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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杰罗姆·凯根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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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火花试读：

前言

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大学受训练的社会学家，对于人类本性的问题，会发现难以逃避一个历史授予他们的假设。那个世纪初，大量来自贫穷和文盲家庭且生活于人口密集社区的儿童，在学校里表现很差，扰乱了社会和谐。对于这些事实，社会科学家偏好的解释是强调经历在制造状况时的影响。对于心灵可塑性的这种不被质疑的信念，其实是还没有被研究证明的想法，维持了人们的某种期望，即通过恰当的家庭教养以及在学校里由有责任心的老师进行恰当的指导，所有孩子都可能被转变为有贡献的公民。

仅仅在几十年之前，很多专家假设那些出生于贫穷移民家庭的儿童之所以适应力不好，可以归因于遗传的生物缺陷。这种悲观的解释困扰了持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他们深信经历的力量可以征服除了最严重的缺陷外的所有缺陷，于是他们渴望寻找科学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信念。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学者提供了确认，他们宣布经历上的差异可以解释儿童在能力和行为上大多数的个体差异。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大部分的发展心理学家很肯定地认为，儿童早期的事件，尤其是家庭事件，是青春期和成人期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家虽然没有否认，但是基本上忽略了每个儿童的生物特征。

1960年以后许多意外的科学发现，挑战了这种乐观的想法。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和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描述了婴儿气质对以后个性的影响，同一时期其他研究者也发现证据支持基因对于很多天赋的贡献。这些发现——以及研究者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经历可以创造出极端害羞、具有攻击性或者智力上缺陷的孩子，迫使下一波的心理学家开始承认生物的影响。

我在1950年进入研究生院，投身于经典环境学派，但是我也充分地接触到生物学派的观点，借助一个偶然事件，最终导致了一次个人的顿悟。这个事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我作为美国科学家团的一名成员访问危地马拉，负责评价一项研究方案。这个方案考察营养补充剂对于生活在贫困农村的营养不良儿童在健康和认知天赋方面的作用。我与负责指挥日常研究进展的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克莱因（Robert Klein）正式会面后，他带我来到位于这个国家西北部的阿蒂特兰湖。位于火山下的深蓝色湖精致美丽，村落环绕。这些村落里住着玛雅印第安人的后裔，一些村民生活在200年来都不曾变化的环境中。

这里的场景触发了我对儿童在非西方环境下如何发展的好奇心，于是我在1972～1973年休假期间观察了生活在这个湖旁边最贫穷、最偏僻的一个村落，观察成人和儿童的生活。就在那里，经过数个月的研究，我不得不承认了生物通过控制大脑成熟，对心理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个想法也被其他实验室提供的证据证明。1973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全身心投入实验室的大量工作来探究这个研究想法。

我在1984年出版的书《儿童的天性》（The Nature of the Child）中，概括了对于个体发展修正后的观点。这本书（以及1994年的修订版）包含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生命最初几年在行为上的主要变化依赖于大脑成熟的阶段。这个想法暗示了第二个主题——在一岁前建立的习惯和情感可能很大程度被改变，以至于对后来青少年期的心理状态没有太大影响。第三个主题是人类理解对错区别的能力在第二年就萌发了。这三个观点，虽然在28年前还是没有把握的，但有赖于很多研究者的努力，现在已变成确切的事实。

2011年春天，当我寻找写作项目的时候，重新修订《儿童的天性》这本书的想法刺激了我，Basic Books出版社的T.J.Kelleher认为这个提议很有吸引力。每当完成每一章的初稿，我就惊讶地发现真的有必要重新修正我的论证，并且重新表达三个研究问题，因为它们在1984年出书时还没有很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三个研究问题是：对于所有儿童来说，在认知天赋、运动能力、情绪、信念和道德价值上遗传下来的发展轨道，有哪些具有可以预期的可能性？经历上的差异如何影响这些特性发展的速度，以及它们表达的形式？最后，什么因素决定了在同一社区里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个体差异？现在这本书比原来那本，更加深入地探索了道德和情绪的概念，讨论了一个在1984年还不那么凸显但是现在很普遍的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因为这本书比原来那本涵盖了更大的领域，它需要一个新的书名。

第1章讨论了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每个人处于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某一个特定的时代的经历，就如同在出生后的头几个小时里面，从一个包含多种可能性的信封里选出了一个配置文件。人类行为被周围环境的特征以及这个人的动机和信念所控制。一方面，儿童必须对威胁他们生存或心灵平静的事件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很多行为是由想法所激发的，尤其在如何表征那些我们应该获得的属性——无论是好成绩、友谊、爱情、金钱、高尚地位，还是更高的权力。

发生在一个文化里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事件，通常挑战了既存的价值观，造就了具有不同道德假设的新一代人。在1970年以后走向成熟的那代美国人，相对于他们的祖辈来说，更加宽容，更质疑权威，对于性问题没有那么谨慎。

第2章和第3章记录了前三年在认知发展方面基于生物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进步在于婴儿对经历的表征的性质、工作记忆的提高、语言的初始形式的出现、推理、道德感和责任心。

发展学家正热烈地争论着婴儿的知识和青少年看似相似的知识之间到底有多相似。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婴儿对数量和因果关系的理解，与13岁的少年对相应概念的理解，共享着重要的特征。我考虑了这些证据，偏向于质疑的立场。

第4章讨论了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家长教养方式、对家庭成员和社会团体的认同感、出生顺序、社区大小和历史时期。我非常重视儿童所在家庭的社会阶层。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儿童的社会阶层只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变量，他们认为必须把这个变量在统计上控制，以便证明某种经历，比如严厉惩罚、虐待伤害、同辈欺凌或母亲疾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幸的是，统计上控制了社会阶层的影响，也就排除了一个重要的前因性条件，因为对于来自优越家庭的儿童来说，以上列举的不愉快经历被稀释了。儿童的社会阶层代表了相关经历的一个大集合，无法在不影响结果的前提下从整体模式中排除出来。

儿童对于父母、家庭门第、阶层和种族的认同感——基于共享的特征和间接感受到的情感——对情绪和预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可以持续一生。不幸的是，心理学家还没有找到方法去准确地测量这些认同感。因此，我不得不依赖回忆录和自传，来记录著名作家或纳粹军官的情绪后果。这一章还将讨论依恋关系这一流行的概念，并且讨论了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观点：婴儿与其家长之间的依恋关系能够预期婴儿后来的适应情况。这一论断并没有被证实。

第5章讨论两个关键的疑问：儿童早期的哪些特征会被保留，以及儿童的发展阶段是否影响保留的程度。证据表明，直到儿童六七岁时，其公开行为很少被长期保留下来。这个事实引发了关于新认知能力所伴随的心理发展阶段的讨论，由此对习惯和情绪的保留也有所启示。

人类道德一直以来都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如同我在1984年的观点一样，我仍然相信：是非对错的概念获得，影响了儿童行为的很多方面。第6章对道德的各种意义进行分析，并且描述了在青春期建立起比较固定的道德立场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达尔文认为人类道德衍生于猴子和大猿的亲社会性，我对于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我认为人类利他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一个人的意图，而在动物中可比的特征是个体对其他动物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人类帮助他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看作好人，希望避免内疚的不愉快感受，内疚可以发生在当一个人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时。虽然研究动物和人类的研究者使用相同的词汇，但是利他主义的这两种含义是有严格区别的。

围绕着身体感受和人类情绪状态之间关系的疑问一直以来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第7章在开头分析对于情绪的很多定义，并分析在所有语言中流行的情绪词语都是对身体感受的解释这一观点。这些词语可以用在没有感受的情况下——当有一种感受时，词语常常无法具体指出感受的性质和来源，以及某个特定行为的目标。

过去30多年来，对儿童和成人的精神疾病的诊断有了惊人的增加，需要专门一章来讨论这个让人困扰的事实。第8章质疑了现代疾病分类的有效性，因为它们无视了症状的原因；这一章还讨论了一种药物或者一种疗法，其有效性的信念是疾病能否缓解或治愈的最根本原因。

最后一章描述了相对于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进展缓慢的四个理由。第一个障碍是不良研究习惯：依赖于单一原因和单一结果测量，而不是依赖于对原因和结果整体模式的测量。太多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类的时候仅仅依赖问卷作为证据。这种信息无法捕捉受访者的答案中宣称想要描述的感受、意图和思维的复杂性。即使单一行为被测量了，但相关概念没有清晰的含义，因为大多数行为是不止一种条件的结果。为了理解某个特定行为的理论重要性和意义，我们需要额外的信息，包括对行为伴随的大脑和身体活动进行测量。

很多心理学家在探索测量大脑的技术，比如脑电波图、核磁共振扫描和脑磁图。使用这些技术获得的研究结果已经告诉我们朴素的真理，即两个来源的证据总是比一个来源要好。当问卷的答案与大脑的测量相结合时，研究者可以对语言表述和生理两者的含义有更加丰富的理解。

第二个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障碍是，缺乏考虑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惊人的心理差异相对应的内在机制。很多研究报告记录了学业成就、心理疾病和犯罪行为的差别，但是很少有心理学家试图探讨人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上所在位置的个人知觉是如何形成的。

第三个阻碍进步的障碍是，偏好于在开始研究时受到直觉上有吸引力的假设所引导，而不是受令人困惑的现象所引导。自然科学家通常尝试理解稳健的事实的原因。为什么猫生出猫？为什么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在每月变化？为什么只有一些人在瘟疫中发烧？为什么牛奶变酸？

与此相对的，社会科学家通常从大词汇开始研究，比如调节、焦虑或者压力，这些词汇来自直觉，并没有具体指出主体、场景或者概念的证据来源。社会科学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被诱惑去认同一个抽象概念，并且在证据中寻求它的存在，而证据是来自在单一场景中进行的单一程序。生物学上的很多重要发现是基于偶然的观察结果，而不被已存在的理论所预期。这里包括经历对于压制基因表达的作用，慢性压力对于免疫系统的完好所起的作用，知道自己在环境中所在位置的神经基础，以及杏仁核在恐惧状态中的角色。

第四个障碍是研究者无法解释一个心理现象如何从一个大脑状态中形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包括：拒绝承认一个大脑状态可以成为不止一种心理结果的基础；过于依赖磁扫描技术所带来的问题，磁扫描技术提供心理过程的指标过于粗糙；以及神经科学家无法创造词汇来描述大脑的状况。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来庆贺在过去30年取得的实质进步。今天很少有心理学家还会如同之前的心理学家那样，认为儿童仅通过条件反射的基础就能学会说话或者发展出道德感。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气质对于人格发展的贡献，而情绪这个概念，过去曾经被认为太过模糊而难以研究，现在已经有一本杂志专门以此命名。在思维和感受之间存在的墙被打破了。

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一代的成员愿意学习复杂的技术来测量大脑活动、基因和分子浓度，来评估对发展的生物影响。儿童科学研究的历史少于150年。如果我们从伽利略在17世纪初期的发现开始计算，物理学已有400年的历史。跟随伽利略足迹的第一波自然科学家并不知道轻子、夸克子、玻色子是物质的构成基础。我希望读者理解，对于有才能的研究者经过奋斗而获得的胜利，我的解释是合理的、易读懂的，也是激发反思的。我在解释现有证据时，尽量实话实说，但有时候过于诚实。每一个作者都想象有观众在身后偷看正在拼凑在一起的文字。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所想象的读者还没有决定如何定义人本性的特征，也还没有决定促使婴儿变为儿童、儿童变为青少年、青少年变为成人的动力。我希望这样的读者存在。

感谢Marshall Haith、David Kupfer、Jay Schulkin和Robert Levine对不同章节提出批判性意见。也非常感谢Thomas Kelleher对我本来觉得已经合格的文稿，进行了技艺精湛的编辑。感谢Christine Arden的完美排版编辑，以及Moira Dilon帮助准备插图。

第1章 奠定基础

婴幼儿心智的神秘特性，使得任何一个观察者，都能够轻易地将婴幼儿早期的行为理解为验证了他们自己理论假设的某种行为。想象一下，让3名女士观察一个16周的婴儿做出的各种面部表情：盯着某些方向，舞动四肢，并且发出声音。经过20分钟左右的简单观察之后，其中一名女士，站在婴儿的背后，拿起一个色彩鲜亮、引人注意的玩具车，在婴儿面前来回移动。这时所有3个观察者都记录下婴儿的手臂和腿脚运动，以及任何烦躁或哭泣的声音。当婴儿平静之后，第二名女士在婴儿的舌头上放一滴糖水，等几分钟，再放一滴柠檬汁到婴儿的舌头上。这期间，三名观察者记录婴儿所有面部表情的变化。接下来，第三名女士站在婴儿面前俯视他，并按顺序微笑、皱眉、说话，最后温柔地抚摸一下婴儿的前额。之后，当3名女士分享她们认为婴儿在这40分钟内的感觉、感知以及想法的时候，她们会发现彼此之间的想法很不相同。

婴幼儿的行为，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其含义是模糊的，这一特点让发展领域的很多学者感到受挫。婴幼儿出生后，究竟没有思想呢，还是确实有某种对于这个世界的核心理解能力（core understandings）呢？他们是否有自我概念呢？他们是倾向于自私的行为，还是关爱他人的行为？他们能否意识到周围发生的各种事情呢？尽管人们仍然在就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争论，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相对确定的。除了很少一部分脑功能受损的儿童，其他所有儿童都具有习得各种各样才能、信念、习俗、价值观以及情绪的潜能。家庭和当地的文化让那些可能会保护儿童免遭伤害并且能够让成年人得到社会尊重和认可的各项心理属性，得以充分发挥。

危地马拉（Guatemala）西北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中，玛雅印第安人（Mayan Indian）的母亲们所做的各种行为，就是文化选择（cultural selection）的一个例子。玛雅文化中，父母们相信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容易因陌生人的注视而受伤害。而忙完一天工作、浑身汗水的男性的注视，对婴儿来说更是特别的危险。为了保护婴儿免遭伤害，母亲会把婴儿裹得紧紧的，放在小木屋阴暗角落的吊床中。除了吃奶的时间，婴儿在第一年的大多数时候，将会待在那里。这使得这些玛雅婴儿在一岁时显得很苍白和无精打采，并且在心理和运动能力（motor and psychological profile）上都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的同龄婴儿。然而，在婴儿的第一个生日之后，母亲就不再认为他们会因陌生人的注视而受伤，并且允许他们离开小木屋接触各种事物、与其他儿童玩耍。到了三岁大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和其他所有三岁大的儿童一样的基本运动技能（motor skills）和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talents）。

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中，有一个部落很罕见地认为男性婴儿天生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然而，这些男孩最终都要成为父亲，因此这个社会发明了一个仪式来保证男孩将来会具有生育能力。当男孩将要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村庄中年长的男性就会带他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让他们围成一圈，随后男人一边吹着长笛一边围着他们转。从那一天开始，直到青春期后期、男孩结婚之前，年幼的男孩都要给未婚、年长一些且仍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口交，以此来获得能够让他们将来成为父亲的种子。这些男孩成为较年长的青少年之后，就不再参与这项活动了。他们结婚生子后，会坚定地认为这种文化习俗是正确的。

19世纪的美国人相信，婴儿生来就有自由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本能。这些本能一起发挥作用，让他们的社会臻于完美。三大西方发展理论家的著作中，都呈现出同一种信念，即由不成熟趋向于成熟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弗洛伊德（Freud）、埃里克森（Erikson）以及皮亚杰（Piaget）都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这些阶段，儿童逐渐进入到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有创造性的以及理性的状态。青少年的确能够比婴幼儿更有效地进行理性思考并调节自身的情绪，但是他们也更多地出现愤怒（angry）、怀疑（suspicious）、欺骗（deceitful）、抑郁（depressed）以及焦虑（anxious）。心理的发展应被视作一系列得失和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特质（traits）发展出来，而不再有用的特质则会消失，此外一些早期阶段的特质则会被保留作为新阶段的成分之一。因此，将发展过程比喻成“通往天堂的阶梯”是说不通的。

对比之下，远东文化（Far Eastern cultures）中，人们认为自然和社会是存在周期变化的，好的时代与糟糕的时代交替转换。地球久远历史中冰川运动的周期变化，为这种思想提供了地质学上的证据。富有创造力的希腊（Greek）和罗马（Roman）社会，则被欧洲黑暗时代（Dark Ages）所取代，随后又发展出繁荣的中世纪（medieval era），也为这种想法提供了支持。

不同历史时期中，那些孕育过重要发明的社会的变迁，也支持了这种周期观念。中国和地中海流域（Mediterranean）文明在现代社会之前的5000年中，产生了很多意义重大的发明。在之后的1800年中，欧洲取而代之，占据主要位置。随后近200年来，美国（the United States）又成了主角。很显然，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各项特征，使得创造性的想法和产品更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周期变化。把这种周期概念应用于人类个体发展上，启示我们：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以某种独特的才能、乐趣以及理解力作为标志，没有哪个阶段在本质上会比其他阶段更为优越。

尽管在信念和习惯上的主要转变过程通常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重要的改变能够在一两代人之内发生。例如，卡尔·戴格勒（Carl Degler）注意到，1760～1820年，大部分美国人采纳了三种新的态度：①年轻人被允许以性吸引力作为选择婚姻伴侣的标准；②妻子在家庭中拥有了道德上的权威；③养育孩子成为母亲的主要职责。

在危地马拉西北部阿蒂特兰湖（Lake Atitlan）畔火山旁边的玛雅城镇圣佩德罗（San Pedro），见证了一次同样快速的价值观变化：今天，大多数年轻人至少接受了12年的教育，成了管道工、会计、牙医以及律师，并且会使用互联网，然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都仅仅是普通的农民。1972年的时候，我在圣佩德罗旁边更小、更穷困的村庄圣马科斯（San Marcos）做了一番研究，那时还没有外国人去过，村庄没有自来水及电力，与外界交流甚少。当我和妻子在2008年回访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座小村庄已经有了小型旅馆、通互联网的咖啡厅、瑜伽健身中心，还有代理商卖票给那些想在湖上享受月光巡游的游客。

类似地，卢瑟（Luther）在16世纪对于教会的批评，也对后来几代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质疑上帝在尘世中代表人的神圣地位，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立法支持了对于所有宗教权威的怀疑之声，肯定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质疑掌权者的宣言。两个世纪之后，工业化来到英格兰（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地区，社会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提高了个体的重要地位。教会力量的不断衰弱、民族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工业化以及民主选举立法机关，共同集中在了过去大多数文化中从来没有被考虑过的一个问题上：每个个体应该被赋予多大程度上的个人自由？

斯密认为，自然界中有和谐的平衡，经济中的市场模式（marketplace model of the economy）也会达到类似的平衡状态。这种直觉使他认为：当每个个体都把自己的利益和快乐置于他人的需求之上时，社会才会繁荣昌盛。剑桥大学的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告诉我们：事实上，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观点，主要受到他对于大量穷困英国家庭的关心所激发。这些家庭迷信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并成为受害者，这些决策导致了高到难以承受的食品价格。斯密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laissez-faire economy），会帮助这些家庭摆脱穷困和迷信的负担。

美国就采用了斯密所推崇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然而，超过4000万贫穷的美国人每天饥肠辘辘，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们相信占星术（astrology）。在2007～2009年的经济灾难中，有一小部分自私自利的美国人，要么说服穷困家庭来承担那些他们没办法还清的抵押贷款，要么将他们自己认为有风险的捆绑抵押贷款卖给那些认为这项投资安全的人，从而导致了灾难。《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作者，采用了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中的设想：个体应该成为个人和政府决策的首要受益人，而决策的前提是，没有人能够比其他人更高贵或者获得更多的特权，无论他或他的家庭有多么出众。这一设想与柏拉图（Plato）和霍布斯（Hobbes）的想法不同，但已经成了世界上很多社会中的基本原则。

这些变化中的历史叙事也影响了学者选择值得研究和思索的问题。中世纪时，欧洲哲学家所沉思的主要问题是上帝的本质，以及无形的灵魂。700年后关于自然属性的问题开始与神之奥秘的问题相竞争，导致了人们对于某些真理的坚信开始被不确定性所取代。一个世纪之后，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了人类本性最为核心的特质上。19世纪末，人类心理发展之谜第一次成了科学研究的关注点。

为了获得在当地文化中生活所需的知识、才能、特质以及价值观，儿童必须既具有相应的生物发展，也应具有相应的经验发展。这两个过程能够解释儿童在任何社群中的特质和才能上明显的个体差异。有生物基础的儿童气质类型（temperament），就对其中的一些个体差异起了很大的作用。气质被定义为源于大脑化学和解剖结构的、对于某类行为或感觉的一种倾向性。有些人被称为“百灵鸟型”（larks），总是早睡早起，通常比那些被称为“猫头鹰型”（owls）的晚睡晚起的人性格上要快乐些。这两种人可能自出生起就属于不同的气质类型。

世界上有些地区至少已经有1万年未与其他地区有过血缘混合，例如中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南部、印度、南美洲以及非洲。出生在这些地区的儿童，拥有能够作为与众不同的气质类型基础的独特基因组（genomes）。任何两个随机找到的人类个体，在300万个碱基上都会有所不同（DNA上的序列被称为基因，基因由4种分子构成，这些分子被称作碱基）。尽管300万相对于64亿碱基（32亿个碱基对）来讲，只是个小数目，但这些差异也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气质类型的不同。

婴儿出生后第一年中，气质类型不同的行为指标包括：是否容易因饥饿、寒冷或者出乎意料的事情而变得不安或者活跃；是否容易被安慰；是否容易对多种多样的事情保持警觉；能多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开始警觉的事件上；还有通常情况下的心境状态（mood），这经常反映在婴儿发出的“咿呀”声，以及微笑或哭泣、皱眉上。与生俱来的、影响大脑活动的神经化学模式，可能是大部分气质类型差异的生理基础，但是科学家仍然没有弄清楚生理和行为之间的关联如何。因此，目前人们仍是以行为定义气质类型的。然而，将来的某一天，儿童的生物特征也将会被作为行为的一部分。

气质类型并不能保证儿童发展出特定的某种人格类型，它仅可以推动儿童倾向于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处于放松状态的4个月大的婴儿，经常微笑，很少哭泣，那么我和我的同事会称这种气质类型为低反应性（low-reactivity）。尽管这种气质类型的婴儿，不大可能会发展成为胆怯、焦虑且警觉的青少年，但这些婴儿仍有可能发展出很多不同的人格类型。纳安·福克斯（Nathan Fox）和他在马里兰大学的同事正在研究一些精力旺盛（exuberant）的婴儿，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当面对陌生事件时，这些婴儿表现出非常旺盛的活动力，常常发出“咿呀”声和笑声，很少哭泣。有这种气质类型的婴儿长大一点后，会发展出好交际和愿意冒险的特质。相比之下，那些经常哭泣、有肢体运动、较少微笑的婴儿，当面对陌生的事件时，更可能表现得胆小和羞怯，且做错事情时会更可能表现出高水平的负罪感。如果我们假设，人类本来有可能获得1000种成人心理特征配置（psychological profile）中的任何一种，那么，拥有某一种特定的气质类型，就会排除掉其中一部分可能性，比如说，排除掉了200种可供选择的心理特征，然后还剩下800种不同的发展可能性。

从家庭环境开始，到后来与同伴和成人生活的经历，是决定青少年能发展出哪些才能、特质以及价值观的第二个因素。假设有两个女孩——爱丽丝和玛丽。她们出生时，都有低反应性的气质类型，从出生到一岁前喜欢轻松、较少焦躁情绪的心境状态。在这之后的童年生活中，她们有相同的好交际和大胆的人格特质。爱丽丝的父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爱心，爱丽丝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鼓励爱丽丝语言能力的发展，并且有钱送爱丽丝去私立学校读书。玛丽的父母均未完成高中学业，玛丽有两个哥哥，他们全家住在一所大城市中人口密集的社区，这个区域有较高的犯罪率和糟糕的学校。爱丽丝更可能进入美国较好的大学读书，并且从事医学、商业、法律、科学或者政治领域的工作。玛丽则较可能高中辍学，在17岁之前怀孕，对药物或酒精成瘾，并且成为一名单身母亲，辛苦地从事低收入的工作。通过这个假设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女孩在生命中最初几年有着相似的气质类型和行为模式，但是由于她们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两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发展情况迥异。

这种说法一直以来不如另一种说法流行。另一种说法认为出生后一两年内形成的特质是不易改变的，也被称为婴儿决定论（infant determinism）。19世纪中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英国唐郡（English village of Down）一个安静的小村庄中，思索生命形态发展的历史，随后他发表了“进化论”，几十年后又写了本书，来支持自己关于人类和猿类只存在一些量上的差异的观点。在这之后，婴儿决定论这种说法得到了飞速发展。达尔文想说服读者的是，我们认为人类所特有的一些特质，特别是语言、理性和道德，都起源于一些在高等哺乳类动物中可以观察到的类似的心理过程。这一大胆的观点影响了生命科学中的每门学科，并且对于研究心理发展过程的学者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如果说现代人类的出现，仅仅是自30亿年前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开始到现在这一连绵不绝的宏大篇章中的一个小章节，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每个人心理特质的发展，也是一个相似的连续体。如果这是真的，20岁青年的才能和人格特质，也许会部分起源于他们的生物特征以及童年早期的经历。

这种直觉想法，使得科学家开始研究成人特质相对应的早期征兆。一位19世纪的专家声称，成人贪婪的起源可追溯到两周大小的婴儿会反射性地紧握住放置到他们手掌里的铅笔。这种直觉想法一直很流行。两个同时代的美国心理学家声称：两天大的婴儿就能够模仿他人——当成人走近婴儿并伸出舌头时，婴儿也会伸出舌头（见图1-1）。对这种猜想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后来发现，两天大小的婴儿会对任何接近他们脸庞，并且前后移动的细小条形物体（例如铅笔），都做出反应并吐舌头，这是因为婴儿在用他们的舌头来探索周围的环境。因此，这种看上去自主的模仿行为，可能仅仅是一种源于某种生物基础的反射活动，而与10个月大婴儿的自主模仿行为并没有什么关系。

人类发展的不连续性可以与进化过程中同样明显的不连续性相类比。大约5.3亿年前，第一个拥有脊椎骨动物的出现，以及大约2亿年前，第一个哺乳类动物（mammal）的出现，都与之前存在着的生命形式不连续。这些进化上的变化是由于偶然的基因突变（mutations）以及生态环境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然而，心理上的不连续性是由大脑的发展成熟，影响整个群体的某种未预料到的历史事件，以及对特定个人产生影响的不平常经历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图1-1 新生儿模仿成人吐舌头

不幸的是，每个个体的生物学情况（biology）、所参加的组织情况以及当地社会环境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正在被忽视。媒体频繁地报道在遗传学（genetics）和神经科学（neuroscience）领域的惊人发现，以至于已经让公众相信，相比于家庭教养方式（family practices）和当地生活环境来说，生物学过程会更多地影响儿童的心理特质。碰巧的是，这些惊人的生物学发现，与美国及欧洲出现的收入及教育程度两极分化加大出现在同一时间。那些在收入处于最底层25％的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发现，尽管他们努力工作，但还是比他们的祖父辈更难获得地位上的提升。2012年时，穷人和富人之间教育程度的差距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前更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城市地区公立学校的质量开始变差，而在20世纪中叶，正是这些学校为穷人提供了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有才能的女性现在已经能够自由选择她们想去的地方了。性格角色的刻板印象不再限制女性仅仅从事教师、护士或者秘书等职业。

对于社会地位日益难以改变的现状，目前通常有两种解释，美国人和欧洲人会选择其中的一种。他们可能会埋怨疏忽孩子的无知父母以及冷漠且未经良好训练的教师；或者他们可能会认为在阅读学习或抑制冲动的攻击性行为上有困难的孩子，一出生就携带了特定的基因型，损害了他们负责语言和控制冲动行为的大脑区域。

如果有心理学家认为，那些贫穷的、阅读技巧差且不听话的五年级孩子，都有漠不关心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不会让他们读书，也不会教他们控制冲动。那么这个心理学家有可能会因此被人们指责说对穷人抱有偏见，特别是当这些父母属于少数群体时。当社会学家提出联邦政府有义务做些事情来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家庭时，人群中也会出现反对意见，并担心这可能会导致联邦财政赤字。简而言之，将儿童智力发展落后以及易冲动的特质，归咎于其有缺陷的基因，是一种更为政治性正确的解决办法。这种解释已经非常流行，尽管事实上科学家还没有发现操控智力或易冲动性的基因。我怀疑研究者将永远没办法查明这些基因，因为像智力和易冲动性这样的概念都太宽泛了，且具有太高的异质性，以至于这些现象很难与特定的某些基因相联系。当科学家真的发现了大自然塑造人类特质的方法时，他们会发现智力和易冲动性都不属于这个范畴。

历史时代背景经常会影响科学家对于“什么因素导致了儿童间和成人间特质上的差异”这个问题的回答。1910～1960年，当弗洛伊德拥有很强大的影响力时，心理学家主要研究早期断奶、吮吸拇指以及严厉的如厕训练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在二战期间，很多父亲去了军队服役，科学家主要研究父亲的缺失对于年幼孩子的影响。当战后离婚率上升时，学者则主要研究父母分居对于儿童的影响。当大量母亲上岗工作并将她们年幼的孩子送到日托中心（day care centers）时，心理学家担心这种代理看护可能会对孩子有不良的影响。

历史也会影响科学家使用何种证据来得出最终结论的偏好。未经科学训练的读者可能难以领会，每个研究结论的意义以及研究效度都是取决于科学证据的本质和来源的。科学家无法将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与他们知道这些的理由相分离。举例来说，根据不同的科学证据，推测出的人类驯化狗的历史时间也有所不同。化石证据表明12000年前第一只狗是由狼进化而来的；然而最近关于多个物种的DNA研究表明，狗似乎在135000年前就出现了。由这两种不同证据得到的推测差异竟然达123000年之久。

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一样，依赖于三种主要的证据来源（sources of evidence）来支持他们的想法。大多数推测是基于知觉（perception）观测的，例如，看到一个苹果从树枝上掉下来。语言，如通过阅读知道是重力导致苹果从树枝上掉落下来，则是第二种证据来源。数学表述（mathematical statements）则包含着第三种证据来源：广义相对论的数学等式表明，一个物体的质量会扭曲它周围的空间及时间，从而产生了重力的现象。很多语言上和数学上的概念（包括真理和无穷）是没有办法被直接知觉到的。也有些知觉到的东西，比方说，山间色彩缤纷的日落，是没办法被文字和等式所完全描述的。科学家在测量私人情感上的无能，让诗人E.E.卡明斯（E.E.Cummings）很开心，他写道：谁若有丝毫在意那事物之规则他就永不会尽情地吻你

心理学家根据行为和生物上的反应以及语言描述，来得到他们的结论。但这些证据来源，并不总是能得到相同的结论。当心理学家下结论说，被抑郁的母亲养大的孩子会比被非抑郁的母亲养大的孩子更为焦虑，他们的证据通常来源于问卷或者访谈，而非直接对父母及孩子的观察。“抑郁的母亲更可能有焦虑的孩子”这个论述，在基于直接观察和基于问卷调查这两种不同的证据来源时，具有不同的意义。那些被他们母亲描述成胆怯的幼儿，在陌生人看来也许并不胆怯；很多青少年在填问卷时不承认自己胆怯，而直接观察他们与其他人的互动时，会发现他们表现得很胆怯；很多时候也有青少年认为自己很胆怯，但是在外人观察来看，他们表现得并不胆怯。

尽管存在这些不一致性，但在人格心理学、精神疾病以及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对特质的语言描述的。不幸的是，人们的语言描述并不能全面且令人信服地反映出他们的知识、行为以及情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心理学家经常让个体使用与他们自身风格不一致的方法来评价某一种特质。举例来说，心理学家让成年人通过连续性量表来评价感觉或态度的强度。比方说，这是一份10点量表，写道：“总体来说，这段时间里你觉得你的生活怎么样？请在量表上评价你的感受，1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我怀疑很多成年人不会问他们自己这样的问题，并且他们的回应顶多仅分为两类：要么“满意”，要么“不满意”。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6/10满意。这些问题的形式，导致人们的回答不能令人信服地反映出自身真实的心理判断。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在20世纪20年代时认为，由观察所做出的推论，无法与做出该推论的过程相分离。因为观察的来源和证据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同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对于心理特征出现和消失的不同结论。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研究发现，朋友对于某个人的评价，经常会与这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有所不同，并且前者偶尔还会更加准确些。

玻尔提出的原则，在这里就非常有用。心理学家不能将关于人们对于某种人态度的结论，与提供相关证据的过程相分离。反应时的测量法，比起语言反馈来说，并不一定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人们偏见的程度。由反应时证据得出的结论，仅是对于人们是否歧视某种人这一问题的另一个不同的答案。

语言描述与直接的行为观察之间没被联系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是，很多被调查者想对一系列问题做出逻辑上前后一致的回应，而行为则没法被限制以保持前后的一致性。一些青少年自称愿意借钱给需要经济帮助的朋友，同时也会否认自己对朋友的不满。而那些曾给过朋友钱，但对朋友持又爱又恨态度的青少年，不会直接说出他们又爱又恨的态度，却会在行为上表现出前后矛盾的情况。

基于语言描述的研究无法让人信服的第三个原因是，大多数对于人类人格、道德以及情绪的研究都是由美国科学家在英语条件下，以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完成的。这很不幸，因为大多数描述心理状态的英语单词，并没有区分这种状态的来源，或者某种行为的目标对象是谁。一个家长在问卷上报告说“我的儿子很有攻击性（aggressive）”。但这个陈述无法透露这种攻击性的原因是什么，攻击性出现的环境如何，以及家长是看到了他孩子攻击其他儿童，还是听老师说过孩子有类似的行为。大多数语言都会尝试平衡单词文字的信息性与简洁性。例如单词aunt，没有区分所指对象是来自丈夫这边的家族，还是妻子这边的家族。类似的是，anxious这个术语，仅意味着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但没有区分这种不适状态的来源，以及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

其他的语言，确有包含着一些能够确定某种情绪原因的单词，例如，有些语言可以区分由个人错误引发的愤怒，或者是由他人侮辱而引起的愤怒。古代的希腊人根据情绪的来源区分了五种不同的愤怒：因他人轻蔑引起的愤怒，因犯错而产生的愤怒，因长期的怨恨引发的愤怒，有正当理由的愤怒，以及某个神祇的愤怒。相比较而言，英语中的mad、angry、peeved以及irritated，就没有透露出该情绪产生的原因，或者是该行为的目标。

想要将自己描述得令人满意，是言语描述不准确的第四个原因。个体对于自我的大多数描述，都会受到个人认为好的那些特质所影响。典型的被调查者，会拒绝承认某些行为、特质或者感觉，因为承认这些可能会让自己感到尴尬，或者会被他人给予负面的评价。这种心理框架，使大多数被调查者愿意承认能够反映他所在地区或社会所赞许的一些人格特质。每个被调查者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形象，就好像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朵完美的云。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很难抑制将自己描述得更接近于理想的形象。

因为在收入、教育、人口密度、少数群体比例、政治立场以及社会交互类型上，美国不同地区都有所不同，所以不同地区居民在人格问卷上的回应有所不同，也并非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例如，很多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居民认为他们自己比较外向，并且会在问卷调查中报告说他们比缅因州奥古斯塔（Augusta，Maine）的居民更为外向。

在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彼得·伦特福罗（Peter Rentfrow）和他的同事收集了超过500000名年轻成年人的自我描述（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使用的是比较流行的大五（Big Five）人格问卷。这份问卷测量五个人格维度：对新想法的开放性（openness to new idea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leness）以及神经质（neuroticism）。中西部各州（Midwest）和平原各州（Plains）的被调查者会将他们自己描述为具有较高的外倾性和较低的对新想法开放性；而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的居民报告在神经质和对新想法开放性上的得分较高，而在随和性和尽责性两个维度上得分较低。这些发现表明，个体会受到他们所居住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例如，相比较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的居民而言，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居民更难接受一个不赞同同性恋婚姻的陌生人，因为对于同性婚姻的排斥观点，与新英格兰地区大多数居民的价值观相违背。

我的同事和我曾经研究过一群男孩，这些男孩来自当地几所学校，他们被同学和老师公认为不受欢迎且阅读能力较差。接近一半的男孩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否认自己不受欢迎或阅读能力差，坚持认为自己有很多朋友并且阅读能力很好。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的一个学生给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母亲们展示了一段两分钟的录音，录音是一篇介绍对婴儿进行身体爱抚有哪些优缺点的文章。听完之后，我的学生出乎意料地要求每个女性来回忆她们所记得的文章的所有内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很多都相信亲吻和拥抱对于心理健康很有帮助）能够记起来更多描述身体爱抚对于婴儿的正面作用。相比之下，很多只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工人阶级女性，相信儿童应该学会应对美国社会中的各种困难挑战，因此不想给她们的孩子太多的爱抚以防宠坏了他们。这些女性回忆出更多描述过多亲吻和拥抱所带来负面作用的词语。然而，当被直接问到身体爱抚对婴儿是否有好处的时候，两组女性都对婴儿身体爱抚的效果做出肯定，这是因为她们感觉到这样的回答是一种为社会所赞许的大爱。

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拥有不被赞许特质的这一特点，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另外一个现象。当一份问卷中多次提及同一个不被赞许的特质，且每次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这一特质时，很多在第一个问题上做出肯定回答的被调查者，当再次遇到类似的条目时，会不愿意再次做出肯定回答。例如，一个承认自己“在排队上遇到陌生人会很紧张”的青少年，可能会拒绝承认问卷后面出现的“面对不认识的人时会感到焦虑”，这是因为他不想让心理学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

此外，就连问题的形式也会影响人们的回答。大多数人在面对有多个选项的问题时，会自然地趋向于选择中间值而非极端值。例如，在一项关于人们每天花多长时间看电视的调查中，如果“两个半小时及以上”是选项中的最高值，那么只有1/6的成年人会选择这一选项。然而，当一共有六个选项，且其中四个选项都比“两个半小时及以上”数值更高时，愿意承认自己每天看电视至少这么长时间的成年人的数量，将会增加大概一倍之多。

问卷的语言或访谈总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不同的语言在表述同一个概念时（无论是“朋友”、“父母”还是“自我”）可能有着稍微不同的语义网络结构（semantic networks）。比如，英文中的自我（self），通常被理解为个人的一些品质而非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中文中的“自我”则包括了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中国香港那些能同时熟练使用中文和英文来描述自己人格的青少年，在用英文的访谈中会将自己描述成独立自主的个体，而在用中文的访谈中会将自己描述成与他人互相依赖的个体。

这些语言上的证据带来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口头所说的，与他们实际所做的、所相信的以及所感觉到的，存在微弱的关系。来自55个国家的成年人填写了非常流行的大五人格问卷。在例如美国这样富裕平等的社会中，大五人格上两性之间的差异，要大于例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传统社会。然而直接对这两个国家中的男性和女性进行观察，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在外倾性、随和性、开放性上，印度尼西亚的两性差异要远大于美国。

我的研究组组员录制过对15岁青少年进行访谈的视频，这些青少年在他们四个月大的时候，曾经被分类到高活动性或低活动性的气质组中。我注意到高活动性的婴儿更多变成了胆怯且焦虑的儿童，而低活动性的婴儿则更可能变成好交际且胆子大的儿童。一些高反应性的青少年在访谈中说：他们在面对陌生人时既不胆怯，也不焦虑。然而，正是这些青少年在面对访谈者时，经常不会看着访谈者说话。有些人甚至在三个小时的访谈中，从未直视过访谈者。相比之下，那些拒绝承认自己胆怯的低反应性青少年，极少会回避直视访谈者的脸。这种额外的行为观察，让我们能够区分开这两组青少年，尽管他们对于这个特质给出了完全相同的口头描述。

科学家甚至不相信人们在来到游泳池时对于“是否在几个小时之前涂过防晒霜”做出的回答。如果成年人在提供关于涂防晒霜的信息上都不那么准确，那么他们在描述自己的人格特质以及自己孩子的人格特质时，也不大可能会准确。尽管如此，2007～2012年，大概1/3发表在美国一流期刊上的人类学研究文章，是依赖问卷作为唯一的证据来源的。

人们否认在研究中仅仅依赖口头报告所伴随的问题，其实并不令人惊讶。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过了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他年轻时想法的错误——他当时认为对某一事物的命名，就等同于能验证这一事物的存在。年轻的萨特曾经因书中所读的内容与现实中存在的事物不相符而感到疑惑。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写的一个故事，准确表达了萨特的感悟，这个故事与年轻佛陀经历中的传奇有着类似的元素。一个王国的皇帝将他的长子限制在了一个很大的公寓中，这个公寓墙壁上的画都是由王国中一位最受认可的艺术家所作。皇帝死后，这个王子走出了这个公寓，并且第一次宣布掌权。几个月后，新皇帝吩咐他的随从将那位最受认可的艺术家带到皇宫。艺术家到了之后，这位新皇帝告诉他，第二天他就会被执行死刑。艺术家问皇帝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地处罚他。皇帝解释道，他人生中的头20年都是看着艺术家的画作长大的，这些画作是他了解外界世界唯一的知识源头。因为这些画作实在太美了，那时候他以为外面的世界也会像这些画中所描述的那样美。而当他直接经历了这个世界之后，年轻的皇帝认为艺术家欺骗了他，因此艺术家必须被处死。很多对问卷的回答都像这位艺术家的画作一样，并不能充分地反映一个人的知识、情绪以及过去的经验。语言证据的这种独特特征，使它没办法提供合适的基础，以构建对于人类特质和特质差异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很多心理学家仍继续依赖这种信息渠道，并且认为这能够充分地反映被调查者的特质。神经科学家并不耻于承认他们无法充分地了解大脑中血流量变化模式（blood flow patterns）的含义，并且一些神经科学家正在尝试去解开这些指标的含义。使用问卷的调查者也应当同样考虑担忧那些对于感觉、信念、行为以及过去经验的口头描述的含义。

只收集语言证据的心理学家与那些测量大脑的神经科学家，经常提出相似的问题，然而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证据来源有所不同，他们经常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这两组人都没有努力实现的一点是，他们都没有对行为进行观察，而行为观察也许能够为理解语言和大脑数据提供关键的信息。

例如，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些报告自己不怎么焦虑的个体的大脑活动，不同于那些与摄入一剂催产素（oxytocin）后报告自己不怎么焦虑的个体的大脑活动。那些报告自己不焦虑的成年人，要么是直接在问卷上报告，要么是摄入催产素后报告的，如果我们观察他们的行为，可能帮助我们找到这两组人的不同行为特点，而这些不同的行为特点都与相同的语言描述相关联。

这就好像心理学家想要透过一块上面有很多小洞的厚窗帘，来试图了解窗帘后面的东西是什么样子。通过某一个小洞看的事物，类似于某一种类型的证据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没有办法为科学家提供他们想了解事物的全部信息的。想要更多地了解窗帘后的事物的真相，就需要通过更多的小洞来观察。不幸的是，在上个10年间主要的心理学期刊上发表的3/4的研究，都仅依赖某一种信息源。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我们的理论会变得更强，证据网也会变得更为稠密，那时候，社会学家会像物理学家一样，仅依赖某个单一证据来源，就可以肯定或者否定某个想法。然而，目前来看，社会科学中还没有哪个领域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熟度。

大多数心理学的概念，特别是那些基于口头报告的概念，都没能够具体指明某个行为、才能或者情绪将要发生的特定情境（context）。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某个心理特质表现出来的可能性总是依赖于个体所在环境的本质。青少年更可能做出一些攻击性行为，如果他所在的学校中这种攻击性行为是非常普遍的。而近25年来刚出现的、访问色情网站变得更为容易的现象，已经对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至少28000人，通常是男性，在访问400万个色情网站中的某一个。尽管人类的基因未发生任何变化，但这种行为在更早一点的历史时代中却是不可能发生的。

大多数七个月大的婴儿，在看到有着中性面部表情的陌生男人快速走向他们时，都会啼哭；很少有婴儿会因为微笑的陌生女性缓慢地走近而啼哭。六个月大的婴儿看到他的母亲和陌生人以不同方式按盒子上的按钮来让盒子发出声音，如果是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婴儿会更多模仿他母亲的方式；但如果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婴儿会更多模仿陌生人的方式。

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如房间的大小，会影响我们判断两岁大小婴儿使用地标（landmark）的能力，例如使用一面彩色的墙来找到藏在房间某个角落的玩具。儿童在有窗户、三面墙轻色调而另一面墙深蓝色的大房间中接受测试，会注意到那面蓝色的墙，并且利用这面墙来找到被藏起来的玩具。如果儿童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接受测试，则不会利用这面蓝色的墙来确定玩具的位置。

尽管我们知道有很多类似的行为观察结果，但很多心理学家还是坚持假定：个体在一个情境中所做或所说的东西，能够预测他们在另一个不同的情境中会说和会做的事情。不幸的是，这种乐观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很多心理概念仅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情境中有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个事物（比方说，一张笑脸），个体可以表现出多种不同的行为。不同情境会限制个体在面对微笑的人时所能表现出的行为的数量。与同伴在开放的大草原上徒步旅行，几乎是无限制的；而在拥挤的餐厅中，就会有一些限制；然而，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实验室房间中，一台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指导语，让被试看到一张微笑的脸时尽可能快速地去按一个按钮来做出反应时，就消除了绝大部分对一张微笑脸可能做出的反应。

预料之中的是，情境会影响大脑对信息的处理。个体看到一些印刷文字时，大脑左半球后部区域，在视觉区域（visual）和颞区（temporal）之间，有一块脑区会被激活。第一个现代人类就有这一块脑区，但是直到人类历史最近的这些年，人类才开始接触到印刷文字。那么在50000年前，是什么事件激活了人类的这一脑区呢？这一脑区的生物学意义就是准备处理一些有意义的简单形状。因此，当早期人类看到他们所追踪的动物在地面上留下的脚印时，这一区域可能会被激活。当象形文字（hieroglyphs）以及后来出现的印刷文字变得比土地上的脚印更为常见时，这一区域就由处理脚印的变成了处理文字的。

研究有关合作（cooperation）和利他行为（altruism）的社会学家，试图把两个陌生人在一间陌生实验室里简短、类似于游戏一样的互动过程，作为下结论的依据。很多做这种研究的研究者，并不关心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个实验参与者来说，他做出反应的对象与他的关系，可能属于很多不同的社会类别，包括家庭关系、工作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或是否处于同一娱乐团体。如果两个参与者之间属于以上某种社会关系，那么他们之间表现出的合作水平，将会与在实验室中面对一个陌生人时表现出的合作水平迥然不同。然而，做这些实验的科学家却强烈声称，他们关于人类合作和利他行为的研究结论能够应用到不同的情境中。

在一个很流行的、类似于游戏一样的实验过程中，一位心理学家给了一名参与者10美金，并让他决定分给另一名陌生同伴多少钱，而这名同伴则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些钱。大多数作为陌生同伴的美国人，在这个奇怪的实验中会选择拒绝别人提供的1美金。然而我怀疑，如果分钱的参与者得到的是10000美金，愿意分给这个陌生同伴1000美金，那么，这个陌生的同伴是否还会选择拒绝。一家慈善机构的领袖不大可能会拒绝某个有钱人一笔5000美金的捐赠，哪怕他一开始是要求这个有钱人捐款50000美金。我也很确信，没有哪个科学家从一家富有的慈善机构得到100万美金的资助后，会愿意送回一张10万美金的支票。

人类愿意玩游戏，因为这种活动允许他们摆脱生活的真实需求。但是，通过观察两个陌生人在一场30分钟的游戏中就小额金钱进行协商的行为，来做出关于人类本性的结论，其结论在生活环境中经常是无效的。在一些得失利益数目很大的情境中，决定会受到个人的社会类别、亲密关系以及对于自身名誉的考虑的影响。

心理学家曾经有过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叫作归因错误（attribution error），说的是个体会根据行为的发出主体是谁而做出不同的归因。当这个行为是由旁人发出时，个体会认为这个行为反映了某种固定的特质；而当这个行为是由自己发出时，个体会认为是环境因素导致了行为的发生。例如，一个女性注意到一个男性在餐馆里大声讲话时，会假定这个男性的不恰当行为反映了他的个人人格特质；而当她发现自己在餐馆大声讲话时，会认为是那时餐馆的某些环境特点导致她讲话声音很大。科学家通过两个陌生人在小额金钱游戏中的互动行为，就下结论说人类本性如何，或许也犯了某种归因错误。

心理学家喜欢的一种策略是，把人类或者动物放在某种环境中，给予他们某个单一的实验过程，让他们在两种反应中二选一，以此来证明他们偏好的理论假设是正确的。如果证据支持他们的理论假设，他们就得出结论说这个假设在任何情境中都是正确的，并且拒绝换一个情境来否定他们自己的直觉。很多心理学的测量就好像在问：“你是否已经不再打你妻子？”被调查者只能回答“是”或者“否”。

不足为奇的是，犯罪率也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富兰克林·齐姆林（Franklin Zimring）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犯罪学专家，他在《逐渐安全的城市》（The City That Became Safe）一书中指出，在犯罪猖獗的纽约市社区中增加警力，使得过去10年中该地区的犯罪率非常明显地下降了。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大象群体中。如果没有年长的公象在附近，年轻的公象会经历周期性的睾丸素上升，并伴随着攻击性行为。年长公象的出现，会显著缩短高攻击性现象持续的时间。

目前美国的关押率略高于7‰。人们相信，在7个犯人中只有那么一两个是具有低恐惧、同情和内疚气质类型的。有这种生物学因素的存在，再加上经历了学校中的失败以及被边缘化，犯罪行为就更容易出现了。全部犯罪行为中的2/3是由这样的个体实施的。对于剩下那些没有这种气质类型和生活经历的罪犯来说，主要是他们所在的情境影响了他们违反法律的可能性。

情境因素也能够预测成功自杀的可能性，美国家庭中是否有枪支是自杀行为的良好预测指标。四个自杀率最高的州——阿拉斯加、内华达、怀俄明和新墨西哥，在居民人均枪支拥有数量上高于自杀率最低的四个州——新泽西、纽约、马萨诸塞和罗德岛。

用来帮助儿童的心理干预在什么情境下实施会影响这些心理干预的实际效果这个问题，很多社会学家都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教育或治疗经验给需要帮助的儿童。然而，这些努力的长期结果都不是很令人满意。肯尼斯·道奇（Kenneth Dodge）认为，问题在于这些干预是由陌生人在大学的实验室或者提前教育中心（Head Start Center）实施的，持续几周到几个月时间。然而，儿童每天生活的情境里却包括拥挤的学校、动力不足的老师、在操场上受到的欺凌，以及充满婚姻冲突和暴力的家庭。大部分中途退学的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来自贫困的家庭，所在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也来自同样的种族群体和同样糟糕的家庭。这些儿童所在的情境，与这些干预措施能够生效的情境迥然不同。这就是这种善意的努力没有良好效果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是一项在北卡罗来纳州贫穷非裔美国人儿童中广泛开展的教育干预，这项干预从婴儿时期持续到儿童5岁时。经历过这种丰富的学前教育的儿童，等他们30岁时，相对那些没接受过干预、同等贫穷的黑人成年人，只有着稍高一些的收入，并多接受几年的教育。大概1/4的儿童会接受这个项目的永久帮助。剩下75％的儿童，到了30岁时，已经因为社会情境的影响失去了任何早期干预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他们从5岁到30岁所在的社会情境，远比他们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因干预所获得的技能更有力量。

丽莎·巴雷特（Lisa Barrett）和她的同事提供过一个不错的例子，说明情境会有力地影响人们对于个人情绪状态的推断。有一张塞丽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面孔的照片，照片上塞丽娜闭着眼睛、大张着嘴并且额头肌肉紧绷着，在没有任何背景解释的情况下，这张照片会被观察者推断为塞丽娜正在经历痛苦。然而，实际上这张照片拍摄于2008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上，是威廉姆斯赢得冠军的瞬间。如果观察者能看到塞丽娜面孔所在的情境，就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痛苦的表情。

带有不同面部表情如恐惧、快乐、愤怒或厌恶的面孔，可能会引发被试不同的脑部血流模式，而巴雷特的例子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关于这些血流模式含义的结论。实验参与者通常不知道什么样的图片将会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他们突然看到了这些面孔，没有身体线索，也没有其他关于这种表情可能出现的情境线索。在自然情境中，人们永远不会接收到这样的刺激。被试对于一副恐惧表情的面孔的大脑反应，会取决于被试有没有预期到会看到一副面孔，或没有身体的一副面孔，还是一副有着恐惧表情的面孔，或者被试不能确定面孔上的表情是恐惧还是惊讶，因为这两种面部表情太相像了，经常被人们混淆。

然而，做这类研究的科学家经常根据脑部血流数据就做出对于参与者情绪状态的推论。显然，他们相信，在没有任何背景信息的情况下，一张眼睛圆睁、嘴巴大张的面孔，会和一种生理反应有着特殊而且必然的联系，而不管被试对图片的心理预期是什么。实验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前提假设。如果这个情境是林间小路旁有条蛇盘绕在树上，那么这种眼睛和嘴巴大张着的表情会被解读为恐惧；如果换作一间有很多人正在望着一个生日蛋糕的情境，那么这种表情则会被解读为惊喜；如果背景是黎明时环礁湖上面的淡粉色的天空，那么这种表情则会被解读为惊叹。只根据某个情境中一种证据来源就做出结论的科学家，无异于站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判断彩虹的样子，而另一个地点的观察者所看到的彩虹则会是另一个样子。

每个文化都代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境，会影响这个文化中每个成员的生活经历。比方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有时候会被某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观所决定。1870～1910年这短暂的40年间，布达佩斯城（Budapest）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非常宽容，并且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gymnasia”（类似于美国高中的机构）。这种社会状况允许很多少数群体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各个领域取得不寻常的杰出成就。其中包括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以及里奥·齐拉特（Leo Szilard），指挥家弗利兹·雷纳（Fritz Reiner）以及乔治·赛尔（George Szell），女演员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如果这些人是在华沙（Warsaw）长大，他们可能就无法得到这样的机会并在职业生涯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类似的情况是，皮特·盖里森（Peter Galison）指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明“对不可接受的欲望的压抑”这个概念，也受到了当时他所在情境的启发。他提出理论的那个时代，奥地利（Austria）和沙俄（Russia）政府正在严厉地审查报纸以及邮寄的私人信件。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弗洛伊德提到“压抑”这个概念正像沙俄的审查制度一样。

在本章中，我主要提出三个论点。第一点，所有健康出生的儿童，都有潜能发展出非常多的伴随在他们基因中的与生俱来的心理能力。其中包括知觉事物的能力、查看身体感觉的能力、回忆过去的能力、预测未来的能力、推理他人想法的能力、理解并使用语言的能力以及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很难在任何社会中，哪怕这个社会非常偏远，找到一个不能模仿别人动作或者不能推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3岁儿童，也很难找到一个记不住4个不相关单词的12岁儿童。

然而，文化和历史时代会对人们知觉、信念以及价值观的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印第安纳大学的桑原遥惠美（Megumi Kuwabara）和琳达·史密斯（Linda Smith）报告说，日本4岁大小的儿童会倾向于注意场景中位于中间的物体及其四周的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例如，他们会注意到场景中的自行车，是倚靠着一栋房子的门的，且注意到这栋房子是在城市的一条有着三栋毗邻的房子和两间商店的街道上。日本语言中有很多关于关系的词语，日本的父母会给孩子强调人与人之间必要的社会关系。相比之下，美国4岁的孩子则会集中注意场景中间的物体（在前面这个例子中，美国孩子会注意到自行车），而会忽略掉自行车与周围其他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日语相比，英语中有更多描述单一物体的词语，而有更少描述关系的词语。美国的父母会对孩子强调个性以及自主权利的重要性，而不会强调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第二点，儿童之间由不同气质类型带来的差异，就好像不同地方挖出的黏土，会被文化、父母教养以及家庭阶级地位等诸多因素塑造成不同的样子。

第三点，每个文化都有自己所认为的普遍真理。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甘地不能理解丘吉尔为什么会怀疑他“灵性的真诚”，以及为什么会对他对印度独立的愿望充满敌意。丘吉尔也不能理解甘地的“灵性的真诚”，以及甘地对于印度能够独立所持有的坚定信念。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详细介绍这些主题，而我会多次涉及以下4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90％法则”（90percent rule），即一个特质或者才能的第一次出现，通常只限于少数几个情境中。大脑的成熟和经验的丰富会扩展这个特质或才能的普遍性，以至于后来它会合理地出现在90％的情境中。例如，4个月大的婴儿会抓住身边的拨浪鼓，但是他不像青少年那样具有理解用于定义实物的各种特征的能力。当9个月大的婴儿听到他妈妈说“看那个鸭子”，却看到屏幕上出现一只猫时，会出现代表惊讶的脑反应，但是婴儿却不能说“鸭子”这个单词，也不能回忆出一个玩具鸭子。3岁大小的儿童能知道一头牛是活的，但是不确定河塘里的藻类是不是也是活的。

儿童知识的不完整性，让心理学家只能在两个选择中挑选其一。他们要么在描述每项能力的同时描述这项能力出现的情境，要么去确定某个能力在给定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当某种能力只在很少几个情境中出现时，说这个幼儿已经具有了这种能力会有误导性，比方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名词的复数形式或者理解数字的概念。心理学家都是渴望普遍性的“合并派”（lumpers），然而大自然则是倾向于具体情境的“细分派”（splitter）。我个人认同玻尔，玻尔曾经尝试让爱因斯坦相信，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描述在他们创造的情境中物质是如何运动的，但是他没能成功说服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则坚持认为，物理学家有责任探索自然的实质，而非仅仅描述其在某种情景下的属性。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转折点”（tipping point），即大多数现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冰的形成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在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之前，容器内的水是不会变成冰的。类似的是，当某小部分人极度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尝试自杀的可能性才会上升到较高的水平。那些对生活仅仅有点不满意的人，不会比那些对生活挺满意的人有更高的自杀率。一个家长偶尔打一下他家孩子的屁股，是不同于长期身体虐待的。前者不会对孩子的未来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而后者则会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人类的心理和大脑就好像一座被设计为承重5000磅的桥梁，除非超载，否则不会崩溃。人类的心灵和大脑能够应对各种应激情况而付出少量代价，只有到了转折点之后，某种或良性或不良的后果才会更容易出现。

某些稀有事件，类似于自杀或者由愤怒青年制造的校园大屠杀，是不可能被预测的。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要求一系列条件的累加和共同作用而达到发生的转折点。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将这些稀有事件称为“黑天鹅”（Black Swans）。

第三个原则是，预期中的和实际发生的事件、感觉、特征以及想法之间存在的对比（contrast），总会引发某种大脑反应、警戒状态以及心理反应。这一原则甚至在视网膜上也同样适用，神经节细胞（ganglia cell）会对进入眼睛的光照亮度的变化做出反应，而非对于光照的强度做出反应。

下面这些例子，能说明对比的作用。1．很多心理学家称之为奖赏（rewards）的事件，都是那些能够使参与者警觉的出乎意料的事件，而因此也使这些事件更容易被记住。当让50岁的成年人回忆他们过去的经历时，他们经常会回忆起10～20岁这10年间经历的事件，这段时间他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包括高中毕业、离开家上大学或工作以及第一次性经验。2．儿童和成年人都是通过将自身的特质与选定的他人做对比，并注意到自己特质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从而确定自己的人格特质和技能水平的。儿童需要知道他人阅读能力的情况，从而确定自己的阅读能力水平如何。丹麦人（Danes）报告说他们对于生活满意度最高，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高收入、高教育程度以及高水平的健康程度与其他国家的居民做对比。如果丹麦人被告知说有30个国家的人在收入、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程度上比他们更高，那么尽管丹麦社会的情况还是现在这样，他们也会报告说对生活不像原来那么满意。3．后出生的孩子会更容易怀疑自己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特质和才能与那些年长一点先出生的孩子做对比，并在比较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如果他们是先出生的那个，而且保持现在的才能不变，那么他们可能会更为自信、更少出现紧张和不满情绪。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一对夫妻间。当过了很多年后，夫妻中的一个在取得的成就、职业地位或健康上远好于另一个时，夫妻中感到自己能力不足的那个通常会使用两种防御方式中的一种。他们会变得富有敌意且好争辩，或者他们会不得不热心于寻找自己对于婚姻关系、家庭或工作责任的贡献。4．对比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各种语言中，描述颜色的单词都普遍遵循一种顺序。有些语言只有两个表示颜色的单词，一个描述深色，另一个描述浅色。当一种语言中有第三个命名颜色的词时，它一定描述的是红色，而第四个颜色词则描述的是绿色，之后便是描述黄色和蓝色这样顺序的颜色词。意大利罗马大学（Vittorio Loreto）的一队科学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提到，颜色词出现的顺序似乎是受相邻两种颜色在波长上差异的大小所决定的。第三个出现的红色，在波长上与深蓝色的差异最大（相差180纳米）。绿色在黄色之前被语言所描述，是因为绿色和红色之间的波长差（100纳米）大于黄色和红色间的波长差（60纳米）。描述黄色的词在描述蓝色的词之前先出现，也是因为黄色和深蓝色之间的波长差大于浅蓝色和深蓝色之间的波长差。

第四个原则是，不同条件的模式（patterns），而非单独事件，对于我们思考行为、情绪以及信念的成因更有帮助。例如，同伴欺凌或家长严厉训斥对于儿童发展的后果会受到这个儿童性别、社会阶层、种族以及文化的影响。回想一下新几内亚部落中那些被要求给年长的青少年口交的男孩，他们并不会因为这种事件而不良发展。在当地文化中，这样的事件被视为一种受到认可的仪式，而非某种受害的经历。

世界上的各个社会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包括9种组成属性：气候、主导经济模式、种族和信仰的同质性、阶级化或平等化的社会体系、两种性别之间的关系、地位和收入不平等性的程度、倾向个人利益与倾向集体或家庭利益之间的平衡性、美德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基本民族价值方面的多样性程度。这些属性有很多种不同的组合，因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成长的儿童，都会建立起一套不同的价值观、技能、心境以及人格特质。

基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模式，而非依赖单一证据来源所做出的结论是更为有用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行为、语言报告以及大脑测量结果，都是多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于某个现象，很有必要收集一套不同测量方法的结果，来弄清楚这个现象最可能的成因。这就是为什么当患者报告关节痛时，医生会考虑血液样本、尿液样本以及X射线检验的结果，以综合地做出判断；也是为什么在研究中要综合考虑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描述，以及对于这个孩子的行为直接观察的结果。寻找大脑数据的测量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区分恋童癖者与正常男性，德国的一组科学家不得不在这两组人观看裸童照片的时候，考察9个不同脑区的血流情况。在另一个研究中，为了预测哪些俄罗斯青少年会为寻求刺激而进行反社会行为，研究使用了包含4个特征的测量模式，即男性、有某种特别的基因、有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permissive parents），并且与有不良行为的同龄人做朋友。杀掉一个年轻的女性来祭祀玛雅神这一仪式的原因，并不同于一群胡图人（Hutu men）杀死一个图西女性（Tutsi woman）的原因。过去400年中，为了守护自己的名誉而死于决斗的男性数量一直在减少；在相同时间段内，受到政府命令而向抗议者人群开枪的士兵，杀死的年轻男性的数目则很可能在增加。对美国的谋杀率最有效的预测指标，就是能够使用的枪支数量；而在苏丹和伊拉克，最好的指标是种族冲突；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最好的指标则是被贩运的违法毒品的数量。

那些声称一个国家的平均IQ能够解释其富裕程度的社会学家，忽略了考察原因和结果模式的重要性。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国家平均IQ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程度、获取医疗服务的难易程度、公立中学和大学质量的好坏以及有高中文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仅将IQ平均值从整个测量模式中单独拎出来，就下结论说IQ平均值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原因，就好比下结论说一个国家的慢性腹泻流行程度是造成饥荒、早产儿、感染率（infection load）、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政府贪污的原因。

我建议读者记住以上这四个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会反映在很多事件上，包括科学家已经知道的所有人类共有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以及在每个社群中，生物学因素、文化、历史时代和个人特殊经历如何影响儿童之间及成人之间的个体差异。

第2章 第一年

所有的开端都是有趣的，儿童和成年人的天赋以及特质的源头，也让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好奇感。在第1章中，我们谈到了胚胎时期（正常怀孕的最初8周）、胎儿时期（正常怀孕的30～32周）和产后第一年的婴儿时期。尽管2011年出生的1.4亿个婴儿（大约每秒出生4个婴儿）所拥有的基因组各有不同，但是在出生前，胎儿的大脑和身体的发育情况却非常相似。大自然在婴儿刚开始形成生理结构基础的时候，强制性地控制各种生理发育的细节；但一旦最初的生理框架构建好以后，大自然的生物控制就变得比较宽松。构建大脑和身体

在母亲怀孕后的第5周，大脑就开始发育了。那时婴儿脑部会建立6个区域，这6个区域最终会成为成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区域（见图2-1）。最靠近前额（forehead）的是前叶（anterior region），它最终将发育为复杂的大脑皮质——大脑的最外层。皮质会从外界环境接收原始加工的感官刺激，调节随意运动、记忆、语言、推理和思考，以及协调所有过程。第2个区域位于前叶后方几毫米处，将发育为中脑（midbrain），包含丘脑（thalamus）。其中丘脑是大多数感官和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之间的通信中转站。第3个区域将发育成丘（colliculi），它一般很少处理视觉和听觉的详细信息内容，但它会控制平时环境中遇到刺激时的自发眼动和转头行为。第4个区域将发育成小脑（cerebellum），它对于动作的时间控制，以及声带和舌头的运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第5个区域将发育为调节呼吸、心率的脑区，它还会接收来自身体的信息。第6个区域，也就是位于最后方的区域，将发育为脊髓（spinal cord）。图2-1 胚胎期大脑的主要区域，约怀孕后3～4周、4～5周

任何一个工程师都不能够设计出这样一个精妙的大脑结构。最前方的区域既包含了最新的进化变化结果，也包含了负责嗅觉的神经细胞，这种嗅觉能力是生活在几百万年以前的动物就拥有的能力。区域2和区域5控制身体方面的功能，被区域3和区域4分开。那些负责随意运动的区域，被负责协调动作的时间控制的区域分隔开了。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大多数心理功能的实现需要协调在空间上相互分隔开的区域，这些区域通过主要的神经枢纽来相互交流。皮质的后方区域接收视觉信息；中部区域给这些视觉信息赋予语义；作为“执行官”的额前叶（anterior frontal lobe）会整合这些信息，产生最合适的反应。

尽管最初几周的发育受到基因的严格控制，但也很容易受到一些特定事件的影响而产生个体差异。例如，受孕的那个月可以影响婴儿的一部分特征。在从夏末（北半球8月末，南半球2月末）到中秋的8周间隔中，白昼会一天天减少。所有人，包括孕妇，在这个时期都会分泌比正常状况更多的褪黑素（melatonin）分子。褪黑素会影响许多生物系统，包括大脑。这个时期形成的胚胎，在儿童时期更倾向于害羞，在成年时期更倾向于脆弱。这是由于当季节改变时，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在这个时期受孕的一小部分胚胎，较可能发展成为有季节性情绪失调（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的个体。褪黑素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精神疾病——躁狂抑郁性精神病（bipolar disorder）。居住在靠近北极或南极区域的双相抑郁症患者，在年龄相对较小时就会表现出相关症状，这或许是因为褪黑素的分泌量在这些区域变化最大吧。

受精后大约8周时发生的事件，对于雄性胚胎是有特殊意义的。受孕后大约6个月，正在发育的睾丸（testes）开始分泌雄性激素睾丸素（testosterone），并且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月中，婴儿会再次分泌睾丸素。那些不分泌睾丸素或对睾丸素没有敏感受体的男性比较罕见，通常他们在出生时拥有女性生殖器并被赋予女孩的名字。

雄性胚胎分泌的一些睾丸素会转化成雌二醇（estradiol）。两种激素一起作用于各自的受体，会影响大脑解剖结构。胎儿的睾丸素会减慢大脑左半球的发育，使得大脑右半球更可能比左半球有优势。剑桥大学的迈克尔·隆巴多（Michael Lombardo）和他的同事发现，胎儿时期被睾丸素含量较高的羊水（amniotic fluid）包围的胎儿（隆巴多研究中大约25％的小孩），成长到青春期前，在右半球的某个脑区有更多的灰质——反映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glia）也比较多，而右半球正是有助于解决空间推理问题的。对应地，这些男孩的左半球的灰质较少，而左半球有助于语言发展。这个事实以及男性大脑的右半球内更强的连接性能（connectivity）这一情况，可以解释为何在复杂的空间推理问题上的卓越表现，通常得分最高的那1％，总是限于男性。

与女性胎儿相比，男性胎儿在下丘脑的一个影响性动机的小区域里，有着更多的神经元。在男性胎儿下丘脑里的一个很小的区域中发现了更多的神经元。这一解剖学上的差异，很可能导致男性在青春期和成年期有更多的侵入性性冲动（intrusive sexual urge）。性激素浓度异常或者这些激素受体不合规则，在那些报告觉得自己像异性的个体中很常见。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一般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一个被广泛研究的解剖学特征是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的比值，这个特征是部分地由出生前睾丸素（prenatal testosterone）引起的。男性胎儿更典型的特征是有更多的睾丸素受体、更高水平的睾酮、更低水平的雌二醇，这些特征会稍微延长无名指。因此，大多数男性的食指都比无名指稍微短一点。大多数女孩，有更少的睾丸素敏感受体、更低水平的睾酮、更高水平的雌二醇、更多的雌性激素（estrogen）受体，因此她们的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相差不大。这一性别差异存在于人类胎儿和其他哺乳动物中。来自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的杰利安·亚历山大（Gerianne Alexander）发现，一些4个月大的男性婴儿的母亲，描述她们儿子的行为在受到限制后，婴儿会表现得极端不安。在他研究的所有男性婴儿中，有15％的婴儿有此类现象，并且他们口水中睾丸素的含量比大多数男性婴儿的高。

食指和无名指的比值叫作“2D∶4D比例”（2D∶4D ratio）。这个比例是受基因控制的，并且与生理特征和心理特质中等程度相关。2D∶4D比例在0.95～0.97范围内（即食指比无名指稍短）的成年男性，比起那些2D∶4D比值更大且比值更接近女性比值的男性，表现得稍微强壮、勇敢一些，更有进取心一些，更可能成为一名大学体育运动队队员。拥有极度男子气质比例的男性，即比值小于0.95的男性，他们的脸型非常宽。如果他们是投资组合经理，他们赚的钱比那些2D∶4D比例没那么男性化的男性赚的钱更多一些。

如果处于青春期的女性拥有男性气质的手指比例，那么她们更喜欢从事一些与物品打交道而不是与人或者想法打交道的工作。如果这些女孩在科学领域有天赋或者感兴趣的话，旁人很容易带有偏见，认为她们应该选择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于198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的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成长在一个20世纪20年代的传统印度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年轻女性是不允许学习专业知识的。她违背家人的意愿，坚持在医学院里学习并成了一名科学家。在丽塔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她作为成熟女性，有着宽阔的面庞和大下巴，而这些特征是有男性化2D∶4D比例的男性所有的。作为矮黑猩猩（bonobos）近亲的黑猩猩（chimpanzee），比矮黑猩猩要更好斗一些，比矮黑猩猩有更具男性化的2D∶4D比例。

拥有高水平雌性激素和低水平睾丸素的女性，更有可能拥有具有女性化的手指比例，同时她们比一般男性和拥有男性化手指比例的女性，拥有更大的嘴巴和更圆的脸。男性一般来说比女性有更薄的嘴唇和更方的脸。

尽管胚胎和胎儿可以抵抗一些会阻碍发育的传染病和创伤，但是这种抵抗的保护机制是不完善的。母亲的健康、饮食、疾病、生活习惯和焦虑水平，都会影响胎儿最佳的成长发育。一些焦虑因素还会导致婴儿出生时体重偏轻，这一特征与特定皮质区域表面面积减小有关。饮食中缺乏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也会改变正常的大脑发育。怀孕的母亲如果因为疾病而吃了一点药的话，会影响她们未出生孩子的正常发育。怀孕的母亲如果抑郁或者焦虑的话，可能会吃一些治疗性药物，叫作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SRI），这种药物会影响母亲（和孩子）大脑内的5-羟色胺（serotonin）的水平。这样的小孩在应对压力方面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在出生过程中婴儿如有严重缺氧的状况，而且如果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他汀类药物（statin）使胆固醇（cholesterol）保持在较低水平，那么这些婴儿更有可能遭遇大脑发育障碍的危险。幸运的是，这样的结果只存在于少数婴儿身上。只有当婴儿正好也拥有那种对于他们母亲生理异常状况敏感的基因组（genome），他们才更有可能遭遇这样的结果。

由自然灾害、夫妻吵架或长期贫困所引起的、强烈或长期的焦虑或抑郁状态，也会改变母亲生理状况和胚胎或胎儿的化学环境。14～22周大的未出生孩子，尤其容易受到这些情况的伤害。在这个时期，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胼胝体（corpus callosum）正在发育。相比于那些生活在没有飓风打扰区域的怀孕母亲，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的怀孕母亲会经历飓风，生下来的小孩更有可能患有自闭症。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孕妇压力（maternal stress）是自闭症（autism）的主要起因，而是表明了一些胎儿拥有一种不常见的、使其更有可能患孤独症风险的基因组，这些胎儿更容易受到母体压力所造成的生理影响。

1998年1月，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和安大略省（Ontario）发生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停电状况，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暴风雪，那时由消失的热和光引起的孕妇焦虑，似乎影响了一些胎儿。尽管这一事件比起饥荒、战争、强奸所带来的创伤性要小一点，但是这一焦虑源也会改变孕妇的生理状况，并影响未出生孩子的发育。当暴风雪来临时，刚好处于孕中期的胎儿更有可能早产，并且左右手对应的手指指纹脊线的式样（ridge pattern）不同。因为手指上的皮肤发育的时间，正好也是大脑中重要结构发育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的胎儿大脑，很有可能也会因为母亲在隆冬时节较长时间缺乏光和热而做出的应激生理反应而受到干扰。

总体来说，身体左右两边的不对称，是胎儿发育阶段受到阻碍的一个标志。这些不对称可能表现为左右耳、手、手指、腕、肘、脚和脚踝大小的轻微差别。一个孕妇先前已经生了2个或3个男孩后，对第3或第4个男性胚胎做出的免疫反应，可能是造成这些不对称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抵抗在男性胚胎中跟Y染色体相联系的异体蛋白。因此，第3或第4个男性胚胎更有可能受到母亲抗体的袭击，母亲的抗体能够影响孩子大脑和身体的正常发育。多伦多心理健康中心（th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 Toronto）的马丁·拉鲁米尔（Martin Lalumiere）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一些关于这些还有争议观点的支持证据。他们发现有几个哥哥的男性比没有哥哥或第一个出生的男性存在更多的不对称现象。

孕妇压力所产生的后果，不一定仅局限在一代里。一只雌性老鼠怀孕早期出现极度的产前应激反应，这会改变她的雄性后代选择基因的表达，也改变了该雄性后代的下一代。这些雄性有雌性化的大脑，并且对压力有更强的敏感性。如果我们把这些研究成果推广到人类（也有可能无法进行这样的推广），我们有理由要关注一些在怀孕期间遭受长期贫困、严重营养不良、经常性家暴或流离失所的妈妈，这些妈妈的儿子和孙子也可能受到影响。

孕妇如果在孕期患传染病，包括流感（flu）或德国麻疹（German measles，即rubella），这些孕妇会在易感的胚胎或胎儿中分泌一种叫作细胞因子（cytokines）的分子，这种分子会造成大脑发育过程中的微妙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对婴儿之后的发育造成风险。母性感染也会影响生理特征，例如，比正常人更大的两眼间距、更大的耳垂，或者异常大小的头围。与大多数男孩相比，有这些轻微畸形的学龄期男孩，在教室里表现得更加好动、更加焦躁不安。

孕妇滥用可卡因（cocaine）、海洛因（heroin）、烟草（tobacco）、大麻（marijuana）或酒精（alcohol），或者接触铅（lead）和多氯联苯（PCBs），会影响未出生的婴儿。那些低收入女性人群接触这些物质的可能性较高，这些女性一般居住在这些物质比较普遍的地方。事实表明：接触有害物质的后果，一部分是因为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女性会面对更多类似的相关经历。

科学家对于空气、水、食物中的许多污染物的影响都不太确定。在大多数案例中，由这些物质引起的潜在危险，取决于胎儿的基因组成。但是因为孕妇不知道她胎儿的基因组，她可能会很明智地采纳许多古代社会长者流传下来的建议，保持警觉。应当记住的是，大约每4对同卵双胞胎（基因完全相同）中就有1对双胞胎，其中1个是右撇子，1个是左撇子。婴儿

刚出生的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拥有一些感觉和运动的能力，因为负责这些属性的大脑区域在出生前就已经发育好了。尽管新生儿不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注意，不能组织行为或者记得几分钟前发生的大多数事件，但是他们能够看、听、闻、尝、感觉、确定方向、吸吮和抓取。然而，婴儿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会把他们的经历转变为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最终改变他们的大脑。

在描述这些心理表征之前，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中潜在的概念基础。大多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的概念都是基于实体的物料性质的。银河系、原子和蛋白质都是根据它们的物理特性来定义的。许多生物中的概念，例如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多巴胺受体（dopamine receptor）和抗抑郁剂（antidepressant），都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而非物理特性。生物学家清楚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的物理特性，但是通常把它们视为抵抗感染的结构。

大多数心理学概念，是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的。例如智力（Intelligence）是指帮助推理和解决问题的一系列过程，奖励（reward）是指促进习惯形成的任何事件。当功能不明确或有争议时，一个概念就会根据其测量方式来定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例如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概念，是根据一系列特定问题的答案来定义的。

一类很重要的、根据功能来定义的心理表征，是由知觉图式（perceptual schemata）（简称为图式，schema）组成的。这些图式使我们能够识别先前经历的事件，是在遇到与之前事件相似的情况下做出警觉反应的基础。因此，中度相似的事件，比非常相似的事件或完全不相似的事件，通常更能够引起我们的关注。心理学家认为：图式仅仅代表事件最突出的特征，省略了很多细节。婴儿获得一个图式，仅是通过对一个物体或事件的注意。有些图式习得的过程，并不需要任何奖励或后续的经历，这种过程被心理学家称为“内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

心理学家一般会通过记录婴儿是否对两个事件中其中一个更感兴趣，从而来推断婴儿是否拥有某个图式。如果刚出生1天的孩子对有母亲面容的照片和陌生女子面容的照片看的时间相同，但是3个月大的孩子看自己的母亲照片的时间更长，那么心理学家可以得出结论：3个月大的婴儿对于母亲的面容形成了一个图式，但是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没有形成。如果6个月大的婴儿对陌生女子的面容的注视时间长于注视自己母亲的时间，那么心理学家也会做出同样的推断的。

不幸的是，如果婴儿不能够对两个中的某个事件注视更长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婴儿对某个或这两个事件没有形成图式。目前，根据我们对婴儿大图2-2 10个月大的婴儿在熟悉左脑的了解情况，可以推断出，10个月大边的图形之后，看两个图形的时间一样长的婴儿，可以区分在一个更大圆圈里的一对黑圆圈（一个类似人脸的刺激）和一对黑圆圈放在一个较大圆圈之外的这两种图案。然而，10个月大的婴儿在对前者形成图式之后，不会对后者注视更长的时间。婴儿不能够对两个中的某个事件注视更长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婴儿没有形成对其中某个事件的图式（见图2-2）。我在第1章中提到，结论的有效性不能分离于那些作为结论基础的证据，因为程序和证据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如果心理学家只测量婴儿对某个事件的总注视时间，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确定那些不能对两个事件中的某个注视更长时间的婴儿，究竟是否形成了对该事件的图式。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额外的测量。例如，可以测量婴儿在同时呈现的一对刺激之间转移注意力的次数，或者表示专注的面部表情，或者在脑电图上的波形，或者在心率（heart rate）、皮肤电导性（conductance）、肌肉紧张度（muscle tension）、瞳孔大小（pupil size）方面的变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克雷·马斯（Clay Mash）和马克·波恩斯坦（Marc Bornstein）发现，给5个月大的婴儿呈现与之前形成的图式稍微不同的物体时，婴儿会有高度集中注意力的面部表情，但是，他们注视那个物体的总时间，却说明他们还没有察觉出已形成的图式和新物体之间的差异。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格雷格·雷诺兹（Greg Reynolds）认为，婴儿有时候对他们先前的事件没有做出注视更长时间反应，但却出现不同的大脑反应。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婴儿看图的方式各有不同。一些婴儿表现的是对一个情景有好几次短暂的定位，其他的婴儿表现的则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完整的一轮注视。前者更有可能对总体模式形成图式，而不是关注细微特征。因此，前者更可能在呈现的刺激出现整体样式变化时，做出相应的大脑反应。

这一点和其他证据表明，通过婴儿对一系列事件的总注视时间的差异，来判断婴儿知道这些事件之间差异的做法，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存在争议。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凯伦·韦恩（Karen Wynn）认为婴儿能够进行算术加法（addition）运算，这一观点成了全国头条新闻。韦恩先在一个舞台的中央给婴儿呈现一个玩偶。然后，在舞台被幕布遮挡了一会儿之后，婴儿看到一个人的手从舞台的边缘放了第二个玩偶到幕布后面。接着是短暂的停顿，然后幕布拉开，婴儿看到舞台中央有一个或两个玩偶。大多数婴儿对之后舞台中央只有一个玩偶的事件注视的时间更长。韦恩的解释是：婴儿在脑海里先对第一个玩偶形成图式，然后对后来加到舞台上的玩偶也形成图式，并把后者加到前者上，因此婴儿预期自己会看见舞台中央出现两个玩偶。他们之所以会对后来舞台上只有一个玩偶这一事件注视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实际的景象与他们的预期不同。

对于韦恩的证据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在韦恩实验中，婴儿对后来舞台中央只出现一个玩偶注视时间更长，有可能是因为在婴儿看到测试事件之前，他们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玩偶放在了舞台的边缘（当一只手把它放在幕布后面）。如果婴儿形成的是关于玩偶位置的图式，那么当幕布拉开后，他们看到玩偶出现在舞台中央而不是舞台边缘，与之前他们形成的图式不一样，于是他们就会注视得更久一点。婴儿对于物体的空间位置十分敏感，当物体的位置发生改变时，他们会有更多的关注。顶叶中的神经元会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而一岁大的孩子的顶叶这一区域，比更大龄儿童进行加法运算的大脑区域更加成熟。这些事实使得韦恩实验中“婴儿会做加法运算”的结论有待考究。米兰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婴儿不会自动将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三个事件与第一个事件联系起来。然而韦恩却认为在她实验中的婴儿，把测试的事件（那一系列中的第三个事件）和第一个事件（舞台中央只有一个玩偶）联系起来了。

韦恩应当给那些先前看过同一对事件的婴儿，再呈现两个额外的测试事件。具体来说，就是让一组婴儿在测试事件中看到两个玩偶，它们均放在与人手放第二个玩偶的舞台边缘对面的舞台边缘；另一组婴儿只看一个玩偶放在相反一边的舞台边缘。如果婴儿对于放在相反一边的舞台边缘的两个玩偶注意得更多，而不是对放在舞台边缘或舞台中央的一个玩偶注意得更多，那么就可以认为韦恩实验中的婴儿没有进行加法运算了。实际上，在韦恩的实验中，婴儿之前已经建立了有一个玩偶在舞台边缘的图式了，当看到舞台中央出现一个玩偶，不同于已建立的图式时，他们就会做出相应反应。

这个例子显示了测量超过两个结果的好处。例如，相对于棕色和黑色，儿童更喜欢红色和黄色；但是相对于黄色而言，儿童又更喜欢红色；如果心理学家只给儿童呈现红色和黄色物体并问他们更喜欢哪个，那么将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即儿童不喜欢黄色。过去，制药公司评估一种药物的疗效是与未受到治疗的那一组进行对比的。如果服用了那种药物的患者比没有受到治疗的患者恢复得更好，那么制药公司就认为这种药是有效的。科学家在之后发现，患者服下被称为是安慰剂（placebo）的糖片后，也会报告自己感觉更好。因此，制药公司应当给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药物比安慰剂和未受治疗这两种情况都更加有效才行。就好比一位船长自己捕鱼的网有直径为2英尺的洞，他就不能下结论说海里面不存在小于2英尺的鱼。

不同物种在引起注意并形成图式表征（schematic representation）的特征上，存在很大差别。例如，蜜蜂更偏爱在花朵中常见的视觉模式，但对三角形或棋盘的线性轮廓相对不敏感。婴儿对于将要组成他们第一类图式的物理特性，有更多的关注和偏好。在视觉通道中的一个偏好是在明亮度方面的变化，这种明亮度变化定义了轮廓或者边界。给新生儿在白色背景下呈现一条黑色粗线，他们的眼睛会自动地移到黑线边界和白色背景的交界处。大卫·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坦·威厄瑟尔（Torsten Wiesel）利用猫做实验，发现了轮廓会激活视觉皮层一类特殊的神经元。婴儿对于边界的关注帮助他们自己建立关于物体形状的图式（形状毕竟是特定的轮廓模式），8周大的婴儿已经可以分辨三角形、长方形、圆和正方形之间的区别。

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婴儿，对较长的轮廓比对较短的轮廓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但是婴儿成长到6个月大时，他们对二者的注意力则相同。小于6周大的婴儿对头部比较长的连续轮廓，比对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较短的轮廓，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由黑色的瞳孔和周围白色的巩膜构成的边界这样的轮廓，对于图2-3 婴儿对上半部分有比较多元素的图形，注视更长的时间比较大一些的婴儿来说，比较有吸引力。小一点的婴儿对他们视野上方物体，比对视野下方的物体，表现更多的关注。新生儿对于模式A比对模式B看的时间更长一些，但是看模式C和模式D的时间相等，尽管模式D比模式C更像人脸（见图2-3）。

物体的表面会在亮度或者表面反光量上不同。在特定空间的亮度变化，定义了该空间的空间频率（spatial frequency）。空间频率较高的物体，在给定的范围内有较多的亮度变化；同理，空间频率较低的物体，有较少的亮度变化。例如，两眼外边界之间的4英尺的空间，与露齿微笑的牙齿所占的4英尺空间相比，前者的空间频率更高。两个大脑半球对不同的空间频率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右脑快速处理空间频率更低的事件，左脑处理空间频率更高的事件，但是左脑的速度会稍慢一点。空间频率的不同，使得婴儿能够区分有露齿的面孔和有皱眉的面孔之间的差别，但实际上婴儿是不知道这样的面孔分别代表什么情绪的。

婴儿就像所有动物一样，对运动的物体比对静止的物体关注得更多一些。刚孵化出来的雏鹅会跟着它们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一般来说都是它们的母亲。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发现，如果雏鹅看到的第一个运动的物体是它自己而不是母亲时，那么它们就会跟着自己而不是自己的母亲，这一现象叫作印迹（imprinting）。仅仅只有5个月大的婴儿观察人的运动和物体的运动时，会显示不同的大脑活动。

曲率（curvature）是第三个在生物学上有优势的特征。婴儿对圆形的轮廓比对直的轮廓注视更长时间，而且8周大的婴儿对由弧线组成的模式，比对由直图2-4 婴儿注视圆形靶心图形的线组成的模式注视更长的时间。成年的时间，比注视线性图形的时间长猴子有同样的表现（见图2-4）。大多数成年人报告当看到那些有许多棱角的图形时，比看到那些有许多弧线的图形，前者产生更强烈的紧张感。这一点可能可以解释为何当由工业化、汽车和大城市产生的快节奏生活，取代了安静、悠闲的19世纪慢节奏生活，欧洲画家开始在他们的画作中加入更多的棱角了。

动物和植物有圆形的轮廓，而大多数人工制造品有直线形的轮廓。同时，通过观察可以知道，只有动物和人类能够自主地运动，而且不像小物体那样，动物和人类既不能被抓住，也不能与某一特定功能相联系，这就让年幼儿童比较容易区分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显然，大脑把有生命（living）和无生命（nonliving）这两类相互对照的事物，看作非常重要的分类。

第四个偏好使婴儿相比于那些水平对称的或不对称的物体，更倾向于注意那些对称性的物体，尤其是那些垂直对称的物体（例如一个站立的人）。如果物体是对称的话，盲人通过对该物体的触摸构建出来的图式更加坚固。成年人认为接近完美垂直对称的面孔更有吸引力，而且6个月大的婴儿对这种面孔注视时间也更长。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的标志是垂直对称的，伊斯兰教的标志沿着水平平面对称。

尽管婴儿能够察觉出一些颜色的差异，但是颜色与轮廓、运动和圆相比，对于婴儿的影响没有那么显著。新生儿对蓝色表面，比对绿色或红色表面，注视更长的时间，而且成年人对蓝色，比对绿色或红色，有更强烈的皮质兴奋。蓝色比红色或绿色的波长更短，因此拥有更多的物理能量。也许这就是为何相比于红光而言，蓝光对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更有治疗价值的原因吧。然而大多数成年人认为，红色才是唤醒状态的标志性颜色。

人类面孔包含了吸引婴儿注意的所有特征。两只眼睛，位于面部的上半部分，有轮廓、圆圈和垂直对称，而舌头和头在母亲说话时是运动的。因此，婴儿关注面部包含的特征，就像刚孵出的海鸥被成年海鸥喙上的红点所吸引一样。猴子最开始2年在独特的环境中成长，在这个环境中它们能看到许多物体，但看不到一张面孔。当这些动物第一次看到猴子面孔时，面孔特殊的优势属性就显露出来了，因为它们看面孔的时间，比看其他物体的时间都要长。没有哪一张面孔，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特殊力量。人类的新生儿看人的面孔和猴子的面孔的时间是相同的。然而几周后，婴儿对他们主要的照看者形成了最初的图式。到了4个月大，婴儿看正常的陌生面孔的时间，与看一些由随机安排的眼睛、鼻子、嘴巴和眉毛构成的面孔，对前者的注视时间更长。

然而，这一证据并不必然说明人脸的模式化特征天生就吸引注意力。大多数4个月大的婴儿，相对于一张有人脸的黑白照片，更喜欢注视一幅图式化的面孔，这种面孔包括由黑色圆点构成的眼睛，以及由黑色直线条构成的鼻子和嘴巴。类似地，尼可拉斯·庭伯根（Nikolaas Tinbergen）发现，相比于有一个红点的喙来说，刚孵化的海鸥可能会对一个有3条红色条纹的棍子啄食，好像后者是更高级的刺激似的。海鸥妈妈并没有3条红色条纹，但是她喙上的那个红色圆点，足够引起小海鸥的仔细观察了。大自然不会总是产生完美的解决方案，也是足够就好了。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在《思想的年代》（The Age of Insight）中提到，艺术家通过把在面孔、身体、物体或场景中最常发现的特征进行夸张化，从而来开发对更高级刺激的吸引力，如艺术家把眼睛画大一点儿，手指变长一点儿，云变白一点儿，花变得多彩一点儿，把山变得比实际大自然中的更对称一点儿。在报纸卡通上发表政治人物漫画的艺术家，更是把这一原理发挥到了极致。

建立对声音的感知图式的必要性特征，包括频率（frequency）（或音高，pitch）、强度（loudness）、开始的突然性（suddenness of onset），以及节奏（rhythm）。人类大脑对人的声音的物理特征反应尤其强烈。新生儿对那些在频率、强度和突然性（称为生成时间，rise time）方面很像人声的声音，更有警觉反应。仅仅只有几天大的婴儿，就能够区别读单词的人和物理特性上很像人的声音但不是由人发出的声音之间的差别。新生儿一听到他们母亲说话，与听到另一个女性的声音时对比，会有独特的脑部活动。这一点表明，胎儿的大脑加工了他们母亲声音的一些特征，并且对这种声音模式形成了图式。

婴儿对和谐及不和谐的音乐和弦，有不同的反应。当他们听到说话者发出和谐的旋律时，经常会做出盯着看和微笑的反应；当他们听到有不和谐和弦的旋律时，会把头转开皱眉头。刚孵化的小鸡和黑猩猩也更偏爱和谐的声音或音程，不喜爱不和谐的声音或音程。

儿童和成年人一般会根据19世纪末提出的四大原理来组织大多数模式中的元素。第一条原理是把在空间或时间上接近的元素分为一组。眼睛、鼻子、嘴巴之间离得更近，而与耳朵离得更远。第二条原理是把有相同物理特性的元素分为一组。例如，高音调的声音和较明亮的物体可以分为一组。第三条原理是根据物体运动的结果来分组。母亲在给孩子喂食时变化的手部动作，并没有如何把食物放置到孩子嘴里那么重要。第四条原理，连续的轮廓或者声音，相对于有间断的轮廓或被短暂停顿隔开的声音，更能被当成一个整体。因此，当婴儿听到母亲说“漂亮宝贝”（pretty baby）时，他会把“pretty”这个词归为一组，与“baby”这个词的声音分开，因为两个词之间有短暂的停顿。这些原理是格式塔感知规律，贯穿人的一生。

运用格式塔原理的能力，在婴儿2～4个月的时候有所提高。4个月大的婴儿知觉到一个移动着的绿球，把伴随着球的运动一起发出的声音以及连续发出的两个不同音高的音符判断为一个整体事件；而2个月大的婴儿还不会这样做。

如果某一事件比较出人意料，那么该事件更有可能建立一个图式。在婴儿的第一年，通常有两种出人意料的事件会引起婴儿仔细观察。一种事件是改变存在的感官背景。例如，在一个很安静的房间里，突然有一把勺子掉到地上，发出一个很突然的响声。这些事件称为感觉异常（sensory deviant）。第二种是不一致的事件（discrepant event），在几分钟、几天或几周之前获得的感知图式中，有一些相似的特征，但不是所有特征都相同。与不一致事件相比，异常事件没有熟悉的特征，而且婴儿通常对不一致事件的注意要多于异常事件。这就是为何4个月大的婴儿看只有一只眼睛的面孔的时间，比看正常面孔或者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塑料片的时间更长的原因，因为塑料片与之前获得的图式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一个空白的屏幕是婴儿看到的第一件东西，那么它引起婴儿的注意最少，因为它没有包含任何图式。然而，如果婴儿起初就熟悉以白色屏幕为背景的许多物体，之后再给婴儿看一个空白的屏幕，他们会对此有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本来期待在屏幕上看到许多物体。这种对于出乎意料事件的敏感性并不让人惊奇。杏仁核（amygdala）是位于大脑颞叶的一个结构，会被出乎意料的事件激活，而这一结构在出生的第一年中发育得最多。

不一致事件会引起最大化的注意力，这一原理会贯穿我们的一生。成年人对那些与之前所了解的东西有细微差别的事件关注度更大，而对完全不了解的事件关注度更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社会中大多数人，最初会反对音乐或绘画中出现的激进运动以及科学中的变革性观点，但是对于那些包含熟悉元素的艺术作品或科学概念，则有一种审美反应。印象主义画家莫奈（Monet）关于花园的作品，比蒙德里安（Mondrian）绘画风格的线条模式，更能够引发那些没有绘画背景的人做出审美反应。

这一原理也能够解释为何许多音乐作品都包含对一种A模式和弦的一次重复（AA模式），紧接着的是与A模式有一点变化的B模式了。贝多芬（Beethoven）的第五交响曲（Fifth Symphony），就是一个AAB模式的例子。这种模式，比那些是AAAAB模式或者AB模式的音乐更常见。AA模式之后出现B模式就是一种适度的不一致事件。无独有偶，许多笑话也是如此，先是出现两个比较合理的叙述，紧接着就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叙述使人发笑。许多欧洲绘画作品在现代艺术出现之前，都包含一个AAB模式。克劳德·莫奈很喜欢在他的画作中运用AAB模式。童谣中的韵律也会利用AAB模式，例如：

Jack and Jill.

Went up the hill.

To fetch a pail of water.

Jack fell down.

And broke his crown.

And Jill came tumbling after.

由自己身体内部的感觉所产生的图式，称为本体图式（visceral schemata）。由胃、肌肉、心脏、舌头和鼻子产生的感官活动，激活了大脑回路。这些感官活动刺激的大脑回路与视觉和听觉信号刺激的大脑回路不同。小于1周的婴儿，更倾向于寻找母亲乳房的气味，而不寻找母亲羊水的气味，从中可以推断婴儿能够快速获得本体图式。母亲乳汁的气味，比其他女人乳汁的气味，能够更容易使正在哭闹的两天大的婴儿平静下来。一些本体图式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有一个实验，一组母亲在乳头上涂一种有特殊气味的药膏，另一组母亲不涂。由第一组母亲照看6周的婴儿获得了对该气味的本体图式，这种图式在他们没有母亲照看后还持续了至少18个月。

跟知觉图式不同，本体图式与单词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语言中没有多少单词可以准确描述出味道、气味或身体活动这些感觉。这就是为何成年人发觉，描述他们的感觉，与描述当某一感觉出现时他们正在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前者更加困难。青少年可以重新找回在多年前体验的情景和对话中形成的知觉图式，但是却很难重新体会到那些事件中的情感。12岁的人，可以记得6年前在马戏团里看到的小丑服装的特点以及巧克力棒的形状，但是很难体会看到小丑时的心情，以及当小丑出现时他们吃的巧克力棒的甜味。本体图式可能没有丢失，但是很难在意识层面上再体验了。

这种不能再体验情感的困难也有好处。它的存在是具有生存适应性的，例如我们不用再重新体会断腿的疼痛，失去友谊的悲伤，面对一只龇牙咧嘴的大狗时的害怕。因为组成疼痛、悲伤、害怕的情感因素，比大多数愉快情感的组成因素，来得更加强烈，因此为了使我们自己过得更加舒心，避免再体验不愉快的事件，这也是合理的。如果饥饿的小孩能够再体验吃完饭时饱腹满足的感觉，那么有些孩子就有不能得到他们所需的营养的危险了。如果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毫不费力地产生性高潮的愉快感觉，那么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核心特征就要改变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就不得不找新的工作了。许多人都会感到痛苦，人生追求中的兴奋和愉悦也会渐渐淡化。

本体图式的这一点表明，当人们在使用“害怕”或“伤心”的词语来描绘他们现在或当时的感受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此前或当时正经历着这种情感。“9·11”事件发生一年后，许多美国人记得他们在那天构建的许多感知图式，但是他们不能重新提取当时的任何情感。许多成年人说他们几年前是多么焦虑和抑郁，通常都是他们在猜测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对想要的物体或目标做出的运动动作，表示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第三种表征。这些运动表征（motor representation），在婴儿2～4个月时尤其重要，因为这时婴儿的运动皮质对位于基底核（basal ganglia）下面的运动区域，开始施加更加稳定的控制了。现在婴儿能够更加熟练地从乳房或奶瓶那里吮吸乳液，能够更加准确地抓取小物体。

大多数运动表征的获得，要有一个特定的结果。出乎意料的结果，会促使婴儿习得产生那些结果的行为。婴儿用勺子击打桌面，发出的响声会使他们感到惊奇。这一意料之外的结果会使他们不断重复用勺子击打桌面的动作。

婴儿在7～10个月大的时候，多次接触到同一类事件之后，所形成的图式的平均值，就成为一种表征。这个平均值可以成为“知觉原型”（perceptual prototype），下面有一个例子。让一组成年人被试听一个人说以下几组字母序列，每组有6个字母：

然后他们再听以下三组字母顺序——x h q l z o，a b g l o r和a h b l z w，之后问这些被试，哪组字母顺序是他们之前听过的。大多数成年人会很自信地说是第三组，但是实际上第三组并不包含在前6组中，而是6组的一个平均，字母a在第一个位置里出现了3次，字母h在第二个位置里出现了3次，字母b在第三个位置里出现了3次，字母l在第四个位置里出现了3次，字母z在第五个位置里出现了3次，字母w在第六个位置里出现了3次。

9～10个月大的婴儿会建立一种语音原型，这些原型是有意义单词的组成部分。这些语音被称为一种语言的音素（phoneme）。尽管所有3个月大的婴儿，都能够区分存在世界上一种或多种语言中的大约20个元音和600个辅音，但是婴儿成长到了10个月大时，会认为那些不属于他们母语的音素之间的细微差异都属于一种原型，而且他们把这些音素看作是相同的。例如，英语中ra和la是不同的音素，但是日本成年人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尽管在重复ra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la时，3个月大的日本婴儿会注意到差别；但是9个月大的日本婴儿却认为这两个音是一样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9个月大的婴儿的大脑里没有记录这些差异。

华盛顿大学的帕特丽夏·库尔（Patricia Kuhl）实验室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墨西哥婴儿在1岁大时学习西班牙语，并不会注意英语语音中ta和da之间细微的差异，但是事实上，当一个语音代替另一个语音时，他们的大脑中就产生了一个反应。他们的大脑识别了一个物理变化，但他们在行为上却忽视了这一变化。同样的，缅因州的农村居民，能够识别他们发“tomorrow”（明天）的语音与得克萨斯州农村居民对应发音之间的差别，但是他们认为这两个语音同属于一个原型。这一原理，可以延伸到非语言原型（nonlinguistic prototype）。例如，1岁大的孩子看过了10只不同的小狗，当看到第11只狗与之前看过的狗不一样时，他们不会有更多的关注，即使他们的视觉皮层很可能已经识别到第11只狗和之前10只狗之间的物理差异。

如果某些语音与婴儿每天所听到的语言完全不相关，那么婴儿不会为这些语音建立相应的语音原型。例如，祖鲁语（Zulu language）包含喀喇音（click sound），但英语中没有任何语音与这种声音相似，1岁大的美国婴儿会对喀喇音有反应，而更大一些的孩子则会忽视这种声音。在婴儿对不同种族的面孔做出的反应中，也有类似现象。来自高加索地区和中国4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区分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种族的两个面孔，但是9个月大的婴儿好像失去了这一能力似的。若把注意力的持续时间视为区分能力的指数的话，中国婴儿不能够察觉到两个高加索人的面孔之间的差异，高加索婴儿也不能够区分两个中国人的面孔。

语言促进了原型的建立。面对同一类别的不同事物，父母如果用相同的单词来教育孩子，更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对那一类事物的原型。一组母亲给自己6个月大的孩子展示不同的折叠式婴儿车的图片时，都是用同一个单词“stroller”（婴儿车）；另一组母亲也给自己6个月大的孩子展示不同婴儿车的图片，但是用不同的单词来称呼外观不同的婴儿车。这一训练持续了3个月。当婴儿都9个月大时，让他们先熟悉一种婴儿车，然后再给他们看另一种外观不同的婴儿车，结果是：后一组婴儿对后来出现的不一样的婴儿车表现出了额外的关注；前一组婴儿则没有表现出延长的关注，因为用相同的单词来称呼不同的婴儿车，能够帮助他们构建出一个原型。有关原型的结果，肯定了康德（Kant）对约翰·洛克（John Locke）观点的反驳，即所有知识都源于感官印象。人类的大脑及其产生的精神产物，会超越感官信息，构建新的表征（representation）。

那些能够支持知觉原型建立的大脑发育，对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方面的提升发挥着作用。工作记忆是指两个不同的过程。一种过程是把信息以一种活跃的形式保存大约30秒的能力。例如，我们在拨电话的时候，临时记一个新电话号码。第二种过程是对信息进行心理加工。一个司机在一个熟悉的地方遇到堵车，会在工作记忆中搜寻一个图式使他能够找到另一条路线，同时他会想象走另外一条路线的结果。

当大脑成熟，使得工作记忆的两个过程都有所提高时，婴儿就能专注地既对某一事件的知觉信息进行心理加工，也对该事件的图式进行心理加工。婴儿在出生7个月之后，他们的工作记忆就会变得更加强健，一方面因为颞叶中的海马体（hippocampus）与额叶中的区域的联系更加坚固紧密了；另一方面因为神经纤维的髓鞘化（myelination）加强了这些区域的联系（见图2-5）。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莎拉·夏欧瑞特（Sarah Short）和她的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在2个或3个井中的某一个井里，藏1个玩具，然后把井盖住，让一些1岁大的孩子在拿玩具之前等待3～15秒不等的时间。实验发现，有些孩子总是能够找到玩具，他们有更强的神经纤维髓鞘化，这些神经纤维是连接顶叶、颞叶和额叶的。图2-5 海马体在颞叶中的位置

从婴儿出生6～14个月的时候，研究人员每2周测试他们的行为，发现在第一年中他们的工作记忆逐渐提高。给予婴儿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在工作记忆的第一个成分上的要求强度有所不同。在简单任务组中，婴儿看大人把一个玩具放在3个杯子中的某一个杯子底下，在等待2秒后，婴儿可以去拿玩具。6个月和7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很快地在准确位置找到玩具，表明他们的工作记忆支持2秒的延迟。然而，当时间间隔达到12秒时，7个月大的婴儿就不能找到玩具了。大人在婴儿和杯子之间放一个不透明的屏幕，这样婴儿就不能盯着大人藏玩具，让他们只能把刚才玩具的正确位置保持在工作记忆中。12个月大的婴儿才能够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毋庸置疑，从婴儿出生6～12个月这段时间，工作记忆的提高，伴随颞叶中灰质（gray matter）的大量增加（从出生到周岁这段时间里提高了153％），以及在许多脑区之间以相同的频率共振的神经元数目也大量增加，这些都不可能是巧合。猴子大脑成熟的速度是人类婴儿的3倍，它们在3～4个月大时会也相似地出现工作记忆方面的提升。

工作记忆的提高，解释了在婴儿出生第一年的后半年中突然出现的许多奇怪现象。婴儿在4～8个月中，面对真实的人类面孔泥塑，他们表现的注意力越来越少。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把这个泥塑面孔和自己形成的人类面孔原型联系起来更容易了。令人惊奇的是，当他们8～9个月大时，他们对于1个月前看过的真实面孔会有延长的注意力。一种解释是，他们在比较这个面孔和工作记忆回路中的面孔原型，同时他们专注地尝试去把这个面孔与他们建立的原型相联系。这个过程与工作记忆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有关。

逐渐加强的工作记忆，也可以解释为何相比4个月大的婴儿而言，8个月大的婴儿在看到面无表情的陌生人快速走近自己时，更有可能哇哇大哭了。年龄较大的婴儿会把陌生人的不熟悉面孔与他们之前熟悉的人的面孔原型联系起来。当他们感知到陌生人，并从工作记忆中提取原型时，他们尝试解决其中的差异。如果他们不能够解决其中的差异，那么他们就会感到不确定并大哭起来。4个月大的婴儿面对陌生人不会大哭，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记忆相对不成熟，这使得他们不会把陌生人和原来的面孔模型联系起来，也不会察觉到差异并解决差异。另外，如果婴儿能够解决某一事件与他们形成的图式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大笑或微笑。如果8个月大的婴儿的母亲把一块布放在嘴里，并且在地上像婴儿一样爬着走，那么婴儿会哈哈大笑。

提高的工作记忆，也能够解释为何大于7～8个月的婴儿会在他们的主要看护者突然离开时哇哇大哭，尤其当看护者的离开发生在陌生的地方时。这一现象称为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在同一年龄的婴儿在面对陌生人时，也会因为相同原因而哇哇大哭。母亲在陌生的房间里突然离开孩子的情况，与孩子以前构建出的和母亲待在一起的图式，以及母亲会提前告诉孩子会暂时离开的图式，都存在差异。更大一些的孩子会重新提取这些图式，并把感知到母亲离开的状况和工作记忆中的这些图式联系起来。如果他们不能联系起来，那么就会哇哇大哭。

研究者考察生长在4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婴儿——博茨瓦纳（Botswana）的一个小乡村，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危地马拉（Guatemala）的安提瓜岛（Antigua），危地马拉西北部一个很小的印第安村子。当他们的妈妈把他们单独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时，他们的表现和美国婴儿一样。在出生后7个月，哇哇大哭的可能性急速上升，在10～15个月到达顶峰，在第二年的前半年中有所下降，因为年龄更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解决其中的差异了（见图2-6）。大哭可能性的开始、到达顶峰和下降分别对应的时间点，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基布兹的婴儿一天只能见到妈妈几个小时，而博茨瓦纳的婴儿几乎一直与他们的妈妈待在一起。来自孟加拉（Bangladesh）农村的婴儿，其行为也有这种现象。2个月大的恒河猴，与6个月大的人类婴儿相比，在与母亲分离时不会变得焦躁不安；但是大于3个月的猴子，与9个月大的人类婴儿相比，在与母亲分离时却会感到焦躁不安。毋庸置疑，杏仁核是对不熟悉事件产生害怕反应的回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猴子的杏仁核在出生后前3个月中发育得最快。图2-6 来自四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婴儿啼哭的比例

工作记忆模型也可以解释婴儿在视觉悬崖（visual cliff）装置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视觉悬崖是一个用玻璃做的桌子，玻璃下面一半是棋盘状图案，另一半则搁在地板上。把大于8个月的婴儿放在桌子中间，即使他们的妈妈在一边召唤他们，他们也不会爬到那一半下面是棋盘状图案的桌子到妈妈那里去，因为他们感知到了那一边与地面之间是有高度差的（见图2-7）。这个视觉感知与来自他们手部感受到的对固体的触觉是有差异的，即他们看到的玻璃与触摸到的玻璃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些在工作记忆中保留这两个图式，然而却无法解决两者之间的差异的婴儿，会感到不确定，生理上会有心率上升的表现，并且他们拒绝爬过看起来像悬崖的那一半桌子。图2-7 视觉悬崖

成年人在听到飞机起飞时发动机发出奇怪声音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相似的行为。他们会将自己在之前旅行时听到的飞机发出声音的图式原型，与现在听到的声音进行对比，如果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感到焦虑。人们面对不能理解的事件，会感到害怕，当自己解决了不一致事件之间的差异时，他们又会感到高兴。

动物和人类能够面临三种不确定的状态，每种都伴随一个独特的大脑情况。不熟悉或意料之外的事件，会引起“事件不确定性”（event uncertainty）。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决定应该采取哪个行为或者不知道应该做出什么合适的反应时，那么就产生了“反应不确定性”（response uncertainty）。另外，有时候个体无法预期未来事件的情况，即使不存在具体的行为要求。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预测不确定性”（predictive uncertainty），伴随突触（synapse，相邻神经元之间的狭窄空间）水平的明显改变。事件不确定性发生于发育早期，随之而来的是第一年的后半年中，婴儿便经历反应不确定性，在第二年里经历预测不确定性。

伴随工作记忆模型的大脑变化，也可以使婴儿对一个事件，从不同感觉形态（例如视觉和触觉）中提取出一个共同的事件特征。大人把一个小立方体放入1岁大的婴儿口中，确保他们不能看到这个立方体。过了一会儿，给婴儿同时看一个立方体和一个球体，婴儿会对球体注视得久一点，因为球体的轮廓与立方体的轮廓存在差异。尽管在婴儿6～12个月时出现的现象很不同，但是这些变化很可能都依赖于相同的大脑发育和增强的连通性，这些发育的内在规律对所有婴儿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图式会持续多久

科学家和父母都想知道婴儿能够对某个事件的图式保持多长时间。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要估计图式的持续时间，通常取决于该事件的性质、频率或接触该事件的持续时间，离最近一次接触该事件的时间间隔，以及评估的方式，还有尤其是用来判断婴儿是否建立了图式的证据。心理学家通过六个不同的程序来判断表征是否被保留了。其中三个程序适用于年龄较小的婴儿，这六个程序全部都适用于较大的儿童。对于婴儿被试，研究人员要测量他们的注视时间，条件化的动作反应，或者是生物指标，例如心率、皮肤电传导、血流或脑电图的波形。测试大一点儿的婴儿和儿童时，心理学家增加了这个清单的内容，还测量儿童对之前看过的行为的模仿，寻找之前看过的物体，或者他们的语言回答。后面三种程序的结果，显示出再提取图式或语义形式的能力，再提取比再认难多了。例如，再认术语“突变”（mutation）比较容易，知道它指的是人的基因变化，但是如果问到“哪个单词是指基因上的改变”时，要再提取单词“突变”就难得多。这也是为何学生更喜欢判断题测试，而不喜欢问答题的原因。

对于表征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问题，每一种测量手段都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以注视时间为基础的估计与以大脑活动为基础的估计之间存在差异，而后者又与那些以模仿为基础的估计之间存在差异。

雷切尔·克利夫顿（Rachel Clifton）和她的同事发现了一个能够持续两年的图式实例。让一些六个半月大的婴儿坐在妈妈的大腿上，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屋子里待着。当他们一听到自己前面的位置有声音传来时，他们会本能地往前靠。当这些孩子在两年之后再次回到这间黑屋子时，大多数孩子在听到声音后仍然会往前靠。没有之前那种经历的两岁大的孩子，却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一些5岁大的孩子之前与一所幼儿园的一群小孩玩耍过的，但已经两年没有见到自己之前的玩伴了。给他们看之前玩伴的照片，以及他们从没见过的小朋友的照片，让他们说出哪些是昔日的玩伴。从他们的语言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丢失了对曾经玩伴的知觉图式。然而，心理学家还测试了他们手部汗腺的即时变化，即皮肤电传导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许多5岁大的孩子，虽然在意识上没有认出之前的玩伴，但是他们在看到玩伴的照片时，在皮肤电传导方面有所上升；相反，在看到不认识的小朋友的照片时，皮肤电传导却没有上升。

证据源头的重要性，渗透到了每个科学领域。在放射性追踪技术成为判断化石年龄的基础后，19世纪科学家对人类化石年龄的估计也发生了改变。当一位受人尊敬的宇宙学家被问到宇宙的年龄时，他回答道，用来估计的方法远远要比他能提供的数字本身更重要：目前对宇宙年龄的估计是大约1370亿年，而这一数据有可能会因为发现了更可靠的方法后而改变。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开尔文（Lord Kelvin）大概是19世纪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了，但他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用开尔文的方法估计的地球年龄，比用达尔文进化论估计的地球年龄要小。开尔文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他使用的是一个相对不灵敏的方法。

大多数学龄儿童都记不得发生在自己两岁以前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是作为知觉图式被记录下来的，但是没有语言支持。让四岁大的孩子描述自己最早的记忆，很少有人会回忆出发生在他们两岁半以前的事情。但两年之后再问他们相同的问题，90％的人回忆出不同的早年经历。然而，并不是所有消失的表征都完全没有了。由美国家庭收养的印度儿童，从他们的行为可以推断，他们失去了在婴儿时期听到的关于语言音素的所有知识。但是，这些儿童重新学习这些音素时，比那些从来没有听过印度音素的美国儿童学得更快。因为要用一些方法来测量之前发生事件的表征是否存在，而这些方法不能跟任何关于表征是否保留的结论中分离开来，而且总有一种可能，后来一个新的方法将会揭示过去其他方法不曾发现的东西。

在出生第一年的后半年中，婴儿开始更加有规律地模仿一些大人的行为。来自几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母亲告诉采访者，她们的孩子在出生后的第一年最后一个月中，开始模仿妈妈。孩子的性别会影响他们模仿的具体行为。让7个月大的婴儿看一个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大人要么把一个气球抱在怀中，要么用拳头打击它。男婴比女婴更倾向于模仿精力比较旺盛的动作。雄性猴子也更倾向于表现精力比较旺盛的动作。

模仿的行为可以是受到激发的，也可以是自然发生的，也就是说，可以在观察完动作后马上模仿该动作，也可以间隔数小时、数天或数月后再模仿。更重要的是，婴儿不会模仿自己看到的每一个动作。对模仿动作的选择，则取决于动作模仿者、动作差异程度，尤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婴儿模仿该动作的能力。婴儿对于环境的熟悉性也会影响他们的模仿行为。谢菲尔德大学的萨宾·西哈根（Sabine Seehagen）和简·赫伯特（Jane Herbert）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如果待在家里的话，更有可能模仿妈妈的某个新奇行为；如果待在实验室的话，则更有可能模仿陌生大人的行为。

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更倾向于模仿在自然环境中的某个熟悉的人的行为，而不那么倾向于模仿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行为。婴儿总是喜欢模仿那些与他们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又在他们模仿能力范围内的动作。1岁大的婴儿不太可能模仿熟悉的动作（例如，大人移动他的手指），也不太可能模仿一些完全不熟悉的动作（例如，大人单脚站立）。然而，他们会模仿女人连续3次鼓掌的动作，因为这一动作相对而言不那么常见，而且在婴儿模仿能力范围内。

俄勒冈大学的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认为，注意力可以促进儿童对需要模仿的行为建立相应的图式，而注意力的概念是指三个不同的过程。前两个过程称为警觉（alerting）和朝向（orienting），出现在出生后的前几天。第三个过程称为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能使婴儿调节和控制他们的行为和感觉。第三个过程，如模仿一样，发生于出生后第一年的后半年里。事实上，模仿是注意力这种天赋的最初标志之一。90％的规则，同样可以应用到这三个过程中，因为婴儿不会在所有适合的环境中都表现出来。

模仿他人有至少两个目的。它可以使婴儿和儿童提高一种技能，使年龄较大一些的儿童感到自己与做出这一动作的人更加相似。尽管可以假设模仿对智力发展有所贡献，但是它可能不是智力发展所必要的。虽然有少数孩子一出生就没有手臂，但有完整的大脑。他们的模仿能力受限，但是他们也有正常的智力发育。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10个月大的婴儿要模仿，也不清楚这些在出生后第一年里的行为对之后的发育是否有重要作用。美国人和欧洲人猜想，一种普遍行为必定有一个有用的目的。然而，测验另一个普遍的但又不是正常发育所必需的行为，应该是有益的。尽管大多数婴儿在学会走路之前是先爬行的，但是爬行对于学会走路并不是必要的。通常纳瓦霍人（Navajo）会把婴儿放在摇篮里，这样的婴儿不会爬行，但是这些婴儿却和那些会爬行的美国婴儿同时学会走路。通常我们会认为如果A出现在B之前，那么A对于B来说是必要的；但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例如，在马萨诸塞州生长的山茱萸树，在学生的学年结束之前的一个月左右会开花，但是开花这件事与学生的学年结束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

尽管心理学家赞成婴儿会获得知觉图式和原型的观点，但是，婴儿是否拥有更抽象的知识，例如明白数、物体和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些方面还存在争议。一些有名的科学家认为，婴儿的确拥有这些概念，这些概念称为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

数的概念是个有争议的很好例子。有学者认为5个月大的婴儿拥有对数的概念，该结论是基于以下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看过4个黑色的圆圈后再看2个黑色圆圈时，会更加关注；在看过2个黑色的圆圈后再看4个黑色圆圈时，也会更加关注。但是他们在看过6个圆圈后再看4个圆圈时，却不会更加关注。这一现象表明，婴儿可以辨别2个圆圈和4个圆圈之间的物理差别。然而，核心知识的提出，大胆地假设了婴儿拥有数概念。这一结论等于说，年龄较大一点的儿童所拥有的知觉图式，类似于具有逻辑属性的语义概念。

要对1岁以下的婴儿拥有数概念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可以说2个圆圈和4个圆圈，在密度、模式和组成成分的空间频率上都不同。视网膜和选择性大脑区域对这些物理特征的敏感度都不同；视网膜和在特定大脑区域的神经元，相比于4个或更多的圆圈，会对1个、2个或3个圆圈产生不同模式的兴奋。这一事实表明，婴儿的大脑可能只是对2个圆圈和4个圆圈之间的物理差异做出了反应，而不是拥有数概念。

下面是一个还没有实现的实验，有可能揭示婴儿到底是拥有数的概念，还是仅对物理特征上的差异做出了反应。5个月大的婴儿先看在位于白色方形背景中央、并排放置的一对黑色圆圈。然后他们看以下两组刺激中的其中一组。一组婴儿看位于白色方形背景中央、并排放置的三个黑色圆圈。另一组婴儿看两个圆圈，但是这两个圆圈分别放在那个方形的相对的角落上。如果婴儿能够有数的概念，那么他们会对三个圆圈注视得久一点，因为三个圆圈与之前看的两个圆圈的排列不同。如果他们对排列的物理特征差异有反应，那么他们就会对放在方形对角上的两个圆形注视得久一点。我猜测，大多数婴儿应该是后一种情况。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凯特琳·布雷兹（Caitlin Brez）及其同事证实了：婴儿可以加工盘子里3个饼干的空间属性，或者饼干的形状、大小和颜色。9个月大的婴儿对这3个饼干的排列的空间属性更有兴趣。更大一些的婴儿——11个和13个月大——对饼干的形状更有兴趣，对空间排列的兴趣则更少一些。

数的概念——就像时间、美德和正义——并不是自然事件的内在属性，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用来表征许多不同的事件之间所共用的某一象征性的特征。有一堆扑克牌，由两副牌组成。对于所有人来说，可以构建一个相似的知觉图式，但是它能够归类为一堆牌，两副牌，或者104张牌。我家前面的草坪上有8棵树，我邻居家的草坪上有6棵树，这一事实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直到40年后的今天我数了才发现。当我从我书房的窗户往外看时，我察觉到了两个草坪上树木的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我没有看到8棵树和6棵树。我猜婴儿也是如此，感知到的不是3个圆圈、饼干或硬币，而是一种有特殊空间布置的形状排列。

两岁大的孩子学会了“two”（2）这个单词，但是，他们不会把单词“two”应用到成对的物体上，虽然他们在看到2个玩偶时已经会把“玩偶”这个单词加上复数。3岁的孩子，明白“four”（4）这个单词的意义，但是却不会把“four”应用到4个杯子这一排列上。让4岁大的孩子先看2组排列成相同长度的扣子，每组均有4个扣子，他们会认为2组扣子的数量相等。然而，当研究人员把其中一组的扣子之间的间隔增大时，即该组扣子看起来更长一些后，这些孩子会认为这组扣子的数量变“多”了。如果4岁的孩子都还没有把“2”、“3”、“4”的语义概念，分别和2个、3个或4个物体的排列知觉联系在一起，那么，认为婴儿拥有数的概念的观点，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的一个特殊意义的基础上。

让5个月大的婴儿熟悉字母V，然后他们对于字母L的注意力就会上升，因为他们的视觉皮层对两者轮廓的物理差异很敏感。这不意味着婴儿拥有几何学上关于“角”的概念。如果先让婴儿反复地听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比如“The girl ate the bread”（那个女孩吃那个面包），然后让婴儿听到一个语法错误的句子，比如“Ate girl bread the”（吃女孩面包那个），此时婴儿就变得警觉。这结果同样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婴儿已经拥有了语法的概念。

事实上，我们已经从许多不同种动物的研究中知道，动物能够区分某些细微的差别，但它们并不一定会有相应的抽象能力。例如，蜜蜂回巢时的舞蹈，会因花朵到蜂巢的距离的不同而不同。舞蹈的形式由轮廓密度决定，轮廓密度是蜜蜂从蜂巢飞到花朵时，在小脑袋里存储的。蜜蜂的行为是基于环境特征的，而不是它们拥有“距离”的概念。通过条件训练，蜜蜂可以飞到红色唱片在紫色唱片上面的位置，同时避免飞到红色唱片在紫色唱片下面的位置。这一结果不能得出蜜蜂拥有“上”和“下”概念的结论。同样的，通过训练，鸽子也能区分哺乳动物缓慢运动和快速运动的四肢动作。没有科学家能够证实，这些鸽子拥有“走”和“跑”的概念。因此，有一点需要注意，有能力辨别不同事件物理特征的区别，并不代表拥有了抽象的概念。

认为婴儿拥有数、物体或因果关系的概念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时间的差异。我们再次面临依赖单一来源证据的问题了。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尽管7个月大的婴儿对一个排列中物体数量的改变没有注视得更久，但是他们的心率发生了改变。很少有行为是只有一种解释或一种意义的，不管这行为是听到一个巨大声响的夸张惊吓，一个问卷上的回答模式，还是一个微笑。坦率地说，“儿童知道……”这一形式的话中的“知道”一词的意义取决于证据的来源。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婴儿能理解数的概念、物体概念、因果关系或者生理不可能性概念。他们可能会犯与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和尼古拉斯·庭伯根（Nicholaas Tinbergen）在20世纪30年代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当时，他们认为新孵化出的小鹅对老鹰有天生的害怕感。他们的证据是小鹅会避开有短脖子和长尾巴的、运动的鸟的影子，这个影子是很像老鹰的。之后的研究发现，小鹅的经历很有限，由它们的经历所建立的图式也很少，所以小鹅会逃避任何与先前图式不一致的事件。比如，它们也会避开移动的三角形影子。因此，小鹅不是生来就害怕老鹰的。

有些研究者直觉认为婴儿生来就理解那些年龄较大的孩子所拥有的核心概念。这种直觉很像17世纪的学者提出的“预成”（preformation）观点。当时他们不清楚受精卵是如何发育成有器官和四肢的动物的。为了消除他们的沮丧，他们倡导：受精卵中含有新生儿所拥有的成熟器官的微型版本。我曾暗示一个假设性试验，可以揭示出婴儿已经明白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差异。婴儿对用黑体打印出的单词“TRUE”看1分钟后，再看“FALSE”这个单词时，看得会久一点；反之亦然。气质倾向

直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都是拥有完整大脑的婴儿所拥有的特点，我们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婴儿个体与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尽管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家中的经历，但是第二个原因是婴儿的气质倾向。气质（temperament）是婴儿生理上的一种倾向，对特定事件有特定行为或情感模式上的偏好，就像不同品种的狗，它们的行为也不同。婴儿在可观察到的一些行为上有频率和强度方面的差异。最明显的特性包括注意力，面对特定事件感伤时的放松程度，悲痛的形式，调节伤感的能力，被另一个人安慰的容易程度，以及自发哭泣、烦躁、微笑、胡说、四肢和躯体活动的频率。

我和我的同事进行了一项长期研究，考察了两种气质倾向。对象是健康的、来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婴儿，他们出生后是由母亲照顾的。大约20％的婴儿表现出有力的四肢运动，弓着背，还有面对不熟悉事件（包括运动物体和录音）时表现出频繁的烦躁和哭闹。我们称这些婴儿为“高反应型”（high-reactive）。第二种婴儿称为“低反应型”（low-reactive），大约占40％，通常表现得比较平静，很少哭闹或弓着背。

我们对这些儿童进行了很多次评估，一直持续到他们成长到18周岁。高反应型组，在两岁时很有可能害羞、胆小或害怕；在青少年时期，则是对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表现得过度担心。相比之下，低反应型组，在两岁时更可能表现得放松、友善和无畏；在青少年时期的焦虑程度最低。其他的心理学家也发现在几种动物中得到的结果与儿童相同。大约20％的恒河猴与那些高反应型儿童的行为表现相似。

我们比较了两个15岁的女孩，一个是低反应型的，一个是高反应型的，比较结果很有启发意义。研究人员在青少年的家里对她们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采访。简（Jane）属于高反应型，在位于郊区的家里接受了采访。她坐在客厅里的一把硬椅子上，表现得很呆板，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那里。她对学校任务和爱好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她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典型的答案，但是答案都很简洁、不详细。她回答的时候说话声音很轻，而且伴随着不安的感觉，体现在她的面部、头发和衣服上。她很少露出微笑，频繁眨眼。简说，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好，有几个知心朋友，成绩也很好，但是更喜欢单独一个人做的爱好——游泳，而不喜欢那些要有团体合作的运动，例如足球。

当采访者问到简的忧虑和心情时，她的回答表明，她不是一个典型的青少年。简在大多数考试之前都不能入睡；有经常性的梦魇；有时当她过度担心第二天的表现时，在晚上还会呕吐。当她遇到陌生人时她会感到紧张，当被触摸时会感到不舒服，她对即将到来的华盛顿班级之旅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她不清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不认识的青少年时她将会有什么感受。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老师和朋友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个人焦虑的强度，而且把她看作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安静而保守的女孩。

詹尼弗（Jennifer）是一个15岁、同样有吸引力的女孩，她属于低反应型。采访她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松紧度适中的毛衣和一条短裙，跪坐在沙发上。詹妮弗喜欢的东西很多，到陌生城市去旅行，担任班长职务，是校学生合唱队和足球队的一名成员。她的回答总是伴随着一串奇闻轶事和爆发性的笑声。詹妮弗的睡眠情况很好，成绩也很棒，对于考试的担心也不多。

目前，科学家还不知道人类气质类型的总数。很可能这一总数很大，因为2％～5％的人类基因会影响大脑，最后会导致人拥有不同的气质偏见。因此，至少有1500个基因会影响人类的气质偏见。如果每个基因有4个等位基因的话，那么就有6000个气质偏见了。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单一的气质类型不能决定特定的人格。然而，每个气质倾向，会限制最有可能发展出来的人格结果。例如，高反应型者，在青少年时期不太可能变得无所畏惧、充满活力且好交际；但是他们可能获得大量人格特质中的某一种。一些人到成年时期则会变得十分沉默，选择一些独立性比较强的工作；另一些可能会选择研究法律。但是很少一部分会变得极度勇敢，冒险去体验新环境、新朋友所带来的兴奋。低反应型的儿童，也会获得许多人格特性，但是不太可能变成总是保持紧张警觉状态的那种人，也不会总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避免社会交际、对犯错误很在乎的那种人。

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有许多重要的心理变化，这些心理变化是伴随着婴儿出生后大脑发育中的最大增长的。这些大脑发育使得在视觉皮层、顶叶、颞叶和额叶的特定脑区内部以及这些脑区之间，建立起更加坚固的联系。然而，成熟的速率取决于经历。大脑非凡的可塑性（plasticity），是过去几十年中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知觉图式，本体图式以及运动模块是发育初始阶段的主要产物。在出生第一年中，有最重要的两个成熟过渡期，发生于2～4个月，以及7～12个月。第一个过渡期伴随着皮层对脑干的控制增加。这一控制的提升，进而导致了对出生时就有的反射进行抑制，对人脸更加有效的表征，以及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的增加。第二个过渡期伴随着工作记忆的提高，这解释了婴儿对陌生人和暂时与母亲分离的焦虑反应。

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表现的心理状况，是每个婴儿的产前环境、通过遗传获得的气质类型，以及个人经历的共同结果。这三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科学家想要把这三者分开来，观察每个因素对婴儿心理发育的作用，但是道德上不允许。因此，目前我们的处境就好像甜点厨师的处境一样，不能够分开看面粉、糖、水果和时间对苹果酥的味道所起的单独效果。

第3章 儿童早期

人类婴儿和黑猩猩幼仔在刚出生最初的4～6个月里，表现出异常相似的行为。直到出生后的第二年，这两个物种才开始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在人类婴儿出生后的第12到第24个月，他们才逐渐萌生了人类特有的4个特征：能听、说一种抽象的语言（symbolic language），能推测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能明白抑制某种行为的意义，并能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意图和行为。因为这里的每一种能力都遵循“90％法则”，所以这些能力能否表达出来，受到儿童早期的具体情境限制。毫不奇怪的是，这些特征的出现都跟大脑的某些变化息息相关，尤其是依赖于额叶（frontal lobe）的发育，以及脑区之间更紧密的连接。耳聋儿童在接触到一种手语后出现他们自己第一个有意义手势的时间点，也正好是正常儿童刚开始说出词语的时候。这一点印证了：大脑发育的规律影响了儿童是否准备好进行语言学习。象征性语言

理解并说出一种语言所需要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认知上的才能。这些能力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能记住一系列事件，能创造语义模型，并能推测他人意图等的技巧——也适用于跟语言关系甚小的情境当中。而另一些能力，却似乎是语言专属的。比如，大脑对语音物理刺激的敏感性，就是其中的一个语言专属特征。颞叶（temporal lobe）的神经细胞能快速地响应那些人们在说话时产生的声音频率和速度变化。此外，人类发出各种声音的能力，尤其是产生a、i、u这些元音（vowel）时，需要声带（vocal cord）所在的喉头（larynx），与黑猩猩相比处于咽喉更低的位置。这种解剖结构的位移，其实是大概300000年前一次进化事件的副产物，那时候人类头部形状发生演变，导致面部变扁平。

一种象征性语言的出现，却至少还要再等100000年。每种语言都需要用一个东西来表征另一个东西的能力。词语之所以是符号（symbol），是因为它们的声音（或者写出来的字形），常常跟它们代表的事件没有一点关系。“狗”对应的声音的物理特征，跟这个名字代表的这个动物并不相似。颞叶有一个脑区叫作“威尼克区”（Wernicke's area），对理解词语意义起了关键的作用。儿童开始玩象征性的游戏，那时他们正好也开始习得语言，这并非巧合。比如，18个月大的婴儿，会把小木棍当作梳子，给娃娃梳头。

把一系列词语按照特定规则——即语法规则（rules of syntax）——进行排序，是人类语言的第三种特有能力。位于额叶的“布罗卡区”（Broca's area），与威尼克区相连接。这个脑区使人们能够音节分明地把词语说出来，并且说出符合语法的正确句子（见图3-1）。在运动皮层的一些脑区，离布罗卡区很近，协调说话时舌头和嘴唇的运动。威尼克区和布罗卡区，共同使儿童能够把一串串的音素（phonemes）切分开来，形成有意义的词语，并且掌握他们听到的语言对应的语法规则，从而最终学会说话。

大脑常常把一项复杂的技能交给几个脑区负责。大脑对于语言也采取了同样的分工。两束连接威尼克区和布罗卡区的神经纤维，各有不同职责。一条神经纤维叫作“弓形束”（arcuate fascicle），专门处理音素串，并加工句子图3-1 布罗卡区和威尼克区的位中的词语顺序。位于弓形束下面叫作置“极囊”（the extreme capsule）的另一神经束，专门负责传输关于语义的信息，以及一些关于词语顺序的信息。布罗卡区的神经细胞，则处理来自这两条神经纤维的信号。在位于德国莱比锡的马普研究所（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in Leipzig）的科学家认为：弓形束在儿童8～10岁之前，都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儿童难以理解语法复杂的句子，比如类似于“The girl holding the knife who was asked by the boy to put it down refused”（那个拿着刀并被那个男孩要求放下刀的女孩表示拒绝）的句子。

语言习得，需要整合一些语言特有的能力和广泛适用于更普遍领域的认知能力。就如同网球选手，需要结合一些在各种场合都用得上的手臂和腿部运动，以及几个打网球时特有的运动技能，比如强有力发球的技能，和调整球拍来让球正好在比网子仅高几寸的地方往下坠的技能。

对于语言的科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方面研究所有语言共有的特点，称为统一性（universals）；另一方面研究世界各地语言的差异性。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并非所有语言都允许说话者去问那些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此外，辅音（consonant）的数量也差异很大，从英语里的24个，到某些语言中100个以上。因为世界各地语言里的语法和音素顺序的数量，与理论上可能性的数量相比都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只能下结论：人类大脑对语言默认的形式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会把两个名词（noun）和两个动词（verb）放在一起，比如“Mary Paul gave wanted the apple that he”（玛丽保罗拿给想苹果他），也没有词语以四个辅音开头，比如“zbcd”。

虽然世界各地的语言有很大差异，但儿童掌握语言这过程，都经历几个易于辨认理解的阶段。首先，婴儿必须知道语音来自人脸，而不是狗或者电话，语音通常指代他们看到、听到、闻到、摸到或者感觉到的物品或者事件。婴儿渐渐明白了成人的视线方向（direction of gaze），暗示着这个说话者所谈论的对象，婴儿就去看说话者的眼睛。人类较深色的瞳孔（pupil）周围是白色的虹膜（sclera），而人类的虹膜比任何一种猿类的都要大，以便判断别人在看哪里。佛罗里达亚特兰特大学的大卫·莱克维兹（David Lewkowicz）和艾美·汉森-提尔特（Amy Hansen-Tilt）发现：大多数婴儿直到在11个月大，才会自动地朝向说话者的眼睛。“妈妈语”（motherese）是成人在与婴儿一起时，使用的一种音调起伏的说话腔调（sing-song vocal style），在语言学习的早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华盛顿大学的帕特丽夏·库尔（Patricia Kuhl）发现：当大人一边使用妈妈语，一边指向物品或者事件时，语音对婴儿来说更为明显。如果语音在知觉上有较高区分度，并且说话者一边说话一边拿着的物品形成语义联系，那么，婴儿就能够更快地习得语音的图式（schema for speech sounds）。婴儿能够较易地区分开仅在首音素或者尾音素（initial or final phoneme）上有不同的单音节单词（one-syllable words），比如，ball和balls，以及ball和tall，而较难区分在中间音素（internal phoneme）上不同的单词，比如，tap和top。

第二个任务就是在语素序列中发现规律性（regularities）。我注意到在英语当中，音素序列“p-r-e”后面紧接着序列“t-y”的出现概率是80％，然而“p-r-e”后面紧跟着“b-a”的概率1％。这就使得婴儿容易学会单词“pretty”是一个有意义的单词，然而“preba”就不是。当一个成人说“Lookatthebigredballoon”时，儿童必须能够觉察到在这一音素序列中的6个不同单词。

下一个任务是理解语音分为不同的语义类型（syntactic categories）。一些语音指代物品、人物或者动物，即名词。另一些语音指代这些东西呈现的动作，即动词。成人当读到或者听到这两种词语时，会激活不同脑区。其他一些语音表示动作的速度或者时长，即副词（adverb）；物体的特征，即形容词（adjective）；以及物体的空间关系，即介词（preposition）。每种语言包含能帮助儿童进行这些分类的线索。比如英语中，在一些动词后面加上“ing”，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在一些词语后面加上“ly”来描述动作的速度。

当儿童掌握了这些规律后，他们开始习得语言中的语法规则，用以规定词语类别在句子中的恰当顺序，并且正确地生成动词语态（verb tense）、名词复数（plural）、前缀（prefix）和后缀（suffix）。他们如果听到一个序列越频繁，就越容易学会这个规则。虽然英语中的大多数动词通过添加“ed”来形成过去时态（past tense），但是少数（少于200个）动词，包括went，sang和saw，并不符合这个规律。当儿童在两三岁学习过去时态的时候，他们通常把加ed的规则应用于所有动词，所以他们很可能说“goed”和“singed”，而不是“went”和“sang”。90％规则同样适用于语言学习。一名心理学家研究她儿子使用名词复数时发现：他22个月大就能在90％的时间里正确地使用复数。

大脑偏好某些安排句子中语序的方式，因为世界上的语言只依赖于少数几种语序的规则。为了安排简单句子中的主语（S）、谓语（V）和宾语（O），大多数语言使用了三种语序中的一种。最常见的是S-V-O，也就是英语的语序，如“The girl kissed the doll”（这个女孩吻了那个布娃娃）。另外两种常见的语序是S-O-V，如“The girl doll kissed”（这个女孩布娃娃吻了），以及V-S-O，如“Kissed girl the doll”（吻了女孩那个布娃娃）。其他语序V-O-S，O-V-S和O-S-V也存在，不过并不常见。在澳大利亚北部一个小社区使用的一种很罕见的语言，允许使用任何语序。

儿童还要明白具体情境也可能会改变词语或者句子的含义。一位家长说“请安静”，可能表示这个孩子在和小朋友玩耍时不能大喊大叫，或者把电视机的音量调低，或者是在吃饭时少制造噪声。这种能力被称为语言的语用学（pragmatics of language），它的意思是在推断说话的正确含义时，通常依赖于当前的情境。儿童使用这些特征来搞清楚多义词（比如run，fall，tip和hit）的正确意义。当一位妈妈对她的4岁大的女儿说“Don's tip the milk”，这个小孩的理解依赖于她是正拿着一盒打开的牛奶到桌上，还是正拿着一杯牛奶，还是正搬着一个带有一盒牛奶的包裹。

虽然很多婴儿在他们第一个生日之前就理解少数几个词语的意思，但是很少能够在那个时候说出有意义的单词。直到在14个月之后，他们才会在理解词意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在出生后第20～24个月，他们明显开始讲一些短句子。他们说话的突飞猛进，伴随着他们较一致地使用右手指点东西。这个动作是由左脑调控的，通常反映了他们希望沟通的意图。

左脑在用象征符号交流方面，担任着特殊的角色，这是由于这个脑半球的一些解剖学特征。左脑有稍微大些的神经细胞；有较厚的神经轴突髓鞘（myelin），髓鞘能绝缘，以允许神经冲动能够更快地传递；有较多神经纤维来连接威尼克区和布洛克区；左脑也能非常有效地处理快速变化的序列。右脑则对加工语调、声响、节奏和停顿方面的变化，即语音韵律（prosody of speech），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右脑在理解句子意思时就非常关键：句子“The boy said（略微停顿）the girl is tall”暗示了“高”这特点属于那个女孩，但是另一个句子“The boy（停顿）said the girl（停顿）is tall”却暗示了“高”这特点用来描述那个男孩。

在句子中，尤其是在疑问句里，被大声强调的词语通常意味着一种特殊含义。比如，当一位妈妈问孩子“Did you run？”（你刚才跑了），把重音放在单词“run”（跑）上时，这个孩子就会理解这个问题是在问他刚才究竟是跑还是走。如果重音是放在单词“you”（你）上，这个孩子则假设妈妈在问究竟是他还是别的小孩跑了。如果重音放在“did”（刚才）上，这个孩子则假设妈妈在问他究竟是刚才跑或是现在还在跑。自动理解讲话含义，需要有效地结合两个脑半球生成的表征。出生后第二年的成熟时间有助于这个变化。人类脑皮层包括六层，每层由该层的细胞属性来定义。第三层的神经细胞通过一个叫“胼胝体”（corpus callosum）的结构来连接大脑的左右半球，从额叶（frontal lobe）延伸到后部脑区（posterior brain region）。第三层的神经细胞，在婴儿第一年后期和第二年的前期增大，有助于有效地协调这两个半球的加工和表征。

物体的知觉图式以及讲话的音色和节奏，主要通过右半脑较全面地表征，而有意义词语对应的音素序列，主要通过左半脑较精细地加工，这两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当一位妈妈指着落在窗上的雨点，第一次说“Look at the rain”（看这雨），同时把重音放在“rain”（雨）这个词上面时，儿童会把词语“rain”的音素序列，结合上雨点的知觉体验和这个句子的韵律。如果再过几天又下雨，这个小孩就能把她当前的知觉体验，联系到妈妈的评论，以及之前建立的关于雨的认知图式；这小孩可能就能自己说出“rain”这个词。

通过手术分离胼胝体，能帮助一些癫痫（epilepsy）患者。手术分离两个半球，意味着如果一张照片在一个半脑短暂呈现，这张照片将仅由另一个半脑加工。迈克·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发现：当让切除了胼胝体的患者在左视野看一张照片（由右半球加工），他们会认出这个物体，还可能会出现情绪反应，但是可能无法说出它的名称。比如，一个患者在左视野看到一个裸体成人（由右半球加工），他将无法说出这个图形的名称，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她不自觉地笑了。这些观察支持一个假设：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联系越有效，越能帮助语言学习。

学习词语和句子的意思，其实要比仅仅把认知图式和音素序列储存在记忆中复杂得多。小孩先基于三个偏见（bias）来开始习得词语的意义，这三个偏见在随后才被修正。第一个偏见导致儿童默认一个单词对应一个物体，比如玩具车指示的是整个物体，而不是其中一个部件。著名的哲学家威廉·范·奎因（Willard van Quine）写过一篇有名的短文，文中认为一个外国游客如果不会当地的方言，将无法理解一个本地人指着一只正在跑的兔子说“gavagai”。而这一观点对儿童来说是不成立的。如果成人指着一只狗说“看那尾巴”，两岁小孩会把词语“尾巴”理解为指代整只狗。幸好，大多数妈妈不会这么讲话。实际上，很少家长会在他们确认孩子能理解“狗”的意思之前，就教小孩“尾巴”的含义。然而，这个原则在应用于只有一个物体的场景时效果最好，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幼儿图画书都在白色背景上面只画一个单一物体。（如果奎因的理论里的那位外国游客，面对的一个场景包含了两只兔子、两只松鼠和两只鹿，当本地人说“gavagai”时，游客将很难理解这个单词的意思。）

儿童还假设一个单词可应用于所有看起来相似的物体，而不仅仅局限于当前命名的那个特定物体。一岁孩子被告知“钟”是圆形闹钟图画的名字之后，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会把所有形状相同的物体，包括月亮和饼干，都叫作“钟”。但是，如果幼儿已经知道那个物体的一些属性，他们很可能把那个物体的功能作为推测的基础。因此，他们会把方形的腕表称为“钟”。因为一两岁的孩子通常并不知道那些不熟悉的且刚刚学会命名的物体所具有的功能特性，所以他们倾向于依赖形状上的相似性，来决定另一个物体是否叫同一个名称。到了四岁，这个偏见才变弱，因为年龄较大的儿童知道了已经很多物体的特性。

第三个偏见使得儿童认为每种东西都只有一个名字。如果妈妈在周一指着一只牛说“看这只牛”，但是在另一天却说“看这个动物”，很多两岁儿童都会感到迷惑不解。在六岁之前，他们都无法完全理解“牛”和“动物”可以用于同一个东西。幼儿不会理解一语双关（pun）的幽默，因为这需要他们理解一个词语不仅只有一个含义。

当然，小孩子如果已经拥有某个物体或者事件的相关图式（schema）时，他们在学习这个物体或者事件对应的词语时，会觉得比较容易些。我们看过的事情如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的话，就最可能形成图式。独特性较高的情况包括：运动的物体高于静止的物体，大的物体高于小的物体，近处的物体高于远处的物体，可抓握的物体高于不可抓握的物体，发声的物体高于无声的物体，瞬间的事件高于拖长的事件，而且，最后是，那些唤起情感的事件高于那些不唤起情绪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儿童学会词语“fall”（下落）和“break”（打破）的时间要早于学会词语“still”（静止）和“rest”（休息）。

跟习得图式一样，儿童对于经常发生的事件或者是适度违背他们预期的事件，能较快地学会相应的词语。一个家长如果经常说“吃饭的时间到了”，当有一天她说“吃水果的时间到了”将会引起她的小孩注意，因为词语“水果”不同于这个小孩平常的经历。成人若能在他们语句中使用多样的动词和名词，将能使这些词语更容易学会。儿童听到词语“跳”与不同的名词相联系——比如，“看那这狗在跳”，“马克斯昨天跳了”，或者“你能跳吗？”——儿童更容易把这个动词的核心特征抽取出来。

儿童在学习英语时，如果他们听到的句子按照“名词——动词——宾语”的顺序，而不是“名词——动词”这种无宾语的顺序，他们学习得更快。学步儿童如果听到如“妈妈拥抱着小孩”的句子，比起听到如“妈妈和小孩在拥抱”的句子，他们更容易学会动词“拥抱”。说英语的儿童学习物体对应的名词名称要比学习动作对应的动词要容易。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物体对应的图式没有动词对应的图式那么模糊。名词“面包机”与动词“打破”之间的差异就是很好的例子。当妈妈说“那个面包机打破了”时，动词“打破”对应的参照物，比起“面包机”对应的参照物要更加模糊。大多数的动词都需要一个名词来让含义清晰。动词“下落”、“离开”、“走”、“移动”、“吃”和“停止”需要一个名词去具体指明主体和目标，以便听众推测所指的含义。

实际上，年幼儿童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那样在解决一宗案子。儿童收集了某个词语是如何使用的零星证据，把这些零散的信息储存在记忆里，然后在某一天当他真正理解某个词语的含义或者某个语法规则的时候，就是一个顿悟的时刻。儿童，像所有优秀的侦探一样，关注那些细微的提示。比如，家长在某个句子的中间停顿，加入“um”的声音，以让小孩注意要预期一个重要的新信息。想象一个3岁大的女孩在看她的妈妈为准备晚餐在洗橙色的土豆。妈妈说“这些土豆（停顿）um，我是说，山药”，就会引起孩子注意到词语“山药”，让她把一个新的词语加入她的词汇库（vocabulary）中。

为什么儿童想要理解大人说话的意思，并且学着大人说话呢？生物学家的回答是这两个天赋是有适应性的，人类大脑促使儿童朝这个方向发展，就如同一只刚会飞的知更鸟，其神经生物基础促使它飞起来。心理学家进而提出补充回答：如果大人说话的时候，儿童不知道大人说的话想要表达的意图，这样儿童会产生一种让人不安的不确定感；而如果儿童有能力让自己说话也想大人那样，他们就感到满意。没有人知道年轻的知更鸟在它初次从鸟巢飞起的时候，是否也有相似的感触。

儿童刚会说话时的大多数词语都代表那些他们常常看到、听到、尝到、感觉到或者是常用到的物体或者事件，比如“妈妈”、“饼干”或者“瓶子”。因为这个原因，儿童被误导认为所有词语都是指可感觉得到的物体或者事件。因此，儿童愿意，至少刚开始的时候，相信词语“魔鬼”、“精灵”和“圣诞老人”是指真实存在的东西。

家长的报告表明，到了儿童第二年的生日，美国儿童（应该承认，他们不能很好地代表全世界儿童的水平）平均可以理解500～600个词语，并且能够说出200～300个词语。女孩和头胎的小孩，往往比男孩和非头胎的小孩，能够理解和说出更多词语。一些两岁大的儿童，不会说任何话，但延迟五六个月说话并不必然造成在儿童后期情绪和学业困难的风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是一个很晚才说话的小孩。三四岁的孩子如果还不说话，就可能表明有问题，需要重视和关注了。

在第二年后期以及第三年的初期，儿童已经习得了语义相关联的词汇群，他们代表了语义网络中的概念基础。一些三岁大的儿童，拥有代表概念“食物”的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包含了词语“牛奶”、“饼干”、“面包”、“麦片”和“苹果”。每个语义网络通常有一个原型成员的图式（prototypic schema），或一个作为这个概念最好例子的词语。比如，面包可能是语义概念“食物”的原型成员。

这些语义网络在一生中不断扩充。在不同文化里的成人，拥有大概60个普适概念的语义网络。这些概念包括：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婴儿”）；家庭关系类型（“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姑姨”，“叔伯”）；身体组成部分；植物和动物；太阳和月亮；数字1和2；一件事件的时间和地点；因果关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思维和感知的能力；对于是非好坏的判断性词语。一些语义网络包含相对照的特征。四个这样的语义网络包含了“好”的和“坏”的之间的对照（包括“干净”和“肮脏”，“对”和“错”之间的对比）；“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之间的对照（包括“大”和“小”，“强”和“弱”，“危险”和“安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比）；“主动的”和“被动的”之间的对照（包括了“动”和“静”，“趋近”和“回避”之间的对比）；以及“自然的”和“人工的”之间的对照（包括了一方面的动物、人类和植物，另一方面是所有人工制造的物体之间的对比）。

虽然相同含义是语义网络成员的主要基础，但是声韵（rhyme）的相似性和音节的数量，增加了两个词语属于同一个语义网络的可能性。当个体无法回忆一个他们认识的词语时，一种状态叫作“话到嘴边”现象（tip-of-the-tongue），他们的猜测通常就是那些与正确词语共享相同音韵以及有相同音节数量的词语。一名青少年如果暂时无法回忆起“shilling”是英国的一种硬币的名称，他可能就会在他搜索这个正确词语的时候提取出词语“billing”，“killing”，“filling”，或者“drilling”。

似乎更神秘的是研究者观察到：当说英语的儿童或成人不得不选择究竟是弧线还是棱角的图案，能最好地搭配无意义词语“bouba”或者“kiki”的时候，他们通常选择弧线搭配“bouba”和棱角搭配“kiki”。一个解释是大脑对于声音的频率和时长很敏感。元音i比起元音u有较高的音频，而且辅音k比b有较短的音长。大脑给音频高且音长短组合的声音创造了一个原型，也给音频低且音长较长组合的声音创造了另一个原型。弧线比起棱角更可能有一个较低的空间频率和较长的不打断的轮廓。请注意那些旋律里有较低频率（音调）并且歌词的音长较长的歌曲——摇篮曲具有这样的特点——通常都带来令人愉悦的心理状态；然而，那些频率高且时长短的声音——比如尖叫——通常更带来令人不悦的心理状态。词语“love”和“hug”，比起“hate”和“bite”，有较低的音频和较长的音长。

辅音p和b（叫作爆破音，plosive），比起辅音m和n（叫作鼻音，nasal），有较短的音长和较高的频率。因此，可能不会让人惊讶的是，很多语言中代表“母亲”的词语都是以m或者n开始，代表“父亲”的词语都是以p或者b开始，而且很多文化里的儿童都把弧形图案跟妈妈相联系，把棱角图案跟爸爸相联系。

图式和词语之间的重要区别，导致了人们在三个方面的独特体验。第一，图式和图式化原型，代表了事件的物理特征的模式。但是，某个特定的词语通常命名了一系列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之间并没有共享相同的物理特征。词语“玩”和“娱乐”包括了野餐、体育活动、桌游和看电影。这些事件共有的关键特征是一种心理状态。没有一个图式对应抽象概念“玩”，只有图式对应着属于这个概念的每个活动。

第二，只有语义概念可以成为嵌套概念的层次体系里的一部分，或者是一对语义相反的成员之一。概念“牛”是嵌套在属于“动物”的类别中，包含了代表土狼、大象和鳄鱼的概念；而“动物”则是嵌套在属于“生物”的概念里。然而，对应牛的知觉上的原型，却通常不与对应土狼、大象和鳄鱼的图式相联系。对应冰激凌甜筒的语义上的原型，可以被归类为“好的”，却不会激发对应腐烂食物的图式，而这个腐烂食物的图式则是被归类为“坏的”。

第三，大多数的语义概念没有提供关于它们可能相关的背景的信息，而很多图式包含于特定背景的强烈联系。比如，牛的图式通常联系着对应谷仓、草地或者草原的图式。词语“牛”，跟其他圈养动物的语义分类，比如猪、鸡、绵羊和山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六岁以下儿童的头脑里，大多数的语义概念都联系着至少一个图式。但是，当儿童慢慢成熟，在语义网络和图式之间一些联系就变得稀释了，语义网络开始漂浮着，不再受任何知觉结构所束缚。在三岁儿童头脑里，对应“动物”的语义网络，很可能联系着对应他们看过的动物的图式，因此可能不包括那些对应虫子和黄蜂的图式。在青年人的头脑里，对应“动物”的语义网络，包含了一些没有任何对应图式的生物功能。在大多数青年人的眼中，虫子和黄蜂是对应动物的语义网络中的成员——即使他们没有虫子和黄蜂的呼吸和消化系统的图式。

语义网络和图式有时候暗示不同的含义。设想一个六岁大的女孩，她对于父母的知觉图式里，一个是她的经常发脾气、精神紧张、职业化的母亲，一个是她的和声细语、举止温和的父亲。当这个女孩习得她的文化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语义网络，即这个语义网络暗示女性比起男性更加和蔼、更加温柔的时候，她可能就开始认为她的妈妈比起自己的图式更加温和些，而认为她的父亲比起自己的图式更加严厉些。当给年幼的儿童呈现弧线图案与锐角的图案时，如果儿童被问到哪一个更像他们的父亲，他们指向后者。当成人问为什么他们选择棱角来代表他们的父亲时，一个典型的回答是“他们可能伤害你”。词语有能力改变通过经历所塑造形成的图式，每个受到顽固语言攻击的受害者都能理解这个事实。

一些想法可能只能通过语义来代表。宇宙的空间范围，被估计是2310英里，就是一个例子。很难创造一个图式去表征这么大的维度。一些图式则并没有相应的语义网络。词语无法完全地描绘这么一个图式：从正准备着陆的飞机上看陌生大城市的天际；或者是在十月初走在佛蒙特州的茂密森林里，此时枫叶正红。

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自动能力，暗示了主动和被动语态（active and passive sentences）的句子有相同的含义。比如，“男孩亲了女孩”，被认为和“女孩被男孩亲了”具有完全相同的语义。但是，如果一些听众在听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激活不同的图式，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这两个句子就应该有不同的含义。主动形式可以激发以男孩作为中心人物的图式。而在被动语态的句子里，女孩是图式的中心物，因为她正接受亲吻。如果个体正在听这个主动或者被动语态的句子，并且在观看这个事件的视频，当科学家追踪观众的眼睛移动轨迹，将会发现大多数观众在主动语态的句子中，可能会把眼睛注视在那个男孩上；但在被动语态中，则注视那个女孩。我还怀疑成人可能会从这两个句子做出不同的联想。

印第安纳州大学的凯特琳·佛赛（Caitlin Fausey）和列尔·波洛狄特斯基（Lera Boroditsky）指出，对于道德状态模糊的行为，究竟应该责怪谁，可能因为句子所使用的形式而变化。如果句子是“老师拥抱了学生”，旁观者倾向于责怪老师引发了道德上受质疑的行为。如果老师是被动语态的句子中相同动作的宾语，那么人们可能不太会去责怪老师。这两个句子激发了不同的图式，根据学生对老师的行为的接受性（receptivity），从而做出不同的评价。

一个人因为做了某事而伤害了另一个人，比起一个人因为没做某事（inaction）而造成相同的伤害，前者通常被认为更加不道德。那些把由高风险借贷组成的金融衍生产品卖给无知的投资者的执行人员，比起那些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这项活动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或者国会检查委员会（congressional oversight committees）的官员，前者被认为应该对经济衰退负有更大的责任。虐待儿童的家长与不尽责培养孩子恰当习惯的家长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加严重地批评前者。

诗人依赖图式来达到美学的效果。看看以下两句来自艾略特（T.S.Eliot）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看黄色的烟沿着大街滑行，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

如果艾略特把大街和窗玻璃，而不是黄色的烟，作为显著的物体，这诗句可能变成下面这样，其美学效果将会大大减弱：大街以滑行着的黄烟，用它的背擦着窗玻璃；

电影很流行，是因为它们把语义网络跟图式结合了起来。很少书籍能够像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那样，如此丰富地表现了战争。关于地球绕太阳的轨道的语义网络所部分包含的图式，要么依赖于牛顿对于两个物体之间重力的描述，要么依赖于爱因斯坦对于巨大太阳在时空结构中造成扭曲的解释。前者相关的图式是两个天体之间看不见的引力线，如同一块磁铁在磁铁粉上产生的效果。后者涉及一个蹦床图式，太阳所在的表面凹陷，造成一个槽形，在这里地球如同一个凹槽里的玻璃球那样绕着运动。这些不同的图式赋予了句子“地球绕着太阳转”不同的含义。青少年一般都拥有牛顿式的理解，而物理学家则忠诚于爱因斯坦的观点。

由于两个语义网络之间不一致所激发的不确定感（feeling of uncertainty），是缺乏图式的语言的一个特点。我们阅读这样一个句子：“一个人以每秒186000英里的速度在运动”激发了这种感觉，因为在对应人类的语义网络和对应光速的语义网络之间存在不一致性。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够以那样的速度移动。但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他的身体沿着一束光运动的图式，启发他提出相对论（relativity theory）。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32年提出的一个示意图暗示，他认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可能位于大脑的不同地方。自我占据这个示意图的前面区域，本我是在大脑的后面，而超我在接近颞叶、靠边上的地方。

句子可以是正确或者错误的，然而知觉只可能是准确或者不准确的。句子“我正在写作的房间，正相对于太阳在运动”是正确的，虽然我知觉到我正在写作的房间并没有在动，这也是准确的。一些老年人听到来自大脑自发活动所产生的声音，他们对那些声音的知觉是准确的。但是如果他们说他们听到一盏没有点亮的台灯发出了声音，那么他们就说了一个错误的语句。

图式和语义网络之间的分离，随着年龄而增加，说明了很多成人理解和说一些词语时，这些词语并没有联系着图式。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艾滋病毒（HIV）照片的人，却可以很流畅地谈论这个病毒。正因为这样的分离，成人常常发现难以解释他们的一些偏好。英国大学生无法说出为什么相对于其他7种颜色，他们更偏好深蓝色。当英国萨里大学的克洛伊·泰勒（Chloe Taylor）和安娜·富兰克林（Anna Franklin）测量每个学生在面对8种颜色的每一种进行反应时分别说出的联想物的数量，他们发现深蓝色与不愉快事件的联系数量最小。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说明：对于深蓝色的偏好可能部分地基于一些很少人真正理解或者可以言传的经历。

在儿童第六个或者第七个生日之后，就发展出自动化的语义网络，这个发展是发生在大脑内血流模式一个重要的变化之后的。小于六岁的儿童所具有的模式是在右半球有更多的血流，大于七岁的儿童所具有的模式则是在左半球有更多的血流。这个变化伴随着儿童对于名词进行即时联想的变化。在词语联想任务中，说英语的五岁儿童报告他联想到的第一个词语时，通常选择的词语是具体指出目标词语所命名的那个物体的知觉属性，通常是动词。比如，他们可能说“吠”对应“狗”，“发光”对应“太阳”，“打碎”对应“酒杯”。在七岁之后，儿童更可能说“猫”对“狗”，“月亮”对“太阳”，“茶杯”对“酒杯”。这些联想说明了：语义网络自动化地选择这两个词语所共享的单一语义属性。狗和猫都属于宠物，太阳和月亮都位于地球之上，酒杯和茶杯都承载人们喝的液体。

伴随着语义网络的优势逐渐增强，在再认之前听过或者看过的词语有时会出现错误。很多成人听到词语“床垫”、“枕头”、“床”、“晚上”和“困倦”，中间穿插着五个蔬菜类或者水果类的词语，他们之后就会报告词语“睡觉”是在他们听过的词语单上，因为他们拥有包含了概念“睡觉”和其他五个相关词语的语义网络。年幼的儿童不太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与“睡眠”相对应的语义网络没有那么连贯，并且更多地与图式联系在一起。当给成人呈现一幅图片，图片上包括一个枕头、一张床、一个床垫、一片晚上的天空和一个困倦的人，随后问这些成人是否看过一幅包括一个正在睡觉的人的照片时，成人就不会犯上述的错误。

语义网络招致关于民族、宗教、国家、性别、年龄或者社会阶层群体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些刻板印象往往基于单一的明显属性。欧洲人对美国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美国人比较外向（extravert）。选择这个单一特征来描述3亿多成人，实际上无视了美国人很多跟外向性无关的其他特征。“男性”和“女性”相对应的语义网络，包含了令人惊讶的联想，这些联想具有刻板印象的所有特征。在美国儿童中，词语“女人”和“学校”属于相同的网络，因为从幼儿园到五年级的很多课堂里的老师都是女人。结果就是，在课时里能够找到的物体所对应的语义网络，通常包括了代表“女人”的一个或者多个词语。六岁的学生刚学会把无意义词语（比如，dep）联系上具有明显女性特征的物体，再把不同的无意义词语（比如，rov）联系上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物体，这些学生随后就会把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和一本书的照片归类为有女性特征的，而把一艘船、一辆卡车和一架飞机的照片归类为有男性特征的。

一些概念的语义网络，可以影响社会对属于这个概念的物体的态度。“女性”和“自然”这两个语义概念可以说明这种动态关系。学龄期的儿童知道婴儿、花朵、树木和湖泊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女人能够受孕并生产，儿童把“女性”这个概念作为包含了“花朵”、“树木”和“湖泊”的这个语义网络的一部分，这个语义网络的中心概念就是“自然”。在18世纪的欧洲人心目中，照料孩子的妈妈是“自然”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图式。然而，当代关于自然的电视纪录片已经把喂奶的女性替换为正在杀戮羚羊的狮子。因为文化对于自然的语义网络，常常影响这个社会关于女性的概念，所以当代美国和欧洲的女性比起250年以前的女性，变得更加有竞争力，更加自信和有攻击性，这恐怕并非巧合。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记得他们在儿童期的时候对于自然界异常好奇。他们喜欢收集昆虫和石头，或者凝视夜空。因为很多儿童对昆虫、蜘蛛、蜥蜴或者石头并不表现出持续的好奇心，所以科学家儿时的这种好奇行为需要进一步解释。

如果儿童关于自然的语义网络和图式紧密联系着“女性”相对应的网络，我们可以猜想，对于大自然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女人的好奇，在一般儿童的心目中，女性比起男性更加神秘。母亲和妻子，比起父亲和丈夫，情感更加丰富、信任他人并且有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把自己神秘的性欲隐藏在一大堆头发后面。当我们把2000～2010年与1960～1970年做比较，会发现选择自然科学作为职业的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对于女性性欲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而且更多的女性变得与男性一样自私。如果女性失去了神秘性，那么大自然作为儿童期好奇的对象，也可能失去了它一定的吸引力。

士兵、强盗、凶手和学校恶霸通常更多是男的而不是女的，词语“危险”、“斗争”和“死亡”对应的语义网络通常包含了词语“男孩”和“男人”。即使在瑞典，那里的犯罪率比较低，犯有暴力罪行（除去强奸罪）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依然是5∶1。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儿童关于“好”的语义网络更可能包含“女孩”而不是“男孩”概念。关于“生命”、“出生”和“身体的左半边”（心脏所在的位置）这些语义概念，更紧密地与“女性”而不是“男性”概念相联系。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描绘亚当（Adam）用他的左手接受生命的力量。人们甚至可能猜测，“男性”和“女性”的语义概念影响了定义男英雄和女英雄的特征。让美国高中生在任何文化中提名几个已故的男英雄和女英雄，他们很可能提及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如问他们为什么，我猜他们可能会说他们敬仰那些男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在压力下的勇气，但喜欢那些女性对于有需要的人群所持的友善、关怀的态度。

除了猜测之外，有事实支持了社会学家所提出的性别（gender）的概念包含由文化构建的语义网络。性别的概念，不同于生物学上的性（sex）的概念。在性别的语义网络中，攻击性、能动主体、大型和力量，区别于爱、被动、小型和软弱。这些语义网络在很早就开始习得。很多美国四岁的儿童，已经拥有了“女性”相对应的语义网络，包含了“小的”、“弱的”、“煮饭”和“清洗”这些概念，他们也拥有了“男性”相对应的语义网络，包含了“大的”、“强的”、“狩猎”和“打斗”这些词语。

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文化，那里的大多数男人都煮饭并照看婴儿，大多数的女人是士兵和猎手，那么男人和女人相对应的语义网络将会不一样。这也许是因为，男性平均来说比起女性要更加强壮，个头更大，对于新异事物和危险情境没有那么害怕（这个倾向对于很多动物也同样适用），很多社会为每个性别构造的语义网络，部分地符合了这些生物学上的事实。虽然两性的语义网络有可能受到影响而变化，它们总体来说还是基于两性之间少数的一些生物区别。

最后一点值得提出来的是，生命的前五年可能是学习一种新语言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因为在七岁之后，学习一种语言就变得很困难。现在，语言能力对于获得提供体面和稳定经济来源、并有挑战性的工作，比起过去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家长应该经常跟孩子说话并且给他们念书。社会学家很肯定两条事实：儿童在五岁时词汇量的大小和丰富性，能够很好地预测这个孩子在高中和大学的学业成绩；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比起没有高中毕业的家长，能够更加稳定地激发他们孩子的语言发展。

当我观看在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家中拍摄的电影时，我很惊讶这些母亲和她们两岁大的孩子之间的语言交流非常少。这些母亲很爱她们的孩子，但是她们并不理解鼓励说话的重要性，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这种态度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社会中，无论是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像马达加斯加那样几乎所有居民都很贫穷的欠发达国家，都存在着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很大差距。推理能力

推理他人想法、意图和感受的能力，是人类第二个独特的能力。这个能力出现的时间，跟儿童刚开始说出一些词语的时间差不多。这并非巧合。推理能力促进语言习得，因为一两岁大的小孩猜测，当他们的妈妈或者爸爸对他们说话时，家长正有意跟他们交流信息。这种能力解释了为什么当给儿童呈现杯子时，杯子这个名称儿童是知道的，旁边还有儿童不知道名字的不熟悉物体，当问儿童“递给我那个zoob”，儿童会拿起那个不熟悉的物体。

相似的是，玩具可能被藏在三个位置中的一个位置，当大人直接望向其中一个位置时，大于18个月的儿童就能推测出那个被藏的玩具的正确位置。两岁大的小孩甚至可以推测正问他们问题的大人究竟是出于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心情。

儿童推理能力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两岁大的儿童连续几天每天在家里佩戴一个小时透明的或者是不透明的滑雪眼镜。几周之后，在一个实验室游戏室里，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正戴着滑雪眼镜，跟他们曾经在家里戴过的眼镜一样。那些曾经戴过不透明眼镜的儿童推测，他们的母亲无法看见东西，当母亲让他们把放在某个位置的玩具递过来时，他们表现出一副很困惑的表情。

推断人们一些心理状态的能力对共情（empathy）能力是很重要的，而共情在那些注意到某人需要帮助的儿童中，可能表现出以下三种形式：儿童可以体验一种同情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不同于受害者的状态；或者儿童意识到另一个人需要帮助，但是没有感受到相似的体验；或者儿童经历一种与受害者的状态很相似的感受。在以上这些情况中，儿童可能尝试帮助他人。因此，行为不能显示儿童的内心状态。当大人假装她的手受伤了，正在晃着手并且呈现出一副痛苦的面部表情时，大于18个月的儿童会使用声音、手势或者动作，作为关心的标志。

对于他人的痛苦或者悲伤做出共情的能力，促使其抑制自身的攻击行为。儿童已经发自肺腑地习得了撞上后的疼痛，或者被责备时的悲伤。因此，他们推测任何一个遇到相同或者相似经历的人，一定会同样地感到不愉快。

前额叶皮层一对相邻的脑区，叫作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影响了体验共情的能力。这两个脑区中，一种形状特异的神经细胞密度尤其大，被认为是进化后期出现的，叫作冯埃克诺莫神经元（von Economo neuron）。与猿类相比，人类大脑不但具有更多这类型的细胞，还拥有一种独特的生物化学物，可能对于人类推理他人各种精神和情绪状态的独特能力起到关键作用。

迈克·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和他在德国莱比锡的马普研究所的同事，已经扩展了我和我的学生30多年前在《第二年》（The Second Year）中描述的观察结果。两三岁大的人类，而不是黑猩猩，已经能自发地参与需要协调动作的合作行为，并且公平地分享合作努力的结果，拒绝不公平的分享，意识到如果他们因为偷东西、不忠诚和自私而违反了规则的话，别人将会如何评价他们。

这些行为的每一种，都需要推测他人想法和需要的能力，并且去理解“公平”和“公正”这些概念。早期的人类冒险偷袭大型动物作为食物，需要很多成人通力合作。如果参与者缺乏推理能力或者没有对于在分配资源时公平的需求，这种合作将会无法实现。居住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成人觉得，他们缴纳给西班牙的金钱远远大于他们得到的资金，很多居民希望从这个较大国家中分离出来。大猩猩在另一个动物拿走它们的食物或者伤害它们的情境中，感到不确定。人类在当他们不知道另一个人在如何考虑他们的时候，感到不确定。

当两岁大的小孩帮助处于痛苦中的成人时，或者当他们指出正确位置时，或者当戴着不透明滑雪眼镜的妈妈让他们去拿物体而他们表现出困惑时，至少三个过程被激活。第一，他们提起那些他们曾经作为主体处于相同情境中而获得的图式或者语义网络。第二，他们把这个知识赋予另一个人，因为他们创造出由他们和一组所选的其他生物组成的原型类型。第三，他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动物或者人的内心体验来行动。我记得一对三岁大的小男孩在一个游戏屋里，屋内只有一套很吸引人的蝙蝠侠服饰。当穿上那套服饰的男孩意识到另一个男孩会很羡慕时，他就说，“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恨我。”

对于那些不在场者的想法和感受进行推理，并且根据这些推理做出反应的能力，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一方面，这种能力通常激发了慈善的行为。另一方面，不正确的推理可能导致愤怒、悲伤、自责，或者人际关系的破裂。

青少年误解了家长的想法，可能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我记得一个哈佛大学的新生，把她父亲的极度宽容解释为越来越明显的漠不关心，而她的愤怒引发她跟父亲的一个朋友发生性关系，希望父亲能够知道这个事。但是她的父亲之所以给予女儿极大的自由，是因为由衷地希望帮助她的成长。即使是中年人也会对家长的内心想法持错误的假设。这些错误推理，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通常引发争吵。很常见的是家长错误地把孩子无法获得好成绩解释为与家长敌对的标志。同样常见的是儿童错误地假设家长对于不那么完美的成绩单感到失望，并且下结论认为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基于孩子的学业成绩。

推理能力的出现，归根于大脑成熟的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同样促进左脑和右脑之间联系的连接，能够有助于语言的萌发。回想一下右半脑包含了对于过去感觉和事件的本体和知觉图式。右半脑有脑损伤的病人，比起左半脑有脑损伤的病人，共情能力较弱。同时，回想一下关于情境的语义网络，人物主要储存在左半脑里。把本体和知觉的图式，跟情境和人物所对应的语义网络结合起来，使得推理感受变为可能。

第二个特征是在第二年里，海马体（hippocampus）的尺寸有一个主要的突增（大多数脑区在出生前或者在第一年得到最大的生长）。海马体影响了提取那些跟当下相关的过去经历。推理的每一步都需要提取储存的知识。在家里戴过不透明滑雪眼镜的两岁儿童，当他们在实验室里看到他们的妈妈戴着相同的眼镜时，他们必须回想起自己之前无法通过滑雪眼镜看见东西的日子。道德感

语言和推理能力，是习得有关“是非好坏”的概念所必需的。对这些概念的初步理解说明了道德感的萌生。我把道德感定义为三种表征的组合：词语“好”和“坏”以及它们的同义词相对应的语义网络，有关不愉快感觉的来自自身的图式，以及被惩罚或者表扬的行为的图式原型。

8个月大的小孩曾经被责备把食物扔到地上，从而学会了抑制这种行为，因为当他们有冲动进行一项被抑制的行为时，会激发一种条件化的不确定感。相似的机制也导致小狗抑制自己，不在厨房地板上拉大便。然而，两岁大的儿童抑制那些不曾被惩罚的行为，因为他们推测到家长会不赞同那些属于被抑制行为原型的行为。大多数两岁的儿童从来没有把红果汁洒到干净的桌布上，也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行为而被惩罚，但是如果妈妈告诉他“把红果汁倒到桌布上”时，他们还是会很犹豫是否应该遵守妈妈的指示。一些三岁大的小孩在成人把本属于另一个孩子的玩具扔开时，他们会表示抗议，因为他们推断玩具丢失了会造成他人的痛苦。

儿童在第二年开始对“义务”（obligation）这一概念有初步的理解。在一项研究中，成人面对成长在波士顿或者成长在斐济岛链环状珊瑚岛的儿童，给儿童呈现三个使用熟悉玩具的连贯而复杂的动作，然后说：“现在轮到你来玩了。”成长在两种文化的一岁大儿童，做出使用这些玩具的各种动作，但是没有人表现出不安。然而，大多数两岁大的儿童哭了，因为他们推测那个成人想他们模仿那些动作，而他们不能完成，并且假设这样的失败将会使成人讨厌自己。这个推测暗示了他们已经有对于“应该”（ought）这一含义的初步理解，这也是道德感的一个关键成分。

当两岁大的儿童看到物体通常的完整性出现缺陷时，他们会忧虑。这个年纪的儿童会指出毛巾上的一个破洞，衬衫上缺了一个纽扣，或者椅子上的一滴墨迹。他们将用严肃的语气说：“小伤口”或者“脏的”，表示他们认为这些缺陷背离了那个物体理想的状态，他们假设这些缺陷是由于人不恰当的行为而造成的。两岁大的女孩抱着一个小娃娃和一张大的玩具床，花了几分钟寻找一张小的玩具床，因为小床更加适合于小娃娃。

两岁大的儿童还关注奖励的公平性（fairness of rewards）。伊利诺伊大学的斯蒂芬妮·斯隆（Stephanie Sloane）和她的同事发现：学步儿童已经理解在合作完成一项家务活后，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任何奖励的一份公平份额。柏拉图会利用学步儿童的这种信念肯定他的假设“知道了什么是美德，就要去实现美德”（To know the good，is to do the good）。

道德感早在儿童第二个生日时就开始萌生，是具有适应优势的。在人类获得避孕工具之前，大多数母亲在前一个孩子两三岁左右就给其断奶，之后很快就会生下一个婴儿。大多数三岁大的儿童因为新生儿获得了关注而感到嫉妒，而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伤害毫无防御能力的新生儿。但是很少儿童进行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们理解伤害婴儿是错的，他们能够体会潜在受害者的伤痛。每当一个三四岁大的儿童严重地伤害了年幼的弟妹时，这类事件的稀罕，使其成每个报纸的头条新闻。那些虐待婴儿的家长，实际上是丢失了他们在三岁时曾经拥有的情绪反应。

道德感的萌生，也有赖于大脑的两个半球之间更加有效的协调能力。由于家长批评或者预期将要受到家长批评所产生的不愉快感觉，表征形式是本体图式，更多地由右半球来表征；对于好坏行为以及他们的意图的语义表征，由左半球更加完全地进行。因此，道德感的萌生，与语言和推理能力发展一样，部分地归功于在儿童第二年脑皮层的第三层神经细胞的生长。生活在斐济链岛的偏远珊瑚岛上的家长，意识到了这些发展。他们相信，儿童一旦过了两岁生日，就拥有了“vakayala”，也就是道德感。意识

儿童在第二年开始第一次有意识地觉察到自己的感觉、想法、行为或者特征，同时也开始了抑制行为和转移注意力的能力。这些可以说是“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的定义性属性，这个概念并不跟“感觉”（sensation）同义。婴儿和动物也能体验到疼痛、甜蜜和触摸的感觉，但是他们还不能像成年人那样去使用额外的大脑回路，让自己相信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抑制来检验或者操作这些状态。意识的独特特征，依赖于大脑的前额叶和其他部位之间一种特殊形式的连接。

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发现使得意识成为可能的大脑活动。不幸的是，科学家至今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现在他们能说的最多是，意识在包括前额叶皮层的某些大脑活动模式中萌生出来，这就如同水和空气分子在某一温度范围内形成一种模式，从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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