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岳麓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试读：

自序

几年前，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又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问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叫《问学余秋雨》，是一个根据录音整理的粗疏版本，但在大陆很受欢迎，很短的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顶级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并在台北的“人文空间”与他们进行了当面交流。与此同时，我又补充和删除了与北大学生的一些问答。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我这本书的新版就变成了现在的书名——《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明显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个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寻觅中华》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往，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余秋雨二○一一年四月六日

参与课程的北大学生（部分）

王安安

出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系约定俗成之电影诞辰日）。幼年起学习乐器及声乐，后转而从事文字工作，有《后校园时代》、《昙花之内，时间之外》两本个人文集。二○○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目前是一名职业编剧，并在一娱乐传媒集团担任电影剧本开发工作。

王牧笛

出生在黑龙江畔，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外交学硕士学位，法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曾担任北京大学辩论协会会长，摘得北京大学演讲十佳大赛冠军。学生时代曾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实习，参与《锵锵三人行》、《世纪大讲堂》、《秋雨时分》等节目的制作。

二○○九年起与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联手打造《财经郎眼》，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开播至今成为广东卫视最具标识性和收视率的节目。

周双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生于北京。童年生长在海军大院，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哲学方向。二○○七年七月获本科学士学位。同年九月保送研究生，继续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硕士，任校研究生会女生部部长。爱好文学、音乐、写作。

诸丛瑜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论文曾获二○○九中国优秀广告学硕士论文三等奖。曾任香港TVB明珠台记者、主播，多次参与中央台和各地方卫视节目录制，现任东方卫视记者、编导。在感性与理性中游走，坚信科学、艺术和体育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力量。

吕帆

一九八五年生于西安一个电视人家庭，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学习，辅修哲学双学位。期间担任北大电视台记者团团长、戏剧社社长，摘得北大主持人大赛冠军。二〇〇七年终被保送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研究生。本人是一个矛盾体：官运亨通，最怕开会；抛头露脸，实非所愿；站上舞台人来疯，下了台谁都比我疯；可于聚会时大放厥词指点江山，亦喜独处时沏茶品茗读两本圣贤之作，属典型两面派。所幸人本不坏，有点可爱，本性温和，不咬人。

费晟

浙江杭州人，自幼好说爱动，曾在浙江电视台少儿栏目留下身影。长大后明白只有钻研学问才能成为“天下公器”。于是接受先贤教诲，陶醉于墨迹香气。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二〇〇七年结缘《秋雨时分》节目，感受颇多。

金子

一九八三年三月出生于哈尔滨。童年与电视结缘，曾是黑龙江省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主演电视短片《美丽的八音盒》获东北三省电视剧“金虎奖”。二〇〇二年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曾担任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四年后得到北大校长许智宏推荐，保送北大艺术学院继续攻读硕士。

丛治辰

丛治辰，男，一九八三年生于山东威海，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在该系攻读当代文学博士学位。青年小说家、批评家、诗人。曾任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社长、《小说选刊》外聘编辑、凤凰网文化频道主编。组织多种文学和文化活动，参与编辑多种民刊。

欧阳霄

四川绵阳人，二○○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哲学学士学位，保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目前已获多所海外名校攻读博士邀请。自幼钟情中国艺术，又性喜思辨玄想，憧憬中国宋明儒学，追慕德国古典哲学。有作品集《余山之南》、《云之阁与落木园》、《浮沫集》等传行。

何琳

曾经作为北京大学电视台记者团团长采访诸多政要、学者。带着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心，带着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交流当成终生追求的职业目标。现在已经是中国驻美使馆最年轻的女外交官。

萨琳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研究生。有一半的蒙古族血统，可惜已经汉化了。但血液中仍然藏着野性，仍然天生善舞，仍然在梦中看到自己高贵的祖先。小时候在东北长大，后来搬到呼和浩特。自幼喜欢看书，喜欢写诗歌、散文、小说。性情安静柔和，害怕别人大声说话，自己说话当然也很轻声。十六岁成为基督徒，生命不再一样。

参与对话的台大学生（部分）

朱天

一九八三年一月生于台湾高雄，现于台北半工半读，努力实践梦想当中：

在梦里，我的左边翅膀充满了音符编织的羽毛，挥舞在充满诗词吟唱、朗诵与合唱的空气中；而右半边则是以笔杆为翼，不时摆动出暗合诗风与文韵的轨迹；双脚紧踏，深根于教育的现实场域；双眼凝望，入神于学术的未来天空。

甘炤文

笔名无邪，布农族族名勒虎，一九八五年降临于世。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他都没能赶上，漫游于这个已然无新鲜事、宛若废墟般的星球，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发动想象秘力，坚持依循自己的方式经色身的劫，历浊世的险。

日复日，年复年，太阳底下，他仍旧生活、旅行、弹奏、观影、听歌、阅读、思索以及写字。

杨富闵

一九八七年生于台南市忠义路，在台南县大内乡的芒果、柳丁园中野长成人，念过天主教办的黎明中学六年，再读有基督教精神的东海大学中文系四年，最爱的却是妈祖林默娘。热爱民俗活动，喜欢观察“人”在各种仪式间的细微变化，在锣鼓声中体会“人”、体会“美”，从而体会“文学”。现就读“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从大三开始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迭获各种文学奖，在台湾新锐作家当中风格相当强烈。（参与对话的还有台湾政大、师大的部分学生。）

第一部分 闪问

北大的闪问

答：凡是傻问题，往往是根本问题。考古学家心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活动的痕迹。行政官员心中的“文化”最小，是指宣传加娱乐。一般民众心中的“文化”最杂，是指古文、英文加文凭。其实，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这些年不少跨国婚姻终于离散，最多的原因是“文化差异”。这就关系到了文化的要害。那么，就请你听听我给文化下的一个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问：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但我对“集体人格”的说法还是不太明了，能解释两句吗？

答：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问：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那么，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和“觉者”的影响更大。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文化，可以把“君子”和“觉者”作为重点。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问：现在社会上最热门的“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三国计策、生存智慧、制胜方略，几乎全都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秋雨老师，这一切，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很多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我家乡的哲学家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一切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问：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可怀疑？

答：正因为很多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问：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我在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问：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也有人想多说一点，但抬头一看这位最有辈分的老祖宗默然在上，也就不敢说了。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仅覆盖面积就是世界其他文明总和的十几倍，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问：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那也是一个“做减法”的大海。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这会使文化财富和文化垃圾一起走向低效。我们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他们都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你很棒。所谓“低效”，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低消耗”，近似于物理学上的“低熵”。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问：在我们刚才简短的请教中，秋雨老师随口道出的一系列重要观念，与目前文化领域的多数教授讲的都不一样。例如，您认为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文本形态，而是集体人格；您认为世间很多文化行为起到的是负面作用，真正的文化大道反倒与人心良知相关；您还认为中华文明因“低消耗”而长寿……这些观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怪了，一听就接受，而且很兴奋。我通过看在场其他同学的眼神，知道他们与我有同感。顺着您的思维高度，我想问一个难题：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们吃惊：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问：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在讲述古代文化课程，说着说着又缠到政治上去了。讲古代文人的生平，也常常强调他们的仕途坎坷。因此，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连那个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一些，能不能成为您的观点的证据？

答：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也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礼乐”是比较隆重的仪式，而在日常生态中，中国文人习惯用诗书琴画来“怡情养性”，也就是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艺、诗、乐等等美学行为，成了情感的终点、人格的终点、社会的终点、精神的终点。问：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这种历史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我提四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第四，请密切配合我们的课程对于伪完整、伪均衡的彻底突破。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上的完整和均衡，大多是为了虚撑规模而削足就履的结果。我只愿选取一些关键门径进入，一旦获得了大感觉便戛然而止，不再滞留和厮磨。例如，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精彩勃发，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已大体完成，以后的成果只属于余绪的范畴了，因此我所投放的注意力也完全不同。这就像对一座名山的鉴赏，只需细细品味几个最峭拔壮观的景点已经足够，而不必走遍山区每一个村寨、沟壑。如果走遍，反失魂魄。具体问题问：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取缔，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该取缔。秋雨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楚辞、汉赋、唐诗好像也不符合英语语法。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医佑护下来的。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问：有学者说，龙在西方是一种凶恶的形象，为了避免误读，中国应该改换一种文化图腾。秋雨老师，您同意吗？

答：别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狮、鹫作为文化图腾，没听说要改。祖先们正是预料会有脆弱的后代，才选择了凶猛刚健。我再重复一句话：天下最让我生气的事，是拿着别人的眼光说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活错了。问：体会您重复说出的这句话，我是否能认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现代的价值标准来裁割中国的历史文化？

答：对。西方现代的那些价值标准都很不错，但应该明白，在那些标准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非常精彩地活了几千年。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帝国，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说这些都是白活，你难道不像我一样生气？问：我很支持秋雨老师的文化立场。近几年突然兴起的“国学”热，是否也出自于这种立场？但我惊奇地发现，您至今没有运用过“国学”这个概念，为什么？

答：我不敢说“国学”，是发现有一些逻辑上的麻烦，一时解决不了。例如，我们国家很大，要说“国学”，似乎也应包括契丹文化、突厥文化、西夏文化、蒙古文化、南诏文化吧？但现在显然没有包括，也没有企图包括的趋向，这很不公平，因为它们都参与并强化了中国整体文化。又如，佛教算不算国学？要是不算，这可是中国民众两千年来极为普及的精神信仰，无疑是“国中显学”，岂能排除；但是如果算上，连法显、玄奘他们也不会赞成。在我看来，地域有界，学问无疆。或者换一种比喻：政治如山，文化如云，云气自由飘荡，不要硬去编排哪几片云属于哪座山。问：在“国学”热中，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主要是说他们“落伍”、“保守”、“反国际化”，但这些声音抗不住他们的“爱国主义”。秋雨老师，您认为从哪一点上才能击中他们的要害？

答：即使“落伍”、“保守”、“反国际化”，也都可以存在，不必反对。如果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上出现几个峨冠博带、帔帛凤裙的身影，我会很高兴。他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必须”，在于对他人的强迫。爱国主义不应该变成专制主义。历史证明，失控的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也就是法西斯主义。

你们如果认识这样的激进青年，有机会也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早在唐代的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问：不少文化人写文章说，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种非常值得回忆的早年生态破坏了。秋雨老师写过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优美散文，一定也赞同这种看法吧？

答：不赞同。一切回忆，都会以情感删削真实。一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早年生态”的低劣程度超过现在最坏的想象。就连现在被不少文人描写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种矫饰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他从南京路来到上海的中心区域老城厢后说：“这是整个地球上最贫穷的族群，备受欺凌，牛马不如。我们一直在为世界争取幸福和公平，而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直到我年轻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态都怵目惊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针对大面积的低劣生态进行的。中国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有理由稍稍过得好一点。你们毕业后，不要最后为了“玩文化”而伪造“贵族凋零”、“皇城暮鸦”、“风华散尽”之类意象，来鄙视普通民众的生态进步。问：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断写文章说，北京城新建的地标诸如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都光怪陆离，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叹“城将不城”，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一个大国的首都，应该保存一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更应该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请你们联想一下：曾经以花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筑自傲的巴黎，在建造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时也遭到过激烈反对，但现在这些新建筑却都成了巴黎的无敌标志。这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新生过程，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有过描述，你们可以找来一读。至于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维健全、兼容古今的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从美国考察回来，在课堂上对于欧洲现代建筑结构的几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复性，如包豪斯学派（Bauhaus）的主张，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几十年，除了仍会着力保护古建筑外，还一定会设计出不少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创新建筑，就像贝聿铭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样。问：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现在该不该动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说，现在经济力量和学术力量都已具备，可以挖掘了。有人说，永远不要去打扰它。秋雨老师的意见呢？

答：过于自信就会产生莽撞，人类不应该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远不要打扰”的说法也不妥，因为谁也没有权利发出隔代命令。我有一种朦胧的预感，随着机器人和高清晰度遥感技术的发展，今后的考古发掘未必继续沿用大规模的开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问：我想请教一个现实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今天社会上，媒体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刘翔这样的明星，而不是大学者、大科学家？这是不是产生了文化重量的颠倒？

答：你说重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问：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这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不仅自己丢脸，还为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拒绝，不都是食品么？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问：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做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当“守门员”的“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昏庸腐朽的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问：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我见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我到处打听，“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问：秋雨老师，您已经宣告，我们这门课程主要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原创期和精彩勃发期，也就是从春秋战国到唐宋。这么一来，元、明、清可能比较简略，近代、现代更会较少关注了。但是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索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型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更应该容忍后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钟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问：听一位年长的老师说，您在二十多年前辞职的时候，上级让您选择两个职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或上海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如果当时您接受其中任何一个任命，这么多年下来，不知会提升到什么高位了。我代表很多同学一起问您：如果让您来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面对目前的精神文化滞塞状态，将会采取哪些大思路来改变？

答：对于当年的所谓“任职”，既然没有成为事实，就不要轻信。这些传言，只会害我。但是，如果要对当前的文化工作提出一些总体建议，我可以发表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这些年来中国广大民众在抗震救灾、守护生命、倾情民生、拯救环境等方面的空前实践，成果卓著，本来很可以由此重建文化在精神价值、人生信仰、生命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非常遗憾，复古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个“文化伪坐标”一时高扬，使文化话语大规模地滑向保守和低俗两端。对此，很多官方传媒和政府文化机构都难辞其咎，理应快速纠正。

第二，政府应该像鼓励科技创新一样来鼓励文化创新，并肯定文化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精神基础。在今天国际间，我国文化的内涵创新已严重落后。需要警惕“唯老是瞻”却又严重失实的“民国学术神话”、“百年戏曲神话”的继续营造，防止以“保护遗产”之名阻碍众多民间艺术的新陈代谢、改革转型。应该引导民众对陌生的创新产生敏感，并予以保护，而不是长久沉溺于陈词滥调。

第三，大力缩减已经体制化了的排场文化，缩减对于越来越模式化、低质化、庸俗化的大型晚会的过度张扬，缩减种种官方协会对于国家文化资源的过度占有。不要再用“代表”、“委员”、“理事”、“主席”等等名号来扰乱文化等级。应该承认，古今中外真正高等级的文化创造者大多以个人探索的方式存在于官方体制之外。

第四，国家学术文化的重心，需要从“文本文化”转移到“生态文化”上来。努力削减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无聊文本”、“无效文本”研究上的庞大开支，并把其中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解救出来，参与中华文化在当代精神价值上的重建。

第五，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化毁损机制仍然远远超过文化建设机制，原因是文化建设对个人而言成本极大，而文化毁损却完全不必支付成本，又有大量公共传媒加持。因此，应该强力吁请司法部门从法律上严惩那些在文化领域屡犯诽谤罪的媒体和打手，维护中国艺术家的安全与尊严。问：秋雨老师，我憋了很久一直想提一个问题，不知是不是礼貌。幸亏刚刚您提到诽谤罪，为我壮了胆。谁都知道，您的全面成功和远离官场，使您成为历来遭受媒体诽谤最严重的中国学者，有一批小文人已经把诽谤您作为自己的“谋生专业”。但是，您却从来不反驳。很多崇拜您的读者以为您是“默认”，产生了误会，您好像也无所谓。后来时间一长，谣言不攻自破，但是很多人对真相已经没有兴趣，光知道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请问，您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您的意志力、忍耐力从何而来？

答：谢谢您的这个问题。我不反驳诽谤，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时间，就像一匹远行的马没有时间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尘，这不难理解；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救人，这需要用实例解释几句。

例如，全部诽谤有一个起点，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很大。我如果要反驳，最有效的办法是公布那个小组的真正成员名单。但是，那些成员都是各大学的退休教师，年迈体弱，早已被诽谤吓住，我一旦公布，那个小组似乎真的有了什么问题，那些无辜老人就无法安度晚年了。因此我决定对自己的生命质量作一个试验：尽管那股诽谤浪潮在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鼓荡下已在全国肆虐十几年之久，翻卷出一千多篇诋毁我的文章，我都不予理会，只是平静地用时间的力量为那个小组和那批教授一点点除罪。在漫长的十余年间，支撑我的内心语言是：“挡风遮雨护老弱，纷纷乱箭全归我。”感受着这样的英雄气概和仗义精神，我自己深深陶醉。从此，我对付其他诽谤就更有底气了。有时，我的沉默反而是为了拯救诽谤者。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冒出来的那次所谓“诈捐”的诬陷，我如果站出来说明真相，必定会卷动“起哄回浪”，严重危及一位在电视上讲历史故事讲得很好的文人，因此我便木讷得真像做错了什么一样，直到风潮过去。

由此我想送你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机会让生命高贵吗？有，就在似乎失去高贵的时候。

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谤修之道》，说明只有遭受最密集的诽谤才能实现最完整的修养。这也是我从人格坐标上对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解读。那本书的笔调会让那些诽谤者也读得轻松愉快，到时候我可以送你一本。哦不，今天在场的每个人我都送一本。

台大的闪问

答：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之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问：这是不是说，台湾的文化品位要高于大陆？

答：不。大陆人口基数大，文化精英、艺术天才的绝对数字肯定远远超过台湾。但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差别，感觉反而倒了过来。等到哪一天，大陆的传媒开始不再伤害文化创造者了，我们的文化业绩必将让世界吃惊。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问：“捏软柿子”、伤害文化创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据我本人的切身感觉，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闹，他们的特点是：一、有“文革”和“冷战”基因；二、有写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执病症。这样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社会唾弃，近二十年被传媒宠爱，因此虽是文痞也有了继承人。问：他们有政治倾向吗？

答：他们的政治只有四个字：毁人不倦。这些年他们在扮演“异议分子”，其实是反对改革开放。“文革”时他们伪称代表“革命群众”，现在他们伪称代表“弱势群体”，性质都一样：攻击一切社会精英，包括文化创造者。问：对于这种祸害，政府部门没有责任吗？

答：有责任。第一，怂恿他们作恶的传媒拥有政府背景，因此永远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工程师、经济师出身，不知道那些人的毁损行为是在摇撼社会的精神命脉，因此没太当一回事。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拒绝权利体制的“收编”，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您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上系统下过功夫，更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过广泛调查。如果凭着一点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问：但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借你的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划清一条重要界线。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更严重的是，很多号称“名医”的人，恰恰是传染病之源。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两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大。问：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当政者不喜欢，还是民众不喜欢？

答：中外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从来与当政者的喜欢不喜欢无关。民众倒是喜欢寻找崇拜对象，但缺少分辨能力。我看主要原因是知识界本身的精神贫血和互嫉互耗。结果，当代中国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代表，竟然集中在年迈艺人和娱乐明星这两拨人身上，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悲哀。问：这在台湾好得多。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或者说是“言论领袖”，俗称“名嘴”。“名嘴”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是有道德、有理性的，也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也可以算，但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台湾的这些“意见领袖”，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们的长处和短处。长处你已经讲了，短处是，话题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民众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主要是立场、态度、语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维方式。这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很可惜。问：您说他们太政治，但台湾目前的风气就是传媒的高度政治化。余教授，您难道认为，政治不太重要吗？

答：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过于意识形态化，就是“冷战思维”。在我的排列中，经济大于政治，文化大于经济，自然大于文化。问：按照这个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为那种政治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无论如何，您还是非常“公共”。我们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由于您的文章进入了这里的中学课本，连中学生都惊讶您还活着。马英九先生那么忙，还来亲自主持您的演讲。听我们的老师说，您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都一样大。请问，您向这么辽阔的“公共”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

答：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富裕、发达，只有符合了仁爱、理性和美，才算到达了文化境界和美学境界。问：在很多文化人看来，政治问题要比美学问题重要得多，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吗？

答：你们都看了我在北大讲课的记录稿，我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可能连古代的当事人也未必明白。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永王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轻重倒置，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我看来，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问：老师的这段话说得精彩，我会牢牢记住。我和同学们都有一个感觉，您的文章和演讲，我们台湾年轻人接受起来完全没有文化隔阂。查资料，才知道早在海峡两岸还没有正式交流的年代，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都是以最高票获得了台湾的“最佳书奖”。这想起来实在有点奇异。现在，不少大陆学生会到台湾上学，我想问，两岸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隔阂？这个问题，向您这位“无隔阂者”提出，可能没有答案，也可能有最公平的答案，会是哪一种？

答：大陆与台湾，文化隔阂不多。其中，不少技术性隔阂一跨就过，留下的就是心态性隔阂。说到心态性隔阂，我要为大陆民众说几句话。从表面上看，大陆体量巨大，必然仗势欺人，其实正好相反。自从二十年多前开始交往以来，台湾民众比较低看大陆民众，而大陆民众则比较高看台湾民众。这与当时的经济差距有关，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大陆正在全面揭露“文革”灾难，负面信息很多，而台湾正处于“解严”后的民主实验，正面信息不少。两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后来也就形成了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大陆民众极少批评台湾民众，但台湾民众却比较喜欢批评大陆民众，而且经常把大陆十三亿之众说成是“素质低下”的同一种人。

在台湾传媒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评论者随口吐出的共识，例如：“现在大陆遇到的事，都是我们台湾二十年前经历过的”；“在古代国文和现代国文的教学上，台湾都远远超过大陆”；“大陆有市场，台湾有创意，大陆有工人，台湾有设计”……这些共识，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在此我要劝告台大的同学，我们年轻一代，不要在整体上傲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来自于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问：台湾民众现在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倒是没有特别的负面印象。原来的负面印象，大多来自于香港、美国一些政治性的华文杂志。我听说这些杂志至今还不能在大陆发行，如果能批准发行，一定会引来一些反驳文章，用事实说明真相，会不会情况反而会好一点？

答：这些杂志我看过，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观点，却又把大量的谣言、毁谤当做了自由和民主。现在大陆每天都有潮涌般的民众通过“自由行”到香港购物，当然全能看到这些杂志，但翻几页就不想看了。它们如在大陆发行一定会遭来没完没了的官司，只有现在这样，大陆的被谤者支付不起香港极其昂贵的起诉费用，它们才能那样自由。问：我舅舅二十年前就到大陆经商了，他说，几位上了年纪的大陆亲戚告诉他，那些杂志上的很多言论、语气，是“文革遗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有点相似。你们可能对“文革”很不清楚，我是过来人，可以说几句。“文革”的起因是执政党领袖试图更换接班人，这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由于鼓吹“大民主”，立即变成了一场由极端主义文痞领头的暴民运动，致使一切社会精英都受到袭击。几十年过去，现在我发现上上下下很多人又在以“民意”、“弱势群体”之类的名义怂恿民粹浪潮了，因此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是不管作任何选择都不能重蹈“文革”覆辙。你们今后如果关心大陆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分辨一下，哪一种是“文革式民主”。在法制意识淡薄的土地上，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种“民主”。问：我想比较真实地了解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荐一个书目？

答：不要忙着看书，请尽量多到大陆走走，最好住一段时间。如果一时抽不出空，可以多与像你舅舅这样的台商聊聊。按我考察文化的经验，最可信赖的，是切身的生命感受。具体问题问：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大陆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他们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厂里，也只是四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代的农民工，那还有意义，就是企盼今后“衣锦还乡”；如果他们真是老一代的孝子孝女，那也有意义，就是准备今后奉养父母。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找不到任何意义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蕴含，千万不要作低俗的解释。问：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大陆湖北省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大陆一些人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答：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也没有在这里发动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问：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其实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园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你所说的“上海的朋友”对于台北的“羡慕”，态度很诚恳，但请不要过于相信。如果哪一天大陆居民可以自由移居台湾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上海人不会选择台北，而宁肯选花莲、苗栗。我太了解他们。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到上海。问：台湾也有孔庙，安静幽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之情。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文化界的现象。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圣人塑造社会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端午节各地民众热气腾腾地赛龙舟、吃粽子，并不影响我们读《离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随俗”一点。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问：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大陆也有人提出要逐渐回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连胡适之先生也十分赞赏。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回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在电脑可以轻松自由地选择字体的时代，有这种硬性命令的必要吗？因为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文化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身只会写繁体字的毛泽东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问：现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动“全球”和“本土”、“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竞争。请问余教授，文学应该如何在这些概念之间觅得定位？

答：文人最无聊的事，是为了讲课和论文，硬行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这些界限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只要低头看看自己，万物皆备，百学可通，哪有什么界限？歌德说得好：“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文学不是在界限的夹缝里寻找定位的可怜角色，而是自由的精灵，无处不在。问：在网络出现前，人类只有两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现在有了第三件：网络。当今的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人类的最大区分，还是善良和邪恶。问：台大学风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频频在影视中亮相，也引来师长们的批判，认为这牵涉到“公德”、“行为模式”和“社会期待”，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塑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

一所大学的女生频频亮相影视，证明她们各方面都广受观众欢迎，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讨论她们该不该出来，十分可笑。这就像上海的某所大学如果一直在担忧学生都成了姚明、刘翔该怎么办，是不是有点滑稽？问：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散文会不会像诗歌、小说、戏剧的花样翻新一样，蕴蓄着一种突破？

答：文学的优劣，无关新旧。文学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学们多在里边游览欣赏，并投入自己的几分劳动，而不要老想着破墙挖洞。文学和科学的区别，也在这里。问：当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现虚构的内容，您赞成吗？

答：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冥想、寓言、童话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虚构。请读中国散文之祖《庄子》。问：在网络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大师”的尊称，在台湾也有，不知道有没有准确的定义，是近似于“桂冠”，还是近似于“爵位”？

答：“大师”的称号，最早还是台湾给我的。很多年前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讲，一开头就当众称我为“大师级的文学家”，我很惭愧。但在大陆，这个称号很通俗，一般指三种人：第一种，路边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种，民间工艺大师，例如根雕大师、刺绣大师、紫砂壶大师……其实是对亲自动手的“大师傅”的美称；第三种，追悼会上的往生者，一个学者死了，称“国学大师”，一个画家死了，称“绘画大师”，依据的原则是“死者为大”。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我的名义设立“大师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们说，大学的理工科设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艺术没有。因此经过评选，设立了两个，除我之外，还有九十八岁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师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挂牌那天我对记者说：“一个人先做大人，后做老人，因此老高于大。我做了几十年老师，现在降老为大，不算什么。”问：余教授，我们都非常喜欢您锐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无心多涉世事，却有一种“旁观者清”的痛快。我们准备了一些“一句话问题”，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回答”，作为“闪问”的结束，可以吗？

答：试试吧，否则今天走不了。问：中华文化几千年，最普及又最不与其他文化重复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答：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问：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公共意识、法制意识、创新意识。问：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答：普及了“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观念。问：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答：在“民意”旗号下的民粹主义泛滥。问：民粹主义的恶果是什么？

答：暴民得势，变成舆论，吞噬文明。问：现在的中国大陆，您比较乐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经济。问：比较悲观的领域是什么？

答：文化。问：妨害文化发展的主要对手是什么？

答：传媒。问：传媒？

答：也有好的，不多。多数传媒既仗势又媚俗，祸害了文化的精神品质。问：有没有看到复苏的契机？

答：暂时还没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都已经拒绝人格提升，沦陷于低层次的狂欢。问：您不把民众的聚散看成是文化的最高标准？

答：如果把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巨匠都让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投票，我保证，一个也选不上。问：我们每天很多时间都在网上，这样好吗？

答：不好。赶快自救，在海难中找一个岛屿。问：我们在网上可以方便地占有各种资讯，这难道不会使自己更强大一点吗？

答：那些资讯百分之九十九对你毫无用处，却把你占有了，你的“强大”是一种错觉。问：听说您到现在还没有上网？

答：余光中先生说，我们是两条“漏网之鱼（余）”。问：那么，如果网上出现了您的消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您也完全不知道？

答：不知道。因为我的妻子、助理，都不上网。问：网络上好像有您的微博，经常有您的一些话，不是真的吗？

答：我没有开过微博。问：听说您至今还没有用过手机？

答：对。问：为什么这样做？

答：因为我所佩服的所有巨人都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从老子、墨子到康德、爱因斯坦。问：落伍了怎么办？

答：独立地面对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随热闹潮流，很快凋谢。问：现在像您这样做的人，还多吗？

答：极少，所以享受“独立”。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我就悄然出走，去首先问津网络。就像二十年前独自出走，去考察废墟一样。问：因此您其实并不是反对网络本身，对吗？

答：对。问：我们离开校门之后，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下决心找一个懂得天下大爱又可以生死相依的终身伴侣。一时找不到就虔诚地等待。问：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以批判之名伤害他人。问：有很多世界末日的预言，您相信吗？

答：我还没有发现相信或不信的根据。问：如果那天真的降临，您会做什么？

答：指挥学生驱赶那些用谣言散布最后仇恨的人。问：您自己的表情呢？

答：用微笑让人安静。安静地走向灭寂，是一种最有尊严的福分。

第二部分 课程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因此，我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余秋雨：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神话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但是，神话太飘缈了，缺少物态支撑，因此人类还是要靠历史学、考古学来唤醒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唤醒，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个隆重开头。

这是中华文明面临灭亡的时刻，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一条条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很快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这时，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离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一八三九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三千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一九〇二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王安安：我很喜欢秋雨老师关于临死武士听到童年歌声的比喻。一种文明的童年歌声在血泊中听到，才更加惊心动魄。秋雨老师用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来开启一门有关文化记忆的课，也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但是，具体来说，王懿荣能不能不自杀？如果他继续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作出这种选择吗？余秋雨：这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王懿荣一定会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历史记住他，只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结果，他的自杀，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变成了一种文化祭奠。在他之后，还有好几位祭奠者，具体原因不一，但都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支付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壮的课程，我们下次继续。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终于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一本合集《铁云藏龟》。刘鹗经过研究作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被问罪了，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二十二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呢，则要努力地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

刘鹗死了，他的儿女亲家罗振玉，是一个更大的学者。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作出判断：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出土地点。

这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考察过，都没有找到。后来，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我在这里请大家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的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

现场的破坏也就是甲骨文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一九一五年的三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中国学者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学术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万小龙：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四处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万里考察中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华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到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

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

我想从宏观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最后毁灭的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在尖锐的矛盾当中，选择了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释放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而中华文化的童年歌声，却被大家听到了。

第三课 那里没有路标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大规模挖掘十五次。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坑YH127号。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当然必须装火车，运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科，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

正当甲骨坑YH127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金子：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而因为神秘，所以伟大。王安安：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余秋雨：当然，不能让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不必违避，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跟随YH127号甲骨坑到火车站的这一系列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我们平日的文化态度可能过于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一八九九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很好地保存。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从今天看来，更大的问题是：这既然是中华文化在濒临灭绝的当口神秘出现的早期记忆，我们能让这种记忆的佐证快速离开本土吗？离开了，会让悲哀的大地增添一份悲哀；不离开，很可能就地毁坏，让遥远的祖先也对这片土地完全断念。

这里边其实还埋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离开了，有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变成全人类的记忆，这对这个民族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增加尊严，还是更被嘲谑？

中华文化的荣辱存废又一次遭遇了十字路口，但在那里并没有路标。

我希望大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王牧笛：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诸丛瑜：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王安安：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王牧笛：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王安安：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王秋实：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把这些文物当做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余秋雨：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深刻的悲剧发生在两个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间，两个片面谁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们北大学生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陷于一边，而应该同时体察对方，然后作出更高一层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无能为力，但却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护，也要作出最佳解读——这就是他们低哑而又坚定的心声。请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这些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着甲骨文。乍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歌声终于被唤醒，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生命力的被唤醒。

文化的责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严，也在这里。

第四课 文明的胎记

现在，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内容了。

先要问一问大家，你们有谁是河南人？如果不是，那么，有没有到过河南？（现场学生一一表示，自己既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到过河南。）

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说安阳是商代的中心，商之前，要寻找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

你们都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在河南落过脚，但我还是要问：你们对商代有什么印象？王牧笛：商代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神似鬼的朝代。我了解商代是通过一些艺术品，可能那时的人不认为那是艺术品，但是今天看来很有艺术价值。很多艺术作品上面的纹路，都有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玉器上出现的飞鸟，就是图腾的象征。商代器物上的线条没有具体的一条龙或一只鸟，而是比较抽象的符号。它的器物主要是礼器和祭器，比较有威慑力，有一种明丽之美。金子：一提起商代，我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两样东西——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可以说青铜器构成了我对商代的核心理解。丛治辰：在我所学的商史当中也充斥着商人的战争、杀戮和骄淫奢侈的生活，仿佛就是这些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我更看重商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他们的艺术风格，比今天更加飘逸，更加有想象力。王秋实：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朝代表性器物是两种，一种是青铜器，另外一种是玉器。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酒器，另外一个是祭器，就是那些鼎。司母戊大方鼎体现了商朝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艺术，我觉得这是留给当代人最深刻的文化记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很久的，非常丰富的甲骨宝藏。王安安：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对比是否牵强？我看过古罗马展，我觉得商代有点像古罗马的感觉。它的骄奢淫逸也好，它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也好，它的喜好征战，它的奴隶制度和《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是很阳刚的一种气质，非常硬朗，非常强悍。余秋雨：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代在世界古文明中已经在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一，天象观察的系统性和精确性。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天文历法，是近代航海的结果。相比之下，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早熟。商代，用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在形态上，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在技术上，商代在金属材料选择和冶炼工艺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第三，农作物的播种技术已经发达。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

第四，医学也获得了多方面的奠基。现代科学家从卜辞里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传染病的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针灸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还有，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像样的教育事业。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

正如在座各位感觉的那样，那也是一个凶猛的朝代，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文明高度成熟的朝代。

按今天的目光，商代的很多东西早已被超越，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是经过时代筛选后的美学成果。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结构、形式、图案，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审美开端。乍一看，我们可以模仿、复制它们，甚至很逼真，但仔细一想，那是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创，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无法模仿和复制。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自豪之余产生惶恐。

我历来提倡“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

迄今为止，如果说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审美图像系列有一个奠基处，那就是商代。

商代的青铜器，单就其形体和比例而言，就会让后代许许多多的艺术设计师汗颜。

透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透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

特别需要给大家引入一个符号——饕餮纹。这个符号在中国美学史上非常重要。青铜器里大量已经成为模式的图案，是由一种凶猛、贪婪的野兽头部提炼出来的。当它提炼出来之后还保持着线条的威猛、狰狞，但已经变成图案了，成为当时文化共性的基本图像。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胎记”。

饕餮纹后来慢慢地离开凶猛、贪婪的原始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但线条的力度始终保存，这有点惊人。它的不再贪婪，不再凶猛，按照美学上的说法就叫“积淀”了。饕餮纹使商代由伟大走向美丽。

除了饕餮纹，我还要说一说甲骨文的书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较成熟的形态。像半坡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里的一些象形符号，就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对比一看就能发现，甲骨文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提炼了。

甲骨文里的象形文字也与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里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区别。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进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摆脱了像埃及那样的早期象形文字对自然物种的直接描摹，而是全部线条化了。线条又经过简化、净化，变成一种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号。文字除了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审美意义，于是，早期的书法家出现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看看甲骨文汇编，就会发现早期书法家和一般刻写者的明显不同。

商代的第三个美学贡献，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确立。在甲骨文里，第一次出现了“美”字。从象形的角度解释，古人比较讲究物质，羊大了就觉得美，但是许慎作了补充，这个“美”字里面包含着“甘”字的含义。这就由物态上升到风味了。现在一些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萧兵先生提出“美”字的组合不是“羊”、“大”，而是“羊”、“人”。那就是“羊人为美”，即羊和人连在一起为美，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进入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古希腊有羊人剧，古人最早进行表演的时候往往模仿动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欢模仿的一种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字里，这个“美”字，一定也是和当时的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舞者，在当时就是巫。如果看看和商代同时代的三星堆遗址，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舞蹈是怎么回事，知道把模仿动物的人形作为美是多么自然。

商代完整地创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后，中国的智者们已经把它和“善”分开来讨论了，叫“尽善尽美”。“美”字有了一种独立的关照。

总之，商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首度记忆。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

说到诸子百家，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却都不太清楚，比较清晰的只有儒家。这就碰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记住百家的热闹，还是应该记住热闹之后执掌门庭的那一家？王牧笛：每每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纵横五百年间，对社会、人生、哲学、道德做出过如此积极、广泛、深入的探讨，我都觉得很感动。“百家争鸣”的热闹状态反映的是我们祖先积极、睿智、勇敢，对未来充满希望，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后辈子孙永永远远地记忆。王安安：我觉得比起历史选择的结果，记忆当时热闹的状况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缺少了很多当时的全方位激情，以及当时百家争鸣带来的多元思维方式。对于逐渐走向墨守成规的后代来说，记忆那种古老的热闹、那种创造的激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记忆、这种激情，让我们不仅可以继承优秀的结果，更可以继续创造状态。金子：百家中的儒家自从汉代以后就成为封建统治倚重的哲学流派，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我们当然也要重点记住经过历史筛选、作为热闹的精华流传下来的儒家。余秋雨：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后来，逐渐有一些水脉中断了，枯竭了，但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说，消失的水就是不存在的水。在精神领域，不能那么势利。

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历史的选择，儒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就像选择一个单位的长官，当选者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这个单位的发展就和他的思维有关了。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对这个单位的影响不大而已。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有着一番唧唧喳喳的无限可能。

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就像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在那样的时光中，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一种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总是记住那几个后来“成功”的人？如果仅仅这样记忆，那是对少年时代的肢解。

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对大家有一个提议：在记忆儒家的同时，也去亲近一下曾经同时出现在中国思想高地上的诸子百家。它们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设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叫“历史不可假设”，这是疲惫无奈的“既成历史学”；如果从“创建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窝囊的。

只有尊重多种假设，才能尊重百家争鸣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现在，单一化思维习惯仍然渗透四处。大家已经习惯选择后的独尊，而不再向往选择过程中的无限。

我们所需要的选择，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取其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赢。文化的选择，更应如此。万小龙：据我了解，本来在汉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后来汉武帝即位，由于他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就显然很“与时俱进”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一三四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问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姓无所适从。所以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术从此逐渐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余秋雨：我在备课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课程中给你们一代留下一个关于百家争鸣的深刻印象。人类最深刻的印象，首先作用于视觉，因此我从世界坐标出发，找了一幅画。

欧洲文艺复兴时，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佛罗伦萨（Florence）的统治者梅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就开始频频提到雅典学院时代的学术气氛，并且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P1ato Academy）。《雅典学院》中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图，他的左边是学生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周围围绕着很多学者，倾听他们激昂的辩论。欧洲文艺复兴不是仅仅复兴一个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全面复兴欧洲整体思维水平和自由精神。因此，拉斐尔在这幅画中又加进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后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脉精神的参与。

与雅典学院的创办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术机构，叫稷下学宫。稷下是齐国都城一座城门的名字，究竟是南门还是西南门，有待继续考证。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差无几。

在这里我想停留一下，讨论几句。大家怎样看待这种巧合？王牧笛：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在时间纬度上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某种暗合。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早期，或者说青少年时期，对话和辩论要比独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学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组建，或者说学术组团的这种辩论的方式，可能激发出个体对一个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虑，这比对事物的单层面向的考虑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余秋雨：当时人类智能迸发，但有很多思考者还难于进行独立思考，因为缺少思想资源。所以在人类思维的奠基阶段，一定是渴求互砺互淬的。智者们在互砺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点，找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

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经历一个这样智能聚会的阶段。假若没有，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

我还想继续听听你们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的感觉。万小龙：我觉得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会权力形态开始逐渐松动、解体，我们的祖先开始挣脱蒙昧的束缚、权力的压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会、自身。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少年气象。但当后来社会权力再次建立、稳固、强大起来后，就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抑。政治权力选择了保留某种文化记忆，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王安安：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少年的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我认为，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是人类在少年时代的一个共同的表现，虽说两者的空间距离非常遥远，但同属于人类的诗歌时代，同属于人类思想初开时具有浓厚兴趣和表达欲望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给人一种直观的审美的怀念和追想，令人感动、鼓舞。金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热闹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热闹跟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对现在很多方面的热闹并不喜欢，而对稷下学宫那种古老的热闹却依然倾情？余秋雨：金子的问题很好。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政府给稷下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相比之下，做稷下学者更令人向往。因为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宫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宫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在“文革”中，有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很多造反派狂徒拿着《学生小字典》来揭露国学大师的“读音不准”，或批判医学泰斗不会打针。我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历史地理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来，我就必须在知识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岁，却又要装出吵架的姿势，会让我的读者伤心。

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的高层思维一旦陷入这种吵闹，在现场征服力上一定比不了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如果投诸广场辩论，高嗓门一定胜利，大学者一定失败，这就叫“广场哲学”。我们不赞成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

除了言论的质量等级外，稷下学宫超越今天言论的第二个关键，是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那是在思维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条沟，具有宏大架构的开创性。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热闹，往往是人云亦云，随声起哄。

针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无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为。在今后，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表现在大家对于精神等级的承认和守护，表现在大家对于高层思考者的尊重和礼让。而作为那些真正有责任感的高层思考者，一定要固守文化节操。如果我们的民众开始具有这方面的辨别力，那么，一个新文化的黄金时代将会降临。

第六课 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

人类奠定精神基础，这件事，我们的祖先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不过有两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心头。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有趣：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天辟地，而后代子孙只能追随他们，却没有能够超越？为什么人类最精彩的思想创造，集中完成在二千五百年前？对此，你们怎么看？万小龙：对于这种奇迹，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历史的偶然，我不相信历史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那里面。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有时候接受一点偶然性也许意味着更客观的分析视角。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后人没有办法超越前辈的创造，一直在追寻先人的脚步？我觉得，原因跟先人创造的学问的性质本身有关。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哲学、艺术、宗教，而不是科学。科学的发现可以因为工具的进步而不断被超越被改写，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扩充，展现了一部不断进步的科学史。而哲学、艺术、宗教却属于另一个范畴，和人类工具的进步、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人未必能超越前辈。王安安：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工艺和艺术之间的区别一样：艺术可以具有不可超越的、永不磨灭的魅力和力量，而工艺却绝无可能占领永恒的制高点。因为艺术是偶然性的、创造性的，而工艺是可传承的、不断进步的。我觉得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就可以类比为工艺和艺术的关系。余秋雨：你们两位的意见我可能不赞成。千万不要把“轴心时代”和以后时代的差别，看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科学虽然看起来成熟于近代和现代，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现代物理学的许多规则，与《周易》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暗合。诸丛瑜：我认为这种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这个天地当中去做事情。哲学、艺术、宗教，则没有可重复的实验可以检验其对错的，不像科学那样，今后更接近事实、更理性的理论，可以有力、彻底地否定前人。金子：我倾向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空间上遥不可及的几个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同时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摆脱蒙昧，驾驭尚未成熟的理性驱驰于广袤无边的思维宇宙。我怀念那个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迸发的时代，因为这种童年的生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知识确实可以不断积累，但是那种新鲜的生命力是很难被超越的，那种新奇喜悦的力量是很难再出现的。余秋雨：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轴心时代”的思考，是多种文明的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多年前我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刘璇：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王安安：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余秋雨：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直接外化，不能牵强附会。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因此，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因为那是一种学术幼稚。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

安安的问题牵涉到一个具体的争议：老子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去年我在美国休斯敦作中国文化史的演讲，一位当地的华人历史学家提问说：余先生，我看到一本书，证明老子比孔子小一百多岁。我说，你看的资料一定是这样的：有个叫太史儋的人，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之后出关，目的是去投奔一个君主。他马上点头说是。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个记载，连司马迁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所以在汉初就把老子的记忆搞模糊了。部分现代学者也主张老子比孔子小一百多岁，因此孔子问周礼于老子的故事不可能存在。但也有历史学家经过推论，认为老子和太史儋不是同一个人。老子和孔子处在同一时代，年纪比孔子大。我经过仔细辨析，赞同这种观点。王牧笛：听说今天的课上要讨论老子，我特地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关于孔子问学于老聃，在《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传》里，都有记述。在《礼记》、《庄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也有记载。我抄录了五种说法，现在读一下：一是《高士传》、《水经·渭水注》所引“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二是《孔子世家》所说，孔子年三十前，与鲁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三是《孔子年谱》所谓“三十四岁，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四是《庄子·天运篇》讲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五是《庄子·天道篇》所述：孔子欲藏其所修之书于周室，前去会见“免而归居”的典藏史老聃。余秋雨：你把这方面的资料都集中了。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历史学家也都看到过这些资料，他们作出了否定的推理。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会花费太多时间。我们的课堂还是按照我的选择延续下去吧。

孔子一辈子都研究周礼，三十岁起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恭敬态度，周游列国拜师问学。有老子这样一位博学的周王室图书馆馆长，孔子当然会去拜访。于是孔子从现在的曲阜出发，沿着黄河到洛阳，也就是当时名义上周天子的所在地洛邑。今天的洛阳还保存着孔子问礼的地方，不过很难具体考证了。

见面后，孔子和老子之间互相有什么问答，一直没有可信的记载，因此历史上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

在这些猜测和传说中，有两则比较合情合理。第一个传说是，孔子问周礼，老子告诉他，周已经没希望了，因为天下一切都在变。第二个传说是，老子当场教训孔子，年轻人不要自傲，也不要过多地追求欲望。史书上记载的孔子，是一个不自傲也不太追求欲望的人，为什么老子会给他这番教训呢？我相信一定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安静的老子看到一个青年学者风尘仆仆地来到自己家里，身后尾随着鲁国君主提供的车马仆从，那般气势在老子看来有些过分，就以长者的身份说了上面的一番话。史书确实记载过鲁国君主在孔子问礼于周之前，曾经馈赠车马仆从。王安安：鲁迅的《出关》里还写了孔子的学生冉有是司机，为孔子驾车。丛治辰：对，而且还说老子每次都送孔子上车，然后不冷不热地说句客套话。余秋雨：《出关》这篇虚构的小说表达了鲁迅对孔子的看法。鲁迅笔下的老子总是不太爱答理孔子，尽管孔子非常小心地问一些问题，老子仍像一根呆木头一样坐着，时不时淡淡地说几句。鲁迅让老子告诉孔子，人需要用一种柔软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他张开嘴巴，跟徒弟说：你看我的牙齿在吗？徒弟说没了。老子又问：你看我的舌头在吗？徒弟说在。于是老子用混浊的目光看着徒弟说：坚硬的东西一定失败，柔软的东西反而长存。如此几次谈话后，老子觉得孔子已经明白自己的学问，自己就不能留在中原了，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虞，于是决定出关。

孔子问礼和老子出关的关系，当然是小说的虚构。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把孔子描写成了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下过他笔下的老子倒真带了几分《道德经》的神韵。

关于老子，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老子仅仅写了五千字，为什么就能成为诸子百家中极重要的一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低于孔子的老子，却享有很高的世界威望？王牧笛：老子的国际声望，我觉得跟他自身的哲学思考模式与西方哲学思维更靠近有关。《道德经》本身不失为一部微言大义、简约透彻的优秀哲学作品。老子的思想虽然简约，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而孔子留下的更多是言论性、语录式的东西。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得益于政治力量的强制性传播，这种力量和传播的影响范围当然仅限于中华文明圈。如果我们单纯从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孔、老二人的学说，我认为，老子学说的哲学含量更高一些。黑格尔就认为孔子是格言大师，不是哲学家。老子更关注一些普通的规律性，即“道”，而孔子可能更关心的是人际关系。所以相比于孔子，西方更fan老子。丛治辰：老子提出的“道”本身是一个客观唯心的概念，我认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老子展示了精准的辩证法，提出了“有无相生，福祸相倚”的概念，跟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神似。但在面对生命的态度上，老子主张“贵柔”这个概念，与西方哲学“尚刚劲”的主张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差别和神似造就了西方思想家眼中老子的独特魅力。而老子的这种无为、不争的生活主张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陌生，这种陌生很可能造就了西方人将老子看做是东方哲学的典型。刘璇：我觉得《道德经》首先谈论的问题是“道”——客观规律性，它不同于《论语》关注的社会管理、道德法则等。客观规律性具有普遍性，而社会管理、道德法则却因地、因时制宜。老子对客观规律的阐述触及到了丰富的辩证法，对了西方哲学的“胃口”。而且我觉得老子所处的时代非常有利，他是“百家争鸣”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老子的理论是总结了三代，甚至更久远的过去的历史经验以及思维。但从时代来说，老子本人和他的著作都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余秋雨：我们暂且撇开内容不管，光在表述方式上，老子就展现了一种让人仰望的简约和神秘。在生活中，寡言和简言是别具魅力的，这对思想家来说更是这样。任何思想如果需要滔滔不绝地说，证明还处于论证阶段，而如果到了可以做结论的境界，就不会讲太多话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表情了。

简约是一种结论境界，而且，老子要给予的又是对辽阔宇宙的结论，因此由简约走向宏伟。这种宏伟由于覆盖面大，因此又包含着大量未知，结果就走向神秘。

请大家想一想，一种学说，能够简约、宏伟、神秘，它会多么吸引人。就像在一群聪明人的唇枪舌战中，一个白髯老人出现了，只用男低音说几句大家仿佛听得懂又仿佛听不懂的话，这是一种多么震撼人心的情景。

很少有人具备这样做的资格，所以大家都在大量地写，大量地说。这对读者、听众和他们自己，都是一种牺牲。

老子的生平，像他的学说一样神秘。后来道教也视老子为精神导师，让他进入了另一番传奇。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各种各样，有的传说很有趣，但我们一定要把传说中的老子和哲学家老子区分开来。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他年龄的说法，有人说他活到一百六十岁，也有人说他活到二百多岁，这些都没有证据。

还有很多关于老子出关后的传说，其中还包括他出关后又回来了的故事。我们中国式的思维是这样，不回来让人伤心，消失了让人失落，老百姓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因此要安排他回来，居住在河南和安徽一带的乡野，又活了几十年。还有一种说法更神奇，说老子出关以后，就成了释迦牟尼。我相信这是过于热爱老子的后人，给他加上的各种虚幻光环。

第八课 让我解释几句

那么，今天就让我来解释几句吧。这种解释，也正是对老子哲学的一种逼近。至少，可以尝一尝这种古老智慧里的一点点滋味。

请记住，我们的课堂，不喜欢空洞的长论，只喜欢选择性品尝。那就开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这三个字里，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指的是世间大道。第三个字也是“道”，却是动词，指的是表述。“名可名”的结构也是这样。这几句话连在一起，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永恒的名。

老子认为，不管是自然大道、宇宙大道或是人间大道，一旦我们自认为讲明白了，其实就偏离它了。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语言恰恰是一种限制。因此，老子认为，只要我们把大道付之语言表述，就是对大道的一种剥夺，一种侵蚀，一种切割。这个意思，也适用我们今天的讲课，老子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又有一伙人在这里谈他的道，也会苦笑一下飘然远去。

后半句“名可名，非常名”，更进一步否定了概念、名号的准确性。有几位西方现代哲学家特别喜欢老子的这个思想，他们说，当你试图用概念、名号去定义时，用的是过去产生的类别划分。类别划分已经取消了事物本身的独特本质，更何况是过去的。这就像让你在操场上排队，被划入了黄队，但黄队是你吗？“黄队”之名，一时之名，权宜之名，非本性之名，非个体之名。遗憾的是，本来为了方便而叫出来的名，却替代了事物的本性，人们还特别容易为了名而争斗。在老子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按照老子的哲学，他问你一句：“你是谁？”你回答说：“北大学生”，或者说：“副教授”，老子就会说：“你呢？你到哪里去了？”

老子开头这句话，也摆明了一个著作者的矛盾心态。他很谦虚地告诉大家，后面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是他心中的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果完全不言传，人们就很难抵达意会的入山口。因此，这五千字，就相当于“起跳板”，读者是否要完成那个跳跃，就看自己了。

这就是天下很多第一流著作者的共通心态。他们明知任何表述都是一种错位却又不得不略加表述，为了引导别人却扭曲了自己。老子无奈地写了五千字，这让我们联想到，世上不知道有多少智慧并没有留下踪影。后世滔滔不绝者已是二流，而如果对这种滔滔不绝还沾沾自喜，那只能是三流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这是我选取的第二句。它的意思是：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就是丑了；当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就是不善了。老子认为我们不能举着旗子去宣传“美”和“善”，不能刻意去追求好的东西，因为一追求就走到了反面。请问，你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刘璇：我的理解是，这是辩证法的一种体验。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一旦你提出一个概念，对立的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有正就必然有反。单就社会治理层面来说，有教化就会有反叛。所以不树立这些正面的教化，就避免了随后反面的产生。余秋雨：看来你已经入了门径。当我们试图去定义什么是“善”时，就已经偏移了真正的“善”。这个偏移当然就是向着“恶”的方向。当偏移了的善被反复强调时，恶也就被放大了。

多讲美，为什么会变得不美呢？我们看看身边的现象就明白了。好好的女孩子，为了追求“美”，每天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涂抹成虚假而又雷同的形象，这就是走向了不美；又如，偶尔举行一些选美活动本来也不错，但是如果夹杂着很多竞争、觊觎、嫉妒，也就走向了不美；再如，美和美感，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不知怎么冒出来那么多“美学教授”，连篇累牍地把美讲得那么枯燥、刻板、啰唆、冗长，这也走向了不美；更可笑的是，由于美的极度张扬，结果造成美的无限贬值，以致像一个讽刺段子所说的，现在街上只要有人呼喊一声“美女”，满街从老太太到小姑娘全会回过头来。

美是这样，善也是这样，一切正面的人文观念都是这样，讲多了，立即走向反面。这个规律，永远有效。不知道我们的宣传部门，什么时候才能理解这个规律。与老子相比，孔子的学说过于追求事功，很少考虑到反面效果。王安安：因此道家一直不喜欢儒家，说“仁义道德”是伪善，不是自然之道。余秋雨：没错。当人类刻意去追求美、追求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得不自然了。一旦不自然，就开始滋生丑和恶。王牧笛：事实上老子思想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物极必反，所以赞成“无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做事情的度。余秋雨：对。下面这段文字，能够更多地说明老子的这种思维逻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的这段话是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谈论仁义、孝慈等被后世儒家视为道德核心的观念。他认为，人们讲仁义的前提是大道不存；当智慧过度时，就有虚假和欺骗出现；当家庭不和时，才会企盼“孝慈”；当国家混乱时，才会有“忠臣”出现。所以大力提倡“孝慈”、“忠臣”的时代一定是六亲不和、朝政昏聩的时代。丛治辰：在所有对儒家进行嘲讽的思想家当中，可能老子是最有力量的，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儒家。而且他对“伪”的一个分析也很到位：人为即伪，伪即不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学的教义。余秋雨：但是，在这里我必须为儒家说几句话。老子的学说过于彻底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他在设想着一种干净如白纸的自然和人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应该不去干扰。但是，问题在于，白纸早已不净，自然早已污染，人性早已扭曲，一切都有待于拯救。既然大道已经废弛，老子所赞颂的小国寡民、百姓淳朴的时代也只是一种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智者能够放任不管，只顾自己隐于野或隐于市吗？面对这样的现实，儒家的观点似乎更积极一些：即使带些刻意，也要一点一点来拯救。王安安：我觉得儒家的观点确实表现了这种学说的使命感、责任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说，无论这个世界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再加什么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余秋雨：在老子看来，即使一切荒废，也还有自然标准。怕只怕，儒家不以自然为标准，而以仁义为标准，把世界推向更伪。老子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足以把人们从习惯性的单向思维中解救出来。然而令我们羞愧的是，这双解救的手，来自于两千多年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解救出来的人们应该怎么办？对此老子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段话的意思是：真话不漂亮，漂亮的不是真话；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真懂的人不炫博，炫博的人不真懂。圣人不积藏，他尽力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足；完全给予别人，他自己反而更丰裕。天之道，利万物而不伤害；人之道，有所为却不竞争。你们看，老子把自然之道就和人的生活态度连在一起了。诸丛瑜：我是觉得老子给了我们观察生活、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从中我们看到与传统的确定性、单向思维的不一样。具备了这种视角，我们也获得了更加智慧、更加通透的生活的可能性。王牧笛：我觉得孔子就像至刚的拳法——少林拳法，而老子像至柔的拳法——太极八卦。老子是以无为而有为，以不争为争。毛泽东就非常懂老子之道，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运动战策略，其中的哲学思想似乎就是以不争为争。余秋雨：毛泽东晚年说，《道德经》其实是一部兵书。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老子的精神理念与刀兵争逐相距甚远，只不过他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可能会给军事家带来某种启发。在文化领域，老子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有趣。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上衣口袋别三支钢笔的人，一定是刚刚参加完扫盲班。现在大家忙于经济，没有太多时间投身文化，结果卖弄文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开口闭口背一些古代诗文、朝代年号，有的人整天在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其实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学者。讲中文时夹带很多英语单词的中国人，英语肯定还没有学好。过度提倡“国学”的，也一定是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生活呢？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以无为当做行为，以无事来做事情，以无味当做好味。总之，不要刻意作为。做事是这样，为人也是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水不香，至味无甜，高人永远不会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

再接着听——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这些四字句，是中华智慧的最高总结，也是中国人坚守“中庸之道”的基本理由。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里拉开了最深的裂口。

最圆满的却似乎有欠缺，而且正是凭着这些欠缺而不衰竭。最充实的东西一定有空虚的部位，因为空虚能召唤很多力量来填补自己，无穷无尽。最正直、清白的，看上去倒有很多扭曲之处。最灵巧的，看上去倒好像有些笨拙。最雄辩的，看上去倒好像无话可说。

天底下有多少奋发有为之士，都在追求完满、充实、清白、聪明、雄辩，但老子泼冷水了，说这每一个目标都无法以纯粹的方式达到。只有在看上去达不到的时候，甚至在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不残缺的完满是一种假完满，不空虚的充实是一种假充实，这是我们摆脱“假、大、空”的一剂良药。而且，我从历次政治运动中看到，凡是被人家泼脏水最多的人，反倒常常是最干净的人，而那些慷慨激昂地“揭露”别人瘢疤的人，大多最不干净。一些看上去“词穷理屈”的人，往往倒是可信的；一些在传媒上口若悬河的人，往往难于信任。

初一听，这些话是一种“反向幽默”，但是，我经历过“文革”灾难，又经历过后来以“追查灾难的名义延续灾难”的闹剧，深知老子的这些话是真理。你们年轻，思维偏于单向突进，多听听老子的话好处很多。不少人往往在伤痕累累之后才能体会老子的话，你们可以少一点伤痕。

再听听我选的最后一段——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是在讲社会管理了。天下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贫困；人间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技巧越多，奇邪的事情也越泛滥。

下面这句话，很多法律学家可能会不高兴了。老子认为，法令越是彰显，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了，我无所作为，人们才会自然化育；我爱好清静，人们才会自然端正；我不去骚扰，人们才会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才会自然淳朴。这里所说的“我”，是圣人的自称，也可以泛指社会管理者。社会管理者不要有很多作为，安安静静地应顺自然，一切反而会更好。

老子的这一系列观念，让人惊讶。我说过，这里包含着一种“理论假设”，设想着在自然人性还十分健康的时候，过分的管理会适得其反。当然事情已经不是这样，因此适度的管理就成了必须。

然而，老子的这些话，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从各级官员到教师、家长，有多少管理是违背人性自然的？我们的忙忙碌碌，有多少是为自己和别人增添了麻烦？

我一直把老子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用“做减法”的哲学把中国人的思维引向简约、质朴，导致中华文明长寿。其实，人的长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一生，常常被层层叠叠的虚设目标、虚设赛场所困。你们今后只要又一次被困，不妨抬起头来，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

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一首曲子学了十天，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

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把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庄严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犹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

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神秘，却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诵读了孔子的很多教导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王安安：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余秋雨：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看来安安更靠近诗学态度，这很好。因为近二十年来，由于高校教学的“伪学术”习气，诗学态度很难寻得了。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上。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他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就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孔子的前五代，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前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孔子的父亲是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一位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壮，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司晨：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余秋雨：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孔子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有点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身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事，我都能忍受，都会做。裘小玉：“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余秋雨：对。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间大地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他又一次证明，卑贱开拓命运。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可见，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费晟：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余秋雨：确实，孔子从来不是书呆子。遗憾的是，在他身后二千多年，中国多数书呆子凭他而活。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重建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周游，由于学生们的记录，留存了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王安安：有时候觉得孔子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带着一票人到处跑。这票人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说会道的。孔子被这样一些厉害的门徒跟着，也不显得像丧家犬，倒是挺“拉风”的。余秋雨：这是你的现代想象。在古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卫护和学术传递，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体中介”。而且，这些“人体中介”的功能不能过于单一，因此什么样的人都有。

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订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还在路上不断思考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扩充。

他为自己制订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输出渠道是一路言政。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情景，倒真是让我觉得很辛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域虽然地处边缘，但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者能言善辩，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破费讲究礼仪，岂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岂能借以立国；现在礼崩乐坏，若想恢复周礼，几代难以穷尽，怎可指导民众？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这样从“而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终于到达了“知天命”的人生关口。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让他来做什么。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命题。“应该”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够”；“能够”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知不“应该”。两者交合处，便是“天命”。为此他走了二十年，终于他把握住了“天命”，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我读几句：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虽然多次满员，却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大相信。余秋雨：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

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当时各诸侯邦国在名义上还都从属于周王朝，如果在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未脱野蛮，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这种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人就是孔子，这很为鲁国争光。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我想，这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余秋雨：知识分子，在西方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行使过独立批评，但没有用，因此他要进行局部示范。在中国古代，有些“清流”和“隐士”看似独立却总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而一旦被重用则大多清谈误国，一败涂地。这些人与孔子相比，差得远了。孔子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磨损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为了不让理想沉溺于一地，不断行走，使人生充满动感。刘璇：有人概括这样的知识分子用了两个有点诗意的概念：庙堂上的理想和驴背上的诗情。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与专业官员的不同。余秋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中国历史上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理想而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了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如有可能，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华文化的第一行程”。中华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这一来孔子与这三大门阀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又不争气，迷恋女乐，惰于政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都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当政者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应该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教之”，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的薪酬是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充耳不闻。这大体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无聊的几个月，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不久的人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这里被当地人围困了很长时间，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遭遇军队，有时遭遇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逃奔。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做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道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道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天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获取一份天人谈判的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化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他总是在寻找“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仔细地琢磨越线的风险和可能。周双双：我觉得刚刚秋雨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是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愈加掂量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苍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苍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让我们远远地听一听。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其实是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学生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

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学生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

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学生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

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他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民众。在民众的接受和自己的理想之间，就是君子的立身之所。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地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对他们的谈话用一般的人情世故来衡量。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因为我们高于民众。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审视民众，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