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密码——文字、文化与诗意漫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艳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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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密码——文字、文化与诗意漫谈试读：

前言

一年多前，我与武汉大学萧国政教授共进晚餐。席间，萧教授高谈阔论，谈到我们使用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约着我们的思维模式，乃至行为方式。

他举了一个例子，汉语里的“权威”和英语里的“authority”说明东西方文化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

在汉语文化里，“权威”是建立在“权”的基础上的，有权的人发发威，就成了“权威”。于是乎，不同领域里的“权威”必须有很大的权力。在英语里，“权威”是“authority”。“authority”源于“author”，“author”一词的含义是“作者，创造者”之意。只要你是某个方面的创始人或作者，你就是该方面的“权威”，你不需要做什么“局长”、“处长”、“院长”、“校长”。西方有权威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不担任领导职务，最多是科研团队负责人，带领一支团队从事原创性的科研活动，“权威”一定是做出来的。

萧教授的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于他对“权威”的解读我深表认同，而且我也观察到了汉字和英语单词的构成能够反映出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早些年，我出版过七本关于英语单词的书，一直在观察词汇的构成与文化思维的关系，已经有了许多心得体会。那天跟萧教授分别后，我彻夜未眠，头脑中一下子涌现出很多想法，我有了一种写作的冲动，感觉必须把这些想法写出来。于是，我就开始了本书的撰写。

我发现，“思想”之“思”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农业文明中的思维模式。古代中国人关心最多的也许就是“田地”了，心里总是考虑“田地”的事情。在1949年前，中国人奔波一生，就是要多置些田地或建造房子。有了田地，中国人就会感到“富”足和幸“福”。英语中的“present”很特别，其特别之处在于它表达的三个含义：“现在”、“礼物”和“出席”。如果将“活在当下”翻译成“live in the present”，其含义就丰富多了：即“活在此时此刻”、“活在上天恩赐的礼物之中”和“以出席者的身份而活着”。当下是上天恩赐的礼物，活在当下就是要抓住今天，珍惜这一神圣的时刻，要积极地而非隐遁地、以出席者的身份而非缺席者的身份活在当下。“明”字由“日”和“月”构成，“日”和“月”是两个发光的星体，同时，“日”表示白天，“月”表示夜晚。白天是明亮的，夜晚是黑暗的。古人想通过这个字的构成告诉我们：仅仅是在光亮之处不足以看清楚事物，换个黑暗的地方可以看得更明白。“舒”字告诉我们：想要舒心就要舍得给予他人，奉献让人感到快乐。古人创造“赚”字说明，做生意赚钱不要只看重钱，还要兼顾其他，即“达则兼济天下”。

本书中分析的汉字和英语单词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您阅读完此书后就会领略到：文字可以给予我们人生启迪和文化启示。您会了解如何静心养性，珍惜人生的每一寸光阴；会注意到称呼他人时的文化讲究以及语言使用中的禁忌；会懂得“不说破”所深含的中国处世哲学的文化内涵。著者2013年6月于武汉晓南湖畔

1．智者乐水

意思是说：最高的善行就像水的品行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争功德，能够置身于众人都厌恶的环境中，所以它就接近于道的境界。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心胸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伺机而动。正因为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没有烦恼。在老子看来，“水”具备了君子应遵循的至高美德，即身居于人所鄙夷的地方，谦虚而又滋养万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可以像水一样，深沉、友善、真诚、有条理、善于把握时机。更重要的是“不争”，因而“无敌”，所以没有忧愁。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为百谷王。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喜欢水，有仁德的人喜欢山。智者反应敏捷思想活跃，像水一样不停地流动，所以很快乐；仁者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因而要长寿一些。欧阳修（1007—1072）的《醉翁亭记》中有一段话：“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乃唐宋八大家之一，颇好酒，四十岁时自称“醉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酒并不给人以智慧和快乐，所以其意在于山水之间。“山水”在儒家思想中是“仁德”和“智慧”的象征，而这二者是古代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和快乐。

水给人智慧和愉悦，山让人宁静和稳重。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儒家思想的影响，东晋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山水诗”。谢灵运（385—433）便是山水诗派”早期的杰出代表，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写道：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山间从清晨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在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如此美景怎不令游子流连忘返？

谢灵运长期悠游名山胜境，写有大量的山水诗。其诗语言富丽精工，喜雕琢，追求形似。“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园林；“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写黄昏；“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写江景；“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写秋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写冬景。这些精美的诗句如一幅幅精致的山水画。随后，南齐诗人谢朓（464—499）也写了一些清新流丽的山水诗篇，有些佳句：“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等。另一位山水诗人的代表是南朝梁代诗人何逊（约480—约518），他的许多诗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衬托出诗人的主观感受，情景交融。他也有些写景名句：“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与胡兴安夜别》）；“露清晓风冷，天曙江晃爽。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相送》）；“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慈姥矶》）。

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源于纷乱的国情。东晋偏安江东，中原文士随之东迁，但他们发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加上政治上颇受鞭挞，又有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越来越沉重。他们大多都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致蔚然成风。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松弛，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日趋兴盛，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包含了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山水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自然”，成为文人们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也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师法对象。

水是柔美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体系中属于“阴”的一面。太阴即月亮，不入南北斗，在天为月之精也，属水，显得很阴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被比作“水”。比如，《红楼梦》曰：“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主人公出场的地方常常伴有水。《诗经》的开篇《关雎》就有这样的描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亦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杜甫（712—770）的《丽人行》开头两句即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美女们常常会聚在水边，因而越发显得柔美。

水、女人和相思是中国传统情诗中三个相互交织的元素。美女总出现在水边，常常会陷入无限的相思之中。上述诗经中的两首诗描述了青年男子对水边女子的爱慕之情。到了汉代，这一题材的情诗逐渐从“慕”演变成“怨”，水边的美女有了心上人，但心上人却不在身边，这让她饱受相思之苦，从而心中产生“埋怨”之情。比如，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描写了一位丰姿绰约的思妇怀念离家的丈夫：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位思妇独自站立在高楼上，倚着窗儿，向外望去，像是在盼望着离家很久的丈夫。她容光照人，像明月一样皎皎照人；她特地红妆艳服，用心打扮，纤纤双手，扶着窗棂，以最美的样子等待着丈夫归家。她以前是个娼家女，卖身度日，过着低贱的生活。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可郎君偏偏外出浪荡，不愿守家陪伴。她终还是孤独地守着空床，熬过一个又一个冰冷的夜晚。“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温庭筠（约812—约870）的《梦江南》一词写尽了一位女子在江水边等待心上人回来的那一份肝肠寸断的痴情。在这里，白帆片片、斜晖脉脉、水流悠悠、小洲朦胧，一切均是那样的美好，一切又是那样的忧伤，只因为千帆过尽皆不是，心上人始终未回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1038—1117）的这首《卜算子》描述了一对有情人遥遥分居江头江尾，通过水流的悠悠无限固守着那一份浪漫的相思。

女性的美多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水嫩说的是女人的肌肤；水汪汪、水灵灵说的是女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神是秋波；女人的清纯用纯洁；女人的毫无城府如水晶；女人美丽的腰肢是水蛇腰；女人的温柔是柔情似水。“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碧水常绕着那青山转。”台湾这首民歌将女子比作涧水，将男子比作高山，碧水常绕青山流，象征男女结合永远相守，极为贴切自然，因而这首歌在中国广为传唱。

在认识论方面，人类很早就开始对水产生了认识，东西方古代朴素的物质观中都把水视为一种基本的组成元素。水是中国古代“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由“水、火、土、气”四大元素构成。“水”还具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在许多宗教中，“水”常常被当做净化剂。道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日本神道都有用水洗去人身上和心灵里污浊的仪式。比如，基督教里的“洗礼”就是要洗去一个人的原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来更新自己的生命。主礼者口诵经文，把水滴在受洗人的额上，或将受洗人身体浸在水里，表示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予“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迷信中还有关于“圣水”能医治百病的说法，我国民间和道教中还有“符水”能祛病消灾的传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水的认识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谈到水中的人生哲学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水，由于它的灿烂透明、它的淡青色的光辉而令人迷恋，水把周围的一切如画地反映出来，把这一切委曲地摇曳着，我们看到的水是第一流的写生家。

的确，清凉柔美的“水”在告诉我们处世的大智慧：明镜止水，波澜不兴的心境正如光滑透彻的镜子，可以映照世间的真相。在透明的水面前，才知道什么是纯粹，什么是污浊；在清澈的心灵面前，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滴水穿石”启示了我们事业成功的秘诀：只要有恒心，任何难关都可以攻破。“高山流水”让我们相信人总可以遇到知己或知音，你永远不会孤独，只是知音难觅而已；“饮水思源”要求我们要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切莫忘本。“水”给了我们很多人生智慧，还是孔子说得妙：“知者乐水。”《溪山泛艇图》，（明）张路，绢本，设色，纵165.8厘米，横97.5厘米

2．此心安处

公元1079年，谏议大夫李定上书宋神宗，说苏轼（1037—1101）写诗诽谤朝政，攻击新法，甚至谤怨皇上。宋神宗欲借此打击反对派，出出怨气，于是立即批准将苏轼送御史台拘审。御史台即所谓“乌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苏轼的诗词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苏轼被拘审的这一案件，史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事发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区县一级的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副科级干部）。同样受到“乌台诗案”牵连的还有苏轼的好友王巩（约1048—约1117，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被贬到穷乡僻壤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务。王巩家中原养有好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复姓宇文、名曰柔奴者最为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王巩定案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唯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他共赴宾州。

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多。其间，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而且受尽磨难，王巩的一个儿子还命丧黄泉。然而，王巩在那里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催促奋发。后来，王巩奉旨北归还朝。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非但没有遭受贬谪的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反而神色焕发更胜当年。苏轼又见窈窕的柔奴容颜红润依旧，不像是在南疆僻岭的宾州度过了艰苦岁月的样子。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在岭南的生活应该不会好吧？”柔奴顺口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其意为凡心安处，到哪里都像在家乡一样；只要心安，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愉快地生活。没想到如此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东坡对柔奴大为赞赏，写下《定风波》一词：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然，柔奴并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唐代乐天知命的白居易（772—846）曾多次在诗中表达此意。他的《初出城留别》说：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吾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他的《吾土》一诗有：“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重题》一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种桃杏》还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苏轼与白居易有着同样的心境，他的诗文中也多处表达这种意境。1073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有一次因生病到祖塔院，留下了“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之句。他还说过：“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

生逢乱世、大半生投身军旅的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面对动荡的社会和激化的民族矛盾，依然有着安之若素、旷达不羁的胸怀。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心安”的颂扬，谈及“心安”对人生的益处。他认为心安是药，可以除病，有益健康，在《午醉径睡比觉已甲夜矣》一诗中，他说：“心安病自除，衾暖梦欲重。”他的《晨起》一诗云：“心安已到无心处，病去浑如未病前。晨起更知秋色好，一庭风露听鸣蝉。”在艰难困苦的岁月，“心安”让人满足，粗茶淡饭一样美味无穷。他在《旅食》一诗中谈道：“心安失粗粝，味美出艰难。”“心安”还可以修身养性，磨炼人的品质。他的《养气》诗提到“养气安心不计年，未尝一念住愁边”。《宴坐》诗曰：“气住即存神，心安自保身。谁欤二竖子，卓尔一真人。”定住气可以存贮心神，安住心可以保重身体，有此两样，一个人不就像修道已久的真人吗？所以陆游在《道院遣兴》一诗中明确指出“浮世不堪供把玩，安心随处是修行”。陆游一生的理想是抗击金兵入侵，收复中原，“壮岁从戎”，这一矢志不渝的理想让他的人生过得很心安。然而，他到死都心有不甘，因为他的人生理想因朝廷里的投降派不作为而无法得以实现，只能寄希望于后人。因而，他在悲愤之中写下了《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白居易和陆游能做到心安靠的是人生的信念和理想追求，而王巩的心安则具备古人创造心安之“安”字的基本要素，即“居住之所”和“女人”。王巩被贬蛮荒之地宾州，他在那里有个简易的家，有柔奴相伴，所以很心安。

有了居住之所就有了家，家给人以温暖，让人心安下来。表示“让人心安静下来”的汉字一般都有宝盖头“宀”，如“定”和“宁”。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居住的房子，人心才得以安定，人生才有安全感。在条件不好、生产力低下的过去，中国人奋斗一生，积攒一辈子，都要在家乡建一栋房子。有了房子，人们夜晚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睡觉了。如今年轻人找对象，女方会提出买房的要求。这实不为过，因为汉字告诉我们，房屋是人心安宁的基本要素。你要一个青春女子跟你过一辈子，你就需要有个居住之所，以安其心。

当然这个居住之所不一定就是豪华别墅，不一定需要宽敞明亮。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就算很小很简陋也一样让你感到温暖、安宁。宋朝陈宓（1171—1226）有《望夕》一诗为证：一点射窗明已足，三更当户意慵看。竹篱茅舍心安处，不羡乘风到广寒。

陈宓与理学大家朱熹（1130—1200）是同时代的人。他小时候登朱熹家门，朱熹感到这孩子天赋秉性异常，非一般孩子。陈宓为宰相陈俊卿之子，却不因出身名门而傲视百姓。相反，他为官清廉，体恤百姓，而且安于贫穷，很能吃苦。他任安溪知县的时候，看到那里地僻无药，民众生病时相信巫术，就在县衙大门边设“惠民药局”，聘医生诊治并制药。他一生做官不大，但多有惠民之举。去世之时，家无余财，库无余帛。对他来说，“竹篱茅舍”一样让人过得安稳，何必羡慕月亮上富丽堂皇的广寒宫？

从文字的构成上看，心安的另一要素就是“女人”。中国人讲究“成家然后立业”，“成家”就是要娶个老婆，有个女人后，心里才会安宁，才会做出大事业来。没有“女子”，无以成其“好”，无法成其“妙”。汉朝和唐朝甚至将“女人”用在外交上，用“和亲”的政策让边境安宁。

英语中表示“安心、安宁”的词有“composed”、“placid”、“sedate”等等。在这几个单词中，我尤为喜欢“sedate”，其词根“sed”本义是“坐下来”或“沉下来”。它似乎在告诉人们，要坐得下来，沉得下去，才可以让人的灵魂安宁。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坐下来思考问题，能够沉得下去，看清问题。这个词的构成也很符合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沉”与“静”相连，即为“沉静”，沉静者，镇定也，内心沉静可得安宁；“浮”则与“躁”相连，凡是为人处世浮在表面的人，内心都躁动不安。“composed”和“placid”的词根“pos”和“plac”都有“放置”的含义，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要想内心安宁就必须“放得下”，不计较，不奢望，放下不必要的欲念。

深刻影响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佛教劝诫人们放下欲念，追求内心的安宁。宋真宗（968—1022）年间释道原所撰之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禅宗二祖慧可曾向初祖达摩大师求法，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大师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找了半天，拿不出心来，说：“觅心了不可得。”大师说：“我与汝安心竟。”《稠禅师意》中又有记载：“大乘安心，入道之法云何？”说：“夫安心者，要须常见本清净心。”在佛教中，“安心”有三重意思。第一层即不安心；第二层意思为如何安心？第三层意思为无心可安。我们所有的心，包括烦恼心、欲望心、憎恨心、妒忌心等种种意念，要想将起心动念的那个心找出来，是没办法找得出来的，所以一切的心了不可得。到了无心可安的境界，那便是真的安心了，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陆游诗：“心安已到无心处，病去浑如未病前。”到了无心的境界，所有的心病皆除去了，人就没有烦恼和忧愁了。俗话说：世上本无忧，庸人自扰之。就像狂犬吠月或堂吉诃德挑战风车，许多烦恼都是人们自找的。

现今许多人的烦恼皆来自内心躁动，有太多不该有的欲念，背负着本该弃去的包袱。我的一些朋友本来学问做得很不错，沉下心来，专心学问，就可以成为学科领域里的权威。可是，他们偏偏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非要弄个行政职位不可，几年下来，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当官，浪费了光阴，学问也耽搁了。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不安心于在小城镇里工作，想尽千方百计，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漂荡，最后也弄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他们羡慕那些北漂成功的人，可并不知道北漂的人很多很多，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功。其实，只要心安下来，就算是在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也能享受快意人生。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社会地位陡然下降，但他常常“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虽然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照样过着闲适的生活：“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吃饱了没事情，一路散漫而走，看看花草，好不逍遥自在！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体会到生活的甘美，高声吟唱“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苏轼面对逆境从容坦荡，豁达超脱。公元1094年，58岁的苏轼被放逐到更为荒远的岭南，由于荒山路远，生活条件艰苦，许多人把岭南当做不归之路。然而，苏轼来到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内心宁静，安然酣睡，十分超然，并自得其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结果他又因诗得祸，被迫渡海，61岁时白首投荒来到海南。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东坡依然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并道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人生豪迈。

3．静中思“静”

一日，某君满脸愁容、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跟我说：每天住在喧嚣的城市里，周遭都是机器轰鸣的工地，夜晚无法安安静静地入睡，心里非常烦躁，白天工作没精打采，真想找个僻静的地方住上一两个晚上，让身心得以休整。于是，我们相约到郊外的某个山庄里度周末。

我们预订了位于山村里的一个小别墅，四野无人，到了夜晚，这里十分安静。我晚上九点就迫不及待上床睡觉，尽情享受难得的宁静，一夜睡得很香很沉。第二天早晨六点就感觉彻底睡醒了。洗漱罢，我便出门到别墅的四周走走，呼吸山庄里的新鲜空气。来到园子里，我就遇见某君也在漫步，便上前问他是否享受了一夜的酣睡。他却说一夜无眠，躺在床上，脑子里就像演电影，各种事情像蒙太奇一般在脑袋里剪辑着，整晚上他就像做煎饼似地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忽然明白了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安静是存在于两个地方的：其一为环境的安静，其二为内心的宁静。我因为环境安静而一夜酣眠；而某君尽管身处幽静之中，然内心躁动不安，仍无法安睡。为了身心得以安稳地休养，我们需要环境和内心两个地方都安静。

汉字“静”由“青”和“争”构成。从字面义上讲，“争”和“静”是互为矛盾的，相争则不得安静。古人构成“静”字取“争”的音（大概古音“争”和“静”相同），而取“青”之意，因而，“静”的本义是“颜色分布适当”。徐锴（约920—约974）注《说文解字》之“静”字曰：“丹青，明审也。”清代段玉裁（1735—1815）进一步解释说：“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无淟涊不鲜。是曰静。”可见，“静”最初是视觉概念，而现在变成了听觉概念，这便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基因变异”，就像“闻”最初是听觉动作，而现代汉语中“闻”多半是嗅觉动作。然而，从通感的意义上讲，颜色均匀的画面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特别是水墨丹青，让人观之甚感恬静安详。因而，中国水墨画多表达田园幽静之主题；希腊雕塑《拉奥孔》中人物被蛇紧紧缠住而痛苦不堪的面画，用中国的水墨丹青是表现不出来的。“静”不仅是中国绘画的审美情趣，也是中国人内外兼修的审美规约。中国古代形容女性之美是以“静”为指归的。《诗经》有《静女》一篇：“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娴静的姑娘多么美丽，在城的角楼等我。”自《诗经》之后，古人判断女性之美的重要标准就是“静”，所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反衬了年轻女子以“娴静”为美。很多形容女性之美的词语都与“静”字有关，如“文静”、“娴静”、“莹静”、“嫕静”等等。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美女时一般离不开“静”字。唐朝诗人孟郊（约751—约814）也写过描写娴静女性的诗《静女吟》：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难自从。此志谁与谅，琴弦幽韵重。

清朝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有这样的话语：“妾身吴紫英，安徽桐城人也，少禀嫕静之粹训，长备颖之精能。”曹雪芹（1715—1763）的《红楼梦》里赞林黛玉时说：“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清末刘鹗（1857—1909）著有《老残游记》，在第八回里写有“里面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相貌端庄莹静，明媚闲雅。”中国传统女性以“静”为美，故女性的名字中带“静”字的很多。当然，西方女性也有以“静”为名的，是为“Serena”，只是中国女性更强调“静”些。疯疯癫癫的女孩常是文学作品中没有涵养、层次不高的人物形象，比如《牡丹亭》中的丫鬟春香，经常叽叽喳喳，话特多；而与之相对的杜家小姐杜丽娘则娴雅幽静，让人觉得楚楚动人。

古典诗词歌赋多以“静”为主题，而且描写“静”的作品往往很能打动读者的心。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李白（701—762）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远离家乡的旅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细细地品味思乡的情结。光是“思乡”不足以打动读者，李白在这里突出了一个“静”字，一下子引起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共鸣。李白还写过一些突出“静”为主题的诗，都很经久耐读，比如《咏方广诗》：圣寺闲栖睡眼醒，此时何处最幽清？满窗明月天风静，玉磬时闻一两声。

被苏轼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701—761）很擅长写使人心神宁静的诗。每次当我读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句诗时，我都会联想到在那么宁静的夜晚，我会悠闲地数着瓣瓣落下的桂花。他的《山居秋暝》也让我读起来感到格外的宁静：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如果说李白的《静夜思》常常引起你的思乡之情，使你内心不能平静，那么你再读一读常建（708—约765）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你的内心也许会彻底安静下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读这首诗，你仿佛看见：诗人穿过寺中竹丛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使人惊叹、陶醉。他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欢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尘世杂念顿时涤除。

中国传统思想将“静”看做人认识世界的最高境界，视其为人的最高修养。老子在《道德经》里告诉我们只有“静”才能让我们认识世界，认清万事万物及其发展规律。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他说，让心灵保持空明、宁静，不受私欲的扰乱。万物蓬勃生长，由静及动，我们由此看到了自然往复循环的规律。万物纷杂，但它们又都最终由动及静，返回各自的初始与根本。这个初始极致空明、宁静的状态孕育着新的生命和动力。以上往复循环的过程就是自然变化中的不变规律，明白了解这个规律就是“明”。

道家还主张人的修为要“静”。老子说：“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他还说：“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宁静致远”要求我们本着平稳静谧心态，不为杂念所左右，静思反省，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临终前给儿子诸葛瞻写了一封家书——《诫子书》，开篇就点明人的修养要以“静”为基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君子的操守，要安于平静以修善自身，要乐于俭朴来淳养品德。只有看淡世俗的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只有在宁静中才能高瞻远瞩。学习必须静心。才识需要学习，不学习无从拓广才识，不立志不能学有所成。沉迷滞迟就不能励精求进，褊狭躁进就不能冶炼性情。年年岁岁，时光飞驰，如果意志也随光阴一日日消磨，渐渐地凋零枯萎，大多不能融入社会，可悲地守着贫寒的居舍，那时后悔哪来得及！

中国古代的军事与社会管理也是以“静”为主要策略的。所谓“以静制动，静观其变”，就是当敌人在运动时，我们要静下来，以不动而克制其动，并静静地观察其变化，找准时机，一击而制胜。很多人的失败源于他们不能静下心来，看不准时机，耐不住性子，烦躁不安，以至于将良好的战机留给了敌人。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努力寻求环境的安静之时，更看重内心的宁静（tranquility，calmness，quietness，peacefulness，serenity）。即使环境不安静，只要内心宁静，你仍然可以享受恬静的生活。陶渊明（365—427）将房子筑在繁华都市，而不受车马喧嚣的影响，“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当内心宁静时，你可以不受环境的喧闹，不受世俗的侵扰，倾听自己思想的声音，品味寂寥的声音（the sound of silence）。在夜深人静、心神不宁、无法入睡的时候，请记住：静心养性，定可安眠！《烟江远眺图》，（明）朱端，绢本，设色，纵168.2厘米，横107厘米

4．思想到底有多远

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祖先的睿智，能将抽象的概念用象形文字表达出来，并配上不同发音。

譬如，“思想”就是很抽象的概念。我们的祖先发明文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将这两个字写成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的祖先在创造这两个字的时候犯了一个认识上的错误，他们认为人类的思想行为是由心脏执行的，所以这两个字都有“心”字底。不过，我们现在大可不必纠正这个错。有些明显的错误大家使用多了，也就接受了，而且将这些错误当做正确的事物来使用。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天直播新闻联播，播音员开口就犯一个错：“各位观众”，既然是复数的“众”，奈何要用单数的“各位”来修饰？岂不犯了逻辑和语法错误？由于我们都这样使用，成了习惯，也就不觉得这是个错。“思想”之“思”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农业文明中的思维模式。古代中国人关心最多的也许就是“田地”了，心里总是考虑“田地”的事情。田地里可以种粮食、桑树、棉花等等，有了田地就有了吃的、穿的和住的，心里也就踏实了。所以，在1949年前，中国人奔波一生，就是要多置些田地或建造房子。

家里的主要劳力要用在种田上，这便是中国“男”人的职责。黄梅戏《天仙配》里有几句唱词是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里幸福家庭的最好写照：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

这几句戏词很打动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会唱，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对生活的基本追求。有块田地种粮食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有间寒窑避风挡雨解决我们住宿的问题，夫妻恩爱生个孩子，这样的生活苦也甜。这就是“富”字所描绘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很容易满足，有块田、有口人、有个家，就感到“富足”了。在当今的社会，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向往很多的物质财富，都想过着“小富即安”的稳定生活。“福”字也是这样，有块田，再养个孩子，就是一种“幸福”。

再回到“思”字，除了眷恋土地的小农意识的文化特征外，我们究竟在思索什么呢？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他告诉我们“看要看得明确，不可以有丝毫模糊。听要听得清楚，不能够含混。脸色要温和，不可以显得严厉难看。容貌要谦虚恭敬有礼，不可以骄傲、轻忽他人。言语要忠厚诚恳，没有虚假。做事要认真负责，不可以懈怠懒惰。有疑惑要想办法求教，不可以得过且过、混日子。生气的时候要想到后果灾难，不可以意气用事。遇见可以取得的利益时，要想想是不是合乎义理。”

英语中表示“思想”的单词是“thought”，是动词“think”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你得想好了之后才能形成“思想”。英语表达“构思”和“考虑”的单词有“conceive”和“consider”。“conceive”是由“con（一起，全部）”加“ceiv（拿，带）”构成，意思是要把要考虑的各种元素拿到一起来，这就是构思。它讲究的是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不是片面性。由此词可以看出西方人有“系统思维”的文化属性，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consider”是由“con”（一起，全部）加“sider”（源于拉丁语“sidus”，其意为“天体”）构成，就是要仰望星空，将天体放在一起来思索人生、社会等等。仰望星空就产生了科学的“天文学”和迷信的“占星术”，这两方面在西方都很发达。中世纪在科学仪器还没产生的时候，欧洲人观察出了地球是圆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坚信“天圆地方”。西方的占星术往往将个人的人生与星座联系在一起，人们相信一个人的星座会决定其命运、财富、爱情等等方面。而按照西方的星座说来推算命理已进入了当代中国年轻人对人生的思索范畴。

思想到底有多远？看来，中国人盯着地，而西方人望着天。

5．谈“婚”论“嫁”

欧洲许多语言——比如德语——对名词都标记有阳性、阴性和中性，这一特性让很多中国人学习该语言时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我们的母语是没有这一语法规则的，我们从小没有训练这一语言思维模式。古英语有一套严格的划分名词属性的规则，而现代英语演化得像汉语一样，也不标记名词的性。

然而，我认为“婚姻”这个词在汉语、英语和西方其他语言里是有性的特征的，只是性别不一而已。在汉语里，“婚姻”属阴性，在英语中属阳性，在德语中则是中性的。

在汉语中，“婚姻”有着明显的女性特点。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造字的先人是男还是女，他竟然浑不在意男人的地位，全由女人撑起这片天，两个字都带有“女”字旁。与“婚姻”有关的字也多半是“女”字旁，比如：“嫁”、“娶”、“婿”、“媒”等等。

在英语中，“marriage（婚姻）”这个词源于词根“mas”，为“成年男子、丈夫”之意，有着男性特点，这个词根还构成“marital（婚姻的）”和“mariticide（杀夫罪）”。

在英语和汉语中，我们依据构词的核心元素的自然属性来判定“婚姻”一词的性别，而德语就不需要我们这么费心地分析了，因为德语对名词都给定一定的性别，“Ehepaar（婚姻）”为一中性名词，不偏重男方也不偏重女方，很平等。

再看汉语中的“婚姻”两个字。“婚”指“女方的家或父亲”，“姻”指“男方的家或父亲”。《说文》说：“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声。”千万别以为“女人昏了头”构成“婚”字，这里的“昏”是“黄昏”之意。《说文》曰：“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古时男家去女家迎亲时，均在夜间。《仪礼·士昏礼》谓：“昏礼下达。”郑玄（127—200）注曰：“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并且，“主人爵弁、裳、缁，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亦即迎亲的人均穿黑衣，车马也用黑色。这与后世白天迎亲、穿红色服饰的婚俗迥然不同。自唐代开始，始将迎亲的时间改为早晨。据唐段成式（约803—863）的《酉阳杂俎》记载：“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晓即拂晓。此后相沿至今。

现在，结婚在上午或晚上举行，各地的习俗不一。或许大城市里婚礼举行的时间要受在什么时间段能订到大饭店酒席的限制。如果你想在中午举办婚宴，而酒店却只有晚上才有空位，那你不就只能在晚上进行吗？好在没有明文规定，时间由新婚夫妇双方商定。在一些城市，“初婚于晨，再婚于昏”似乎已形成一种习俗。

古时不仅规定了婚礼在一天的上午或黄昏举行，而且还规约了年龄和季节。《周礼·地官》记载：“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男性到了三十岁，女性到了二十岁就必须结婚，结婚要记录在正式文书里。实际上，周天子为增加人口，鼓励生育，那时候的女孩到了15岁就要嫁出去，否则官府就派官媒去女方家里，为女孩说亲。过了15岁不嫁，其父母就要遭受官府的处罚，要多交赋税。汉代还保留了这一规定。《汉书·惠帝纪》中就明文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其实，中国古代早婚的现象很严重，宋代曾有“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并听婚嫁”的规定。

仲春之月，男女约会。周朝时候已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了，如《齐风·南山》中即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说：“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中也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然而，周朝男女选择对象相对比较自由，男女在春天可以在外约会，自行择偶。尤其在当时的郑国，凡育龄青年尚未婚配者，均可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到河边游春，自由约会，甚至自由同居，以繁衍人口。有《郑风·溱洧》为证：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此段翻译成白话文即为：“溱水洧水向东方，三月春水正上涨。小伙姑娘来春游，手握兰草求吉祥。姑娘说道看看去，小伙回说已经逛。再去看看又何妨？瞧那洧水河滩外，实在宽大又舒畅。小伙姑娘来春游，尽情嬉笑喜洋洋，互赠芍药情意长。”

周朝时候，婚礼一般也是在春天里举行，大概因为春意萌动，万物焕发生机，这时候情欲也旺盛些，结婚之后新娘容易怀上孩子，而且食物丰富些，能保证胎儿健康发育。《邶风·燕燕》记录了邶国君主武庚在春天里将妹妹嫁出去而自伤的故事：“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周南·桃夭》比较欢快地描写了春天里的一场婚礼：“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朝姑娘一般在春光明媚桃花盛开的时候出嫁，此诗以桃花起兴，为新娘唱了一首赞歌。

再回到汉语中“婚姻”的女性特征。古人创造这些字都特地用了“女”字旁，就连男性的“女婿”也没有沾“男”字边。可见，女性在婚姻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作为婚姻关系的另一主角——男人——就此隐身了，难道男人在婚姻生活中渺小得根本不值一提？在古代，皇帝三宫六院，王侯将相妻妾成群，恐怕全国百分之一的上层男人娶走了全国一半的女人，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娶妻就成了大问题，这造成了在草根阶层里“一家有女百家求”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婚姻”难道不是女人说了算吗？

在当下的中国，“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女人做主。某些精明的穷女人喜欢追逐有钱的男人。婚姻于她们，是一种通往财富与品质生活的捷径。不管男人通过什么途径致富，这种女人只需通过男人就能致富。虽然“做得好不如嫁得好”是这种女人投机取巧的一种惰性，但有钱的男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功倒是乐于接受这样的女人。那么有钱的女人呢？她们追求着浪漫纯情的爱情，当然不在意男方是否有钱，但十分在意对方的品位和帅气。不仅青年女性追求着婚姻的选择权，而且丈母娘也加入了决策，为了女儿的“幸福”婚姻，不断地加上附带条件，如房子、车子、位子等等。真正的爱情是不在乎这些世俗的物质条件的，但如果您碰巧遇上了这样的丈母娘和这样的婚姻，您就将这些当做更为具体化的和阶段性的人生奋斗目标，毕竟有目标的奋斗总比任性驰惰强得多。

要说结婚的“结”字，其搭配真可谓妙不可言！西方讲究的是丘比特的箭穿起两颗相恋的心。而中国则是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绳拴住两个人。中国的恋人喜欢在花前月下幽会，大概在这里容易遇见月老抛下的红绳。红绳用来结住两个人的心，让恋人们缠结在一起，不再分离。我总觉得中国的这一古老传说浪漫温馨，我仿佛感受到了那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约会，那种浓浓的情意和浓浓的期盼在四目交汇的那一刻笼罩着月朗星稀的静谧之夜。

然而，对于当今的很多中国夫妻来说，那种心心相依的缠结很快就会遭受到现实婚姻生活的侵蚀和磨损。在婚后的人生路上，婚礼上的温情变成了分开与不分开的纠结，若分开怕伤害对方和子女，若不分开又感到矛盾重重的婚姻郁结着忧愁和折磨。《荷花图》，（清）唐艾，纸本，设色，纵148.4厘米，横81.6厘米

6．婚戒之“戒”

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没有一件首饰，我直到上了大学才知道戴在手指上的那么一件首饰。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说“戒指”和“婚戒”这两个词时，我真的没有对这件首饰产生好感，总觉得做工精美、寓意浪漫的那么一件首饰以“戒”命名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猪八戒”。我们放弃或拒绝恶习时才用“戒”字。那么，“戒指”在“戒”什么呢？

甲骨文里的“戒”是长矛的两边有两只手，表示两手拿着长矛站岗。金文将长矛演化为“戈”，两只手移到戈的下面，两手持戈，表示戒备森严。《说文解字》解释说：“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戒”的本义是“警戒，戒备”，可以翻译成“to guard against”，也含有谨慎行事、不越规矩之意。比如，我们常常要告诫自己“戒骄戒躁”。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劝诫唐太宗“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意思是“看见引起自己爱好的东西，就想到应该知足来警惕自己”。我们常说的“戒烟”、“戒酒”、“戒赌”等等，意思是要“戒除、放弃”这些恶习，相当于英语中的“to abstain from，to give up”。魏征还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在安乐时想到危难，用节俭来消除奢侈。

但象征美丽和信义的戒指，为什么要用这个“戒”字？相传，戒指是古代西方的一位国王发明的。这位国王生性暴躁，喜怒无常。有一次，他想办一场大规模歌舞宴会，几个大臣提出不同意见。他当即勃然大怒，下令所有大臣一天不准吃饭。事后，这位国王又非常后悔，担心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会众叛亲离。想来想去，他想出一个办法。铸一个小铜环，套在自己手指上。如果再发脾气，猛一拍桌子，那个铜环就会将手震得疼痛难忍。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国王终于改掉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坏习惯，和朝里的大臣们和睦相处，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朝里的官员们获知了这个“秘密”，便也纷纷效仿，每个人都打一个铜环戴在手指上。

在我国古代，戒指主要也是“禁戒”之意。《五经要义》中讲：“古者后妃群妾御于君，作当御者，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环退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三余赘笔》根据《诗经》之注，也有这样的记载：“世俗用金银为环，置于妇人指间，谓之戒指。”古代帝王拥有众多嫔妃，她们在以礼进御君王时，必须经过宫中女官的登记，女官事先向各位发放两种指环，一种用金制成，一种用银制成。后妃适逢“当值”，便把银环带在左手指上；“当值”之后则将银环带到右手指上。如果某一后妃怀有身孕或适逢例假，不能接受君王“御幸”时，只需将金环戴到左手指上就是了，可以起到“禁戒”的作用，君王见了自回避之。指环后来传到了民间，为妇女在怀孕期所佩带，借以告诫自己丈夫在此期间应当“戒止”房事，故又称为“戒指”。

历史上，戒指除了作装饰和避忌以外，还可以充当爱情、婚嫁的信物。在当今的结婚仪式上常有馈赠“婚戒”之举。《南史后妃传》中就有“帝赠金指环，纳为贵妃”的记载。到了隋唐，男女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时馈赠戒指已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婚俗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戒指更成为一种信号和象征。不戴戒指，说明“名花待闺中，君莫误时机”；戴在无名指，表示“心有所归依，名花已有主”；戴在中指，意指“已坠爱情海，热恋进行中”。“戒”是爱情、婚姻、家庭、人生、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制衡力量，它遏制了人的私欲，制约了人的放纵，使人类社会按一定的限度平衡发展，它是中国文化发端之时的重要思想。孔子留给后人著名的“三戒论”，至今都指导着我们的人生。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足，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由于发育不成熟，不能早婚，不能迷花恋蝶，沉迷于儿女之情。中医历来反对贪色纵欲，主张节欲以养精，藏精而健身，所以要“戒色”；壮年时，是气刚任性、好胜善斗的年龄，人应平心静气，和谐宽容，所以要“戒斗”；老年时，体力已经虚弱，不要再竭力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如果贪婪无度，挖空心思地谋取个人利益，就会大伤元气，损身折寿，所以要“戒得”，即“戒贪”。

信奉宗教的人更是强调“戒”的人生体验，要按照“清规戒律”来生活，这一点在佛教里甚是严格。佛经中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见《增一阿含经》卷一等）佛门称为“七佛通戒偈”，是制定一切戒律的总纲。“戒”的种类较多，主要有四种，即在家的五戒、八戒和出家的十戒、具足戒。五戒是在家信徒日常遵循的行为准则，内容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五戒实际上是所有戒律的基础。八戒则是在家信徒仿照出家人而临时奉行的准则。如八戒中的“不食非时食”（即过午不食）便是僧戒。又如八戒中的“不淫欲”也比五戒中的“不邪淫”严格。八戒与十戒近似。十戒是初出家的沙弥的戒律。至于具足戒，则是出家人的正式戒律，具有男女之别。比丘的具足戒有二百五十条，比丘尼的具足戒多至三百八十四条（俗谓五百条）。

大乘除沿用上述戒律外，别说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和三聚净戒。“十重戒”指“杀、盗、淫、妄语、售酒、说四众过、自赞毁他、悭惜加毁、瞋不受悔、诽谤三宝”，僧尼犯有“十重戒”，即构成“破门罪”，将被逐出山门。“四十八轻戒”包括“不敬师友戒、饮酒戒、食肉戒”等等，犯戒可以原谅，但要戒惩。“三聚净戒”重在修一切善，利益众生，所以又叫“菩萨戒”。“菩萨戒”始于后秦鸠摩罗什，盛行于南朝梁、陈二代。“菩萨戒”通行于僧俗，如梁武帝、陈文帝等均称“菩萨戒弟子”。菩萨戒的基本宗旨是“止恶行善”。止恶与行善是相辅相成的。止恶，谓之“止持戒”；行善，谓之“作持戒”。大约在魏、晋时期，中国便有设坛传戒的仪式。据说如仪受戒的人，心中便能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称为“戒体”；接受的具体戒条以及持行程度，称为“戒相”。出家人一举一动都符合戒律，叫做“威仪”，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由是观之，中国文化将戴在手指上的那个环取名为“戒指”，其文化寓意深刻，它标示爱情婚姻应该是在一定的“戒律”下进行的，不能等闲视之，亦不可儿戏为之，违反有些戒律会毁掉婚姻，甚至会夺取一些人的生命。所以，有人在爱情悲剧发生之后，无限唏嘘地说：“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违反戒律之后，又回到了“戒”。

7．光棍之“棍”

时下，在商业文化的大力推动下，光棍节已经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充分体现中国创新精神和幽默感的重大节日，是年轻人的狂欢节，是对自由奔放的单身生活的宣泄，也是对美好爱情的渴望。

这一节日的创造不得不归功于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的完美结合。据说在1993年，南京大学“名草无主”寝室四个大学四年级学生经常在晚上举行“卧谈”，一段时间卧谈的主题都是讨论如何摆脱光棍状态，卧谈中创造性地想出了以即将到来的11月11日作为“光棍节”来组织活动。11月11日是一年之中月份和日期含有“1”最多的一天，“1”从语义上讲是“单一”、“不成双”之意；从形态上看，与“棍子”很相似。从此，光棍节逐渐发展成为南京高校以至各地大学里的一种校园趣味文化。

这个节日的确是个悖论。一方面，年轻人在这一天庆祝单身状态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疯狂购物，尽情狂欢，体会“只羡光棍不羡仙”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渴望美好的爱情早日来到。社会上也有年轻人特意将婚礼定在这一天，就是为了赶上四个“1”的吉利，希望这“一心一意的爱，一生一世的情”能带给他们幸福。这一天就像《单身情歌》一样充满悖论：既然是“单身”，何谈“爱情”呢？然而，这个悖论刚好体现了渴望爱情的悲苦心理，“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所以就有激情“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想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悖论还在于“棍”字。如此受到社会热捧的“光棍节”的“棍”字被用来称呼某一类人的时候，具有很强的贬义，常常指“具有某种恶劣嗜好的人”。比如，沉溺于赌博的人被称作“赌棍”；耽于声色的人被称作“淫棍”；凶神恶煞的人被称作“恶棍”；长期混迹于某一党派之中，并擅长党派斗争的人被称作“党棍”。在过去，“光棍”没有什么好名声，是人们避而不谈的词。我小时候，邻居家有个娶不到老婆的男人，父母严禁我称呼他“光棍”，因为会遭到他的暴打。可见，“光棍”在过去是一个侮辱人格的词汇。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国外的文化，“光棍”的贬义逐渐消失，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甚至以“单身贵族”而自居。为什么我在这里说是受国外文化的影响呢？因为西方历史上的确出现过终身未婚的“单身贵族”。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柏拉图（前427年—前347年）了，他是“精神恋爱”的鼻祖，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1533—1603）也是终身未嫁，她因为政治而放弃婚姻。她在位44年间，英国的宗教斗争非常强烈，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她本人信奉新教，找一个天主教的丈夫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找一个新教的丈夫，如莱斯特伯爵，会立刻加剧宫廷内的宗派斗争。无论她选中谁，都不会有好结果。因此，她牺牲了自己的婚姻，成功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而且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西方钻石级的光棍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1519）、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兼数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兼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德国音乐家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瑞典科学家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荷兰印象派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等等。这些光棍们以其聪明才智大大地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人都得以传宗接代为天大的责任，社会地位稍高的男人不仅要结婚，而且要早结婚，娶上三妻四妾，确保留有子嗣。因此，除开英年早逝、来不及结婚以及穷得娶不上老婆的人，我们还真难从中国古代社会上找到影响历史进程的光棍了。倒是到了现当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坚持独身的人，比如，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1895—1984）。据说，他一生深爱着林徽因。我想林徽因应该是中国最幸福的女人，她一生捕获了三位社会精英的心：大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梁思成、大哲学家金岳霖。她嫁给梁思成后，金先生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1955年，林徽因去世时，金先生以一种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送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下联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去世后，她的丈夫梁思成都曾续弦，而金先生终身未娶。

其实，光棍们推动社会发展远不及光棍之“棍”。棍是原始社会主要生产工具之一，人类使用它狩猎、搬运，甚至耕作、驱赶凶猛的动物。毫不夸张地说，棍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人类最初学会书写用的是一根小木棍，后来这根小木棍演化成了今天各种各样的笔。中国人吃饭所用的筷子也是由最初的两根小木棍或竹棍发展而来的。棍也是最早用于战争的武器之一，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兵器，素有“百兵之首”之称。在明朝抗击倭寇的斗争中，一些地方的僧兵就曾经装备大量铁棍作为武器，有效地压制了倭寇长刀的威力。

因长短粗细不同，棍的名称也各异，如汉语中的“棒”、“杖”、“杠”、“杆”，英语中的“stick”、“cane”、“rod”、“club”、“scepter”等等。

拐棍，又称拐杖或手杖（stick，cane），是辅助行走的器械。可别小看这根棍子，它背负的文化内涵可丰富着呢！汉朝时候，朝廷给年过七十的老人赠送玉制的手杖，祝福他们健康长寿。手杖古时又名“扶老”。东晋陶渊明《归去来辞》曰：“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是“拄着拐杖走走歇歇，时时昂首观看远方的青天”，这是陶渊明辞官之后想象出来的一幅美丽画卷：轻松悠闲，走进自然，融入天地。他对官场仕途已十分厌倦，终于在田园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清朝书画家郭松岩写过《手杖》一诗：“月夕花晨伴我行，路当坦处亦防倾。敢因持尔心无虑，便向崎岖步不平。”颂手杖而寓哲理，兼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

唐、宋时期，皇帝赠送有功之臣扶杖，以兴惜贤敬老之风。唐代名将李靖因年老有足疾，上表恳请引退。贞观八年，唐太宗特下优诏，亲授“灵寿杖”，以“助足疾也”。此杖顶端饰有龙头，杖高过头顶二三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为历代帝王赐予少数开国元勋或忠门父祖之赠礼。熟悉京剧的人都见过龙头拐杖，在《打龙袍》一戏中吕国太拄着龙头拐杖，在《百岁挂帅》和《太君辞朝》中，佘太君手执皇上特赐的龙头拐杖。唐朝施肩吾（780—861）的《山居乐》曾提及龙头拐杖：“鸾鹤每于松下见，笙歌常向坐中闻。手持十节龙头杖，不指虚空即指云。”如此仙风道骨的描写表达了“尊老”的愿望和寿比天高的渴望。

中国古代传说还想象出寿比天高的仙人们拄着九节杖。宋朝朱翌（1097—1167）《重午菊有花遂与菖蒲同采》有诗句：“仙人九节杖，东坡一枝香。”陆游的《赠持钵道人》说：“右扶九节杖，左执七缀钵，何尝有定止，到处可生活。”元朝诗人元好问（1190—1257）的《游黄华山》也提及：“手中仙人九节杖，每恨胜景不得穷。”更有唐朝诗圣杜甫的《望岳》诗云：“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他在描写高山胜景的同时，抒发了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情怀。

不管是仙人还是凡人，在中国文化中，拄拐棍的基本上都是年长者（除特殊情况的年轻人外）。而在西方，曾经年轻人也有持杖的风尚。手杖、礼帽、西装是绅士衣着的必需品。年轻人为显示绅士风度，一定要持杖，就连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也时刻不忘持着手杖。特制的棍子还象征着权力和使命。希腊神话中的十二主神之一赫尔墨斯（Hermes）手持的权杖（scepter）最初被描绘为一节木棍，或末梢有两个分杈的橄榄枝，并饰以花环或缎带；后来花环改为两条蛇，并在权杖上添加了一对翅膀，以代表赫尔墨斯的速度。赫尔墨斯的象征正是这种双蛇缠绕的使节杖（又称“双蛇杖”），他是传说中掌管商业的神。

欧洲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君主都有一根象征皇权的权杖。与作武器的棍棒不同的是：权杖外表并不包铁，而通常都是包金，或饰以各种宝石。其中被视为无价之宝的权杖应属英国皇家权杖，上面镶嵌一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非洲之星1号，也称“库里南1号”，重530.2克拉，为水滴形，琢磨了74个面。权杖还有元帅权杖、教皇权杖、法老权杖等，其形态各有不同，但都是一根棍子。

还有一种特殊的棍子，担负着崇高的使命，被用来从事外交活动，这就是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所持的节杖，也称作专使符节，在外可以代表皇帝和国家。汉代的专使符节是“以旄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将命持之以为信”（《汉书》卷一《高祖纪》，颜师古注）。如苏武（前140—前60）出使匈奴，持汉节十九年而不弃，《汉书·苏武传》中述苏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作为外派专使，苏武以其威武不屈的精神名垂青史。

棍子还被用来指挥乐队演奏，即指挥棒。它是木质的，质轻，有一定的韧性，是绝大多数音乐指挥的必备，它帮助增加指挥的表现力，并起到节拍器等许多功能。这种棍子始见于1594年，当时的指挥棒比较像一支打磨光滑的木制手杖，是修女唱歌时使用的。而今天较常用的小棒，大概在1820年前后出现，由德国作曲家、小提琴家及指挥家路易斯·施波尔（Louis Spohr，1784—1859）引入使用。在此之前，指挥家并不允许使用指挥棒演出。

看来，棍子的使命非常崇高，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光棍们怎不因之而倍感光彩？《苏武牧羊图》，（清）任伯年，纸本，设色，纵142.5厘米，横77.5厘米

8．“两个人”的世界

选用这个标题，你会以为我要写一篇爱情故事。其实不然。我将要从文字的角度探讨“两个人”对中西文化造成的影响。“两个人”在汉语中能组成那些字？如果从现代汉语中寻找的话，你也许会想到“从”、“天”、“夫”、“仁”、“俩”等等。然而，现代汉语不是汉语的本源，是汉语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改良，它不是影响传统文化的语言，而是被传统文化影响的语言。如果要追溯我们的文化如何受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我们就得寻找我们语言的本源，至少要追寻到小篆或甲骨文。在甲骨文里，“俩”是不存在的；“天”是一个大人头上划了一条杠，表示人的头顶；“夫”是一个大人头上插这一根簪子，表示成年男子。所以，上述三个字都不是“两个人”组成的。追溯到甲骨文，除了“仁”和“从”外，“两个人”还构成“元”、“比”、“化”和“北”字。而这六个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能反映出中国传统的人性理念。“元”字在甲骨文中是人的形象上面加个“二”字。我不能完全肯定这个字是“两个人”组成的，但我们可以从《康熙字典》中找到证据：“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为元，在人为仁。”“元”的本义是“头”，“开头，起头”即为“开端”之意。《说文解字》曰：“元，始也。”“元”就是“开始，根源（source，origin）”之意，如“元初”、“元由”、“元始”。你也许会吃惊，这三个词不是“原初、原由、原始”吗？在现代汉语中，如果你使用前三者，老师会批评你使用了错别字。但在元朝之前，我们的汉语的确使用的是前三者。元朝统治者为避国名之讳，改用后三者了。“元”乃“首”也，而“元首”在古代中国即为“国君，皇帝”。《广雅》曰：“元，君也。”文天祥（1236—1283）在其诗《得儿女消息》中写道：“故国斜阳草自春，争元作相总成尘。”“元”还有“天”之意，《淮南子·原道》中说“执元德于心而化驰若神”，“元德”即“天德”。

我们的祖先有探究事物本源的传统，努力寻找世界之“元”。《易经》的第一卦是乾卦，表示“天”，第二卦是坤卦，表示“地”。《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意思是“天的功能是万物创世的伟大根源，通行无阻，祥和有益，无所不正，而且执着”。《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家看来，世界之“元”乃道也。古代的蒙学基本上都是先教儿童认识世界之“元”。比如，《千字文》的开篇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幼学琼林》之卷一也是探寻世界本源开始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中国人的传统是很关心我们是怎么来的，而不关心我们是怎么结束的。只有在讽刺小品中才会出现 “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只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这样的话语。“仁”字从人从二，意思是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愿意走在一起，表明相互之间都有亲近的要求，否则就不会走在一起。“仁”是中国古代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相当于英语中的“benevolence”）。孔子把整个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仁”是什么样的道德境界呢？“仁”首先是一种完美的美德（perfect virtue）。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是“至于仁德的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别人一同过得好。凡事切近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地去做，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仁”是一种博爱（humanism）。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孟子也提出“仁者爱人”的观点，他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的人。“仁”也是一种温良的性情（kindness）。《礼记·儒行》曰：“温良者，仁之本也。”《诗经·郑风·叔于田》有诗句：“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诗经·齐风·卢令》也有诗句：“其人美且仁。”孔子也总结了“仁”五个方面的含义及功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够到处实行五种优良品德就是‘仁’。”子张说：“请问是哪五种品德？”孔子说：“恭敬、宽容、诚信、勤敏、惠人。恭敬（reverence）则不会招致侮辱，宽容（tolerance）则能够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faithfulness）就会被人任用，勤敏（industriousness）做事的效率就高，给人恩惠（kindness）就会让人听从指挥。”“从”的形象是两个人并排行走。《康熙字典》上说：“二人向阳为从，向阴为比。”也就是说，两个人面对太阳并排而立构成“从”字，背对太阳而立为“比”字。“从”字中有两个人，而且是并排着的，这一形象按理说应该突出“平起平坐、并列、平等”的含义，然而它的本义与之相去甚远。可见，中国文化在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从一开始就缺乏“平等”概念，而是突出“主从关系”和“对立关系”。“从”的含义有“随从（to follow）”、“服从（to comply with）”、“听从（to obey）”或“次要（secondary）”的意思。屈原在《楚辞·卜居》中写有“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他在流放三年后，没法见到楚王，心里烦躁，不知道听从谁。即便是伟大的诗人，屈原始终把自己放在从属于楚王的位置上，在流放期间，一直希望得到楚王的召见，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诗经·秦风·蒹葭》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里的“从”字有“跟随”之意。《说文解字》曰：“二人为从，反从为比。”从形状上讲，“比”是“从”的反面。“比”的本义是“并列，并排”。《尔雅·释鸟》有句“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意思是说鹣鹣这种鸟不并排不飞；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说“在天上愿作翅膀并排飞行的鸟，在地上愿作枝干合生的两棵树”。我们现在使用“比”更多的是“对比（to contrast）”、“比较（to compare）”之意，这里就暗含有“对立”的含义了。苏轼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把“西湖”与“西施”相比，以衬托西湖之美。毛泽东也写有“欲与天公试比高”。可见，一代伟人，气势干云，敢与天公比高低。孔子给“比”字赋予过贬义，他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他的意思是：君子无论和什么人交往都能一视同仁，从不拉帮结派；小人却总是喜欢和自己相近的人结成小圈子，一起排斥异己者。

甲骨文中的“化”字像两个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因此，“化”的本义是“转变，改变（convert，transform，change，alter，transfer）”。《易经》中“变化之道”为“在阳称变，在阴称化，四时变化。”或曰：“春夏为变，秋冬为化，坤化为物。”《荀子·正名》解释“化”时指出“状态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含有“转变”之意的“化”字见于一些常用词中，如：化险为夷、化整为零、胜败若化（《国语·晋语》）、因时而化（《吕氏春秋·察今》）等等。古之圣人常常采用言传身教来转变并提升民众，谓之“教化”。儒家十分重视“教化”，提倡政教风化、教育感化。《诗·周南·关雎序》将诗的功能定为“美教化，移风俗。”汉朝桓宽在《盐铁论·授时》中写道：“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唐朝元稹（779—831）有诗为证：“教化从来有原委，必将泳海先泳河。”（《骠国乐》）“化”还有“感化”、“转化”、“消化”等含义，究其本义，均离不开“变”。

最后说一说“北”字。《说文解字》曰：“北，从二人相背。”清代段玉裁注：“北者，古之背字。”今之“背”字在很古老的时候专指人之后背，而表示“背叛，违背（to violate，to disobey）”含义的字为“北”，但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北”已不再表示“背叛”或“违背”。

从“两个人”构成的这六个字基本上可以表现出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运作模式。在中国，如果一个单位里只有两个人，他们不可能平起平坐、地位平等，其中一个人必然处于领导的位置，要当“头儿”，谓之“元”；另一个人要从属于他，谓之“从”。当领导的人要施恩于下属，以便于更好地驱使下属，这就是“仁”在起作用了。有些时候，下属并不安分，明着服从领导，暗地里与领导较劲，即为“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态势会产生转变，下属会超越上司，他们的关系就成了“化”。随着地位发生变化，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并相互背离，最后很可能发展成“对着干”，就是“北”了。《两姐妹》，（法国）泰奥多尔·夏斯里奥（1819—1856）《双英图》，（清）禹之鼎，绢本，设色，纵136厘米，横56厘米

9．称呼的文化

称呼是一种文化，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文化的思维传统和价值取向，是社会生活的交际手段和人际沟通的先导，是尊重他人和追求自我的体现。

虽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将“称呼”翻译成“address”或“call”，但汉语中的“称呼”或“称谓”要比“address”或“call”复杂得多。从字面上讲，“称呼”之“称”本义为“测量某个物体的重量”。古人云：“称所以知轻重。”同英语中的“weigh”一样，“称”引申为“权衡”、“评估”之意。《楚辞·惜誓》（非屈原所作，疑为汉代贾谊所作）中云：“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尽管字典指出“称呼”为“叫做”、“呼喊”之意，与“称量”无关，但当你称呼某个人时，你不得不承认你也在“权衡”、“评判”这个人，“评判”他的社会地位、伦理关系、教育状况和年龄状况等等；在“评估”他人之时，也体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在社会地位方面，中国古代称呼“皇帝”为“陛下”，称呼“王子”和“公主”为“殿下”，称呼“长官”为“阁下”。虽然这些称呼都带有“下”字，但一定不要以为被称呼的人在称呼人之下，恰恰是在其上。比如，称呼皇帝为“陛下”是指臣子匍匐在台阶之下，称呼高高地坐在高台之上的那个人。汉朝蔡邕（133—192）所著《独断》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阶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

同样，“阁下”也是如此。阁本指官署，也是一种官职，如包拯的官职就是龙图阁大学士，今人所说的内阁和内阁总理的意思也与此一样。所以，用站在阁下的侍从者代其称呼，既是对尊者的尊敬，也是尊者所面对者的自谦。

从“陛下”、“殿下”到“阁下”，我们似乎看到雄伟的皇宫前宽敞的台阶、王公贵族居住的宫殿和大臣们居住或办公的楼阁。官阶一步一步地下降，其对应的建筑物的规模也随之变小。中国人的思维在这里体现为“形象而又务实”，从一个人居住条件的实际出发，称呼他并评判他的社会地位。

与上述称呼相对应的英语表达法是，在英国直接称“国王”或“女王”为“Your Majesty”，间接称呼他们为“His Majesty”或“Her Majesty”（为叙述方便，下面只谈间接称呼男性）；称呼“亲王”和其他皇家成员为“His Highness”；称呼“公爵”和其他有爵位的贵族成员为“His Grace”；称呼“首相”及其他政府官员为“His Excellency”。“Majesty”本义为“威严，庄严”；“Highness”则是“高贵，高尚”之意；“Grace”为“雅致，优雅”之意；“Excellency”意为“优秀，美德”。英语中这些称呼不是以建筑物的规模来判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是更强调一个人的品格修养。国王或女王要有“威严”。在当今的英国，女王的威严不再是法律或权力赋予的，而是要靠“做万民表率，为全体国民树立个人行为操守的典范”。作为君主，女王仪态庄重，一丝不苟，而且总是非常严肃。她从来不打哈欠，也从来不会显得坐立不安。皇室子弟从小就要培养绅士风度，要注意举止优雅、文明礼貌，看重身份，注意修养，恪守诺言，尊重法规。有此品德，其人格难道不显高贵吗？首相及政府大臣要求出类拔萃，品德优良，以配得上“His Excellency”这一称呼。由此可见，英语中这些称呼更注重被称呼者的内心操守和品德修养，是精神化的人格追求，而非物质化的等级表征。

除“陛下”、“殿下”和“阁下”外，汉语中还有“足下”的称呼，不过这是对地位相当的同辈人的称呼。它的来历还有一段悲惨的故事：春秋时，介子推（？—前636）曾随落难的晋文公逃亡达19年之久，备受困苦。在饥寒交迫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介子推为保晋文公的命，曾忍痛割股肉为其充饥，让晋文公感激涕零。后来，晋文公时来运转，终于重又执政。他不忘旧情，遍赏落难时的追随者，唯介子推隐居绵山，坚不受封。无奈，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想逼他出来，但性格倔强的介子推，宁愿抱树被活活烧死，也不改初衷。晋文公闻此噩耗，亲往抚树哀哭，继而伐树做成木鞋。每天穿着木鞋，连声哀叹：“悲乎，足下！”念念不忘割股之情。足下之称，由此而生。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朋友之间互称足下，不正是情谊深厚的表现吗？

尽管有时中国老百姓有些仇官仇富的心理，但中国人的心底里有一种恋官情结，对有官位的人必定会以官衔相称。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在肃宗时任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晚年时封荆国公，故世人又称他王荆公。大概是因为当官可以光宗耀祖，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人生追求莫不是官场升迁。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文坛上几乎没有职业的诗人和作家，只有确确实实的政府官员。屈原不是为文学而献身，而是因为政治失意而跳进汨罗江。几千年来，屈原受到了普遍赞誉。但我认为他也是使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先导，使得后世的诗人们竞相在政治舞台上角逐。

中国官场等级森严，从上至下有着不同的称呼，如部长、厅长、处长、科长、局长、院长、庭长、海关关长等等。称呼官员时必须处处小心，一定得弄清楚他的级别，决不能将一个厅长喊成了处长，否则你就别想办成事了。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个人的级别喊高了，一般不甚要紧，被称呼者可能因此而心花怒放，于是就积极主动地把你的事处理好了。跟商场上的人打交道，称呼起来更简单。只要是负责人，你都可以称之为“老板”或“什么总”，比如“张总”、“李总”等等。

西方政府里的官员也有等级，但称呼却不容易体现出来。比如，一国之总统被称为“president”，一校之校长也是“president”；纽约市市长被称为“mayor”，一个小镇的镇长也是“mayor”。“director”更是应用广泛，不分级别。当然，汉语中也有不分级别的称呼，如“主任”和“书记”。西方社会里，对地位级别相当高的官员才用官衔称之，如“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卡梅伦首相（Prime Minister Cameron）”。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西方政府官员不适合用官衔称呼。你要是将“希拉里·克林顿”称呼为“希拉里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 Hilary）”或“克林顿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你会觉得非常拗口。我们可以用汉语称呼“张部长”和“李导演”，但不可以用英语称呼“Minister Zhang”和“Director Li”，否则就觉得别扭。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很深学术造诣的人的称呼都喜欢用学术头衔，如“张博士（Doctor Zhang）”、“李教授（Professor Li）”等等。这既是对被称呼者的学术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其的褒奖。但低于这一头衔的则不可随便用学术头衔称呼。所以，你不能称呼“张学士（Bachelor Zhang）”、“李讲师（Lecturer Li）”。

曾经，我们不分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的区别，平等地相互称呼。在1949年前，我们曾优雅地称呼男性为“先生”、未婚女性为“小姐”、已婚女性为“太太”；1949年后，我们相互之间称呼为“同志”。随着社会的变革，职业观念发生了变化，“先生”、“小姐”和“同志”有时成为对色情从业人员和同性恋人士的称呼。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文化观念多元化，价值体系也变得复杂化，因而像“同志”这样单一的、普世的称呼也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大街上，当你想找陌生人问路时，你也许真的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了。一些人喜欢用“师傅”的称呼，但往往让非制造业蓝领人士有些反感，因为这一称呼好像在判定对方为“工人老大哥”。

不管社会如何发生变化，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有一点总是行之有效的，那就是用升格的方式称呼对方，总会引起对方的好感。见到商界从业人员就称之为“某总”，见到大学老师就称其为“某教授”，见到女性就叫“美女”，见到男性就称“帅哥”。这些称呼往往让人感到骄傲，让其身份地位在心理上得以提升。让人一天有了好心情，何乐而不为呢？

对亲属关系的称呼，汉语与英语有很大的差别，汉语可谓纷繁复杂，而英语则简单得多。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人伦关系，自古以来就把人伦关系看做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称为五伦，认为这种尊卑、长幼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即为“伦常”。破坏或逾越“伦常”将会遭受重大打击。《朱子家训》有言：“伦常乖舛，立见消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处理人伦关系时，应遵守“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孟子·滕文公上》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舜）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三字经》上说：“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九族”实际上指出了“长幼有序”，“十义”则暗含“上下尊卑，内外有别”。这一文化规约性导致了人伦关系的称呼纷繁复杂，有直系亲属的称呼、远房亲属的称呼、父系亲属的称呼、母系亲属的称呼、同宗同族的称呼等等。

西方人伦关系的称呼则简单得多，这与西方文化淡化人伦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人伦关系不清晰，内外远近关系不分明，英语中有关人伦的称呼要比汉语简单得多。比如，“uncle”要对应“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以及远一些的“表舅，堂叔”等等；“aunt”要对应“伯母、婶婶、舅妈、姑妈、姨妈”等等；“cousin”包含面更广，要对应“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以及有亲戚关系的、与父母同辈人所生的所有孩子。把美国政府的绰号“Uncle Sam”翻译成“山姆大叔”也许并不准确，为什么不可以译为“山姆伯伯”或“山姆舅舅”呢？同样的，将Uncle Tom’s Cabin翻译成《汤姆叔叔的小屋》也不一定准确。然而，我们现在无法确认究竟怎么翻译才是准确无误的，这里根本没有准确的翻译，因为汉语和英语在伦理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别，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称呼。

西方文化中，不仅内外远近关系不分明，而且长幼关系有时也是无序的。儿子可以直接称呼父母的名字，孙子也可以直接称呼祖父母的名字。他们觉得这样会使家庭关系更加亲密，相互之间更加信任。名字更不用避讳，为了表示亲密的关系，祖孙三代可以取同一个名字。为了称呼方便和区分起见，只好用序号表示了。于是乎，微软总裁的名字变成了“威廉·盖茨三世（William Gates Ⅲ）”。

自谦、内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一大特征，在称呼中，我们往往采用“贬低自己，抬高他人”的方式，因此产生了“谦称”和“尊称”。“晚生”，是在前辈面前的谦称；“不肖”、“小子”，是在父兄面前的谦称；“卑职”、“不才”，是在上司面前的谦称；“仆”，是在主人面前的谦称；“奴”，是女人通用的谦称……这些都是谦和的人生价值观念的体现，并非自己真的什么都不好，无才，只能如奴仆一般。

他称，既有自谦的一面，更有对他人特别尊敬的一面，所反映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处处以他人为尊的人生态度。台，原是位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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