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所有疯狂的家伙：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 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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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有疯狂的家伙：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自传试读：

1997年1月7日，星期二，摩洛哥

早上5:30

琼还没醒，我已醒来坐在床上。远远地，我听见马拉喀什城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时高时低的声音，那是宣礼员在叫人们去做礼拜。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趁机给霍丽和山姆写封信，以防这次冒险出现不测，让我有去无回。

亲爱的霍丽和山姆：

生活有时会显得相当的不可思议。有人头天还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充满深情，可第二天却不在人世了。

你们俩都了解爸爸，知道我总是想方设法活得痛痛快快，尽情尽兴。那也意味着我总能走狗屎运，虽然才活了46年，却体验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我热爱这46年中的每一分钟，尤其珍爱我们全家人一起度过的每一秒钟。

我知道，因为这次最新的冒险，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傻帽。我敢打包票，他们都错了。我们已经经历多次大西洋和太平洋冒险儿，我觉得，凭借我们积累的每一条经验教训，这次飞行一定会平安无事。我认为，飞行中的种种风险都在我们的承受范围内。当然，过去的事实证明，我也有犯错的时候。

不过，就算发生了意外，我这辈子也没有遗憾了（除了不能和妈妈一起，同心协力地将你们抚养长大之外）。如今，你们俩一个12岁，一个15岁，都已经各有各的性格。我们俩都为你们感到自豪。你们善良又体贴，充满活力（甚至还很风趣！）。对我们而言，再没有比你们更招人喜欢的孩子了。身为父母，我们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要坚强，我知道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们已经共同度过了如此美妙的生活，你们绝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拥有的所有快乐时刻。

你们自己也要活得尽情尽兴，享受人生中的每一分钟。好好热爱照顾妈妈，她既要当妈又要当爹，你们也要用双倍的爱来回报她。

我爱你们。父亲

我把信叠成一个小方块，放进口袋里，并把衣服都穿好，收拾停当之后，又在琼的身边躺下，把她抱在怀里。虽然我已经完全清醒，心情紧张，但有她依偎在怀里，却让我觉得暖暖和和，睡眼惺忪。霍丽和山姆来到我们房间，钻到我们床上，挤在我们俩中间。然后，山姆又偷偷溜走，和几个表亲到起飞地点去看那只气球。过不了多久，我就要驾驶它周游全球了。气象学家马丁来跟我说话，琼和霍丽陪着我们。马丁说这次飞行的时机正好——五年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天气了。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随队医生蒂姆・埃文斯。他刚去看过我们的飞行工程师罗里・麦卡锡，带来一个坏消息：罗里不能参加这次飞行了，他患上了轻度肺炎，如果在吊舱里待上三个星期，病情有可能急剧恶化。我立即给罗里打电话，安慰他。“我们在餐厅碰个头，”我说，“一起吃早餐吧。”

早上6:20

等到我和罗里来到酒店的餐厅时，里面已经没人了。在过去24小时里，记者一直跟踪报道我们准备起飞的过程，现在他们已经前往起飞地点了。

罗里和我见了面，相拥而泣。在我们这次热气球环球之旅中，罗里本来担任飞行工程师，如今，我们俩不单是一对亲密的朋友，而且最近还打算合伙做些生意。就在我们出发来摩洛哥前，他刚刚买进了我们的新唱片公司V2的股票，还为维珍服装公司以及我们新建的维珍生活化妆品公司投资。“真不敢相信，我居然会让你失望，”罗里说，“我从不生病的，一直都很健康。”“没有关系，”我向他保证，“有点意外是难免的。我们还有亚历克斯呢，他比你轻了一半。跟他一起飞行，我们肯定会飞得更远。”“说点正经的，如果你们回不来，”罗里说道，“我会在你们中断的地方继续努力的。”“好啊，那就谢谢了！”我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笑起来。

亚历克斯・里奇已经到起飞地点去了，跟佩尔・林德斯特拉德一起，指挥人们狂乱匆忙地准备吊舱。佩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热气球驾驶者，我参加这项运动就是他介绍的。而亚历克斯则是一位头脑灵活的工程师，负责设计了我们的吊舱，并首次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系统，能够让气球在急流层中高速飞行。我们驾驶热气球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时，所用的吊舱也都出自亚历克斯之手，可惜我跟他不是很熟，而现在也没时间好好了解他。亚历克斯从未接受飞行训练，但这次却毅然决定与我们同行。如果飞行一帆风顺，我们就会一起相处大约三周，有充裕的时间深入了解对方，成为亲密朋友。

不同于我和佩尔的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热气球之旅，这一次，我们要到需要的时候才加热空气，因为这只气球里面有个氦气球内核，足以带动我们升空。佩尔打算在夜间加热内核周围的空气，进而间接加热氦气，以免氦气冷缩变重，在空气中下沉。

琼、霍丽和我拉着手，紧紧拥抱。该起飞出发了。

早上8:30

它赫然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眼前。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那条通往摩洛哥空军基地的土路上时，它就像一座崭新的清真寺，突然冒出地面。这只令人惊艳的白球，高高耸立在那些满是尘土的弯曲的棕榈树上方，如同珍珠母贝壳做成的雄伟拱顶。它就是我们的气球。公路边上有人肩背长枪，纵马奔驰，前往空军基地。细长的白色气球高高悬浮在空中，熠熠生辉，每个人都被这只庞然大物吸引住了。

上午9:15

气球被封锁起来，它四周的栏杆外面聚集了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空军基地的官兵们倾巢而出，穿着帅气的深蓝色制服，林立于一侧。在他们的前面，是一群身穿传统摩洛哥服装的女性，披着白色披肩，载歌载舞。接着，一队骑士穿着柏柏尔人服装，挥舞着古老的滑膛枪，飞奔而来，闯入人们的视野，然后，在气球前面排成一行。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以为他们会同时鸣枪庆祝，把那只气球打得千疮百孔。佩尔、亚历克斯和我在吊舱里聚拢，最后检查了一遍所有系统。太阳冉冉升起，氦气逐渐膨胀起来。

上午10:15

我们已经彻底检查了一遍，万事俱备，就要出发了。我最后一次将琼、霍丽和山姆拥入怀中。琼坚强得让我惊讶。最后的四天，霍丽一直紧随我左右，看起来，她也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我以为山姆也是同样如此，可他突然泪如泉涌，拉着我不放。我差点就跟他一起失声痛哭了。他紧紧拥抱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因痛苦产生的力量。接着，他吻了我一下，将我松开，转身拥抱他的妈妈。我飞奔穿过人群，向我的爸爸妈妈亲吻道别。妈妈将一封信塞进我手中，让我六天之后打开它。我在心里默默地祈望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一天。

上午10:50

最后时刻终于到来，我们顺着铁梯爬入吊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道自己下次再踏上坚实的地面或水面会是何时何地。没时间胡思乱想了，我从舱口钻进吊舱。佩尔坐在主控器旁，我在自己负责监控的摄像器材旁坐好，亚历克斯则坐在活板门旁边。

上午11:19

10、9、8、7、6、5……佩尔开始倒计时了，我也全神贯注地操纵摄像机。我的手不时飞快地向下摸索，检查降落伞扣是否扣好。我们头顶上方有个巨大的气球，吊舱周围绑着六个庞大的燃料箱，我尽量不把它们放在心上。4、3、2、1……佩尔推动控制杆，松开螺栓，切断锚索，我们静静地起飞了，很快升入空中。没有燃烧器的呼呼作响声，我们的热气球就跟小孩子玩的气球似的，接着我们便不断攀升，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然后就乘着清晨的习习微风，飞向马拉喀什。

当我们升空时，吊舱的安全门仍然开着。我们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告别，现在，他们变得越来越小。马拉喀什在我们下方展露无遗：它宽阔的粉红色城墙、巨大的城市广场，以及高高的围墙后隐藏的绿色院子和喷泉。等气球升高到一万英尺时，气温变冷，空气也非常稀薄了。我们关闭了活板门，从此以后，我们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了。我们已经给吊舱加压，里面的气压会渐渐上升的。

中午刚过，传真机就把我们的第一份传真发了过来。“我的老天！”佩尔把传真递过来，“瞧瞧这个。”

我读出上面的文字：“燃料箱的连接器已被锁死，请当心。”

这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重达一吨的燃料箱兼作压舱物，我们应该打开它的连接器，如果遇到麻烦，气球下降，这时我们就可扔掉其中一个。“如果我们只犯了这个错误，那我们干得还不错。”我说，希望给佩尔打打气。“我们得下降到5000英尺，然后我就可以爬出去把锁打开了，”亚历克斯说，“这不会有事的。”

可是，我们无法在白天降低高度，因为太阳正在给氦气加热。要想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释放氦气。不过氦气一旦释放出去，就无法收回，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损失。于是，我们达成一致，等到了黄昏再想办法让气球下降。这个麻烦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只气球的夜间飞行能力如何，我们一无所知。燃料箱被锁住后，我们避开麻烦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亚历克斯和我试图淡化燃料箱问题的严重性，但佩尔仍然倍感沮丧。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操纵器旁，一言不发。仅在我们向他直接提问时，他才开口说话。

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平静地飞行。俯瞰阿特拉斯山脉，它那些高高耸立的山峰顶上白雪皑皑，在夕阳绚丽余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的光泽，壮丽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逼仄的吊舱里装满了给养，足够让我们维持十八天。我们发现，我们并非单单忘掉打开连接器的锁，而且连手纸也忘记带了。因此，我们只好等收到传真后，才可沿着那架小小的螺旋楼梯下去方便。而我那副摩洛哥人似的好胃口使得我对传真纸的“需求量”很大。佩尔依旧怒气冲冲，一声不吭，但亚历克斯和我还在庆幸我们及时发现了燃料箱的问题，否则，等问题严重了才发现，就为时晚矣。

当气球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时，我们再次受到惊吓。阿尔及利亚人通知我们，气球正朝着他们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贝沙尔飞去，并且禁止我们飞越贝沙尔，他们发来的传真上写着：“你们无权进入该区域，再次重申，你们无权进入。”

但我们别无选择。

我花了两个小时左右打卫星电话，先是打给我们的飞行控制员麦克・肯德里克，接着又试图跟好几位英国公使取得联系。安德烈・阿祖莱是英国驻摩洛哥公使，曾经帮我们解决了在摩洛哥起飞的所有问题。最终，他再次出手相救，跟阿尔及利亚人百般解释，说我们没办法改变气球方向，更何况我们也没有携带性能很高的摄影器材。最终，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公使的解释，放了我们一马。

接到好消息后，我在飞行日志里潦草地作了记录。当我翻到另一页时，我看见了山姆写给我的一封短笺，用浓浓的黑墨水写成，再用透明胶带粘到我的笔记本里：“给爸爸，我希望你一路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我非常非常爱你——儿子山姆。”我想起来了，他头天晚上曾经一个人悄悄溜进吊舱，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到下午5点，我们仍保持3万英尺的飞行高度。佩尔开始打开燃烧器，加热气囊里面的空气。我们烧了整整一个小时，可6点钟刚一过，气球还是开始下降了。“从理论上说，这有点不对劲。”佩尔说。“怎么回事？”我问他。“我也不知道。”

佩尔一直开着燃烧器，但气球仍在不断下降。我们很快下降了1000英尺，接着又下降了500英尺。太阳慢慢从天际消失，吊舱里越来越冷。显然氦气在飞快地收缩，沉甸甸地悬在我们头顶上，成了气球的累赘。

佩尔说：“我们必须扔掉压舱物。”他惊恐万分，我们全都害怕起来。

我们推动一根根操纵杆，扔掉吊舱底部沉重的铅块。我们原打算把这些压舱物保留两周左右。它们从吊舱上坠落，我从摄像机屏幕上看到它们像炸弹一样落下。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这或许还只是灾难的开始。跟我们飞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时的气球相比，这个吊舱更大，但它依然只是个铁盒子，悬挂在一只庞大的气球下面，完全受各种风和天气支配。

现在天渐渐黑下来。失去铅块的重量之后，我们稍稍稳定了一会儿。但接着气球再次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更快了。我们在一分钟内下降了2000英尺，然后又下降了2000英尺。我的耳朵麻木了，接着出现耳鸣，我感觉胃向上翻腾，紧贴着胸腔。现在，我们只有15, 000英尺高了。我努力保持冷静，全神贯注地盯住摄像机和测高仪，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各种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我们得抛掉燃料箱。可一旦丢弃它们，这次旅行也就完蛋了。我咬着嘴唇。我们处在一团漆黑的阿特拉斯山脉中某个地方，并且再发展下去就只能坠毁了。我们全都默不作声，我飞快地考虑着。“按照这个速度下降，我们只剩7分钟了。”我说。“好吧，”佩尔回答，“打开舱口，减压。”

在12, 000英尺高的空中，我们打开了活板门，气球降至11, 000英尺。一股令人窒息的冷空气涌入舱内，吊舱里的气压降低了。亚历克斯和我开始把舱里的东西挨个往外扔：食物、水、油壶，除了构建吊舱的部件，每件东西都扔了，甚至包括一捆美钞。这暂时阻止了气球的下降，但也只有五分钟。飞行将无法继续，这是毋庸置疑的，保命要紧。“还是不够，”我望着高度仪说道，上面的数字降低到了9000英尺，“我们仍在下降。”“好吧，我打算爬到吊舱顶上去，”亚历克斯说，“燃料箱也必须扔掉了。”

吊舱是亚历克斯一手建造的，该怎样将燃料箱的几个连接器解锁，他是最了解的。我在一团恐慌中意识到，如果参加飞行的是罗里而非亚历克斯，那么我们将一筹莫展，除了跳伞，毫无办法，只能在这个时候立刻跳出舱外，跌跌撞撞地坠入夜色里的阿特拉斯群山之中。在我们头顶上，燃烧器呼啸着，为我们投下一团耀眼的橘色光芒。“你以前跳过伞吗？”我朝亚历克斯大声喊道。“没跳过。”他回答。“这是你降落伞上的开伞索。”我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推向开伞索。“现在高度7000英尺，仍在下降，”佩尔大叫，“现在6600英尺。”

亚历克斯从舱口爬到吊舱顶上。下降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自己很难感觉到。现在，我的耳朵已经失去正常功能。如果连接器被冻住，亚历克斯无法释放燃料箱，那我们就不得不跳伞了。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我抬头望着舱口，在心里预习跳伞程序：一手扶着门边，向外迈出一步，跳入黑暗之中。我伸出手，本能地摸了摸我的降落伞，然后停下手来，看见佩尔也正在戴上他的降落伞。他盯着高度仪，上面的读数下滑很快。

我们只有6000英尺高了，剩下的时间寥寥无几，外面漆黑一片——不，只剩5500英尺了。如果亚历克斯在舱顶再拖延一分钟，我们将降至3500英尺。我站起身来，一边从舱口放开皮带，一边向外探头张望，只见亚历克斯正在舱顶忙作一团。我们的下方漆黑一片，寒风凛冽，根本看不到地面。电话和传真机的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地面控制人员肯定一直感到非常困惑，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扔掉一个了。”舱口传来亚历克斯的叫声。“3700英尺。”佩尔说。“又一个。”亚历克斯说。“3400英尺。”“又一个。”“2900英尺，2400。”

现在若想跳伞，已经太迟。我们一跳出去，就会在猛然冲上来迎接我们的群山之间摔得粉身碎骨。“回到舱里来，”佩尔大吼，“马上！”

亚历克斯从舱口跳了进来。

我们勉强振作起来。佩尔猛拉操纵杆，摆脱一个燃料箱。如果这个螺栓失控，我们将在大约60秒内一命呜呼。燃料箱坠落，气球颠簸了一下，顿时停止下降，感觉就跟电梯撞到了地面似的。我们一下子陷进座椅，我的脑袋仿佛给压进了肩膀。随后，气球开始上升。我们望着高度仪：2600英尺，2700……2800。我们没事了。在10分钟内，我们就上升到3000英尺以上，气球再次回到了夜空中。

在亚历克斯旁边，我浑身瘫软，跪倒在地板上，拥抱着他。“谢天谢地，多亏你跟我们在一起，”我说，“要是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据说，生命垂危的人会在死亡之前的最后时刻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随着我们呼啸着撞向地面，即将在阿特拉斯山脉中化为一团火球，我以为我们必死无疑了，这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捡条命回来，我就再也不这样冒险了。当我们朝着高空安全地带不断上升时，亚历克斯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富人打算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他来到海滩上，架好轻便折叠躺椅，在一张小桌子上摆好黄瓜三明治与草莓，然后宣布说，他手下的人将替他横渡海峡。此时此刻，这个办法听起来倒也不错。

起飞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整夜都没有休息，拼命想控制住气球。有一阵子，气球突然莫名其妙地上升。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在余下的燃料箱中，有一个出现了裂缝——丢弃燃料是非常失策的做法。黎明逐渐到来，我们开始为着陆作准备。我们的下方是茫茫的阿尔及利亚沙漠，即便在最安宁的时期，这里也不适合居留；而现在这个国家已陷入内战，情况就更加险恶了。

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你看到的是一片金黄的沙漠，满是微微起伏的沙丘，但你别指望在这里看到如此美景。我们下方是一片多石的不毛之地，荒凉得就像火星。鳞次栉比的岩石垂直竖立，如同一个个巨型的白蚁窝。亚历克斯和我坐在吊舱里，望着清晨的阳光涌向沙漠，惊讶不已。我们明白，自己本来是无法活到这一天的。太阳冉冉升高，气温也逐渐升高，这一切都显得无限珍贵。我们望着气球的影子滑过沙漠，感到难以置信。昨天夜里，就是这同一个奇妙的装置，突然坠向阿特拉斯山脉。

吊舱上剩余的燃料箱挡住了佩尔的视线，因此就由亚历克斯指挥他着陆。当我们靠近地面时，亚历克斯突然大叫：“前面有电线！”

佩尔大声回答说，我们身在撒哈拉沙漠腹地，这里不可能有电线。“你看到的肯定是海市蜃楼。”他吼叫着说。

亚历克斯坚持要他爬上来，自己看个明白：我们居然找到了撒哈拉沙漠里唯一的电线。

尽管我们周围是大片不毛的沙漠，但我们着陆后仅仅几分钟，就出现了生命的迹象。一群柏柏尔部落男子突然从岩石后面现身，一开始还保持着距离。我们正打算将一些水和剩余的物资提供给他们时，听到了强击直升机喧闹的呼啸声。他们肯定一直在通过雷达跟踪我们。柏柏尔人顿时消失无踪，就跟刚才出现时一样突然。两架直升机在不远处降落，搅起一团团尘土。很快，我们就被一群面无表情的士兵包围了，他们举着机关枪，显然不知道该把枪口指向何处。“真主保佑！”我满心欢喜地说。

士兵们静静地站着，但很快好奇心就占了上风，他们向前迈进。我们带领他们的军官围着吊舱巡视一番，他望着剩下的燃料箱，迷惑不解。

我们站在吊舱外面，这些阿尔及利亚士兵会怎样看待它呢？我很想知道。我回过头去，从他们的角度观察这一切。剩下的燃料箱都涂上了鲜艳的红色和黄色油漆，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维珍可乐罐和维珍运动饮料罐。吊舱侧面挂着许多广告，包括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维珍金融公司（现在的维珍银行）、维珍房地产公司和维珍可乐的广告。其中，维珍运动饮料罐顶部漆着这样的文字：别听人胡说，维珍运动饮料绝对不含催情成分。这些虔诚的穆斯林士兵看不懂那些字，对我们来说，这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望着矗立在红沙中的吊舱，脑海里出现了昨晚气球朝阿特拉斯山脉坠落的痛苦经历，我再次誓言绝不重蹈覆辙。与之矛盾的是，在潜意识里，我也明白，一旦回到家中，跟其他正在尝试环球飞行的气球驾驶者聊聊之后，我会同意最后再试一次。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挑战，如今，它已经成为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夙愿，我怎肯就此放弃。

有两个问题，别人向我提得最多：为什么你要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气球和维珍集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此刻，望着矗立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气球吊舱，看到它全身密密麻麻地覆盖着维珍各公司的名字，我觉得，从某种角度说，上述两个重要问题都可从中找到答案。

我知道，我还将再次尝试驾驶气球作环球飞行，因为这是人类尚未获得成功的少数艰巨挑战之一。一旦我排除了产生于每次实际飞行时的恐惧感，就会再次变得信心十足，认定我们能吃一堑长一智，在下一次安全地完成飞行。

至于维珍集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给出答案。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解释我们怎样造就了现在的维珍，而不是进行学术化的论述——我可不擅长这个。如果你细细品味书中隐含的意思，我想你就会了解我们维珍集团有什么样的前景，也会明白我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有人说，我确定的维珍前景违反了所有商业规则，千变万化，过于宽泛；也有人说，维珍已成为本世纪的领军品牌之一；还有人对维珍作细致入微的分析，并撰写有关维珍的学术论文。而我呢，我不过是拿起电话，继续经营。不管是我的一系列气球飞行活动，还是我建立的一系列维珍公司，都是一连串彼此紧密联系的挑战，它们的起源可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第一章/疯狂的一家

如今，我记忆中的童年往事已是模糊一团，但有几段轶事难以忘记。我还记得，父母亲不断为我和两个妹妹确定各种挑战目标。母亲决定先要让我学会独立生活。我年仅4岁，她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地方停下车来，让我自己找路回家。我不可救药地迷路了。我的小妹妹凡妮萨最早的记忆就是在1月的一天早上被吵醒，天还没亮，而妈妈决定让我那天骑车到伯恩茅斯去。妈妈给我包里装了些三明治，还有一个苹果，但却让我自己一路找水喝。

我家位于萨里郡的夏姆里格林，到伯恩茅斯有50英里。当时我还不到12岁，但妈妈认为这有助于培养我的毅力和方向感。我记得自己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并且还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那天在一个亲戚家住了一晚。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找到他家的，也记不得第二天是怎么回到夏姆里格林的。不过，我确实记得，自己终于完成了那趟“马拉松式”的骑行，像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得意洋洋地踏进厨房，满以为迎接我的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1】“干得不错，里奇，”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切洋葱，一边跟我打招呼，“有趣吧？现在，你能不能到教区牧师家跑一趟？他需要劈些木头，我跟他说你一回来就去帮他。”

父母向我们提出的往往是体力而非学业方面的挑战。很快，我们就开始确立自我挑战目标了。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会游泳的，那时我不是4岁就是5岁，跟乔伊丝姑姑、温迪姑姑及其丈夫乔姑父一起，在德文郡度假。我特别喜欢乔伊丝姑姑，假期刚一开始，她就跟我打赌，说我在两周的假期结束时肯定学不会游泳，否则就给我10先令。每天我都在大海里待上几个小时，迎着寒冷刺骨的波浪学习游泳。可是，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仍然是个旱鸭子，只会一只脚踏着海底瞎扑腾几下。我会一个猛子朝前扎进水里，在浪花底下横冲直撞，然后噼里啪啦地挣扎着浮上水面，尽量避免灌进几口海水。“没关系的，里奇，”乔伊丝姑姑说道，“今年不会，明年还可以继续学。”

但是，我可不打算等那么久。乔伊丝姑姑跟我打了赌的，谁知道她明年还记不记得呢。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起床，收拾好行李装到车上，然后出发，驱车12小时回家。公路很窄，车开得很慢，而且天又很热，人人都想回家。车到中途，我看见一条河。“爸爸，请你停一下车好吗？”我说。

这条河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确信自己能够学会游泳，赢得乔伊丝姑姑的10先令。“快停车！”我大叫。

爸爸望着后视镜，逐渐减速，在草地边上停下车来。

我们从车上挤下来，温迪姑姑问：“这是怎么了？”“里奇看到下面那条河了，”妈妈说，“他想最后试试会不会游泳。”“大伙儿难道不想赶快回家吗？”温迪姑姑抱怨着，“还有那么远的路呢。”“好了，温迪。让我们给孩子一次机会吧，”乔伊丝姑姑说，“反正这10先令由我付。”

我脱下衣服，穿着短裤跑到下面的河岸上。我不敢停下脚步，唯恐有人改变主意。一来到河边，我就害怕了。河的中间水流湍急，河水拍打着一块块石头，整条河都是白花花的水沫。我找到一片被牛踩过的河岸，走进水里，淤泥从我的脚趾之间挤过。我回过头去，看见乔姑父、温迪姑姑、乔伊丝姑姑，还有我的父母和妹妹林迪，全都站在那里望着我，女士们穿着印有花朵的套装，男士们穿着粗呢夹克，打着领带。爸爸正在点烟斗，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妈妈则跟往常一样，满脸鼓励的微笑。

我打起精神，向前跳进激流，但立刻感觉到自己在往下沉，两腿徒劳地在水中划过。河水冲得我直打转，撕扯着我的短裤，把我朝下游拖去。我没法呼吸，吞了几口河水。我伸手想浮出水面，却没有借力的地方。我在水中无助地胡乱踢腾、挣扎着。

随后，我的脚踩到一块石头，我拼命蹬了一下，终于回到水面上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深呼吸让我平静和放松了。我必须赢得那10先令。

我缓缓踢腿，展开双臂，发现自己居然从水面上游了过去。虽然依旧时浮时沉，但我突然感到自由自在：我终于能够游泳了。河水把我推向下游，我却毫不在意，我得意洋洋地朝着激流游去。在咆哮的流水声与翻滚的水沫中，我听见家人在鼓掌欢呼。当我倾斜地转着圈游回他们下方50码远的河岸时，我看见乔伊丝姑姑正在她那个黑色大手提包里摸索着寻找钱包。我从水里爬出来，飞快地穿过一片扎人的荨麻，朝河岸跑去。虽然我周身冰冷，沾满泥浆，又被荨麻刺疼了，但我终于会游泳了。“给你，里奇，”乔伊丝姑姑说，“干得好。”

我看着手中那张10先令的棕色钞票，它又大又新。以前我从没拿过这么多钱，它似乎是一笔巨款。“好了，各位，”爸爸说，“我们继续前进。”

到这时候，我才发现爸爸全身也湿透了。他刚才慌里慌张地跟在我后面跳进河里。现在，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

在我生命中，我没有哪一刻感受不到家人的关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愿为彼此作出牺牲。我的父母相敬如宾，在我小时候，他们几乎从没吵过嘴。我母亲伊芙总是活力四射，激励我们。相比之下，我父亲特德更好静，总是边吸烟斗边读报，乐在其中。但父母亲都酷爱冒险。特德曾想做一名考古学家，但他父亲是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希望他按照布兰森家族的传统，进入法律界。我家有三代人都是律师。特德还在求学，我爷爷就找了个就业指导员跟他谈话，讨论他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当特德表示想当考古学家时，爷爷就以就业指导员未能好好完成任务为由，拒绝付钱给他。于是，特德只得勉强到剑桥去学法律，但在业余仍继续收集各种古代文物和化石，并把自己的收藏称为“博物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德自愿加入斯塔福德郡义勇骑兵，这个军团主要由法律协会组织，曾到巴勒斯坦作战。特德在1942年9月的阿拉曼战役中冲锋陷阵，又参加了随后在利比亚沙漠中展开的一系列战斗。他卷入了进军意大利的战役，曾在萨莱诺和安奇奥作战。在特德参加战斗之前，为了让我的祖父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设计出一套暗号，他们约好，在家信中用“地下室”表示“世界”，并用橱柜里抽屉分别代表各个国家。特德写信说，要他的母亲从右侧橱柜中，位于左边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自己骑马戴的旧手套，这就暗示他在巴勒斯坦。难怪审查员们从未发现其中的秘密，而我的祖父母却总能知道他在哪里。

当特德参军时，他的叔叔吉姆・布兰森已成为军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他鼓吹吃草。我的叔祖父吉姆在汉普郡曾有一处地产，但他最终把土地都分给了佃户，自己移居巴尔汉姆——在1939年，这还属于伦敦远郊。他沉迷于吃草的创意，《图画邮报》对他进行了报道，上面还有一张他的照片，是在他巴尔汉姆寓所的浴室拍的，他在里面种了几浴缸的草，然后加工成干草。在吉姆成为名人后，请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而他每次都会带上自己的马粮袋，在就餐时吃草。在军中，每个人都嘲笑我父亲：“你肯定是吉姆・布兰森的儿子！来来来，吃点草吧！你真是一匹充满活力的小公马。他们打算啥时候阉你呀？”诸如此类。

特德极力否认自己和那个吉姆叔叔有任何联系。但是，随着战争不断推进，戴维・斯特林建立起了特别空勤团（SAS），这支精锐军团的目标是到敌人战线后方展开军事行动。他们必须轻装行军。很快，吉姆・布兰森为戴维・斯特林及其主力部队提供建议的事就传开了，他教他们以草和坚果维生的办法。

此后，再有人问特德：“你姓布兰森？你跟吉姆・布兰森有什么关系吗？”他都会趾高气扬地回答：“当然了，其实他就是我叔叔。他和特别空勤团的事情很有趣，是吧？”

实际上，特德很享受离家那五年的日子，重返剑桥，他发现自己很难再专心攻读法学了。几年后，他已经成为一名年轻的出庭律师。有一次，他在参加鸡尾酒会时迟到了，接待他的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名叫伊芙。她翩然穿过房间，朝他走去，端起一盘蜜饯香肠，对他说：“通往男人心灵的通道是胃。来，尝一尝。”

伊芙・亨特利-弗林特精力旺盛，这一点来自她的母亲多萝西，多萝西创造了两项英国纪录：89岁时，外婆通过了高级拉丁美洲国际标准舞考试，成为英国通过这项考试年龄最大的人；90岁时，她成为高尔夫球场上一杆击球入洞年龄最大的人。

外婆去世时已经99岁。在那之前不久，她曾经写信给我说，在她的一生中，过去的10年是最美好的。同一年，她乘坐一艘游轮周游世界，途中，她被独自留在了牙买加，除了身上穿的泳衣，什么都没有。她甚至读过《时间简史》（这种书我从来都读不下去！）。外婆一直好学不辍，她的人生态度就是：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一定要活出精彩来。

受外婆的遗传影响，妈妈也热爱体育运动和舞蹈，年仅12岁就在伦敦西区参加了一部轻歌舞剧的演出。那部舞剧是玛丽・斯托普斯创作的，此人后来凭借自己在女性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不久之后，为了获得另一份舞台表演工作，妈妈差点被迫脱了衣服。那是在西区的女王剧院，她在《科克伦秀》中跳舞。查尔斯・科克伦爵士的舞台秀声名狼藉，因为它拥有城里最漂亮的姑娘，而且还是跳脱衣舞的漂亮姑娘。那是在二战期间，工作机会很少。伊芙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理由是这些娱乐全都无害。不出所料，她的决定遭到我外公的强烈反对，还跟她说，如果她胆敢参加演出，他就会风驰电掣地跑到女王剧院，将她从舞台上拖走。伊芙向查尔斯・科克伦爵士转述了外公的话，爵士允许她跳舞时不脱衣服。于是，她就能够侥幸地避免很多尴尬事了——现在也同样如此。

伊芙开始找其他白天上班的工作。赫斯顿有家滑翔机俱乐部，教英国皇家空军的新兵学习驾驶滑翔机，然后他们才能成为飞行员。伊芙前去求职，要求当飞行员，但却得知只有男性才可获得这份工作。她并未因此退却，而是跟一名教官聊了起来，这位教官大发慈悲，偷偷把这份工作给了她，条件是她必须女扮男装。于是，伊芙穿上皮夹克，戴上皮头盔遮住自己的长发，还用低沉的嗓音说话，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她学会驾驶滑翔机，而且开始教新飞行员驾驶。在二战的最后一年，她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成为信号兵，并被派遣到苏格兰的布莱克岛服役。

战后，伊芙当上空中小姐，当时这是最刺激的工作。这份工作条件苛刻，要求应聘者必须非常美丽而且尚未婚配，年龄在23岁到27岁之间，会说西班牙语，而且还得接受护士的训练。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并不因此就泄气，她和招聘中心的夜勤人员聊了起来，结果，她就获得了参加英国南美航空公司（BSAA）空中小姐培训课程的机会。BSAA有两种型号的飞机往返于伦敦与南美之间，一种是兰开斯特式飞机，可容纳13名乘客；另一种是约克式飞机，可容纳21名乘客。这些飞机全都有迷人的名字，一种叫星河号，另一种叫星谷号，机上的空中小姐则被称为“星姑娘”。当飞机顺着跑道滑行时，妈妈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乘客分发圆球口香糖、麦芽糖、药棉和企鹅出版社的平装书，并告诉乘客，在飞机起飞和降落之前，必须擤鼻子。

那时候，机舱里是不加压的，每次飞行都是马拉松式的漫长旅行。从伦敦到里斯本需5个小时，再到达喀尔需8个小时，跨越大西洋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14个小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的这段航程，约克式飞机就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开斯特式飞机，而且在飞越安第斯山脉时每个人都需要戴着氧气面罩。妈妈加入BSAA一年之后，这家公司就被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吞并了，她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星虎号是第一架飞往百慕大群岛的飞机，它在半空中爆炸。妈妈所在的飞机是第二架，安全抵达了目的地。紧接其后的飞机叫星灵号，它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没留下丝毫踪迹。于是，都铎式飞机全都停飞了。后来才发现，造成这种飞机事故频发的原因是其机身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新近采取的加压措施。

至此，特德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不跟伊芙结婚，从而使她不再具备充当空中小姐的资格，那么她说不定也会消失在大西洋上空。当他们俩骑着摩托车一路飞奔时，特德向坐在他后面的伊芙求婚了，她扯着嗓门大声回答：“好的！”好让特德在呼啸的风声里听见这两个字。他们于1949年10月14日结婚，然后到马略卡岛度蜜月，并在蜜月旅行期间怀上了我。

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和两个妹妹林迪、凡妮萨，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的一样有价值。在凡妮萨出生之前，如果父母出去吃饭，他们就会带上我和林迪一起去，让我们躺在汽车后排座椅的毯子上。他们吃饭时，我们在车里睡觉。不过，我们总是在他们启程回家时醒来，然后静静地望着夜空，听父母谈论他们度过的夜晚，彼此开玩笑。我们一天天长大，就像朋友一样跟父母交谈，小小年纪就开始讨论爸爸代理的案子，争论色情文学和毒品的合法化问题，其实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父母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我们住的地方位于萨里郡，是一个名叫夏姆里格林的村庄。在凡妮萨出生之前，林迪和我在伊斯特兹宅长大，这座村舍上面覆盖着常春藤，有小小的白色窗户，一道白色的小门通向外面的村庄公共草地。我比林迪年长3岁，比凡妮萨年长9岁。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双亲没什么钱。我记得我们老是吃面包配牛油，也许是因为妈妈对烹饪不感兴趣，也许是为了省钱。虽然饮食粗淡，但家里吃饭仍然有很多规矩，例如，不把自己的食物全部吃完，就不许离开餐桌。妈妈还把花园里种的洋葱给我们吃。我一直对洋葱深恶痛绝，在吃饭时，常常把它们偷偷摸摸地藏到餐桌的一个抽屉里。这个抽屉从来没人清理，直到十年后我们搬家，才有人打开它，发现了那堆几乎已变成“化石”的洋葱。

家里就餐时，食物并不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才重要。我们家里总是住满了人，为了平衡收支，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留学生来租房，以便他们在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学习英语。我们必须热情款待他们。妈妈老是让我们去花园里干活儿，帮她做饭，并在饭后收拾餐桌。如果我不想干活，就会从家里跑出去，穿过村里的公共草地，去找我最好的朋友尼克・鲍威尔玩。

一开始，尼克最棒的优点就在于他妈妈做的美味奶油冻。在让抽屉饱餐一顿洋葱之后，我会悄悄溜到尼克家，把那些学英语的德国人留给我的家人。如果把握好时机——在这方面我很有信心——等我到尼克家时，布丁和奶油冻已经端上了餐桌。尼克是个安静的男孩，有一头乌黑的直发和一双黑眼睛。不久，我们俩就开始成天黏在一起，爬树、骑自行车、打野兔，或者躲在林迪的床下面，等她关灯睡觉后抓她的脚脖子。

在家里，妈妈沉迷于两件事情：她老是给我们没事找事做；她老是千方百计地赚钱。我们一直没有电视机，我也不记得我父母听过收音机。妈妈在花园里的一个小棚子工作，做一些纸巾盒与废纸篓，卖给商店。这个小棚子弥漫着油漆和胶水的气味，放满一堆堆漆好的盒子，准备送走。爸爸独具创意，心灵手巧，他设计出特殊的钳压工具，把涂过胶水的薄纸板夹住，就粘成了盒子。到最后，妈妈甚至向哈罗德百货公司供应她做的废纸篓，她的小棚子彻底变成了家庭手工业作坊。妈妈总是精力充沛，风风火火，孜孜不倦地工作，她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家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一旦进入妈妈的运行轨道，我们都必须转个不停。如果有谁借口要做别的事情，趁机逃避工作，就会因为自私而受到严厉的批评。结果，我们从小到大都总是优先考虑别人。有一次，有个男孩来我家度周末，我不太喜欢他。星期天，当我们去教堂做礼拜时，我偷偷从我家的那排座位上溜走，到过道对面，和尼克坐在一起。妈妈被气坏了，回家就让爸爸揍我。我乖乖地跟着爸爸到书房去，他关上门，但并没有在一怒之下教训我，只是微笑着说：“现在，你装哭可要装得像样啊。”说着，他就用双手连拍六下巴掌，像极了打屁股的声音。

我连哭带叫地跑出书房。妈妈摆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暗示这也是为我好，然后毫不动摇地到厨房里继续切洋葱，而我则在午餐时按部就班地把它们填进餐桌的抽屉里。

在我们家，并非只有叔公吉姆这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来自我爸和我妈两边的人都嘲讽权威。我记得我们买过一辆破旧的吉卜赛篷车，把它停放在花园里。有时路过的吉卜赛人会来按门铃。妈妈总是送他们一点银器，还让他们到车库里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有一年，我们全家都到吉尔福德去观看萨里郡展览。这里非常拥挤，到处是神采飞扬的骑马越障表演者，以及身穿斜纹软呢外套、头戴圆顶硬礼帽的人。当我们从一个货摊前路过时，妈妈看见一群吉卜赛孩子在哭，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这群孩子正围着一只拴在细绳上的喜鹊。“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命令我们交出鸟儿，杀掉它，以免它继续受苦。他们说拥有野鸟是非法的。”孩子们说。

就在他们讲述事情原委时，我们看见一名RSPCA官员朝这边走了过来。“不用怕，”妈妈说，“我会救它的。”

她抓起那只鸟，把它藏在自己的外套里。然后我们就在那些官员眼皮底下，将喜鹊偷偷带出展览场地。那群吉卜赛孩子到外面跟我们会合，并让我们留着喜鹊，因为官员只会再次找他们的麻烦。妈妈非常高兴，我们就开车回家了。

这只喜鹊跟妈妈很亲，当妈妈在厨房里，或者在小棚子里工作时，它就站在妈妈肩膀上，接着突然猛扑到围场上去，站在小马的背上，捉弄它们。午饭后，当爸爸坐下来读《泰晤士报》时，它会朝他俯冲过去，用翅膀拍打报纸，让它们乱七八糟地散落到地上。“该死的鸟！”爸爸一边怒吼，一边挥舞着胳膊，将它嘘走。“特德，别无所事事了，起来做点事情吧，”妈妈说，“鸟儿是提醒你去花园里干活呢。里奇和林迪，你们俩到教区牧师家跑一趟，问问能够帮他做点什么。”

夏天，我们会去德文郡的索尔科姆，跟爸爸家的亲戚一起度假，有时也会到诺福克去，在克莱尔・霍尔姨妈家待几天。我立志长大后要以克莱尔姨妈为榜样。她有个好朋友叫道格拉斯・巴德，是二战中的王牌飞行员，因飞机坠毁而失去双腿。他们俩有一架古旧的双翼飞机，会一起驾驶它飞行。有时克莱尔姨妈会从飞机上跳伞取乐。姨妈还是个烟鬼，每天大约要吸20支小雪茄。

待在姨妈家时，我们喜欢在她花园尽头的水池里游泳。道格拉斯・巴德会取下他的假腿，拖着身体钻进水里。我常常拿着两条假腿跑掉，把它们藏在水池旁的灯心草丛里。接着道格拉斯就会从水里出来，扑过来追我。他胳膊和肩膀强壮有力，他都能用手走路。二战期间，他被德军俘虏，关在科尔迪茨，他曾经两度试图逃跑，都失败了，于是纳粹就没收了他的假肢。“你跟纳粹一样坏。”他咆哮着，像猩猩一样两手撑地，摇摇晃晃地追赶我。

克莱尔姨妈跟妈妈不愧是姐妹，她们俩都很有创业精神。姨妈对威尔士山地绵羊着迷，当时它还是濒危物种。为了让这些黑绵羊避免灭绝，她购买了几头，最终繁殖出一大群，从濒危动物名单上将它们挽救了出来。接着，她建立了一家“黑绵羊营销公司”，开始出售装饰着黑绵羊图案的陶器。有种杯子侧面写着“咩咩黑绵羊”的童谣，非常畅销。不久，克莱尔姨妈就发动村里的老太太们，用她的黑绵羊羊毛织披肩和毛衣。她兢兢业业地工作，成功地将“黑绵羊”打造成品牌。这个品牌过了四十多年仍然很受欢迎。

若干年之后，在维珍唱片公司的草创时期，我接到克莱尔姨妈的一个电话：“里奇，简直难以相信，我有一头绵羊开始唱歌了。”

我顿时感到头大，但这种事发生在克莱尔姨妈身上倒也不是什么意外。“它唱的是什么？”我一边问，一边想象一头绵羊演唱，“来吧，宝贝，来点燃我的激情。”“当然是唱‘咩咩黑绵羊’了，”她厉声说道，“现在，我想给它灌一张唱片。但它未必愿意到录音棚里唱歌，所以，你能不能派几位录音师过来？最好快点，因为它会随时停止唱歌。”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一个24声道的移动录音棚前往诺福克，为克莱尔姨妈那头会唱歌的绵羊录音。他们还录制了绵羊、鸭子和母鸡的大合唱，然后我们发行了单曲《咩咩黑绵羊》，它获得了排行榜第四名的成绩。

我和尼克的关系以友情为基础，但也建立在强烈的竞争因素上。我决心事事都要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过生日时收到一件礼物，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马决定骑车玩“河边俯冲”游戏，也就是骑车从山坡上直直地冲向河岸，在尽可能靠近水边的地方突然刹车停下。这个游戏竞争激烈，我非赢不可。

既然自行车是尼克的，自然应该他先玩。他来了个漂亮的刹车动作，然后顺势转弯，这样后轮离水边还不到一英尺。通常，尼克总是想方设法刺激我，让我做一些更出格的事情，但这一次他却想阻止我。“我的刹车最完美，”他说，“你是没法超过我的。”

但我可不这么想，我决心要比尼克刹得更漂亮。我把他的自行车推到小山上，飞快地蹬着车，朝小河飞驰而下。快到岸边时，我显然失去了控制，根本没机会将自行车停下来。我从尼克身边呼啸而过，虽然飞速的运动导致我视线模糊，我却仍然看见他目瞪口呆的惊恐表情。我想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翻了个筋斗，一头冲进河里。自行车在我下面沉入水中，我也被冲到下游，不过最终还是设法爬上岸来。而尼克在岸边等我，暴跳如雷。“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可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怒火冲天，又气又急，号啕大哭，把我推进河里。“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赶紧把我的车子找回来。”他大叫着。“我会找到它的，”我结结巴巴地说，“它没事，我会把它捞出来的。”“你这个浑蛋，最好快点。”

随后，我花了两个钟头潜入河底，为了找到他的新自行车，在淤泥、水草与鹅卵石之间来回摸索，可哪里都找不到。尼克坐在岸上，抱着双膝，下巴靠在膝盖上，对我怒目而视。尼克有癫痫病，以前有几次他发病时，我刚好和他在一起。现在他这么生气，但愿这不会刺激他再次发作。我在水里泡了大半天，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的手也发白，冻僵了，而且还被河里的石头撞出了血，尼克终于大发慈悲。“我们回家吧，”他说，“你再也找不到它了。”

我们一路走回家去，我试图让他振作起来，向他许诺说：“我会买辆新车赔你的。”

我父母肯定苦不堪言，因为这辆自行车让他们花了20英镑，差不多等于做一个月废纸篓的收入。

等我们长到8岁时，尼克和我就不在一起了，我被送到位于温莎大公园的斯凯特克里夫小学寄宿求学。

我爸爸上寄宿学校时，也像我这么大。他的爸爸也是。对于出生在我那种家庭的男孩，这是接受教育和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传统方式，它教人学会自食其力。但是，如此小小年纪就离家求学，令我深恶痛绝，发誓决不强行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直到他们达到适当的年龄，能够自己决定是否愿意去。

在我去斯凯特克里夫小学的第三周，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说我违反了某条校规。我想自己是在捡足球时，践踏了一片神圣不可侵犯的草地，于是我不得不弯下腰，让屁股被教鞭抽六下。“布兰森，”校长抑扬顿挫地叫我，“说，‘谢谢先生’。”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凭什么要谢谢他？“布兰森，”校长再次举起教鞭，“我警告你。”“谢谢……先生。”“你会变成个大麻烦，布兰森。”“是的，先生。我的意思是，不会的，先生。”

我的确变成个大麻烦——而且总是惹麻烦。我都8岁了，却仍然不会阅读。其实我是有阅读障碍，而且眼睛近视。哪怕坐在教室第一排，我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过了好几个学期，才有人想到检查我的视力。然而，即使我看得清，那些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也同样毫无意义。那个时候，阅读障碍还没被当作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你自己有阅读障碍时，它才构成问题。既然人们对阅读障碍还闻所未闻，那么，在老师和班上的其他学生眼中，不会认字、写字和拼写单词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懒虫。在小学里，不管你是傻瓜还是懒虫，都会挨打。不久，我就因为没做好功课，或者弄混了发生黑斯廷斯战役的日期，每周都要挨一两次打。

在我的整个求学生涯中，一直都存在阅读障碍问题。如今，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很差劲，但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我还是想办法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或许，幼年时的阅读障碍让我变得更有直觉，如果有人送来一份书面计划，我不会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事实或数字，而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掌握并扩展我读到的东西。

不过，让我挽回面子的地方却是课堂外面，体育运动是我的特长。在英国的公立学校里，体育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擅长体育运动，你就会成为学校的英雄，年长的男孩不再欺负你；即使你考试全部挂科，老师也不会介意。我如此强烈地渴望在体育方面获得成功，因为这或许是我唯一表现优秀的机会。我当上了足球队、橄榄球队和板球队的队长。每逢运动会，我都会在田径项目中获得一大堆奖杯。1961年，就在我快满11岁时，我在所有赛跑项目中都大获全胜。我甚至决定参加跳远。跳远以前并非我的长项，但这次我只打算小试一番。我顺着跑道奔跑，从木头踏跳板上一跃而起，高高飞过空中。在我双脚跳入沙坑后，老师向我走来跟我握了握手，我又创造了一项本校新纪录。在那个夏日，我所向披靡。我的父母亲和林迪坐在那个白色帐篷里观赛，每次我领完奖杯后，他们都为我鼓掌。我也获得了“最佳运动员奖”。谁在乎我会不会拼写呢？反正我不在乎。

在随后那个秋季学期，我参加了一场足球赛，对手是当地的另一所学校。我显然比对方的防守队员略胜一筹，而且已经进了一个球。我举起手，大声叫队友传球过来，球朝前场飞过来，反弹到我们俩身上。我转身飞跑追球，把它控制住，正要冲向球门，那名防守队员却赶了上来，一脚铲球，将我掀翻在地。他跟我相撞的时候，我的腿被卷到他身体下面。我听到一声恐怖的惨叫，在那一刻，我还以为受伤的是他，随后才意识到是我。他从我身上滚了下去，我看见自己的膝盖扭曲成一个可怕的角度。我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即使痛苦也要面带笑容，于是，我虽然尽量露出笑脸，却仍忍不住连声地惨叫，就这样被抬下场，送到学校女舍监那里，她开车把我送进医院。一直等到他们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后，我的痛苦才平息下来。我的右膝软骨粉碎性骨折，医生不得不给我动手术。

在给我做了全身麻醉后，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居然在外面的大街上。我仍然躺在病床上，一名护士在我头顶上举着瓶子，正给我打点滴。可是，我的病床，还有其他几个病人的病床，都放在室外。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但护士跟我说，当我动手术时，医院发生了一起火灾，病人全都被疏散出来，住到大街上了。

我回家养了几天伤，躺在床上，望着壁炉架上的一个个银奖杯。医生告诉我，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能再参加体育运动了。“别担心，里奇，”医生刚一走，妈妈就飞快地走进病房，安慰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完全没有腿了，可他照样能打高尔夫球、驾驶飞机，什么事都能做。你不想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对吧？”

最糟糕的是，由于这次受伤，我在教室里表现得有多差一下子就显露出来。门门功课我都是垫底，显然无法通过公学入学会考。

我被送到另一所学校，那是一所名叫崖景庄园的填鸭式补习学校，位于苏塞克斯郡海边。这里没有体育活动分散男孩子的注意力，他们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为无情且往往无望的公学入学会考作准备。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做加法，或者记不住计算圆形面积的公式是πr2，那么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打！直到你学会为止。面对毫不妥协的纪律，我通过自己青一块紫一块的屁股，学到了这些教训。我或许有阅读障碍，但这并不能让我幸免于难。我就是没法不出错。当我无可避免地答错题目时，我要么被罚写更多作业，要么就是挨一顿打。我差不多是更喜欢挨打，至少这种惩罚可以更快结束。

除了晨跑，这里没有其他运动。不仅在学习上动辄挨打，在其他方面几乎也都是这样，例如，没有整理好床铺，在该走的时候跑了起来，在不准说话的时候说了话，或者鞋子不干净，都会挨打。我们有那么多可能会做错的事情，尽管已经学会把大多数事情做对做好，但仍会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错误行为，差不多每周都要挨打。

那所填鸭式补习学校终于达到目的，用棍棒把我塑造成材。之后，我又转到斯托中学，这是一所大型公立学校，位于白金汉郡，有800多名男孩在此求学。在这里，我面临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未来。“学佣”现象仍然存在，这是一种陈旧的做法，年幼的学生必须给年长的学生跑腿，做些小事，其实就是充当他们的小仆人。欺凌弱小的事情十分普遍。在踢球时进球，或者在打板球时得6分，都有助于树立你的名声，并可增强自己避免受到捉弄的能力。可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体育运动，因为每次我想奔跑，膝盖都会肿胀变形。再加上我的学业又对付不过去，所以我很快被挤到一边。既不能参加任何体育运动队，学习成绩在班上又总是垫底，这样的位置可不容乐观。我父母曾经为我设置各种挑战，如今它们似乎都已与我无关。

我从图书馆获得庇护，每天下午我都去那里写小说。我神气活现地坐在里面，周围是无数皮革镶边的精装书和两个地球仪，还可以俯瞰楼下一个装饰性的小湖。有个尖子生曾经跳到里面，再也没有浮上来。我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写出我能想到的最恶俗的性幻想小说，所有那些匪夷所思的色情故事都围绕一个少年展开，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从事体育运动，但却跟学校里一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女舍监交上朋友，受到她愉快而又老练的引诱。我想象那个男孩在图书馆刻苦学习，而她则偷偷走到他身后……然而，可悲的是，不管我凭空想象出的性遭遇如何不可思议，在斯托学校方圆几英里内，根本就没有一个姑娘，更别提斯堪的纳维亚姑娘了，而且女舍监已经有60岁。

我坐在图书馆里，为自己那些乏味的文字而激动得心跳加速，而且潦潦草草，越写越快。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还有一个人也经常光顾图书馆，他就是乔尼・霍兰德－吉姆斯。与斯托学校的大多数学生相比，乔尼极端地世故、老练，他博览群书，有着丰富的艺术知识。乔尼来自伦敦，他父母在记者和作家圈子里交游甚广。乔尼阅读《私家侦探》杂志时，里面提到的人有一半他都认识。他的母亲是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正是通过乔尼，我对新闻界的兴趣开始逐渐增长，并且有志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在那个学期过去一半时，我看到一份告示，学校要举行“小加文・马克斯韦尔奖”随笔大赛，出资设立奖项的正是这位作家，他是斯托学校的校友。我暂时放下自己那本跌宕起伏的色情小说，写了个短篇小说参赛，结果赢得大奖。比赛完全缺乏竞争，这无疑对我获奖大有帮助。

加文・马克斯韦尔是《清澈水域的呼唤》一书的作者，他亲自到斯托来颁奖。和他一同前来的加文・扬是《观察家报》的战地记者，也是后来那本《开往中国的慢船》的作者。颁奖仪式结束后，他们开车回萨里郡，顺路把我捎到夏姆里格林。我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非常支持我，我想部分是由于他们喜欢我。不过，虽然意识到我没有投身文学界倾向，他们也依然跟我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获得那次大奖后，我的英语开始突飞猛进，在全班21名学生中飞升至第三名。但我的拉丁语仍然是第十八名，数学、物理和化学仍然是垫底。在我的一份期末报告中，老师这样写到：“他竭尽全力，但在理解最简单的数学运算、记住最新的题目方面，仍面临很大的困难。”

有一年，在复活节假期中，我决心学着母亲的样子去挣点钱。虽然学校对我的数学能力缺乏信心，但这吓不倒我，我找到种圣诞树的商机。我家刚从夏姆里格林的一头搬到另一头，从伊斯特兹宅搬到坦亚兹农场，那是一大片绵延的建筑，包括许多谷仓、棚子和若干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这个计划。他在约克郡安普尔福斯的学校上学，现在也放假了。我们将在坦亚兹农场的土地上种植400棵圣诞树。到明年圣诞节的时候，它们至少能长到4英尺高，然后我们就可以卖掉它们。尼克和我一致决定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平分利润。

那年复活节，我们将坦亚兹农场上面那块地收拾得平平整整，种下400棵树苗。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它们全都长到6英尺高，那么我们每棵树就卖2英镑，400棵树总计800英镑。我们买树苗只花了5英镑，与投资相比，这可是大赚了一笔。那年暑假，我们去查看那些树的长势。地里只有一两棵孱弱的小苗，其余的全被野兔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大开杀戒，开枪杀死很多野兔，剥掉皮后，以每只1先令的价格卖给当地的肉贩，然而，跟我们原先计划的800英镑利润相比，这点钱简直不值一提。

那年圣诞节，有人送给尼克的弟弟一只虎皮鹦鹉当圣诞礼物。这给了我另一个大发横财的灵感：养虎皮鹦鹉！我在心里合计着，首先，我一年到头都可以卖鹦鹉，无需等到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才出售。我列出它们的价格，又算了算它们的繁殖速度有多快，饲料成本有多低，然后说服爸爸建一个巨大的鸟舍。在我放假前的最后一周，我写了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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