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阳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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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花试读：
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文/张大春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绝大多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觉”到：高阳又在“跑野马”了。
所谓“跑野马”，往往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顾左右而言他”。所言者，可以是与故事主要情节有关的、可以引起联想的前朝事典，如《曹雪芹别传》里走镖的江湖人物冯大瑞说到漕帮造反的企图：“……芹二爷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反他（按：指雍正）？连他自己亲弟兄，不止，据说连他亲生的儿子都在反，那就不用说外人了。”这触动了曹雪芹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一触动之下，曹、冯二人的对话加上曹本人的转念回忆，便岔入了雍正废皇兄、皇子的种种旧闻之中。以连载形式言之，可以“滔滔（连载）三日而不返”。
有些时候，“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情节全无关系，如《灯火楼台》（一）中，述及胡雪岩和罗四姐（螺蛳太太）一席宴谈的情景：……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之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
一个“顾绣”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明朝嘉靖年间顾名儒、顾名世一族中姬妾娴于针缕的次要情节上去。读者在随高阳的野马跑进顾名世的“露香园”的同时，或许并不会怪罪：这一章的主要情节——“胡雪岩这年（按：光绪七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疚歉之故。不过，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螺蛳太太’”，也就是上引的这一段，戛然而止，作者掉头倒叙同治年间从胡、罗初识到缔亲，而直到《灯火楼台》（一）卷终，也就是距“胡雪岩这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足足有三个章回，印刷成书的内容则计有一百九十页，读者还未曾完全掌握：为什么胡雪岩的心境不如往年？
高阳之“跑野马”“走岔路”“顾左右而言他”，牵丝攀藤卷入枝蔓般所谓“次要”或“次次要”的情节是很可以被一些讲究“事件结构”的评者“严厉指斥”为“芜杂”的。但是，这样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于“事构”美学规律，取譬于“骨肉匀称”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
高阳“浩浩如江河，挟泥沙而俱下”的诸多巨构，的确不免引人细思：那些“泥沙”“枝蔓”果真是“不必要”的吗？抑或高阳原本试图借由小说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体制，完成某种足以包罗历代习俗、名物、世态、民风、政情、地理以及辞章等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呢？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的小说家有利。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
在高阳的数十部历史小说中，这种以“谈”为核心，以“述史”之论述氛围为要领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有很多时候，角色无可谈之人，便出之以独白。而且会将独白装点成有如对话一般热闹。
高阳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极其小心，迥异于一般擅长以同样手法表现浪漫叙述（Romantic Narrative）的作品。在《凤尾香罗》和《醉蓬莱》中，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一位作家如何构思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一任以知识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趣味为鹄的。例如在《醉蓬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构思写作《长生殿》，并以杨贵妃影射董小宛：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影射董小宛太明显了。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来说，这个仙女非天孙织女不可。由于天孙的援引，杨玉环复归仙班，《长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的描写，便有着落了。不过，复归仙班，应有一个程式，起码也有一两出戏好写，至少可以写一出“尸解”。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罗贯中似乎有意识地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庸俗大众所“应该拥有”的历史数据改写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义，他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至少令说书人不觉枯涩失味，以至于为了成功刻画出“历史舞台”上鲜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窜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说：把斩杀华雄的一笔账从孙坚那里盗栽于关羽的名下，乃有“温酒斩华雄”的戏剧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称之为演义家“以曲说改正史，却释出并颠覆历史论述”的微妙运作。
然而高阳绝非这样的演义家。高阳的小说，与其说是从“正史”演（衍）出而为里巷黔首著录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却始终附丽于“正史”之下的小说，毋宁以为反而是透过一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搜罗各种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识来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这也是高阳不惮辞费地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中借人物之“谈”，反复申言他在李义山诗、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谜、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阴阳五行生克论等课题上独到的发明或发现的原因。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辨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斑斑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骚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骚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社会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淫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广东派史学家’的毒！”
我非治史学者，至今犹其未明：“广东派史学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杨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温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话里的另一层玄机：高阳对于有清一代，其实怀抱着相当“不从众”的看法。在台湾，吃国民教育奶水长大的一代（乃至于他们的父母）大致上对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着汉族中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层色彩的。是以言及满清，必称腐败专制、丧权辱国，仿佛门户大开以降的中国在近世所遭受的种种欺凌、所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可以简而约之地归咎于来自关外的女真族政权，甚至其中的一二名当权者。然而高阳却不肯这样想。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到十九年间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丁香花
一到铁瓶巷，提起“女先生”，没有一家不知道。“喏，”一个十二三岁，梳一条极长极精致的辫子的小姑娘，回身一指，“锡箔店斜对过，裁缝店旁边有条夹弄，‘碰鼻头转弯’，进石库墙门，喊一声‘女先生’！自然就有人来迎接。”“谢谢耐！”问路的男子将购自孙春阳、吃剩下的一包松子糖，塞在那小姑娘手中，沾上了糖汁的手指，在簇新的一件缎面皮袍上抹了几下，掉头就走。一个挟着拜匣，看上去像是书童的少年，紧跟在他身后。
梳长辫子的小姑娘，睁圆一双大眼，望着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发愣。这个人好怪！她困惑地在想，行为怪，说话也怪，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州话，但看他瘦小，声音却洪亮异常，苏州男人，哪怕是挑脚抬轿的，除非吵架，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
找到裁缝店，从夹弄走到底，向左一折，果然有道石库门，进门穿过天井，是个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贴着一张泛黄了的梅红笺纸，纤秀的笔迹上，写了碗口大的四个字：“止步扬声。”“阿明，你喊一声看。”
那阿明跟他的主人一样，音吐响亮：“投帖——”
等了一会儿要再喊第二声时，屏风后面有了响动，一声咳嗽，踏出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一看便知是“老苍头”。“贵客尊姓？”“我姓龚，从杭州来的。特为来拜访你家少奶奶，有个拜匣，请你先递了进去。阿明，你把拜匣交给管家。”
拜匣很重，老苍头几乎失手，不过这种情形，亦非第一次，料知拜匣中必有来聘请“女先生”的贽敬。“女先生”是苏州府属的常熟人，娘家姓归，名叫懋仪，字佩珊，十四岁时，名在袁子才随园女弟子之列，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但年齿虽稚，诗名却是后来居上，二十年来，一直为江浙世家延聘为深闺塾师，所以邻里都称之为“女先生”。“少奶奶，”老苍头在二厅天井中喊道，“杭州来的，姓龚的客人来拜。有个蛮重的拜匣在这里。”“杭州来的、姓龚？”归佩珊想了一下，顿时很兴奋，“是龚大少爷！”她高声吩咐：“快请。”“小娥，你来把拜匣捧进去。”
归佩珊的贴身侍女小娥，将沉甸甸的拜匣捧了进去，打开一看，里面是十两重一个的元宝四个，下面压着一张“龚自珍”三字的名帖，果然就是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来了，来了！”小娥掀开门帘，归佩珊随手合上拜匣，迎了出去。
主客同时抬头，都回忆并印证着九年前初见的印象。那时归佩珊是三十七岁，神清骨秀，而且腹有诗书，别具一种高华丰姿，虽是个秀才娘子，看上去倒像一品命妇。如今美人迟暮，又居孀了，自不免憔悴。
在归佩珊眼中，龚自珍与九年以前比较，风采如昔，但似乎沉静了些，只是那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神情，是永远改不掉的，如果改掉了，也就不是龚定庵了。她这样在想。“大姑，”龚定庵兜头一揖，“一别九年了。”“璱人公子，”归佩珊这样称他，璱人是他的字，“前几天我还在想，你的服制应该满了，或许会出来走走。果不其然。请里面坐。”“是上个月满的。”
原来龚定庵前年七月丧母，父母之丧三年，而规定只需服丧二十七个月，上个月是十月，服制就满了。
进入厅堂，主宾重新见了礼，彼此问讯了家人，然后归佩珊指着那四十两银子说：“多承厚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好厚颜说声‘多谢’了。”“聊且将意而已。”龚定庵问道，“这两年兴致如何？”“嫠妇心情，可想而知。”归佩珊不愿谈她的近况，转话题抛回到龚定庵身上，“家居两年，想多佳作？”“居忧无诗。”“丧礼多暇，怎么打发日子？”“读经。”龚定庵答说，“我持陀罗尼满四十九万卷了。”“大功德。”归佩珊双手合十，“太夫人亦在冥冥中受福。”“愿如所言。”龚定庵问道，“听说《绣余小草》刻出来了，怎么不赐寄一册？”“刻得不好，所以不曾奉寄。”归佩珊笑道，“既承登门坐索，不容我不献丑了。”
说着，站起身来，进入西首一间，回出来时，手中持着一本磁青纸装裹的册子，正是她的诗词集《绣余小草》。“请斧正。”“不敢，不敢！”
龚定庵随手一翻，恰好就看到她跟他唱酬的那首《百字令》，后面附着他的原作：扬帆十日，正天风吹绿江南万树。遥望灵岩山下气，识有仙才人住。一代词清，十年心折，闺阁无前古。兰霏玉映，风神消我尘土。 人生才命相妨，男儿女士，历历俱堪数。眼底云萍才合处，又道伤心羁旅。南国评花，西洲吊旧，东海趋庭去。红妆白也，逢人夸说亲睹。
他一面看旧作，一面想往事。那是嘉庆二十一年春天，他也是从杭州循运河到上海，去省视他的前一年由安徽徽州知府擢升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路经苏州，由友人介绍来访归佩珊，与她的夫婿李学璜秀才，所以说“东海趋庭去”。归佩珊的诗名，东南闺阁中数第一，有“女青莲”之号，他用杜甫赠李白的诗“白也诗无敌”的故事，才有“红妆白也”的字样。
前面是归佩珊步韵的和作，题目是《答龚璱人公子即和原韵》：萍踪巧合，感知音得见风前琼树。为语青青江上柳，好把兰桡留住。奇气拏云，清谈滚雪，怀抱空今古。缘深文字，青霞不隔泥土。 更羡国士无双，名姝绝世，仙侣刘樊数。一面三生真有幸，不枉频年羁旅。绣幕论心，玉台问字，料理吾乡去。海东云起，十光五色争睹。
词中有两处小注，一处是在最后，“时尊甫备兵海上，公子以省觐过吴中”；另一处是在“名姝绝世”之下，“谓吉云夫人”，指龚定庵续弦的新夫人何吉云。
原来龚定庵的外祖父，便是乾嘉大儒段玉裁，江苏金坛人，做过两任知县，便归隐不仕。他功名虽只是个举人，而于书无所不读，得休宁戴东原的真传，尤精于音韵之学。龚定庵十二岁时，便由段玉裁教他《说文解字》，读书从彻头彻尾识字开始，是最扎实的功夫。龚定庵生来便有一双极灵的耳朵，一条极巧的舌头，偏又会有段玉裁这样一位外祖父，亲承其教，先天的资质加上后天的熏陶，使得他在语言上有任何人所不及的特长，每到一个陌生地方，只要住个几天，就通那里的方言，能听能说，倒像侨居了多少年似的。
他是二十一岁娶的亲，那年——嘉庆十七年，他的父亲龚丽正字闇斋，以礼部郎中充任军机章京，外放徽州知府。龚定庵随父母沿运河南下，先到苏州省亲，段玉裁做主将他的孙女儿美贞，也就是龚定庵同岁的表妹，许配给他。在苏州成婚后，先回杭州，再循富春江入皖南，侍父任所。
下一年癸酉，是大比之年。龚定庵在上一科以监生的资格入北闱，却只中了一个“副榜”，其实与落第没有两样。因此，在这年四月间进京应顺天乡试，不道仍是名落孙山。怀念着已有喜信的爱妻，榜发第二天，便专程南归，哪知到了徽州，但见明镜尘封，香闺寂寂，美贞已经在七月里去世了。
问起来方知道误于庸医，哪里是有喜？是鼓胀病。半年多的工夫，一直吃安胎药，药不对症，终于不治。
两年以后，也就是龚定庵初遇归佩珊的前一年，他续弦了，娶的是安庆何知府的孙女儿，闺名吉云，写得一手极好的簪花格。归佩珊说他们“国士无双，名姝绝世，仙侣刘樊数”，虽是恭维的话，但确也当得起这样的恭维。“早就想见吉云夫人了。”归佩珊问，“不知几时得偿宿愿？”“一开了年，我就要带她进京，一定让她登堂拜见大姑！”龚定庵问道，“有个馆地，你肯不肯屈就？”“这几年懒得远游。多谢、多谢。”“‘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有个女孩子，资质很不错，而且也不远。”“噢，是在哪里？”“嘉兴——”
归佩珊已无意于此，只为龚定庵很热心，不便太扫他的兴，所以听他谈了那家的情形后，只答一句：“请容我好好筹划一下，专函奉答。”“嗯，嗯。”龚定庵知道她的心意了，不再殷勤敦劝，文字之交自然还是谈文字，“大姑，我最近得了一方明人的小砚，觉得只有请你品题最合适，而且也只有你来品题，才能令此砚增重。”
听得这一说，归佩珊大感兴趣。“我倒想不出，是怎么一方砚台，只有我来品题最合适？”她问，“莫非是马湘兰的画砚？”“教坊女子岂可唐突‘女先生’。是叶小鸾的眉子砚。”
明末的叶小鸾是苏州附近的吴江人，姐妹三人都是才女，而以小鸾为最有名，七岁便能作对子；到得及笄之年，既美且慧，世家子弟求婚的，不知多少，最后选中了昆山张家。哪知临嫁前夕，突然香消玉殒，遗体遍身轻软，传说是“仙去”了。其时她的大姐叶宛宛，正在为幼妹作催妆诗，得知噩耗，哭妹过哀而卒。这一双姐妹花的故事，在苏州流传得很广。归佩珊有她们父亲叶绍袁所刻的《午梦堂十集》，其中便收有叶宛宛的《芳室轩遗集》与叶小鸾的《疏香阁遗集》。“砚呢？”“因为是眉子砚，所以我总随身带着。”
于是命书童取来那枚一鸾纤纤新月样的眉子砚，正在欣赏谈论时，忽然门帘一掀，但见惊鸿照影似的，有一张脸一闪即没。龚定庵没有看清，归佩珊却开口在唤了。“阿青，怎么不进来？”“有客人在。”门外回答，竟是清脆的京腔。“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你天天读人家词，怎么见了面倒要躲开？”“啊！璱人公子！”阿青进来了，及笄之年，眉目如画，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充满了惊喜的光芒。“这是我的邻居，姓顾，聪明极了。”归佩珊转脸喊道，“阿青，你见一见璱人公子！”
阿青含笑点头，随即双手按在左腰上，微微弯身，道一声：“万福！”“不敢，不敢！”龚定庵抱拳答礼，随即问归佩珊，“顾小姐是在哪里见过我的词？”“在我这里。”归佩珊答说，“你不是刻过一卷《红禅词》？”
那是前年夏天的事，龚定庵搜集历年所作的词，一共九十二首，选了四十五首刻成集子，题名《红禅词》。刚刚印出来便逢母丧，无心再弄笔墨，词集亦只送了极少的几个朋友，不知道归佩珊却有一本。“噢！”龚定庵说道，“其时适遭大故，心绪历碌，竟忘了寄一本请大姑指教。”“指教可不敢当。倒是我要向你请教，其中大半是有本事的吧？”《红禅词》十之八九，只标调名，不加题目，但其中情事宛然，当然是写实，所以归佩珊这样问他。
龚定庵不承认，也不否认。“少年绮语，何足深究。”他问，“顾小姐想来也是大姑的高足？”“哪里，她天资过人，我亦没有什么好教她的。”
听得这一说，龚定庵大为惊异，刚转眼去看阿青时，她先开口了。“李婶儿都说得我脸红了。璱人公子，你别听她的。”“她的天资，真是了不起，光说见解就过人一等。璱人，你知道她最夸你的是哪一首？”“哪一首？”“那首《青玉案》。”归佩珊关照阿青，“你去把《红禅词》拿来。”“不用拿，我记得。”阿青便即朗然吟道：“韶光不怨匆匆去。只怊怅，年华误。目断游丝情一缕。断桥流水，夕阳飞絮，可是春归路？ 楼头尽日还凝伫。欲诉闲愁向谁诉？蕙渚花飞天又暮。醒时如醉，醉时如梦，梦也何曾作？”“璱人，”归佩珊说，“你道她怎么说你这首词？她说你这首词，摆在《清真词》里面，谁也分辨不出来。”
这是将龚定庵比作北宋第一大家周邦彦，龚定庵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文字知己，胜如骨肉！”他站起身来向阿青兜头作了个揖。
这一下窘得阿青掀帘就走，归佩珊不由得笑了。“你也太认真了。”她说，“小姑娘脸皮薄。”接着便喊：“阿青，阿青！”却是毫无回音。“说实话，我那一卷词，当得起轻灵婉约之称的，也只有这一首《青玉案》，居然让她看出来了！慧眼、慧眼！”“你收她做个女弟子如何？”“不，不！我从不收女弟子；男弟子都不收，何况女弟子。我们杭州，从前出了个袁子才，现在又出了一个陈云伯，名为风雅，其俗入骨，我何能效他们的行径。而况，我就要进京了，亦无从教她什么。”“那倒不要紧，她原是住在京里的。”“怪不得一口京腔，看来从小生长在京？”“一点不错。她家三代在京——”
原来阿青的祖父，在乾隆末年，不知以何因缘，入太医院当了个九品吏目，管理生药库。凡太医院、钦天监之类的衙门，官吏都是世袭的，阿青的父亲承袭父职，而且升了一级，变成八品吏目，同时也占了京城的宛平县籍。不过顾家并未忘本，老家仍在苏州。阿青这回是随她母亲来省视祖母，就快回京了。“阿青还有个姐姐，那才真是惊才绝艳。可惜，当了人家的侧室。”“何以有此？”龚定庵不免奇怪，“太医院八品吏目，大小也是朝廷命官，有女何至于为人做妾？”“这个人是个贝勒。”“噢，”龚定庵明白了，“那一定是侧福晋。旗人的侧福晋也是命妇，与汉人家的姨太太大不相同。”
这在归佩珊真是长了一番见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她想起一件事，正好当面向龚定庵求证，“璱人，听说你通满洲话？”“是的，还有蒙古话。”龚定庵坦率地答说，“我少受两位外公之教，略通音韵，学这些话比他人容易受门。”
这道理容易理解，归佩珊所不解的是——“两位外公？”她问，“这话怎么说？”“噢，”龚定庵歉意地笑一笑，“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先外祖父的胞弟，玉立先生，字清标，号鹤台，我叫他‘二外公’，是个举人，他的韵学虽不及先外祖父，但当时教我这个小学生，自然绰绰有余。唉！”他突然叹息，低着头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凝望着小庭寒梅。
归佩珊不知他因何感触，及至侧面望去，只见他泪痕满面，更觉骇然。“璱人、璱人，”她急急问说，“何以忽然伤心？”“噢！”龚定庵茫然地用衣袖去擦眼泪。
新缎子是硬的，哪里擦得干净。归佩珊便唤小娥绞了一把热手巾来。等他擦了脸，神色稍定，她才问说：“想来是想起那位清标先生了。”“是的。前天我还梦见他。”“原来作古了？”“不！生而辱，益觉可悲。”龚定庵接下来念道，“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亲——”“且慢，且慢！”归佩珊急忙拦阻，“小娥，取笔砚来。”
原来归佩珊是要把他的诗录下来，龚定庵便从头念起：“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亲。自我慈母死，谁馈此翁贫？江关邈消息，生死知无因。八十罹饥寒，虽生犹僇民。”“是了。僇民可作罪人解，所以说此翁‘生而辱’。”这是归佩珊心中自语，说出口来的是：“璱人，原来你这副眼泪，一半是哭慈母？”
龚定庵点点头，又念：“昨梦来哑哑，心肝何清真！翁自须发白，我如髫丱淳。梦中既觞之，而复留遮之。挽须搔爬之，磨墨揄揶之。呼灯而烛之，论文而哗之。阿母在旁坐，连连呼叔耶。”
一句比一句念得快，直如水箭激石，归佩珊连连喊说：“慢，慢。”等他停下来，她一面念、一面写，一面写、一面想，十四五岁的顽皮少年，恃爱与须眉皆白的长亲，戏谑无礼的情状如见，但有一句不解：“‘磨墨揄揶之’，何谓？”“那年，我二外公会试落第。”龚定庵说，“我磨了墨要请他写字，他开玩笑说：‘你就喝一年墨，肚子里不通还是不通。’我就挖苦他说：‘肚子里就通了，会试不中还是不中。’”“这样揄揶，很伤老人的心吧？”“不！他把功名看得很淡的。倒是我母亲着急，不断在说：‘二叔，二叔，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这就是所谓‘阿母在旁坐，连连呼叔耶’了。”归佩珊问道，“该结了吧？”“是的。”龚定庵用短促的声调念道：“今朝无风雪，我泪浩如雪。莫怪泪如雪，人生思幼日。”
念完，神情木然；细看时，又有泫然欲泪的模样。归佩珊急忙找句话问，转移他的伤感。“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吧？”“差不多。那年春闱，应该是戊辰年的事。”
戊辰丑未为会试的年份，归佩珊算了一下，那年她二十九岁，红颜未老，才名正盛，亦是一段黄金岁月，不由得感喟地说：“岂止幼日，往日皆可思。”
龚定庵没有想到会惹起她的感慨，再接下来伤逝悼亡，谈到李学璜说不定亦会流泪就太无谓了。
于是他说：“大姑，我要告辞了。是不是把这方眉子砚留在这里，等你闲了，从容品题？”“不！一搁下来就不知哪一天才能了心愿了。不如此刻就动手。”
说着，她拿起那方形似竹叶，又似初三眉月的小砚，中间有一圈极细极清晰的螺纹，映光看去，水池微现红色，她不知道是什么讲究，但石质细腻，湿润如玉，确是一方上好的端砚。
摩挲片刻，得了一首七绝，自己提笔写道：螺子轻研玉样温，摩挲中有古今魂。一泓暖泻桃花水，洗出当年旧黛痕。“献丑，献丑！”归佩珊将诗稿递了给龚定庵说，“作得不好，不必上石了。”
题砚的诗，应该刻在砚石或砚盒上，她这样说，听似谦虚，其实正是提醒龚定庵别忘了上石。“大姑，”龚定庵说，“我倒想起一个人，顺便打听一下，顾二娘可有传人？”“你是说会制砚的顾二娘？只怕没有传人。‘一寸干将割紫泥’——”归佩珊起身到书架上去捡书，“我记得《随园诗话》提到过她。”“不必找《随园诗话》，袁子才的话靠不住。”龚定庵将她记不起来的那首诗念了出来，“‘一寸干将割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这是黄莘田的诗。”“原来是黄莘田的诗，等我来看看。”
黄莘田单名任，福建人，生于康熙，殁于乾隆，生有砚癖，自号“十砚老人”，他的诗集题名《香草斋集》。归佩珊在第二卷中找到了这首诗，诗下有注：“余此石出入怀袖将十年，今春携入吴；吴门顾二娘见而悦焉，为制斯砚，余喜其艺之精而感其意之笃，为诗以赠，并勒于砚阴，俾后之传者有所考焉。”“果然。”归佩珊说，“袁子才与黄莘田可说是同时候的人，何以不知道这首诗的原作者是谁？也就奇怪了。”“袁子才信口开河，欺人的话很多。”
接下来便大谈袁子才。原来要辞去的龚定庵又坐了好久，直到屋子里黑下来，小娥来点灯，顺便请示：“请龚大少爷在这里便饭？”龚定庵方始警觉。“啊，真该走了！我另外还有约，谈到忘记掉了。荒唐，荒唐！”“真的有约，我就不留你了。”归佩珊问，“明天不走吧？”“今天晚上就要走。昆山还有人等着我呢。”
龚定庵到昆山，是应他的一个好友李增厚之约。此人是个秀才，事母至孝，所以为龚定庵所看重，前几年住在上海时，常到昆山相访。有一次跟李增厚谈起，他很喜欢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水，但又不能离父亲的任所太远，最好在两者之间卜居——昆山是个很适中的地点。
李增厚将这话记在心里，一直在替他物色；这年秋天写信给他，说找到了一处很适当的房屋，已经跟房主约定，尽他优先来看，看不中意，房主再另觅买主。所以龚定庵服制一满，头一件要办的就是这件事。此外有件事，在李增厚盼望得很殷切，龚定庵亦常耿耿在心，很想早了心愿。
这个心愿是为李增厚题一幅画。此人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自幼至长，从未有一日之离，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却不能不暂时分离了。原因有二：第一，是赴北闱乡试；第二，从小结下的一头亲，需要迎娶。他的岳父做京官，既不能请假送女完姻，又别无妥当的亲族可以送亲，只有趁李增厚乡试之便去亲迎。
这一别预计要一年，因为秋闱得意，更望连捷，自然是住在岳家读书，静候来年春天会试。不道顺天乡试落第，大家都为他惋惜，而李秀才反觉得是塞翁失马，因为从踏上北征的路程，便思亲不止，下第正好归省，便携着新婚妻子，专程南下。回昆山以后，便画了一幅《梦游天姥图》，龚定庵许了他题词，迁延日久，到得能完心愿时，李增厚的母亲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两人都是孝子，见了面都为丧母哭了一场。叙叙别来景况，吃完晚饭，挑灯题画，龚定庵的诗思非常艰涩，很想休息一晚，到第二天早晨，精神饱满时来构思，但看到李增厚那种先睹为快的殷切神情，实在不能不勉为其难。
凡是题赠之作，因人因事而繁简不同，像这样为思亲而作的画图，彼此又不是泛泛之交，照一般的情形，不是赋一首长歌，至少亦要来两首律诗，否则铺叙不尽，亦显不出交情。可是龚定庵搜索枯肠，只得了一首七绝，而且最后一句，还有个字不大妥当，也只好算了。这首诗是：李郎断梦无寻处，天姥峰沉落照间。一卷临风开不得，两人红泪湿青山。
不妥的是那个“红”字。要找个字来形容泪字，看似容易，其实很难，轻了显不出思亲之切，重了又怕人讥为言过其实。他先想到的是“血”字，自觉忒重，且即或泣血，形诸字面，亦嫌质直，不得已用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映照“脂砚”的隐喻之法，用了个“红”字。画里“青山”、眼中“红泪”，勉强可以说是为对称之故，但究嫌不妥。
但最使他不安的是，长长的一个手卷，等了他多少年，却只得二十八字，实嫌太单薄了。不过，这个难题倒还有法可想，在诗后加一段题跋就是了。略一思索，提笔写道：《梦游天姥图》者，昆山李秀才以嘉庆丙子应北直省试，思亲而作也。君少孤，母夫人鞠之，平生未曾一朝夕离，以就婚应试，往返半年，而作是图。图中为梦魂所经，山殊不类镜湖山之状，其曰“天姥”者，或但断取字义，非太白诗意也。越九年乙酉，属余补为诗，书于帧尾。时母夫人辞世已年余，而余亦母丧阕才一月，勉复弄笔，未能成声。
有了这篇跋，那首七绝即或用字不妥，亦不为病。李增厚殷殷致谢之余，谈到他替龚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道是徐家的产业。
昆山徐家，大族第一。康熙年间，海内无不知有“三徐”。所谓“三徐”是徐家三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比徐乾学小三岁，少年得意，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便已大魁天下，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不过“三徐”之中，声势最煊赫的是老大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与圣祖所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结为亲家，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当时有一副谐联：“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澹人为高士奇的别号。又有一首歌谣：“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所谓“余秦桧”，指休致的大学士，湖北大冶的余国注，“徐严嵩”即指徐元文，“乾学似庞涓”，意思是说徐元文之成为“严嵩”，幕后有庞涓这么一个“军师”在。“三徐”中的老大、老三的乡评都不很好，唯独老二，比老大晚一科，也是探花的徐秉义，即使严劾徐乾学的副都御史许之礼，亦说他“文行兼优，实系当代伟人”。李增厚劝龚定庵所买的，就是徐秉义的故居。
第二天一早本来约定去看房子，不道另有奇缘。李增厚有个朋友，姓王，亦是秀才，他一直在扬州盐商家作清客，善于鉴别古玩，谈起此行，是受人之托，携一方汉朝的玉印，到上海去待价而沽。
龚定庵好古成癖，当即问道：“汉朝的玉印，要看质地、文字、印主而定。不知足下所携，是怎么样的一方玉印？”“这方玉印是纯净无瑕的白玉。”王秀才说，“汉玉大都入土而又出土，虽谓之古色，其实斑驳不纯；这方玉印，流传人间，从未入土，所以颜色不变。”“说得是，不过也要看了东西，才知道是否入过土。”
王秀才明白，龚定庵疑心是伪造的，所以这样说法，当即微微一笑。“龚先生。”他说，“看这方玉印，也要有些眼福。今天有缘，可惜东西不在身边，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龚先生精于赏鉴，倒不妨看看，有什么特异之处。”
说着，从“护书”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龚定庵接过来一看，朱文“婕伃妾娋”四字，不由得大吃一惊。“印在哪里？”龚定庵问。“在我船上。”“可容借观？”
虽是萍水相逢，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爷”，当然是贵公子，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亲自回船去取玉印。“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龚定庵很兴奋地说，“此印的来历，我略有所知，一直怀疑，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因为汉宫中的赵婕伃很多，飞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伃吗？还有昭帝的生母，姓赵，也封婕伃。不过，现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确是飞燕遗物。”“你连原物都还未见，就能下此断语！”李增厚不免怀疑，“你何所据而云然？”“就在这个娋字上！”“娋”与“趙”在这里是相同的。龚定庵指出，汉朝扬雄所著、晋朝人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这个“娋”字，解释是：“娋，姊也”。姐妹同封婕伃，赵飞燕是姐姐，用此“娋”字，巧合双关，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这“娋”字左面的篆法奇古，作飞鸟之势，非“燕”而何？
细看果然，不能说他穿凿附会。谈到来历，龚定庵说，在明朝，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严嵩父子败后，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手中，后来又归无锡华家，最后为李日华所得。
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精于鉴别，号称“博物君子”，他有两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别号多。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嘉兴鲍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到书架上捡出《金石屑》，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看头一句便惊喜过望，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定庵，你听，”李增厚念道，“‘汉宫赵飞燕婕伃时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间。嘉靖年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爱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华看，这枚赵飞燕的玉印，价值连城。经此品评，越发坚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但毕竟要看过实物，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到得日中，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携来一个包裹，重重锦袱，真所谓十袭珍藏，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盖及盒身四周刻满了字，但龚定庵无暇细看，一伸手揭开盒盖，顿觉眼中一亮：那方凤纽玉印，约莫一寸见方，五六分高，通体洁白，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格外显得鲜艳夺目。
看玉、看纽、看印文，龚定庵把玩不释，脑中渐渐形成一个体轻如燕的纤影，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宫中，昭阳殿里了。“请问，”龚定庵定定神问，“此印是足下的珍藏？”“哪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为宝物觅一位新主人。”“原主是谁？”“原主姓顾，定庵先生不必打听。”王秀才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有意收藏，我可以做一半主。”“好极。”龚定庵亦就不必作什么客套了，率直问道，“条件如何？”
王秀才伸三指相示：“不能少于这个数。”
这当然不会是三百两银子，但三千两似乎是狮子大开口了，只好告个罪，将李增厚拉到一边去密谈。“这王秀才的为人，老兄是否深知？”“我跟他十几年的交情。”李增厚答说，“为人还不错。”“他开价三千两，似乎过分了吧？我跟他初交，有些话不便说，能不能请你问问他，最少几何？说个实实在在的数目，我们才好磋商。”“好！我来问他。”
问来的结果是，最少也要两千两银子。据王秀才说，已经有人出过这个价钱，他不肯脱手。因为开价的人很俗气，但龚定庵有意，又当别论。“他说：这好比嫁女儿一样，总要挑一份人家。这方玉印在你收藏，是名花有主，所以照别人出过的价转让。当然，”李增厚又说，“总还有磋商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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