡里调出来，把敌人调到川南去，然后再来一个大的机动。中央红军遂于黄昏主动放弃进攻鲁班场，转兵西进，16日至17日从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8日，红军警卫营防空排击落敌机一架。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敌1个团的拦阻，进到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摆脱了敌人。
中央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正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回师东渡，夺取战略主动权。为了迷惑敌人，红军以1个团伪装主力，向古蔺前进；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再次进入黔北。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判断红军又要进攻遵义，准备在遵义地区与红军决战，并于24日由重庆飞抵贵阳，就近督战。为打破敌包围圈，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将红9军团留在乌江北岸牵制“追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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