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巨忠,保罗·范登堡(Paul Vandenberg),黄益平(主编),张成智(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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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试读：
前言
、序等部分 王晓敏 张成智第一章 韩金 张成智
第二章 韩晓月 韩金
第三章 韩晓月
第四章 王琦璠
第五章 张成智
第六章 储德龙
第七章 杨宁
第八章 陈娇 张成智
第九章 杨宁
第十章 陈娇 杨宁
第十一章 米玉鑫 张成智
第十二章 王晓敏 王琦璠
第十三章 陈娇
第十四章 储德龙
第十五章 陈娇
第十六章 杨宁
第十七章 张成智
第十八章 储德龙
第十九章 张成智撰稿人简介
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正教授
蔡昉（Fang Cai），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和所长
黄敬闽（Jingmin Huang），亚洲开发银行区域和可持续发展局高级城市发展专家
黄益平（Yiping Huang），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贾康（Kang Jia），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蒋奕（Yi Jiang），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环境经济学家
雷晓燕（Xiaoyan Lei），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力行（Lixing Li），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刘军民（Junmin Liu），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幽兰（Yolanda Fernandez Lommen），亚洲开发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
诺拉·拉斯蒂格（Nora Lustig），美国杜兰大学拉丁美洲经济学塞缪尔·Z.斯通教授、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全球发展和美洲国家对话中心客座研究员
詹姆·罗斯（Jaime Ros），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教授
宋立刚（Ligang Song），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保罗·范登堡（Paul Vandenberg），日本东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能力建设与培训部高级经济学家
万广华（Guanghua Wan），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高级经济学家
王美艳（Meiyan Wang），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永泰（Wing Thye Woo），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马来西亚双威大学Jeffrey Cheah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L.兰德尔·雷（L.Randall Wray），列维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
徐建国（Jianguo Xu），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姚洋（Yang Yao），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和主任
张川川（Chuanchuan Zhang），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赵耀辉（Yaohui Zhao），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庄巨忠（Juzhong Zhuang），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副首席经济学家前言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功推动了经济飞速发展。从1978年开始，中国一直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将农业领域中未充分就业人员转移到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中，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长也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和投资。此外，中国在教育、卫生和养老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进步。
然而，经济赶超的高增长不会永远持续。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究会有枯竭的时候，技术追赶的红利也会减弱。因此，要保持可持续经济发展，就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丰富增长动力来源，并通过创新和技术升级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将面临增长停滞的危险，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格外相关，因为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000美元，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很大，需要进一步缩小。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侵蚀其低成本的优势，而这正是过去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不仅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还要解决快速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此外，它还要妥善处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因为一旦应对失当，它将可能威胁社会稳定。总的来说，中国需要转换增长模式，即将增长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来。
因此，为了实现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的决策者正在讨论和实施影响深远的改革，以调整经济结构。在此背景下，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定相当振奋人心。这些决定全面而意义深远，其中包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深入了解这些看似简单的政策描述后，我们意识到这些改革如果取得成功，将一定能开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本书是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联合研究成果，它深入研究了这些问题，并分析了应对相关问题的政策选项，因此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对于中国经济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发展挑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的相关政策，本书展开了详细论述，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激发讨论、促进政策创新，以帮助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开辟一条跻身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中尾武彦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序
本书由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出版。本研究由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拨款资助。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强劲增长，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成功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将面临诸多挑战，而本书正是对此进行了研究。
今天，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基于高投入、高出口、低成本和政府干预的增长模式已经使中国成功地由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高收入经济体。但这一模式也产生了一些可能影响未来增长的矛盾。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需要更多的创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效率，并更加依赖市场力量和创新。不仅本书的作者，而且许多国内外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心存疑虑。诚如近期的政策发展所示，中国的决策者和高层领导也对此忧心忡忡。
本书很大程度上受益于2010年和2011年在北京举办的两场研讨会。2012年10月亚行出版了一本综合报告——《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就是根据这两场研讨会上陈述讨论的背景文章汇编而成。
2012年和2013年，本书作者修订并更新了背景文章，以反映最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所提到的改革内容。他们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可行的和有现实意义的政策意见。本书将修订版文章收录在一册之中。
第一部分介绍经济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及政府可考虑的政策选项。第二部分从中国和全球视野分析了改革和再平衡。这一部分探讨了中国的经验、东亚成功转型的案例，以及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第三部分讨论了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挑战，主要关注财政金融政策、公共财政、工业和服务业升级及城镇化等方面。第四部分分析了社会、人口和环境等方面，主要论述了收入差距、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水资源等问题。
我们要感谢本书各位作者，感谢参与研讨并提供意见和见解的各位专家和亚洲开发银行职员，他们包括Athar Hussain、Maria Socorro Bautista、Biswa Nath Bhattacharyay、Yang Du、Michael Han、Don Hanna、Dong He、Jianwu He、Liping He、Paul Heytens、Dayuan Hu、Nicholas Lardy、Jong-Wha Lee、Shantong Li、Xin Li、Tun Lin、Minquan Liu、Yolanda Fernandez Lommen、Mai Lu、Ming Lu、Donghyun Park、Dwight Perkins、Yan Shen、Hyun Son、Min Tang、Geng Xiao、Ping Yan、Linda Yueh、Fan Zhai、Bin Zhang、Liqing Zhang、Ling Zhu和Ji Zou。我们还要感谢Fan Zhai和Wen Jianwu在结构变化建模中的支持，感谢Damaris Yarcia对长期增长的预测。我们还要感谢两位亚洲开发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李钟和先生与李昌庸先生，他们分别启动了本项研究，并支持本研究的完成。还要感谢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对本项目的支持。
原稿从Alastair McIndoe和Eric Van Zant的编辑中也获益良多。亚洲开发银行Lani Garnace、Anneli Lagman-Martin和Lilibeth Poot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和管理支持。本书观点仅代表本书作者个人立场，不一定代表亚洲开发银行及其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政府的观点。庄巨忠保罗·范登堡黄益平缩略词缩略词-续表第一部分概述和总览第一章 中等收入转型挑战：简介庄巨忠 保罗·范登堡 黄益平1.1 1978年以来的经济表现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颇为惊人的。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图1.1），人均收入按2005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增长了14倍（表1.1）。中国已经从非常贫穷的农业经济体摇身一变，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并且成为大型制造基地。毋庸置疑，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图1.1 1980～2012年部分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9月查询）。表1.1 1980～2012年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标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已经极大地消除了贫困，提高了人们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改革开始时，中国有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人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表1.1）。到2009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降至12%，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人均寿命从1980年的67岁增加到了2011年的75岁，同期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也从每1000人中有61人死亡下降至14人。几乎没有哪个发展中经济体可以成功复制这些成就，许多新兴国家都羡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点不足为奇。
经济快速发展也使中国的全球重要性急速上升。中国现在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在中国发生的事对全球影响深远。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将在2015年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中国贫困率的成功降低。同时，世界经济能迅速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也是因为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成功维持了本国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2008～2012年，中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了三分之一以上。事实上，只有当中国和印度都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时，21世纪才能成为“亚洲世纪”（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1a）。中国对全球经济政策和治理的影响与日俱增，未来也会如此。1.2 经济成功的关键驱动因素
三个关键因素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成功的最基本因素是市场化改革，另外两个是低成本优势和政府作用。其他一系列因素在经济成功的过程中也功不可没，它们合作创造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1.2.1 市场化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市场力量决定价格，允许企业按照供需制定生产决策，并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这些转变释放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因素，显著提高了资源分配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得改革工作平稳务实地开展。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说过，政府应当“摸着石头过河”。这推动了经济改革，同时也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例如，中国避免了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可能带来的不稳定，而这种私有化就曾给一些转型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危机。
对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图1.2）。中国不断开放国际贸易，并且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使得中国企业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并允许它们探索比较优势。在创造规模经济效应、获得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的同时，中国也为全球市场打开大门。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提供先进技术、管理技能和外部资本，也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了产业扩张，并提高了它们的出口竞争力。同时，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基地和日益扩大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反过来也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图1.2 1980年和2011年部分经济体全球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比例
注：FDI=外商直接投资。
未找到198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所引为1982年数据。
出口包括货物和服务。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8月查询）。1.2.2 低成本优势
中国经济成功的第二个关键驱动因素是低成本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因为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Lewis，1954）。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城市和工业的现代化、正式部门提供了稳定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迅速增长，这允许公司将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这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十分典型。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都在于可以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直到2012年，中国的时薪仅略高于菲律宾，但远低于更为发达的亚洲国家（地区）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图1.3）。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也由不平衡的市场自由化发展而来。在中国，大约90%的产品市场价格完全自由化，但政府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多种要素市场的价格（Huang，2010）。例如，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居民储蓄为银行提供了稳定而廉价的资金流。这些储蓄以低利率贷款给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使其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增加企业储蓄投资。1990～2012年，中国的年均实际贷款利率不到2%。在有数据可查的150个国家中，中国是利率最低的国家[1]之一，且远低于大多数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图1.4）。此外，为了吸引投资，国有土地通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让。能源价格尽管近年来已经变得更加与国际价格接轨，但仍在较长时期内受到控制（Rosen and Houser，2007）。图1.3 2012年部分经济体制造业小时劳动报酬成本
注：2012年中国制造业劳动报酬成本的计算方法是，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9年数据为基础，根据2009～2012年中国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平均升值率进行调整，经估算获得。
印度为2007年数据。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8月查询）。图1.4 1990～2012年部分经济体年平均实际利率
注：实际利率是指调整通货膨胀之后银行对主要客户的贷款利率。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8月查询）。1.2.3 政府作用
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关键生产要素方面，如资本、劳动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一长串未完成的改革清单，当然这也是下文讨论的结构性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帮助解决了市场失灵（比如信息和协调外部性）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结构性转变的背景下（Hausmann and Rodrik，2003；Lin，2010）。鉴于中国刚刚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并正在试图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这一做法尤其正确。
政府一直有效地调动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所需资源，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这是快速增长的关键条件。此外，权力下放显著激励了地方政府，它们通过简化信贷和土地供应手续、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有利于企业扩张和创业的环境来促进地方贸易和投资（Huang，[2]2010；Xu，2010；Yao，2010）。简而言之，中国政府紧随其他东亚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发展道路，它怀着明确的目标，专注经济发展，同时它有丰富的实施工具、实行务实的政策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3]1.2.4 其他成功因素
除了以上驱动因素，其他因素（有些因素改革前就存在）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第一，较高的居民和企业储蓄率为快速增长的投资提供了资金。在其他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起飞期间，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也推动了经济快速扩张。在中国，尽管储蓄的利率被压低，但截至2008年总储蓄额占比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不足GDP的36%上升到了53%。2008年，居民和企业储蓄对GDP的贡献率几乎相等，分别约为23%和22%（表1.2）。相比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努力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中国的问题却是投资率太高。表1.2 2008～2009年部分经济体储蓄率（占GDP百分比）
第二，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使中国受益于人口红利。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也在快速消失（ADB，2011b），但在20世纪80～90年代，人口红利曾是推动增长的极大动力。教育发展迅速，它为更先进的非农生产活动提供了人力资本。适龄人群的中学毛入学率从改革初期的44%稳步上升到了2011年的87%（表1.1）。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加快速，从改革初期不到适龄人群的1%上升到了2011年的24%。
第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刺激因素。政府在运输、能源、电信、城市服务等领域投入巨资。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且此情况不断加剧的问题。然而，中国具备充足的财政空间，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集中调配，中国实现了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1980～2012年，高速公路总长度翻了两番多，人均用电量增长了9倍（图1.5）。图1.5 1980～2012年基础设施发展（1980=1）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7月查询）。
第四，经济改革开始时，中国已有比较完善的工业和制造业基地，这是改革前工业化的成果。尽管它们仍需要加强技术现代化和提高管理水平，但还是为改革后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工业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5%。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稍微下降，但之后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一直保持在45%到50%之间。
第五，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谨慎的金融改革提供了稳定的投资环境。同时，有限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帮助中国经济在经济危机期间免于遭受全球和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政府采取有效的反周期措施，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相当轻微。通货膨胀尽管出现了周期性上涨，但它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期仍保持适度（图1.6）。恶性通货膨胀曾经阻断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并影响了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图1.6 1987～2012年部分经济体年平均通货膨胀
注：英国数据为1989～2012年数据。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9月查询）。1.3 中等收入转型挑战
中国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一，尽管它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然很大。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5720美元，要达到高收入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中国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然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工资上涨，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所推动的生产率提高，这是中国成为高价值经济体的必要条件。
第三，快速增长暴露了一些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来源失衡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问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与快速的结构转型相关，但改革不彻底是主要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些问题可能会阻碍中国经济成为高价值经济的努力。
第四，快速增长对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能源、水和环境。
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大幅放
[4][5]缓，并且很难达到高收入水平。这些国家掉入了通常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因为工资上涨，它们再也不能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因为它们没能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高附加值的生产转型，它们也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
许多拉丁美洲、东南亚国家都被认为早在40～50年之前就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可能在未来几年无法走出这一陷阱（图1.7）。中国在1998年才从低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决策者越来越担心会和这些国家一样遭遇类似的困境。图1.7 中等收入陷阱：1960～2012年的亚洲和拉丁美洲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8月查询）。1.3.1 定义中等收入陷阱
一份跨国增长分析表明，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4个自1987年以来一直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这一年世界银行也是首次引入收入分
[6]类。那时，中国还不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一员，因为它还是低收入国家。就早些年分类阈值的推断表明，这些经济体中有16个早在1962年就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它们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7]至少有50年了。它们中有9个在拉丁美洲，3个在亚洲，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其余还有3个在非洲，1个在中东。在不久的将来，除了巴西和马来西亚尚有希望之外，其他几个经济体几乎没有可能达到高收入水平（表1.3）。
以300万以上人口的相同标准为基础，高收入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略多，有35个。其中，18个经济体在1965年之后从中等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水平，这表明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变，并且越过了高收入水平的阈值。这些经济体有11个位于欧洲，5个处于东亚，2个在拉丁美洲。表1.3 各地区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最快实现中等收入过渡的经济体在亚洲。二战后，日本仅仅用了23年时间，就于1968年达到了高收入水平。1962年，韩国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用了32年时间，到1994年，韩国才达到高收入水平。1962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在20世纪70～80年代，它们都相继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大多数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但快速实现了向高价值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过渡，增长迅速且实现了多年持续增长。新加坡在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前的10年内年均增长率为11.9%，日本在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前的7年内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
虽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但将中等收入陷阱和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联系起来也并无坏处。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紧密相关，需要把投资和劳动力逐渐从基本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转移到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因为有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刘易斯称其为无限量的），城市生产扩大时工资仍然很低，企业也因为成本低廉而颇具竞争力。这种生产结构采用很容易引进并在本地使用的低水平的既定技术，使用简单的机械和工艺可以生产简单低廉的产品。这既扩大了城市经济规模，也没有导致农业产出下降，从而增加了总产出。产出上升越快，人均收入增长越快。当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扩大到一定程度时，该经济体就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图1.8）。图1.8 走向高收入水平之路
来源：笔者绘制。
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需要企业生产更高质量和价值的产品以满足高价值商品市场的需求，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和产业升级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1.3.2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政策教训
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不断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以及提升价值链。这需要大量充满活力的企业，它们应有强烈的动机通过研发和创新，投资和开发新型先进机械设备、生产工艺和产品。过去50年的经验表明，要创造鼓励创新升级的氛围，实现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还需要政府创造以下四个关键有利要素。
第一个是宏观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不稳定会影响投资决策、生产计划和市场需求。那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达到高收入水平的亚洲国家无一不是保持了稳定（World Bank，1993），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2009）指出的至少保持了25年持续高速增长的13个国家也是如此。相比之下，不少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中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大多饱受恶性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债务危机、严重的收入不平衡和政治不稳定之苦（Lustig and Ros，本书第八章）。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东南亚经济体中，菲律宾在过去的30年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ADB，2008）。
第二个是充足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方面。企业需要高效率的交通体系把生产投入运到工厂，把产品送到市场，并为生产活动提供可靠的电力设备以及良好的通信设施。没有这些，企业将很难提高生产率并参与全球竞争。国家也需要熟练劳动力来操作机器、管理生产、设计更先进的技术。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它将寻求制造高附加值产品，这些都需要更加完善的公共投资。这意味着需要更可靠、更高效的基础设施，更多的高技能专业人才、管理者和技术工人。在迈向高收入水平的发展道路上，东亚国家加大了教育和培训力度，并显著改善了基础设施。
第三个是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组织生产和贸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价格信号和激励。经验表明，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和市场竞争机制对于开展经济活动最为有效。这个机制包括法制、有形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它们能保障投资者利益、保证交易高效可靠。此外，投资、生产和贸易之间的顺利循环需要高效的金融体系。中等收入国家要提升自身价值链，就需要建设更加完善复杂的金融系统（其中包括拓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来进行风险管理和支持投资创新。
第四个是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但一些高收入国家，特别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产业政策在经济转型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msden，1989；Wade，1990；World Bank，1993）。这些政策包括旨在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针对不同部门和行业的干预措施。各个国家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打造重点产业、提供补贴信贷、贸易政策、支持研发、国有化和信息共享等方面。这些举措旨在克服市场失灵——特别是在解决信息和协调的外部性方面，市场失灵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创新、升级、结构转型时尤其严重（Hausmann and Rodrik，2003；Rodrik，2004；Lin，2010）。
然而，产业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质疑，这一部分是因为许多国家的设计欠佳和实施不当。私有化、自由化、自由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规范。近年来产业政策重新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20世纪80～90年代完全基于自由市场和自由化的政策没有使许多国家有效地实现高增长，特别是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国的经济成功也表明，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仅凭市场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促进结构转型时（Rodrik，2004；Lin，2010）。此外，许多人认为过度依赖自由市场导致了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Stiglitz，2010）。尽管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但有关产业政策的优点和适用范围的争论仍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似乎已从是否应该采用变成了如何更好地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背景[8]方框1.1）。背景方框1.1 如何设计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对于解决由信息和协调外部性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问题在开发和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方面尤为普遍。尽管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可能会继续，但重点已从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得到采用变成了如何构思和实践。
Rodrik（2004，2007）认为产业政策不仅仅是提供补贴，它是通过公私协作来解决市场失灵，为私营部门的有效运行提供必需的公共投入。Rodrik指出，“为了尽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尽量减少浪费和降低寻租的风险”，产业政策框架需要做出改变。其重点应该是挖掘自身进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潜能，并协助解决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协调失灵问题。
Rodrik认为要想高效实施产业政策，就要完善相关的标准工具（包括信贷和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此，他提出了产业政策的十条设计原则：
·只为“新”活动设置奖励机制；
·明确成功和失败的基准和标准；
·内置日落条款；
·公共支持应以活动为目标，而不是行业；
·获得补贴的活动要有明确的溢出潜力和示范效应；
·实施产业政策的当局应是有能力的机构；
·执行机构应该由同后果利害关系清晰、拥有最高政治权威的当事人监督；
·执行机构应与私营部门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产业政策的目的不是尽可能减少错误发生的概率，因为这不利于自我发现，而是尽可能降低错误的成本；
·优惠政策应是可持续的，这样自我发现的循环才能持续。
虽然这些原则可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指导，但在不同国家，面临不同情况，正确的政策组合会有所不同。任何有效的政策都是相对于特定国家的，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上面的论述强调了一些国家政策的经验教训。但是，在制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各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独特挑战与风险。因此，特定的政策选择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的国家。就中国而言，它与先进国家在生产率和技术能力上的差距及其不断上涨的工资意味着它正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同时，改革不彻底虽然带来了低成本优势，但也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失衡、效率低下、资源错配，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不管怎样，这些都可能会削弱企业创新和升级的动力，阻碍国家提升创新能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并危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决策者还需要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挑战和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1.4 本书的目的和结构《中国的中等收入转型》一书源起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隐忧：（1）中国的经济模式可能处于十字路口；（2）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健康状况关乎全球经济的未来。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高投资、高出口、低成本优势和政府干预。这一模式已经成功帮助中国摆脱低收入国家队伍，跻身中高收入国家之列。但它也带来了影响未来增长前景的矛盾。要实现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就要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强化市场力量以及促进竞争。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不仅本书的作者对此表示担忧，不少研究人员、经济学家和国外的专家也心存疑虑。近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和高级领导也有此忧虑。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此的最新回应。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试图探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发展模式的优点和缺点，并为之提供政策建议，确保中国经济可以继续稳定地强劲增长。本书的第一部分概述和总括关键问题，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和全球的视角论述改革和再平衡的有关问题，第三部分讨论宏观经济和结构转型所面临的挑战，第四部分探讨社会、人口和环境问题。下面是每章的重点内容。
在第二章，庄巨忠、保罗·范登堡（Paul Vandenberg）和黄益平讨论了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六大挑战，包括工资上涨、增长来源失衡、收入不均加剧、资源紧缺和环境退化、日益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在科技和生产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等。
第三章，庄巨忠、保罗·范登堡和黄益平认为，为了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扭转不利局面，中国需要制定发展战略，实现以下几个转变：从生产低成本产品转向生产高价值产品、从依赖政府到利用市场力量和竞争、从依靠投资到依靠私人消费、从依靠外部需求到依靠国内需求、从以增长为目标到增长和分配并行、从以发展为中心到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作者为上述转变指出了一系列政策方向和选项。
第二部分从中国和全球的角度探讨了改革和再平衡问题。在第四章，黄益平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改革开放期间，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又是什么导致了结构性风险日益加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关键政策目标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未来几十年，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理想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框架应当是怎样的？黄益平认为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姚洋在第五章回顾了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探讨了其在保持可持续增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生产型政府”实施资本补贴政策，实际上加剧了经济失衡。
在第六章，宋立刚探讨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及其融入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新挑战。他强调中国要想成为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就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改革。他认为改革的延误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融入全球市场，并危害国内经济，导致社会不稳定。
在第七章，胡永泰（Wing Thye Woo）回顾了过去50年来中国令全球瞩目的经济赶超，并引入赶超指数，用于评估1960～2008年一国经济是否实现了对美国经济的赶超。他把中国和三组处于不同增长阶段的国家进行了比较，以此分析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在障碍。他还分析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案例，试图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
在第八章，诺拉·拉斯蒂格（Nora Lustig）和詹姆·罗斯（Jaime Ros）研究了拉丁美洲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社会政策，并探讨拉丁美洲的案例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有益经验。
在第三部分，冯幽兰（Yolanda Fernandez Lommen）和L.兰德尔·雷（L.Randall Wray）合写了第九章，两人研究了在美元本位制体系下，中国作为主权货币发行国家有哪些可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选项。作者建议中央政府应该放松财政立场，这样才能紧缩地方政府和公司预算，并有助于避免抑制经济增长或引发过度的通货膨胀。
在第十章，贾康和刘军民从经济增长前景和主要风险因素方面评估了中国当前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他们为加强公共财政和实现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了建议。
在第十一章，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明确了产业升级的定义，并指出了影响产业升级步伐的因素。他回顾了战略性产业政策的作用和东亚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同时思考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模式。
在第十二章，保罗·范登堡认为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是升级价值链，并采用先进的技术提供更为复杂的产品和服务。为此，政府应专注于推动“自主创新”。中国国内私人公司、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都在生产转型中发挥作用，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在第十三章，徐建国指出了中国服务业非常落后的一系列原因。他提出了改变经济过度依赖工业这一现状的诸多政策选项，其中包括消除对制造业和商品出口的政策偏向、减少对重要服务业的监管障碍。
在第十四章，李力行认为未来20年城市化仍将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也将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并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资金。
在第四部分中，第十五章由万广华和庄巨忠合写。他们根据不同来源的预测整合了1978～2012年中国收入不均的综合情况。二人指出，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和技术变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三大因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不充分导致许多领域机会不均等，这使得收入差距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为应对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等，促进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万广华和庄巨忠提出了政策建议。
蔡昉在第十六章研究了人口转型和中国接近刘易斯拐点的过程，刘易斯拐点可使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他指出中国应实施大范围的改革，使中国完成从投入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家庭消费，并在年龄结构和劳动力质量等方面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在第十七章，王美艳强调为了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满足其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相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需要更加训练有素的劳动力。
在第十八章，雷晓燕、张川川和赵耀辉分析了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政府的养老金制度和收入保障。他们在养老金的收益、缴费率和政府补贴等方面提出了备选方案，以确保养老金债务不会成为定时炸弹。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九章，蒋奕和黄敬闽采用定量方法分析了中国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挑战。他们预测了未来30年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并指出城市供水服务、水资源定价和家庭用水将在管理宝贵的水资源中发挥关键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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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东南亚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也存在高储蓄率和低回报率并存的现象（World Bank，1993）。
[2] 一些学者将中国地方政府也归为“生产型政府”，因为它们像企业一样管理地方经济（Huang，2010；Yao，2010）。在改革开放之前，地方政府实际也是生产型政府，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的管理结合了市场的力量。这是改革前后的差别。
[3] 许多学者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市场力量和政府计划相结合（例如，参见 Li et al.，2009）。
[4] 世界银行采用阿特拉斯法对经济体的分类标准如下：按2013年美元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足1035美元的为低收入经济体，1036～4085美元的为中低收入经济体，4086～12615美元的为中高收入经济体，12616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
[5] 有关经济增长放缓的国际经验的较新描述，参见Eichengreen et al.（2011）和ADB（2011c）。
[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涵盖的这125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和那些2008年总人口不足300万的国家和地区。
[7] 其他8个国家早在1962年就跻身中等收入水平了，但是其人均国民总收入缺乏采用阿特拉斯法获得的可靠可比数据。
[8] 即使像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在摸索重振制造业的产业政策（Economist，2011）。第二章 保持长期增长：挑战和风险庄巨忠 保罗·范登堡 黄益平2.1 引言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进步显著，但其成功的故事远未结束。中国在2010年才从中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要同其东亚邻国和西方国家那样成为高收入水平的国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了实现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中国需要应对一些挑战。本章指出了在未来几年要保持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面[1]对的六大挑战。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投资模式。
其中三个挑战与生产和均衡发展有关。第一，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但是仍然很大。由于国内生产商关注价值链中的装配和不太复杂的部分，许多出口商品是利用外国技术和设计生产出来的，这导致增加的价值非常有限。第二，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日益增加导致中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第三，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存在严重失衡。虽然投资率和出口率很高，但是国内消费疲软，并且过度投资可能导致糟糕的资产质量。另外一种失衡现象表现在优先发展工业，而不是服务业。
其他的挑战涉及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第四，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且按区域标准来说，仍然悬殊。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制约经济增长，也会造成社会矛盾。第五，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水资源和能源资源日益枯竭。中国工业化的颜色一直是黑色和棕色，需要转变为绿色和蓝色。第六，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一方面传统出口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需求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中国现在也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这意味着它的一举一动将受到其他国家更加严格的审查和强烈的质疑。2.2 生产力水平和技术的巨大差距
过去30年中，中国在提升制造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它已经研发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2]制造了最快的火车，并且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中国也在其他高附加值行业位居世界前列。它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2010年的出口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2.7%，领先于德国、日本和美国（图2.1）。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4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9位，超过了部分发达经济体（World Economic Forum，2013）。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