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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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业：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决策规划
●毛泽东说：“好了。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直接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周恩来指出：“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毛泽东提出三峡设想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
3天3夜，林一山一直陪同左右。
林一山是位老干部，解放东北时任辽南省委书记，1954年时担任长江治理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水利水电研究和江河治理工作，在治理黄河、淮河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
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
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说：“可以。”
毛泽东接着问：“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林一山老实回答：“没有。”
毛泽东问：“为什么？”
林一山说：“我不敢那么想。”
接着，毛泽东的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问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水越大，但地势越低。秦岭太高太大，打洞过不去呀，既不经济，又不可能。上游工程量小，但水也小不划算。嘉陵江的道理也和白龙江一样。”
毛泽东点点头，大口地抽烟，一时二楼卧舱里烟雾弥漫。
停了片刻，毛泽东继续在江河之间寻觅着新的突破点。他指着自己比较熟悉的一条河流又问：“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说：“有希望。”
毛泽东眼眼里射出了光芒，他问：“说说其中的道理。”
林一山说：“汉江与黄河、渭河平行，中间只隔着秦岭和伏牛山，越往东，山越小地势越低，水量却越大，引水工程也就越小。”
毛泽东听得有些振奋，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在陕西汉中以下的一小峡谷上面画了一道杠，问道：“这里修个坝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可以，但是水量很小。”
毛泽东又在安康以下画一条杠问：“这里呢？”
林一山看了看说：“也不太好。”
毛泽东一贯听得太多的是“很好”和“英明”、“正确”，而今天，他对说了太多的“不”的林一山却越来越感兴趣了。
毛泽东把红杠点到湖北均县问道：“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得很勉强：“这里还可以。”
毛泽东又指向了丹江口：“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说：“这里可能最好。”
毛泽东接着问：“为什么最好？”
林一山分析说：“这里是汉江中游，又是丹江的汇合口，水量充足，而且引水不用打洞，又在巴山脚下，保持着较理想的高度。这里我们作过规划，但是没有考虑南水北调的问题。”
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机会，他又指着丹江口以下问：“再往下呢？”
林一山说：“那可不行了。再往下游，河水变宽，汉水进入南阳、襄阳平原，没有高山，失去了建坝的条件。”
毛泽东从地图上直起腰来，对林一山说：“好了。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直接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随后，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在第二次汇报中，毛泽东问林一山：“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他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在长江上航行，毛泽东就地论事，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以及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大概也在此时，正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
李锐是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他的回电很实际：
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
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
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如潮激情。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
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李锐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
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
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
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
争论激发了毛泽东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1954年的一天，在广州小岛宾馆对面，一个水上凉亭内，毛泽东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五”计划。参加汇报的还有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杨英杰。
听完汇报，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将来建成时，你们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1956年，毛泽东在畅游长江时，充满激情地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充满浪漫精神的词，下阕有这么几句：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几句描绘的就是将来在鄂西、川东建立巨型水坝的壮丽景象。
1954年，有一次毛泽东乘火车去广东。
火车行至武汉附近，毛主席要林一山上车谈长江治理问题。
从1954年开始，1955年、1956年，毛主席每次经过武汉，都要林一山上车谈话，有时不到武汉就上车，有一次是从许昌上来的。
林一山讲话既有材料，又有观点，有时谈得毛泽东哈哈大笑，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
一次，毛泽东说：林一山这个人很有本事，很热心。这说明在治水问题上，林一山钻进去了，有见解。
1957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7月7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
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1958年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
毛泽东不停地在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
毛泽东考虑着：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
毛泽东下定决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即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毛泽东心中惦记着：“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
这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
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
随后见到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两个冤家碰了头”。
晚饭后，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
像考生面对考官，林一山、李锐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
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
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
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极为困难。
李锐还讲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
李锐说：“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
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
毛泽东却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两万多字成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
李锐的文章8000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
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
李锐后来说：“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
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
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
毛泽东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
毛泽东说：“对于三峡问题，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
毛泽东说：“关于水电，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即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
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当时的形势完全不协调，但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散会前，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
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58年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周恩来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作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
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
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
毛泽东说：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1958年3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13年之后。
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企盼。
为了这个企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
1953年2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
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
毛泽东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又让林一山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
周恩来考察三峡地区
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周恩来亲自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
早在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给武汉市造成巨大的灾难。
解放了的江汉平原人民特别是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场洪水，但是谁也无法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严重的水患。
毛泽东、周恩来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开始酝酿修建长江三峡大坝。
不久，毛泽东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兴建这个工程，并且协助规划，以求进一步治理开发长江。
苏联及时派来了一些专家。
于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全力开展了长江规划和三峡大坝工程的勘探设计研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坝址。
周恩来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世界第一流巨大工程，必须贯彻“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经过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1958年，王任重作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周恩来对三峡的这次考察。
周恩来一面亲自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一面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在周恩来面前，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没有任何顾虑。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提醒发言人重复的意见尽可能少讲或不讲。
2月2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坐火车到了汉口，王任重到大智门车站去接。
只见周恩来轻装简从，谈笑风生，他不顾旅途劳顿，晚上就率领大家坐“江峡”号客轮出发，开始了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2月27日上午，考察小组在船上开会，周恩来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
经过讨论，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
这个工程不但有防洪、发电、灌溉的效益，而且也是为修建三峡大坝练兵。
下午继续开会，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
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2月28日，周恩来走上荆江大堤，实地察看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
在堤上，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周恩来汇报说：“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10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可能。”
林一山接着说：“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
林一山分析道：“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
周恩来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
这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随下随化，地上积雪并不多，但大堤上天气相当冷。
3月1日这一天出了太阳，前一天下的雪已经化完，看来已开始开花的蚕豆、豌豆并未遭受冻害。
上午，周恩来率领大家先到南津关坝区，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这里是石灰岩，有溶洞，建大坝有可能漏水。水利专家们多数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这只是供选择的坝址之一。
下午，看三斗坪坝址。
周恩来和大家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
周恩来还特意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晚上，周恩来利用不开会的时间，找荆州和宜昌两个地委的领导谈话，听了工作汇报。
尽管忙了一个白天，但周恩来仍然精神矍铄，对一些问题询问甚详。
3月2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开会，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苏联专家组长德米托利也夫斯基的汇报。
德米托利也夫斯基讲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又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
德米托利也夫斯基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对两个坝址主张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未作肯定的建议。
3月2日下午没有开会，周恩来和大家在船边饱览巫峡雄伟而壮丽的景色。
王任重为美人沱、神女峰拍了几张照片。美人沱像一座雕像，而神女峰就很难看出像一位女人。
一些担心修建三峡大坝会破坏现有自然景观和古迹的人们，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有价值的古迹是可以搬迁的，而自然景观将会变得更加美丽。
所有的礁石将被深深地埋在江底，轮船的航行变得自由而平稳，再不会发生因为触礁船沉人亡的惨剧了。
晚上，王任重还为当天的观赏写了一段自由诗：
沿着弯曲的峡谷，
逆流而上，
仰观山峰，
俯视川流，
翻滚的浪涛，在激情的歌唱。
秀丽的美人，
沉思的神女呀！
引起人们无穷的遥想：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们
会继续让洪水任意逞狂？
不，不，不！
我们一定要兴利除害，
让滔滔的江水，发出强大的电流，
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的电网。
想得更远一点：
终会有一天
我们将指引江流向北京，
让长江的水
浇灌华北平原大地。
三峡大坝的建成，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它向全世界宣布：
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3月3日，大家在船上继续讨论。
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
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发言。他首先说，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李锐在这次讨论中也表示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
接着，钱正英发言。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的意见。
钱正英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认为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绝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钱正英不仅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她的说理是充分的，态度是认真的。
苏联专家有6个人讲话，专家组长先后发言两次。
参加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都发了言。
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南等人，也在讨论会上发表了意见。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写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发给了大家。
这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通过今天的讨论，绝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3月4日下午，“江峡”轮到达丰都城，周恩来带领大家上岸去参观。
在旧社会都传说人死了，灵魂要到丰都，到底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由这里的阎王爷决定。这里有奈何桥、阎王殿、望乡台，还塑造有惩罚罪人的油锅和挖鼻子挖眼睛的刽子手，执法的判官和小鬼等等。
看到这些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迷信东西，周恩来不时地哈哈大笑，他说：“作为反映某个侧面的古建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但是已经被过去的国民党驻军破坏得不成样子。”
3月5日，大家到了重庆。周恩来领着大家去狮子滩，参观了水电站。这是一座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的确是很复杂的。
3月6日上午，周恩来主持讨论《总结纪要》。
下午，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这次通过实地考察，又连续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需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
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大的成功。
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才能做到充分和可靠。对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本身的问题，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200米，不能高于这个高程，同时还应该研究190米、195米两个高程。
在进行三峡工程的同时，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长江中下游各项防洪工程。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
同时需要正确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
这7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
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林一山同志书面报告的这个观点我赞成。
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
周恩来说：“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之后才能执行。”
至此，辩论了几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算是有了结论。
王任重是主张上三峡大坝的。他说：“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综合开发是国家的重要问题，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重大作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
接着，王任重说道：“林一山同志在工作上是负责任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
周恩来在实地考察，听取了各种意见以后，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
同年3月25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
文件明确指出：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邓小平决策三峡工程
198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从重庆沿江而下，视察三峡坝址和葛洲坝工程。
7月初，湖北省委书记问林一山：“小平同志要看看三峡，本来想让你陪同，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你看让谁去合适？”
林一山说：“魏廷铮。”
这时候，魏廷琤已经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了。
7月9日，魏廷铮等抵达重庆。
11日，邓小平到达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东方红32”号轮立即起锚。
邓小平这次来四川，说是休假，实际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中国的大事情。他要使这艘巨大的中华之船，轧碎万顷惊涛，直驶21世纪。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多，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开了个好头，老百姓脸上笑容多了，国家的各项事情开始走上坡路了。
邓小平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更多的是不满意。
邓小平这次到四川，他看到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
邓小平对四川的干部说：“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
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邓小平特意交待：“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这一段时间，有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怎么样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我们的人民还这么穷，这件事揪着邓小平的心。
在来之前，邓小平了解了有关对三峡工程的争论。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情，怎么拍板、下决心？邓小平要亲自来看一看、听一听。
11日晚，轮船停泊万县。
邓小平问起鄂西资源情况。
魏廷铮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分布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远景储量有17亿吨，甚至更多。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但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地下开采难度大，二是矿石含磷较多，三是交通运输比较困难。”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魏廷铮说：“含铁量约为30%至40%。地下开采和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邓小平接着问：“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
魏廷铮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3个方案。
在讲的过程中，魏廷铮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现在长江沿岸大型钢铁企业从国外进口铁矿，从长远看是不合理的，应当积极建设鄂西铁矿基地。另外，川东巫山、鄂西北郧阳也有大型或较大型铁矿……”
魏廷铮见邓小平听得很感兴趣，索兴放开来讲：“三峡及其以上长江河谷地区，500米高程以下适于种植柑桔。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马上听出了魏廷铮的弦外之音，他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他又指着同行的一位地方负责干部：“而他是不赞成的。”
邓小平思维敏捷而又犀利，一针见血，一下子就把矛盾捅到了大家面前。
挺进大别山时，湖北已经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谈到这里，主动把话题引到三峡问题上。
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还有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铮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计算，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邓小平说：“噢，是这么回事啊！”
魏廷铮接着说：“三峡的水量比丹江口大10多倍，库容量只比丹江口大一倍多。因此，对环境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铮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邓小平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邓小平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早，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船过奉节，入夔门，进入瞿塘峡。
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他说：“诗中说‘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岩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峡，是长江三峡的第一峡，峡口雄冠天下，有川东咽喉之称。”
峡道全长8公里，在三峡中最短、最狭，而气势和景色最为雄奇壮观。
邓小平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
魏廷铮回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铮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问：“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铮答道：“现在剩下太平溪和三斗坪两个比较坝址，相距7公里，都在宜昌县境内，坝址条件都很好，适于建高坝。”
邓小平对三峡的兴趣越来越浓。午休以后刚到14时，他就让邓楠将魏廷铮找去，单独谈。
邓小平接着上午的话题，详细询问两个坝址的情况。
魏廷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选择哪一个都可以。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又详细询问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铮答：“美国爱利斯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肯定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围堰发电6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魏廷铮回答：“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六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船过三斗坪坝址，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这座船形的小岛。
到了葛洲坝工地，邓小平的情绪更加高涨，沿途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频频招手致意。
走到上游围堰防淤堤时，邓小平问魏廷铮：“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廷铮回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
邓小平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邓小平看了正在施工的葛洲坝，又看了已经发挥重大经济效益的丹江口工程，坚定了他上三峡工程的决心。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对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会受到阻碍，利大于弊时，便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一到武汉，邓小平就把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姚依林找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邓小平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经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倒霉……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6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邓小平最后的结论：“轻意否定三峡不好。”
在会上，邓小平指出：
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
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8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三峡工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到了1982年，邓小平的思路更加明确，决心更加坚定了。他对姚依林、宋平说：“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
1982年11月24日，当姚依林、宋平汇报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果断地说：
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3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年5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国家计委召集各方面有关专家350余人审查这一报告，最后认为：
低坝方案基本可行，建议国务院原则批准。
1984年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国家计委审查通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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