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改革开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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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改革开放试读：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历史性巨变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处于彷徨中的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这艘巨轮自此找到了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然而，中国找到改革开放这条自强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方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开启的，也不是在十分顺利平和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是在异常复杂和艰难环境下迈出步伐的。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谈及改革开放时指出，党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取决于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深[1]刻反思。[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第一节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反思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和党的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上，尚不健全的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一些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被搞乱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种种恶行，致使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由于长时期的动乱，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起伏波动较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口剧增，经济管理体制愈加僵化。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0年间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且在这10年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由于十年动乱，中国失去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思想上，“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和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遭到全面破坏，“阴谋家”“反革命”“走资派”等帽子被乱扣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头上。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依靠种种手段攫取权力，肆意妄为。这一时期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盛行，唯心主义泛滥，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封建的、资产阶级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肆意传播恶性发展，严重背离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在文化上，发轫于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破坏极为严重，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局面。高校停招、中小学停课、知识分子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受到批斗，大批有成就有贡献的专家、学者被错误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遭受迫害。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致使“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文艺界“死气沉沉”，文化园地“一片荒芜”。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1]代化事业的发展”。

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指导思想被搞乱。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入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构中，致使党组织不纯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致使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党委的各级组织运转不灵，广大党员被长时间停止过组织生活，从支部到各级党委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党组织软弱涣散、纪律松弛现象十分普遍，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文化大革命”以极端的形式，充分暴露了党和国家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缺陷，为我们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与其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十年动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引起党和人民全面反思。对这一时期深有感触的邓小平在1984年3月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被问及：你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他两次被打倒，多次被批判。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开始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由此对整个体制、机制乃至制度进行了全面反思。

对于“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邓小平曾在1980年8月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法拉奇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2]解决问题。”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3]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4]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从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反思中开启的。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谈及“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又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

[5]富”。

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认真反思，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党果断放弃了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富强的新路，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266、272页。第二节穷则思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稳步推进，“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基本工业体系得以建立，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1957年以后，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接连出现“左”倾错误，并且逐渐蔓延到经济、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国民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1]政收入400亿元。”而此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仍然总体贫困。

从吃的方面看，197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人均消费量从380.56斤降至351.12斤，减少29.44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从3.19斤降至1.25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服装颜色和样式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灰、黑、蓝、绿这几种颜色。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55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15.52尺布票。从住的方面来看，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方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负数，城市居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上是除了工资别无收入。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全国职工几乎没涨过工资。在1957年时全国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还有624元，但是到1976年时则下降到了575元，工资不升反降，还少了49元。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当时的商品供应是“买布凭布票，购物要物票，买茶叶凭茶叶票，吃饭凭粮票”。因此，流行了40年的粮票，更是被称作“第二货币”。

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贫困状况，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2]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3]民。”而“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4]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穷则思变，正是中国面临落后的现实，“倒逼”中国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开放就没有发展，实行改革开放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出路。这条路是邓小平带头实践的，也是中国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的光明坦途。[1]《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50页。[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381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第三节外部压力

如果说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现实的反思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内因，那么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的现实以及面临有利的国际形势，则是促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外因。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悄然兴起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特别是到六七十年代，一批新兴技术迅速兴起发展，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即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些新兴技术诸如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等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引起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推动经济迅速发展。1969年美国成功登月，1972年美国完成DNA重组实验，1978年英国试管婴儿成功，1981年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等，整个世界都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西方国家科技的差距开始拉大。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吉布尼时说：“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1]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在新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迅速地显现出来。首先是美国经济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连续增长了106个月。紧接着是欧洲，西德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GDP增加了5倍多。法国自1951年至1970年近20年间，工业年均增长5.9%。我们的邻国日本经济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679亿元人民币，约合305亿美元，人均约53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172.49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不到中国的4倍；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65亿美元，人均约222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9807.32亿美元，人均8538美元，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的44倍还要多，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这种压力也是动力，促使我们正视差距、认清现实，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追赶差距。

西方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结构开始进行大调整，许多生产设备和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本国市场萎缩又无法消耗，急需寻找国外市场，而中国这个大市场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随着中西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也愿意同中国打交道。中国周边一些东南亚国家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给中国提供了典型示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局势处于深刻变动之中，全党全国上下要求改变落后面貌、早日实现“四化”的呼声很高，对外引资的规模也是节节攀高，但中国储备的资金和项目又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的支持，人们也急需了解外部世界。

于是，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石油部、国家经委等国务院部委，分别派出多批考察团出国考察，由此在全国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从1978年起，全国派出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考察代表团，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代表团，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欧洲发达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受到了急需向外开拓市场的西欧五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历时36天，走访西欧五国15个城市，参观了80多家单位，开阔了眼界。代表团看到这些场景：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则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汉钢铁公司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1架飞机，1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1架，1小时起落2架。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2]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197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在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下来到一个失业工人家中考察。这名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珍藏着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王震看后感慨良多，语出惊人：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各考察团归国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1978年6月1日、3日、30日，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专门听取了汇报。6月1日，林乎加在汇报时总结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大胆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6月30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长篇汇报，着重讲了三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他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3）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3]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认为在引进的事情上要下定决心去做，而且要尽快争取时间，可以向国外借钱来搞建设。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也一直认为当前形势很好，不可错过，对于引进要胆子要大、步子也要大。出国考察团的这些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会见西德客人威廉·西威尔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4]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

通过国外考察，中央领导人看到了差距，也看到机遇，更有了紧迫感，下定决心要抓紧时间搞建设，大力发展经济，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5]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正是基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中共中央决策层在通过引进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研究引进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问题，国务院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由有关部委负责人60多人参加的务虚会。这次会议通过讨论，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国务院务虚会即将结束之时，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于9月5日开幕，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与国务院务虚会侧重讨论引进不同，它侧重讨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1978年的中国派出的国外考察团对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1978年中国领导人频繁外出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被西方现代化程度所震撼，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差距，也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有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所带来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如若再闭关自守，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继续坚持“老路”走下去，不去调整政策，进行改革，不另寻出路，实行开放，奋起直追，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那才真是愧对国家、愧对人民、愧对时代了！

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形势有了新变化，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爆发战争的危险减弱，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局势的准确观察得出结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6]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977年12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7]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8]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局势的缜密观察、用心思考，对国际局势有了准确的把握和判断。在对国际局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成为中国长期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正是对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中国才能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地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又能制定出正确的对外政策，同世界各国加强经济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现实的深刻反思，在“内忧外压”之下，才“倒逼”中国领导人必须对现状作出调整、另寻出路。也正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对中外发展的差距的深刻反思，才使中国有条件、有可能、有机会从容地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失时机地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出一条不平凡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2]宋晓明、刘蔚：《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399页。[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241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第二章改革开放的起步 1979—1981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复杂的原因，华国锋又接受了“两个凡是”的主张。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按照“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开展起来。因此，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来打破当前的局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思想革命的阀门由此打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各领域引起强烈震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2]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改革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来准备召开20多天，结果开了36天。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取得了积极成果：与会者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对中央人事问题酝酿调整等。12月13日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3天后，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由于已经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于12月22日结束。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它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徘徊，而且还为党和国家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转折，它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同时也更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3]命运的关键一招。”[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2011年2月19日。[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第一节新“八字方针”的出台及成效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但是在目光转向发展经济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就更谈不上快速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工农业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但发展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我国农业总产值1978年为1952年的2.3倍，同期轻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9.7倍，重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27.8倍，二十六年间，农业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3.3%，轻工业为9.1%，重[1]工业为13.7%。”1977年农轻重产值比为25.2∶32.9∶31.9，到1978年则变为24.8∶32.4∶42.8，农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而工业内部也存在比例失调，不仅轻工业发展落后于重工业，而且重工业内部，能源和许多原料的生产满足不了生产和建设的需要。

二是燃料动力工业同其他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电力方面：全国发电能力缺1000万千瓦，有20%左右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煤矿方面：占统配煤矿22%的矿井采掘比例失调；石油方面：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增速下降；机械方面：机械加工能力超过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3至4倍；铁路方面：铁路运输能力不能满足需求；港口方面：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1978年因港口压船压货损失8700多万美元[2]。

三是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1976年至1978年积累率分别为30.9%、32.3%和36.5%。1978年远远超过了积累率正常的“一五”时期，也超过了积累很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还高于1958年33.9%的水平。积累增长超过国民收入增长造成财力的紧张。1977年、1978年积累额比上年分别增长11.2%、30.7%，同期国民收入只分别比上年增长7.8%和12.3%。农民平均收入1978年仅比1965年增加26.4元；职工平均工资1978年仅比1965年增加25元。基建规模膨胀也带来了物力的紧张，如钢材1978年进口830.5万吨，比1977年增长65%，进口量相当于国内当年产量的37.6%，仍供不应求。耗能多的重工业的突出发展，使能源严重不足，1977年、1978年，全国约有1/4的企业因缺能源而开工不足。而居民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所占投资比例1977年为16.7%，1978年只有17.4%，与“一五”时期相比，大大降低了。其中住宅投资在非生产性建设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1977年、1978年分别为6.9%和7.8%，远低于1952[3]年10.3%的水平，使10多年来积累下的人民生活欠账更加突出。

四是外汇收支比例失调。1978年引进项目规模过大，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基建配套能力。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需要花现汇支付，而中国1978年的外汇储备仅仅为15.57亿美元，这样就引起外汇收支严重不平衡。

五是就业矛盾突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1978年大量新增劳动力和知识青年返城，就业岗位无法满足待就业的人数，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1979年需要安置工作的人数多达1538万人。

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一方面是多年来经济建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没有解决好，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则是1978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现象，这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直接原因。

经济工作中的“急性病”一直存在。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得以释放，人民的情绪都处于高度兴奋之中，想要在短时间内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一时期，由于广大人民热情高涨，推动了国民经济得到较高的增长，使得一些人产生了错觉，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机已经来临，在没有充分看到客观困难的情况下，头脑开始发热，出现一味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的急躁冒进情绪。1977年1月，国务院提出到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当年5月，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力争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并预言“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还号召“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个‘大庆油田’而斗争”。他认为只要“革命加拼命”就会“无往而不胜”。脱离中国实际，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拼命”，只会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越来越严重。1978年3月，国务院制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五年，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4]新干线，五个重点港口。”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由于这些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缺乏对形势客观、冷静、全面的分析，最终大体上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也不可能全面付诸实施。

陈云是较早注意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领导人。在1978年12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经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对于引进，“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5]达。”而且“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12月1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经济需要调整，他认为“随着大规模工交建设的展开和工业生产的增长，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就会更加尖锐、更加扩大，特别是农业落后将[6]更加突出”。

1979年3月14日，陈云、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提出：对于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7]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对于这个意见，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1979年3月21至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可以肯定，经过三年调整，各[8]行各业都会前进。”中共中央在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之后，4月5日至28日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具体来说，“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的即“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9]调整中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为贯彻“八字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调整农业政策，加快农业发展，稳定农民；二是压重促轻，以重支轻，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三是通过扩大就业，调整工资级别，实行奖金制度，增加科教文卫及城建投资等，大幅度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同时，相应地压缩和调整基建规模等。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到1980年经济调整工作初见成效，首先是较好地完成了1979年和1980年调整的计划。其次是轻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工业总产值1979年、1980年平均增长9%，其中轻工业两年平均增长13.9%，而重工业增长速度则明显降低。最后，失调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上升至30.8%，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比重上升至47.2%。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贯彻“八字方针”的结果。但是经济初步调整取得成绩的同时，国民经济中潜伏的危险也随之开始显现出来。[1]中国金融学会、广东金融学会：《中国货币理论讨论会论文集之三 关于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问题》（内部发行），第190页。[2]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6—1984）》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3]李宗植、张寿彭：《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页。[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7页。[6]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76—1984）》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48-249页。[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9]《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第二节国民经济的深入调整

新“八字方针”出台后，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时，出现了分歧。由于对经济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看法不同，思想不一致，许多干部依然铆着一股劲要大干快上。一些干部认为刚提出三年大见成效没多久，怎么一下子又要调整，思想转变不过来，表示接受不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许多地方和部门，依旧不顾客观情况，不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争着抢着要上项目。有些干部认为调整会把大家的干劲泄下来，认为现在不是经济调整问题，而是大干快上、提前翻番和加快翻番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前两年的经济调整工作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特别是在基建规模的削减问题上，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再加上财政开支增多，致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197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70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财政赤字。

另外，农业粮食产量因为天灾减产1156万吨，石油、煤炭等能源储备不足，供应减少，引进的22个大项目没能下定决心停下来，该下马的基建项目没有下马，而且各地还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引进新的项目。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财政在没有新的重大财源的情况下，只能向银行透支和借款，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货币流通量超过正常需求量，引起物价上涨，两年内通货增加了50%。连续两年的巨额财政赤字，依靠发票子来应付是不可再持续的，如若放任不管，任其发展，再不下定决心大力调整，危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不但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而且社会稳定也将会出现大问题。

在此情况下，198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工作的汇报。会上，陈云发言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基本建设投资320亿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3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有人说这样会耽误时间，“耽误”3年有什么了不得。二是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三是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1]错误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发言支持陈云的意见，指出：“要退，要考虑这个报告退的够不够。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退得够不够。真正大的调整是从明年开始，而不是过去两年。”要是“退得不够，再退。这件事情大得很，调整很不容易。权力要集中。历来克服困难都不是讲分散，而是集中，最后落脚到中央集中统一”。会议基本批准了《汇报提纲》，同意提纲中关于“明年一次退够，坚决压缩基本建设和各项开支，做好明年[2]财政没有赤字”的方针。

为统一全党思想，统一行动，确保调整顺利进行，这年的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这次会议决定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40%。随后中央下定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经济进行调整。这些措施有：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改变投资结构；认真抓好农业和工业生产，进一步落实农业政策，加快轻工业发展；调整和整顿现有企业，着力提高经济效果；发行国库券；紧缩各方面开支，减轻财政负担；加强对宏观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放慢改革步[3]伐，重点抓调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稳定物价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向协调，按国民收入使用额计算，积累率从1978年的36.5%降为1983年的30%。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工业总产值增长9.27%，农业总产值增长1.4%。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工业总产值增长4.29%，农业总产值增长5.8%。1981年财政赤字大幅缩减，降至25.5亿元。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趋于稳定。1982年农民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长1倍。城市职工1982年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长38.5%。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改善。经济调整取得的成绩，使经济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为此后制定“两步走”战略准备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2]《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4-1135页。[3]李成瑞、张卓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7—198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52页。第三节改革开放的部署和初步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改革也在各个领域迅速开展起来，全面改革的浪潮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口。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脱离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严重束缚了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造成农业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比较贫困。

农村急需进行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改革，而中共中央也认识到了农业问题的严峻形势，决定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这场改革浪潮最先在安徽、四川等地掀起。1977年6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安徽农村问题很严重，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安徽，农村已是“千疮百孔”，农民生活很困难。面对严酷的现实，万里下定决心要改变农村面貌，把农业生产搞上去。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委根据安徽农业农村的实际，下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一）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1]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份文件突破了以往政策的相关规定，生产队的自主权扩大，农民积极性得以调动起来，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随后，中共四川省委制定颁布了与安徽相似的十二条农村经济政策《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规定”）提出“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等更为简便易行（实际就是包产到组）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安徽、四川两省根据中央的政策结合本地实际，灵活地加以运用，在实践基础上大胆创新，使农业体制改革走向深入，这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他省份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1979年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基本上肯定了“包产到组”的政策，这使得各地农村以包产到组、包工到组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发展壮大。包产到组、包工到组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局部“突破”，这种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式。但是这种责任制形式难以协调组内农民之间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管理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无法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农民真正期待的是一步到位，也就是这种“包产”不是“到组”而是直接“到户”。

这种期待很快就来临了。1978年夏，安徽省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许多河流断流，全省农田受灾面积达6000多万亩，近400万人和2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秋种都成了严重问题，无法进行。

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决定采取“借地度荒”的办法来克服困难。具体来说就是：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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