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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建义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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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加坡学习：小国家的大智慧试读：

一、引子

新加坡——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

一个飞机一起飞就要飞出国界的国家，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航空公司和最大的机场；一个旅游资源几乎为空白的国家，却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旅游之都，旅游业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一个本身不出产石油、没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却拥有多座规模庞大的炼油厂，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

以上这些看似天方夜谭式的情形，却是新加坡发展中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对新加坡的感受，我觉得新加坡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是一个不断创造着奇迹的国家。

2008年3月4日，我作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选送的10名年轻干部之一，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旅程。我们这次行程的目的地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务是学习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虽然我这次出国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作为一名有着近20年专业经验的老记者，我的内心抑制不住激动，因为这意味着，我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新加坡——这个对我来说充满了新奇而又很感亲切的国家。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东口，由新加坡本岛和63个小岛组成，国土面积707平方公里(2007年数字，通过填海，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不断增加)，人口459万。新加坡的居民主要为华人，占总人口的76%，其次为马来人、印度人，分别占总人口14%和8.4%，还有少量的其他人种。新加坡的历史并不复杂，最早有关新加坡的文献记载是在公元3世纪，当时中国人把新加坡称为蒲罗中(意为“半岛尾部的岛屿”)。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岛室利佛逝王国(Sri Vijayan)的一位王子乘船到达此地，看见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他是狮子，王子认为狮子是吉祥之物，遂将此地命名为“新加坡啦(Singapora)”——梵语意为“狮子之城”。1819年，英国人看中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始在此建立港口。伴随着世界海运业的大发展，马六甲海峡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新加坡也因此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加坡曾被日本攻占，改名昭南。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再次成为英国殖民地。1959年，在新加坡人民的努力下，英国同意新加坡建立自治政府。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独立。

新加坡建国之初，经济濒临瘫痪，失业人口众多，社会秩序混乱。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计难以为继；连片的棚户区泥泞不堪，垃圾遍地，蚊蝇肆虐；岛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沼泽地，既不能耕种，又不能居住。新加坡河畔的商业区更是混乱不堪，商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将新加坡河污染成一条臭水河。特别是新加坡自然资源极度贫乏，除在本岛和大、小德光岛等几个岛屿发现有花岗石外，至今尚未找到其他矿藏。虽然新加坡四面环海，但水产资源并不丰富，年产鱼类仅一万余吨，只能满足国内1/5的消费需求。虽然岛内河川不少，但因受海潮影响，大多不能饮用，全国约一半的饮用水需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人们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前途。新加坡原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回忆说：“当时新加坡城市里拥挤不堪，贫民窟简直是令人心酸的情景。人民普遍失业，在中学毕业生中，失业问题十分严重。”

然而，几十年过去，当人们再看新加坡的时候，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改变了模样。过去的脏、乱、差不见了，代之的是优美的环境、郁郁葱葱的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已连续十年被评为“最适合亚洲人居住的城市”。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也没有制约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他们凭着自身的智慧，建起了石油化工、船舶制造、电子电器、生物制药等支柱产业，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里还有“亚洲的美元市场”等美称，全世界50家最大的银行中，有45家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里已成为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多年来，新加坡的国民经济一直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即使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的经济也未受到很大影响，是亚洲发达国家中受危机影响最小、恢复最快的国家。2007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7%，人均GDP达35163美元，财政盈余达到空前水平。经过几十年发展，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据到樟宜机场迎接我们的南洋理工大学张志斌博士介绍，新加坡已真正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只要是新加坡人，个个都有房子住，其中80%以上的居民住在从政府购买的组屋里。在新加坡看不到乞丐，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政府的保障，人们不会因为生活过不下去而乞讨。“和香港比，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毫不逊色，但在社会和谐上要好于香港。这里不同种族的人友好地相处在一起，社会治安很好，这是香港所没有的。”张志斌博士比较说。张博士来自中国江西，曾留学美国，已在新加坡生活了三年多。他说，良好的社会治安是吸引他定居新加坡的重要原因。

在短短几十年里，新加坡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在经济发展中，新加坡究竟有些什么高招？新加坡人何以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期待着在新加坡的日子里，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新加坡观察

◎社会生活篇：

让居者有其屋

家住大巴窑的梁彦是新加坡的一户普通居民，但和邻居们不同的是，近几年到他家来的贵宾特别多。2008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访问时，就曾特意造访他家。此外，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联合国代表、阿尔及利亚环境部长等10多位外宾先后到过梁彦家。他们找梁彦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新加坡的组屋制度。

梁彦是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二战前后，他们一家12口人挤在租来的三间平房里，没电没水，生活十分不便。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梁彦一家先是租了一套政府的廉租组屋，两年后买下一套三房式组屋(相当于中国的二室一厅)。2005年，组屋区改建，梁彦只花了三万多新元，就住进了现在的四房式新组屋。从1964年新加坡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以来，近半个世纪圆了无数新加坡人的住房梦。很多新加坡人都有着和梁彦一样的经历，现在80%以上的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的组屋里，组屋的总数达90多万套。新加坡政府自豪地宣布，新加坡已成为一个人人都有房子住的国家。2008年6月，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获得了联合国公共服务奖。

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承诺新加坡的政府组屋新加坡的政府组屋新加坡组屋的英文为Public Housing，直译应为“公屋”，指政府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提供的廉价房屋，由于这些房屋都是组合式的，因此被称为“组屋”。在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常常是新加坡居民小区一角50多人挤在一个二三层楼的商铺房里，或是住在临时搭建在肮脏下水道旁的棚屋里，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失业还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一次，李光耀在经过一个正在发生骚乱的街面时，看到一个人从楼上跑下来艰难地把他的电单车搬到楼上去。这一幕使他认识到，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财产，只有让人民拥有财产，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安定。而对人民来说，最大的财产莫过于住房。因此，人民行动党在竞选时承诺，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让每个新加坡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

居者有其屋，这是人民行动党的一个政治承诺。“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根据居民收入确定房价

为了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新加坡政府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局。建屋局的任务是，为新加坡老百姓提供他们能买得起的住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规定建屋局不以营利为目的，对其实行综合平衡预算，经营亏损部分由政府补足。建屋局成立之初，推出的组屋户型都比较小，多为二房式、三房式组屋，设计也比较简单。尽管如此，但由于当时居民的购买力很弱，初期的组屋销售形势并不好。

为迅速推进“居者有其屋”计划，1966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了《土地收购法》。这项法令赋予政府强制征用土地的权力，并确立了对政府征用土地按开发前的价值进行补偿的原则，这使政府可以对土地进行大规模开发而无须付出太大的代价。通过这一法令，政府控制了实际的土地使用权，并享有土地开发带来的增值收益。有资料显示，1965年时，新加坡的私有土地占国土面积的51%。到2006年，新加坡私有土地的比例已下降到13%。通过征用私有土地，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并把一部分收益通过组屋建设转移给了居民。

为了让更多的家庭能买得起组屋，1968年，政府允许居民动用公积金购买组屋及支付每月的房屋贷款。这样一来，只要有正式工作的居民，就能买得起组屋。这真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政府先用居民存在中央公积金局的钱把组屋建起来，再让居民用公积金把组屋买走，如此循环，既解决建房资金问题，又解决买房的资金问题。在允许居民使用公积金购买组屋后，社会对组屋的需求激增。到60年代末，建屋局已建成12万套组屋和店铺，35%的新加坡人搬进了组屋。“我们不是根据建设成本，而是根据居民的收入来确定组屋的售价，总的原则是让70%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三房式的组屋。”新加坡建屋局的一位官员说。

为了降低组屋的建设成本，政府为组屋建设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组屋建设用地的取得无须经过拍卖程序、建屋局的商业性房产收入可用于弥补开发亏损等，同时要求建屋局通过大规模生产、改进设计和技术等手段，千方百计降低建设成本。

据新加坡建屋局官员介绍，过去建造一个厕所，施工人员需要到工地进行四次施工，用工投入较大。为节约成本，建屋局研制了整体式厕所，所有部件在工厂一次生产完成，到工地能够一次组装完成，既使厕所的设计更加合理，又节约建设成本。

建屋局在开发每一栋组屋前，都会先征求社会的意见。只有在社会购买意向超过房子供应量的情况下，新房的建设才会开工，在工程完工后再摇号分配。因此，新加坡的组屋不存在积压问题，这样保证建设资金不被积压。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要

进入70年代后，为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组屋的需求，建屋局开始建设居民新镇。新镇的选址离中心城区稍远，整个镇统一规划，同步建设。除大片的组屋区外，新镇还建有公园、体育场、游泳池、商业区和工业区等。一般一个新镇的住宅用地占50%左右，学校占10%左右，公路用地在10%以上，体育与休闲用地占2%左右，同时留有几个百分点的空地。

由于新镇设计精巧，布局合理，一推出就受到居民热烈欢迎。在建成第一个新镇大巴窑后，建屋局又一口气建设了宏茂桥、勿洛、金文泰等新镇。到1980年，已建成和在建的新镇达10个。就是这样，还是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对购买组屋的人，政府有收入上的限制，月收入超过8000新元的家庭不能购买组屋。这个要求实际是比较宽的，因为大部分家庭的月收入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特别是对购房的主力军——新婚夫妇来说。月收入超过8000新元的富人，在市场上买商品房居住。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不断提高，建屋局对组屋的设计也进行了改进。80年代后开发的新镇，在整体设计上更加注重公共空间，有更多的康乐设施和更多的花草绿地，组屋的档次也有较大的提升。现在新建的组屋，最多的户型是四房式的，其次为五房式的，三房式以下的户型已很少见。四房式组屋的面积在90平方米左右，售价在二三十万新元，这一价格不足同等面积商品房价格的一半。专业化设计，大规模综合开发，按老百姓的承受力制定房价，真正做到高质量、低成本、低价格，是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能够成功实施的重要原因。

从90年代起，为满足居民提升住房质量的要求，建屋局开始对老式组屋进行翻新，扩大室内面积，改善组屋外观，增加公共空间等。翻新组屋的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担，住户只承担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不对组屋进行翻新，就有可能使老的居民区空心化，因为年轻人会因房屋质量差而不断搬离老居民区。翻新组屋既是为了改善老居民区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是为了保持老居民区的活力。”建屋局的一位官员解释说。

进入新世纪后，新加坡已经不是“居者有其屋”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居者住得更宽、更好的问题了。建屋局的主要任务，也已由满足居民基本的住房需求，转到满足人们对住房多样化的需求上。当然，作为国家对人民的一项福利，组屋买卖受到一定的限制。除高收入者不能购买组屋外，政府规定每户居民最多只能购买两次组屋；新购的组屋必须在住满五年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在新加坡，组屋的转售价一般会高于居民当初的购买价，这使居民购买组屋除满足居住需要外，还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住房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

2008年3月4日深夜，当我到达新加坡上空从飞机上俯瞰这个城市的夜景时，我不禁被眼前美丽景象“震住”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幅怎样壮美的景象啊!万点灯火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灯海，它像一座海上浮城，竭尽所能地展示着自己的繁华。它又像一个放满了各种璀璨珠宝的果盘，上面有闪闪发亮的项链，有熠熠生辉的宝石，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铺满了整个盘子……”新加坡的夜景为什么如此迷人？原来，每天晚上，新加坡所有组屋走道里的照明灯都是开着的。这些组屋的灯光构成了新加坡独特的风景。

新加坡的组屋在外观上比较相似，所以对初到新加坡的人来说，有时会有一种“到处都一样”的感觉。每一个新镇很相似，每一个小区很相似，每一座组屋也很相似!这种相似给人一种单调感，但也会让人体会到一种社会公平。对居住在组屋的人们来说，相互之间似乎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住房公平是社会的最大公平。“居者有其屋”计划不仅解决了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社会公平问题。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新加坡政府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入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人民行动党能不断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与“居者有其屋”计划的顺利实施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让病有所医

一方面大医院里人满为患，一个专家号被倒卖到几百元；一方面基层诊所却门庭冷落，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一方面百姓因为看病难、看病贵骂娘；一方面医院也为经费不足、生存艰难叫苦；一方面人们急于搬掉压在身上的医疗大山；一方面新的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案却迟迟不能出台……怎么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人们病有所医，是当前我国医疗制度改革中的难点。新加坡的医疗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新加坡医疗制度的着眼点，是建立一个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体系，既不让百姓因为贫穷而看不起病，又不让医疗资源因过剩而白白浪费；既要尽量少花钱，又要让百姓病有所医。从新加坡医疗制度的运行看，基本达到了这些目标。

三条医疗保障线

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是任何国家医疗制度最基本的目标。在1984年前，新加坡的医疗制度承袭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旧制，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让人人享有健康保障。但这样一来民众的医疗需求不断膨胀，医疗领域浪费严重，政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为改变这种状况，1983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国家医疗计划》，开始对医疗制度进行改革。国家医疗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从1984年起，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6%～8%存入个人保健储蓄账户，雇主和个人各负担一半，直至退休。这一制度是强制性的，所有账户由公积金局统一管理，账户里的钱主要用于个人和家属的医疗支出。个人保健储蓄，是新加坡的第一条医疗保障线。

为解决部分重病及长期慢性病人的医疗费问题，1990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健保双全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新加坡人进行重病及长期慢性病医疗投保，保费从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中支出，由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新加坡来福士医院外景承办。为了使参与健保双全计划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从而降低每个投保者的费用，政府建立了一种自动进入机制，凡是保健储蓄账户拥有者，如果不事先申明，就会自动加入这一计划。目前，90%以上的保健储蓄账户拥有者都同时加入了健保双全计划。由于参与者众多，这样重病及长期慢性病患者就无须缴纳很多保费，却可以享受到高额的赔偿金，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这是新加坡的第二条医疗保障线。

1993年，新加坡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两亿新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了保健基金，帮助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群体。需要保健基金援助的病人，可以通过社区提出申请，经保健基金医院委员会评审后，会得到医疗救助金。每年有20多万人提出此项申请，批准率高达99.6%，也就是说，困难群体只要提出救助申请，一般都会得到批准。这是新加坡的第三条医疗保障线。

通过三条医疗保障线，新加坡织起了一张无缝的医疗保障网，民众不会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治疗，也不会因为巨额的医疗费而陷入困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自豪地说：“新加坡人不会因为贫穷而得不到医疗护理。”

按病床等级定补贴

在强调民众医疗责任的同时，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放弃自身的责任。政府的医疗支出包括：对住院病人进行补贴，对政府诊所进行诊疗补贴，对糖尿病、高血压等长期病症者进行护理补贴，对低收入家庭进行医疗救助等。

新加坡的住院病房根据硬件不同分为A、B1、B2、C等几级。A级病房有空调、电视机、独立的卫生间等设施，一间房只安排一至两张病床；B1级病房有空调，但一间房有三至四张病床；B2级只有电扇，且房内的病床有五至六张；C级病房是开放式的，一间房内病床数可达八张。不同级别的病房收费差别很大，A级病房每天的收费可高达370新元，而C级病房每天的收费只有36新元。病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不同级别的病房，政府根据病人的选择，给予不同比例的住院补贴。A级病房的补贴为零，C级病房的补贴可高达80%。需要说明的是，对住在不同等级病房的病人，医院的治疗安排并没有差别。

通过病房分级和病人的自由选择，新加坡既保证了穷人看得起病，又保证了富人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较好的医疗条件；既维护了基本的医疗公平，又体现了一定的差别，使穷人和富人各得其所。

笔者有一位姓李的朋友，2008年上半年在医院做了一个鼻窦炎手术，总医药费为6000多新元。由于他住C级病房，政府的补贴有4000多新元，自己只需负担1900新元。其中1000新元从个人保健储蓄账户中扣除，900新元由所在公司的医疗保险报销。结果这个手术他“几乎没有花钱”。

保持适度竞争

新加坡的医院可分为政府医院和私立医院两种，目前全国有七家政府医院，六个政府专科中心，16家私立医院和专科中心，18个政府综合诊所和2549间私立诊所。在门诊医疗层面，80%的医疗服务由私人提供，政府提供余下的20%，每个社区都有多个诊所，居民看病十分方便。在住院治疗层面，情况则正好相反，由政府提供80%的服务，私人只提供余下的20%。这是因为门诊医疗的专业要求相对较低，通过私人诊所之间的竞争，可以使居民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在住院治疗方面，由于医疗条件要求相对较高，政府发挥主力军作用，私人只作为补充。在医疗机构上，政府和私人两股力量互为补充，又相互竞争。

为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新加坡的医院和医疗诊所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医院负责住院病人的治疗，诊所负责日常小病的医治。病人一般先到诊所就诊，如需要住院治疗，则由诊所医生开单转入到对口的医院。反过来，医院亦可将病情不重的病人转到诊所就诊。通过相互转诊，防止病情延误或小病大医，最大限度地发挥医疗资源的作用。

为提高医疗质量，政府鼓励医疗机构之间展开适度的竞争，但反对恶性竞争。政府对各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通过搜集病人的反馈意见，定期对各类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作出排名，并公之于众。

1999年，政府通过整合组建了国立健保集团和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国立健保集团有四家医院(国立大学医院、板桥医院、亚历山大医院、陈笃生医院)，两个专科中心和九个综合诊所。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有三家医院(中央医院、竹脚妇幼医院、樟宜医院)，四个专科中心和九个综合诊所。两个医疗集团相互竞争，使医疗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据报道，新加坡人每年用于医疗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4%，这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比例；同时，新加坡医院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只有4.7天，在世界上也处于较低水平；而病人对于公共医疗机构的满意率达到76%。这些数字，显示出新加坡医疗制度的巨大成功。

完善的福利制度

新加坡坚称自己是个非福利国家，明显的特征是这里没有退休金制度，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线，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新加坡人常说的话是：没有人欠你的生活。意思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要指望政府养活你。当你老了的时候，政府不会给你发养老金，你所能用的钱就是你工作时存下的公积金，存得多就用得多，存得少就用得少。如果你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政府不会保障你的生活。你的工资由市场决定，如果你拿得太少，政府不会强逼老板多给你钱。总之，一切得靠你自己。

新加坡领导人不主张走西方福利国家的道路，这是因为过高的福利会使人民懒惰，而政府也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新加坡是个资源缺乏、生存困难的国家，新加坡人只有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人民的勤劳是国家唯一的出路。李显龙总理在一次国会辩论中说：“若每个老人，无论贫富都享有国家的养老金，这对下一代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每个人自行储蓄以备日后之需。”近几年西方高福利国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高税收—高福利—高税收的循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竞争力，而新加坡却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和高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表现十分出色。这进一步坚定了新加坡领导人不走西方福利国家道路的决心。有盖走廊连接着新加坡的建筑

尽管新加坡一再宣扬自己不是福利国家，但其实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完备的福利制度。虽然新加坡政府主张不养懒人，但新加坡政府也绝不会让任何人挨饿。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部长维文说：“我要向新加坡人保证，没有新加坡人会挨饿。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和有效的援助计划。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发现有人需要帮助，可即刻通知基层领袖或拨打社区关怀热线电话求助。”维文部长的这番保证，来自新加坡有一个由政府、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多层次组成的社会福利体系。

政府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主要力量。新加坡政府为居民提供五大社会保障。一是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人老有所养。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殖民者为避免承担雇员的养老费用而设计的，雇员把每月工资的5%储蓄起来，雇主配套5%，这样每月有工资的10%会用于养老。新加坡独立后，新政府对这一制度善加利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不断提高公积金率，在1984年时个人部分公积金率达25%，这意味着新加坡人工资的50%被强制储蓄起来。后来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公积金率有所下调。目前35岁以下的雇员每月的公积金为工资的33%。二是“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为居民提供了90多万套组屋，80%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价格低廉的组屋里，其中93%对房屋拥有完全产权，其余为廉价租住。三是提供教育保障。从小学到中学，实行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小学招生实行就近入学原则，确保教育公平。为困难家庭提供孩子入托补助，为困难大学生减免学费，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应有的教育。四是就业奖励。对年龄超过35岁、平均月薪不足1500新元的居民，政府给予就业奖励，最多者一年可补助2400新元。这一政策鼓励年长人士就业，避免他们靠救济过活。五是保健援助。通过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等制度，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援助和补助，保障人民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此外，政府还根据经济增长情况，每年从财政盈余中拿出部分资金分发给民众，使全民受惠，并使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照顾。

社区组织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重要力量。社区组织点多面广，参与的组织众多，除社区理事会外，还有家庭服务中心、邻里联络站、乐龄活动中心、残疾资讯及转介中心等机构，它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帮助解决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2005年6月，新加坡设立社区关怀基金，通过公民咨询委员会，为困难群体提供灵活多样的帮助。对有工作能力的家庭，主要是帮助他们就业；对丧失工作能力者，如贫困老人和残疾者，每月给予固定数额的援助金；对因子女多而生活困难者，给予托儿所、幼稚园经济援助金，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对居住在政府组屋里的困难家庭，给予租金、杂费、水电费等回扣，组屋面积越小回扣越多。通过社区组织多渠道的援助，新加坡约有21万户低收入家庭从中受益。

民间团体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又一支重要力量。新加坡的慈善团体很多，包括国家福利理事会，各种族机构、宗教团体和社团组织。国家福利理事会由已故大慈善家李光前创立，1968年新加坡国会通过法案，国家福利理事会成为各慈善团体的总福利机构。几十年来，福利理事会在帮扶残疾人和老人、救助灾民、资助青少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社会肯定。对于各慈善团体的募款，政府按1∶1的比例配给资金，这样既调动了慈善机构的积极性，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救助能力。据统计，至2007年底，新加坡有各类慈善团体1890个，2006年各慈善团体和机构筹得的善款总额达54.5亿新元。我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后，新加坡各民间团体纷纷为灾区募捐，仅由新传媒集团发起的“让爱川流不息”募捐活动，募款总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在多层次的福利体系下，一个没有收入、无依无靠的新加坡老人每月可获得330新元现金援助，可以到政府诊所和政府医院免费看病，可以获得慈善机构和社会热心人士的资助和捐赠，可以获得租金、杂费、水电费回扣，可以获得政府增长花红等其他福利。这些援助和福利，足以使老人衣食无忧。一个住三房式组屋的贫困家庭2008年可得到的各种援助达5000新元。不过，新加坡政府认为，对人民最好的福利并不是这些，而是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只有保持经济增长，人民的福利才能获得同步增长。李显龙说“经济增长是应付生活费上涨的关键办法”，即是此意。

新加坡的组屋之间都是用有盖走廊连接起来的，居民上街购物或上下班都不必担心日晒雨淋，因为有盖走廊一直通到了公汽站。新加坡政府自豪地说，老百姓出门不用带伞，政府做的有盖走廊是老百姓最好的伞。引申开去，新加坡虽然不称福利国家，但在居民的头上，张着一把很大的福利之“伞”，这把“伞”保障着每个新加坡人基本的生活需要。

一流的城市规划

新加坡是个国际性大都市。没到新加坡前，以为这里一定会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然而到新加坡一看，却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在新加坡除了中心城区和区域性商业中心给人“熙熙攘攘”的感觉外，其他地方并不让人觉得“拥挤”。住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谷里，我甚至常常会有“很寂静”的感觉。这里的人为什么会显得这么少呢？

我的答案是：这个城市规划得特别好。

难道规划减少了城市的人口？显然不是。但好的规划可以通过合理布局，减少城市交通量，使城市不显得拥挤。新加坡的中心城区位于新加坡河入海口，这里地处新加坡中南部，交通方便，是新加坡城市的发端处。中心城区是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高楼大厦林立，十分繁华。在中心城区以外，新加坡建了很多“镇”，作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整个城市以中心城区为主体，呈星座式结构。他们用城市地铁线把主要商业中心串联起来，按照“中心城区—区域性中心—副中心—小型中心—社区”的布局，把整个城市分为55个小区进行规划和建设。区域性中心距中心区13公里，副中心距区域性中心6公里，小型中心距副中心2.5公里，居民的日常事务则不出社区。不论你住在哪里，附近必有公汽站、幼儿园、银行、商店等公共设施，生活都十分方便，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以我的生活为例，买日常生活用品一般在学校的超市，离宿舍大约六七分钟的路程；买衣服、鞋子之类一般在附近的一个大巴刹(集市)，大约十来分钟可以走到；如果买贵重东西或想有更多的选择，则必须搭公汽到附近的商业中心文礼去，那里有个很大的综合市场，什么东西都有。在文礼站可以坐地铁到市中心去，地铁站和公交相衔接，有一趟公汽是从文礼开往南洋理工大学的，整个车程也就十几分钟，十分方便。通过合理的城市布局，新加坡人不用出远门就可办成很多事，这既减少了人们在市区内奔波的劳顿，也大大缓解了城市的交通压力。近些年来，我国的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为缓解交通拥堵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不甚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的布局不合理。人们每天从城东跑到城西，不停地在城里穿梭，这样城市的交通能不拥堵吗？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先规划人流，再规划交通，修再多的道路也是枉然。政府保留地新加坡的公园步道

好的城市规划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建设浪费。新加坡80%以上的居民都居住在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组屋里，现在居民居住最多的，是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组屋，面积在70～120平方米之间。每栋组屋有数十个居住单位，400至600户组成一个邻里，若干个邻里组成一个邻区，若干个邻区又组成一个社区。由于组屋是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的，因此在整体上都经过了很好的规划。大部分组屋十几层高，有的高达四五十层，设计与当地的地形地貌相结合，既经济实用又美观大方。人们都居住在组屋区里，节约了大量土地，使宝贵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在新加坡可以看到大片的公共绿地，给人空旷的感觉。这里还保留了不少原始森林、湿地，有大片的水源保护地。这些地方行人稀少，给人回归自然的感觉。新加坡还建有世界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这里的城市管线都走地下，在地面上看不到“东扯西拉”的现象。由于城市管网和城市集水系统建在一起，宽大的集水沟给了城市管网扩充足够的空间，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城市马路“拉链现象”。尽管在当初建城市集水系统时的投入很大，但由于是统一规划，一举多得，所以综合起来的投入并不大，这是一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节约人力、物力，节省开支的好方法。

好的规划还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的品位。新加坡十分重视城市发展规划的编制，早在立国之初，他们就聘请联合国专家，历时四年完成了整个新加坡的概念性发展规划，并以此为总纲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规。根据总体规划，新加坡将大约3000公顷的树林、候鸟栖息地和沼泽地规划为自然保护区，同时建设了一大批公园和绿地。据统计，新加坡的公园数达337个；在每个集镇区，都规划有面积10公顷的公园；在居民区，每隔500米就会有一个公园。这使人们不论身居何处，都能充分享受绿色，拥抱自然。在建筑设计上，他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凡是临山的建筑，都会依山就势而建，尽量保持山景的完整；凡是临水的地方，都会建大片的休闲区和亲水住宅，充分满足人们“近山亲水”的需要。他们从世界各地引进了8000多种花草树木，从中筛选出2000多种适合在新加坡种植的，对公园、道路、人行天桥等进行绿化。经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已成为世界公认的“花园城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纷纷来此旅游。良好的人居环境，不仅为新加坡赢得了世界声誉，也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无疑是世界一流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三个方面十分重要：一是做到专家意见和社会意见相结合。新加坡成立了两个由政府官员和有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一个叫总体规划委员会，负责公共建设项目的规划；另一个叫开发控制委员会，负责非公共部门的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这两个委员会都以例会的方式讨论具体规划事宜。重要的规划项目，都要在草案确定后对社会公布，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对方案进行改进。二是做到早规划早公布。新加坡的长远规划分为概念总蓝图和规划蓝图。概念总蓝图着眼于未来40～50年的总体发展策略，每10年检讨一次；规划蓝图着眼于未来10～15年的详细发展计划，每五年检讨一次。最近新加坡媒体公布了多个发展计划，如裕廊商业区规划、环岛步道计划等，都是规模大、起点高的建设大手笔，这些计划需要分步实施，每年完成一部分项目，全面完成则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早规划早公布，可以使人们较早地了解到城市未来的发展，避免城市地价因人为炒作而大起大落。三是做到规划执行到位。根据新加坡法律，出现违规建设的情况，违法者要被处以3000新元罚款或被监禁不超过三个月，或者两者兼施。在了解了新加坡城市规划的执行情况后，中国一位在此学习的中国地市规划局的局长感慨地说：“新加坡能够把城市规划执行到位，十分不容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世界上能把规划真正执行到位的城市并不多，新加坡是一个例外。”

拥车证和ERP

当今世界上的大城市，几乎没有不为交通问题而烦恼的。从北京到纽约，从伦敦到东京，城市越大交通问题越突出。在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方面，新加坡是做得比较好的。这里既没有地铁里的拥挤不堪，也没有普遍的堵车现象。据国际交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新加坡市区车流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4.8公里，高于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等城市。

新加坡有两项很独特的交通管理措施，一是拥车证制度，二是ERP。这两项制度一个从控制汽车数量入手，另一个从限制汽车的通行入手，把新加坡的交通流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从而较好地避免了城市交通拥堵病。

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始于1990年。这项制度规定只有具有拥车证的人才有资格购买汽车，而拥车证的数量由政府控制。交通部门根据每年淘汰车辆的数量和道路建设情况，确定每年新发放的拥车证数量。每个月拿出一定数量的拥车证，分两次供购车者投标。以2008年8月的第一次投标为例，政府共提供了4859张拥车证，分为中小型汽车和的士组、大型汽车组、货车和巴士组、电单车组、公开组等五个组别。投标程序是，先由投标者输入自己的投标价，然后由电脑从高价到低价确定中标者，以最后一个中标者的投标价为成交价，整个投标过程公平、公开。拥车证的成交价波动很大，刚推出时，一张中小型汽车的拥车证价格在8000新元左右，最高时涨到10万新元。据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位老师说，他去投标拥车证的时候，电脑出了故障，投标价上升到8000新元就停止了，因此他的拥车证最终以8000新元成交，算是捡了一个便宜。2008年底，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新加坡人的购车意愿减弱，有一次拥车证的成交价居然只有两新元，创了历史低点。

通过实施拥车证制度，新加坡的汽车数量得到严格控制。这种制度对政府来说是一举多得，一是达到了控制汽车数量的目的，二是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三是鼓励人们竞争。由于拥车证制度的存在，买车成为一种特权。除了拥车证，在新加坡买车还要缴纳进口税、注册费、附加注册费、公路税、牌照费等，这些费用加起来远高于汽车本身的价值。据统计，2000年时新加坡汽车购买方面的总收费达60亿新元，成为政府一笔不小的收入。一辆到岸成本仅两万新元的汽车，购买者却要付出11万新元以上。政府的高收费引发部分买车民众的不满，此后政府对政策进行了一定调整，加大拥车证的供给量，降低收费标准，2007年新加坡汽车购买方面的总收费只有30亿新元，比7年前减少了一半。但总的来说，新加坡人购买汽车所要承担的各种费用还是很高的，因此新加坡人要么不买车，买车都买好车，否则就会觉得划不来。目前新加坡已有43万个家庭买了小汽车，约占家庭总数的一半。

ERP是新加坡的发明，现在全世界都在作为一项经验推广。ERP是英文“Electronic Road Pricing System”的缩写，意即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为解决闹市区的交通拥堵问题，新加坡从1975年起实行区域通行券制度，他们在闹市区划出了一个7.2平方公里的限制区，规定除公交车外的其他车辆进入限制区，都必须购买通行券。每天派工作人员在限制区的33个入口检查车辆通行券。没有通行券的车辆会被记录下来，作为交通违章处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新加坡人开发了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于1998年投入使用。它是一个小型的无线电信息系统，有几个部分构成：一是电子收费闸门；二是带现金卡的车载单元；三是中央控制系统。收费闸门安装在收费道路的入口处，当装有车载单元的车辆经过电子闸门时，其现金卡上的金额会被自动扣除。这一系统的好处是，免除了车主进入限制区时购买通行券的麻烦，只要现金卡上有足够的储值，车主无须停车，缴费过程就能自动完成。泛岛高速公路横贯新加坡东西，是新加坡交通大动脉

实行电子收费系统的另一好处是，调整收费标准更为容易，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车流量，科学确定收费金额，以更好地调控车流。过去通行券的价格是固定的，调整收费标准难度较大。实行电子收费后，收费系统可以半个小时调整一次收费标准。车流量大时收费高，车流量小时收费低，车流量低于一定标准就不收费，十分灵活。通过收费标准调整，使各条道路上的车流量处于最佳状态，提高道路的利用率。新加坡人的汽车上都装有一个小盒子，扑克牌大小，紧贴在挡风玻璃内侧，这就是电子收费系统的车载部分。如果没有安装这一装置，车辆就不能进入收费道路，否则会被作为违章处以高额罚款。

ERP道路每次的收费在一至二新元之间，2007年新加坡所有ERP道路的收费额仅为1.6亿新元。与庞大的交通流量比起来，这个收费额不算多，却有效地解决了繁华路段的交通拥堵问题。根据交通状况日趋恶化的状况，新加坡陆路交通局于2008年增设了ERP收费闸门，并提高了部分路段的收费标准，希望借此能更好地调剂道路上的车辆，提高道路利用率。新加坡还在试验一种带有全球定位装置的收费系统，作为ERP的升级。随着电子收费道路的不断增多，新加坡民众也表示出了不满，有人把ERP解释为Every Road Pay(每条道路都要收费)。实际上，ERP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城市的交通量，它只是使车辆在道路上的分布均匀化，减少交通拥堵。而一些车辆为了绕过ERP收费，不得不行驶更长的距离，造成能源和行车者时间的浪费，这是ERP的不足之处。

不论怎么说，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和ERP，使新加坡的城市交通保持了高效率。交通的高效是城市高效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这两项独特的交通管理措施是很成功的，这也体现了新加坡政府一贯注重社会运行效率的思想。

便捷的公共交通

在新加坡买私家车的代价很高。一是购车贵，新加坡本身不产汽车，进口车都要加关税，而且税率很高，还要买拥车证，因此随便买一辆车没有十几万新元下不来。二是用车贵，汽油价格接近中国的两倍，停车费很高，ERP公路越来越多，不少人感叹“买得起车用不起车”。用不起车怎么办？只有靠公共交通。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由地铁、轻轨、公汽、出租车等组成，不同的交通工具定位有所不同。地铁是新加坡公共交通的大动脉，目前新加坡有三条地铁线，分别为东西线、南北线和东北线。这三条线构成了新加坡公共交通的骨架，连接了几乎所有的新加坡商业中心。除中心商业区外，新加坡的其他商业中心是由中心商业区向四面发散排列的，几条地铁线正好把这些“珠子”串起来。每一个地铁站都是重要的连接点，乘客进入一个地铁站，就可以乘地铁到达新加坡任何一个商业中心，十分方便。

新加坡地铁的车次很多，一般等二三分钟就会有一趟地铁，乘客无须过多时间等待。车厢内设计十分人性化，而且一般也不会太拥挤。据说在高峰时间载客量也仅为设计容量的70%多，有人在比较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大城市的地铁后，认为新加坡地铁的舒适度世界第一。

新加坡的地铁并不总是穿行于地下，出了中心商业区域，地铁就行驶到地面的高架线上，坐在车厢里可以欣赏到沿途美丽的风景。在一些新开发的人口密集区，新加坡还兴建了多条轻轨，轻轨线一般呈环形，和地铁线连为一体，十分方便人们出行。2008年1月，新加坡交通部宣布将投资200亿新元，建设两条新地铁线，使新加坡的地铁线逐步成为网状。

公汽是新加坡市民出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新加坡有13%的国土面积是公路。从地图上看，新加坡的公路密密麻麻，比蜘蛛网还密集。不论你住在哪里，在300米的范围内必有公汽站，出行十分方便。新加坡政府在规划组屋时，充分考虑市民的出行需要，在建设组屋时同步建设公汽站，并把公汽站与组屋区用有盖走廊连接起来。新加坡的公汽大多为两层，载客量很大。车上装有冷气，上车时会有凉爽的感觉。车上还装有电视，播放一些娱乐节目供乘客消遣。新加坡的公汽不设售票员，乘客在上车时刷卡或通过自动售票机买票。由于刷卡的票价要远低于车上买票，所以新加坡人一般都办有交通卡。有一种交通现金卡(ez-link card)在各地铁站点发售，这种卡既可用于地铁，也可用于公汽。在乘公汽时，由于是按站点收费，所以乘客必须刷两次卡，上车时刷一次，下车时再刷一次。如果你下车时忘记刷卡，收费系统会按你所乘车次的最远距离扣款。

新加坡公汽的线路设置比较合理，据说在确定公汽线路前，工作人员会对当地的交通流量进行测量，统计不同路段的出行人数，然后作出科学规划。公汽的终点站一般和地铁站相连，这使两种交通工具之间的换乘十分方便。新加坡的公汽站十分密集，两个车站间的距离一般只几百米。为了提高公汽的行车效率，车内设有许多红色按钮，乘客在下车前，只需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司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若没有乘客上下车，司机就不会在下一个站点停靠。总的来说，在新加坡坐公汽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有急事，你可以选择打的。新加坡的地域面积小，从东到西打的只需半个多小时，车资三四十新元左右。打的虽然贵些，但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据说新加坡的出租车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可以选择最佳行车线路提高效率。如果有几个人一起出行，打的是比较合算的选择。

为了保证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新加坡的地铁、轻轨、公汽、出租车等都交由私人经营，交通部门负责经营权的发包和服务质量监管。由于一些冷僻的公交线路容易出现亏损，交通部门在线路发包时采取好坏线路搭配的办法，既保证线路有人经营，又确在新概念公共汽车上，宽敞的沙发坐椅和吧保经营者合理的利润。不论是地台设计铁、公汽还是出租车，政府都让多家公司同时经营，防止垄断。同时，为了防止经营者之间无序竞争，政府对交通票价进行管制。经营者变动票价，必须先向公共交通理事会提出申请。公共交通理事会设有车资检讨委员会，专门负责票价的计算和审核。他们根据物价、工资及经营成本情况，计算出合理的票价。经营者的票价只能在规定票价的一定范围内浮动，这一机制可以防止经营者乱涨价或打价格战。目前新加坡比较大的交通公司有SMRT公司、新捷运等，它们都是综合性公司，同时经营多种交通工具。

由于票价受到限制，不同经营者之间只能进行服务竞争，以取得竞争优势。新加坡的公汽司机都身兼两职，既开车，又负责车上服务。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哪站下车，可在上车时询问司机，他们都会认真答复。我曾多次看到公汽司机为乘客指路，他们在乘客到站后，从驾驶座位上走下来，帮乘客提行李，并把他们送下车。这类乘客一般都是旅游者，公汽司机周到的服务，一定给他们留下了美好印象。2008年1月，SMRT公司因员工操作不当，使地铁东西线停运了七个小时，五万多名乘客出行受到影响。陆路交通局为此对SMRT公司作出罚款40万新元的处罚。在交通部门的监管下，新加坡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世界一流。

尽管有便捷的公共交通，但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新加坡买小汽车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家庭拥有两台小车，毕竟拥有一辆自己的小车出行会更方便些，也更体面些。根据最新的调查，新加坡人私人汽车的使用率高于伦敦、芝加哥等城市，而新加坡人使用公共交通的比率较以前有所下降。为此，新加坡交通部门正采取措施，增加公共交通线路，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吸引更多的新加坡人使用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是一个城市效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便捷的公共交通，对提升城市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来之不易的美丽

有人说新加坡是个花园城市，新加坡人自豪地说，新加坡是花园中的城市。不管怎么说，刚到新加坡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新加坡真美!”“如果你用相机拍照，用不着取景。拿起相机拍就行了，每一个画面都会是很美的。”有人这样描述新加坡的风景。

在新加坡，确实到处都是风景。我用“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这八个字形容新加坡的美丽。就以我所住的南洋谷(Nangyang Valley)来说吧，就是一处很好的风景。绿树成荫的南洋谷

南洋谷是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的一处人工河谷，河谷呈“U”字形，从顶端到谷底有七八米深，我们的宿舍就在河谷边。河谷四周种着几十棵青龙木，每棵有三四十米高，直直地刺向空中，十分威武挺拔，很像守卫裕华园一景谷地的哨兵。河谷的陡坡上种满了青草，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绿色地毯。谷底十分平整，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也种满了绿草和热带树木。有的树叶大如巴掌，有的树叶细如银针，有的已枝繁叶茂，有的才二三米高。有一棵大榕树在谷底特别引人注目。它缠绕在一起的树干，两个大人都抱不住；浓密的树冠，直径有四五十米，从上面看去像一把张开的亭亭的伞。大榕树下安着几个石桌和石凳，可以在此读书或小憩。河谷的尽头，是美丽的南大湖。湖边有很多灌木，把一湖水围在中间，湖四周种了不少美丽的凤尾竹、高高的椰子树，给人无限的遐想。满满的湖水里，不时有成群的乌龟出没，它们轻轻划动四肢，在湖面上荡起一个个涟漪……

刚到新加坡时，南洋谷的美丽让我陶醉。但时间一长，感觉南洋谷并不是新加坡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处处都有绿色，整个校园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后来到新加坡各地走了走，发现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特别是裕华园的美丽，比南洋谷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新加坡这个花园中的城市，确实货真价实。

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在新加坡穿皮鞋很多天都不会脏，不仅鞋面干净，连鞋底都不沾灰，因为在新加坡到处都没有灰。在新加坡你很难找到一块裸露的地表，即使在建筑工地上，挖开的地面都会及时蒙上油布。因为新加坡的雨水多，几乎天天有降水，如果地面裸露就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所以新加坡的建筑企业都很注意这一点。在我们的宿舍附近，正好有一个建筑工地，我看到他们特别注意环保，运送建筑材料的卡车从工地出来前，都要进行冲洗，防止车轮把泥沙带出工地。沙石的运送都是封闭式的，可以防止沙石散落在路上。所以这里的建筑工地，对环境基本没有污染。

在新加坡住长了，我发现在新加坡这样的气候里，要保持环境卫生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新加坡的常年气温都在摄氏二三十度，而且空气的湿度大。在这样湿热的气候里，细菌繁殖很快，食物之类很容易霉烂变质，最容易杂草丛生，蚊蝇滋生。新加坡植物园一角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的。新加坡的蚂蚁很多，有一种蚂蚁个头很小，不注意看时很容易把它们忽略。但这种蚂蚁会咬人，并对带油的食物有特殊的敏感。只要发现哪里有剩余食物，它们就会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杀过来，数量之多让人震惊。一次我将喝完牛奶的杯子放在桌上，没多久杯子里密密麻麻都是蚂蚁，不知它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又怎么来得如此之快!更有一次，一大群蚂蚁杀进了我们宿舍的厨房，灶台上、抹布上、洗菜池里到处都是蚂蚁，长长的蚂蚁队伍从厨房一直延伸到室外的草地，足有十多米长。自此以后，我们做厨房卫生时都特别认真，不敢有丝毫“马虎之处”。新加坡河畔的雕塑

在新加坡还有一种伊蚊，俗称麻蚊子，令人们十分头痛。这种蚊子会传播骨痛热症。据统计，2007年新加坡共发生了8800多起骨痛热症病例。2008年为了减少这种疾病的发病，新加坡政府从1月起便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首轮全岛性密集灭蚊行动，对全国公共组屋区的水沟、储水箱和正在施工翻新的场所进行检查，清除伊蚊的滋生处。在完成首轮行动后，环境局稽查员又展开第二轮的密集灭蚊行动，他们对往年发生骨痛热症较多的40多个地区进行重点检查。发现谁家有伊蚊滋生，就对户主进行罚款。第一次罚100新元，第二次罚200新元，第三次不仅要罚款，还要被控上法庭。这样的密集灭蚊行动一直要持续到10月。新加坡的小孩还十分容易得手足口病，由于这种疾病传染起来很快。因此，每当发生手足口病疫情，政府都会关闭相关的幼儿园，防止疫情扩散。

除了上面的这些，其实在新加坡要保持环境清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说清扫落叶，在我们这里是扫一季，在新加坡却四季都要扫。尤其在下雨以后，树叶沾在路面上，很不容易扫走，而新加坡的雨水又特别多，几乎天天都下雨。为了对付沾在路面上的树叶，清洁工人会使用一种吹风机。这种吹风机很像农民用的单人喷雾器，背在肩上，一根吹风的软管拿在手上，边走边吹，很是辛苦。每隔一段时间，清洁工人还会用高压水枪对人行道、走廊楼梯、建筑物外墙等进行冲洗，以保持整洁。这些地方经高压水枪一冲，就比原先干净多了，真的是一尘不染。

在环境卫生方面，新加坡有两个很让人感慨的地方。一个是公共厕所，一个是人行天桥。这里的公共厕所不论位于何处，一般都色调明快，简洁大方。厕所内整洁干净，设施配套。《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什么》一书的作者张建立女士这样描写新加坡的厕所：“厕所里似乎永远飘着淡淡的香味，纸盒里永远备着干净的纸巾，自动烘干机随时准备烘干你的双手。”确实，在新加坡没有不干净的厕所，他们对厕所的要求是：无垃圾、无异味、无水迹。一次我在教学楼厕所的门后看到一张卡片，卡片上详细记载着清洁工每次清扫厕所的时间和项目，可见新加坡人对待厕所的态度。还有新加坡的人行天桥，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的人行天桥两侧都有绿化带，种着很多花草，它们从人行天桥上倒垂下来，构成一道道美丽的景致。

在一次展览中，我偶然看到几张新加坡的老照片，上面记录着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河。河边的建筑破败不堪，河滩上垃圾遍地，河道里污水横流。这些老照片反映了当时新加坡的经济和卫生状况。为改变新加坡的环境状况，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环境治理运动，如“大扫除运动”、“消灭害虫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植树运动”、“礼貌运动”等。从1968年起，连续四年开展“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从1971年起，开展“花园城市”运动，并把每年的11月7日定为植树节；从1977年，发起新加坡河整治运动，用10年时间使新加坡河达到“可以垂钓”的目标；从1978年起，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到1990年，全新加坡种下了130多万棵各式树木，全国凡是能种树的地方基本都种了树。2007年，新加坡的植被覆盖率达47%，并被评为世界清洁城市第二名。

从新加坡政府开展的这些活动和运动中，我们不难看出新加坡花园城市建设的轨迹。新加坡的美丽绝不是唾手得来的，它来自新加坡政府和人民持续不断的创建努力。写到这里，我看到一则关于新加坡“垃圾虫”的报道。所谓“垃圾虫”，是新加坡人对那些乱丢乱扔垃圾者的专用称呼。根据新加坡环境公共卫生法令，乱扔垃圾第一次被抓到，若扔的垃圾对环境影响轻微，如香烟盒、烟头、火柴棒、小纸片、糖果包装纸等，罚款200新元；若所扔垃圾对环境有较严重影响，如啤酒瓶、汽水罐、塑料袋等，这些垃圾积水后容易滋生伊蚊，那么乱扔者就会被直接控上法庭，最高会被罚款1000新元，或接受劳改，或两者兼施。

如果一个人第二次乱扔垃圾被抓，即使所扔垃圾对环境影响轻微，也会被控上法庭。法官可判其劳改及1000新元的罚款。如果屡犯不改，法官可以增加罚款额。“垃圾虫”最多会被判劳改12个小时。据报道，自1993年实施劳改法令以来，新加坡已有5800人因乱扔垃圾而被判劳改，其中36%的受罚者是外籍人士。2008年12月14日，是新加坡第100次“垃圾虫”进行劳改的时间，共有155人被安排在六个地点进行劳改。这些地点经过精心选择，有的在地铁站附近，有的在组屋区，都是些垃圾较多的区域。这些被处罚者身穿写有“垃圾虫”字样的服装，在众目睽睽下捡拾垃圾。对受罚者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经历。据说参加过劳改的，只有3%的人会重犯。而在过去三年中，也有两个最顽固的“垃圾虫”，他们都四次被控上法庭，原因都是乱扔烟头。

严厉的处罚，是新加坡能够保持美丽的另一手。

和谐共处的典范

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1819年，当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这里还是个不足200人的小渔村。随着新加坡的开发，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这里。他们大多为了谋生而来，主要来自中国南部、印度南部、爪哇岛和马来半岛等地。今天的新加坡人，大多是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同宗教的庙宇在同一条街上相邻而居，和谐相处

今天的新加坡有三大种族，分别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其中华人占76%，马来人占14%，印度人占8.4%，其他以欧亚混血为主。在殖民地时代，殖民者为减少矛盾，鼓励人们聚族而居。这样在新加坡的每个种族下，又形成了许多次级族群。如华人中分为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上海人等；马来人中分为波亚尼人、爪哇人、布吉人、巴达人、马来半岛原住民等；印度人中分为泰米尔人、马拉亚力人、特列古人、旁遮普人、班加力人、辛海力人等。在欧亚混血中，也分为葡萄牙人后裔、西班牙人后裔、荷兰人后裔、法国人后裔等。此外，在新加坡还有少量犹太人和日本人。由于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这使新加坡社会变得丰富多彩。以节假日为例，新加坡仅法定的节日就达10个，分别为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卫塞节、开斋节、哈芝节、圣诞节、复活节和屠妖节。

过去，殖民政府为方便管理，鼓励同一族群的人聚族而居。族群内部人员之间产生矛盾，要打官司，殖民政府是不管的，都到自己的会馆解决。族群之间产生矛盾，就容易聚族而起，通过暴力解决。随着居住人口的不断增多，有时为了抢生意，争地盘；有时因为言语不合，相互误解，宗族之间、帮派之间的冲突不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多次发生过种族骚乱，主要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发生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4年7月21日，这一天是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这次种族骚乱持续了大约10天时间。冲突中有23人丧命，454人受伤。在受害者中，华人和马来人大致相等。当年的9月2日，骚乱再次发生，并持续了三天，有13人在冲突中丧命，109人受伤。

接连发生的种族骚乱，使新加坡领导人不能不认真对待种族问题，种族政策被放在新加坡一切政策的首位。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在宣布新加坡独立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将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不论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每个国民都应首先有国家意识，都要认同我是新加坡人。”

为了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新加坡政府规定，从小学到高中，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升国旗仪式，并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建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把“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40字作为新加坡人共同的价值观。2001年，新加坡开展族群互信圈建设活动。2002年，政府成立族群融洽小组委员会，努力推进各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

为促进种族交流，新加坡政府努力让不同种族的人居住在一起。过去，同一族群的人聚居在一起，族群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全族人一呼百应，容易引发大规模种族冲突。为改变这一状况，政府有意识地利用老城区改造的机会，把同一族群的民众安置在不同的区域，使他们分散居住。1989年，新加坡更推出种族融合政策，规定每座组屋的居民中都必须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而且每一种族的人口比例要与其在新加坡总人口中的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迫使不同种族的人杂居在一起。位于芳林公园的市民演讲角为了减少种族矛盾，政府要求占人口多数的华人充分顾及少数族群的感受。在有非华人在场的时候，华人之间要讲英语，以免让非华人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在和非华人一起吃饭时，要注意他们的宗教禁忌，如回教徒牛车水盛装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禁忌猪肉，你最好也不要吃猪肉；家里养狗的华人，要注意别让狗跑到马来邻居的家里去，因为他们的宗教对狗有禁忌……总之，华人要处处小心，避免给人“大华族主义”的印象。为了充分照顾少数族群的利益，政府对马来人和印度人有特别的教育津贴，而对华人则没有。在大学招生时，同样的分数下，马来人和印度人会被优先录取。在新加坡有三个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话题，一是种族问题，二是宗教问题，三是语言问题。在新加坡芳林公园有个市民演讲角，只要是新加坡公民，都可在演讲角演讲，但所有演讲均不能涉及上面三个议题。新加坡人在报刊上刊登招聘广告，不能对应聘者提出种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要求。新加坡的这些做法，正好与邻国马来西亚的做法相反。

在新加坡独立后的1969年5月，马来西亚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由于新马之间关系密切，骚乱蔓延到了新加坡，并持续了约一周时间，有四个人在骚乱中丧生，60人受伤。此后，随着新加坡种族和谐政策的逐渐收效，新加坡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各种族的居民之间友好地相处在一起。在新加坡2007年的新婚夫妇中，有1/5属于异族通婚。

走在新加坡的大街上，在高楼大厦间，在绿树掩映下，常可见到各种风格的寺庙。这里有回教的清真寺，有印度教的神殿，还有中式的观音庙、妈祖庙等。不同风格的寺庙相处在同一条街上，相邻而居，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信众，不仅相安无事，而且还相互往来，互相帮助。

新加坡在组屋建设中有个很好的设计，就是组屋的一楼是架空层，用作居民的活动场所。居民若有婚丧喜事，可以利用一楼的空间摆宴席。经常可以看到同一个组屋区里，举行着不同风俗的结婚仪式。一些社区还经常组织居民开展文体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让不同种族的居民走到一起。一次我在裕廊西区看到一个社区活动，主题是“和谐社区建设”。“六大宗教协作促进社群共处”、“印度教庙里的佛教情”、“回教长者春节送年柑”、“四族同尝水果王”……看着新加坡报刊上的这些标题，不禁使人想起李光耀在1965年时讲过的一段话：“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所有的新加坡人，不论你的肤色是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的，或是介于这些颜色中的任何颜色，都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尽管今天的新加坡已成为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典范，但为了让人们牢记宗族冲突的教训，新加坡把每年7月21日定为种族和谐日。在2008年的种族和谐日活动上，李显龙总理呼吁国人要倍加珍惜40多年来在种族和谐方面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他说：“我们建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一年一年在巩固社会基础，增强社会凝聚力，但是还不能说工作已经完成，可以毕业了。因为这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工作。”

从李显龙总理的讲话可知，新加坡政府对待种族问题，一刻也不敢放松，一刻也不曾放松。

建设“乐龄”社会

在2008年新春到来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新春献词。他指出，虽然社会价值观正在转变，但人们还得必须继续推崇孝道，并重视家庭对社会的重要性，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适宜人们组织家庭及养育子女的好地方。

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倡导孝道，这在新加坡不是新鲜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在全国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儒学运动，提倡孝道是儒学运动的重要内容。每当农历新年，新加坡都会开展孝亲敬老活动，政府官员和议员都会到社区慰问老年人，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作出表率。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现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在新加坡，弘扬孝道不仅被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国家领导人还把弘扬孝道作为解决国家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的重要策略。新加坡政府认为，人口规模不足，新加坡难以形成有效的国内市场，新加坡合理的人口规模应该为600万人。基于这一想法，新加坡政府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并对养育多个孩子的家庭给予经济补助。但在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口增长率低，甚至负增长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何解开人口增长的难题？新加坡政府认为弘扬孝道有助于人口增长，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在多代同居的家庭，老人可以帮助子女带孩子，从而减轻下一辈养育子女的辛苦。另一方面，随着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民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新加坡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国民养老依靠公积金。公积金不够养老怎么办？弘扬孝道则有助于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机制，通过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哺，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弘扬孝道是新加坡的重要国策之一。圣诞老人为小朋友派发礼物

199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在此法令下，被控未遵守《赡养父母法令》的子女，一旦罪名成立，可被罚款一万新元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为了弘扬孝道，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不少明显带倾向性的政策。如在每年的政府花红分配中，对老年人给予特殊的照顾。2008年每位超过55岁的老人的额外花红是100新元，钱虽不多，但体现了政府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心。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二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更多的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不仅如此，如果子女的住房离父母的住所较近，政府也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并免除子女探望父母时的部分小区停车费。新加坡地少车多，停车位很紧张，小区的停车费较贵。免除部分小区停车费，目的是鼓励子女多去探望父母。诸如此类的政策，着力点在于鼓励人们孝亲敬老，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全社会形成孝亲敬老的氛围。

为了让孝亲敬老思想深入人心，1982年在李光耀的建议下，新加坡在中学三、四年级的道德教育必修科目中增设了儒家伦理课程。通过课堂教育的形式，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灌输给孩子。其中孝的内涵就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为推动孝道教育，新加坡的中小学每年还会开展许多与“孝”有关的活动。如围绕二十四孝的故事，举办全国中小学网上作答比赛、中学生动画制作比赛、中学生短剧比赛、小学生讲故事比赛等等，这些活动寓教于乐，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此外，新加坡还规定中小学生每学期拿出一定的时间从事公益劳动，以此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每到公益劳动时间，有的孩子去养老院照顾老人，有的孩子上街进行公益募捐。在新加坡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中小学生在搞募捐活动。

新加坡76%的人口是华人，海外华人有着较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但新加坡在独立前有100多年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独立后又借鉴西方的科技和管理，因此从主流文化上看，新加坡是逐渐西化的。特别是在现在的年轻人中，不懂华语、不懂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正是感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同时也是为了对抗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入，新加坡领导人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倡导儒家伦理，并努力使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政府的这一做法得到了老一代华人的支持，他们自发地组成了很多组织，如宗乡会、同乡会、俱乐部、邻里组织等，开展华文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活动，这些民间的活动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相呼应，在新加坡形成了在弘扬孝道上的上下联动。

新加坡对老年人有个很好的称呼，叫“乐龄人士”。怎样才能让老年人成为乐龄人士？首先是老有所养。在新加坡老年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即使一分积蓄都没有，又没有亲人照顾，新加坡政府会通过各种渠道，使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其次是老有所为。新加坡充分尊重和保护老年人的劳动权利，只要身体许可又自己愿意，新加坡的老年人可以一直工作。有的老人60多岁了，还在开出租车，自己不觉得老，不过坐车的乘客很紧张。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不少做卫生、打杂的是老年人。雇用老年人工作，这既让他们发挥余热，同时也有助于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新加坡有一个雇用老年人法案，要求企业对超过62岁的老年人进行再雇用，目前近一半的企业已做到了这一点。再次是老有所乐。从1996年起，新加坡开展“乐龄运动”。在每一个社区建立了乐龄俱乐部，老年人可以在俱乐部里享受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健康检查、生日庆祝、旅游观光等。俱乐部还定期举行太极拳、气功、交际舞、书法等文体活动，使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此外，社区志愿者还为老年人提供多种上门照顾服务。

新加坡是个十分重视孝道的国家，在提倡孝道、弘扬孝文化中，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理想的生活之地，已成为一个“乐龄”社会。

◎政治法制篇：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由于新加坡有100多年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因此新加坡在独立时采用的政治体制，基本采用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但也根据新加坡的情况作了一些改进。

新加坡政体是议会共和制，全国被划分成84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一名议员组成议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组成政府，政府对议会负责。

由于新加坡是个小国，因此只有一个统一的议会，没有上议院、下议院之分。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出任总理，总理在议员中任命政府部长。因此在新加坡要成为执政党，首先必须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要成为政府部长，首先必须被选为议员。在新加坡，执政党、议会、政府实际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执政党是议会的多数党，政府的部长都是议员，所以政府决定的事在议会很容易通过，政府总理拥有最高权力。

新加坡设有总统，这个职位有点像英国的女王，是个象征性的职位，基本没有实权。开始时总统的任命由执政党推荐，议会批准，从1993年起改为民选。民选总统的权力较以往的总统有所增加，增加了三项职权：一是对国家的储备金进行监管，新加坡的储备金数额很大，资金安全受国人关注，为防止政府滥用储备金，总统负责对储备金的监管，确保储备金安全。二是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如大法官、三军总司令，总统有否决权，这是以往总统所不具有的权利。三是负责对总理的监督。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很大权力，可以调查任何公务员，它直属总理办公室，只对总理负责。那么谁来监督总理？这就是总统。如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总统就有权进行干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分为政治领导和公务员。政治领导负责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公务员负责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政治领导的产生，需要通过选举，有一定的任期。如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如政府部长、政务部长、政务次长等，这些官员由总理提名任命，政府换届时他们的职务也随之终止。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包括：议员、内阁成员、各部政务部长、政务次长等，人数不是很多，但都是高级官员。公务员不通过选举产生，但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包括面试、心理素质测试等，要求非常高。一旦成为公务员后，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如被判刑、严重的纪律处分等，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公务员的最高职务是各部的常任秘书。高级常任秘书的工资和政府部长同级。新加坡国会外景

议员在新加坡又叫代议士，他是选区内所有居民利益的总代表。议会开会一般是一月一次，一两天开完。每次会议有些什么议题，都事先公告。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开会时的辩论一般都不是很激烈。在新加坡，议员不能作为一个人的职业，所以每个议员除在议会开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都有自己的正式工作，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等，但议员不能任政府公务员。议员靠自己的薪水谋生，但每月能领到一两万新元的津贴。这是因为作为议员，一方面本职工作会受到一定影响，同时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支出，如逢年过节要到社区慰问群众，都要表示表示，碰到生活困难的居民，给予一定资助等。

每个议员都必须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这是新加坡政治制度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则。议员把选民的意见带到议会，最后形成国家的意见。在这样一种机制下，议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必须和选民打成一片，取得选民的信任，维护选民的利益。新加坡有个议员接待选民制度，每个议员每星期必须拿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接待选民。选民有困难、有建议意见，都可以找议员表达。

在新加坡，成立一个政党比较容易。几个人，有一个党纲，到有关部门登记一下就行了。目前新加坡的合法的政党有20多个，影响最大的是人民行动党，还有工人党、民主进步党等。现在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时开始执政，在每一届的大选中都获得胜利，是世界上连续执政最长的政党之一。

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选举的时候，人民行动党差一点被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挑下了马，据说两者只差关键的一票，这让李光耀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政府就设法对选举办法进行了修改，推出集选区制度。本来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现在把五六个选区绑在一起选，叫集选区，理由是要让少数族裔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按单一选区选举，每个选区选出来的可能都是华人。现在改为了集选区，每个党派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中，都必须有至少一名少数族裔，这样才能确保少数族裔的参政。由于反对党的势力都很小，要他们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选人参加集选区的选举十分困难，因此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是不战而胜。目前新加坡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李光耀曾经说过：“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当然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也导致人们政治参与意愿的降低。新加坡人的政治参与度不是很高，很多人对政治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反正自己有工作，有饭吃就行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表达，新加坡对议会进行了改革。他们在84个选举议员之外，设立了非选举议员。那个得票最多又没有当选的反对党的领袖可作为非选区议员，这样确保反对党也能进入议会。此外还设立了官委议员，他们通过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共有八名，是新加坡社会各界的代表。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可以参与议会辩论，但没有表决权。通过设立非选举议员和官委议员，增加了议会的代表性。

在新加坡的选举中有一个怪现象，凡是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治集会，往往没多少人去，会场上比较冷清。但凡是反对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一般会有很多人参加，会场上很热闹。但在选举投票时，人们还是投人民行动党的票。这反映出人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变化，但同时还是觉得人民行动党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有较深的认同。

严厉的法律约束

在世界上，新加坡以法律严厉而著称。在未到新加坡以前，南洋理工大学给我们的注意事项中就有这样的提示：行人如在人行横道两侧50米以内穿越马路将面对50新元的罚款。乱扔垃圾，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使用洗手间后不冲水是违法的，初犯者会处以高达150新元的罚款……

要知道当时一新元相当于五元多人民币，这样的规定自然对我们很有“震撼力”。在南洋理工大学食堂的门口，我看到一个禁烟标志，上面写着：“By law fine:$1000”(根据法律罚款1000新元)。“fine”在英语里既有“美好”的意思，又有罚款的意思。所以有人说新加坡的“美好”，其实是靠“罚款”罚出来的。新加坡很“fine”。

不过法律条文总是抽象的，到新加坡后从媒体上看到不少实际案例，给人巨大的震撼，兹不妨摘录如下：案例一：醉酒驾车被控。在新加坡开业的一意大利餐馆的执行董事涉嫌醉酒开车和闯红灯，被控上法庭。控状显示，被告在去年7月5日凌晨2时47分在史丹福路和美芝路醉酒开车，他所呼出100毫升气体中含超过65微克的酒精，超过法定最高35微克酒精限量近一倍。此外，他还在当天相同的时段在史丹福路和美芝路的交界处闯红灯，被控危险驾驶。一旦罪名成立，初犯者可被判罚款3000新元，或坐牢12个月，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可被判罚款5000新元，或坐牢两年，或两者兼施。案例二：使用假文凭面临入狱。34岁的邓某来自中国，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她被指在2006年3月20日向人力部申请S准证(一种获准进入新加坡务工的证件)时，把一张伪造的中国山东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位的证书呈交给当局，触犯了外国劳工雇用法令。依据她提供的文件，人力部在同年4月批准她的申请，让她顺利受聘在当地一家餐馆当经理。与此同时，人力部怀疑被告伪造文凭，于是展开调查，结果山东经济学院证实邓某的文凭是伪造的，法官判邓某入狱两个月。案例三：雇用无证女佣被罚款。39岁的沙美于2003年雇用来自印度的纳拉雅拉当女佣，但纳拉雅拉只工作了八个多月，便因为沙美拖欠女佣税，工作准证被撤销。(在新加坡雇用女佣，雇主须向国家交纳女佣税，否则属非法。被雇用的外籍人员须持有工作准证，才有被雇用的资格。)此后，沙美继续雇用纳拉雅拉非法工作长达三年。人力部于2006年11月10日接到情报后展开调查，并最后将沙美控上法庭。法官判沙美相当于32个月女佣税的罚款，即11040新元。

以上几则案例，案情都不大，但可反映出新加坡的法律之严厉。找工作时使用假文凭、酒后驾车、半夜闯红灯等，这种事在哪个国家都可能发生，在有的国家还不一定被认为是犯罪。但在新加坡，即使是这样轻微的犯罪行为，也会被罚款几千或几万新元，有的还被送进了监狱。

中国有句古语叫“乱世用重典”，套用在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新加坡，应该说是“盛世用重典”。不过，在我看来，新加坡的“盛世重典”起码起到了两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新加坡是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犯罪率极低，人们的安全感很强。要知道安全感是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二是提高了国民素质。过去的新加坡人也有种种坏习惯，如随地吐痰、乱扔乱倒垃圾、讲脏话、小偷小摸等。据说现在新加坡最大的跳蚤市场，以前就曾是个小偷市场，市场上售卖的大多是赃物，谁家要是不见了东西，或许就可以在这个市场里找到。但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好转，加上政府长期的宣传教育，严厉的法律约束，新加坡的国民素质不断得到提升。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的今天，是多年法治的结果。没有严格的社会法规，也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这是新加坡人对法律的概念。新加坡的领导人认为，虽然严厉的法律会让老百姓失去部分的自由，但国家却可以因此得大利。在严厉法律的约束下，国家发展，社会和谐，每个老百姓都会从中受益。

当然，由于国情、历史等的不同，一个国家究竟是用重典还是轻典？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在一个国家经济还不够发达、人民总体素质还不很高的情况下，用重典对加强社会治安、提高国民素质大有好处。这是已经被新加坡社会所证明了的一个经验。

鞭刑的司法意义

新加坡是当今世界上仍然保留鞭刑的少数国家之一。翻看新加坡的报刊，有不少犯人被判鞭刑的报道。如一名男子冒充嫖客抢劫妓女被判监五年打12鞭，一名男子晚上行窃被判监两年半打六鞭等。据说在新加坡每年有上千人被判鞭刑。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对犯有强奸、严重伤人、破坏公物等社会危害较大的罪行的犯人，判以鞭刑。一名罪犯最多可被判24鞭，但女性和50岁以上、18岁以下的男性不适用鞭刑。

鞭刑是一种令犯人十分害怕的刑罚。有的犯人被判鞭刑时哀求：不要打鞭，宁可多坐几年牢。但他们的要求从来不会被法官考虑。鞭刑所用的鞭子，长一米左右，是一根非常结实的藤条。平日浸泡在水里，以防开裂。行刑的鞭手是经过专门挑选和训练的，他们体格强壮，每一鞭子的力度高度一致。行刑时，鞭手站在离犯人一米多远的地方，用全身的力量进行抽打，往往一鞭子抽下去，就会让犯人皮开肉绽。

鞭刑的执行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在行刑前，医师会对犯人进行身体检查，以确定能否行刑。行刑时，先除去犯人的衣服，然后把犯人绑在一个“A”字形的木架的一侧。行刑时，犯人的屁股上下方用垫子护住，以免打鞭时不小心伤及犯人腰部和大腿。每打一鞭，医师都会上前查看情况。如犯人行刑时昏倒，则会停止行刑，但余下的鞭数会另找机会补上。行刑结束后，医师会在犯人伤口上涂上药物，以防伤口感染。一般情况下，犯人挨鞭打后一两个星期内都没有办法坐下，非常痛苦。据说鞭刑留下的伤疤永远无法消除，所以新加坡姑娘择偶时，先要掀开男方衣服验看有无鞭痕。如果男子受过鞭刑，就很难找到老婆。

鞭刑对犯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残酷的肉体惩罚，同时也是一种严厉的精神惩罚。由于鞭刑是一种酷刑，所以近些年来不断有西方人士要求新加坡废除鞭刑，但新加坡高层始终不为所动，而且绝大多数新加坡人也都赞成保留鞭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几年前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谈到鞭刑，他说：“我们知道有时候把人关在监狱里，也于事无补，他不会因此而改过自新……但是如果你鞭打他，他知道他的屁股将会承受痛楚，在一个星期内都没有办法好好坐下，那他就会三思而后行。”

由此可见，新加坡保留鞭刑不仅是为了惩治罪犯，更是为了震慑犯罪、减少犯罪。虽然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受英国影响较重，其基本法律框架是从英国借鉴过来的，但新加坡的法律有很多本国的特色。他们始终坚持按本国的国情制定法律，保留鞭刑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新加坡的鞭刑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司法理念，那就是“惩戒是必须有效的”，只有有效的惩戒，才能达到“惩小恶、戒大恶”的目的。

从经济学上讲，人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有着“图利”的目的，犯罪行为也是这样，因此，对罪犯进行惩罚，首先就是要让其“无利可图”。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人们犯罪的冲动。正是根据这一逻辑，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十分严厉。如随地吐痰，初犯者判罚款1000新元，而重犯则罚款2000新元；对乱扔垃圾的重犯者，除罚款2000新元外，还必须穿上写着“垃圾虫”字样的衣服清扫公共场所。再如在公共财物的保护方面，新加坡法律规定，谁要胆敢破坏公共物品，等待他的将是鞭刑。这是因为公共物品的管理主体比较容易缺位，很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侵害和破坏。由于有严厉的法律保护，在新加坡街头，无论是公用的垃圾桶，还是路边的指示牌，都能长时间保持完好无损，没有人会随意破坏。“惩戒必须是有效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司法理念。新加坡的法律看似严厉，实际是对犯罪者的一种“保护”，使那些本来有可能犯罪的人，因害怕惩戒而不去犯罪；那些本来有可能重犯的人，因害怕惩戒而迷途知返，改邪归正，这不是“保护”了犯罪分子吗？而因为社会犯罪的减少，使普通老百姓得到的好处，更是难以计算。这样的法律，岂不比那些“小恶不惩，大恶严惩”的法律更体现法律精神!正是遵循着“惩戒必须是有效的”理念，新加坡在打击犯罪上有着不可思议的效率。虽然平时很少能在街上看到警察，但一有案件，不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警察都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高效率地开展侦查工作。有时当天晚上发生的案件，第二天一早就被提交到了法院，这使犯罪分子在最短的时间内受到惩处。据统计，新加坡司法人员的年人均结案量达到500多件，这样的司法效率恐怕是全世界罕见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国内严重的小偷小摸问题。浏览网上很多反映偷盗的帖子，很多网友对小偷小摸既恨之入骨，又无能为力。人们的财产、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时间长了，就对公安机关失去了信心，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什么中国的小偷小摸会如此猖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这种犯罪打击不力，惩戒不够，没有形成“有效的惩戒”。一些人被偷后报案，没有得到公安机关足够的重视；一些小偷被抓后，由于取证困难等原因，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如何对小偷小摸进行“有效的惩戒”，这是我国亟待研究的一个课题。

比法律更重要的是执行

一次，一位国王到地方上微服私访，体察民情。

他来到一地，发现这里的地方官一手遮天，鱼肉百姓，为所欲为。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久，便衣打扮的国王终于和地方官正面相对了。他大声质问地方官：“这里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

地方官答道：“王法管人，我管王法。”“王法管人，我管王法。”这八个字虽然简短，却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污吏的形象。是啊，王法虽大，但终究还要靠人去执行。如果执法者把法律当儿戏，执法不严、不公，甚至搞“为我所用”，那么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所以有一件东西比法律更重要，那就是法律的执行。

在新加坡有很多“执法必严”的故事，其中流传得最广的，就是美国学生迈克菲在新加坡挨鞭子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1993年，当时在新加坡旅游的迈克菲搞了一个恶作剧，他买了油漆，和一帮朋友在一些建筑物和私人汽车上涂鸦，并破坏公路交通指示牌，触犯了新加坡法律。他被判罚款、监禁和鞭刑。这件事传到美国后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对自家孩子将在新加坡被扒下裤子挨鞭打而勃然大怒。《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美国媒体纷纷撰文，把新加坡人形容为野蛮人，并要求政府出面进行干预取消新加坡的判决。迫于舆论压力，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要求新加坡总统王鼎昌赦免这个少年。这让新加坡领导人处于两难境地，如果赦免迈克菲，国家的法律尊严将会受到影响。如果不赦免迈克菲，又担心遭到美国报复。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外向度很高的国家，一旦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后果十分严重。经过慎重研究，新加坡领导人作出了一个巧妙的决定：把迈克菲的鞭刑从六鞭减为四鞭。这样既保住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又给了克林顿总统一个人情。克林顿从此被人们戏称为“两鞭总统”。

2002年12月，澳大利亚人阮祥文从柬埔寨走私396克海洛因，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转机飞往墨尔本时被捕。根据新加坡法律，年满18周岁的人携带超过15克的海洛因要判处绞刑。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澳大利亚政府对阮祥文进行“营救”，五次请求新加坡对阮祥文进行宽大处理。澳大利亚一些组织甚至威胁说，一旦新加坡处死阮祥文，就对新加坡实施贸易制裁。由于新加坡在澳大利亚设有军事训练基地，存放着不少先进战斗机，因此有澳大利亚议员提出，政府应中断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面对来自澳大利亚的求情和各种威胁，新加坡人态度坚决。阮祥文最终还是被判处绞刑，于2005年12月2日执行。这是新加坡人维护司法尊严的又一个例子。

为减少吸烟带来的危害，新加坡严格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如在地铁或公汽上吸烟，罚款1000新元。对香烟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每条烟税额为70多新元，相当于人民币350多元。我们在新加坡入关时，在海关补税处亲眼看到一位女士因携带香烟未申报而受罚，还有一位小伙子虽然只带了五六包香烟，也在那儿补交税款。“法律是不能讲价钱的。”新加坡海关的一位官员说。他们对在海关检查中查到的香烟，不论多少，都会一视同仁，要么补交税款，要么没收。根据新加坡法律，如果走私香烟罪名成立，初犯可被罚款，罚额等于所逃税款的20倍；再犯可被判坐牢两年和罚款。在英语里，Leeway一词是口语“有余地”的意思，新加坡人把这个词分开，变成了“Lee Way”，直译为“李光耀的路、方式”，引申为“没有商量的”。这是新加坡人创造的一个词，指新加坡人严格按法律办事，没有例外。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儿子李鸿毅是一名现役军官，军衔为陆军少尉。2007年6月，20岁的李鸿毅向新加坡国防部长和数百名军方人员发送电子邮件，投诉他所在的部队中的另一名军官自由散漫，两次未经许可缺勤。根据他的投诉，军方展开调查并将缺勤军官告上军事法庭，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两名上级主管处以书面警告。但与此同时，李鸿毅因“向其他军方人员传播投诉信”而触犯国防部守则，也受到军方惩戒。这是新加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现代版。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发表评论说：“这反映了狮城法纪的严谨。弹丸之地的新加坡能立足全球，自有它一定的道理!”

李光耀认为，法律构架对经济竞争力有直接影响，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维持新加坡环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李光耀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1959年在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前曾有10年当律师的经历，他说：“我知道法治能够让处于东南亚的新加坡享有优势。因为在东南亚国家，法律经常被总统、总理或前军人担任的领导人所主导。”

李光耀与新加坡廉政

据《联合早报》报道，在香港一家国际性顾问公司2008年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新加坡再次被评价为亚洲最清廉的经济体。这项调查历时两个月，针对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调查对象是世界各地的商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据了解，在最近10多年来，各种有关廉政的调查中，新加坡都有不错的成绩，多次在亚洲国家中名列第一。

新加坡无疑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廉洁政府甚至成为新加坡对外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很多商人选择到新加坡投资，就是因为这里政治清廉。当我问一位中国企业家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感受时，他明确地告诉我：“在这里做生意感觉比在国内轻松，因为你不用考虑搞关系，只要产品本身有竞争力就行了。”新加坡法律对贪污受贿犯罪有很严厉的规定，任何人只要有收取贿金的意图，即使最终没有收受贿金，也一样构成犯罪。行贿受贿一旦被揭发，不仅受贿者会受到法律惩罚，行贿者一样逃不脱法网。因此，新加坡很少有行贿受贿行为发生。

和今天的廉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曾经是一个贪污和贿赂盛行的地方。老百姓找官员办事如果没有贿金，就会受到刁难。警察找你罚款时，你如果在递上驾驶证的同时附上一张钞票，就可以免受处罚。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选举时，成立不到五个年头的人民行动党以一把大扫帚做竞选道具，表明要扫除污秽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结果赢得了选举。年仅35岁的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可见当时人们对贪污腐败的痛恨。

李光耀说：“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分。”在当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李光耀率领的内阁成员全部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他们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廉洁，表明要廉洁从政的决心。从此，只要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官员们都会身穿白衬衫和白长裤，这成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正式上任前，李光耀和家人约法三章。他说：“我虽然当上了总理，但权力是人民给的，你们不要指望用我的职务谋取任何好处。”他的这一要求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的夫人说：“你虽然是最高官员，但不要拿最高工资。”李光耀的父亲是个卖钟表的，周围的人一直不知道他是李光耀父亲的身份；李光耀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都靠个人努力得来；亲友中没有一人靠李光耀的权势谋利。

为了从制度上推进廉政建设，新加坡对公务员的日常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修订完善了《反贪污法》。修订后的《反贪污法》对贪污行为做了更广泛的定义，对任何金钱和非金钱形式的非法所得都可纳入调查范围，被指控者如果不能说明收入的正当来源，就可以作为非法所得控上法庭。如果公务员的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收入，又没有其他正当收入来源，可以被认为贪污。调查人员有权对嫌疑人进行跟踪、搜查和逮捕，有权调查嫌疑人和他们的亲属及代理人的银行户头。《反贪污法》还对举报人的保护、对贪污的惩处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规定，为打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新加坡有一个强有力的贪污调查局，它隶属于总理公署，平时受总理公署领导，必要时局长可直接向总理汇报情况。但如果在办案中受到总理的干扰，调查局可以向总统报告，请求总统授权。这样的规定确保每一个人都置于监督之下。根据职能，调查局既调查来自公共部门的贪污，也调查来自私人领域的贪污；既调查新加坡国内的贪污犯罪，也调查新加坡公民在国外的贪污犯罪；调查行动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任何人一旦被调查，有关部门就必须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有多名部长级官员因涉嫌贪污被调查，差不多每10年就有一个。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费用由一名房屋发展商提供。后来，他又接受对方一座价值50万新元的独立式洋房，并由对方担保以自己父亲的名义透支30万新元进行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最终被判罚款7023新元，坐牢18个月。1986年11月，李光耀的老朋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贪污调查局调查，有人承认曾分两次给过郑章远40万新元现金，让他在购买土地等方面给予帮助。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与调查局官员讨价还价，使调查不再继续。李光耀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当他听说郑章远想见他时，答复说要等调查结束后才可以。一星期后，郑章远服安眠药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遗书，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或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李光耀说。对待贪污犯罪者，不论犯罪者的职位多高，曾经的贡献多大，和自己关系多好，李光耀都态度明确，行动果断，查处坚决。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很少再有政府高官涉嫌贪污犯罪。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也与新加坡建立的与私企挂钩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有关。公务员的待遇提高了，可以凭薪水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如果因贪污被查处，不仅身败名裂，数十万新元的公积金还会被没收，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傻得去贪污？通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已经形成了公务员“不想贪、不用贪、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倡廉机制。

有趣的是一手打造了新加坡廉洁政府的李光耀，其自身的廉洁也曾受到过质疑。事情的起因是1995年时，李光耀和李显龙各买了一套房子，买房时分别享受了5%和7%的优惠，尽管这种优惠是房产商售房的惯例，但由于两人的身份特殊，加上李光耀的弟弟正好在这家房产公司任职，因此有人怀疑他们以权谋私，在购房时占了便宜。为了弄清事实，当时的吴作栋总理下令对购房过程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他们只是享受正常的折扣，并未搞特殊化。为消除社会上的流言飞语，李光耀父子决定把买房时的折扣款100万新元交给政府，结果被政府退回。后来，他们就把这笔钱捐作了慈善用途。

李光耀曾经说，以他的位置，如果他要贪污，没有人能够制止得住，其后果是整个廉洁制度的崩溃。他认为反腐倡廉应该从最高层抓起，而他自身的一言一行，无疑具有标杆作用。

2000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机构马来西亚分部给李光耀颁发了全球首个“环球廉洁奖”，以表彰他在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在杜绝贪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你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如果你假公济私，为自己和家庭敛财，你就已经堕落了。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受损，也会降低国家的信誉。这怎么行呢？”李光耀说，“伟大的领袖是那些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的人，他们从不滥用权势以自肥。只要最高领导洁身自好，他就有机会铲除制度上的贪腐……”

这些应该是他的肺腑之言!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李光耀被尊称为“新加坡国父”，他是新加坡建国的元老之一，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决策者，是新加坡经验的主要创造者。有评论家说：“在许多方面，李光耀就是岛国的化身。他的性格体现了新加坡的各种特征：步步为营，如临大敌，冷漠无情，孤芳自赏，然而干劲十足。”

李光耀自己说：“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说明为什么新加坡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我所作的决定使新加坡蜕变成今天的样子。”新加坡从一个资源缺乏的小国发展为世界一流的国家，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李光耀功不可没。

一次，李光耀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假使新加坡没有李光耀，情况会怎么样？”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坦白地说，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到时或许有另一个人，能够把人民动员起来，能够让人民振作奋发，拥有卓识、远见和冲劲去实现他的理想与计划，他也能够成功，并非一定要我不可，有这种素质的其他人也能做到。但因为是我，我有自己坚持的一些理想，如坚持维持人民生活整体的素质，要绿化城市，让人民生活在干净和整齐的环境中。生活不仅关系到你穿什么衣服，你吃什么东西，你拥有什么财产，生活还包括总体觉得过得不错的感觉。你看看自己的周围，希望看到美丽和让你愉悦的事物：音乐会、交响乐、博物馆、图书馆，等等。这些都是伴随文明社会而来的事物，而这些正是我所坚持的环境。”今天的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可以说是李光耀一手打造出来的。

李光耀1923年9月出生于新加坡，是当地的第四代华裔，祖籍是广东大埔县，13岁考入新加坡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1946年李光耀获得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先后到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留学，并获得律师执业资格。他1950年返回新加坡当律师，并加入了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一个政治团体“马来亚论坛”，出任多个工会组织的法律顾问，因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和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1954年，他发起成立人民行动党，出任秘书长，并在选举中获胜成为议员。1959年人民行动党取得选举胜利，李光耀出任自治政府总理，此后一直主政新加坡几十年。1990年他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国务资政，吴作栋任总理，2004年他的儿子李显龙出任总理。

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经验论者。我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不信理论，虽然我阅读各种理论，也对它们感兴趣。可是当我碰到一个问题时，我是当机立断地加以解决，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找解决办法。”

已经86岁高龄的李光耀仍然活跃在世界政坛上，他频频出访其他国家，参加重要的政治聚会，接受媒体采访，对世界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等。新加坡的报刊对他参与的活动都大加报道。当年和李光耀一起开国的领导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早已隐退了，只有李光耀还活跃在新加坡政坛上，成为世界政坛上的常青树。他虽改任为国务资政，像是一个闲职，实际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得闲不住的人，他还是新加坡诸多政策重要的决策人，新加坡的掌舵者。这一点从新加坡政府允许建赌场的决策中可以看出来。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来要建赌场发展经济，被李光耀一口拒绝，认为这有害社会风气，他说，新加坡绝不能建赌场。80年代遭遇石油危机，又有人提出建赌场，还是被李光耀拒绝了。此后常有人提出建赌场的问题，但都没有结果。直到2004年新加坡贸工部提出综合度假区建设计划，允许在度假区建赌场，结果在全国上下引起巨大争论，最后李光耀一锤定音。他说：我过去一直反对在新加坡建赌场，现在看来是错了。因为你不建赌场别人还是在建，把旅游者都吸引过去了，新加坡的旅游业发展受到了影响。有了李光耀这个话，2005年，新加坡政府决定批准综合度假区建设方案，允许在新加坡建赌场，而且一建就是两个，在圣淘沙岛建一个，在滨海湾建一个。新加坡政府崇尚竞争，有两个赌场才能相互之间竞争，有利于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2009年，附设大型赌场的滨海湾综合度假区可建成投入使用。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有个小岛，叫白礁，两国之间对该岛的主权有争议，几十年了，他们把此事交给国际法庭裁决。国际法庭宣判那一天，新加坡的内阁正在开会，临时中断开会收看宣判的电视转播，第二天《联合早报》登了一张内阁全体成员看转播的照片。二十几个成员，其他人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只李光耀一人八十多岁。一位老者坐在一边，看着觉得特别不协调。在2008年新加坡的国庆集会中，李显龙发表演讲，李光耀坐在第一排，他的年龄远远超过其他与会者，还是觉得不协调。我想每个新加坡人可能都会想，李光耀是否该退休了？对这个问题，李光耀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他说：“即使我病倒在床上，即使你们准备把我下葬，只要我感觉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会跃起。那些以为我在卸下总理职务后会永久退休的人，应该去检验一下自己的脑袋。”他说：“有关新加坡的政治，没有什么是我不懂得的；有关新加坡的事务，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什么政策可行，什么政策行不通。这就是我对政府的价值所在。”

李光耀很赞赏中国领导人的交替方式，特别赞赏邓小平。他认为中国有两点很值得肯定，一个是用制度选接班人，新的接班人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不是老领导人指定。另一个是新老交替，在年轻的领导人接棒后，老的领导人指导一段时间，这样有利于年轻领导人的成熟。其实在新加坡，李光耀就是这么做的。

从目前看，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坛的地位，还是无人能够替代。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在李光耀百年之后，新加坡的政局会如何演变？

得人才者得天下

俗话说，得人才者得天下!现在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这一点。

人民行动党(The Peoples Action Party)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党，成立于1954年11月，由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受过英文教育、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发起，他们以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为己任。人民行动党的全称是“为人民而行动”的党。党徽是：在白色的底子上，一个蓝色的圆圈，中间一道红色的闪电。白色背景象征廉洁与正直，蓝色圆圈象征各族人民团结，红色闪电象征迅速行动。

人民行动党的誓词是：“我们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誓言同心协力，建立一个强大、团结的政党，通过全民力争上游，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公平与平等的社会，使每个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可享受美满的生活。”

人民行动党一向主张精英治国。2008年8月22日，《联合早报》刊登了对李显龙总理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他说：“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如果私人律师比法官聪明的话，法治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企业家比我们经济管理人员来得聪明，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会发生问题。如果反对党比政府来得厉害的话，应该交换位置，否则不能维持这个制度。”在人民行动党支部，几个市民等候议员接见

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17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没有犯罪记录和不良背景，都可申请加入人民行动党。这类党员每年交少量的党费，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对他们没有很高的要求。另一类党员是干部党员，这类党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水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即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只有是干部党员，才能被党组织推荐为议员候选人，或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人民行动党中干部党员的数量很少，只占党员总数的1%左右，但他们是党组织的核心。

只要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人民行动党都会千方百计吸收其入党，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人民行动党看中某位精英人士，一般会先派人约其茶叙，通过喝茶聊天对其进行观察，待时机成熟时吸收其入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地自我更新，把年轻有为、品格良好和有干劲的青年男女引进到党内。只要他们是维护新加坡利益者，不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

2008年被李显龙总理任命为律政部长的尚穆根，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律师之一。据说为了让其入党，人民行动党对他“跟踪”了10多年。李光耀说过，在新加坡你如果发现哪位精英人士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那多半是因为其本人不愿入党，人民行动党一定早已经找他“茶叙”过了。

我所见到的新加坡的部长、议员，大多数都曾是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他们在中学毕业时被政府送到英、美的大学深造。能获得政府奖学金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一方面学习成绩要好，各门功课要全A。新加坡的学生成绩是A、B、C、D制，每门功课只有10%的学生能够得A。所有的功课都得A，这样的学生真是凤毛麟角。另一个方面品质要好。新加坡的学生除了学习成绩外，还有一个关键表现分(Key Performance)，这个分和学习成绩一样重要。在大学录取时既看考试成绩，也看关键表现分。关键表现分主要反映学生参加集体活动的情况，如平时参加活动积极，合作精神强，有特长，获得荣誉多等，关键表现分就高。新加坡设有总统奖学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奖学金，每年各选四五人到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等。这些学生回国后被安排到对口的政府部门工作，从基层干起，一两年就换一个岗位，五六年、七八年后，就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工作岗位，担任处长、司长等职务。像我认识的议员叫马炎庆，他21岁获得政府奖学金，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25岁拿下硕士学位。回国后进入经济发展局，33岁出任新闻通讯艺术部创意新业司司长，34岁兼任国家艺术理事会规划司司长，35岁辞去司长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当选为议员。新加坡的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参选议员，所以参选前他必须先辞去在政府的职务。他的经历，是典型的新加坡政治精英的经历。和他们接触，感觉他们的能力确实很强。

新加坡对政府高官实行高薪。美国的面积是新加坡的1.3万多倍，人口是新加坡的7000多倍，而2007年美国总统布什的年薪却不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1/5。俄罗斯前总统普京的年薪仅为12万新元，不及李显龙的1/25。李显龙2007年的年薪达309万新元，名列世界各国领导人薪酬第一名。为什么新加坡要给官员这么高的薪水？第一，新加坡的高官，除了薪水外，没有其他福利待遇，薪水是他们的全部收入，他们的收入是透明的。第二，高官拿高薪，是政府官员薪水市场化的结果。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政府要吸引人才，就要出足够高的薪水，和私营企业展开人才竞争，他们把官员的薪水和私企的薪酬相挂钩。我们常说新加坡是“高薪养廉”，其实他们的初衷是官员薪水市场化，吸引精英人士到政府部门工作，当然高薪也有一定的养廉的作用。

新加坡的人才资源十分有限，全国400多万人，称得上人才、精英的也就那么一些。人民行动党的策略是把精英人士都吸引过来。过去有个医生，老是批评政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后来人民行动党发展他成了党员，并推荐他当上了部长，他就是现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部长维文医生。

人民行动党把人才都网罗过来了，反对党没有办法吸收到足够的人才，这样就“怎么也成不了气候”了。这一策略说明人才对一个政党的重要性。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政府官员高薪的是与非

在新加坡，对于政府官员的高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抱怨，认为政府官员的工资太高了，高得有点离谱。这种声音主要来自民间，如出租车司机。另一种认为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相对于他们的能力，他们本应该拿得更多。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官方。两种声音究竟谁是谁非，一时令人难下结论。

新加坡现有6.58万名公务员，分为行政官、法律事务官、教育、管理执行、行政支持、运作支持等多个类别。我们通常说的政府官员高薪，主要是指行政官。行政官是新加坡公务员队伍的核心，他们处于公务员金字塔的顶端。行政官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政治领导制定和执行政策，这部分公务员的数量很少。2007年底，新加坡的行政官为421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总理、部长等由选举制度产生的政府官员，作为政治领导，并不在公务员之列。他们的职位是不固定的，一旦选举失败就要另找出路，但他们的薪酬参考公务员的薪酬等级。

很多人把新加坡作为“高薪养廉”的典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里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其一，新加坡的绝大部分公务员薪酬并不高，如大学毕业生从事管理执行类的公务员岗位，起薪仅为每月2180至3320新元，这只相当于同类学历人员社会上中等偏上的工资水平。而小学文化程度从事运作支持类公务员岗位的，起薪才818新元，这一工资远低于新加坡人的平均工资。其二，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大幅度提薪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很廉洁的国家，廉洁在前，高薪在后，如果说这是“高薪养廉”，在时间上说不通。其三，贪污者一般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贪污，很多贪污者生活中并不缺钱，他们似乎没有必要进行贪污。其四，从历史的角度看，官员的廉洁不是靠“养”出来的，而要靠制度约束。由上面四点可知，“高薪养廉”在逻辑上是靠不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务员的工资就可以定得低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过低，就会导致寻租行为，使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新加坡从1994年起给公务员提薪，主要是为了使政府官员的薪酬市场化。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政府要吸引人才，就要出足够高的薪水，和私营企业展开人才竞争。他们把官员的薪水和私企的薪酬水平相挂钩，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先在私营企业中选择六类人员，分别为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跨国企业人员和本地制造商，在每类人员中选取四个最高薪酬者，对他们的薪酬进行平均，把此平均值的2/3作为政府部长、高级常任秘书的起点工资，即MR4工资。在算出MR4工资后，其他的工资级别以此为基准进行计算。2000年，新加坡对MR4的计算方法作了一些调整，还是选取六类人员，每类人员中取八个最高工资，然后取中位数，把中位数的80%作为MR4工资。根据新的计算方式，2006年新加坡公务员的MR4工资为220万新元，但实际当年的MR4工资只有120万新元。为缩小实际工资和理论工资的差距，2007年4月，新加坡把MR4工资调高到理论值的73%，即160万新元；年底又调高到理论值的77%。按照调薪计划，2008年新加坡总统的薪水将达到387万新元，总理376万新元，部长和高级常任秘书194万新元。

对于少数政府高官薪水的节节攀升，新加坡多数民众表示不解。他们认为，多年来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长多少，而政府高官却在不断加薪，高官与民众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显然不合理。和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高官的薪水太高。有人甚至对政府官员加薪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官员加薪不应该政府说了算。对此，来自官方的解释是：第一，新加坡政府官员的薪水是有点高，但薪水是新加坡官员的全部收入。不像有的国家，官员除了薪水外，还有很多福利。新加坡官员只有薪水，没有任何福利。他们使用公车要进行申请，而且只能用于公务活动。由于手续烦琐，很多官员根本不申请用车。一些部长到国外出差，还得自掏腰包贴补。新加坡官员的收入是透明的，这样比较有利于政府廉洁。第二，现代社会人们有更多的选择，一流的人才不一定愿意到政府部门工作，因为私营企业的薪水更有吸引力。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高的薪水，就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第三，并非人人都适合做政府工作。政府官员作出的决策，会影响整个社会，因此政府工作十分重要，需要由精英人士来担当。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很高，政府官员提供了高质量的工作，当然应该得到较高的薪水。第四，和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比起来，官员的高薪根本不算什么。政府的廉洁和高效带给新加坡繁荣和进步，为了保持政府的廉洁和高效，应该给政府官员高薪。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1994年在敦请国会批准提高部长薪酬的议案时说：“在未来几年里每年给我的领导团队2200万新元的薪酬微不足道。这2200万远不如你必须为一个不称职又贪腐的政府所需付出的代价。”2008年5月1日，新加坡律师尚穆根就任律政部长。在任部长前，他的年收入达到800多万新元，而任部长后，他的薪水仅为100多万新元。这个例子说明，政府支付给部长们薪水，不是高了，而是还远远不足。

但反对者自有反对者的理由，他们认为：第一，作为政府部长，除了薪水收入，还有地位、荣誉、成就感等方面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其他工作所不能提供的，因此政府官员不应过高要求薪水。第二，私营企业的经理虽然薪水高，但其承担的风险也大，一旦经营不善企业将有破产的风险，而政府官员却不会有这种风险，政府官员几乎是“旱涝保收”的。第三，既然政府官员的薪水可以和私企高管的收入挂钩，那为什么不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挂钩呢？最近二三十年来，世界上企业高管的年薪成倍增长，而普通工人的薪水却停滞不前。政府官员的薪酬只与企业管理者挂钩，对老百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第四，新加坡官员的薪水明显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什么英美等国的政府能在薪水较低的情况下吸引到人才，而新加坡政府却做不到呢？

用一流的薪水吸引一流的人才，用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政府，这是新加坡政府官员高薪的基本逻辑。新加坡官员的工资是不是太高？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以争论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加坡确实有一个既廉洁又高效的政府，这一点对新加坡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只要做到廉洁高效，就算官员们的薪水确实高了一点，也应该不算什么吧!

“小红点”的危机感

新加坡是个先天条件不足的国家。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新生的国家前途一片暗淡。

当时新加坡只有500多平方公里土地，200多万人口，什么资源都没有。作为一个国家，连沙子都需要进口，连饮用水都要依赖邻国，这个国家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所以繁荣发达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1965年8月9日，当李光耀宣布新马分家的消息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不停地用手绢擦眼睛，并示意摄影师自己需要平静一下才能继续。而这一“平静”，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以李光耀一贯的坚毅，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些国家的独立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国家的独立是争取得来的。新加坡则是硬生生地被推上独立道路的。”李光耀说。他宣布独立时的悲情，至今仍被不少新加坡人所津津乐道。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新加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创造出了“新加坡奇迹”。但在新加坡领导人心中，默默思考的依然是：明天的新加坡要如何生存下去？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办公室里，唯一的字幅写着八个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这是他的座右铭。

在新加坡的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论调：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经不起任何风浪。因此政府领导人在作决策时，必须非常小心翼翼，确保国家不出大的危险。新加坡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因此新加坡人要取得成功，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新加坡以往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今后的成功。新加坡的明天，要靠新加坡人去创造。新加坡虽然有雄厚的财政积累，但那都是“保命钱”，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动用。今天中国向新加坡学习，如果新加坡不努力，明天就该新加坡向中国学习了。最大的危险，是对危险一无所知。谁也不欠新加坡人的生活……

令人惊讶的是，上面这样一些充满着危机感的言论，不仅来自新加坡官方，还来自新加坡的学界和民众。可见新加坡社会对危机感的认同。李光耀说：“我们管理国家的事情跟管理一家商店或一家公司一样，不管生意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并非只为明天着想。明天能够赚多少钱，那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我们要打算到10年后，20年后，打算到下一代你的孩子应该怎么办，生意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或者失败。”

一次我坐出租车时，看到路上有一些烟雾，这种情形在新加坡是很少见的。司机告诉我，那是邻国的农民在烧芭，风一吹，烟雾都到新加坡来了，每年都是这样。虽然新加坡政府多次提出过抗议，但都被置之不理。“没办法，谁叫新加坡只是个‘小红点’呢!”这位司机说。

说起新加坡是个“小红点”，这话可有来历。1998年，印尼总统哈比比对新加坡很不满，因为在他就任总统时，新加坡没有及时道贺。他对新加坡的一位部长说：“这里(印尼)有两亿一千一百万人。看看地图，绿色的(地区)全是印尼，那个‘小红点’是新加坡，你看看。”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回应说：“新加坡只有区区300万人口的资源，像新加坡这种‘小红点’能为邻国作出的贡献有限。”这是他对印尼领导人狂妄自大的回击，因为此前印尼刚接受了新加坡的一笔援助。

从此“小红点”成了新加坡的代名词。“小红点”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新加坡小，二是说新加坡与众不同，经济发达。新加坡人以自己是“小红点”而自豪，更以自己是“小红点”而自励，时时告诫自己要发愤图强，不让邻国瞧不起。

一天我正在看电视，忽然看到屏幕上方出现了两行奇怪的文字：冰奶(Iced Milk)、豹王(Ace Puma)、制邮机(Stamp Machine)、值勤盘(Duty Roster)。

看着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字，我以为是电视台出了问题。新加坡人告诉我，这是新加坡部队进行集训的命令，国民中所有隶属这些代号的人员，都必须马上到所属动员中心报到，并参加军事训练。第二天果然在地铁站看到不少身着军装、肩背行军包的人，行色匆匆地赶往集训地。

新加坡实行义务兵役制，适龄男性公民都要服兵役。因此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女生比男生多。因为男生一般是先服兵役，再上大学。不少男生在服完兵役后选择就业。

所有服过兵役的人，在45岁前都是战备人员。战备人员每年都要回部队集训，时间一般为一个月。接到集训命令后，必须无条件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到动员中心报到。

一次，我碰到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的陈先生。得悉他是一名战备人员，且经常回营集训，就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接到集训命令时，你正在国外出差怎么办？”“如果确实在国外回不来，那可以请假。不过回国后要马上到动员中心说明情况。”陈先生回答说。“回营集训会打断你的工作，会对你的收入造成影响吗？”“在我们训练期间，我们的工资是由国家承担的。也就是说，训练期间公司会照常给我们发工资，但最后国家会把这笔钱补给公司。”

从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把建设强大的国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政府把每年财政收入的30%用于国防开支，建立起了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特别是空军，不仅配备了先进的F-15战斗机，还在澳大利亚、文莱等地建立了空军训练基地。新加坡的一些先进战斗机都存放在国外，一旦有外敌入侵新加坡，这些战机将从外围向敌人发起攻击。古人说：“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居安思危，正是新加坡人的生存之道。

一家韩国媒体在采访李显龙时问道：“新加坡的竞争力和效率，其动力是什么？”李显龙答道：“危机意识。是‘小国若不出类拔萃就会遭到危险’的一种不安意识。要弥补我们所处的环境弱点，我们一定要保持卓尔不群。”

在新加坡的每一套组屋中，都设计了一个安全小屋，供人们遇到危险时使用；在新加坡的很多公汽上，都有逃生设计；在新加坡的地铁站，反复播放着这样的通知：如果你发现可疑人员或可疑物品，请迅速与车站的工作人员联系……

新加坡人的危机意识，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经济发展篇：

成功的战略选择

刚到新加坡时，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和中国相比，新加坡是一个县的面积，一个地级市的人口，一个省的经济总量。”这句话让我们对新加坡有了总体印象。不过以地域而论，新加坡只能算一个“小县”，其总面积仅707平方公里；而以经济总量而言，新加坡却是一个“强省”，其财政收入达到了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纵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程，其巨大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四个字——招商引资。

新加坡的经济规模太小，又没有资源，所以新加坡无法作为一个单独国家存在，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所以，1959年李光耀成为自治政府总理后，积极推动新加坡与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合并，希望能够利用马来亚的丰富资源和庞大腹地发展自己。新加坡有交通优势、港口优势，马来亚有资源优势和市场，两者优势互补，历史上它们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曾经在同一个殖民政府统治下，因此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1963年9月，经过政治高层的努力，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正式合并，组成了一个新国家——马来西亚。但是这次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就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为了各自利益苟合的一桩婚姻，身在一起心却不在一起，同床异梦，日子怎么都过不到一起。马来人一心想建立一个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国家，他们要求把马来人的利益置于其他种族之上；而李光耀主张，马来西亚应该是全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各种族应平等相处。到1965年，合在一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过高层的政治协商，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这在历史上称为“新马分家”。“新加坡恐怕是全球唯一一个原本寄望于与一个大邻居合并求生存，但却被赶出来走向独立的国家。”原新加坡财政部常任秘书严崇涛在回忆录里不无幽默地说。

从马来亚获得巨大市场的梦想破灭后，新生的新加坡政府被迫对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变市场保护为市场开放，变进口替代为出口导向，变扶植本地工业为开展招商引资。他们以“不求所有，只求所在”的理念，鼓励世界各地的商人到新加坡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新加坡没有腹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腹地。”李光耀说。为此，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明确经济发展局是专门主管招商引资的机构，代表国家招商引资，并协调有关机构共同营造和提升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对来新加坡投资的外商实行优惠政策，减免机器设备输入税，豁免企业所得税，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利润自由汇出，对外方技术人员入境实行优待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公积金这一源源不断的资金渠道，开展住宅、道路、机场、港口等硬件建设，使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开展专业招商，在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建立招商常设机构，派驻“精英”不知疲倦地走访目标企业的高层，说服他们到新加坡投资；打造产业聚集区，设立了裕廊工业园等开发区，利用产业集聚效应，从招引大企业入手，吸引同类企业和上下游企业在园区落户；帮助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把工人每周的标准工作时间从39小时增加到44小时，每年的公共假日从15天减为11天，并削减病假日，限制奖金发放等；建立有利于投资者的劳资环境，规定雇员的招聘、裁减、开除、任务分配等属于企业基本的管理职能，职工或工会无权进行干预和提出谈判，也不属于劳资仲裁法庭管辖范围；建立规范的法律体系，明晰企业产权，加强对企业专利权的保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打造廉洁政府，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当时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很多国家不喜欢外来投资，西方国家有很多资本正寻找出路。新加坡的对外开放政策，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的需要。新加坡政府一系列改善投资软、硬环境的措施，很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地的企业纷纷到新加坡设厂，一批炼油厂、电子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新加坡建立起来。

当然，招商引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你拨打100个电话，有10个总裁回复你或者愿意接听电话，你已经算走运了。如果这些人中有两个能同意来新加坡参观访问，那你就更幸运了。如果最终能有一个人愿意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公司，那你真的是幸运至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学会了做一个职业乞求者，而不是一个给别人施舍的人。”虽然新加坡的招商引资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严崇涛先生对当初进行招商引资的艰难记忆犹新。

随着一大批跨国企业的到来，新加坡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0%以上，而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失业率已降到3%以下，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充分就业。到80年代中期，85%的新加坡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到90年代，新加坡已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70年代初，英国为减少在海外的防务支出，从新加坡撤走了全部海、空军基地，当时有7万新加坡人的就业依赖英国军事基地，他们创造的产值占新加坡GDP的20%。但是由于招商引资政策的成功，当英国的军事基地撤离时，外资企业为新加坡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新加坡的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发展。

近几年来，为应对周边国家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新加坡政府仍在持续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严崇涛先生认为，新加坡招商引资的优势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工资成本和劳动技能、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政治稳定和安全，以及一个不贪污、不搞裙带关系的好政府”等多个方面。这些优势加在一起，成为其他国家难以超越的综合优势。而李光耀则认为，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稳定是新加坡的重要优势，2008年他在访问西亚时强调：“商人需要的是一个条例分明、商业合同获得尊重以及秉公处理的环境，在出现商业纠纷时，他们不需要因为对方是财雄势大的财团或涉及的对象是政府而感到害怕。”新加坡能吸引世界投资，重要的一点是法治环境好。

2008年初，挪威太阳能公司挪森(NorSun)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投资3亿美元，在裕廊设厂生产太阳能晶片。这是继2007年挪威再生能源公司(REC)宣布在新加坡投资60亿新元后，外商在新加坡的又一个大的工业投资项目，显示出新加坡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态势。据挪森公司总裁辛德透露，他们在选择到新加坡投资前，曾考虑了包括挪威和中国在内的10个地点，但“新加坡的科研能力、简洁的设厂手续、政府提供的减税措施，让这里具备别处所找不到的优势。”挪森公司等跨国企业落户新加坡，为新加坡的投资环境作出了很好的注释。

有人说，新加坡的招商引资不足效法，因为他们是以牺牲劳工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工人的工资被人为地压低了。但是，反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大量企业到新加坡投资，新加坡人面临的可能就不是工资低的问题，而是没有工资拿的问题。哪一种情况更好，一目了然。

在政府是否应该直接介入招商引资的问题上，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所要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而不是直接进行招商引资。投资环境好了，投资自然就来了。但从新加坡的实践看，政府不仅要在改善投资软、硬环境上起主导作用，同时也在具体的招商引资上扮演关键性角色。特别是在招商引资的起步阶段，如果不是由新加坡政府主抓，就不可能形成招商引资的合力和优势，也就不会有今天7000多家跨国公司落户在新加坡的喜人局面。据统计，在新加坡的GDP中，42%是由跨国公司创造的。

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达到35163美元，超过了世界经济强国日本。这一成绩，说明了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

开拓者和扶持者

2008年6月6日，是新加坡裕廊集团成立40周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出席集团的庆祝晚宴并发表演讲，显示出这家公司在新加坡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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