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小美等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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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研究试读：
前言
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西洋的隆隆炮声一次一次敲打着中国的国门，伴随着炮声而来的不单单是历史的屈辱，更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在国人面前，他们信服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信服万有引力，他们相信宇宙的中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太阳。当这种文化出现在温文尔雅的华夏大地时，中国社会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一开始并不是自身愿意的。中国大地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变化的同时，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痛苦。然而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和优秀的文化都具有的一个特性就是能快速去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适应外来的文明并且收为己用。虽然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火连绵，但是各种学术思潮、东西文化互相渗透和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武术早在封建时期就已经被神化，任何一种兵器在武术理论中都有其自身的价值。然而武术作为一种军事手段更多地在扮演着一种破坏的存在，是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的体现，代言着国家暴力机关无上的权力。但是，随着火枪火炮的出现，人们意识到了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存在，从钢铁中诞生的摧枯拉朽的力量，波涛汹涌地在短短的一瞬间使冷兵器的战争走向了黄昏，武术作为一种杀戮的手段也在时代的变化中慢慢淡化了其与生俱来的暴戾之气，从而转向提升内在修为的途径。
清末民初在“救国图存”的大背景下，“强国强种”呼声不绝于耳，武术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它意味着一种革命的精神，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意义。武术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民族体育的抽象化代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改进、观念的转换，而且是武术与文化思潮的紧密结合；让武术与民族精神在一个高度上取得了统一；让武术进入了近代化的教育，并以此奠定了日后的武术教育制度；让武术被西方的科学研究所理解，从而得到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和诠释；武术社团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民间力量的觉醒；武术的文化传播也一度呈现出多媒介多角度的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效果。“枯木逢春，生机勃勃”这八个字可以总括这一时期武术发展的态势。武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它的功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武术自身也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如果要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体育，武术是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切入口，而这一时期的武术也在武术的历史上起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我们能在这个时期武术发展的身上找寻到当代民族体育发展的启示与鉴戒。遗忘过去意味着背叛，回顾历史也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效法。作为一种传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过去的时间里看到现在的影子，从而更加坚定未来的方向和自己脚下所行走的道路！
作者
2011年12月
各章概要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关闭了近百年的国门被西洋的坚船利炮撬开。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阶层、经济秩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间社会动荡、党派纷争、战火连绵，各种学术思潮、东西文化交互渗透和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武术在军事领域作为一种战阵技术，在冷兵器时代一直被国家作为杀戮的机器。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火枪火炮摧枯拉朽的力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走向了落幕，而作为冷兵器配套的武术也与战争逐渐分野，更多的时候它成为了一种磨炼意志的存在。
在清末民初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受国人“强国强种”愿望的影响以及在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冲击下，武术作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体育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时期的武术发展并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在技术上的改进，而是一度出现了对武术进行全方位的诠释，给予其全新的定义，也深深地烙上中华民族的印记。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武术作为一种图腾一样的象征，把整个中国带进了自救自存的浪潮中。甚至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武术已不仅仅是“一门体育运动”那么简单的词汇能够解释清楚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武术不仅在武术的发展史上担当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其特殊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丰富和真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采用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和系统法对清末民初历史时期的武术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深入研究。全书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为概述，其他六章分别从六个不同角度对清末民初的武术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梳理。
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武术文化发展进行了总的概述。从武术功能的转变入手，对清末民初武术的民俗、文化、作品以及流派和传承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概括；作为军队训练的主要内容——军事武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是被统治者用作镇压人民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冷兵器的消失，武术与军事技术逐渐分离。清末民初的中国在“救国图存”的大背景下，在近代西方体育传播的冲击下，提倡“强国强种”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的呼声不绝于耳。从而使武术出现了枯木逢春、生机勃勃的气象，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它的功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和村社组织的破坏，植根于传统农耕生活的传统武术，也逐渐转化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新的体育教育方式。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原来的师徒传承和秘密结社的传习方式逐渐向公开的社团组织形式转变。至于民俗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逐步形成的。清末民初，武术在与军事技术逐渐分离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开始走上了“民俗化”的道路。
第二章主要论述西方近代体育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走进古老的中华大地，并不断地与中国社会在多种层面上发生碰撞和交融。而正是这种碰撞和交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此章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中国近代两次思想冲击时期和两次思想革命时期作为影响武术文化思潮的大背景进行阐述。先是甲午维新思潮对传统武术的冲击，再到军国民教育思潮对武术的促进，再者是新文化运动与武术的改良，最后是“土洋体育之争”与武术的进步。任何形式的革新总是离不开相关的思想解放，因此在研究这个时期的武术发展时，必须从最基础的社会思想潮流入手。清末民初其政治局面的错综复杂影响着体育思想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引起社会各阶层思想开放，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纷纷提出自己的体育思想，军国民体育思潮也开始涌现，“强国强种”的声浪日渐高涨，国人对传统武艺的偏爱心理使武术得以发展。“土”、“洋”体育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和初步融合。
第三章分别从晚清时期时势大背景下的体育思想，中国武术进化的内在理路和清末民初武术与民族精神的大融合三个方面对当时武术进行内在深化分析。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本章以清末民初的“尚武”、“崇武”、“强国强种”的体育为背景，以武术上千年的发展进程和进化的内在理路为基础，挖掘武术在清末民初所赋予和凝聚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文中主要提炼了围绕武术为重要载体发生的几项运动和事件，如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以义和拳为滥觞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1910年在上海成立的精武会以及其为了训练民众体格与精神心灵，将精武精神普遍中华大地，以帮助国家强盛的精武主义；在面临民族危机和欧风盛行下的道德失范时，名人志士以古人尚武勇敢为典型，希望建立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国人的武士道，以及国人将武术改为国术，将强身健体之术最终集结到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
第四章论述武术与教育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清末民初中国武术与新学制的形成，清末民初中国武术与学校体育的发展，清末民初中国武术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和评析，重新解读近代教育模式下的武术形态。教育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家庭制度并存于社会结构之中，其任务是确保包括行为模式和价值标准在内的知识代代相传，为社会提供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各类人才。武术其实质是一种教育人的方式，清末民初的教育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从清末的壬寅—癸卯学制到民国元年对前朝学制的批判继承；从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到1922年效法美国的壬戌学制，在中西教育相斥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中，形成了中国新学制的现代教育制度雏形，为当代教育改革中的理论、机制、课程、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历史借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现代体育也传入了我国，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一部分。体育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都带有不同政治色彩的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在特殊的政治时期和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发生了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本质的根本变化，从组织形式到表现方式的颠覆性改革。这种改革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于近代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新的中国教育制度确立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近代学校的建立，即建立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的现代教学制度。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改进、教学方法的变化，带来了全新的教育课程，也带来了西方体育教育模式。西方教育模式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冲突和融合的突出表现是中国武术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浪潮促进中国武术从内容、传授方式、方法乃至存在形式发生历史巨变。本章从清末民初中国新学制的形成以及学校体育的发展来阐述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行程轨迹，藉以厘清清末民初中国武术在中国教育制度内的地位，为当代中国武术在教育体制中的良好运行态势提供历史借鉴。
第五章主要介绍清末民初武术领域科学研究。中华武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然而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统治阶级往往只重视武术的军事价值，而忽略武术内在的其他价值。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列强隆隆的枪炮声，中国门户被打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纷纷涌入中国内陆，开启了武术科学化研究的大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东西体育产生了一场激烈的碰撞，“土洋体育”之争后，武术以豪迈的姿态第一次喊出科学化的口号。然而，当时对科学技术的认识重点围绕着对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武术的科学性研究，只处在初级阶段，这也正意味着中国武术科学化研究的开始。从民国文献“一般谈国术者，皆同为腐化不合科学之运动，近人则以数学，重学，力学，生理学，心理学，估计国术之价值，则国术不仅含有科学性，而且完全科学化”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社会对武术的认识存在偏差，但是一部分能人志士采用西方数学、物理等方式让国人认识到武术丰富的内涵价值。
深入了解和探究武术科学化发展历程，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科学”的涵义。“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除了具有实证性质的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人文学科。狭义的科学则主要指实证科学。武术科学化不仅作用于武术本身，反过来也影响着武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各个层面的研究。民国时期《国术与科学》期刊发表的《国术未来之动向》，对当时武术历史发展提出国术科学化的要求，“像信口乱谈，那种漆黑一团的诀语了，我们要打破这种疑团，而显露真武术本相来，非借助近代的科学，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语言，好像说得太过，其实就在昌明都会里，便有光怪陆离的事实。这种障碍，在国术界本身，为学术发展起见，实有鸣鼓而攻的必要。所以国术科学化，为现代国术师迈进的方案”。翻阅民国时期大量文献，当时，一些人已经开始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武术进行整理研究，吸收并运用一些西方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力学、卫生学的知识来论证武术的健身作用和运动原理。如，沈维周在《体育》月刊上，发表长达16000字的社论《世界体育标准之太极拳》，结合西方体育理论阐明了太极拳的十五大功效。可以说这一时期武术科学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第六章主要是对这一时期的武术社团进行阐述分析。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各种文化也涌入到中国，作为近代西方文化之一的近代西方体育，也呈现在中国人面前，并在中国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长河中孕育出来的中国武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武术社团在这个时期扮演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角色，首先这时期武术社团的兴起者中包含的不仅仅是专业体育工作者，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参与了倡武运动，期望借助武术对旧社会进行改革，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团的成分和性质。而正是因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武术的传播方式、内在制度、理论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越，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其次，因为时代赋予武术全新的革命意义和参与者成分的丰富，并且受到这一时期文化思潮的影响，直接改变了武术传授的主要方式，并在传授过程中融入各种观念，在武术理论的建设上有进一步的提升。再次，由于时代的要求，武术社团作为倡武运动的代表力量，在组织机构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改革，完善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且提出了明确的宗旨。正是因为这三个特点，中国的武术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时代特点，武术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上兴起，混乱的社会一方面使中国陷入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更为自由的思想交流，从而使武术在乱世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从此奠定了日后武术发展的方向和框架。这一时期武术社团文化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武术社团的发展及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七章是对这一时期的武术文化传播进行分析。武术在这个时期的特定背景下迅速地从一种带有民族特质的体育运动转变成为一种具有民族象征的体育文化，而武术文化的传播相对武术传播具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外延。武术文化的传播不单单是武术技术上的传播，也代表了一种理念和精神的传播，而作为特有的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侠文化”在这个时期也是被诸多传播媒介赋予了时代的意义。文化传播主要牵涉到的是传播的方式和传播的途径，这个时期的武术文化传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因为它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有了时代的特征，清末民初武术的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武术现代化的开端。在这个时期传播途径和方式的变更，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变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冲；国家的衰弱，封建王朝的覆灭；武举制的废除，国术国考的制定。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必定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方式。而这个时期的武术文化传播体现在传播客体上的主要特点是：武术在军队的传播；武术在民间组织中的传播；武术在教育机构中的传播。而武术文化传播途径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打破了以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等一些封建思想和单一的师徒传播模式。其中，这个时期的报纸期刊书籍和电影广播两类媒介对武术的传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这也正标志着作为已经内化变革结束的现代化武术文化雏形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向在变革中的中国传递着现代体育的理念和民族精神，并且通过不同的媒介向整个世界传达了来自中华民族的呐喊，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在危亡时不屈不挠的奋斗，以及华夏儿女为换来新时代所作出的努力！
第一章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发展概况
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冷兵器的消失，武术与军事技术逐渐分离。清末民初的中国在“救国图存”的大背景下，在近代西方体育传播的冲击下，提倡“强国强种”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的呼声不绝于耳，武术出现了枯木逢春、生机勃勃的气象，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武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及其功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节 武术拳种流派的演进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流派，每一种拳种流派，大体都包括拳械技术、徒手的或器械的攻防格斗技术以及相应的基本功，都始终围绕着技击特点不断地革新和创造。凡有成就的武术家或影响深远的诸家流派，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善于广撷博采，熔铸各家练法而独辟蹊径，自成风格，自创新的技术流派。所谓武术流派，是指由于不同的技术特点和风格而形成的武术派别。流派组成了不同的门类，流派延续了古老的技艺，使武术几千年来得以生生不息。从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武术流派与现代武术各[1]种运动形式实质上是对博大武术的不同分类方法。
每一种拳术的背后有多少人为此皓首穷经，随着一种新拳的产生伴随有多少旧拳在谢幕，每一次全新拳术理论的提出更意味着旧有的拳术理论被淘汰。传统武术正是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之后，才在晚清走[2]上了它辉煌的顶点。在清代晚期，出现了以哲理阐发拳理的拳术和拳派，如以太极学说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立论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立论的形意拳，这种新拳派的创立是传统武术与传统哲学、传统导引养身术、传统医学交融而成的。在拳技方面，各拳种进一步注重锻炼效果，强调练功、炼气。如姜容樵将其师张占魁自编且常年坚持锻炼的成套气功简化为十二式，作为形意拳的基本锻炼手段；王芗[3]斋以形意拳为基础，创编了以养身桩和技击桩为根本的意拳。另外，融会多家技法，自成一体的拳派，仍有出现，如，以武式太极拳为基础，融入形意拳和八卦掌技法而形成的孙氏太极拳；马凤图以河北翻子拳为基础，融入劈挂、八极和螳螂等招式，而总贯以通背的通透劲，制成了后世广为流传的通背翻子拳。这种拳技的发展，反映了武术力求适应近代社会多方面需要的演进和创新。马良所创造的新武术，大量地融进了西方竞技体育的思想、理念和模式。这种“新武术”现象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和学校教育的亮点，从中我们也观察到，武术自近代起发生了质的变化，“中西融合”是近代武术发展的新模式。[1]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教程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2] 王岗：《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自尊》，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3]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321页。
第二节 武术传习的变迁
一秘密结社的衰微
近代频繁的农民武装起义斗争，为武术在民间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条件。1900年，清政府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对民间习武更加恐慌，除了严禁民间存置兵器外，连武术家传授武术也必须经过豪绅巨贾作保，因此武术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遏制。然而许多民众和有志之士不受朝廷禁令的约束，秘密传授或习练武术，并借节日集会之际，从事武术表演和交流。于是各类以秘密结社为形式的习武活动成为当时武术发展的主要传承途径。如清末著名的义和团就是以民间操练拳术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秘密结社。各类秘密结社，是当时民间武术活动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所谓秘密结社，是指以下层民众为主要成分，以结盟、传教或习武等[1]活动为凝聚方式，而不为朝廷官府所允许的各种民间结社团体。清代秘密结社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吸引、集聚了众多的穷苦百姓，希望能在动荡的社会中求得某种人际依赖和相互援助，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统治阶级发出强烈的反抗。但是随着村社组织逐步被破坏，植根于传统农耕生活的传统武术，也逐渐转化为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新的体育教育方式，从而改变了原本只在一地一族、拳师个人设场授徒等秘密结社的传习方式，使得武术主要通过秘密结社传习的情况趋向衰微。
二体育社团的成立
在晚清，由于内忧外患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不安，使人们不得不谋求自卫和互卫，纷纷练拳习武。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也比较注重吸收武术文化。民间习武者素重武德，推崇忠勇义气。在民族危难深重的晚清社会，奋勇投身抗击侵略、改造社会等斗争，以武术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成为晚清民间武术的主流。
辛亥革命后，清末因“庚子事变”而一度低沉的武术活动逐步活跃起来。在各界人士倡导“强国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些社会名流和教育家，延揽武术人才，出面组织以推广和研究武术为宗旨的武术社团。如1909年霍元甲创建的上海精武体育会，1914年马良创办的武术传讲所。其他有影响的武术社团组织还有天津中华武术会（1911年）、北京体育研究社（1912年）等。这些武术社团随着社会的变革，逐渐从传统单一性的武术组织发展成为多种类型的社团形式，继而成为从尚武的角度来提倡体育的近代较早的体育组织。如1924年张伯岺发起并任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7年在冯玉祥将军鼎力协助下成立的中央国术馆；1929年由体育界名人吴蕴瑞发起在南京成立的中央体育研究会。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除1910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外，还有中华尚武学社等30多家武术会社；北京除1911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外，还有中华尚武学社等25家武术会社；天津除1911年成立的中华武术会外，还有道德武术研究会等十余家武术会社。其他大中城市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官方体育社团是中央国术馆，民间体育社团是精武体育会，它们在继承传统武术优点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体育的长处，是对近代武术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个组织。它们对武术的认识程度和研究成果，一度影响了当时武术的发展。
城市中不同体育社团组织大量聘请民间拳师任教，使得武术的传习方式冲破了地域家族界限广传于世。城市武术组织的不断派生，改变了原来武术主要在农村传习、自身自灭的情况，而形成了以城市武术组织为中心，有组织地推广武术，有组织地开展对武术的整理和研究。
三学校武术的回归
清末中国教育改革，创办新式学堂，使本土教育体系中的体育课程初步建立。民国初期，学校体育课程日益受到重视，武术于1915年被正式列入学校体育课程。1922年11月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命令》是武术开始以燎原之势向学校蔓延开来的重要标志。据北京体育研究社1924年6月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的学校调查，结果发现：将武术列为正课（含选修课）的占525%，课外开展武术活动的占225%，未列入正课、课外也不开[2]展武术活动的占250%。[3]
所谓学校武术，是指以青少年学生为习武对象的教育过程。随着学校武术的回归，各路名家打破门派，纷纷受聘于各个学校并任教，从而使武术得以系统的传承。为满足学校日益需求的武术师资，出现了专业培养武术师资的学校，比较突出的是成立于1912年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后附设体育讲习所，在1920年定名为北京体育学校。后来，中央国术馆在南京紫金山创办国术体育传习所，南迁重庆北碚后，也以培养学生体育和武术为主要目标，毕业的学生都成为各地的武术骨干，为武术在当时学校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张之江创办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是我国以武术为主科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武术人才，将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校教育推到了高峰。
学校武术的回归将原来口传心授、徒承师授的小农经济教育方式改变为课堂式团体教法的传习方式。一些原来散存在民间靠口传身授的武技，被整理成规范的图解教材，同时也促进武术理论的研究，从而使武术从农村走入城市，为武术高效、大规模地普及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四武术分类的成熟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在战争中显得无力而苍白，武术的主导价值技击功能逐渐让位于健身功能、娱乐功能。因此民国时期就有人从健身角度将武术重新分门别类，如形意拳、八卦拳、八极拳、罗汉功，被列为“强健筋肉，发展体力”类；少林十二式、太极拳、苌家拳二十四气、各种内功，被列为“流通气血，强健精神”类；各种运动捷速、跳跃便利的长拳，被列为“活泼肢体，[4]敏捷思想”类。这种以锻炼身体为标准的分类方法与古代的各种分类方法截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武术发展的新趋向。
由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并延续至今的现代武术是以传统武术作为基础，遵循西方体育理念形成的，为满足当代不同的需要将武术分为大众武术、学校武术和竞技武术，使武术的分类更加具体化和针对性，从而拓宽了武术流传的渠道。[1]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2]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3] 王智慧、蔡宝忠：《对我国近现代学校武术内容及活动变迁过程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年第10期。[4] 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国家体育文史工作》，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第三节 武术竞赛的雏形
一武举制的废止
武术作为冷兵器时代战争中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技能，在清末民初，始终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技能，并在不断地延续和发展。鸦片战争显示了火器的威力，武术的军阵格杀价值日趋衰微，清军火器装备日渐增多。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废止为选拔军事人才而设的武举制。武举制的废除，标志了武术总体上退出了军事技术范畴，也预示着中华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武术运动会的产生
自1908年天津青年会会刊《天津青年》发表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便以其新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走进了中华大地，走进中华民族的体育教育和文化生活领域，就连曾经魂系民族文化底蕴的“国术”也开始采用了西方教育和体育模式组织教[1]学和比赛。从《教育杂志》所登载的有关学校运动会的记录和资料看，自1913年开始，各级学校的运动会中陆续出现了一些武术项目，而且内容丰富，有弹腿、功力拳、刀术、柔术、雉刀等，占竞赛项目的1/6。1923年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是中央国术馆成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武术运动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武术作为体育活动而举行的大型竞技活动，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武术界内部已经在“体育”的基础上大体统一了对武术的认识，一改过去传统武术街头表演、庙会献技的形式，是传统武术向竞技体育发展的开端。
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运动大会，武术第一次成为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从旧中国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起，国术就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通过运动会，武术得以有效地向社会宣传，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举办运动会对于提高武术的地位，推动武术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三武术竞赛规则的演进
在竞赛规则上，中国传统的比武没有具体的动作规定和比赛规则，交手过招中强调礼让为先，点到为止，不战而胜，心服而已，反映了中华民族守内、尚礼的人格倾向。“国术国考”全称“全国国术考试”，是中央国术馆仿旧时武科考试和近代体育竞赛制度的国术考试，用以考评习武者技能学识，区别等次的方法。按照《国术考试条例》规定，各级国术考试每年举办一次，但实际上在中央国术馆存在的近20年间，只举办过两次全国国术考试。第一次全国国术考试是1928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二次全国国术考试是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术考试尽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两次国术考试，是对对抗性项目竞赛的有益尝试，同时也初步奠定了武术竞赛的内容、形式、方法和规则，在推广和普及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8年冬，浙江国术馆筹建小组利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之际组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国术邀请赛。这次比赛盛会的组织者和裁判都是当时的武术名家，有李景林、苏景由、杜心五、孙禄堂、杨澄甫、刘百川等。各省市上千名武术高手云集杭州。从比赛的管理看，在比赛之前，印制了比赛报名表、审核参赛资格、组织编排出场顺序和提出比赛规则，在比赛期间编辑印制了《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会刊》，比赛优胜者获得奖励等，都初步展示出现代武术竞赛的管理模式，对促进近现代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 王岗：《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自尊》，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第四节 武术文化遗迹
武术是在悠久而又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演进的，由野蛮血腥的技击逐步形成套路，进而产生拳谱，这是武术文化水平提高的有力证据。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在文学领域，也经历了旧形式磨灭、新形式伴随着新文化诞生的历程。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及西方体育的传入，社会各界提倡国粹体育的呼声高涨，中国的传统武术为国人所重新认识，一些以研究武术和开展武术活动为主旨的新兴社团纷纷建立。在内忧外患中，中国武术开始反思，武术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成熟起来。
一武术论著与学术成果
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随着知识阶层对武术的认同，武术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开始受到重视，不少人开始致力于武术书籍的编著与武术刊物的发行。这一时期出版的武术著作可分为三类：一是传统拳械套路的整理（继承为主），如《少林拳术秘诀》、《太极拳势图解》、《形意拳抉微》等；二是普及型的武术读物（创编为主），如《拳艺学初步》、《拳艺学进阶》、《中华新武术》等；三是综合型的武术通论（研究为主），如《国技论略》、《武术的研究》等。特别是第二类著作，它们按武术的一般原理，从武术最基本的常识入手，介绍武术动作名称，学习武术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练习等，通俗易懂，有力地推动了武术的传播和普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新武术》的编成是我国武术史上的一次重要创举。它不仅从内容到形式上将繁琐的传统武术进行改造，还打破了旧时武术界的门户之见、口传心授、单独授徒、传播速度慢以及武术的神秘性等，促使传统武术向近代体育转型，从而为武术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新途径。与此同时出版的一些近代体育刊物如《体育杂志》（上海，1914年创刊）、《体育周报》（长沙，1918年创刊）、《体育季刊》（北京，1922年创刊）等也相继刊登了大量武术文章。这些著作、刊物的出版发行，初步改变了“知之者不能言，能言者不及知”的状况，使得武术突破时空的限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开来。
二西方体育文化冲击下的武德
中国人崇尚“礼”。“礼”一般所指的是某一个时期的典章制度，也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规矩、仪节，它影响到中国人的政治、伦理、道德、礼仪、民俗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1]方式。武德就是武术道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2]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德作为一种美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指导人们共同的武术生活及其行为准则、规范，并渗透在习武者的思想和言行中。对于武德，清末民初著名武术家孙禄堂曾[3]提到：“所谓武德，应包括两个内容，一为手德，一为口德。”传自孙禄堂先生的“卐”字手，取其名不仅是因为这种拳法的手形似“卐”字，而且据说也是要合于“卐”字本义的缘故。“卐”字音“万”，佛教讲“卐”字形是释迦牟尼胸前的瑞象，唐玄奘将之译为“德”字，全称是“万德吉祥”。“卐”字手的历代传人都没有违背当初创始人的一番苦心，而要求承传人习练此拳时首先要有高尚的武德。一如孔子重仁而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一般，武林重德，武德观念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武德与孔孟儒家仁学伦理的一脉相承。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推行中庸之道，谦虚恭敬，重视和合，是儒家人伦的基本[4]要求，是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基本内容，也是武德的核心。
武德对于习武者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武术的传授上。武术的各门各派对授徒及挑选传人的德行均有许多规定。在传授武艺时，强调“未学武先学礼，未习武前先习德”。为培养高尚的品德，武林各拳种流派都订有自己的“门规”、“戒律”、“戒约”，并有“三传”、“五不传”、“十不传”以及“八戒律”、“十要诀”等作为武德标准，足见各门派对武德是十分重视的。在武术技术、武术方法上，武德也有不少限制。如内家拳的“后发制人”，套路的产生以及武术各门派的间接比武方法等，都与遵循人际关系和谐的宗旨，限制武术的暴力程度有关。清末民初，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国粹”思潮的影响下，武术被誉为“国术”，实际上国术一词也充分包含了武德的含义。“若无武德之修持作基础，则武技愈精愈足以为害国家、社会及人类。能修武德，而不锻炼武技，则匪为一好好先生，乌足以言保国强种，而为人类之保障，以平人间之不平乎？于此可知欲提倡国术，也先培养武德。武德无亏失，而武技之投拜名师，苦习勤练，更不敢有丝毫懈怠，一曝十寒之恶习，仅武德为武技之根本，而武技又熟武德之大用。具优良高尚之武德，方能有超群之武技，有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武技，而后始克佐助成全难能可贵之武德。由是观之，武德与武技之于国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者也！[5]真正之国术家，于此二者，斯不容有偏废之虞焉。”这段话充分表示了习武者必须武德与武技并重。
无论是从明代少林寺武僧为抗倭寇血染沙场，到清末“少林戒约”中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还是从民国初年精武会提出“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到其后举国提倡武术“强国强种”的思想，都秉承着武德原有的内涵，即：第一，忠于国[6]家和民族；第二，自强不息；第三，仗义济民；第四，诚信谦让。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武德内容虽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其内涵和要求始终是使作为下层平民社会的武侠文化与作为上层阶级的“士”文化在社会伦理方面相契合一。
三武侠小说的发展
中国武术从来赞扬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行为。忧国忧民、匡扶正义，始终是中国武林行为的座右铭。专以惩恶扬善为己任，以高超武功作手段的侠客，是中国人欣羡的对象，并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角色，由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所仅见的武侠文学。
武侠小说作为汉语叙事文学的一个独特品类，是在清末民初产生的。在武侠小说正式登上通俗文坛之前，是侠义小说的天下。侠义小说经嘉庆年间《绿牡丹》的过渡，到光绪早期的《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达到鼎盛，光绪十八年（1892）《彭公案》和《永庆升平前传》之后进入退潮期，基本告一段落。其后进入武侠小说的酝酿期，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处女作《江湖奇侠传》一炮走红，从此进入真正的“武侠”时代。从“侠义”到“武侠”的近30年时间里，历经了新旧文学的转变，给武侠小说带来了蓬勃兴盛。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巨大推动力之下，最后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新小说”。总体来讲，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是在侠义旧形式业已衰落、武侠新形式尚未完善的过渡中逐渐形成的，是文化转型期新形式的初创，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升华和提高。
四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在清末民初这个时期，全国不同规模的武术社团不计其数，然而，最具代表性、发展最完善的是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它们对近代武术的发展和武术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精武体育会
1909年，霍元甲为实现“欲使强国，非人人尚武不可”的主张，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操学校是我国第一所武术学校，后经陈公哲等人的努力，发展为精武体育会，增加了摔跤、拳击、球类运动等项目的教学内容。据纪念精武体育会创办10周年出版的《精武本纪》记述：1909年3月在离霍元甲住处不远的黄家宅借旧式平房一间，土堂瓦屋，两厢一厅，外有院落，这就是精武体育学校的校址；7月将“精武体操学校”改名为“精武体操会”，租用万国商团义勇队故址为会址；1915年，由陈公哲捐献地产，姚蟾伯和陈凤云二人分担建筑费，建造新会址；1916年4月6日，新会址在培开尔路73号竣工。
精武体育会兼收各家之长，消除门户派系之见，提倡“我之拳头不许加在同胞身上”，主张尚武健身、强国强种并提出“国术科学化，[7]传习百万人”的口号。（二）中央国术馆
1927年底，李景林、王子平、庞玉森、高振东、马英图、柳印虎等人在南京共同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中央申请获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歌、国画、国徽齐名。被列为“国术”的武术由一门普通的技击术上升到国术的高度，“国术”这一提法使武术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促使武术的发展在民国中期掀起一个高潮。
1928年3月15日，国民政府以第174号文批准成立中央国术研究会，并明确提出成立的目的是：发扬固有文化、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练师资、统一教材、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自卫图强的使命。3月24日，在南京内桥金陵大舞台召开成立大会，并租借韩家港基督协会的数间房屋为临时馆址。6月，国术研究会改称中央国术馆，由戴传贤书写“中央国术馆”的匾额，正[8]式归属于中央国民政府，由财政部直接拨款。1929年2月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
中央国术馆开设各种训练班，较正规地培养武术老师，整理和编纂武术专著，创办《国术月刊》等专业期刊，并组织了一些武术表演和竞赛活动，对武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术考试”，对促进武术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和完善武术竞赛制度、探索武术教育与“洋”体育的结合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国术馆的带动下，全国各省市县几乎都成立了国术馆，从而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掀起波及全国的习武浪潮，习武情绪空前高涨，武术在全国得到大面积普及。
1936年，中国应邀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比赛，由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建议组建了第一支国术队，参加了奥运会的表演。同时在德国各大城市表演，获得声誉。外国体育专家称赞中华武术具有奋斗精神，极富健身和审美价值。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武术对海外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也是中央国术馆在武术对外传播史上的精彩一笔。[1] 邱丕相：《中国武术教程》（上），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2] 华博：《中国世界武术文化》，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3]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4]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5] 今祖：《提倡国术武德与武技并重》，《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19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67页。[6] 华博：《中国世界武术文化》，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7]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8]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第五节 武术民俗文化
一民俗的概念“民俗”一词，在中国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使用是比较晚的，但是作为道德规范使用，却又是比较早的。孔子在论到礼乐时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魏晋时期阮籍在《乐论》中则说“心气和治，则风俗齐一”，直接用了“风俗”一词。民俗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时间上，民俗的特征是以历史时代的特色标志的，称为历史性特征；在空间上，民俗的特征是以地区特色标志的，通常又叫地方性特征；民俗在其活动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运动规律，具有明显的世代传承及不断变化的特点，通常又把这些称作传承性和变异性特征。民国民俗就是继承了清朝的传统民俗，随着物质[1]生产的发展和外来民俗的影响，而产生了新的时代特征。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逐步形成的。清末民初武术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走“民俗化”道路。
在推进民俗运动的改良方面，教育部也很注意推进武术的发展。1931年教育部《民众业余运动会办法大纲》和1940年教育部《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纲》，都将“国术表演比赛”列为运动会内容。1942年4月颁发的《体育节举行办法要点》规定以每年九月九日为体育节，“举凡国术等，均可酌录采用”。1934年和1935年，河南曾举行两届民俗运动会，会中就有多项武术表演，大会还对这些表演逐项[2]进行了评议。
二民俗节日活动中的武术
我国民间历来有习武的传统，武术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武术与各种民俗活动的联系十分紧密。尤其在清末民初时期，民间武术活动极其繁荣，不少民间农闲时的游艺形式活动或庙会期间都有丰富的表演内容。演练武术是其中之一，节日演武活动大多是以武会或打擂的形式出现。演武活动还有另外的形式——舞龙、舞狮。由于舞龙、舞狮与武术基本功的要求有很多相同之处，舞龙、舞狮本身也包含着武术的身、法、步等套路，与武术同出一辙。舞龙、舞狮实际上也是武术技巧整体配合的一种艺术化展示，因此节日喜庆活动中的舞龙、舞狮也算演武活动，成为约定俗成的游艺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民俗时尚，是中国民间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反映出武术浓厚的民俗色彩。[1]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4页。[2] 谭华：《20世纪前期的国术改良运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第六节 武术艺术
所谓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实现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象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根据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影视）。根据表现的时空性质，又可分为时间艺术（音乐），空间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时空[1]并列艺术（文学、戏剧、影视）”。
一语言艺术
清末民初时期在强国强种的思想影响下，武术提高到国术，武德上升到民族精神，因此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知名人士，对武术多有题词。如1919年孙中山先生亲自题赠匾额，上书“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并为精武会出版的《精武本纪》作序。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场馆内，比武大会的彩门两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拳打五大洲脚踢两半球”，下联：“打得帝国列强落花流水”。红布的横幅上写着八个[2]大字：“强国强种我武惟扬”，充分体现了当时举办武术比赛宗旨以及武术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二表演艺术
中央国术馆紧紧围绕其办馆宗旨，根据学员的实际创编了具有影响力的《馆训》、《馆规》、《国术歌》、《起早歌》、《国术同志歌》、《国体校歌》和《吃饭歌》等，这些内容都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造型艺术
在少林寺白衣殿的北墙上，保存着清末所绘的武术壁画，壁画的观武人员中，有满人麟庆（1791—1846，时为河南按察使）及随行人员的形象；画中武僧分为15组，或练拳，或持刀、枪、剑、戟、棍、鞭、对打。此壁画基本上反映了清末少林武术的面貌。这也表明此时习武已经是官方许可的行为，不再讳莫如深了。此外，在少林寺东北数十公里的巩县“三官庙”中，也保存着晚清所绘的武术壁画。东壁画“拳术”，西壁画“棍术”，均绘于方形界格内，共计22幅。弄拳者皆头结发髻，裸上体，下着宽裤，卷起裤腿，足穿圆口布鞋。使棍者的形象亦相同。从题榜中可知，拳术套路有“太山黑白跌势”、“倒骑龙”、“探马势”、“豹单鞭”、“高四平”、“燕子飞天”、“雁势翅侧飞势”、“低四平”等；棍术有“回头势”、“滴水势”、“齐眉杀势”
[3]等。其次，各种陶艺作品、剪纸、邮票数不胜数。充分展示了当时少林武术的热闹场景。
四电影艺术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影视作品《定军山》诞生以来，武术就与影视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1931年武侠电影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武侠片是根据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著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摄制的《火烧红莲寺》，到30年代中期有声电影中较为突出的是杨小仲导演的《红羊豪侠传》，1938年金城电影公司拍摄了香港第一部武侠片《粉妆楼》。然而清末民初武术通过电影进行宣传比较成功的要数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为了更好地宣传武术，较早地开始运用电影来表现武术精神。精武体育会曾拍摄影片五卷，内容有霍元甲、精武体操学校之外貌、武术教师、爱国女校武术班、广东小学生操节拳、工人拳术班、在公共体育场馆的武术表演、武术大会操等，在当时的影响力远及港澳、南洋一带。但[4]这些影片都毁于日军侵占上海闸北之时。[1]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4页。[2] 旷文楠、胡小明：《中国体育史话》，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28页。[3]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4] 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第二章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与文化思潮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近代体育是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走进古老的中华大地的，并不断地与中国社会在多种层面上发生碰撞和交融。而正是这种碰撞和交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甲午维新思潮对传统武术的冲击
一甲午维新思潮促进体育观念的变革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民族危机，也彻底暴露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中国国力的孱弱。严酷的现实迫使进步人士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发出“改弦易辙”、“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呼声，从而出现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敲起了警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1]二百兆以后始也。”从此，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开始为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维新派人士所接受。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指出了“弱肉强食”乃是发生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再不努力奋起，亡国灭种的悲剧也就为期不远了。
19世纪90年代，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他们希冀在维持清朝封建专制体制的前提下，用和平手段实现君主立宪，引进西方“新学”来改良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宣布废科举、兴学校、设报馆、建学会、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1898年的“戊戌维新”不过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镇压，其实际的改革非常有限，时间也极短，但却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影响，对促进“西学”包括西方近代体育，特别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开始从德、智、体三育的角度来认识和介绍西方体育，促成了我国新的体育思想的产生。严复认为，国民素质高下的标志“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2]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而中国当时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3]已薄”，针对中国当时的状况，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改革主张。所谓“鼓民力”，就是要使民众“气体强健”。严复强调，健康的体魄，对于国民个人来说，“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而种乃
[4]进”；对于国家来说，“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5]为之纲”，“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所以他从强国强种的立场出发，提出要高度重视人民的健康，因而大力提倡妇女体育。康有为从学校的教育内容上，开始注意到对学生德智体的多方面培养。在他所办的学校“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中，其教育内容是“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他在《大同书》中说：“本院凡弄儿之物，无不具备，务令养儿体、乐儿[6]魂、开儿知识为主。”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即培养一种具有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应该体现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所以他们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造就一代新民。因为“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7]家”，这便是1902年梁启超明确提出的“新民说”。从此，中国人在思想文化认识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飞跃。而这一飞跃恰恰为后来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西方近代体育传入对中国原有体育观念的挑战，还表现在新式运动会从此在华夏大地上频频出现。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前看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运动会，只是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学校里举行过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官办学堂里也开始能看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运动会的影子了。1905年4月24日，在当时中国的官办学校京师大学堂，竟然也破例地召开了其建校以来的第一届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召开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曾发函通知北京各学堂，介绍了召开运动会的理由，以及举办时间、地点和目的，并邀请各学堂学生也都能来参加比赛。函件说：“窍谓世界文明事业，皆强刚体魄之所造成也。吾国文事彪炳，而武力渐趋于薄弱，陵夷以至今日。为瀛海风涛之所冲激，士大夫之担学事者，乃知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直隶湖北等省，屡开运动大会，若京师者，首善之区，尤宜丕树风声，鼓舞士气。兹拟定于四月二十四日，学堂将开运动会，使学生渐知尚气，渐能耐劳。伏恳学界诸君子，是日十二点钟贲临以光盛举。谨将运动会条目奉上，如各学堂学生愿到会场演习者，乞自认何类，先期限示知敝堂报名处，以便接[8]待。”在两天的比赛中，到场观摩的不仅有王公大臣、学务大臣，还有各国的驻华使节、夫人和大批的记者，以及数千名普通观众。大学堂的各科学生都报名参加了运动会，甚至连一向学究气十足的国学进士馆、仕学馆的“老夫子”们，也都报名参加比赛。给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正是在京师大学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此中国的官办学堂也都纷纷仿效，开起了各自的运动会，从而拉近了与教会学校体育的距离，并终于在1910年10月，组织召开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二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突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也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人们用传统体育的思想和方法，来批判和抵御西方近代体育的渗入。1908年，《东方杂志》有人撰文认为：“世之议者，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侧闻今日英德诸国，……多遣将校日本求此术，尊重之情，盖不减于他科学矣。……挽近吾国，震于枪炮火功之烈，遂至邯郸学步，日夕乞求于人。……虽在陆军水师诸校，亦但有形式上之体操，极其功能仅于手足之训练而已。……不思求于固有之武术。[9]俾可振肌熠魄，勉为大国伟民也。”
中国传统体育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也有过相当的消化和吸收，并对亚洲的邻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落后的交通状况、通讯手段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中外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具有局限性。传统武术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封建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传统体育也由小范围的开放走向全面封闭。
西方近代体育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资本主义狂潮的席卷下，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体育的国际联系日渐加强，它逐渐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使近代西方体育由地域性文化变成了一种世界性体育文化，并使其他一切体育形态都黯然失色而成为比较意义上的亚体育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体育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它与西方近代体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下是对冲突产生原因的分析。（一）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1.中国传统武术植根于农业文明
中国传统武术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平原辽阔，人口众多。内陆性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农牧渔业并存的经济格局。交通的阻断，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匮乏，造成了华夏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统一性意识；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形成了农本主义——“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10]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因而，中国武术偏重于保健养生，顺应自然，力求沉稳、平和。在运动追求方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是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统一。儒家、道家都有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阐释。如儒家的典籍记载：“天时[11]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和也者，天[12]下之达道也。”道家的文献记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13][14]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范围窄，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
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在秦汉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一统封建帝国。随着封建宗法制帝国的建立，形成了中庸、内向、含蓄的文化特质，儒家思想成为核心，封建统治秩序得以维系。中国的文化系统独立发展，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在世界文化的潮流中是自成体系的。与西方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有较明显的整体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鲜明的独特性，由于其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存在基础，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惯性。
中国的农业型社会使人们习惯于和谐、宁静及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人们不热衷于带有冒险、冲突和对抗性质的竞争活动。中西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中西体育表现形式不同，竞技运动在中国传统体育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带有农业社会烙印的中国传统体育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这便使得保健术以及采用有意识地以意领气的呼吸运动，在整个体育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典型项目是太极拳等，这些项目在强化与优化人体的生命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即“吹吁呼[15]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2.西方近代体育依托于工业文明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处，面临平静的地中海，拥有众多优良的港湾，地理环境促成了古希腊以航海贸易为主的经济生存方式；岛屿间海峡的阻隔，生产生活中人与大海的搏斗，构建了古希腊民族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观，海上漂泊的冒险生涯和航海贸易中的商品交换活动，滋养了他们平等独立的意识。在这一系列条件下，西方体育强调竞争、取胜，追求高、快、强，提倡冒险和开拓精神，创造了赛跑、跳远、标枪、拳击、角斗等极具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具有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意识。
西方近代体育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新条件下兴起的。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用理性、人文主义和科学颠覆教会的精神独裁，掀起了伟大变革，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统治的猛烈冲击，目的是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旧文化。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和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舆论和精神准备，它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近代体育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17世纪后，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欧洲很快进入到了工业社会。发展到19世纪，达到昌盛时期，不仅引起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也促使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中期以后，在大工业生产导致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广泛形成了民主观念、自由观念和法制观念。其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唯理、思辨、重视分析和重视个体，形成了强调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在大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工种专业化的条件下，人的身体被残酷地肢解成机器的附件，造成人体的畸形发展。大工业生产引起的一些文明公害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相继出现，人们寻求能够对快节奏高紧张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调节作用的新的体育形式。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生理学等有关人体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这些都促使人们努力寻求理想的体育活动方式，于是，既能体现竞争精神，又有娱乐和调节生活功能的竞技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使西方近代体育的产生成为必然。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西方近代体育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人对自身有了科学认识后的产物。西方近代体育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以竞争性的运动项目为主导，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竞争性、科学性等特色。
中国农业型体育文化和西方工业型体育文化，在价值观念、理论认识、运动方法、运动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要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二）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1.中国传统武术重视伦理教育“伦理”指人与人相处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伦理思想是一种社会调节体系，它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各种活动。“礼”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范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16]了一整套以礼为核心的学说：“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17]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历来主张修身养性，并以追求圣贤理想人格为重心，以“修[18]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行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文化是伦理型文化，重人伦、重道德是一大特色，中国古代体育作为传统教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礼文化的约束。
不仅体育指导思想渗透着儒家仁礼学说以及从属于这一道德范畴的忠、恕、恭、宽、信、敏、惠、义、智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等内容，而且还进一步将体育纳入道德教育之中，将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修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仁、礼的方式。儒家仁爱思想中所包含的宽厚、容忍、人道、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道德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养生术则直接与修身养性紧密结合。中国传统体育的规则不是针对该项活动本身而定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更多的是从道德修养角度，对参加者提出道德要求，其重点是比较谁更符合伦理规范，提倡“君子之争”。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东方传统武术主要表现为运动主体的修身、养性和内部完善，力求把负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主张运动的激化造成人体内部平衡的破坏。
2.西方近代体育突出公平竞争
古希腊文明与雅典民主制所孕育的西方文明，形成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体审美意识和体育风尚。古希腊人从个人原则和人格意识出发倡导个体的竞争、自由，从而发展了支持、鼓励个人充分发挥自身生命潜能和智慧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教育文化。反映在体育上，表现为运动客体即技术和技能的完善，就是追求人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展现生命的完美，于是“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体育成为西方体育的主流。
公平竞争是近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在公平竞争中求生存、在公平竞争中求提高、在公平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公平竞争机制也必然进入体育领域。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就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它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因此，西方近代体育的原则是平等，它不承认除身体、心理、技术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在这种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争中，人们之间由社会赋予的差异消除了，心理距离缩短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和平、友善的竞技，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类社会理想的交流。竞技运动项目是西方近代体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所呼唤的是人对自身技能的一种崇拜，强调以人为中心，从人的内部去寻求动力。一场激烈的运动竞赛就是灵与肉的较量，人们在不断超越自己，创造新成绩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奋进的精神面貌。（三）体育思想和体育手段不同
1.中国传统武术重视内心修为，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武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说等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传统体育之中。在运动的基本术语方面，采用哲理概念，如阴阳、动静、刚柔、统一、相济等。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作为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柱，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定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从[19]阴阳则生，逆之则死”。《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明确指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这样才能[20]“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提出了调摄形神、适应环境，预防为主的养生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人既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又必须防止过度剧烈的运动，即要通过“小劳”保持相对稳定的阴阳运动，而减少“元气”的亏损，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
由于中国传统教育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内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的培养，把人的身体视作寓精神之舍，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体育活动的方式手段上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状态的训练，一切肢体活动都要与心紧密结合，并服务于调心炼意。因而，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为主，尤其重“养”，强调意念的作用和内部修炼，“若一志……耳止于听，心止于
[21][22][23]符”，“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形神合一”，而极少有单纯锻炼人体外形的活动。由于对人体外在形态的淡化，在中国传统体育中，很少有像西方那样单纯讲究锻炼人体的方法，也很少有专门化的比赛，即使对人体外形的称颂，也总是与人的内在气质相提并论的。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几乎都从属于其他社会活动，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24]
儒家文化主张“君子之争，和为贵”。中国传统武术追求的也是一种个体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自然而然地侧重内心修为。在追求个体和谐的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传统武术表现为“上下相随”“左右相依”“内外相合”的整体性，无不以形神统一、身心和谐为共同的技术要领和力求达到的完善境界。在追求人际和谐的同时，中国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伦理型竞技，在天人和谐观点指导下的传统体育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与对抗，而强调二者的融洽。在运动结果方面，实现自我满足和完善即为评价的终点。
2.西方近代体育强调形体锻炼，提倡对自然的抗争
西方近代体育则提倡对人体的力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的训练，强调竞技运动和肌肉健美、体格健壮，注重对人体外形的称颂，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许多活动方式均要求剧烈的肌肉运动，从而提高人体的机能水平，美化人体的形象，获得精神充实感的满足。此外，西方近代体育在追求对抗和竞争时重知行分析，运动方式讲究力学原理，重视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研究，提倡科学，讲求规范，因而西方近代体育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许多体育活动都有明确的比赛规则和严格的场地器材要求。
西方近代体育强调人的物质形态本身，主张通过运动系统的一系列积极活动，使肌肉发达、骨骼强壮，进而促进内脏器官的健康。因此，西方近代体育追求竞技能力的培养，肌肉的强化，强调动作外在技术的完善。在运动的基本术语方面，西方体育均采用物理概念，如强度、密度、频率、节奏等。在运动负荷方面，强调“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原则，充满了对健美人体的崇拜和对力的赞美，透射出雄劲的阳刚之气。在运动结果方面，西方近代体育无论是成绩评定和比赛胜负，最终都可以用物理量来表示。
西方教育学界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主宰，人与天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因此，他们将自然界作为人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重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抗争，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表现在体育运动中则是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和向上的精神。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如田径、游泳、球类游戏等无不体现出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与大自然的抗争，展示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进取、超越现实和创造未来的搏击精神。
西方近代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育本身的冲突，也有教育文化背景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西方文化采用暴力性质的传播方式而被大大激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外来民族利用其先进的生产力将异质文化强加于本民族的屈辱过程，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征服和取代。因此，中国人民对带有唯我独尊优越感的西方近代体育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而排斥一切外来体育文化，坚持民族固有的体育文化。这种文化逆反心理也是解释冲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西方近代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及其教育文化背景的冲突是深刻而激烈的，它不仅发生在体育的活动形式和组织结构层次，而且深入到体育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层次。这种冲突反映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社会差异以及东西方两大教育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别，加之中国人民对殖民主义文化的强烈逆反心理，使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但也正是这种差异与冲突，孕育着东西方体育文化大交融的重要契机。也正是在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冲突中，人们经过比较和分析，逐渐认识到西方近代体育具有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为下一阶段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近代体育的初步融合创造了条件。[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1，《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249页。[2]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3]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页。[4]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5]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6]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7]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8] 肖冲：《京师大学堂〈运动会缘起规则〉》，《京师大学堂体育考》，《体育文史》1988年第4期，第32页。[9] 《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东方杂志》戊申年第6期，1908年7月23日社论，第99-101页。[10] 《周易·乾卦》。[11] 《孟子·公孙丑下》。[12] 《中庸》。[13] 《老子》。[14] 《庄子·齐物论》。[15] 《庄子·刻意》。[16]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17]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18] 《大学》。[19]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立象大论》。[20]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21] 《庄子·人间世》。[22] 《庄子·大宗师》。[23] 《墨子·墨经》。[24] 《中庸》。
第二节 军国民教育思潮对武术的促进
一中国人的救亡图存要求与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和传播，是在当时社会政治变革和救亡图存的影响下进行的。中国近代史上体育的发展，也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而展开的。
维新派人士严复，从全面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体育是强兵之本，是富国之基的道理。他说：“盖生民之三大要，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1]有三者备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又有梁启超在其《中国之武士道》的文章中，亦强调“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1906年，《学部奏宣示教育宗旨折》更是把“尚武”列为五条宗旨中的一条，并规定“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1911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爆发。鉴于民主革命的需要，蔡元培曾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把军国民主义或军事训练作为体育。例如他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曾把军国民主义作为体育，列入他的教育思想理论。他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2]可偏废者也”。
辛亥革命后，建构学校体育的思路仍基本沿袭清朝末年的做法。如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中，仍明确规定“以[3]军国民教育辅之”。蔡元培曾说：“我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历年所丧失之国权，非凭藉武力，势难恢复。”所以“则如所谓军国民[4]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也”。他又说：“完全人格，首在体[5]育，而体育最重要之事为运动。”又如徐一冰先生指出：“强国之[6]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人种不强，国家安赖？”
1915年，《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对教育中的“尚武”问题更是作了详尽的解说：“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尚武之道分之为二，曰卫身，曰卫国。合之为一，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也”；“今之言国民教育者，于德育智育外，并重体育。……凡所以图国民之发育者，无所不至。此[7]民之所以能卫其身也”。这种军国民教育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市场。其背景原因是：在国际上，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则是因为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纷纷提出要加强军国民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以实行全国皆兵，挽救国家危亡，从而使军国民教育思潮一度兴盛。
二“尚武精神”与武术机构和组织的涌现
在“强国强种”的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体育普遍为人们所重视，社会在推崇兵操教育的同时，亦有很多人主张挖掘与整理民族传统体育，以证明“体育名词，本我固有，体育历史间见错出。远寻，源于儒家之游艺舞蹈，释、道之修养锻炼。其间力士侠客技击等事，史不绝书”。总之，“一切体操之术，概为释、道二家所发明”。1911年初，甚至有文称：“拳艺者，体育之最上乘也。……后之学者，倘能与前人所表者推讨之，张大之，使我国尚武之风复振于今日，庶几[8]泱泱大风之中国，不与黑奴红种相灭绝。”所以呼吁，应从民族传统体育中找出“在时间上、能力上、经济上都合算”的“适宜运动来”[9]。其中又特别提出对武术的研究、重视和推广。当时上海南洋公学的校长就以“日俄战争”为例，鼓励学生练习武术，声称：“提倡技击者，则正欲以吾国固有之体育良法，以使吾民族有发扬蹈厉之精神，[10]勇敢振奋之气概，以求达其国内之安全，俾世界日臻和平者也。”这些论述，把提倡武术抬升到谋求国家富强的地位。因此，辛亥革命后，学校“尚武”之风兴起，使武术成为学校体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地相继创办了一些与体育、武术有关的学校（见表2-1）。
这些学校以本土的武术内容为主体，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教育部门重视武术师资的来源和培养，当时，各类学校直接从民间和武术社团聘请拳师（见表2-2）。
1911—1925年，我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武术机构和组织。它们是：1911年创办的“天津中华武士会”；1912年创办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北京剑术研究会”和北京的“中华尚武学社”，以及成都的“四川武士会”；1914年创办的北京“行健会”；1918年创办的上海“中华武术会”、“武术学会”、“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国术部”，“北京武术体育会”；1919年创办的“重庆冀蜀国术馆”、“青岛中华武术会”、“山东武术传习所”；1920年创办的上海“中华国技研究会”；1922年创办的北京“中华国技武术研究社”；1923年创办的上海“武术研究会”，北京的“国强武术研究社”、“群武社”，天津的“天津武术学会”、“天津进德武术会”、“天津道德武术研究会”；1924年创办的北京“陶然武术团”、“四民武术研究社”，“安徽拳术研究会”；[11]1925年创办的上海“致柔拳社”等。这些机构和组织，一般都是将自己的宗旨定位在对武术的提倡、武术的研究和武术的推广上。以北京体育研究社为例，它的宗旨就是“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12]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在这些机构和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辛亥革命前成立的“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亦称精武体操会，略称精武会。它的前身是精武体操学校，由霍元甲于1909年创办。霍元甲（1867—1910），河北沧州人，世代习武。弟兄数人均以拳勇闻名，而以元甲为最。他幼年身体孱弱，父兄练武时，他从旁细心观摩，尽得家传，并博采众家之长，创秘踪拳，亦称“迷踪艺”。1909年，应友人之邀，旅居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1910年病逝于上海。霍的学生陈公哲等人因考虑到使用“学校”这一名称，会限制招生范围和有碍广泛地传播武术，故1910年在陈公哲等人的倡议下，遂将精武体操学校改名为精武体操会。所以《精武本纪十周年纪念》中有“霍元甲先生发大声于上海，创立精武体操会，在闸北之王家宅”的记载。1916年，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精武体操会又改名为精武体育会，并仍奉霍元甲为创始人。我们虽然在精武体育会的宗旨里看到了以下“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的一段说明。但事实上在1915年以前，它的活动仅限于推广武术。在中国近代史上，精武体育会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体育组织。孙中山先生曾为精武体育会写下了“尚武[13]精神”的题词。[1] 严复：《严几道诗文钞、原强》，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2]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0号，第3页。[3] 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第87页。[4]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0号，第7页。[5] 蔡元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号，第20页。[6] 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体育杂志》1914年第2期，第1页。[7] 成都体院体育史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8] 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9] 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10] 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11] 林伯原：《民国期间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体育文史》1994年第3期，第14页。[12] 吴绪：《北京体育研究社与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体育文史》1990年第6期，第34页。[13]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与武术的改良
1915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原因在于：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已经明确地表现出：“要拥护那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Science’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1]推辞。”从而充分表现了当时社会先进力量。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一新文化运动与马良的“中华新武术”
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体育在国内的传播与传统体育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而闯进中国社会的，因而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五四运动前的体育界，便有人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扛起了维护、坚持民族传统体育的大旗，以迎合国人朴素的民族感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马良。民国体育教育家王健吾认为：“华北改良国术之运动，当首推马良所提倡之中华新武术。次当述及天津之武士会及北京之体育学校。教材教法，均受瑞典式体操之影响。现在国术在中原各学校能占体育教席之一角，[2]皆受此改良运动之赐予。”
马良（1878—1947），字子贞，河北保阳人。中国近代武术家。他幼承家学，后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清末从任军职至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为适应团体教练，马良开始改进武术的传统教学方法。“依习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它种科学方法排列之”[3]，开始创编“中华新武术”，即从风格各异的传统拳械套路中抽取出一般的基本动作，再按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成新式武术法，在其任职的武务学堂和军旅中传授。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发起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中华新武术》，包括《率角》（初名《柔术教范》）、《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1914年，马良担任陆军47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时，又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了《中华新武术》。当时，为之作序的人物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梁启超等。
马良致力推广新武术的根本目的，据其所言是为了“强种强国”，[4]中华新武术，“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使碧眼黄发者流，不[5]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新武术”在近代武术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内容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原则，比较适合对初学者进行集体教学，因此受到教育界的欢迎。全国青年会教育股主任余日章、江苏省教育会长黄任之都曾致力于推广《中华新武术》。但也有武术家批评说：[6]这样做割裂了传统武术，徒袭皮毛，全失武术本意。行伍出身的马良对《中华新武术》的创编是以兵式体操为模式，因此不但在技术上生硬呆板，而且在训练中也多有立正、稍息、开步等内容，以致后来习者渐少。
客观地说，作为一名武术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推广，是无可非议的。但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以保留“国粹”为名，利用马良的新武术，抵制新兴的近代西方体育项目，反对新文化运动。1917年，马良的《中华新武术》首先得到了陆军部的支持，被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夏，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也作出了“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1917年秋，在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又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特别是1918年秋天，有关是否在全国学校中推广“中华新武术”的问题，曾在当时的国会中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最后表决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定为全国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从而使马良新武术的推广，得到了法律保证。“中华新武术”在学校地位的确立，对于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
然而，作为当时政府行为的对“中华新武术”的推广，则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嫌疑，他们更多的是借提倡新武术以保存国粹为名，而行封建复古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之实，他们的目的更清楚地表现为反对风起云涌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我们在客观肯定“中华新武术”所作出的作用的同时，而又必须明确指出的重要问题。《中华新武术》中具有极浓厚的封建复古色彩及“华尊夷卑”的文化心态，马良曾云：“考世界各国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7]我中华新武术者。”他甚至建议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武风”。这些言论观点，迎合了当时的封建复古思潮，北洋政府以推行“中华新武术”为幌子，企图通过武术贩卖封建糟粕，大造反对科学与民主新思想的舆论，遭到以鲁迅为先驱的新文化力量的反对。鲁迅首先指出所谓的《中华新武术》其内容形式已吸收了西方体操模式，复古派把武术作为“国粹”宣扬是带着“鬼道”精神，其实质是阻止西方近代体育传播。鲁迅认为：“现在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称‘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引者）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和木棒，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应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来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8]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鲁迅认为一味地宣传和只学习传统的武术不利于青年的进步。他进一步指出“国粹体育”阻挠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实质和危害，他认为：“中国武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己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现在我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鲁迅的批评，不仅有利于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引导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健康发展。在鲁迅等进步思想家的辛辣讽刺、揭露和抵制下，在五四运动冲击下，作为“中国式体操”，并在学校体育课推行的“中华新武术”，最终昙花一现，但它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作了有益的尝试，也为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
二精武体育会和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武术改良活动（一）新文化运动与精武体育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精武体育会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体育组织，传播武术中，精武会强调不争门户短长，对各流派武术兼收并蓄。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欣然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指出“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9]莫大之关系”，并亲自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条幅。新文化运动中，精武体育会对“国术改良”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武术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首先，与“新武术”不同，精武体育会并不是从各种武术中抽取一些动作另成体系，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在保持各种传统武术沿着原有的技术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在教学方法等方面加以提高；在组织和活动方式方面，则改变了传统武术旧时单一的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形式的传播模式，打破了原有民间各种练武组织所有的宗法或宗教色彩，大量采用了现代体育组织和学校的方式。
其次，精武体育会组织编写了各派武术教材和书刊，使武术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精武体育会还全面推广现代体育项目，因为在精武体育会传播、推广武术之时，正是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武术发生巨大影响之际。因此，精武体育会较早地自觉担负起了将近代体育文化与中国武术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使命，从而推动了中国武术在近代的发展。
精武体育会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向全国发展，1918年，在香港成立分会。20年代逐渐发展到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在新加坡、槟榔屿、雪兰峨、吉隆坡、芙蓉、雅加达、三宝垄、马六甲、西贡、仰光、西丰、森美兰、怡保、金宝等华侨集中地区，都先后建立了精武会海外分会。在香港、澳门、新加坡、槟榔屿、雪兰峨、吉隆坡等地区，甚至还成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9年，精武会已有国内外分会42个，会员40多万人，对武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新文化运动与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武术改良活动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为使武术科学化，北京体育研究社提倡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合理成分来促进武术的演进。
与马良和精武体育会的活动相比，北京体育研究社更多地关注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北京体育研究社成立于民国元年冬，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国民，并专事研究中国旧有武术使成系统”为宗旨，1917年组建了“北京体育研究社附设体育讲习所”，1920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北京体育学校，社务改为“纯粹研究体育”，章程则改为[10]“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该社的主要贡献有这样几点：
第一，对拳术教学方法的改进，促进将武术列为学校体育课程。该社将每种拳术分解为不同的单式，再按拳路顺序连接成不同的段趟，配以口令，分段练习。实际上是“查照体操教练规程，订定团体[11]教练之法”。1915年4月，该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提案，建议于学校体操课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编定武术讲义，并将旧有武术列为师范学校主课。这项提案获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并随即经教育部明令全国施行。“各学校应添设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12]这对武术教学的改进、传统拳法的整理、武术教材的编撰、武术理论的研究阐发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18年10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通过决议：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这标志着旧时基本上衍传于乡村市井的武术活动正式进入学校，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内容。时人讨论评论此事称：“教育界能注意于体[13]育，实自此始；吾国旧有武术得加入学校课程，亦自此始。”
第二，与马良等共同发起举行1923年“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民间的武术机构和组织通过举办全国武术大会的形式，以振兴中华武术。如1923年4月22日，由马良、唐豪、许禹生等人联合发起，在中国上海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武术运动会。计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等地的20多个武术社团的选手，参加了表演比赛。如上海的“武术进德会”、“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上海公共体育场”，北京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山东的“山东武术传习所”，和“常州进德国技学校”、“南翔英德社”等武术团体均有[14]代表，参赛的还有著名武术家王怀琪、许太和等人。
总之，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批判，为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了救国图强，更多的中国人抛弃了偏见，在对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分析和比较中，发现了它的价值，进而大力提倡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西方近代体育能对中国社会和近代体育产生重大影响，正是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的结果，武术不断演进，得以进一步发展。
新文化运动前后，武会等传统武术社团组织虽仍然存在，但它们在武术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已经逐渐被以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武术社团、武术学校等新型的武术组织所取代；全国一致的有组织的武术学习、训练和竞赛活动取代零散的练武活动，渐成为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传统的武术运动形式的基础上并受西方体操的影响，出现了如“新武术”和北京体育研究社采用的新编套路、太极操一类新的武术运动形式；传统武术的宗教色彩和社会认同的意义逐渐消失，作为实用搏斗技能的意义也有所削弱，但武术的教育、健身、娱乐等方面的意义则明显扩大和增强，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武术的近代化进程。[1]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2] 王复旦：《民众体育节期之建议》，《体育研究与通讯》1936年第4卷第1期。[3] 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4] 马良：《中华新武术·序》，转引自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编《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5] 马良：《中华新武术·序》，转引自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编《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6] 王健吾：《华北之体育》，《体育季刊》1935年第1卷第2期。[7] 马良：《中华新武术·序》，转引自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编《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8]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8-29页。[9] 参见谷世权：《中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10] 参见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34页。[11] 参见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34页。[12] 转引自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13] 参见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34页。[14] 周伟良：《20年代初的一次武术大会》，《体育文史》1983年第1期，第49页。
第四节 “土洋体育之争”与武术的进步
一借西方体育模式各界努力改革武术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抵制、一种抗争的话，那么从1927年开始，中国传统体育则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借助西方体育而进行自我改造的近代化发展进程。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和在全国建立国术馆系统。
中央国术馆的成立时间，最早应该追溯到1926年。1926年下半年，张之江以西北军总代表的身份被派驻南京国民政府，并任政府委员。张之江在南京时，大力宣扬“自卫卫国、自强强种”的主张，并于同年12月，与李景林、钮永建共同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后改为国术研究所。1927年3月，张之江争取到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李烈钧等国民党要员的支持，呈请行政院批准，联合钮永建、蔡元培、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李烈钧等26人共同发起，在原有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央武术馆。同年6月改名为“中央国术馆”。并由张之江任馆长，李景林任副馆长。经费由国民政府拨助。
张之江（1882—1966），字紫岷，河北盐山人。22岁加入冯玉祥部队，历任排长、旅长、师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督办。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张之江淡于政治，钟情于体育和武术，是中央国术馆的第一任馆长、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二届中国人民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张之江曾写有《国术与国难》、《国术考试要览》、《国术与体育》等专著。张之江对体育的贡献主要是对中国武术的保护和提倡，他甚至提出以“武术救国”的口号。例如，他在《国术家要术学并重》的讲演中就曾说过：“我们现在要以国术来强种，要以国术来救国。”在《同胞们速练国术备赴国难》的文章中也说：“国难危急，兴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国。救之以道，任侠尚武，发挥国宝，拳勇技击。”张之江在提倡武术的同时，对西方体育一开始采取的是排斥态度，后来才有所转变，认为东西方体育可以互补和兼容。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通令各省、市、县，甚至区、村、里，都要相应设立下属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3年底，全国有25个省、市，和300多个县成立了国术馆。各级国术馆受上一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从而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国术馆系统。
从当时建立的中央国术馆和国术馆系统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它对西方体育的模仿痕迹。即借用西方体育，进行适当的自我改造，以适应社会对体育发展的要求。例如，它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活动宗旨和目标任务。它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它有自己的活动内容体系，包括搏击、摔跤、劈剑、刺枪、其他拳术或器械五个大类。它有自己的裁判规则和方法，比如运动员比赛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即：重量级、轻重量级、中量级、轻中量级、轻量级。它有自己的名次录取办法和淘汰措施等等。所以武术从此也能按照西方近代体育的模式召开自己的运动会了。有资料记载，仅由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全国武术比赛就有4次。其中第1次是1929年11月在杭州举办的国术游艺大会，共有19个省的400多[1]名武术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前4天是名家表演，后7天为散打比赛。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在武术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下以工作：
第一，中央国术馆促进武术教学的规范化。国术馆开办伊始，就设有训练班招收学员学习武术。在教学中采取了单人演练（套路）及各种拳、械的对抗练习。后来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促进武术比赛的规范化。其中国术考试分为国考，省、市考和县考三级。影响最大的是国考，国考由中央国术馆主办。中央国术馆曾先后于1928年10月和1935年10月，在南京举办了两届国考。国考的科目分学科和术科两类，包括历史、地理、国术源流、拳术、器械（刀枪剑棍）、劈剑、刺枪等内容。中央国术馆通过组织国术考试，对武术比赛的规则、护具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试验。各省、市及许多县也举办了次数不等的国术考试。这些考试在推广和普及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中央国术馆在1933年组织了中央国术体育研究会，次年又组织了全国统一委员会，创办了多种武术期刊，一些省、市的国术馆也创办了一些武术刊物，各级国术馆还出版了一些武术教材、挂图和专著，促进了武术的现代化。为了给各省、市、县的国术馆培养国术方面的师资，中央国术馆还于1933年成立了“中央国术体育传习所”，次年改名为“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校分国术、体育、军事三部，以造就三者兼备的人才。
在民间，贡献最大的当属王怀琪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改造成果。王怀琪（1891—1963），中国体操学校第4期毕业生，近代武术家。主要从事中小学体育教学研究，在学校体育界有很大影响。王怀琪出版有多部著作，如《易筋经十二式》、《易筋经廿四式》、《女子八段锦图》、《五禽戏舞蹈图》、《五禽戏图》、《八段锦全图》、《八段锦教授图》；由中国健学社出版的有《八段锦舞》、《八段锦》、《易筋经二十四式图说》、《易筋经十二式图说》等等。早在1913年，王怀琪就开始对中国传统的“八段锦”，参以今之体操动作，改编成《中国十分钟体操》，后改名《中国体操八段锦》。王怀琪还将中国传统的“易筋经”，也改编为《易筋经廿四式》，后又改名为《中国体操易筋经廿四式》。改编后的“八段锦”和“易筋经”，由于其“方法不难，而运动量不过高深，且收效宏远”而受到了学界的普遍欢迎，商务印书馆也曾为此多次再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土洋体育之争”与武术的进步（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曾哀叹：“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段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而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2]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
杨格非所说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是排斥一切的。相反，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对于外来文化具有宽大包容的一面。这种包容，不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核，而是在有利于其再生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国文化对于异域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吸纳能力。回溯历史，中华民族从来不恐惧异质文化的介入。例如，从公元1世纪开始的印度佛学的大量输入，并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反而迎来了儒学的新生。佛学的许多精华被宋明理学所吸收，儒学得以上一个新的台阶。正由于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所以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尽管它闭关自守的大门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外国列强打开的，但是它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则依然表现了一种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充分地吸纳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会大大促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中国文化对异域文化还表现出良好的融合能力。源于西方文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它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如二者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以及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背景不同，即植根于农业文明下的文化和依托于工业文明下的文化；存在着思想理论基础的不同，即古代东方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文化和以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化。但这种差异与冲突并没有影响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也正是这种冲突，孕育着东西方体育文化大交融的重要契机，融合的基础便是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3]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中国文化正是在吸收异域文化的同时，结合时代精神的文化流向，通过持续的冲击、碰撞、磨合、交融，促进异域文化在本土的生长、发育，并最后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体系。中国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西方近代体育的“竞争”找到了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积极奋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早期中国神话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等都塑造了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开拓者的形象。《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4]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代哲人取法天地精神而凝练出的充满着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气息的这两句格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概括。“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5]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耳熟能详的例子，无一不说明了“自强不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分量。荀子在《劝学》中写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6]镂。”这些都体现了锲而不舍、奋斗不息的精神。《孟子》中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7]其身。”这种坚持不懈、不畏困苦、努力进取的精神与毅力，也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所以说，“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导精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不管是对国君、人臣、封建士大夫阶层，还是一般民众，它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激励作用，并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中。中华民族的进取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西方近代体育所倡导的竞争和奋斗的精神是一致的。（二）“土洋体育之争”与武术科学化的时代呐喊
一种观念的解放和革新，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表现为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在西方近代体育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武术改造，同样反映了这一特征。尽管早在1927年起，人们就注意到了用西方近代体育模式改造传统武术，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武术与西方近代体育之间就没有冲突了。恰恰相反，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而且，也正是有了这种矛盾和冲突，才真正发展了中国传统武术。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土洋体育之争”，可以说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发生了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其争论的焦点是：体育能否救国？这个问题也成为评价中西体育优劣的主要标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可称之为“土”、“洋”体育之争。
中国传统体育的提倡者认为，当前国家外受列强欺侮，内受贫困困扰，西方的体育是有闲阶层的游戏，中国应从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觅取特有的体育之道，来为救亡图存服务。他们指出：“夫欧美日本流行之运动竞赛，究之，乃有闲的国民之游戏事也。其最大妙用，在使青年学生余剩的精力时间，有所寄托，使其兴味集中于运动竞赛，免为政治斗争。……然今日何日！国家被侵吞，人民失生计……颠沛流离，救生不暇，安能学邻家之雍容消光。故西式之运动，中国既不暇学，亦不必学，且不可学。……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请安于作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8]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中国传统体育的倡导领袖为张之江，张之江担任1928年成立的中央国术馆馆长，是当时主张国术（武术）救国的主要倡导人。张之江认为学校体育多采欧美式，不合国情，尤不切实际，建议将国术列为学校体育正课教材，并普及于全民，以入而仕农能吃苦耐劳，出时充兵可冲锋陷阵，而洋体育无法发挥救国的功能。所以他提出：“请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
西方近代体育项目的提倡者认为，推行体育固然应该根据国民性和国情，但不能拒绝学习外国体育的先进成果，况且传统体育中有不少封建迷信的成分需要扬弃。西方近代体育具有增进人类幸福，提高工作的效能的功用，具有健全高尚人格的价值，对培养国人科学和民主精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近代体育项目的提倡者指出：“近代体育的意义，并不限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那是增进人类幸福，提高工作的能率，使人格高尚趣味浓厚，并养成适应于文化社会的生活。至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不过体育的最低部分而已。然此最低部分为体育的根本所在，失此部分，便失掉了体育的根源；若仅以最低部分为限，则又失掉了近代体育的意义。……对于我们国术一项，当视为含有多少的体育价值，应认有研究之必要。受过近代解剖生理卫生教育等科学的洗礼，方认为有用处，绝对的不许再说那丹田还气太阴少阳一派的儿话。我们所最痛心，国术至今多数当操在一般不曾受过科学洗礼者甚至于目不识丁者的手里，且派别繁杂，不可究诘。……至于费用极微，即断定健身之效大于西式运动，其流弊不过是武[9]断与笼统，其害犹小焉者耳。”西方近代体育项目的提倡者还系统阐述了西方近代体育的价值，指出西方近代体育相对中国传统体育有利于培养初学者兴趣、弘扬奋斗精神、注重团结合作精神的三大价值，他们认为：“所谓洋体育对于身体健康是否有碍，一般人多抱疑虑，近经各国医学家以科学方法之著明，盖已全无疑点。剧烈运动，毫无有碍健康之影响，但须经过相当之训练。至过度之运动，自与身体有碍，百事皆然，何独体育。洋体育之价值约有三点可取之处：一、兴趣浓厚，易劝诱初学者实际参加活动，历久弗衰；二、洋体育多具有奋斗精神，我孱弱之民族，实需要此刺激剂，如英国之足球，美国之美式足球，均为各该国之国民运动，而不肯轻易放弃者；三、团结合作之精神最为显著，所谓土体育之缺点即在此，国民最需要者亦在[10]此。”
1932年，在中国运动员刘长春赴美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失利后，中国传统体育的提倡者更质疑和排斥西方体育。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在《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的社论中指出：“欧林匹克（即奥林匹克——引者）大会每日之电讯，不知使多少中国学生兴奋欣羡，刘长春，孑然远征，悄然寡趣，中国青年，尤其体育界人，更不知如[11]何感觉寂寞。”此文进一步认为，国人推行那么多年的西方体育，在国际运动赛会中，却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这对具有强烈国家意识或民族意识的中国人而言，真是相当失面子的事情。于是他们呼吁，“中国从此不必再参加欧运会（即奥运会——引者）和远东运动会，应舍弃过去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从此不惟不必参加世界欧林匹克，且应决然脱离远东欧林匹克。……请使刘长春为最初的同时为最后的参加欧林匹克者。……虽孤立于欧林匹克之外，可以无愧矣。”[12]这些言论自然遭到提倡西方体育人士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刘长春的失利并不能成为洋体育应该废除、土体育该提倡的理由，拒绝西方近代体育是闭门造车之举。他们指出“原文（指《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的旨趣，大概是想到刘长春君的孑然远征，悄然寡趣，就联想到世界的欧林匹克大会的不必参加，又因世界欧林匹克的不必参加，就联想到远东欧林匹克的决然该脱离，于是遂结论到洋体育的应[13]该废除，土体育的应该提倡，大有闭门造车，遗世独立之慨。”刘长春赴美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又花费了近两万元旅费，成为有些人大做文章的把柄。对此事，《体育周报》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认为刘长春的行动是开创我国体育史之新纪元，精神可嘉。《体育周报》指出：“我国此次参加大会，实开我国体育史之新纪元，而国难期中，精神更为可嘉，虽旅费所费不赀，然所得抽象之效[14]果，实非数万元所设之公共体育场所能比。”宋君复是以教练名义随刘长春赴美人员，宋君复认为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有助于培养国人对西方体育运动的兴趣，对日后运动选手的培养更有利。他指出：“奥运已举行九届，而我国未曾参加，本届如再不破例，则日后恐将无望，故本届只一人参加，下届可增加人数，此为本国派代表之展望。我国既有参加奥运之举，有助于国人对运动之兴趣，日后对运动选手的培养将更积极，俾得将来显身手于世界舞台，此为本届派代表参加之影[15]响。”宋君复认为刘长春在赛场上虽未取得好成绩，但已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指出：“明知刘君之实力难期良好之收获，但观其场上奋斗之精神，及祖国国旗在大会场上与各国并立飘扬之雄姿，殊觉荣幸。最可喜者，每次刘君下场举赛时，观众为之助威欢呼，可见对我国之参加大会，表深刻之同情，以故虽未得如何之收获，亦可足以自[16]慰。”
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系主任吴蕴瑞亦认为：“以刘长春参加奥运会[17]即断定从事洋体育耗钱，未免失当。”在“土洋体育”的论争中，[18]吴蕴瑞针对《大公报》社论“竞赛运动有损健康，费时耗财”的质疑予以驳斥，指出：“因竞赛运动而猝死者，仅为常态分配的两极端。如因竞赛运动果真有损健康，先进国家早已禁止。何况竞赛运动并非洋体育的主体。……运动可调整身心，提高生产效率，不能视为浪费时间。……国民体育的目标应朝‘适应个性’与‘适应社会’两端努力。‘适应个性’乃儿童为本位，只要能合乎儿童天性之须求者，不分洋土皆然；‘适应社会’意指顺应社会情势或潮流的需要，以国难时期之须为例，为培养智勇兼备之士，洋体育仍可弥补土体育[19]之不足。”他认为“土洋体育”的论战中，双方有极端主张者因持开放主义、闭关主义者而有所褊颇，二者之差异可用下表比较之（见表2-3）。
吴蕴瑞认为，土洋体育争论的焦点实际在于：中国的体育是实行开放主义，还是实行闭关主义？是走“保存国粹、维持国魂”的道路，还是走“洋土不分、世界大同”的道路？依其态度而言，他既不主张走开放主义的极端，媚洋排土，也不主张走关闭主义的极端，一味扬土排洋。他认为，就体育目标而言，因其本质为发达身体、陶冶品格及培养休闲技能，因此，这与洋土之间并无多大区别；就体育方法而言，莫不根据科学，而科学更无国界之分，何有洋土之分；就体育内容而言，其取颉之原则应从是否合乎人的生理、人的心理、人的个体[20]与社会的需要加以考量，不应与洋土国界有关。
确实，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有些人囿于极端的文化立场而发出偏颇之论。有一部分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以武术作为“国粹”来抵抗日益高涨的新思想、新文化，“在他们看来，国术是难得的无价至宝，[21]尤其是借以保存忠孝节烈、旧美德的好方法”。显然，这并不是对武术的理性认识，它有时表现为保守复古旧思想的泛起，有时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波缺乏心理上的承受力。所以，这样的提倡武术受到了许多社会人士的批评，认为是“开倒车”。但是，在这种批评声潮中也暴露出某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国术是封建社会的遗物，早应扫除一光的”，“这种古人崇拜思想的产物，[22]在现在是早已失去了作用，不需顾置的”，反映出一种蔑视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思想。但伴随着这些争论，更多的人认识到，偏激[23]的言辞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对于武术，只有“一一拿科学证明”，才能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同时，人们也逐渐对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人们意识到，近代西方体育除了各种运动项目外，还包括了像生理、解剖、运动医学、心理学等一批体育科学学科，近代西方体育与长期积淀在闭塞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并长期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等传统体育相比，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先进性。提倡传统体育的人士逐渐开始借鉴西方体育的长处，对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整理和改造，使其向科学化方向发展。
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有些人就武术的价值问题专门讨论了武术与教育、心理等方面的关系，也有些人进一步运用力学、生理学等近代科学方法阐述武术对人体影响的种种机制，还有些人针对武林中长期形成的“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的门派陋习，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梳理，还其本来面目。面对着当时武术园地“几乎百分之九十蔓延着乱苗的恶莠”，许多研究者提出要对此进行“刈芟清算”，“合理的[24]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无怜惜地剔除出来”，武术要“受近代解剖、生理、卫生、教育等科学的洗礼，方认为有用处，绝对地不许再说那[25]丹阳还气、太阴少阳一派的话儿”。
1931年，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三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创办体育传习所以沟通中西学术，让西洋的体育与本土的国术不分彼[26]此，互补所专。”之后，张之江进一步指出：“就洋体育的游泳、棒球、竞走、赛马、拳斗等项目，可与国术（武术）兼采，以融会贯[27]通，治中西于一炉。”冲突的结果没有走向相互排斥，却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种体育的融合。人们开始认为土、洋体育都各有长短，[28]无论取舍应该审慎，“就中国人需要，定中国体育方针”。1932年，“全国体育会议”宣言指出：“凡不背科学原则及适合人类天性之种种体育运动，不以其来源之不同，有所轩轾。要皆根据此标准各取所长，而一律提倡之。抄袭模仿固失其民族自信力，固步自封，亦失其民族[29]之伟大性。故本会谋为我国体育前途计，毋分新旧中外。”1933年由中央国术馆创办的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其办学宗旨是：“造就国术体育兼备之人才，推行国术，普及体育，以适应时代需要，为培养大量体育师资、适应社会之迫切需要，务使达到人民强身、民族强[30]种、国家坚固的目的，开创中国现代体育的新纪元。”这所在校名上就宣称“国术”“体育”中西合璧的专科学校，由于在教学中土、洋并重，培养了大批能同时指导土、洋体育的师资，弥补了当时一般体育师资培养机构所培养的教师，无法指导国术训练的不足。
在“土洋体育”的论争中，确实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冷静地思考土、洋体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从而为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步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虽然人们在落后的国情条件下仍然继续关注体育在强种、强兵、强国方面的作用，但显然是更加科学和更加理性了。西方近代体育科学也逐渐走进了华夏大地，使人们的体育观念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东西方文化逐渐融合的结果。因为“任何民族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民族自我，[31]总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重建”。
在与西方近代体育冲突、交流的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西方近代体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得科学的佐助不少，所以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决不像我们国术的因袭、墨守”。中国传统体育的科学依据不足，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32]法从而改进，势难邀社会之信用，必然完全失传”。在西方近代体育的参照下，人们清醒地看到，欧美体育的兴盛发展，“得科学的佐助不少，所以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体育吸收、借鉴产生于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竞技体育的必要性，因此，不少人开始运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对武术进行了整理研究。历史的推动、文化的冲突，终于迸射出了思想火花，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国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需要指出的是，时人对武术科学化的理解，并非只是简单地“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而是提出了要“采取欧美体育的长处”，“用[33]科学方法、教育力量来改造我国的固有体育”。（三）中华武术走出国门
随着双方认识的深化，在西方近代体育逐渐开展的情况下，以传统体育活动为内容的运动竞赛也逐渐增多。它不仅使“洋”体育能更好地走进中国社会，而且也为中国“土”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1933年，第五届中国全运会增设了武术比赛，使武术开始走向竞技化道路。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人们惊喜地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具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一种全新的体育项目表演——中华武术。
中国武术参加柏林奥运会表演是1935年决定的。当时主要考虑到自中华民国开始，国家就一直提倡武术运动。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家更是建立了国术馆系统，以大力弘扬武术文化。在1935年的第6届全国运动会上，武术的各项比赛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兴趣。然而，相对于欧美人士来说，他们对中国武术的了解则十分贫乏，远不及他们对日本柔道的了解。为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决定趁柏林奥运会的机会，派武术选手参加奥运会表演，以宣传中国的武术文化。并推选张之江、褚民谊、沈嗣良、叶良4人为中国武术代表队的选拔委员。
1936年5月11日，中国武术代表队员的选拔赛安排在上海的申园健身房举行。共有中央国术馆、河南省国术馆、上海市国技馆和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4个单位的15名选手参加了选拔比赛。最后入围的男选手有6人：温敬铭、张文广、郑怀贤、金石生、张尔鼎、寇运兴。女选手3人：翟涟源、傅淑云、刘玉华。另派南开大学的武术教师郝铭为教练兼队长，顾舜华为管理员。共组成了一个11人的中国武术代表队，并从5月21日起，在南京的中央国术馆进行集训。6月26日，中国武术队随同中国体育代表团乘意大利客轮经济二等舱从上海出发。在路经新加坡时，武术队应华侨邀请，在新加坡作武术表演。7月23日，中国武术队到达柏林。休息两日后即赴德国汉堡参加世界性体育表演活动。返回柏林后，中国武术队为奥运会共表演了20个项目。首先是集体太极拳，然后是拳术、器械的单练和对练项目。历时1小时，博得了到场观众的热烈赞誉。
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华武术表演大受欢迎。中国式的刀枪剑戟和拳术，令欧洲人眼花缭乱。虽然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比赛成绩依然落后，也难免还被人讥为“东亚病夫”。但是，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武术表演，却向世界体坛充分展示了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风采，同时为[34]奥林匹克运动增添了一朵含苞欲放的奇葩。中华武术代表队除在柏林表演外，还应邀去汉堡、法兰克福、维斯巴顿等城市表演，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自此，武术走向世界的进程得以迈进一大步。[1] 参见谷世权：《中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2]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3] 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汤一介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4] 《周易·乾卦》。[5]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6] 《荀子·劝学》。[7] 《孟子·告子下》。[8]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社论，1932年8月7日。[9] 谢似颜：《评大公报七日社论》，《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30期，第1页。[10] 《体育何分洋土》，《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28期，第12页。[11]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社论，1932年8月7日。[12]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社论，1932年8月7日。[13] 谢似颜：《评大公报七日社论》，《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30期，第1页。[14] 《参加世界会之意义》，《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23期，第1-2页。[15] 《授旗礼后刘长春负使命赴美》，《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24期，第10-24页。[16] 宋君复：《第十届世界运动大会之回顾》，《科学的中国》1933年第2卷第8期，第26-27页。[17] 吴蕴瑞：《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之我见》，《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33期，第2-3页。[18]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社论，1932年8月7日。[19] 吴蕴瑞：《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之我见》，《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33期，第2-3页。[20] 吴蕴瑞：《体育之国界问题》，南京《教育丛刊》1935年第2卷第2期，第1-7页。[21] 范振兴：《我对国术的所见》，转引自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22] 范振兴：《我对国术的所见》，转引自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23] 吴志青：《科学化的国术》，转引自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24] 转引自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25] 谢似颜：《评大公报七日社论》，《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30期，第1页。[26] 张之江：《中央国术馆三周年纪念宣言》，《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中央国术馆1931年版，第14-33页。[27] 张之江：《国术与体育》，《国术周刊》1932年第82期，第2页。[28] 《体育何分洋土》，《体育周报》1932年第1卷第28期，第12页。[29] 全国体育会议大会宣言，《申报》，1932年8月22日。[30] 虞学群、吴仲德：《原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历史变迁》，《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62页。[31] 陈传才：《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质与变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32] 吴志青：《科学化的国术》，转引自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33] 转引自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编：《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34] 刘玉华：《忆第11届奥运会中国武术队赴欧表演》，《体育史料》第2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第三章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与民族精神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本章在清末民初的“尚武”、“崇武”、“强国强种”的体育背景下，以武术上千年的发展进程和进化的内在理路为基础，挖掘武术在清末民初所赋予和凝聚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文中主要提炼了此时期围绕武术为重要载体发生的几项运动和事件，如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以义和拳为滥觞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1910年在上海成立的精武会及其为了训练民众体格与精神心灵，将精武精神普遍中华大地，以帮助国家强盛的精武主义；在面临民族危机和欧风盛行下的道德失范时，名人志士以古人尚武勇敢为典型，希望建立一个国家、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国人的武士道，以及国人将武术改为国术，将强身健体之术最终集结为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
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势大背景下的体育思想
一名人志士倡导“尚武”精神
面对民族的危机，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兴国安邦的出路，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维新救国，它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教育和文化运用到救民族于危亡的革命实践中来。国人的体育思想，在此时也积极借鉴国外先进体育思想提出“尚武”以振奋民族精神，“强国强种”以抵抗外国侵略势力。（一）“体育”救国思想的提出
为应对国力孱弱的近况，各仁人志士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求中体西用，西学东渐。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开办工商业的同时，还开办西式学堂和军事学堂，引进外籍教师以拯救民族于危亡，在救国思想异常高潮的环境下，梁启超、蔡锷、严复等爱国人士更是积极撰写发人深省的文章唤醒国人，并且对汉民族衰败的原因进行全面深刻的阐释。他们认为“……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乡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畏之章词，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1]者，愈为世所推崇，……”就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和思想，使得中国安逸地沉浸在一味追求礼、智的儒学文化中，最终因缺乏健康、强壮的国人体魄，弱于何种程度，“……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着、聋者……，又居十分之一二。综合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2]……”至今看来，令人瞠目结舌，偌大中国葬于鸦片、缠足和八股试帖之下，几无完人。
面对野蛮之武力，面对两千年之柔弱文明中的儒生和弱女子，在遭遇多次战争惨败后，中国已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有志之士纷纷意识到“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即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体育、智育、德育的问题。先知先觉们提出：“……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3]重荷远而开拓世界也。”此外，他们从“柔弱文明，卒不能抵野之武力”的立场积极推崇古代斯巴达之尚武教育、德国近代之铁血主义以及日本重武尚武的武士道精神。犹以罗马为例，如此高之智识，却被蛮族得以解体，足以说明“立国者苟无尚武治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4]烈之舞台”。
中国轻武之习已严重影响国家的盛衰，同时也从侧面唤起全民族“尚武”的意识和爱国情感，如“强种强国”等口号在清末民初的民间广泛盛行。中国的体育在此时也蕴含特殊的意义跨入新的时代。（二）中西结合下的武术产物——《中华新武术》
在西方体育的简单化、科学化、娱乐化的影响下，传统武术出现部分改良，以马良所创造的“新武术”以及徐一冰所倡导的学校武术在南京、重庆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内容、比赛项目等都可以找到西方体育的影子。武术体育化发端于此时期，从“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精武体育会”的相继更名，在某种程度上，武术正逐渐吸纳西方体育思想。《中华新武术》的发起者马良为河北保阳人，早年习练武术，1901年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他以自编的“拳脚科”和“率角科”教授学生，之后在其任陆军第九协统时，邀请一些武术名流将自己所传习的武技，进行整理并编成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并在1904年再次进行有组织的修订。此后，在他的努力下，《中华新武术》不断向社会进行推广、宣传。两年后，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及北洋政府国会通过决议，规定“新武术”为全国学界的正式体操。马良创编的新武术在内容上打破旧武术的门户之见，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训练原则。新武术的这种传授方式比较适宜团体教学与操练，因此为它进入学校提供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并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作了有益的尝试。
马良致力推广新武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国强种”，“使碧眼黄发者流，不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在近代武术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虽然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是抱着“华尊夷卑”文化心态和“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的观点，但面对自身文化的相对封闭和西方文化的快速渗透，西洋体育与本土体育的较量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选择中出现“部分西化”的倾向而导致失衡状态，所以改良后的现代武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与西方兵操为效仿对象的运动，是中西文化融通的产物。
二社会舆论对“尚武”的回应
在名人志士倡导“尚武”精神的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给予积极响应，民间的呼唤和官方的支持使尚武思潮形成一定的声势，国内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如《东方杂志》、《警钟报》、《时报》、《时敏报》和《中外日报》等纷纷摘录或转载各类有关“尚武”的文章，一夜间这种思潮在人们之间传递，唤起了国人的民族精神。同样，在体育和国术类期刊中，论述国术、囯技，重振中华武术的文章比比皆是，挖掘武术新的生命意义，成为武术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一）社会舆论“尚武”思想的升级
在“尚武”呼声的作用下，诸多犀利的文章不仅明确坚定地述说了国之存亡于尚武之关系，而且还从不同侧面更细致深入地分析尚武的真正意义，以及对救国途径进行多重探讨。仅从《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1904）第11期刊载的篇中就有《退化论》、《驳退化论》、《论中国人才之自然退化》、《论救中国之真豪杰》、《论近日民变之变》等多篇文章以此中心进行讨论。其中在《论尚武主义》一文中总结各国或强或亡的“尚武”原因后，更进一步提出虽名曰“尚武”，实则亦存其形式和精神之分，其形式为“习洋操”、“购炮舰”、“兴海军”等，其精神为“不屈不挠”、“小敌不悔，大敌不惧”、“有冒险进取之性质，独立不羁之气概”。形式和精神两者有异，又互相依存，关系密切，“欲求有尚武精神，必先具有尚武之形式而后可”。此文将单纯在物质和身体上对尚武的追求，提升到精神层面，并将此与呼唤“吾祖国之魂”归来相联系，足以说明人们对“尚武”的迫切和渴望。在《论国家之竞争力》一文中，作者将国家之竞争力作了阐述外，还罗列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各要素，这些观点在当时实为新意，较客观地将体力和经济实力作为当时国家真正竞争力的根基，指出“体力者，国民身体之能力也。有雄健尚武之风，临敌而不惧，是之谓有战斗力”。同时，其还以“斯巴达恃其武力，而称雄希腊”为例，提出“国民之体力，故为国家竞争力之一端，不可徒恃之”。中国欲救亡，必须倡导尚武和兴实业，这也是作为非政治层面的国人在当前迫切需要走的救国路线。
在这种国情国势下体育思想带着特殊的意义传入中国并被传播，此时的体育思想主要以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的柔弱文化、宣传国外体育思想、倡导尚武主义救国兴国为目的和内容，在社会舆论的积极传播下为中国体育思想的萌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至此也形成和敦促了由先知先觉们的尚武、论武升级至以爱国爱种为情结的全民族之潮流。（二）国人对倡导国术救国的回应
当时各体育刊物对武术的言论可以说涉及各个方面，涵盖面广泛，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武术在此时期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如《体育月刊》、《精武丛报》、《求是月刊》和《精武创刊号》等，其中有许多言论和文章从揭示现有中国的柔弱文明和被动境况为基础，积极提出以国术作为吾人立身立家立国的基本，并将国术同民族之精神紧密相连。其中在《体育月刊》中的一篇《国术将来所负之希望》写道：“以中西俗谚比较观之，无健全之体魄，则无充足健全之精神，无充足之精神，则无美满之事业。是故欲健全体魄，非锻炼身躯不为功。”然而，“舍固有与国民有关之国术，则亦不能期应养成仁爱义勇国民性之希望。既以仁为出发点，以义为目的地，仁义为体，义勇为用，体用兼备，则刚柔相济，而国民不强而自强矣。是修养仁爱义勇之国民性，舍国术不为功者一”。同时其还认为用武术的无形力量可以使国人纠正奢侈、懦弱、懒惰和自私等陋习。所以，国术救国不仅仅是因为其能锻炼人之体魄，成就攻防技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拯救国人的封建陋习，激励习者的意志，保家卫国。在《提倡国术武德与武技并重》一文中还刻意提到武德的重要性，文中讲到国术二字虽以专门之武技，而冠以国字，但国术一名词，“实包含武德以武技也明矣，若无武德之修持作基础，则武技愈精愈足以危害国家社会及人类，能修武德，而不锻炼武技……”先人还用心良苦地以古人为例提出以国术兴国的想法：“盖以明代鼎革后一般故老遗民，忠烈侠义之士愤国家之灭亡，痛种族之沦丧，……藉国术以磨练，庶无可枕戈待旦，而后故国有重兴之望，观此条之立意已证练习国术不仅为个人设计而[5]已，亦包含国家主义及种族主义的深渊的意志。”
在这个脑力体力相维系的民族盛衰抉择之时，提倡国术，其第一要义在于促进全民之健康。而欲全民之体格健康，势非使国术普遍化。国人认为只有不管老幼，不分男女，一致起来，继续不断地晨夕练习，方足以健全国人之身体，一雪东亚病夫之耻，发扬民族之精神。
三以外族尚武为鉴——铁血主义与武士道精神
面对当时中国的“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推[6]荡”、“习俗之濡染”的传统之柔弱文化，中国人不倡尚武和不重体[7]力而导致弱民，进而引致在近代挨打被侵，实为我们民族之大辱。所以，一批思想家和改革者把目光转向外域，目的在于借鉴他人的发展经验，达到本民族的“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愿望。同样，社会舆论也纷纷顺应当时形势需要，发表于1907年《东方杂志》第8期刊文《论中国社会之缺点》这样写道：“德人以铁血为主义，故其兵力于大陆称雄。日人以武士道大和魂为国粹，故其国崛起于太平洋，为东方之一等强国也。”（一）德国之铁血主义
19世纪中叶，德国因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国家，结束封建城邦割据。当时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各邦王朝，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另一条是容克阶级领导的，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的君主国。面对这样的抉择，作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冲破层层阻力和重重障碍，在宪法和议会面前，他强烈地主张：“要对这个（德国）问题作出决定，根本就不是在我们的议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战场上。”认为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同反对者进行战争的道路来实现。同时，他始终把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强大看作是决定这个国家价值的要素，竭力主张建立强大的武装，认为：“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因此，在1862年9月出任宰相兼外交大臣还不满一周的政治家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的“预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鼓动性的讲话。他要求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他在讲话中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或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得到威廉一世任命的俾斯麦最终挥动“铁血”利器，推行他的“军政大国政策”，在1871年，通过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当然，从历史的进步性方面看，用武力统一德国的“铁血政策”，是实现德国统一的强有力的手段，也基本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作为普鲁士容克家族一员的奥托·冯·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作为完成德国民族统一大业的有力手段更多的是源于其身上流着普鲁士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说了一句话来描述这个国家：“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就成为普鲁士王家、普鲁士国家统治者的“精神创造”和“精神传统”。在普鲁士崛起时期，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树立了创建一支军事力量、一支征服军的榜样来供近代德国仿效，它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德意志统治者。他说：“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当然，他对军事力量的崇拜和在军事上获得的胜利实例，成为后来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仿效。可以说，扩军—备战—侵略充斥着是这个国家的思想、政策和制度，成为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进步面理解普鲁士的尚武精神，例如荣誉、忠诚、服从、勇敢或者勤勉、节俭、守时、清廉等要素在不同历史时代或阶段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武士道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起源于日本的中世纪对领主或藩主的绝对忠诚。此时的《地陶闻书》就是描述武士道思想的重要著作，它的主题十分明确：荣誉，慷慨赴死，对藩主的忠诚和修身。书中教导人们，如果一名战士经常思索怎样去死才能无憾，它的生活道路就会是笔直而单纯的。在危险的境遇中它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会勇往直前，投入敌人阵中，迎接死亡。因此，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道”。其以注重信、义、勇为准则，崇尚武力和冒险，是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
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武士要学习许多东西，首先必须练习击剑和柔道，同时还要学会忍耐和冒险，忍受种种困苦。如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整夜处于“枕戈待旦”状态等。同时，武士道文化蕴含着牺牲的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即使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此外，武士道还代表着对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的崇尚。这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
1868年，日本维新变革开始，面对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武术出身的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对武士—士族情有独钟，强调“我国四十万士族是参与国事、维护国家的人。若寻找维系国家的元素，不[8]在工业也不在于宗教、学术，只在于忠义、武勇这些元素”。在福泽看来，“忠义”、“武勇”只存在于以武士道为道德准绳和价值取向的士族当中，这些才是“日本文明的根本”。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畸形的欧化方针、下层的平民欧化呼唤、屈辱外交的失败和民权运动的余波再兴，日本文化传统立场的民族主义者，通过阐释并弘扬日本优秀的独特性来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有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主性。在《日本人》第11期上发表的《吾辈同志所奉行之主义》中讲道：“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就难免受到他国的轻侮，不能维持其国体。因此，如欲成为特立独行而无愧天地之人，就需要涵养自身生而俱来的特别能力，发挥其创造能力，不以模仿他人，拾人牙慧为满足。”从欧化时期到民族化时期，武士道精神作为其特有的长处为维护“国体”、自尊自重提供了重要精神元素。
无论是铁血主义还是武士道，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与日本，一个以“仁”为核心，一个以“忠”为核心。日本信奉“义礼智信，忠诚孝悌”，而中国人奉“仁”为首的儒家思想，最终造就了“武士”和“文士”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两千年传统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积习也终于导致整个民族在蛮族面前溃于一旦。（三）国人宣扬域外尚武范例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论尚武》中曾运用大量文字详述从古代斯巴达到近代德、日等国的发达演进史，并将不同国情进行分类讲述，揭示尚武与立国的重要关系，如“彼斯巴达一弹丸之国耳，举国民族，寥寥不及万人，故乃能内制数十万之异族，外挫十余万之波军，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也，曰为尚武故”。又如“十九世纪之中叶，日耳曼民族，分国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仑之蹂躏，既不胜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创举国皆兵之法，……无不受军人之教育，具军人之资格”。以此告诫国人要重新振作，积极从事尚武的活动，强国要先从强身做起，拯救民族应先尚武。疾呼国人不应再这样麻木不仁，受封建思想的定势影响，应如德国的“俾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曰讨国人而训之，划涤其涣漫蓊糜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以上外族尚武教育主题明确，就是通过各个尚武民族证实“尚武”方可立国，唯有“尚武”方可独立，唯有“尚武”方可昌盛。相反，倘若放弃“武装”，摒弃“尚武”，推崇文弱或柔纺，则必会由强制弱，内外交困，丧权辱国，甚[9]至亡国亡种。蔡锷等人也述评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重视国人体力，开展体育活动，并给与极大赞赏，认为面对当前国内紧迫形势和国人轻武之习，应积极宣扬尚武精神。此外，当时的报纸杂志也纷纷介绍英国、德国和日本崇尚武力以强国富民，用以增强尚武意识。当然不可否认，采用西方的训练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当时中国的被动和无奈。
同时，梁启超还将这种思想引入学校教育，提倡在师范学校开设体操等课程，以培育体力和尚武精神，包括他的《论女学》中也提出“女学强则其国强”的观点，这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中是从未有的。在《论尚武》中还引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语言，“人种不强，国将何赖？”对体育特别予以强调。所以，他将发展学校体育作为提高国民尚武的重要途径。在军事建设上，积极推崇“凡全国国民皆亦有之”的“军国民教育”。
此外，据《日本宏文学院沿革》记载，在1896年之前，我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清国公使馆私聘，都是以学日语，二三人而已”，到20世纪初，留日学生增加，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激增至8000[10]到1万之间，1906年则是达到了高峰，人数达到2万人次。进入“士官学校”和“陆军学堂”者由个体到群体，甚至一校的同届毕业[11]生有55人齐进日本陆军学堂。所以，在军国民教育初期，各因素交错下国内掀起留日热潮。[1]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2]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3]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4]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5] 叶良：《一举三得的民众体育》，《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22卷，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3页。[6]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7] 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8]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3卷，岩波书店1959年版。[9] 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0] 费正淸：《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11] 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节 中国武术进化的内在理路
一从军事的武艺到孔子的“六艺”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始萌生。面对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的严酷环境，人类为了生存而展开了人与兽的搏斗，从而武术的技击特征开始表现出来。经过若干万年的逐步积累，原始武术终于形成一定的击刺技巧、攻防态姿与动作，并逐渐产生了自觉运用这些技巧的观念。（一）武术在军事上的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社会的变迁，原始战争代替了人兽竞争，大规模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加速原始武术的形成，人们的战斗意识、竞争意识出现。《晏子春秋》中称：“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淮南子·道应》也说道：“争者，人之所本也。”古籍认为具竞争意识是血气男儿的本性，相传古时有一猛将刑天与黄帝争神的神话故事，赞颂的是先民的战斗精神。诗人陶渊明先生也曾歌颂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随着人类的进化，工具的使用逐渐发展到武器的出现，使原始武术如虎添翼。古代历史传说中后羿射日等著名故事，表明原始人类掌握射箭技术，而当时武艺高强的英雄更是受到民众的爱戴。
随着商周青铜工艺的发展，武艺和兵器在军事中的使用和发展进入了灿烂时代。从商周的武士教育到春秋战国习武之风，教武为乐蔚成风气。当时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战略思想不仅丰富了武术战略思想，同时对以后的战争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直至明末清初，武术在军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地，军事谋略、将领士卒的武艺以及先进多样的武器，此三者成为各国军事强大的三大支柱，加之当时不断的战争使各国统治者对军事有着较高的依赖，并推崇尚武强兵的政策。武术的成长历史与战争、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统治阶层的庇护下，武术充分发挥着以攻防格斗为主要特征的技击性，与此同时，以武舞、角抵、手搏和相扑为主要形式的娱乐性武术也在军队中悄然兴起。此外，涉及武术的制度、兵器武艺、理论和著作等众多方面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和创新。如先秦的“胡服骑射”《说文·段注》云：“古有单骑，而不用之行军，至赵武灵王始以骑射习战耳。”即将车战改为骑兵、步兵，并以骑射为倡武精神代表；始于唐代的武举制为历朝历代沿袭，武举制的推行实际上是对武术精练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对武术本身的推广有重要意义；又如明代的“十八般武艺”各具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武术内容已多种多样，而官府对兵器的创造发明给予积极奖励和推广是兵器武艺种类繁多并朝着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明代开始已出现众多著名的武术典籍，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唐荆川文集》和《武编》等十余部作品，均围绕武术各派拳法、器械和兵法等方面展开论述和图解，是后人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武术在军事中的作为不可泯灭，以至在近两千年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其依靠特殊的社会地位循序渐进地得到良好发展。
明、清之际冷兵器在军事上的地位明显消退，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武术也必然开始逐步从军事中的重要位置降为次要配角；清末民初新编陆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武术最后从军事中退出，加之武举制的废除，脱离了军事领域的武术等于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本应自生自灭的武术却在民间得以延续，并成为健身防身的一项活动。纵观历史，这与武术曾经拥有的重要战略地位、现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我们也承认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相融合一而构架的武术技术体系是蕴含着内在文化的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二）传统文化下的武术发展
武术不但在军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教育上也深得历代名家重视。先秦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此时的武术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知文武兼备对人培养的重要性，曾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其中的“射”、“御”即指武艺，孔子将自己培养的弟子以“成人”为其理想目标，除“知”、“仁”、“勇”外，还必须掌握“艺”，文武双全才是“完人”。有许多典籍记载孔子精通军事武艺射、御之术。在《吕氏春秋·慎大》中：“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的记载，表明孔子还是一位用力非凡的武士。在战乱频繁时代，墨家也主张以武力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崇尚武力。墨子是战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精通武艺，尤其对剑有着精辟的论述。墨家弟子，均精通武艺，在墨子的《尚贤》篇中把“重射御之士”列为诸贤之首，并主张“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以此激励人们习武。当然，重视武勇精神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当时战乱频仍，全民皆兵以保卫自己的国家，随时上阵杀敌，重义轻生。不论是孔子，还是墨子，古人尚能身先士卒，文而兼武，做出榜样，是为后人效仿之。
但两晋以来，士人多崇尚柔弱文雅，武风不振，尚武精神逐渐消失，如《颜氏家训》所述：“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设既不能穿札，举则才记姓名”；“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虽有不少有识之士饱经家国忧患，勤奋练武，但整个社会风气已成崇尚文弱之态，直至延续并影响着两千多年的旧中国。当帝国列强用大炮打开封建王朝的大门时，国人已是“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又居十分之一[1]二。综合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偌大中国葬于鸦片、缠足和八股试帖之下，更是葬于文弱之社会风气下。
二习武之德社会价值形态的形成（一）“武德”的释义
关于“武德”的理解是一个广泛谈论的话题，查阅相关资料，说法不一。如在《左传·宣公十二年》、《国语·晋语九》等均出现了“武德、武道、武节”等字样，但究其原文，并非指武术文化意义上的道德，作为习武者行为规范的要求，而是指开拓疆土、稳定江山的政治功能，即军功。又有人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接着又写道：习武练剑，“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矣”。有书认为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武术文化中有关对习武者信廉仁勇的“德”的要求，并将“德”放置于“道”的位置上。又有一说是商周时期战争频繁，促进军事武艺的巨大发展，射术业在此时得以广泛使用。至周代，习射成为武士的重要标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所以，随着射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与礼乐相结合而形成“射礼”。周代极其重视“礼”，所谓礼，本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共同遵守的一些规矩、准则，以规范人们的行动，维系社会的正常关系。射礼作为体现社会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说明其已经贯穿了道德礼仪观念和规则。《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说明射礼与德行教化紧密结合，西周已萌生武德，这也是最早武术被赋予的原始道德的等级观念。（二）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武德价值
在武术的发展长河中，以武比德的文化观念被后人秉承，不论在任何时期，武德价值的赋予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道德规范有着紧密联系。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已不满足于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他们需要一种方式来决定相互的社会地位和战争之外的自我实现，所以，他们通过武术、武艺的较量，以追求战胜对方的欢乐满足感，同时在这种公平竞争中强者被崇敬，被认为是英雄。武术的这种竞技观念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时竞技意识也反映了武术的伦理观念，这种以公平竞争为前提，信与义竞技意识是武德的充分体现，也是武德伦理道德观念的价值体现。
先秦时期文化繁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辉煌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创立了儒教学派，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提出后，孔孟儒家思想更是确立了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核心。同时，儒家的“仁爱”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武术思想，崇尚伦理、讲求仁义忠信成为当时武德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与当时社会对人的培养目标和需求有着重要关系，崇尚礼让、宽厚、平和的另一方面是服从、保守、自安，强调尊卑有别的等级性。所以武术因汲取儒教文化而得以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循序渐进，形成独有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因此而滞后了武术发展的脚步。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儒业理学，斯文柔糜之风熏染朝廷内外，导致虽有庞大军队但武备十分羸弱，加之边患不绝，使得入侵者大肆进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为了自保御敌，各类民间结社组织广泛开展习武活动，如“弓箭社”、抗金组织“忠义巡社”等组织的兴起，成为下层社会对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流传于民间的武术更多了一层保家卫国的神秘色彩，而且，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秘密结社及武术活动活跃在乡村山寨。直至明清时代，各拳种门派大量涌现，不仅推动武术的普及，而且扩大了武术体系，丰富了武术文化结构，为武术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资源。当然此时的武术活动是适应民众自卫、反抗的需要，其有着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英雄一面，同时也有着封建小农经济固有的陋习，将武术涂上了浓浓的宗教迷信色彩，导致在武术的价值理解上出现偏颇。
武德是习武之人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其“德”是指道德，具有历史性，其赋予的内容和形式受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历史类型。同样，武德属于道德范畴，也具有道德的特质。在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武德与中国传统道德一样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2]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形态，组成了武德从先秦到明清时代的伦理思想以及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
三以中国古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武术进化（一）武术的基本思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虽然儒释道三家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主导思路就是我与非我，人与外在世界都处于和谐一体，相互沟通。
儒学代表孟子认为人性乃“天之所与”，天有道德而人禀受天道，所以人性才有道德的品行。天之本性即为人之本性，人保持此本性，即可与天道融为一体。孟子把追求“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流”的浩然之气作为“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并认为只有通过人的情感道德，人最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孟子·尽心上》还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意思是说竭尽自己的善心的人，就懂得人生的本性；懂得了人生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能保持自己的善心，培养自己的本性，是用来侍奉上天的高德。孟子追求的天与人的相通，就是天人的协调与一致，上天赋予的人性本善，以及人应该以自己的善良之心回报上天，形成“一天人”。道家关于宇宙本源的“道论”、“气论”以及“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武术思想的主要源泉，从认识论上解释了中国武术的本质特征，是武术技击思想的指导原则。而源于道家的“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思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武术技击和战术的形成提供观点和思想，直至后世的内家拳都是来自道教思想的方法论。如《太极拳经》说：“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这无极而太极的观点则来自道家。由此可见，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武术理论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样，来自《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决定了武术的理论思想中同样有着这样“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贯穿着和谐的理念。（二）武术中的哲学——“阴阳合抱、生生不息”
阴阳学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古人认为，宇宙有两种基本势力即阴和阳。宇宙万物都由阴阳构成。阳是宇宙中动的势力，它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阴则是宇宙中静的势力，它是万物得以成形而保持暂时稳定状态的原因。阴阳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经过不断的斗争和平衡，最终产生宇宙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阴阳说不仅描绘了宇宙起源的动力及规律，而且还包含着极为可贵的辩证法的思想。
用阴阳变化描述武术技术是因为其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具有许多具体的内容，从表象中看，古人常用阴阳表示人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表示某个方位以及某种姿势，进而用阴阳来说明动作的做法和用法。如在武术的演练中常把手心向上称之为阳手，把手心向下称为阴手，[3]古人称“枪法，亦不过二手持以阴阳，一仰一覆运用而已”。又有说“两腕封闭，阴阳互转，百法藏于其中，神妙莫测，为枪之元神也”[4]。这些例子都清楚表明了前人用阴阳来表示手的动作，这是最简单的阴阳观念表现方式。其次，将阴阳论融入武术用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易传》中就以阴阳来论刚柔，如“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5]者昼夜之象也”。这里的变化就是指刚变柔柔变刚的过程；还有如“易卦之变化实际上即刚即柔之变化，刚柔之变化表现在进退上，柔变为刚曰进，刚变为柔曰退。柔进而变刚，刚退而变柔，易卦的变化[6]由此显现出来”。
再以太极拳为例，进一步了解武术中的刚柔关系。《太极拳论》曰：“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太极中的阴阳同为万物之起源，不同的是太极中的阴阳两种势力则更形象地用太极图简单明了地阐述出来。《拳经》云：“至虚至灵，一举一动，俱是太极图像。”太极之图，虽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千变万化，但阴阳鱼合抱于圆形整体之内，始终能够对称又对等地和谐相处，并且相互容纳、包容对方以致生生不息。太极阴阳所体现的斗争中求平衡，变换中求和谐的追求，正是宇宙和自然界中的最朴质的和谐，也是万物运行所遵循的规律。（三）武术中的技击理论——“相生相克”的五行思想
先秦时期的“五行”学说，“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始见于《尚书.洪范》，其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其大意为水向下润湿，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属可以顺从人的意愿改变形状，土可以种植百谷。同时向下润湿的水产生咸味，向上燃烧的火产生苦味，可曲可直木产生酸味，顺从人的意愿改变形状的金属产生辛辣味，种植百谷的土产生甜味。这是五行说法的起源，后还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总之这五种物质构成万事万物，并决定事物之间的各种变化，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
将相生相克的五行说引入武术的技击技术当推明代的唐顺之。在其《五编》中论述枪法时提到，凡枪以动静分攻守，“攻内有化，为斜。以金、木、水、火、土为正五行，……以勾、隔、劈、绞为外五行”。在武术中与五行说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说是形意拳，因为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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