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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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追踪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法网追踪
作者：读书堂
出版时间：201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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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内容提要
本书分五章，分别是：从“豆腐渣工程”所想到的、司法路漫漫、反贪先锋、记住司法前辈、立新法，加快法制进程。法眼一：从“豆腐渣工程”所想到的从“豆腐渣工程”到刻不容缓的反腐败
彩虹桥自建成之日仅存在了不到3年时间，就带着40个无辜的生命从人间消失。望着两座孤零零的桥墩凄然地挺立在冰冷的江水中，綦江人民心如刀绞，失去亲人的人们痛哭失声……
世纪之末，我国改革开放及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令人瞩目，腐败问题不断地滋生蔓延亦令人触目惊心。
继司法领域、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正三进行严厉惩治之时，工程建设领域中频频出现的重大事故，举国震惊。
总理怒斥“豆腐渣”工程
1999年1月4日下午6时50分，重庆綦江县城，不测风云突然降临。横跨綦河、贯通东西城区的彩虹桥突然整体坍塌，正列队走过的23名武警官兵和数十名群众一起落入水中。几十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无影无踪，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个月，另有14人受伤严重。
彩虹桥自建成之日仅存在了不到3年时间，就带着40个无辜的生命从人间消失。望着两座孤零零的桥墩凄然地挺立在冰冷的江水中，綦江人民心如刀绞，失去亲人的人们痛哭失声……
在此之前，耗资3.8亿元的云南昆禄公路通车18天便满目疮痍，成为废路。同时，中标后临时拼凑的北京燕通公司昆禄公路项目经理部，无设备、无资金，采取层层分包获取利益。施工中偷工减料，层层剥皮，不顾安全，出现8名民工死亡的事故。且不说日后修复工程造成的巨额浪费，单是在施工中酿成的命案也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京哈高速公路也是通车后不久便发生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那死去的冤魂做梦也想不到，国家级高速公路上竟会开“天窗”！
亚洲最大的车站——北京西客站在投入使用后不久，使出现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情况……
我们怎能忘记，去年夏天，正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力抵御百年未遇的洪魔袭击的紧要关头，江西九江防洪大堤轰然决口。令人愤慨的是：溃口断面的s昆凝土建筑材料中居然没有加固的钢筋！对此，朱基总理拍案怒斥：百年大计，千秋大业，人命关天之时，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漆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近日，又有惊闻爆出：投资4.26亿元的“亚洲第一大桥”一浙江宁波大桥，原计划1998年10月31日合龙，然而1998年9月24日却发生两处严重断裂，事故发生5个多月，却拖而未决。目前，建设部已派人专门调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面对频繁的工程质量事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钢筋水泥会变成一触即溃的“豆腐渣”？“豆腐渣工程”害国害民
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在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从近几年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的情况看，大量的案件都表明，腐败是建设市场秩序混乱的大祸根，而建设市场秩序混乱，又进一步滋生和掩盖了腐败问题。因此腐败不除，就难以建立起规范的建设市场秩序和提高工程质量。
记者在检察机关采访时出了解到，在工程建设领域中，贪污、贿赂、挪用等经济犯罪问题尤为突出，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
第一，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有关方面统计，自1996年3月到1997年底，通过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97亿元。建设工程的业务回扣款每年也相当惊人，这些款大多数被个人占有，有些虽然进入了建设单位的“小金库”，但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少数人侵吞。“羊毛出在羊身上”。施工企业又通过加大预算、结算等方式，使其进入建设单位的工程款中，仍损害了国家利益。
第二，严重影响工程质显。施工单位依靠非法手段揽到工程后，层层转包。为了降低工程成本。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往往在施工过程中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致命名少工程埋下严重质量隐患，导致许多“豆腐渣”工程。有的地方路刚铺好就开始补补钉或者重新翻修，楼还没建好就拆掉甚至倒下来，刚刚建起的桥梁就出现陷裂倒塌，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据建设部门统计，1998年1至9月，全国建筑施工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共发生22起，死亡96人，重伤45人次。建设部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3914个住宅工程进行质量检查，有质量问题的2438个。另据有关资料介绍，1997年全国发生房屋倒塌事故8起，死亡94人，重伤35人。
第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查办的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随着公开招标制度在工程建设领域的逐步推行，在一些地方已发生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做标底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情况。贿随权集，谁有权。谁能办事就给谁行贿。众所周知，因插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而落入法网的省部级领等干部有；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原厂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等。相当一些地方，“一群大楼盖起来，一批干部倒下去”似成定律。四川简阳市包括3名正副市长在内的8名市级领导干部，因在该市八号半岛开发工程中收受贿赂，由昔日人民的公仆沦为人民的罪人。江苏省常州巾开发区主任、副主任，公安局长、副局长，发展局局长等以）多人，因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大发工程时而被撤职查办。有一二个省在调查中惊悉。当地公路工程平均每建成12公里，就有一个干部因以权谋私被查办，比工伤事故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建筑业成为腐败高发区
建筑业在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同时，工程建设领域也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原因何在呢？
——有法不依，管理失控。建设部建筑管理司金德钧司长告诉记者：就我国目前建筑领域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如果我们能认真执行好，建筑市场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现在建筑市场比较混乱的主要原因，大量地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失去制约的建设项目，不仅为中标的不施工、工程分包、转包和引发工程纠纷埋下隐患，也为产生贿赂犯罪留下了缺口，有的项目“明招暗定”，故意让行贿者中标，给背后的权钱交易披上合法外衣。
——利益驱动，违法竞争。建筑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竞争十分激烈的产业。有些建筑企业为了能够生存、发展，在市场竞争机制尚不规范的条件下，必然要采取种种办法甚至是不正当手段，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低、资质差的建筑企业为了能与比自己水高的企业抗衡，更是直接采用金钱铺路，贿赂开道，甚至是色情引诱，提供高档消费等方法，承揽工程。而那些资质高、水平高、质量高的建筑企业在依靠正当竞争手段无法获胜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竞相仿效。于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信誉竞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变成了贿赂竞争，以致工程建设领域贿赂之风愈演愈烈，恶性蔓延，成为贿赂犯罪的高发区。
——权力干预，借机捞钱。在查案中，有的犯罪嫌疑人交出一些批条或电话记录等，从中可以着出，个别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或权力集中的部门，往往一个电话、一张纸条、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建筑企业承揽到大工程的现象，在工程建设领域反映比较突出。这是计划经济的衍生物。这种行为，由于缺少有效监督，一方面造成了建筑市场管理的严重混乱，另一方面也为幕后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市场”。
——对行贿惩治不力，犯罪源头没有堵死；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案件，从行贿方面看确有一些是被迫的。因为在建筑市场管理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办成事要过许多“关”，在诸多关卡中，有的明码标标价，公开索要；有的借故拖延，引其上钩；有的故意设卡，迫其就范。建筑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只好忍痛割爱，奉上“厚礼”，以求揽到工程，顺利施工。而一些执法机关，包括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确实存在重打击受贿犯罪、轻打击行贿犯罪的顷向。此外，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时，有时出于破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把行贿人同时又看作受贿案件的证人，对行贿方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少，处罚也比较轻。而贿源堵不住，就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贿赂犯罪的发生。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云南昆禄公路、重庆綦江彩虹桥等工程事故发生后，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也立即行动起来。
建设部部长俞正声针对目前建设市场的状况郑重指示：要充分认识建设市场秩序混乱对工程质量事故造方的严于危害，将增强和规范建设市场、确保工程质量摆在今年各项工作的着位，这次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的范围，是所有工程投资在50万元以上、在建包括今年新建和在施）的各类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项目法人，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在建设市场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1999年，交通部在全国公路系统开展了“全国公路建设质量年”活动，部长黄镇东表示：质量事故掩藏着腐败问题，对腐败分子和公路建设市场中的“蛀虫”，出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决不留情。到本世纪末，我国公路建设竣工工程质量要全部达到合格标准，优良品率达到刀%以上，国家重点项目的质量优良品率达到85%，努力清除主要质量通病。
水利部针对堤防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提出了一系列消除隐患、确保质量的严格措施：严格规划、设计审批程序，严格设计单位资质，严格堤防设计标准，加强堤防基础勘测，层层建立责任制，重点堤防项目要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决不能搞行业保护及地方保护，严禁堤防建设中的层层分包；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部门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
预防犯罪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打击犯罪的目的所在。检察机关要结合在工程建设领域查办的案件，与建设管理部门一道，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违法犯罪的工作。在这个方面，河南省检察机关曾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学斌向记者谈到：在办案中，河南省检察机关把认真查办领导干部借主管工程或介绍工程之便索贿受贿犯罪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通过严肃查处，努力形成不管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权力的任何人都不敢违法操纵建筑市场的法律震慑力。同时，认真查办建筑行业行贿犯罪案件，特别是对那些主动送、多次送、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行贿案件，坚决依照法律规定严肃追究企业和企业法人的法律责任。受贿者被绳之以法的同时，也不能让行贿者逍遥法外，从根本上切断贿赂犯罪的源头。同时，分析、总结一个时期工程建设领域的违法犯罪的特点和发案规律，向党委和有关部门提出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曾创造了像都江堰、赵州桥这样不朽的工程，有些至今仍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我们正在进行的大现模基础设施化设、是为下个世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打基础，一定要确保工程质量。决不能因质量问题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损失，决不能将带有隐患的工程留给后人、更不能把全国纳税人的钱当成“唐僧肉”，让各种蛀虫层层瓜分，为了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了我们的于孙后代、一定要把“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从中华大他上彻底清除出去。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
腐败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五九”现象趋于年轻化；由一人腐败到“一窝一串”；腐败金额成倍增加；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令人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为争官夺权，竟不择手段，雇凶杀人……腐败，已到了让国人为之极度愤慨、深深忧虑的地步了。
？年3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爆出新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反省、检查，不出席本次人大会议。
？年3月8日，一声枪响，结束了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罪恶生命。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
如重石激起千层浪。反腐败，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沉重话题，再次成为“两会”内外聚焦的热点。
目前，尽管反腐势头不断加大，但许多地方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五九”现象趋于年轻化；由一人腐败到“一窝一串”；腐败金额成倍增加；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令人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为争官夺权，竟不择手段，雇凶杀人……腐败，已到了让国人为之极度愤慨、深深忧虑的地步了。
腐败，何以屡禁不绝？
王德瑛委员：必须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全国政协常委、原中纪委副书记王德瑛同志，虽已年过六旬，但精神婴铄。这位与腐败分子斗争了10个年头，曾参与查办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亲自指挥查处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案及云南红塔山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经济犯罪等大要案的“老纪检”，一谈到腐败，开门见山：用公权谋取私利就是腐败。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形成的过渡阶段中，市场经济发育不足，而公共权力过多地介入市场，为权钱交易的腐败活动提供了舞台。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不健全，没有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及时惩治与强大威慑，加之对公共权力缺乏到位的制约与监督，以民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思想政治工作较为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极度膨胀……这种种因素形成了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不下决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反腐败就会如同“割韭菜”，割掉一茬长一茬，还会有一茬壮过一茬之势。
王贤才委员：腐败的“利润”太诱人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王贤才委员亲历的一件事，至今令他感慨颇深：去年一个双休日，王委员乘出租车与司机闲聊。司机说，现在挣钱不容易，看来只有当官好；投资当官，利润最高。原来司机有个朋友是副镇长，想转正，算算要“投资”8万元，开口向他借4万，答应一年后还本付息。有了钱，果然转了正，任镇长不到一年，连本带息还回来5万元。司机说：你看，天下哪有这么好做的生意？
正因为手中握有重权、实权，房子、车子、票子、美女才招手而至。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难怪无数贪官们“竞折腰”了。王委员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精辟论述来进一步揭示了腐败的利益驱动的原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入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王委员一针见血地谈道：我想马克思他老人家已经把话说透、说绝了，因为做官的利润肯定还在百分之三百以上。近日有消息传出，河南商丘市梁园区土地规划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死市城管局长李文忠，已被执行枪决。由此看来，那些不惜一切代价、雇凶杀对手的当官者，如果不是为了要获取更大的利润，怎会冒杀头的风险呢？
张贤亮委员：只要有机会，人人都想腐败
作家素以独特的视角、冷静而理性地透视社会问题。宁夏自治区文联兼作协主席张贤亮委员向记者坦陈了对当前腐败问题的思索——首先，我们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人类自从有了国家和政府以来，腐败就开始存在了，它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不必惊慌。同时，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的腐败主要是经济上的腐败，它较之过去历次“反右”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给千千万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并导致人身被伤害、人性被摧残、人格被践踏，整个国民的素质遭致毁灭性地下降这种政治灾难相比，我们今天的腐败还算“进步”一些。可以说，我们的国家艰难地但在不断地前进着，对惩治腐败我们要充满信心。
我认为，现在民众的专注力有一个误区：总希望抓“大老虎”！像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之流。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目前比“大老虎”更可怕、更致命的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加之民众的精神、理想、文明的家园曾遭到严重摧残，国民素质整体下降。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普遍腐败的社会文化氛围——只要有机会，人人都想腐败。于是，腐败“一端一窝”，比如湛江走私案；腐败“前腐后继”，比如贵州“第一夫人”与她的继任者。我们应该看到，高层腐败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东西，而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中的腐败基因才是构成真正妨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出“高呼反腐败，一旦有了机会与条件，依然能够拒绝腐败，并制定有效措施惩治腐败的新生力量”。更进一步说，我们不能只注意自然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与维护，还要通过清理历史，正视历史，不回避、不淡化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弊症，努力营造一个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人文环境，才能改善与整治滋生腐败的土壤，结出清廉的硕果来。
另外，我常常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县、乡镇、村一级的腐败远远大于那些“大老虎”腐败。因为老百姓无时无处不在与基层干部以及具体办事的国家工作人员打交道，这些人的腐败最直接、最广泛地损害着国家和共产党的形象，其恶劣影响老百姓体会得也最为深刻。所以，打“大老虎”的同时，我们还要打“小苍蝇”。
铲除腐败的关键在哪里？
林英海委员：党的优良传统尤为重要
剖析近年来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一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都是先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开始的。河南省政协主席林英海委员郑重指出：治本必须重视教育。现在大量的干部比较年轻，有文化，有干劲，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但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对淡漠，在工作、生活中不能以身作则，有些党员干部的觉悟甚至还不如一般群众。当“糖衣炮弹”袭来时，怎能不中弹落马？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仍要不断加强党的纲领、党的宗旨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纪国法教育。同时，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还要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容，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
陆厚余委员：不仅“杀鸡”，还要“杀猴”
多年来，采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但仍难遏制腐败，说明在反腐败方面因存有心慈手软的情况，造成了“杀鸡猴不看”的局面。尤其让人民群众难以接受的是，有时连“鸡”也不杀。例如大贪污犯褚时健恶贯满盈、贪污金额特别巨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仍然未杀。相反，一些轻于其罪行的贪污分子有的都被处决。这说明在惩腐上还存在法律量刑的“宽严失度”。对此，民建青海省委主委陆厚余委员谈到：惩腐必须“用重典”。所谓“用重典”：第一，不仅“杀鸡”，也要“杀猴”；第二，审查其亲属、同伙、心腹财产状况，使所有染指者倾家荡产；第三，追究与之提拔、重用有关的直接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责任。“用重典”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处在危险关头可以选择的治国措施。在腐败日盛的情况下，“用重典”既可以“治标”，也可以“治本”，并能赢得较为充裕的历史时机。因此，“从重从快”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当前惩治腐败分子。
王鹤龄委员：加强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鹤龄委员认为，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是当前惩腐“打击不断、滋生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着力加强反腐败的法规制度建设。首先要加速立法进程，完善法律体系。根据现实需要，当前要尽快制定《公务员法》、《反贪污法》、《监督法》、《公务人员财产的收入申报法》、《公民举报法》、《新闻法》等一些必要法律，将人们的行为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同时，依法治腐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为违法违纪行为开脱，更不允许利用职权包庇、袒护腐败分子，以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
邓伟志委员：公开见报威力大“人要脸，树要皮。”不少人不怕内部通报，只怕公开见报。可见，公开见报的威力是很大的。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委员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但又深深叹惜一现在舆论部门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因为不断有人会出来阻拦，左打招呼，右打招呼，以至于很多“监督类”的文章发不出去。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文章在当地发不出去，换个地方照样发得出，而且还能获大奖。可见，发稿的弹性也很大。为什么不把舆论监督的“弹性”放开呢？只要“监督类”文章属实，不管揭到谁头上，就应当支持他揭。不要老是拿“社会影响”当顶门杠，这些论调实际上是“护短论”，是“堵嘴论”。有些腐败分子正是知道舆论会“护短”才肆无忌惮的。因此加大新闻舆论监督，反腐效果会更好。
张艺谋委员：设“廉警电话”，“人人喊打”
前几年，张艺谋执导了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不知启蒙了多少人的法律意识。打那儿以后，过去习惯于一忍再忍的中国百姓也开始学着“秋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庄严的法庭。记者拨通了张艺谋委员的电话，很快，记者被他谈出的内容所吸引：腐败分子令人深恶痛绝，反腐败的确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大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我觉得，为了搞好廉政建设，应该开通像“火警电话119”一匪警电话110“那样，开通一个”廉警电话，“让老百姓家喻户晓。只要发现腐败的人和事，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进行举报。要形成对腐败分子都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无处可逃的局面。
……
经过这些天的跟踪采访，反腐败这个老话题却常谈常新。尽管大家所谈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可谓五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惩治腐败，委员们都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任何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只有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加快民主与法治进程，才是根治腐败最切实的方略。法眼二：司法路漫漫明星足球队怒打“调包”官司
牛群发自肺腑的话语，在法庭上赢得了阵阵掌声。他说：“观众熟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脸，甚至我们的艺术，但很多人却不了解我们的内心。作为一个演员，必须对得起观众的热爱，拒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为了这件事，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全体队员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的是公道。通过这场官司，希望能给所有的人以启迪一要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堂堂正正赚钱。”
1995年7月7日，《北京晚报》转载了晋友写的一篇题为《演出名不副实，激怒全场观众》的报道：1995年7月4日全国女足联赛在山西省太原拉开了帷幕，然而令太原观众气愤的是原来在广告中宣传的将亲临太原参赛助兴的几十位著名明星组成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竟无一人到场，于是，太原观众撕碎了花一、二百元钱买来的门票和种种宣传品，看台上发出阵阵“一、二——骗子！”的吼声。该报道还说，此番“中国明星足球队”到太原客串，一夜之间所要的出场费，要比本次历时半个月的女足联赛所得资助高出二倍还多！
顿时，舆论哗然——山西人被骗了；居然对“上帝”失约！全国有20多家晚报根据来自太原方面的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
然而，新闻界的抨击却给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全体队员当头一棒，因为上述报道中提到的女足开幕式的演出，绝大多数队员一无所知。于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偏了一耳光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火了。
为“家”讨公道
1994年11月2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推出了一支经国家体委批准的，阵容颇为耀眼的“特殊”队伍一中国明星足球队，队员均是由当前活跃在文体界的明星组成的，赵本山、黄宏、牛群、冯巩、陈道明、程前、倪萍、董文华、郭达、傅玉彬、毛宁、蔡明……再加上一支由那英出任队长的啦啦队，更是引人注目。
无论是歌星、影星、笑星、球星，只要来到绿茵场上，他们就忘记了头戴的“光环”，忘记了来自尘世的烦恼，尽情地奔跑、呼喊。为祖国的体育事业，为祖国的公益事业，奉献着自己的爱。
毛宁说：“演艺明星仅有舞台形象是不够的。从做人的角度来说，还应该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也就是说要有社会责任感。”
那英说：“我们不能光为挣钱活着。”
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牛群用这样一番话表达了全体队员的共同心愿：当五星红旗在世界赛场升起，中国国歌在颁奖仪式上奏响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激动、一样自豪，因为运动员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争了光。观众喜爱我们，来看我们踢球，所以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公益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如果以后能在中国的体育史中提到我们这支球队做出的这点贡献，那就是我们最幸福的事。
如今在社会上，关于明星们的传说各种各样，而出场费，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然而，中国明星足球队自成立以来的每一场比赛，或。属于公撤的义演义赛，或是为体育事业筹集资金，一文不取绝非杜撰。每个队员都实实在在地以潇洒的心境、纯真的童心爱着自己的“家”。
突然间横祸飞来，“家”被蒙上不白之冤，中国明星足球队决心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为“家”对公道。
看到新闻报道后，队长牛群与球队秘书张芳明首先来到报社澄清事实，然后又赶赴太原追根寻源，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场风波是由于山西省晨光实业公司和山西省黄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女足开幕式前，在山西有关新闻媒体上打出的一则具有很强轰动效应的广告引起的。
1995年6月中旬，距女足联赛开幕式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太原的街头及一些报纸和电视台就出现了这佯一则令人瞩目的广告——
1995年7月4日在山西体育场，中国95晨光杯全国女足联赛开幕式上，由中国著名球星、歌星、影星傅玉彬、赵本山、冯巩、梁天、王志文、李雪健、屠洪刚、黄宏、谢园、申军谊、牛群、程前，毛宁、葛优等组成的中国明星足球队与山西建森俱乐部女子足球队举行别开生面的男女混合足球大战（仅此一场）。其阵势旷古无双。场面妙趣横生，阵法千奇百怪，球艺幽默新颖。
明星队夺下海口：定要威震三晋足坛！
建森队已下誓言：管叫明星队足下称臣！
届时由中国著名女星那英、宋丹丹、史可、蔡明、方舒、董文华组成阵容强大的“明星啦啦队”临场助阵。大战在即，形势严峻，三晋父老怎能袖手旁观？
该广告除用“中国球星、歌星、影星群星大战绿茵场，三晋球迷、歌迷、影迷齐饱眼福开幕式”通栏标题煽情外，还特设幸运奖以免费旅游新、马、泰、港、澳和赠送千元信用卡来吸引观众。
吊人胃口的广告宣传自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开幕式票价高达50-200元一张，但仍吸引了大批山西人慷慨解囊。开幕式那天；能容纳35000人的体育场坐了近20000名观众。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开幕式上登场亮相的群星们，除少数几人外，几乎与广告上登出的名单面目全非。而“中国明星足球队”的招牌，在赛场计分牌上也换成了“佳宁娜渡假村梦舟足球队”的名称。这场骗人的“调包”把戏i引来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和新闻舆论的猛烈抨击。
为了洗清“恶名”，中国明星足球队决心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995年7月26日，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第一原告，中国明星足球队部分在京队员牛群、蔡明、那英、赵本山、毛宁、申军谊、陈道明、程前、傅玉彬、冯巩、梁天、李雪健、黄宏、董文华、方舒、屠洪刚、谢园、宋丹丹为第二原告，向山西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山西省晨光实业公司和山西省黄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侵害其“名称权和姓名权”，要求他们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
谁将“狸猫”换“太子”
1995年夏天，全国女足联赛将在太原和天津举行。4月中旬，女足联赛竞委会广告部向全国征集本次联赛的杯名，山西省晨光实业公司以100万元买断了95全国女足联赛（太原赛区，天津赛区）杯名和开、闭幕式及其精关大型活动的组办权。
5月中旬，晨光公司总经理沈钢赴京选择开幕式项目，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市投资广告公司经理孟思明Z畅达成意向，即公司委托投资广告公司在北京联系四十项指定产品代理及邀请中国赠足球队赴晋参赛事宜。于是，孟思明为晨光公司提供了两份名单。二是中国明星足球队，另一个也是由演艺界名人组成的梦舟足球队。之后，广告公司陆续向晨光公司电传、快递了中国明星足球队以及梦舟队的名单、照片、录像带等资料。晨光公司认为中国明星足球队成员的知名度更高一些，选定该队为赴晋对象。
然而，在晨光公司并未与孟思明正式签定合同之前，晨光公司就依据孟思明在协商阶段为其提供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名单，于1995年6月15日在太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在7月4日的开幕式上，将由中国明星足球队同山西建森俱乐部女子足球队进行表演赛，并向与会者提供了中国明星足球队、啦啦队成员名单等资料。同日，又以80万元的价格将开幕式的门票权卖断给山西省黄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随后，晨光、黄河等承办企业以广告、海报等形式广泛宣传，山西省新闻媒体也大量宣传报道，中国明星足球队以及其中近20名队员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山西、太原的各种新闻媒体上。
6月中旬、孟思明打电话给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秘书长吴振绵，邀请中国明星足球队赴太原为女足联赛开幕式作表演赛。但因该队那时将赴武汉和沈阳参加足球比赛，无法安排赴晋，吴因此婉言谢绝了邀请。此项工作告吹、孟思明转而又开始邀请梦舟队。梦舟队同意赴晋，并与孟签了合同，确定了出场队员和出场费。
于是，6月18日从北京传真到太原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名单，与前次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份名单和以前提供的明星队“全家福”照片相差80%，而且主要演员尚不能确定。
眼看开幕式一天天临近，晨光公司经理沈钢为确定出场队员名单再次赴京，通过朋友介绍，6月26日与中国明星足球队秘书张芳明通了电话。张芳明向他解释了不能赴晋的原因，沈钢这才得知中国明星足球队从未授权任何一家公司代理联系表演事宜。可事到如今，沈钢只好说：“能否救救我们的急，我们已决定请中国明星足球队去了。”张芳明明确地回答：“您一方决定了，一但我们没有同意。”而沈钢也只字未提已在太原打出广告一事，这时距开幕式还剩5天的时间。
对这场“把戏”中套着“把戏”的合作，晨光公司与北京市投资广告公司各执一词。
广告公司称：我们双方的协议是6月20日签的，而在此之前晨光公司就在太原打出中国明星足球队赴晋的广告，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违背合作基础的。
但是，在晨光公司与广告公司所签合同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合同中赴晋方既不是中国明星足球队，也不是梦舟队，而是所谓的“明星足球队”。对此广告公司解释说，自己并未违反合同，梦舟队成员同样是文艺界明星；对于为何在合同中不明确“梦舟队”的名称，“他们说由于双方希望邀请姜昆及其女姜册与著名解说员张路，故这支队伍已不是梦舟队的原班人马，况且这些人也是有名气的演员，所以称明星足球队。而晨光公司沈经理认为是广告公司玩了一把文字游戏，最早推出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名单及宣传材料。事情变故后，又推出仍以中国明星足球队为名义而实际上组成人员已面目全非的所谓”明星足球队“名单，由于时间关系，使因提前作出广告而将声势造出去的晨光公司来不及终止合同或不敢终止合同（以免先期投入和筹备全部作废），而在赛前15分钟才明确”梦舟足球队的身份，迫使晨光公司就范，而此时此刻的晨光公司，巳是骑虎难下了。有苦难言了。
尽管如此；在法庭上晨光公司还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虽然在主观上没有故意侵权，但客观上对两原告已构成了侵权。对此表示了真诚的歉意，并愿意接受法院的所有裁决。庭审结束后。沈钢又设宴为乘晚车赶回北京的原告饯行，于是，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前嫌尽释，握手言欢。
胜诉以后……
1995年9月4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晨光公司、黄河公司在《山西日报》第一版显著位规登向中国明星足球队及牛群、蔡明等13名明星队员赔礼道歉的文章。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二、被告晨光公司艄两原告经济损失一万五千元，支付两原告精神抚慰金一万元；被告黄河公司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五千元，支付两原告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黄河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于1995年9月21日，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
山西省高院受案后，于1995年12月19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中国明星足球队完全胜诉。这场历时半年的官司终于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北京市时代律师事务所的王大明、战宁律师，尽管半年时间全力地投入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出于对中国明星足球队自成立以来场场义演义赛之举的钦佩，他们为这场官司作了分文不取的义辩。
而对于平生第一次走上法庭的原告代表来说，却有着颇多的感慨。
蔡明对记者说，中国明星足球队是我们的“家”，我们都很爱她，这次打官司，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家”的名誉。作为演员，我决不会让“上帝”失望；只要答应演出，就是爬，也要爬上台。
牛群发自肺腑的话语，在法庭上赢得了阵阵掌声。他说：“观众熟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脸，甚至我们的艺术，但很多人却不了解我们的内心。作为一个演员，必须对得起观众的热爱，拒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为了这件事，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全体队员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的是公道。通过这场官司，希望能给所有的人以启迪一要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堂堂正正赚钱。”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秘书长吴振绵表示，中国明星足球队为此案耗费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要求被告赔偿2万元抚慰金纯属象征性的，况且这2万元，我们也准备将它捐给山西省足协，为足球事业做点贡献。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在建立与健全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的经营运作往往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纰漏。本来，晨光公司、黄河公司、北京市投资广告公司等经济实体均是本着良好的愿望，希望办好女足联赛开幕式，并从中获得正当的经营利润，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了不规范的操作，犯了本来稍加注意就可以完全避免的错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或。因此，加雌制建设，深化企业的法律意识，以法治企、依法兴企是我国企业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企业界步入体育市场的同时，作为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与调控，以保证企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
由此看来，这场官司引出的诸多话题，的确值得人们深入思索。发明专利易得，申诉结果难求
窗外的月光伴着她，日复一日。
七百多张设计图凝聚了她的智慧与汗水。
陈继红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申诉到底，同时还要继续完成我的事业，为科技兴国出力！
2001年3月13日，年届55岁的陈继红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来的授权通知书，明确告知：陈继红为“多功能热复合涂布机”的专利所有人。望着这白纸黑字，陈继红悲喜交加，泪如雨下……
发明专利带来无限商机
陈继红，浙江龙游人。1947年2月出生在杭州市一个贫寒的理发师家庭。她自幼学习刻苦。参加工作后曾在印刷厂搞过套印，这为她后来设计研制涂布机打下了基础。
1987年3月，善于钻研的陈继红被临时聘为杭州市江干区江南机械厂副厂长，负责组装涂布机。但那时还没有复合涂布机，只有单涂。所谓单涂是仅仅在牛皮纸上涂胶，这种涂胶的牛皮纸可用于纸箱封口。而大量的用户迫切要求生产复合涂布机，可是当时我国复合涂布机是依靠进口的，并且只有西德、日本、美国、意大利和我国台湾能生产，进口一台250型涂布机就需花费几十万美元。面对市场的需求，陈继红拿出“拼命三郎”的精神，在上海树脂研究所有关专家的鼓励、支持、指导下，自学机械制造。1988年，她构思出改电钨丝加温为烘箱加温的“脱身式”XTF-250系列涂布复合机。好心的专家告诉她，试制涂布机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试验失败了，所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将付之东流。但陈继红并未因此畏缩不前。为完成这一发明创造，她多次去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西德涂布机中国维修站）学习、研究、探讨，还将自己于1986年开办的“杭州蓝天中西餐厅”赚来的几万块钱也全部投了进去。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夏，陈继红终于研制成功了复合涂布机，并填补了国内空白（后经申请于1990年获得了《涂布装置》和《热复合装置》两项国家专利，专利号分别为89216669.X和89217099.9）。
陈继红决心大干一场。
杭州拱墅区石桥乡长木村原办的“杭州振兴色织整理厂”因无业务停产，厂房闲置并准备出租，而陈继红正好急需场地发展生产。于是，双方经过一番协商，决定联合创办“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企业性质属“集体”，并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中规定：“甲方广杭州振兴色织整理厂”）负责提供厂房不少于120平方米，场地不少于150平方米，办公室不少于二间，并负责申报营业执照；乙方（陈继红）负责提供生产技术资料。流动资金、生产设备等。工厂开办后，由乙方承包经营，乙方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乙方享有充分的生产自主权，甲方不予干涉。《合同》中还明确指出：“承包期间，乙方经济上独立核算，并按下列方法向甲方缴纳承包款：第一年（承包年下同）向甲方缴纳承包款三万元，第二年缴纳三万七千元，第三年缴纳四万元，承包款按季缴纳，缴纳时间每季度末。”“乙方缴甲方承包款在税前列支，乙方在缴纳承包款后，企业所获利润归乙方所有，由乙方自行分配，甲方不予干涉。”
有了施展的空间，陈继红马上投资四万余元扩建厂房。为了运输方便，陈继红还在村头修建了两千多米的道路。为了扩大再生产，陈继红于1990年1月又向杭州市公安局购买了“捕盗保险箱”的半成品图纸，进行改进设计后，经浙江省公安厅设备器材经营部委托加工投产。公安机关除收取了半成品图纸设备费5000元，每销售一台还收取1.5%的技术监督服务费。
1990年7月，杭州市经委以“行经技[90]205号”文件，下达指标要求陈继红制造的Xh-250型复合涂布机项目，每年创利润48万元，创汇42万元；捕盗保险箱项目创利润70万元，创汇30万元。同时，这两样产品都经杭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了检验和物价局定价。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可喜的成果。陈继红投入生产后，依照合同约定，如期如数上缴了两年的房租及税款。眼看着事业愈发红火起来，她的干劲更高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厄运就在这时悄悄降临了。
事业有成惹出牢狱之灾
1990年9月5日，发包方孙志文要求陈继红“支付1990年土地使用税收”，这与《承包合同》中的规定明显不符，但为了息事宁人，陈继红不得不同意了。
9月8日，陈继红将她的涂布机以一台10.8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两台给“上海塑料研究所”，该所竞以51万元一台的高价转卖给了“上海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后出口到印度尼西亚。消息不胫而走。这时，陈继红又发明了“卫生纸保护器”专利。一时间，陈继红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不折不扣的“财神爷”。于是，长木村发包方提出“修改合同”，要陈继红把原色织整理厂的企业人员全部包下来，陈继红以正当理由婉言谢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91年1月21日中午，发包方孙志文借故锁了蓝天涂布厂的大门，割断电话线，并将该厂多名职工先后软禁了7-8个小时。陈继红因身体不好昏倒在地，也未能被获准去医院就诊。直到天黑后，一位工人翻墙出去报警，所有人员才得以获救。
5月16日，发包方还借机派人收走了蓝天厂的公章。账本等财会工作用品，工人们也被吓跑了。已步入正轨的蓝天厂在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具空壳。
但陈继红并没有屈服。她转租一个军械修配厂，继续生产。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6月10日，陈继红依法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发包方交回凭证；赔偿当时给原告造成的三万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十万元违约金”。
就在陈继红苦苦等待法院开庭时，“半路杀出程咬金”。她所雇用的描图员王珏生突然于12月23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声称“涂布装置”和“热复合装置”两项专利是他发明创造的，并指出陈继红侵吞了应当属干他的知识产权。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陈继红提出了该发明专利一些要害部位的设计，而王珏生明显不懂这些，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令人不解的是，中院竟于1993年7月29日，判决如下：两项专利为原告下珏生所有，诉讼费100元由被告陈继红承担。
王珏生是1988年11月1日才被陈继红聘用的，而这两项专利陈继红在1987年就已开始研制，同时国家专利局的授权证明还在陈手中，可是，荒唐的闹剧还是上演了——真正的发明者却被扣上了“侵权”的帽子，陈继红欲哭无泪。
然而，陈继红没有料到，还有更大的磨难在等待着她。
1991年5月，陈继红以涉嫌贪污被拘留，8月16日被捕。据陈继红反映，在此期间，拱墅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长数次亲自到看守所同陈继红谈话，要她交出77万元钱，便可无事。理由是陈承包工厂发了大财，这个厂为“集体所有制”，虽然由陈承包，但用厂子的账号、经营收费进了账就属“公款”，自己提取“返还投资时的贷款、借款”就属贪污……
陈继红要求他写个书面条子，让丈夫和儿子想办法，但检察长不肯留下字据。考虑到自己签订的是“一脚踢承包”，有承包合同为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陈继红拒绝了该检察长的条件。
1993年2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向杭州中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1990年二月至三月，被告人陈继红在承包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期间，在与淳安县新安江开发公司船厂、浦江化工厂进行“捕盗保险箱”加工业务中，利用承包经营的职务之便，采用开具假发票和签订假合同等手段，将上述业务单位支付给蓝天涂布设备厂的技术转让费、服务费和本单位公款通过杭州汇丰技术开发服务部转入其个人投资账户，先后三次侵吞公款计人民币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元五角八分。被告人陈继红承包的蓝天涂布设备厂实际亏损七十七万余元。
1993年3月14日，杭州市中院以贪污罪判处陈继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发明再获专利申诉遥遥无期
陈继红走进了高墙，一家老小在高墙外踏上了漫漫的申诉路。
1997年5月13日，浙江省高院以量刑不当为由，将陈继红仍以贪污罪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
1999年4月24日，杭州中院为陈继红减刑一年八个月，2000年4月，又裁定准予陈继红假释出狱。
5月18日，陈继红在亲人的相拥下回到家里。
8年零8个月，两个儿子不仅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而且懂事、争气。丈夫为支撑这个家，为妻子申诉，历尽艰辛，亦是满面沧桑。陈继红感慨万端。
然而，还未来得及与亲人们安享天伦之乐，陈继红就又埋头苦干起来。过去在狱中，只要一有空暇，她满脑子都在构思、酝酿如何改进、完善原有的发明专利，使其功能更多，效果更好。如今重获自由，年过半百的她备感时光之珍贵，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研制发明中。
窗外的月光伴着她，日复一日。
七百多张设计图凝聚了她的智慧与汗水。
同年8月27日，大功终于告成。陈继红却病倒在床。
2001年3月，正值新世纪“两会”召开之际，陈继红研制的“多功能热复合涂布机”获国家专利。与此同时，陈继红将自己的申诉再次递交到全国人大及最高人民法院。
陈继红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申诉到底，同时还要继续完成我的事业，为科技兴国出力！
附：陈继红贪污案之我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谢安平
关于陈继红涉嫌贪污一案，笔者以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认定的103260.58元应该是陈继红个人的合法收入，而不是贪污的赃款。
一、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判决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是1990年发生的，因而该案应适用79《刑法》、《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陈继红一案中的蓝天涂布设备厂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陈继红个人投资的私营企业。从注册资金的来源来看，该厂的注册资金是陈继红个人提供的专利技术、流动资金和生产设备。
二、陈继红不是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陈继红一案中，从承包合同和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陈继红和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之间，完全是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彼此不具有行政隶属性。而且陈继红具有经营自主权，经营行为的结果也由陈继红个人承担。因此，认为“上诉人陈继红能通过合同的法律形式取得集体的委托授权，经营管理企业，系从事公务人员”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陈继红所占有的十多万元，即使单从承包合同来看，也不是公共财物。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陈继红上缴承包款后，企业所得利润归陈继红个人。陈继红第一、第二年的承包款已经采用现金和其他方式上缴，第三年的承包款还未到期，因此根本不存在侵占上缴款的故意和行为。所以从贪污罪的对象来看，陈继红也不构成贪污罪。
四、由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陈继红和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签定的承包经营合同既具有租用合同的性质，又具有联营协议和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但不能仅根据合同的名称和企业营业执照，而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认定该企业是集体经济组织和认定陈继红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违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的。法眼三：反贪先锋网络检察官陈军标
国际互联网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举报、民事行政检察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主的检察院网页；同年，虹口区检察院在上海市首次开通电子信箱，为群众举报和申诉开辟了新途径。
在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记者见到了陈军标。
陈军标很腼腆，跟人打交道远不如他跟计算机对话时那般从容自如。
然而，就是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年来，在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配合下，创造出一个个令人为之刮目的首次与第一：
1997年6月，国际互联网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举报、民事行政检察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主的检察院网页；同年，虹口区检察院在上海市首次开通电子信箱，为群众举报和申诉开辟了新途径；
1998年5月，上海市第一套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发的视听证据出示系统启用，检察官提着便携式电脑走上法庭；
2000年，虹口区检察院建成局域网综合信息网站，令该院的信息传递、文件传阅、后勤保障等工作基本上达到无纸化办公。
激活
1987年，喜好理工科的陈军标阴差阳错地考进了一所文科学校——上海法律专科学校，结果还算强差人意，他被分到了计算机法律专业，总算比一般法律专业的同学多学了一些现在看来较为简单的计算机课。
1990年毕业后，陈军标被分配到当时仅有一台电脑的虹口区检察院，干上了跟计算机毫不相干的侦查工作，办理贪污贿赂案件。那些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对付犯罪嫌疑人又有勇有谋的老侦查员，常常为这名新来的大学生身上的腼腆、憨厚和书生气感到无可奈何，陈军标则更为自己的劲头没处使而觉得苦恼万分。
在反贪局不适应，又调到预防科，再去劳改农场检察院，进院不过三四年，他几乎每年调一个部门，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震惊一全国的张君案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只要轻移。点击鼠标，大屏幕上，过去由公诉人当庭宣读的被告人供术、证人证言等就变成了被告人。证人自己“开口说话一张君等人的暴戾凶残也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当本刊记者跟随最高人民检察院”素质工程“访团在上海市检察系统采访时，立刻被这套多媒体示证系统软件的主要开发者——虹口区检察院的网络高手陈军标深深震撼了。仍没找到合适的岗位。更令他沮丧的是，偏偏在这时又查出GPT偏高。年纪轻轻就生了这种富贵病，还没干出点什么，就得被”养起来，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陈军标真是觉得窝囊透了。
在家养病的日子里，他偷偷去参加了律考，居然也通过了，他做好了改行的准备。
养病半年，身体渐渐有所恢复，他又上班了。院领导将他安排到档案室工作。
远离了紧张、繁忙的办案部门，陈军标确实感到轻松一些。而如今装装卷宗，写写封面，做个“熟练工”，他依然感到不满足。
机会终于来了。
1995年，已完成市二级档案室达标任务的院档案室又要冲击一级的新目标。要上一级，有一条硬指标不可少，那就是必须引科计算机管理机制。添置一套计算机硬件设备并不难，难的是检察档案管理软件何处觅？当然，可以依靠社会上的专业公司来开发，可是周期长，费用高，而且由于是外行设计，即使开发出来，未必能充分适应检察工作；也可以等待上级机关下发，但那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平日里少言寡语的陈军标却开口了：“让我来试试吧。”
一些疑惑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年纪轻轻但已被称作“药罐头”的小伙子。
是当时负责档案工作，并曾鼓励他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的田老师，给了他莫大的信任和鼓舞。凭着家里的一台386，凭着积下的一些数据库基础知识，陈军标一头扎进了计算机程序里。几个月以后，他拿出了当时不仅在全市，而且在全国检察系统都绝无仅有的第一套检察档案管理软件。虹口区院档案室如期顺利跨入市一级档案室行列已不成问题，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市档案局的领导在看了这套软件的演示后，不仅向华东地区的同行进行介绍。推广，还向检察院提出将陈军标调到档案局去。
昔日的噗玉今日成了宝玉。陈军标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不再苦恼，不再沮丧，而是跃跃欲试，欲罢不能。他被激活了。
启动
1996年10月，爱才识才而又有远见卓识的院领导作出了一个令陈军标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决定：将他调人检察技术科任计算机管理员，如同一记点击，启动了陈军标身上潜在的聪明才智。
当时，计算机技术在检察业务中还是白纸一张，尽管陈军标和他所在的技术科的同志已经意识到提高检察工作的科技含量将势在必行，但千头万绪究竟从何入手？“急需，实用，高效。”院领导向他们提出了努力方向。循着这条原则，技术科明确了切入点，陈军标也找到了前进的路径。
控告申诉部门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群众举报、信访、申诉信息需要处理。过去都采用传统的手工登记方式。控申干部最怕遇到查询历史资料，翻遍本子，拍疼脑子，还要常常出乱子。于是，控申业务管理软件的开发，成为陈军标来到新岗位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
有了档案软件开发的经历，从技术上解决控申软件并不难。可爱动脑筋又颇有前瞻意识的陈军标想到，必须从全院的角度，考虑到其他部门类似问题的处理，以实现一次开发多次利用。经过两个多月的揣摩，控申业务软件开发成功，可再造模块也基本成形，它使以后的二十多套软件的开发时间从半年以上，缩短到平均两周。
电脑替代了人脑，令控申科的干警们尝到了现代科技的甜头，消息不胚而走，技术科一下子成了“香停饽”，陈军标更成了“抢手货”。
监所科说，我们工作琐碎，业务量大，快把我们“解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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