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作家榜经典文库,心灵救赎之书,托尔斯泰巅峰巨作,荣获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译本)大星文化出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17 03: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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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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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作家榜经典文库,心灵救赎之书,托尔斯泰巅峰巨作,荣获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译本)大星文化出品

复活(作家榜经典文库,心灵救赎之书,托尔斯泰巅峰巨作,荣获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译本)大星文化出品试读:

七个托尔斯泰

上帝创造世界至少用了七天,世上至少得有七个托尔斯泰。

第一个是高尔基的托尔斯泰。按高尔基的说法,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人, 不可能认识俄罗斯。托尔斯泰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几乎是一个共识。即便在今天,他依然代表着人类的良心。

个是瑞典文学院的托尔斯泰。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的作家都认为应当颁给托尔斯泰,但瑞典文学院却偏偏不按套路出牌,将这一万众瞩目的大奖颁给了法国诗人普吕多姆。

这一决定引发了轩然大波。著名作家斯特林堡和拉格洛芙及其他43位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共同签名,向遥远的俄国文学巨匠表达了他们的崇敬,更对瑞典文学院表达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但瑞典文学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托尔斯泰和易卜生、斯特林堡一样,都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

个是俄国皇帝尼古拉眼中的托尔斯泰。三任俄国皇帝尼古拉都在皇帝的宝座上先后收到过托尔斯泰的信,无一例外都是关于暴政的谴责。然而,在皇帝的眼中,这个家伙毫无疑问是个幼稚的白痴。皇帝甚至准备将他扔进监狱,只是监狱长认为俄罗斯的监狱太小,装不下这位巨人。

个是东正教眼中的托尔斯泰。他们宣布托尔斯泰为“异教徒、叛教者”,将他开除教籍。一些公共图书馆把他的著作下架、媒体不准报道民众的示威、教堂布道前先要诅咒托尔斯泰成了必要的节目,还威胁说:要暗杀托尔斯泰。公告第二天,他在莫斯科行走,有人喊道:“瞧,那就是魔鬼!”当然,这一事件让人们生起了对托尔斯泰更高的崇敬。

个是妻子索菲娅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三

四岁结婚,索菲娅才十七岁。出于诚实,新郎将厚厚一本性爱日记交给了新婚的妻子。在这本日记里,他记录了一大堆与自己有染的女人,她们中有妓女,有仆人,有乡下少女,有风流贵妇……这个沙皇御医的女儿如同五雷轰顶,从此对托尔斯泰形影不离,她为丈夫付出了一切,可是,换来的却是长时间的分居。最终,丈夫在

十二岁这一年因为不堪忍受监视而离家出走,索菲娅痛心疾首,说:“我本该对上帝做一些有益的事,但命运把我和天才的、极其复杂的托尔斯泰紧紧联系到一起。”

个是媒体眼中的托尔斯泰。随着一部部杰作问世,托尔斯泰名声愈来愈大。《新时报》的苏沃林疯狂赞美:“在俄国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与托尔斯泰。哪一个更强大?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毫无办法,动摇不了他的地位;但是托尔斯泰正在动摇他的王位。”

个是聂赫留多夫的托尔斯泰。聂赫留多夫是《复活》中的男主人公,人格上最接近托尔斯泰。在这部不朽的杰作中,他为自己的生活深深忏悔。可以说托尔斯泰在这部伟大的《复活》里,交出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一本良心之书,同时也是一本忏悔录。当人们问起他对《忏悔录》作者卢梭的意见,托尔斯泰回答:“我把卢梭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同圣像一般。”他从宗教信仰中看见了自己肮脏的灵魂,并以真诚的忏悔将它淘洗干净,终于,人们都知道了,一枚海螺将一粒沙子幻化成了闪亮的珍珠。

六个托尔斯泰留在尘世了,而写出了《复活》的第七个托尔斯泰,回到了灿烂的星河之中。

有一个关于神秘的绿色小棒的传说也许会替我们理解他谜一样的一生:五岁那年,托尔斯泰的哥哥告诉了他一个秘密,说有一个办法能使世界上不再有贫穷、残疾、屈辱、仇恨,并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这个办法被哥哥刻写在一根小绿棒上,埋入了波利亚纳庄园后面那一片森林里。

从那天起,托尔斯泰就对神秘的绿色小棒神往不已,他竭力寻找,几乎用尽了一生。很多年后,他离开人世,留下遗嘱,让人们把他安葬在波利亚纳庄园后面那片树林里。

但我坚信他已洞悉了那个绿色小棒上的秘密,因为他说过:“一个人只要能够忘我和热爱他人,就是一个幸福完美的人。”

毕竟,每个人都是一颗千面钻石,我们要做的是扫除蒙在钻石各面的灰尘,最终使这颗钻石闪耀出璀璨动人的七彩光辉。 2018年7月25日于上海云间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

、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一

即便在城里,春天也毕竟是春天,尽管几十万人挤在一个不大的地方,竭力糟践他们居住的土地,尽管他们把石头嵌进泥土,让土地寸草不生,尽管他们清除刚刚发芽的小草,尽管他们燃烧煤炭和石油,尽管他们砍伐树木,驱赶各种鸟兽。太阳暖洋洋地照耀,小草缓过神来,伸出嫩芽,在没有被斩草除根的所有地方显示绿意,不仅在林荫道的草坪上生长,而且也在铺路的石块缝隙间露脸。白桦、杨树和稠李纷纷展开多汁的芳香新叶,椴树吐出饱满的叶芽;乌鸦、麻雀和鸽子不负春意,已开始欢乐地筑巢,被太阳晒暖的苍蝇在墙边嗡嗡作响。植物和鸟儿,昆虫和孩子们,全都兴高采烈。可是人们,成年的大人们,却没有停止欺骗,他们依然在折磨自己并相互折磨。这些人认为,神圣而又重要的,并非这春天的早晨,并非这造福万物的世界之美,这能够造就和平、和谐和爱意的美;神圣而又重要的只是他们杜撰出的那一套人统治人的方式。

比如,省立监狱办公室的人就认为,神圣和重要的并非所有动物和人全都享有的春天的感动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是昨晚接到的一纸带有编号、印章和标题的公文。公文写明,今日,亦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

时之前,须将两女一男三位在押案犯押去受审。两名女犯中的一位系要犯,须单独押解。于是,遵照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跟在他身后也走进走廊的是一位面带倦容、满头鬈曲白发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饰有金绦的制服,腰间系一根蓝边束带。这位是女看守。“您是要提玛丝洛娃吗?”她问道,并与这位值班的看守长一同走向走廊里的一间囚室。

看守长叮里哐啷地开了锁,打开囚室的门,囚室里冒出一股比走廊里的气味更为难闻的恶臭,看守喊道:“玛丝洛娃,提审!”然后他又掩上房门,等犯人出来。

即便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一阵清新爽人的空气,是风把它从田野带到城里来的。可走廊里却尽是带有伤寒病菌的空气,充满粪便、焦油和腐物的气味,能让每一个刚刚走进来的人陷入沮丧和忧郁。从院子走过来的女看守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尽管她早已闻惯恶劣的空气。她踏入走廊,立时感到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囚室里传来一阵忙乱声,有女人的话音和赤脚走路的响声。“快点,干吗磨磨蹭蹭的,玛丝洛娃,我说你呢!”看守长冲着囚室的门喊道。

两分钟过后,一位身材不高、胸部十分丰满的年轻女人脚步轻盈地走出门来,她麻利地转过身,站到看守身边,她身着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这女人的脚上穿一双麻布袜,套一双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白头巾,几缕黑色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了出来,这显然有意为之。女人的脸很白,长期被关押的人都会有这样一张脸,白得就像地窖里的土豆长出的嫩芽。她那双胖乎乎的小手和从囚服宽大衣领处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色脖颈,也是这个颜色。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惨白脸色的衬托下,一双乌黑的眼睛显得十分突出,这双眼睛亮闪闪的,有些浮肿,但炯炯有神,其中一只眼睛略微有点斜视。她站得很直,挺着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她微微昂头,径直看了一下看守长的眼睛,摆出一副唯命是从的姿态。看守长正打算锁上囚室,一位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却从门里探出一张苍白严厉、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想对玛丝洛娃说几句话,看守长却冲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门,那脑袋缩了回去。囚室里响起一阵女人的哄笑。玛丝洛娃同样笑了笑,然后转身面对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老太婆隔着门凑近小窗,嗓音嘶哑地说道:“最要紧的是别多说话,说了就别改口,这就得了。”“有个结果就成,不会更糟了。”玛丝洛娃说道,摇了摇头。“结果当然是一个,不会是两个。”看守长摆出长官的架势说道,显然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很俏皮,“跟我走!”

老太婆的眼睛消失在小窗后面,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迈着小碎步跟在看守长身后。他俩沿着石阶下行,经过比女监区更臭更闹的男犯囚室,每间囚室的男犯都透过气窗盯着这两个人看,他俩来到办公室,这里已站着两名持枪的押解兵。坐在那儿的文书把一份沾染了烟味的文件递给其中一名士兵,指了指女犯,说道:“交给你了。”

这士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有一张带有麻点的红脸膛,他把文件塞进军大衣的翻袖,笑嘻嘻地看着女犯人,同时冲自己的同伴挤了挤眼,他的同伴是一个颧骨高耸的楚瓦什人。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出口走去。

出口处的大门上有扇小门,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迈过小门的门槛进入院子,再出围墙,走进了一条条石头街道纵横其间的市区。

车夫、店员、厨娘、工人和官员纷纷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这名女犯。有人摇着头,心里想道:“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不像我们举止正派。”孩子们恐惧地看着这个女强盗,见她被两名士兵押着,如今什么坏事也干不成了,他们这才安下心来。一位农夫卖了自己的煤炭,正在茶馆里喝茶,看到女犯后便走上前来,画个十字,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脸一红,低下头,说了句什么话。

女犯觉察到众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她并不转头,用难以察觉的眼神斜视那些看她的人,人们对她的关注让她感到开心。让她感到开心的还有这春天的空气,与监狱里相比,这空气是纯净的,可走在石子路面上她却感到脚有些疼,因为她好久不走远路,又穿着不合脚的囚犯棉鞋,于是她盯着脚下,尽量放轻脚步。他们经过一家面粉铺,店铺前有几只无忧无虑的鸽子,它们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女犯的脚差点踢到一只灰毛鸽子,这鸽子扑棱一声飞起来,拍打着翅膀,从女犯耳边飞过,煽起一阵风。女犯笑了笑,然后想到自己的处境,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十分平常。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女奴的女儿,这女奴跟着负责喂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两个贵族姐妹的村子里。这位未婚女奴每年都会生下一个孩子,就像乡下人常做的那样,她们也给这孩子施洗,可是之后,当妈的却不愿喂养这个意外到来、会影响她做活的多余孩子,于是,这孩子很快便会饿死。

就这样一连饿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受洗了,之后无人喂养,于是饿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女奴与一位过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原本也会与前面五个孩子一样,可事情凑巧,两位贵族姐妹中的一位这天偶然来到牲口棚,她是来骂喂牲口的女奴的,因为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膻味。畜棚里躺着一名产妇,怀抱着健康漂亮的婴儿。老小姐一通训斥,说奶油做得难吃,说不该让产妇进畜棚,她正想走开,却看到婴儿,动了恻隐之心,提出要做这孩子的教母。她为这孩子施洗,后来因怜悯自己的教女,常给孩子的母亲送去牛奶和钱,这孩子于是活了下来。两位老小姐便为女孩取名“捡命儿”。

女孩三岁时,她的母亲染病去世。负责养牲口的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便将女孩养在身边。这个黑眼睛的女孩出落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也因为女孩而心生快慰。

两位老小姐,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善良一些,小女孩的教母就是她;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则严厉些。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给小女孩梳妆打扮,教她读书,想把她当作养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常说,应该让这女孩成为一个干活的女人,一个好女佣,因此她对女孩的要求十分严厉,心情不好时常常惩罚女孩,甚至揍她。于是,在这两种影响之间成长,小女孩最终成为半个女佣,半个养女。她们唤她时既不用卑称“卡季卡”,也不用爱称“卡坚卡”,而是中性的“卡秋莎”。她做些针线活,收拾房间,擦拭圣像,做菜,推磨,煮咖啡,洗衣服,有时也与两位老小姐一起坐坐,为她俩读书。

有人向她提亲,可她谁也不愿嫁,觉得与那些向她提亲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一准很苦,因为她已过惯了地主家的好日子。

她就这样过到了十六岁。在她十六岁那年,两位老小姐的侄子来到她们家,她们的侄子是个大学生,也是一位富裕的公爵,卡秋莎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连自己也不愿承认。两年过后,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道看望两位姑妈,在姑妈家住了四天,他在临行前夜诱惑了卡秋莎,最后那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在他离去五个月之后,卡秋莎发现自己怀孕了。

自那时起,一切都变得让人厌烦,她只想着一件事,即如何摆脱她即将面对的耻辱。她在伺候两位老小姐的时候不仅很不情愿,敷衍了事,而且连她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两位老小姐说了些粗话,之后又觉得后悔,于是提出离开。

两位老小姐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离开两位老小姐,到一位警长家做女佣,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位年过半百的警长老是调戏她。有一次他特别放肆,卡秋莎火了,骂他是傻瓜和老色鬼,使劲一推,把他推倒在地。她因这无礼的举动被辞退,再找下家已不可能。因为分娩在即,她于是住到乡下一位既负责接生,也贩卖私酒的寡妇家中。分娩很顺利,可接生婆刚给乡下一位染病的产妇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产下的男婴被送往育婴堂,据送婴儿去那里的老太婆说,孩子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那位诱惑她的人给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手里只剩下六卢布。她不会省钱,自己大手大脚,对要钱的人也有求必应。接生婆要了她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生活费,即伙食费和茶点费,送孩子去育婴堂花去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另借四十卢布买了一头奶牛,另外二十卢布用于购买衣物和礼物。这么一来,卡秋莎在身体康复时已身无分文,不得不再寻个干活的去处。她在一位林务官家找到了活计。

林务官是个有妇之夫,但也像那位警长一样从第一天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尽量躲避他,可他比她更有经验,也更狡猾,更重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支使她,最终他找到一个机会占有了她。林务官的妻子得知此事,有一天正撞见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待在房里,便冲过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爆发一场厮打,其结果是卡秋莎被扫地出门,分文未取。卡秋莎进城住到姨妈家。姨夫是个装订工,之前循规蹈矩,如今失去所有主顾,成了酒鬼,把身边的一切全都拿去换酒喝。

姨妈开了一间小洗衣铺,以此养活几个孩子,帮衬穷困潦倒的丈夫。姨妈建议玛丝洛娃在洗衣铺做工,可玛丝洛娃眼见为姨妈做工的洗衣妇们活计艰辛,有些畏缩,便去职介所找一份女佣工作。她在一位太太家找到工作,太太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在玛丝洛娃到了这家一周后,那位在读六年级、嘴上已长出唇须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缠着玛丝洛娃不放,让她不得安宁。母亲认为这全都是玛丝洛娃的错,将她解雇。没找到新的下家,但凑巧的是,来到女佣职介所时,玛丝洛娃遇见一位太太,这太太珠光宝气,手上带着好几个戒指,丰满、赤裸的胳膊上套着好几个手镯。了解到正在找活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她留下地址,让玛丝洛娃去找她。玛丝洛娃去见她。太太温情地接待玛丝洛娃,款待以馅饼和香甜的葡萄酒,然后差遣自己的女佣送信给某人。傍晚,一位长发花白、胡须雪白的高个男人走进房间,这老头立马坐到玛丝洛娃身边,两眼放光、面带微笑地看着她,与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到女主人在说:“新手,乡下人。”随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告诉她,这男人是一位作家,他有很多钱,如果玛丝洛娃能招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钱的。玛丝洛娃很招他喜欢,于是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常约她见面。这笔钱很快花光了,要付给姨妈生活费,还要新购裙子、帽子和缎带。几天后,作家又请了她一回。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建议她搬进一套单独住房。

住在作家租下的套房里,玛丝洛娃却爱上同院一个性格开朗的店员。她自己对作家说了此事,之后便搬进一个单独的小套间。答应与她结婚的店员后来不辞而别,去了下诺夫哥罗德,显然是抛弃了她,玛丝洛娃于是孤身一人。她想独自住在小套间里,可是人家不让。派出所长告诉她,她只有在领取黄颜色的妓女执照、接受体检之后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身着时尚的裙子、披肩和帽子,便满怀敬意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建议她去做洗衣工了,认定她如今已过起上等人的生活。对于玛丝洛娃来说,如今已不存在做不做洗衣工这样一个问题。她如今已在带着同情打量那些洗衣女工的苦役生活,女工们在门脸房里忙活,她们面色苍白,两臂枯瘦,其中有几位已得了肺结核病。她们在接近四十度、充满肥皂味的热气中洗衣熨烫,洗衣房无论冬夏都敞着窗户,一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干起这份苦役,玛丝洛娃便心生恐惧。

就在玛丝洛娃因无人相助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开始抽烟,在与店员姘居后期以及被他抛弃之后,她又越来越爱喝酒。她之所以爱酒,并不仅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她爱喝酒的最主要原因是,酒能让她忘记她经受的一切痛苦,摆脱烦恼,获得她不喝酒便难以获得的自尊和自信。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是会感到闷闷不乐,羞愧难当。

牙婆请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便建议玛丝洛娃去城里一家最好的妓院,她向玛丝洛娃列举了这一出路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是女佣的卑微处境,其间一准会有男人纠缠,会有遮遮掩掩的临时性通奸;要么是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处境,以及公开的、为法律所允许的、报酬丰厚的经常性通奸。玛丝洛娃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以此来报复诱惑她的公爵、店员和所有欺负过她的人。还有一个原因吸引她,使她做出最终决定,因为牙婆告诉她,她可以为自己订购想要的任何衣裙,天鹅绒的、缎子的、丝绸的、袒肩露臂的舞裙。玛丝洛娃想象自己身着一袭用黑色天鹅绒滚边的亮黄色丝绸长裙,再也无法抵挡,递出了身份证件。当晚,牙婆便叫来一辆马车,把玛丝洛娃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此,玛丝洛娃开始了一种常年违背上帝戒律和人类准则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女性过着这样的生活,她们不仅获得了关心公民福祉的政府之许可,甚至受到政府庇护。其结果,这些女性十分之九均身染恶病,未老先衰,甚至死去。

在彻夜狂欢之后,从早晨昏睡到午后。下午两三点钟,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铺上爬起来,一杯醒酒的矿泉水、咖啡,身着罩衫、上衣和睡衣在房间里慵懒地走动,撩开窗帘看看外面,没精打采地相互骂上几句;之后是洗漱,抹油,往身体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裙,因为衣裙和老鸨拌嘴,照照镜子,涂脂抹粉,描描眉毛,吃又甜又腻的食物;之后穿上袒露肉体的亮丽绸裙;之后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客厅。嫖客们到来,音乐,跳舞,糖果,美酒,抽烟,与各种男人交媾,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半大孩子和行将就木的老头,有单身汉和已婚者,有商人和店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鞑靼人,有富人和穷人,有健康的人和病人,有清醒的人和醉鬼,有粗鲁的人和温柔的人,有军人和百姓,有大学生和中学生,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和各种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叫喊和笑话,斗殴和音乐,烟草和美酒,美酒和烟草,彻夜奏响的音乐。直到清晨方得以解脱,一通昏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每逢周末,要前往国家机关,即警察分局,那里端坐着执行国家公务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时而一本正经,时而嬉皮笑脸,克制那种生来就有的预防犯罪的羞耻感,不仅是人,就连动物也具有这种羞耻感,他们给这些女性体检,然后为她们颁发继续犯罪的许可证,她们将在下一周与她们的男性同谋继续犯罪。然后又是同样的一周。日复一日,无论冬夏,无论平日还是节日。

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入妓院的第七年,在她首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岁那年,她遇上一件事,因此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与杀人犯和窃贼共度六个月之后,她今天被押去法院受审。三

当玛丝洛娃在两位士兵的押送下赶了老远的路,艰难地走近区法院,她那两位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多夫,也就是当初诱惑了她的那个男子,正躺在他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床垫,被褥凌乱,他身着一件干干净净、前胸熨得很平整的荷兰式睡衣,敞着领口,躺在那里抽烟。他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在想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昨天都做了什么事。

他想起昨晚是在富裕的望族科尔恰金家度过的,大家都以为他会与科尔恰金家的女儿成婚。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丢掉烟头,本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根烟,却又改变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滑的白腿,摸到拖鞋,把一件绸袍披在壮实的肩膀上,脚步沉重而又匆忙地冲进卧室隔壁的洗漱间。洗漱间里满是漱口水、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浓烈味道,他用特殊的牙粉清洁他那副修补过几处的牙齿,用香喷喷的漱口水漱口,然后上上下下地清洗身体,再用好几条不同的毛巾擦拭。他用芳香的肥皂洗手,用小刷子仔细清理长长的指甲,在硕大的大理石脸盆里清洗面部和粗壮的脖颈,然后走进卧室旁的第三个房间,这里的淋浴早已备好。他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丰满厚实的白皙身体,再用柔软的浴巾擦干,然后穿上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套上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小梳子梳理不算浓密的、鬈曲的黑色髯须以及脑门处已有些稀疏的鬈发。

他使用的所有东西,也就是他的服饰,如衬衫、外衣、鞋子、领带、别针、袖口等,都是最好、最贵的物件。它们看上去不起眼,普普通通,却十分耐用,价格不菲。

聂赫留多夫从十来副领带和胸针里随手各挑了一样,以前他在挑选领带和胸针时感到新奇有趣,如今却觉得索然无味。他穿上挂在椅背上的、刷得一尘不染的外衣,走出门来。他尽管算不上焕然一新,却也干干净净,香味四溢。他走进长长的餐厅,餐厅的地板已由三位农夫在昨日擦得锃亮,餐厅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橡木酒柜和一张同样巨大的可伸缩餐桌,桌腿雕成狮爪状,向四边伸展开去,很是气派。桌上铺着浆洗得笔挺的薄桌布,桌布上绣有硕大的家族徽章图案,桌上摆着一台银咖啡壶,壶里煮着香喷喷的咖啡,桌上还有同样质地的糖罐和奶油壶,奶油壶里有熬化的奶油,面包篮里装着新烤的白面包,也有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放着当日收到的信件和报纸,以及一本新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法文:《两个世界评论》)。聂赫留多夫正想拿起信来看,通往过道的房门中悄然走进一位身着丧服、身材肥胖的老妇人,她头戴花边发饰,这发饰遮挡了她头发中间的那道分缝。此人是聂赫留多夫母亲的女佣,名叫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聂赫留多夫的母亲不久前病逝于这套住宅,阿格拉菲娜如今留在女主人的儿子身边,做他的管家。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多次与聂赫留多夫的母亲一同出国,在国外待过十来年,很有些贵妇人的派头和举止。她自小就生活在聂赫留多夫家,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很熟悉他。“早晨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多夫开玩笑地问道。“有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送来的。女佣早就来送信了,这会儿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道,递上信,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好的,现在就看。”聂赫留多夫说道,他接过信,觉察到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笑意,便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笑意表明,这封信来自科尔恰金公爵小姐,在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看来,聂赫留多夫打算迎娶这位公爵小姐。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用笑意表达的这一推断,让聂赫留多夫感到不快。“那我就让她再等一等。”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她拿起一把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在合适地方,然后脚步轻巧地走出餐厅。

聂赫留多夫拆开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那封香喷喷的信,读了起来。信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厚纸上,字迹稀疏。

我在履行充当您的记忆之义务,因此提醒您,今日,即四月二十八日,您必须去法院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我们以及科洛索夫家的人一起去看画展,就像您昨日以您惯有的随意所允诺的那样;à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法文:除非您情愿向区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这恰好是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因为您未准时出庭。我昨日在您走后才想起此事。请您千万别忘了。玛·科尔恰金公爵小姐

信纸的背面又添写了两句: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à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法文: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预备的餐具将等您到深夜。请一定光临,时间悉听尊便。)玛·科

聂赫留多夫皱了皱眉头。科尔恰金公爵小姐在他身上下功夫已有两月,目的是用一道道无形的线索把他俩越来越紧地缠在一起,此信便是这种小伎俩的继续。过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已不再痴情苦恋的男人在结婚之前通常都会有些犹豫不决,不过除此之外,聂赫留多夫的踌躇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使他即便下定了决心,也无法立即前去求婚。这个原因并非他在十年前诱惑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此事早已被他抛在脑后,他也不认为这会构成他结婚成家的障碍;这个原因就是,他最近与一位有夫之妇有染,虽然从他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关系业已中止,可她却不承认他俩已经一刀两断。

聂赫留多夫与女人相处时十分腼腆,可正是他的胆怯唤起了这位有夫之妇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的丈夫,是聂赫留多夫常去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这女人勾引聂赫留多夫与她发生了关系,聂赫留多夫一天比一天更迷恋这种关系,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厌恶这种关系。起初,聂赫留多夫无法抗拒诱惑,后来他觉得有负于她,便无法在她反对的情况下中止关系。就是这个原因,使得聂赫留多夫认为自己无权向科尔恰金公爵小姐求婚,即便他真心愿意这么做。

桌上恰好放着那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和邮戳,聂赫留多夫脸一红,顿时感觉到一种他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感觉到的兴奋。可他白白激动了一番,因为这位丈夫寄来的是份公函。聂赫留多夫的几座主要庄园都坐落在他所管辖的县里,作为该县首席贵族,他通知聂赫留多夫,称五月末将举行地方自治会的特别会议,他请求聂赫留多夫一定光临,donner un coup d'épaule(法文:支持)他在地方自治会上提出的修建学校和铁路支线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遭到保守党团的激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人士,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联手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咄咄逼人的保守势力,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却对自己不幸的家庭关系毫无察觉。

聂赫留多夫回想起他因为这个人而经受的种种痛苦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获悉实情,于是打算与那女人的丈夫决斗,决斗时他决定朝天开枪;他还想起与她闹出的可怕一幕,她在绝望之余奔向花园里的池塘,打算投水自尽,他慌忙跑过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那里,在她没有回答我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多夫这样想道。他在一周前给她写去一封口气坚定的信,在信中承认自己有过失,并愿意以任何方式补偿自己的过失,但他还是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俩的关系应该一刀两断。他正在等待对方回复,但尚未等到。没有回复,这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分手,或许早已回信,甚至像先前那样亲自赶过来。聂赫留多夫听说,如今有位军官正在那边追求她,这令他难受,因为他心有醋意,与此同时这也让他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希望,有可能摆脱这一直折磨着他的虚伪生活。

另一封信来自庄园总管。总管写道,聂赫留多夫必须亲自去庄园一趟,以便确认遗产权,此外还要对庄园如何继续经营的问题做出决断,看看究竟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还是按照总管在公爵夫人在世时曾经提出、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再次提出的建议来办,即添置农具,把分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自己打理。总管写道,自己打理要划算得多。总管还在信中表示歉意,因为原计划一号之前汇出的三千卢布有所耽搁,这笔钱将随下一趟邮车汇出。他之所以耽搁汇钱,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租金,那些农民刁钻得很,只得求助官府强迫他们缴租。这封信既让聂赫留多夫高兴,也令他不快。让他高兴的是,他觉得他已拥有处置大笔家产的权力;令他不快的是,他年少时曾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狂热追随者,身为大地主的他,尤其叹服于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英文:《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社会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制存在。凭借年轻人的率真和果断,他不仅常言土地不应成为私人财产,不仅在大学里写过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而且还果真将一小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是他本人从父亲处继承而来)分给了农民,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拥有土地。如今,他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像十年前他在处理父亲的那两百多公顷土地时那样;或者默认自己先前的所有想法都是错误的、荒谬的。

前者他做不到,因为他除土地之外再无任何谋生资本。他不愿担任公职,可他早已养成奢华的生活习惯,他认为自己已无法再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再说也没有必要放弃,因为年轻时的信念、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愿望,如今全都烟消云散。至于后者,亦即否定拥有土地不合理的观点,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当初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这些颠覆不破的清晰观点,多年过后,他又在美国社会学家亨利·乔治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这些观点的出色论证。

因此,管家的信又令他不快。四

喝完咖啡,聂赫留多夫走向书房,想看看通知上写的是几点开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封回信。去书房的途中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有一张画架,一幅画了一半的画颠倒着放在画架上,画室墙上还挂着几幅习作。这幅他已经画了两年的画,这些习作,还有整间画室,都让他忆起他近来十分强烈地体验到的一种感受,即自己在绘画方面已无力再进一步。他将这一感受解释为一种过于敏锐的审美感,但是,这种意识终归是令人不快的。

七年前,他认定自己有绘画天赋,于是辞去军职,他自艺术事业的高度有些居高临下地看待其他一切活动。如今却表明,他没有这种俯视的权力。因此,一想到此事他便感到不快。他心情沉重地看了看画室里所有这些奢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饰物和用具,设备齐全。

聂赫留多夫立刻在大写字台上标有“急事”字样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上写明的开庭时间是

十一

点,然后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他感谢邀请,力争赶去吃饭。写完这封信,他一把撕了,因为觉得过于亲密;他又写了一封,口气冷冰冰的,近乎嘲弄,他再次撕了信,然后按了按墙上的唤人按铃。一位腰系灰色棉布围裙的老仆人走进门来,他面色阴沉,蓄着络腮胡,但下巴和上唇刮得干干净净。“您去叫辆马车过来。”“是,老爷。”“科尔恰金家来的人在等回话,您去告诉他们一声,说我表示感谢,尽量前往。”“是。”“有些失礼,可回信又写不成。反正马上就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多夫想道,走去穿衣服。

当他穿好衣服来到门前台阶上,一辆眼熟的橡胶轮胎马车已在等他。“昨天您刚离开科尔恰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说道,扭过黢黑健壮的脖颈,这脖颈在衬衣的白色领口处尤为显眼,“看门的说,他们刚走。”“连车夫都知道我和科尔恰金家的关系。”聂赫留多夫心想,于是又冒出这个近来时常困扰他的棘手问题:究竟要不要与科尔恰金娜小姐结婚呢?这个问题像他如今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一样,他左右都不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解决。

结婚的好处是:首先,婚姻除了能带来愉悦的家庭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使合乎道德的生活成为可能;其次,更主要的是,聂赫留多夫希望家庭和子女可以让他眼下空虚的生活获得意义。这是结婚的好处。结婚的坏处同样也有一些:首先,所有已不年轻的单身汉都害怕失去自由;其次,是对女人这种神秘生物怀有的不自觉的恐惧。

具体来说,与米西(科尔恰金娜小姐名叫玛丽娅,就像所有名门大家一样,他们也给她取了一个别名叫“米西”)结婚的好处是:首先,她出身高贵,从衣着到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均与普通人不同,这并非什么特别之处,而在于“端庄”,聂赫留多夫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素质,他很看重这一素质;其次,她把他看得比谁都重,因此他认为她是了解他的。她理解他,也就是承认他的出类拔萃,对于聂赫留多夫而言,这足以证明她十分聪明,很有主见。与米西结婚的坏处则是:首先,很有可能找到一位比米西素质更高,因而与他也更为般配的姑娘;其次,她已二十七岁,因此先前肯定谈过恋爱,这个念头让聂赫留多夫感到很难受。他的自尊心要求她不能爱别人,即便在过去爱过也不行。当然,她之前不可能知道后来会遇见他,可一想到她先前可能爱过什么男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就这样,结婚的理由和不结婚的理由同样充分,两者至少是势均力敌的,因此,聂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称自己是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笔下被饿死的驴子,它面对两捆同样的干草不知所措。而且,他至今依旧是那样一头驴,不知该吃哪一捆干草。“再说,在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即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之前,在和她彻底断绝关系之前,我反正不能有任何举动。”他自言自语道。

意识到他可以,而且应该推迟做出决定,他感到很高兴。“再说,这些问题我也可以之后再细细考虑。”他暗自说道,此时,他的轻便马车已悄无声息地驶近法院门前的柏油路入口。“现在我要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了,一如既往,理所应当。而且,这种事往往也很有意思。”他对自己说道,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前厅。五

聂赫留多夫走进法院的走廊时,已有很多人在走动。

法警们拿着委托书和各种文件来回奔忙,时而疾走,时而小跑,鞋底贴着地板,发出摩擦声,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员、律师和法院人士往返穿梭,原告或未被看押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坐在那里等待。“区法院在哪儿?”聂赫留多夫问一位法警。“您去哪一处呢?有民事庭,也有审判庭。”“我是陪审员。”“那就是去刑事庭。您该早点说清楚。从这里往右,然后往左,第二扇门。”

聂赫留多夫照这指引走了过去。

在法警指明的那扇门前,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相貌和善,显然已经酒足饭饱,悠然自得;另一个是犹太店员。他们在谈论羊毛的价钱,这时,聂赫留多夫走到他们身边,问这里是否就是陪审员休息室。“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和我们一起的,陪审员?”相貌和善的商人高兴地挤挤眼,问道。“好啊,我们一起做事吧,”得到聂赫留多夫的肯定答复后,他继续说道,“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柔软、宽厚的手,“一起做事吧。请问您贵姓?”

聂赫留多夫报出姓名,然后走进陪审员休息室。

不大的陪审员休息室里有十来个人,来自不同行业。大家都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动,彼此打量,纷纷自报家门。一位退伍军人身着军服,其余人均穿礼服和西服,只有一人穿长袍。

尽管很多人为参加陪审推开了手边的事情,尽管他们说此事很麻烦,可所有人的脸上却都现出一丝得意,意识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重大的社会事务。

陪审员们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仍在猜度对方是什么人,他们彼此交谈,谈论天气、早春和即将审理的案件。聂赫留多夫不认识的那些人都赶紧过来自我介绍,显然认为这是很有面子的事。聂赫留多夫则认为这理所当然,他置身陌生人中间时一贯如此。如果问他,他为何觉得自己高大多数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未显示出任何出众之处。至于他的英语、法语和德语都说得很流利,他穿戴的衬衣、服装、领带和袖扣都是最好的产品,无论如何也不应成为他感到优越的理由,对此他心知肚明。然而,他又毫无疑义地将此视为自己的优越,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出的尊重理所当然,别人若是不这么做,他还会感到屈辱。在这间陪审员休息室里,他恰好就体验到了这种不快,因为有人未对他表示尊重。陪审员中间有位聂赫留多夫的熟人,此人叫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多夫一直不知他的姓氏,甚至因为不知道他的姓氏而有些得意),在聂赫留多夫姐姐家里做过家庭教师。这位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已大学毕业,如今是中学教师。聂赫留多夫一直受不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不拘礼节,他自负的哈哈大笑,还有聂赫留多夫姐姐所言的那种“公社习气”。“您也过来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用一阵爽朗的笑声迎接聂赫留多夫,“没推掉?”“我也没想推。”聂赫留多夫严肃、阴沉地说。“好啊,这是公民美德啊。您等着吧,等到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您就不这么说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着,笑得更响了。“这位神父的儿子很快就要对我以‘你’相称了。”聂赫留多夫想道,脸上露出深深的悲哀,如果他此刻获悉了亲人的死讯,这忧伤才会显得很贴切。之后他离开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向围在一起的一群人,人群中央是一位脸刮得精光、仪表堂堂的高个男人,他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这位先生讲的是民事庭眼下审理的一桩案件,他似乎对这案件很熟悉,叫得出法官和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道,一位知名律师使该案发生惊人逆转,当事的一方,一位老夫人,尽管完全占理,却不得不赔偿对方一大笔钱。“一位天才的律师!”他不停地感叹。

众人敬重地听着他的叙述,有人想插话说说自己的看法,却总是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人了解所有真相。

聂赫留多夫虽然迟到了,可大家仍然要等待。一位法官迟迟未到,庭审无法开始。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个高大肥胖的男人,蓄着花白的长胡子。他有妻室,但生活十分放荡,他妻子也是一样。他俩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位瑞士女教师的信,这瑞士女人夏天在他们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来彼得堡,她于三点至六点在本城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的庭审早点开始也早点结束,以便他能在六点之前赶去幽会这位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他俩去年夏天在别墅里开始了这段罗曼史。

他走进办公室,锁上门,从文件柜的下层取出一副哑铃,做起哑铃操,上举、前伸、侧伸和下吊各二十次,然后又高举哑铃,轻松地下蹲三次。“保持精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冷水浴和做体操。”他想道,同时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抚摸着右臂上紧绷的肌肉。他还想再练练击剑(在久坐审案之前他总要做这两项运动),这时房门响了一声。有人试图推开门。庭长赶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了门。“抱歉。”他说。

一位审判庭成员走进屋,他戴着金丝眼镜,个头不高,双肩高耸,面色阴郁。“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到。”这位法官不满地说。“还没到,”庭长穿上制服,答道,“他总是迟到。”“奇怪,真不难为情。”法官说着,气哼哼地坐下,掏出香烟。

这位审判庭成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天早晨他刚和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妻子提前花光了交给她的本月生活费,她要求再预支一些给她,可是他说不行,于是他俩吵了起来。妻子说,如果不给钱,就不做饭,他就别想在家吃到饭。吵到这里他就出门了,担心她气话当真,因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好好过日子,安分守己,结果却是这样。”他心想,看着容光焕发、健康快乐、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架着胳膊,用白皙好看的双手整理绣花衣领两旁浓密、花白的长络腮胡,“他倒总是心满意足,开开心心,我却在受罪。”

书记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非常感谢,”庭长说道,抽起烟来,“我们先审哪桩案件呢?”“我看先审投毒案吧。”书记员有些心不在焉地说。“好,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长说道,心想这桩案件能在四点钟之前审完,然后就可以走了,“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到?”“还没到。”“勃列维到了吗?”“到了。”书记员回答。“要是看见他,您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投毒案。”

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庭审中担任公诉人。

出门来到走廊,书记员遇见勃列维。勃列维两肩高耸,敞穿制服,腋下夹着公文包,沿着走廊疾步走来,鞋跟磕得地板咚咚响,像是在跑,没拿东西的那只胳膊前后摆动,掌心与他的行走方向保持垂直。“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员问他。“当然,我随时可以上庭,”副检察官说道,“先审哪桩案子?”“投毒案。”“好啊,”副检察官说道,可他一点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的,因为他通宵未眠。他们为一位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里两点,然后去找女人,去的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因此,关于那桩投毒案的案卷他还不及细读,他想马上草草看一看。书记员也是成心,他知道副检察官没看投毒案的案卷,便建议庭长先审此案。书记员是一个思想方式有些自由甚至很激进的人。勃列维却很保守,甚至笃信东正教,就像在俄国任职的大多数德国人那样,书记员因此不喜欢他,也嫉妒他的位置。“阉割教徒的案子怎么办?”书记员问。“我说过我办不了这案子,”副检察官说,“缺乏证人,我就这样对法庭说。”“可是反正……”“我办不了。”副检察官说,他摆摆手,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拖延了阉割教徒的案件,借口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证人无法到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桩案件若让由知识分子构成的陪审团来审,可能被判无罪。与庭长商量一下,应该把这桩案件转到县法院去审,那里的陪审员多为农民,因此更有可能被判有罪。

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大多聚集在民事审判庭附近,庭上审理的正是那位爱打探案件的仪表堂堂的先生说给陪审员们听的那桩案件。休庭时,被那位天才的律师敲走家产的老太太走出审判庭,这笔财产转到一位商人名下,这位商人本无任何权力拥有这笔财产,法官们对此心知肚明,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是清楚,可是他们想出一个狠招,使得那位老太太的财产只能归商人所有。这位老太太是个胖女人,衣着考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巨大的花。她走出门来,站在走廊里,摊开短粗的手臂,不停地重复:“这可怎么办呢?您行行好吧!这是怎么回事?”她问自己的律师。律师看着她帽子上的花,想着心思,没在听她的话。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快步走出民事审判庭,他敞开的西服背心的前襟以及他得意洋洋的脸庞都亮闪闪的,他让头戴大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让付给他一万卢布的商人得到十多万卢布。众人的目光一起投向这位律师,他觉察到了,可他的神情却仿佛在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迅速从众人身旁走过。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终于来了,那位身材瘦削、脖子很长的法警走进陪审员休息室,他步态倾斜,下唇也同样是倾斜的。

这位法警为人正直,上过大学,可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保不住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嗜酒如命。三个月前,一位公爵夫人,他妻子的保护人,为他谋到这个位置,他至今尚未丢掉这份工作,因此感觉很开心。“怎么样,先生们,人都到齐了吧?”他说着,戴上pince-nez(英文:夹鼻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四周。“好像到齐了。”那位开心的商人说道。“我们来核对一下。”法警说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他盯着被点到的人看一眼,时而从pince-nez镜片上方看,时而透过pince-nez镜片看。“五等文官尼基弗洛夫。”“我在。”那位仪表堂堂、熟悉所有案件的先生答道。“退伍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到。”身着退伍军官制服的瘦子应道。“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在,”面相和蔼的商人说道,裂开嘴巴笑着,“我们准备好啦!”“近卫军中尉德米特里·聂赫留多夫公爵。”“我在。”聂赫留多夫说道。

法警自pince-nez上方看着对方,特别恭敬、开心地鞠了一躬,似在以此表明他对聂赫留多夫高看一眼。“大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库列绍夫……”他又念了一些人名。

除两人外,大家全都到齐了。“先生们,现在请进入审判庭。”法警用优雅的手势指着大门说道。

众人起身,在门口相互谦让,进入走廊,再从走廊进入审判庭。

审判庭是一个长方形大房间。房间一端是一个高台,高台前有三级台阶,高台正中有张铺着绿色呢布的桌子,呢布的边缘垂着深绿色的流苏,长桌后面摆放三把椅子,高高的橡木椅背是雕花的,椅子后方悬挂着一幅镜框描金、色彩鲜亮的沙皇全身画像,他身着将军制服,挂着绶带,手扶军刀,一条腿伸向前方。右侧墙角挂着神龛,里面是头戴荆冠的基督像,下方立着诵经台,检察官的办公桌也放在右侧。在左侧,正对检察官的办公桌,摆着一张低矮的小桌,这是书记员席,离旁听席更近的地方有一排光滑的橡木围栏,里面是一张供被告坐的长椅,眼下还空着。右侧高台上还有两排靠背同样很高的椅子,是陪审员的座席,下方是律师席。审判庭被围栏一分为二,上述一切构成大厅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摆着一排排长椅,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墙边。大厅后半部分的前几排长椅上坐着四位女人,她们像是女工,也像是女佣,还有两位男人,也像是工人,他们显然被审判庭的庄严布局镇到了,因而只敢胆怯地小声交谈。

陪审员们刚刚坐定,法警便步态僵硬地走到法庭中央,用想要吓到所有人的大嗓门喊道:“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们登上高台:走在前面的是肌肉发达、蓄着漂亮络腮胡的庭长,之后是带着金丝眼镜、面色阴沉的法官。现在他的面色更阴沉了,因为他在开庭前刚刚遇见任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这位法官,他刚刚去过姐姐那里,姐姐告诉他不会再做饭了。“看来我们只好去饭馆了。”内弟笑着说。“这没什么可笑的。”面色阴沉的法官说道,他的脸色更阴沉了。

最后进来的第三位合议庭法官,也就是总是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他蓄着大胡子,一双充满善意的大眼睛看着脚下。这位法官饱受胃病之苦,他今早遵循医生的建议开始了新的作息制度,这一新制度使他今天在家里多耽搁了一阵。此刻,在走上高台时他神情专注,因为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即给自己提出一些设问,然后再借助各种可能的手段猜出谜底。此刻他就在猜算,如果他从办公室门口走到法庭座椅间的脚步数能被三整除,新的作息制度就能治好他的胃炎,如果不能被整除,病就难以治愈。他走了二十六步,但他垫了一小步,正好二十七步走到椅子旁。

庭长和两位法官身着衣领绣着金线的制服登上高台,威风凛凛。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三个人似乎均为自己的气派而害羞,赶紧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布的长桌后面的雕花座椅上。桌上摆着一个带有鹰首图案的三角形法镜,几只在食品店里通常用来放糖果的玻璃碗,还有墨水瓶、蘸水笔、漂亮的白纸和重新削好、长短不一的铅笔。副检察官也与法官们一同走进屋来。他还是那样脚步匆匆,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样摆动手臂,走近窗边自己的座位,立马翻阅起文件来,把每一分钟都用来准备公诉。这位副检察官仅有四次提起公诉的经验。他功名心很强,一心想往上爬,因此认为必须让他提起诉讼的案件全都被判有罪。投毒案的实情他已大致了解,他已准备好公诉陈词,但他还需要一些数据,此刻他赶紧从案卷里摘抄出来。

书记员坐在高台上与副检察官相对的另一端,准备好可能要宣读的那些文件后,他读起一篇被查禁的文章,文章他是昨天得到的,已经读过。他想与那位与他观点接近的大胡子法官谈一谈这篇文章,因此便想在交谈前再读一遍。八

庭长看了看文件,向法警和书记员提了几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传被告出庭。栏杆后的门立即被打开,两名头戴军帽、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走进来,被告在他俩身后出现,起先是一位满脸雀斑的红发男性被告,然后是两名女性。男子身穿一件对他而言过于宽大的囚服。走进法庭时,他伸直两个大拇指,紧贴裤缝,用这个动作来阻挡过长的衣袖滑落。他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只仔细盯着他绕过的长椅看。绕过长椅,他规规矩矩地坐在长椅的一端,给其他人留出空位,然后看着庭长,嘴里叽咕着什么,腮帮的肌肉在嚅动。他身后是一位已不年轻的女性,她也穿着囚服。这女子头戴一块女犯戴的三角围巾,面色灰白,没有眉毛,也看不出睫毛,两眼通红。她看上去十分平静。在走向座位时,她的囚服绊在什么地方,她不紧不慢地仔细摘开被绊住的囚服,坐了下来。

第三位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门来,大厅里所有男人的目光全都转向她,久久地盯着她亮晶晶的黑眼睛、白皙的脸庞和囚服下高耸的胸部。甚至连那名宪兵,在玛丝洛娃从他身边走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坐下来,在她坐定之后,这宪兵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做得不对,赶紧转过身去,打起精神,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正前方的窗户。

庭长在等三位被告落座,当玛丝洛娃坐定,他便转身示意书记员。

开始了例行程序: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决定对他们罚款,确定是否同意缺席陪审员的请假,用候补陪审员替代缺席者。然后,庭长把几张小纸片折起来,放进玻璃碗,稍稍挽起制服的绣金袖口,露出多毛的胳膊,用魔术师般的动作逐一抽出纸片,展开来,读出上面的姓氏。然后,庭长放下衣袖,请神父带领陪审员们宣誓。

年老的神父的脸庞苍白浮肿,还有些泛黄,他身穿褐色教袍,胸前挂着一枚金色十字架,教袍一侧佩戴着一枚小小的勋章,他缓慢地迈动被教袍遮挡的浮肿双腿,向位于圣像下方的诵经台走去。

陪审员们站起身来,纷纷走向诵经台。“请。”神父说着,用浮肿的手抚摸胸前的十字架,等待陪审员们走近。

这位神父已担任教职四十六年,再过三年,他就打算庆贺自己担任教职五十周年纪念日,就像本教区大司祭不久前所做的那样。自一八六四年实行公开审判以来,他一直在区法院任职,他引以为荣的是,他带领宣誓的人已达数万,他在晚年仍继续为教会、国家和家庭效力,他为自己的家庭留下一套房子,另有不少于三万卢布有息证券的一笔资产。他在法院里的工作就是带领大家面对《福音书》宣誓,可《福音书》明明写着禁止宣誓,这项工作因而并不体面。可他从未想到这一点,他不仅没有因此感到难受,反而喜欢这桩驾轻就熟的活计,还可以借机结识一些体面的先生。今天他就很荣幸地结识了那位名律师,律师让他肃然起敬,因为律师仅仅借助与帽子上插着大花的老太婆相关的这一桩案件就赚到了一万卢布。

待所有陪审员均迈过台阶登上高台,神父歪着只剩几缕白发的秃脑袋,让脑袋从法巾中间油乎乎的圆孔里穿过,理一理稀疏的白发,然后面向陪审员们。“请举起右手,手指像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缓慢地说道,同时抬起浮肿的手,手上的每个指头都有一处凹陷,他将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头捏在一起,“现在跟着我念。”他念了起来:“我宣誓,面向万能的上帝,面对他神圣的《福音书》和缔造万物的十字架,我保证在审理本案时……”他每念一句都要停顿一下。“手别放下,要举起来,”他对一位放下手的年轻人说道,“在审理本案时……”

蓄着络腮胡的仪表堂堂的先生、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人均按神父的要求并拢三个手指,很坚决地高举手臂,似乎非常乐意这样做,其他人则显得不太情愿,动作有些迟疑。一些人跟着念的声音过于响亮,似乎是在挑衅,有意在说:“我偏这么念,我偏这么念。”另一些人则轻声细语,常常跟不上神父的词,待惊觉过来,又不合时宜地抢到了神父前头;一些人寻衅似的紧紧并拢三个指头,似乎担心会掉落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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