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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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建国：新中国经济战线的第三大战役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的决策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竟争和没收。竟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
●周恩来说：“那么在这期间，总还要跟资产阶级搞团结合作吧！因此不是搞垮它的问题。”
●张玉美高兴地回答：“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10多年的历史，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变为新人中央初步提出三大改造
1948年9月的一天，在河北西柏坡，秋高气爽，看不出有任何的战争气氛，一切都那么平静。
一间普通平房里，缭绕的烟雾顺着门缝飘散，正如战场上的硝烟一样弥漫开去。
屋内，正在进行着不亚于指挥一场战争的新的战役也就是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当谈到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时，毛泽东就明确地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竟争和没收。竟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
此时，刘少奇也表示道：“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进一步规定：
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何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经常思索的问题。
建国伊始，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就提出了继续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思想。
于是，我们党对过渡时期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顺利进行，逐渐地有了新的认识。
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谈到何时实现社会主义和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与资产阶级是继续合作下去，还是同它搞翻？今天没有哪一个同志这样说，大家都还是说搞社会主义要15年左右。那么在这期间，总还要跟资产阶级搞团结合作吧！因此不是搞垮它的问题。”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要求到1952年底前完成恢复时期的各项工作，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新阶段。
10月7日，周恩来在招待应邀参加我国国庆典礼的各国外宾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要走向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
12月1日，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
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准备以20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必须建立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1952年我国提前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五”计划的问题的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会谈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新的设想：
从现在起逐步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即逐步实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算起15年完成，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
当时，党中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向他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
10月24日，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后，在会见中国代表团时，对中共中央的设想，做了肯定的评价。
斯大林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于是，中央对三大改造问题，逐渐有了一个大致的改造方向和步骤。
毛泽东调研各类经济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
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
此时，全国还处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毛泽东之所以此时视察工作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当时，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于是，毛泽东开始南下，到武汉等地视察工作。
2月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的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
此时，在毛泽东的专列上，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因为毛泽东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
同时，在列车上，还有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和张玉美等同志。
会谈开始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高兴地回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接着，张玉美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70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20%。
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最后，毛泽东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
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
2月17日晚，毛泽东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
在吃饭中间和饭后，毛泽东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谈中，毛泽东表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在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说：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达安庆。
到达安庆后，毛泽东在安庆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对安庆进行了视察。
视察中，毛泽东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安庆的地方干部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
一次，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等人正准备汇报工作，毛泽东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
傅大章说：“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
毛泽东说：“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
当谈到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
毛泽东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7项或8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一路上，毛泽东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
同时，通过这次视察和调研，毛泽东对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有了更为详实的想法。
中央决定实施三大改造
1953年春，中共中央委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调研。
调查组成员还包括中央统战部的郑新如、黄铸及国家计委的勇龙桂等同志。
调查组在李维汉的带领下，始终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深人调查了建国后头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
从4月中旬起，调查组在武汉工作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
在汇报和座谈中，与会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反映给中央。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
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调查组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调查组加深了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的认识。
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李维汉做了几次重要讲话，这对这调查组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
上海调查之后，调查组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通过调查研究，调查组对建国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等重大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了他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之后，明确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
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
看到这个报告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报告要提交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还专门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提纲。毛泽东在提纲中是这样写的：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1953年6月15日，正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刚刚进入夏天的北京，早已烈日炎炎、酷热难当。
然而，共和国的领袖们却不畏酷暑，为着共和国的昌盛而辛苦忙碌。
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10大城市的市委书记。
这次会议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专门召开的。
在此次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调查报告。
在会上，毛泽东还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这一建议，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并开始作为党的总路线正式向下传达。
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做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刘少奇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
2月10日，经过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批准，促进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顺利进行。
二、农业的改造
●廖鲁言在会上说：“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达后，下面干部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信心提高了，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老张笑着对陈永贵说：“永贵，听说这里已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地界都刨啦！”
●许鸿基着急地说：“这样下去怎么能多生产农业机器，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呢？”
中央推行农业合作化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局、省委的代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明确提出：
根据土改后农村的具体情况，要克服农民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使广大贫困农民迅速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国家得比较多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同时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工业品有广大的销售市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
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在解放前就出现了。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论合作社》的报告，就曾高度评价了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他说：
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挥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并大大发展了生产。
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
……
这个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
1943年，冀中平原遭受严重旱灾，收获无几，加之日本侵略军经常清剿“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难。
危难之际，中共饶阳县委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口号。
耿长锁带头响应，他动员、组织五公村卢墨林、李砚田、乔万象3户贫农成立了土地合伙组，全组共22人，40亩地。
在没有牲口大车和农具不全的情况下，耿长锁带领土地合伙组的成员苦干巧干、历尽艰辛，为了粉碎敌人的抢粮企图，采取快收、快打的方法，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亩产量超过了一般中农户。他们还利用农闲之机开展起打绳作业，为全县“组织起来，生产度荒”树立了榜样。
耿长锁等人的行为，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使五公村成为冀中平原上的红色堡垒村，他所建立的土地合作组被誉为“冀中花开第一枝”。
新中国解放后，特别是全国各地土改的完成，全国农民对农业合作热情高涨起来。
1949年底，解放较早的东北，很快完成了土改。然而，土改不久很快就出现了买卖土地、雇佣剥削、放高利贷等现象。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又是小商品经济，它们的生产受到市场流通和交换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多数人贫困破产，少数人发财致富，发展的结果必然出现两极分化。
随后，山西和全国各地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问题，个体农民力量的单薄已经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针对此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指示有关同志准备召开互助合作会议。
1951年9月，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专门研究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问题。
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9月会议草拟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
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952年8至9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对《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检查如何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到1952年初，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在党内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推行起来。
地农民支持合作化
1952年11月，宣传部门组织从苏联参观回国的农业劳动模范，对集体化农业的好处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全国全面丰产模范耿长锁说：“苏联集体化农业的好处说不完。我们那里常受旱涝的威胁。但在苏联，坡地不旱，洼地不涝，都长得好庄稼。因为苏联不靠天吃饭。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改变着气候。防风护田林带、水渠和人造雨，使土壤保有充足水分。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吉林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人韩恩说：“一看苏联农村，就觉得我们的道路是广阔的。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初步的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农场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只要大家努力，那么苏联的集体化农业离我们是不远的。
全国著名的农业丰产模范李顺达说：“苏联集体化的农业真好。苏联地大，经过集体化之后，把土地集中起来，能够充分地使用劳动力和机器。从苏联的经验看来，要集体化就要把小块土地联成大块，要制造大机器，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这些宣传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宣传，全国广大农民开始积极支持农业合作化了。
1952年年底，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接到通知，昔阳县委指派他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方法。
在去晋中地区的路上，陈永贵看到有些村庄成千成百亩的土地连在一起，三十一伙，五十一群的农民正在地里施肥，整地，偶尔还能看见一两部拖拉机在田地里忙碌，翻起一行行黑色的土块，抽水机则“哗哗”地在往地里灌水。
这下可把陈永贵吸引住了，他惊奇地问坐在身旁的老张说：“老张，这儿的农民怎么有这么多的土地，一块地就有上百亩？”
老张笑着对他说：“永贵，听说这里已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地界都刨啦！”
陈永贵一听，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感兴趣了。
一到目的地，陈永贵迫不及待地找到接待的同志，要他介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培训结束以后，陈永贵立志在大寨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归途。
接下来，陈永贵主动带领大家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经过几天的学习，大寨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初步的认识。一张张入社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飞到陈永贵和村支部委员们的手里。
有的村民特意到陈永贵和支委们的家里表示入社的决心。
大伙立即推派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和老贫农贾耕云，到县里去申请办社。可是，陈永贵他们一到县里，却被那个上面派来的办社工作队队长泼了一瓢冷水。
办社工作队队长说：“上级决定昔阳县先办3个试点社，你们要办，年后再说，现在可不能乱来。”
这意外的消息，使大寨人从头冷到脚，大家都撅着嘴，生气地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组织起来力量强，办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偏要等到以后呢？”
陈永贵看到大家这样迫切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打算组织村民们先试着办一个，也可以积累一些经验。
陈永贵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村里的大队干部和群众们，大家一致赞成，并决定马上做办社的准备工作。
但是，要做办社的准备工作，还得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当会计。大寨村的人，在旧社会里都是靠扛长工、打短工过日子的，都没进过学校门，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认不上来。逢年过节写副对联呀，农具上写个字呀，都要去请人代写。现在没有个会计，大家的心里都急起来了。
会计到底叫谁担任呢？陈永贵想起了贾承让。
贾承让是贫农的儿子，在旧社会里扛过10多年长工，下过三四年煤窑，讨过几年饭，解放后念过3个月的冬学。
陈永贵找到贾承让，对他说：“承让，你先干起来，在干中学嘛！”
贾承认接受了大队的任命，并且开始认真学习有关会计的知识。
贾承让不会打算盘，就虚心地向会的人去学，记账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上个记号，总算把账记了下来。
办社的准备工作做好后，秋收也已完毕。
这一天，大寨的村民像过节日一样，在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的带领下，排着队，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捧着用大红纸写的申请书再次到县里去申请办社。
这次，县里同意大寨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入社的农户限制在30户以内。
批准办社的消息传到大寨，大寨人听说只批准办30户的小社，大家的心里又像吊上一块石头。
在党支部里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陈永贵、梁便良、贾进才等多数干部认为，互助组就有49户了，办社只能扩大，不能缩小，要办，49户就得一起参加。
可是副村长李志福认为：“办社是新鲜事儿，宜小不宜大，上级既然只批准办30户，咱就只能依照上级的意思办事，不能乱来。”
梁便良坚决不同意，他对李志福说：“照你的意思，剩下的19户怎么办呢？”
李志福说：“剩下的叫他们再在外面干一年互助组，等合作社巩固以后再进来。”
贾进才插嘴说：“咱大寨村的人要像一家人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你说说叫谁参加，叫谁不参加呢？”
李志福说：“这件事情由支部决定，这有什么难处理的呢？”
贾承让说：“我看这样不妥当，办合作社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咱不能只顾自己吃肉，让人家去啃骨头。”
李志福说：“那有什么办法呢？上级只批准30户。依我看，还是照上级的意思办事保险……”
陈永贵正要发言，忽然门外涌进一批人来，他们都是为要求入社而来的。顿时，把一个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老贫农李喜庆说：“永贵，听说县里只批准办30户的小社。俺家可一定要算上呀！”
贫农赵庆生夫妻俩都说：“永贵，咱一家子的死活算是交给社里了，离开了集体，俺就没法生活，俺们这次一定要入社！”
村民赵大和说：“毛主席号召办合作社，咱大寨人对毛主席的号召可要积极响应呀！”
贾耕云说：“要富裕，就得让大家共同富裕，要参加，就得大家一起参加！”
接着，在喜庆的锣鼓声中，大寨村召开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大家兴高采烈地选出合作社的领导班子。
与大寨一样，为响应国家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都积极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并纷纷加入到农业合作社。
在《决议》的指导下，农村中农民的个体经济有了发展，而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1950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10.7%，到1951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19.2%，其中互助组430余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400多万个。
1952年，由于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农村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运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
1952年全国共有互助组803万个，参加的农户为45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每个互助组平均5.7%户，比1951年平均4.5户增加了1.2户。
各地对参加合作入社的热情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
中央解决合作的问题
195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情况的汇报后，决定对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进行整顿。
中共中央并于当天发出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指示指出：
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对生产的破坏。
原来，在1952年我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这个小高潮时，由于发展速度太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人称之为“小冒进”。
在当时，由于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在不少地区产生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和数字的形式主义的偏向。
这些干部不从生产出发，甚至有的人只是为了完成组织起来的数字任务，不去耐心教育农民，而是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威胁和强迫群众编组。
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自愿两利原则，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也有的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脱离农民的觉悟程度，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使生产和农民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
在华北，当时不少地方在办社中存在着“宁多勿少，宁大勿小”、“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错误思想，因而违反农民自愿，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
有的地方为了集中骨干建社而拆散了互助组，把许多组员丢在社外单干。
盲目追求公共财产的现象也是严重的。长治地区新建的千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70%将牲口、农具等全部归社公有，有的甚至连棺木寿材、老羊皮袄也归了社。
片面追求农业合作化的高速度的行为，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造成生产上的损失。不少地方一冬无人拾粪，副业生产无人搞，场里、地里庄稼无人收拾，牲口无人喂，有的地方已发生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现象。
在河北大名县，一个叫文集的村子，为了建大社，把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全部控制在文福庆社里，以不入社就不准使用的办法强迫群众入社。
大名县六区老庄朱秀亭社扩大时，一个区干部在群众会上讲：“我把合作社的好处都给你讲完了，你再不入社就没有理由了。不入社，以后社里不借给你东西使，由你自己打井”，威胁群众入社。
强迫入社的结果，导致群众生产情绪低落。
四区小龙杨文选社，未并社前，社员生产都很起劲；盲目并成144户的大社后，冬季积肥和副业生产搞不起来，社员闲了一冬天，社里的20多垛花生秧子和一堆堆的谷子都丢在村外场里，任风雪飘没，无人经营。
五区小寨张遂学社扩大后，运输歇业，磨粉数量较1951年冬减产50%，积肥数量也大为减少，社内的61头牲畜，因缺草料都饿瘦了。
同时，华东、华中等地在农业合作化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互助组和合作社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对社员干涉过多，不分大活小活，不分农忙农闲，盲目强调集体，“吹哨集合，插旗干活”，“人马不到齐，锄头不落地”，结果造成“集体劳动找工难”。
另外，不顾群众的习惯和经验，不顾生产需要，盲目推行复杂的计工算帐办法，如“四定”、“标准工”等，结果造成“活好干，账难算，互助组太麻烦”，“评工记分就是不让睡觉”。
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3年初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整顿。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出了指导农村工作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指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既要反对消极态度，又要反对急躁态度。
3月14日，中央在批复《中南局关于召开全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会的报告》的指示中指出：
中央同意中南局送来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在这方面如果采取急躁冒进态度，上级计划过大，要求过高，必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结果不仅影响农业生产降低，而且将要影响我党与农民关系，影响工农联盟之巩固。
3月16日，《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又指出：
为正确地组织领导农民，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
……
必须提醒同志们，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任何急躁冒进的方针都将挫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将损害春耕生产工作，因此都是极有害的。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
由于发现问题及时，加之采取了上述措施，全国农村出现的在互助合作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到1953年6月基本得到纠正。
纠正冒进的结果，使农民生产情绪安定下来，原部分地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的任务已顺利完成。
同时，干部认识了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社轻组的错误认识。
于是，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各行业支持农业合作化
1955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向地方工业提出了一个迫切的新任务。
它要求地方工业企业供应农业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新式农具、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大力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
正是因为这样，工人报纸和以工人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就动员地方工业部门的职工群众发挥更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本企业的潜力，制造出大量质量好、价格低的新式农具、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
在这方面，《石家庄日报》做了不少的努力。
1955年11月至12月，《石家庄日报》大力宣传了工业必须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复地解释了地方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必须大力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方针。
在这期间，《石家庄日报》先后发表了社论、专文和一些工厂领导人员所写的文章，来说明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和互相得到发展的道理，说明合作化对工业生产所提出的新的要求。
报纸还指出，1956年各地农村对石家庄市制造的锅驼机的需要数量，超过当年全部生产的50倍，而目前工业生产的水平却远远赶不上各地农民的要求。报纸因此号召工业部门首先是地方工业部门，迅速地赶上去，尽最大的力量，来满足和支持农业的迫切要求。
在阐述这些道理的同时，《石家庄日报》反映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群众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运用当地事例来鼓舞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
报纸上有关工业支援农业合作化的稿件，在11月14日到12月10日不到一个月内，一共有30多篇。
在这些稿件中，有的报道了石家庄市许多地方国营农具和农药工厂职工为支援合作化运动而展开的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
有的报道了石家庄动力机械厂职工热烈响应北京农业机械厂职工提出的支援农业合作化的厂际竞赛倡议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发挥工业部门在支援农业合作化中的作用，《石家庄日报》还抓住发掘地方工业生产潜力的问题，进行了宣传。
这个报纸除在评论中阐述了地方工业提高生产的可能性和提高生产的方法外，还报道了石家庄市机械工业中的7个单位，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业机器，开始组织了协作生产。用这种方法，第二年石家庄市锅驼机的产量，将比当年动力机械厂实际生产的增加7倍，双轮双铧犁增加80%。
通过这些报道，报纸帮助工业部门认识到生产潜力在什么地方，认识到应该怎样挖掘生产潜力。《石家庄日报》在动员地方工业支援农业的宣传中，还注意运用现有的良好经验来推动工作。
以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名义发表所写的“石家庄动力机械厂怎样宣传贯彻地方工业为农村经济服务的方针”一文，就具体地介绍了动力机械厂的党组织怎样针对本厂职工的思想情况和生产实际进行宣传教育，使职工认清自己生产的农业机器对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的作用，认清它对于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和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作用。
这篇文章不只是肯定了动力机械厂党组织的工作经验，而且向其他地方工业企业中的党组织，提供了在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方法。
当时，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的群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很快地向前发展着。工人报纸和城市报纸在动员工人完成和提前完成工业生产任务的同时，还注意进行农业合作化和工农联盟的宣传，使广大职工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工业部门和工人阶级提出的迫切要求，并积极地为支援合作化而努力生产，努力工作。
同时，为了把中央宣传农业合作化的文件和书籍及时广泛深入地发行到城市和农村，做到家喻户晓，以有力地配合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新华书店总店制定了“关于动员全店做好宣传农业合作化书籍发行工作计划”，并列为从1955年11月起到农历春节期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根据这个计划，毛泽东的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要发行到2000万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发行到1500万册。
要求做到，在城市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市民中广泛发行，在农村县、区、乡工作人员凡可能阅读的人，基本上人手一册，对每个村、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俱乐部、农村图书室至少供应一本，此外还须积极满足互助组的需要。
与此同时，为了支持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完成，工业部门积极生产农业机械满足农业生产。
1955年11月，在西安农业机械制造厂里，职工们正以自己的劳动来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
西安农业机械厂从当年才开始生产双轮双铧犁、十二行播种机和马拉割麦机等大型农具。
在开始的时候，工人掌握不了操作技术，生产出的产品不合规格。职工们就组织“技术研究会”“废品评议会”，努力学习兄弟厂的先进生产经验，提高自己的技术，从而在当年第三季度就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的发表，更加鼓舞了西安农业机械厂的职工。
职工们问自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作为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人，能够站在这个运动的外面吗？”“当然不能。”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新高潮的需要，必须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农具，全厂从领导工作人员到工人，都行动了起来。
各级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逐项审查了成本和工时计划，提出了在第四季度计划的基础上，降低成本1.5%，平均缩短工时定额5%，增产50部收割机和100部播种机。
各车间的工人都制定了自己的保证条件，以便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新订出的生产计划。
在铸工车间里，绝大部分工人都在积极学习科毛娃的先进经验。科毛娃负责生产大型农具的零件。在这个车间里，生产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用7种以上的工具，如果每个铸工每天生产300个双轮双铧犁上的零件，那就300次使用这7种工具。别的铸工没把工具放在固定的地方，现用现找，很多时间都浪费在找工具上了。
科毛娃根据生产的次序，把工具排列起来，用时随手可以拿到，用完再放回原处。
这样，科毛娃每生产一个零件就比别人快一分钟，总产量总是比别人高10%左右，质量也比较好。
但是，开始的时候，科毛娃的经验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在别人的印象里，科毛娃只是一个刚刚出师的三级工人，按老师傅们的说法，他还是个毛娃娃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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