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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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政策研究(十)：社会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政策创新("第十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文集)试读：
社会政策理论
在老年护理政策中凸显生活主体思想
[1]沈洁摘要：本文主要从社会政策主体和社会政策对象的相互关系中，解析生活主体思想在老年护理政策中的意义。老年护理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是与市场经济渗透所引发的生活主体缺失和生活主权意识受到压抑有关。因而，老年护理政策的视线，要放在如何预防生活者主权意识的流失上，同时，政策的重点也要放在保护生活者在生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上。老年护理政策不应该依附于产业经济政策，产出经济效益并不是它的主要政策目标。
关键词：老年护理 生活主体 生活权利 护理政策
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护理问题，终于从个人和家庭的私人生活领域被推进到了公共政策领域，从而进入政府管理的视野中。伴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以及由个人自由选择空间扩展而产生的个人化等社会变动，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沿袭下来的养儿防老的自我防御机制，开始走向衰退和解体。养老社会化、养老市场化遂成为替代的社会新机制获得发展。在社会支持体制进行新旧更替这样一个变动过程中，探索适应新的社会机制的老年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显得极为重要。
笔者曾经为《社会保障研究》2014年第1期撰写《养老护理政策的目标》一文，其中谈及“全民皆护理”的理念，提出保障老人最终生活权是老年护理政策追求的目标的浅见。本文作为上述论文谈及观点的进一步探讨，重点从社会政策主体和政策对象的相互关系中，分析在老年护理政策中体现生活主体思想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来强调，老年护理政策不应该依附于产业经济政策，产出经济效益并不是它的主要政策目标。如何保障人生最后路程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生活自立，才是应该追求的政策目标。一 在社会政策中凸现生活主体思想的意义（一）社会政策视角中的生活主体思想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政策视角中的生活主体思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大转变。这个时代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这[2]就是市场对人类生计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占领”。当今时代，资本的渗透、扩张和侵蚀到了私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对私人生活予以全面的控制和干预。以资本运行为主要取向的社会运作过程中，生活者的生产、消费、生活时间、生活空间等都被贴上经济的标签，可以自由进入交易市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生活者在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养老抚幼、结婚生子等私人生活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近邻之间的自助以及互助得以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者或者说是当事人始终处于主体位置，拥有他人无可取代的主导权。但是，在市场全面占领人类生计和社会生活的时代，生活者的主体地位和主权意识，被淹没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大潮当中。资本主义的进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自由空间与生活的便利，生活者无须依靠家庭或者近邻的帮助，也可自由生存。由此也带来了空巢化、少子化、个体化等人类社会未曾经历过的社会问题和生活层面的问题。资本主义进化的另一方面，是把人们推到了一个按照自由经济运行的轨道，脱离了商品市场，脱离了货币人们就无法生存。
当今，老龄化、空巢化所引发的老年生活照顾问题，激烈竞争和生活的压力带来的少生、晚生、晚婚等现象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与资本的渗透引发的生活主体缺失和主权意识受到压抑有关。杨团曾谈到“正是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在与自我调节市场的搏斗中常常[3]处于下风，才催发了社会政策学科的再度兴起”。可以说再度兴起的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预防生活者主权意识的流失，保护生活者在生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二）社会政策的对象：社会问题与生活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讲，社会问题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对象。以往，社会政策的视野更多立足于经济生产过程，重点解决劳动力保全和劳动力培养过程中凸现的劳动问题以及社会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社会政策的本质，是社会政策重要的一个侧面。但是，经济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化的变化，也要求社会政策的对象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也就是说，生活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过程中产出的生活性问题，应该纳入社会政策对象的视野。
如何理解生活问题？老年人的护理问题就是典型的实例。如果依然从生产过程中来考察老年人的护理问题，那么它会被排除在社会政策视野之外。如果用传统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来处理老人护理问题，低收入阶层以外的中产阶层的老人护理问题会被束之高阁。如果我们从生活过程中来考察的话，则会看到它需要社会政策的介入和社会政策的支持。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以及老龄少子化、晚婚、独身等社会现象的增加，社会政策的视野已经不可能禁锢在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层面。越来越多的生活性问题，需要通过社会政策的介入和调节来解决。生活问题层面上的课题，在实现小康，走向后工业化社会之后，将会更加突出。因而，生活问题也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研究对象，纳入社会政策理论的建构当中。今后，社会政策的对象领域还将继续扩展，社会政策研究对象呈多元化趋势的局面将会更加明晰。（三）生活问题与社会政策
论及生活问题，必然连接到生活主体理论，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于生活问题和生活主体论，日本有过一些积极的讨论和研究。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围绕着如何解决生活结构变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课题，日本学界开始对生活问题和生活主体思想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直至今日。
回顾日本学界对生活主体思想和理论的探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过程。（1）20世纪60～80年代：从生活构造以及生活过程的变动来考察生活主体形成过程。比如，从生活时间分配把握生活结构，从劳工的付出与生活补给的关系把握生活结构和生活者的生活质量。（2）20世纪80～90年代：从生活方式，即生活者自身的生活变化来考察生活主体形成的特征。（3）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从生活需求及生活体系角度来探索以生活主体为核心的社会政策的原则和规范。（4）2000年以后：从生活援助体系来探索以生活为主体的社会政策的操作规范和方法。
生活问题与社会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交叉，但是问题产出的过程不同，把握问题的方法和政策对应的方法有异。一般来讲，社会问题注重从生产过程中来发现和把握，而生活问题则注重从生活过程中来发现和把握。社会问题更多是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产生，生活问题更多的是从社会结构和生活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产出。如图1所示：图1 生活问题与社会政策
从经济生产过程中把握社会政策对象和社会政策主体的时候，生活和生活者位于客体的位置。百花缭乱的生活现象和生活问题被嵌入静止的状态，以保全劳动力和培养劳动力为核心的社会问题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对象。国家是社会政策的唯一政策主体，社会政策为国家统治和经济发展服务。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变化，会引发社会结构变化，在社会结构变化中产出的各种社会问题，通过社会政策的介入获得解决。同时，制定政策和政策执行的主体是国家。
生活问题从生活过程的视角来把握。可以看到生活问题和生活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循环式发展的形态。生活方式和生活结构的变化中产出的生活性问题，与生产过程产出的社会问题有差异。但是，这些生活问题具有社会性意义，同样需要社会政策的介入和对应。应对生活问题的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主体，不仅仅是国家，还有代表生活者利益的市民团体和组织。以解决生活问题为主旨的社会政策，始终围绕着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常讲的“以人为本”也是这个道理。二 老年护理政策中凸显生活主体思想
以上比较抽象地论述了生活问题以及生活主体思想作为社会政策对象的意义。以下，笔者试图通过老年护理政策这一非常具体的话题，对社会政策中的生活主体论作进一步分析。（一）人生终极阶段的生活权保障
我们讲的老年护理政策，在国际社会通常称为“Long Term Care Policy”。长期护理这一关键词的主要含义是“保障每一人在人[4]生终极阶段仍能够享有具有尊严的生活”。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即使是处于卧床不起或失智状态的老年人，也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维护他们的人生尊严，直到最后一息。
日本护理学界的学者曾经指出，当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国家的福利目标应该立足于“追求有价值的生活”这一理念。所谓有价值的生活，笔者的理解是，“追求和实现包含物质、精神、文化意义在内的生活质量”。具体体现到老年护理政策上，也就是保障人生最终阶段的QOL（Quality of Life）。
QOL作为一个医学概念，我国更多把它译成“生命质量”。但是笔者认为，仅仅局限在生命质量上还是不够的，应该把它理解为包含生命质量在内的“生活质量”。追求生活质量应该是老年护理政策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为什么强调要把保障人生最终阶段的生活质量作为长期护理的目标呢？举例来说，一个人在他的青壮年期一直很有成就，很风光，很受世人尊敬，然而在他暮年时期，突然中风，卧床不起，又因为得不到适当的护理照顾，使他人生的最终阶段显得十分凄凉和悲惨。由此看来，他的一生是不完整、不完美的。进一步说，如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带着遗憾和悲惨的心情迎来生命的终结，走向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完美的了。长期护理制度的目标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在人生最终阶段依然能够保持人生的尊严，保持生活质量不会有大的跌落，让每个人的人生能够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
如何来衡量生活质量？关于这个问题大概会有诸多说法。从护理福利领域的角度看，衡量生活质量首先要看设定的生活需求包括哪些内容。一般来讲，老年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日常生活需求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基础性需求（Basic Needs）。它指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和维持健康而从事的活动。
第二，社会性需求（Social Needs）。首先是良好的家庭和伙伴、朋友关系，其次是对社会的贡献以及来自社会的认同。对于老年人来说，提供社会生活环境和协调社会关系，则是满足他们对社会性需求的必要条件。而构成社会生活的主要要素，首先就是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其次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
第三，文化性需求（Cultural Needs）。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老年人或者卧床不起的老人对生命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尚待挖掘和深化的文化性需求。满足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同样重要。比如，如果把福利设施和老年人入住的房间设计得很有家庭的温馨感，很有文化气息，自然能提升满足感，从而提高生活质量。此外，把展开琴棋书画文化活动融汇在护理过程中，不管是对护理工作者还是对老年人，都可以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归根结底，我们所期待的长期护理应该是具有文化性的、富有活力的。养老机构，不论入住者是长期入住还是需要日间照顾，都有必要把福利文化和心理养护渗透到护理服务中。
在护理服务现场，特别强调要遵循三项原则。首先，尽量不改变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继续性的原则。其次，最大限度地挖掘老年人残存的自我照料能力、身体活动能力，增强他对生命延续和生存的欲望，也就是维持残存能力的原则。最后，不要擅自替老人作主，尽量根据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有关老人自身的事务，给予老人自我决定权的原则。
此外，在老人护理现场，ADL指标也是衡量和评价护理质量以及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倡导和推行的ADL指标体现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参与”“实现自我”“生活自立”，ADL指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主体以及社会生活参与的重要性。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也重申“禁止基于年龄的歧视，增进老年人的尊严，对于确保老年人受到应有的尊重而言，至关重要。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于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应该把保障人生最终阶段的生活权利作为老年护理政策的基本目标。这里所规范的生活权利包括生命质量、生活质量、社会参与、自我实现等多元的要素。而这些多元的要素都紧紧围绕着生活主体这个基本的原则。（二）社会政策与老年护理政策
社会政策如何对应上述谈及的保障人生最终阶段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权利的问题呢？首先需要从生活过程考察社会政策的对象。其次，还可将社会政策对象的生活问题，细分为宏观生活和微观生活来把握。图2 社会政策与老年护理政策
如图2所示，老年护理政策更偏重于微观生活问题。比如，对失能失禁老人的生命活动给予护理和照顾，维持和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对孤独老人和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予以援助，使其获得生活上的自立，维持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等，更多是源于微观生活层面。帮助他们协调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协调与社会和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其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以上谈及的微观生活问题，是生活结构变动以及在社会制度建构中出现的脱家庭化、个体化等的问题中出现的。
另外，对应宏观生活问题的社会政策，重点在于养老护理资源公平、制度化建构、改善生活环境、培养护理人才、确保护理人才供给等。这些是在老年人生活过程包括护理过程中出现，需要反馈于政策制定的课题。
无论是立足于宏观还是微观，两者的共同点是：从生活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政策目标也趋于一致，意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保障人生最终阶段的生活权利。（本文稿根据第十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主题发言整理而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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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洁，女，日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
[2] 杨团：《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3] 杨团：《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1期。
[4] 一番ケ瀬康子：《护理福利学探究》，沈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共同生产、制度创新与社会治理——以时间货币为例
[1][2]吴明儒 刘宏钰摘要：“福利社会”概念近年来深受社会政策研究的关注与讨论，在福利（公共）服务发展日渐受到重视及购买服务更加普遍的趋势下，本文介绍了共同生产、共同管理、共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及其政策意涵，同时以Edgar Cahn于20世纪80年代推展之时间银行为例重新思考福利社会的意义，并借此审视未来制度创新与社会治理的可能发展及其路径。
关键词：共同生产 制度创新 社会治理 时间货币一 前言
在传统中国观念里，人们对于“国家”与“民间”的理解，总是存在一种双元分立或是对立的思维。而人民也似乎就只能在“朝廷”与“家族”两者之间做选择。因此，氏族宗亲所形成的“血缘小区”随处可见，以公共性出发的“事缘小区”却是少之又少。这可能与中国文化始终缺乏对“社会”的想象有关，进而会影响到晚近福利服务发展的可能方向和趋势。不过，公部门（国家）与私部门（民间）互[3]相协力形成的“伙伴关系”，在西方社会却已有近30年的讨论。而此概念的内涵事实上也经历过几番演变，Ling（2000）提到，英国“伙伴关系”的概念已经发展了将近30年，只是在本质、目的与重要性上却因时而异。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伙伴关系，通常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称之为“统治”（government）的伙伴关系。20世纪80年代，伙伴关系逐渐转向于公部门与私部门的结盟合伙，主要为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因此则是一种市场“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迄今，伙伴关系更经常会用来解决市场治理所产生的问题，例如：某些特定组织或社会团体常被排除在市场治理之外所产生的合法性争议，Ling将之称为“统理”（governmentality）的伙伴关系。“统理”的伙伴关系，即是希望能够将伙伴的触角延伸到过去许多难以触及的团体（hard to reach group）之中，例如：让自愿组织、使用者团体、失去健康的个人等，组织起来成为顺服的结盟者（compliant collaborators），以期能够建[4]立一个所谓“包容”（inclusion）的社会。因此，伙伴关系不但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变，而且促进了政府在福利服务投入上的观念改变，Henman和Fenger（2006）从福利治理（welfare governance）的角度探讨政府角色的转变，认为政府提供福利服务的角色已经从早期“官僚统治”转变为“新公共管理”（NPM），进而再发展为“治理”。因此举凡e化政府（e-government）、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再如绩效指标、消费者条款、架构协议等新管理技术的运用尽皆采用了新的福利治理模式。晚近的福利改革就是一种治理改革，特别是运用福利治理的观念提供政府购买服务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形成政府帮助人民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第三方购买（the third party purchase）的现象。
福利国家的样貌在第三方购买的普遍发展下则逐渐发生改变，政府福利支出大量流向了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更加蓬勃地发展，各种服务型的社会企业也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政府科层受到了限缩，政府则透过评鉴以及绩效考核手段来控制福利的扩张以及缓解财政的压力，进而缓和民众对政府福利提供不足的压力。不过，当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时，可能还会产生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政府并不是福利直接提供者，涉及其服务的责信与延续的问题；第二，只看见案主的问题，而看不见其自身所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5]Ostrom在1975年提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概念即提供了另外的思考方向。她认为，“共同生产”的概念，就广义而言，使得一些经常性所需的财货与服务，可以透过不同组织的个人[6]来提供。也就是任何一种“产出”（production）都是共同努力下的产物（jointly produced output）。Porter（2012：145-146）也提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他说，Ostrom 跟她的研究团队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次名为“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工作坊中注意到，“消费者也是一种生产者，他会是自身接受服务过程当中的共同生产者，同时获得一种双方持续性的利益”。因此，不管是最初所提出的联合生产（jointly produce）或是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其目的均是对传统生产概念的切割。
基本上，福利国家将人民视为“案主”（client），但福利社会却将人民当成“公民”（citizen），并以自由与自我管理而结合的合作形式（cooperative self-management）为基础，将公民视为共同生产的伙伴（co-producer），而多元利害关系的组合将使得公民转变为在这个“组合”里的所有工作者、消费者、财主、志工或地方小区人士，[7]彼此之间也都还能透过民主方式产生互动及提供福利。因此，在公民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或社会企业，在社会活性（social activation）普遍存在的社会里，自然而然也就会产生出所谓的活跃公民（active citizen）与活跃小区（active community），并且发挥以下潜在的功能：第一，工作生活（working life）的促进与更新；第二，消费者或案主的培力；第三，增进公部门目标实现后的社会价值。通常，公民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或社会企业，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在本质上都是在地性的或是规模较小的，不过却因为其能够制造出服务提供者、消费者与案主，以及让因为资源匮乏或身处高风险团体而必须依赖服务的这一群人，也能够参与到整个运作过程当中，所以也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其中，“时间银行”（Timebanking）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二 时间银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源自美国的“时间银行”，是为了鼓励老年人都能继续留在自己家中维持其独立生活的一项老年中介服务，直到现在，时间银行仍持续保留这样的特性。“时间银行”旨在促动老年人借由个人提供援助和协助，允许他们也能拥有为自己小区做贡献的[8]机会。这不仅挑战了长期以来由上而下的社会服务模式，也通过认可每个人的工作价值，创造组织成员自助、助人的环境，并透过成员间的交换服务创造了社会网络，进而降低成员对于金钱系统及传统服[9]务原有的依赖，达成公共政策的创新。国内外对于时间银行的相关研究（任嘉妮、李铜山，2013；吴明儒、刘宏钰，2013；陈权荣，2011；刘宏钰，2012/2013/2014；刘宏钰、吴明儒，2010；庞若蔚，2005；Boyle，2011；Cahn，2009/2012/2014；Chaskin，Brown，Venkatesh，& Vidal，2001；Seyfang，2004a；Seyfang，2004b）都一致认为，“时间银行”可以积极鼓励弱势族群，运用其被主流巿场所排斥的技术及经验再为小区继续做贡献，甚至可将之转化为以人际的互助合作方式维生。举凡小区内退休的装修工人可以协助老人迁居、装修，单亲妇女之间可以互助托儿，独居老人能够为小区进行环保回收工作等，对于小区资源的整合、居民身心的健康发展、失业率的降低和共同生产的促进等各方面也都能有所贡献。只是，尽管欧美国家对于“时间银行”的运作都已日趋成熟且朝更多元的方向发展，而在两岸的推动上，迄今为何仍感窒碍难行？究其因，或许就是因为两岸民众长期受困于市场观念和文化习惯的泥淖而难以脱身。过去，相关高龄研究或是社会福利工作文献，并未具体将高龄者和受助案主也能够进行“共同生产”的概念置入讨论。积极为弱势族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各项福利措施，反而更加拉大了阶层距离并滋生出许多社会现实的矛盾。“时间银行”主张“以服务换取服务”的概念，让人与人之间都能透过“互助”的方式取得自己所要，除了让自己的需求能够从中得到满足之外，还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累积更多的人际资本，让人人都能贡献出自己的能力与价值，而不再只是市场机制运作下的失败者或是依赖者。而其双向服务机制的设计，更意图透过创造力、共同设计及分享生产的相关经验再去触发小区进行所谓的“共同生产”，让传统被服务者的角色都能够从过去单纯被动接受物品或服务，再逐渐转变成为积极参与的共同生产者。一则，这可以用来纾解服务及财务上的沉重压力；再者，也能够对其个人生命意义的探寻，形成更加深远之影响。另外，“时间银行”还尝试以一种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生活交易形态，透过小区物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建立一套能够创造小区福祉的“回馈机制”——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别利益进行转化，延伸至小区的公共利益当中，之后再透过小区自主、小区合作或是策略联盟等资源整合策略取得社会支持，进而促使传统弱势者也都能够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单小懿，2009；刘宏钰，2014；Seyfang，2004a），以有别于传统志愿服务的特殊互惠形态、方式和内涵。“时间银行”促使一群原被认为是毫无具体贡献的社会边缘弱势者得到了角色认同、社会接纳与自我成长的生活目标；同时，在相互的社会关系中也整合了参与者，让志愿服务不再局限于单方面的馈赠或施与，而是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公平、对抗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施为。Seyfang（2002，2004a）认为，透过时间银行，施者可以经由支付时间成本或是贡献某种专业技能，取得经济、社会及心理等各方面有形或无形的回馈；受者也可透过社会交换关系形成的要素，如关怀、信任、合作等，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向上的动力。时间银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市场观点，转由从人性层面出发，将服务的提供回归到原始人性的基本需求上做考虑，进而以共同生产的理念创造出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同时将个人实际需求与志愿服务工作更有效地结合起来。三 相关案例
在人类社会的运作轨迹中，从正式就业（formal employment）到小区自助（community self-help），在志愿服务（volunteering）与互助（mutual aid）之间，以连续光谱的方式可以将之区分为：正式就业、非正式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时间银行、小区货币[10]（community currencies）、小区自助、志愿服务及互助等进程。时间银行的服务机制因此成为重建信任照顾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of trust caring），同时还可以增强家庭与小区的功能，甚至扩展为解决弱势族群失业、融资，及贫困地区的小区发展、成人教育与解决社会福利等问题的途径。时间银行的基本理念就是，相信任何人都是有价值的资源，而不管“施者”或是“受者”，无论任何小区，在社会上或是经济上，都能够聚集这些资源用来解决自身所遇到的任何难
[11]题。从20世纪80年代沿革至今，一些重要国家对于时间银行的操作经验已可谓丰富，其所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也相当多。以下兹举英美几项重要计划与我国台湾时间银行的操作案例来做进一步讨论。（一）国际经验1.美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弱势族群常被视为“没有贡献者”，如失业者、老人及小孩。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系教授Edgar Cahn想要改善此状况，因而采用“时间货币”（Time Dollar）的方式积极推动[12]服务积点（Service Credits），进而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连结。1983年美国纽约州成立的PIC（Partners In Care）主要就是为了提供安老互助的服务，因此也为美国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模式树立起一种典范。之后，PIC还接受了国民老年人理事会的援助，将此模式再推广至全国各地。其中，“交通伙伴计划”即是要让有车的老人为需要出门购物、看病的老人提供接送服务。在老人与老人之间还可以相互提供有关修理家具、写信、电话聊天、共享房屋等帮助。另外，该组织还与飞利浦公司合作，为老人们建立紧急求救系统，一旦老人遇有突发状况，只需按下其随身携带的警报器，就能迅速连通至警报中心（同时传递出住址、病史等信息），由工作人员负责及时联系医院与[13]家属。1985年，密苏里州另外开展了一个全州系统的老人志工服务银行（Older Volunteer Service Bank）计划，将服务志工累积的服务时数再转换为“点数”（credits），以作为日后申请己身照顾或给予指定受益者（beneficiaries）照顾的依据。1987年，罗伯·伍德·琼森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赞助了美国六个定点（包括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迈阿密、刘易斯及旧金山等）城市实施服务积点计划，即以动员老年邻居去扩展小区居家服务为重心，该计划招募及训练了一批老年志工再来帮助其他的老人，使老人们都尽[14]可能继续留在家中养老和安老。
1999年，宾州由一家医疗保健信托基金会（Dorothy Rider Pool Healthcare Trust）提供赞助的一个都会型小区，连结了邻近医院并和十二个非营利组织串连，开始进行一项小区交换活动，其所有的管理和运作仅由三名全职工作人员、一个项目经理和一位协调员负责，而会员计有340位。在一项以之为个案进行社会网络相关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个小区交换机制可以成功吸引并涵括一些较难以接近的人口，而这些人原本都是较少参加传统志愿服务的人，例如：经济弱势者、失能者、独居者以及老人等。其中有1/5的会员相信，他们的身体因此变得比以前更健康了，有1/3的会员认为，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有所改善。透过技能和服务的分享，个人健康因而获得了改善，透过个人交换和社会连结的课程与小区方案，彼此也建立了信任，从而强[15]化了小区功能。
之后，在纽约市进行的一项“老年人计划”（Elderplan），就成功以会员方式成立了时间银行的一个社会健康组织。透过时间银行，人们可以相互协助，并在个人的健康照顾上成为共同生产者。仅在第一个12年间，该计划会员相互提供服务的项目就已超过10万个小时，他们相互协助并教导对方、支持对方，却又彼此独立。注册会员也都能够以其志愿服务时数去获得及支付学分，提供和接受一些非医疗性的服务，例如：购物、旅游、支付账单、看诊、上门维修、参加社团、加入支持团体和自助课程等，所有经费全都来自个人投入志愿服务的时间。一项调查167位会员有关时间银行成效评估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个计划可以让他们在小区中维持独立，相较于尚未参与到此计划中者，这些会员的心理状况显然也表现得更[16]好，且较少会感到寂寞。
为了解时间银行对小区连结所造成的影响，美国针对60岁以上积极参加纽约时间银行的高龄会员也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VNSNY，2011）。研究结果显示，全体会员一致认为，成为时间银行会员确实会对其生活产生相当正面的影响。因为时间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在家养老的资源和支持，并且提高生活质量——时间银行就如同是家庭的延伸，可以让彼此分享而不孤单；相互关怀与学习，彼此尊重、没有歧视；看到自己也能付出并实现个人价值，自尊心和幸福感自然也大大提升。另外，关于健康促进、满足服务需求、节省支出、增加互动、提供在地资源、提升小区信任感和归属感、改善生活质量等各方面，也都能得到许多正向的肯定。一些经营小区的非营利组织还经由时间银行去改善小区的生活质量，促进居民获得更多福利与健康；以经营时间银行为主的机构，也在不同地区与各类社群一起推动时间银行（如地方政府、学校、青少年组织及住宅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发展；为了提升公部门的行政效能，健全小区福利或医疗支持系统，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还会主动邀请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来共同进行合作，且在整个行政区域或是特定地区内推动时间银行，将公部门资源和小区资源全都整合到此相关计划之中。2.英国
在英国，1999年成立于伦敦Catford郡的RGTB（Rushey Green Time Bank），是英国首家提供医疗互助服务的时间银行。该组织透过与当地医疗单位合作，拥有了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医疗团队，能够及时发布最新医疗信息，制定各种科学化的疗养方案。其主要参与会员绝大多数都是小区中的常住居民，且以老年、残障人士为主，当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33%，80岁以上老人占了18%，残障人士更是占了52%。任何人只要有互助意愿，都可以提出申请，并在申请表内填写上自己可以提供服务的领域以及希望得到帮助的项目，以便建文件、归档。通常，为了保障其他会员的人身安全，在一开始也会要求凡申请加入者都必须要有原会员之推荐，其后时间银行媒合员则会再针对提出申请者进行严格的犯罪背景调查，凡新加入的会员都必须先从园艺、聚餐这类简单的活动中逐渐融入。不过，这并非意味有了犯罪记录的人就不能加入。通常，一些时间银行会根据犯罪的级别，允许此类群体从事不同安全等级的活动。每位会员也都可以通过为时间银行整理资料、维持秩序等方式来获取时间货币，或是参与机构推出的“椅子锻炼”等康复计划。他们还可以另外选择加入各种不同性质的团体，例如：诗社、散步小组、电话倾听小组等，在这些团体中另外再找到不一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会员彼此之间也能够相互提供生活[17]互助，一起分享对抗疾病的心路历程和经验。
英国有些经营小区和永续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如LSx、Ground Work，就常会将时间银行作为改善小区生活质量、促进居民福利与健康的工具。有些机构则专门负责时间银行的营运，如社会企业Spice会在不同地区与各类社群一起推动时间银行（如地方政府、学校、青少年、住宅机构）建设，甚至提供“医院—小区—家庭”一系列照顾服务。当此笔“交易”结束后，则根据时间长短，在提供服务者的账户中记入相应的时间货币，而接受服务者则会扣除相应之数额。时间银行的会员，除了自己可以获取应得的服务之外，账户内的时间货币还可以用来捐赠给指定会员，或捐赠到公共账户，提供给那[18]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高龄者与残障人士使用。显然，英国的时间银行就是一种生产性劳动的活动（productive engagement in work，简称PEW），包括从正式职业活动到非正式职业活动、在地小区时间[19]货币的劳务活动到无酬的志愿服务活动。英国时间货币或银行的概念，经常与小区有关，与贫穷、社会排除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也有关。小区的愿景，就是一切的基础。为了促使现有的社会架构与社会活动接轨，英国的时间银行主要建构于“非市场经济”策略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英国许多最穷、失业率最高的地区，靠着时间银行的中介，即使是穷人，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成就感。同时这也成为累积社会资本进而脱贫的一种重要策略，甚至作为一种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策略的具体运用。近年来，英国政府将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建构小区能力和良好邻里关系的工具，它衔接了不同小区，融合了不同社会族群并且创造了不同团体的社会能力，也在性别和阶级上提供了更公平的[20]交换关系。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Minister Tony Blair）在参加一场由官方“活跃小区组织”（Active Community Unit）举办的志愿服务研讨会时就在致词中公开表示，非正式的相互支持、从事志愿服务、小区自助、小区发展、建构小区脱离被剥夺情况的能力将会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与能力或许天生有别，但，无论富裕或贫困，每个人都同样拥有一天二十四小时，因此，更应当鼓励人们能够乐于[21]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以非实体的“时间”作为交易标的，无论性别、种族、健康或社会经济地位，人人都具有“等价性”，每项劳务时间也一律等值，则每个人在此都能付出并展现己身原有的能力和智慧，并从中体会到自己也能有所贡献，且能更真切感受到存在于个人生命当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份针对英国各地方时间银行所进行的两年研究（Seyfang & Smith，2002）即明确指出，时间银行是让人们都愿意聚集在一起且都能够相互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成功吸引弱势族群，扩大志愿服务参与，更能改进生活质量，建立信任和友谊。凡参与的会员都能够从时间银行中得到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促进及改善其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况，累积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强小区凝聚力。由此观之，则时间银行不仅是一种志愿服务，还缩减了代间差距，促进社会融合，打破人际藩篱，进而改变了小区。以一种创造知识、创新服务的方式，时间银行挑战了传统社会服务的模式，通过对每个人工作价值的认可，创造了一个得以让组织成员自助、助人的环境，也透过成员间的交换服务，建构社会网络，降低成员对金钱系统及传统服务原有之依
[22]赖。由此可见，时间银行让一群原被认为没有具体贡献的弱势者取得了角色认同、社会接纳及自我成长的生活目标。比起传统志愿服务，时间银行更能成功吸引到一些原被社会排除在外的族群，而这些愿意加入时间银行的会员则大部分是残障者、失业者、低收入户和少数民族。有58%年收入在一万英镑以下的人成为时间银行会员，其中却只有16%的人愿意加入传统志愿服务的行列。就长期效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时间银行确实肯定并鼓励了这些弱势族群，让他们都愿意付出并且提供服务。无论是地方或是国家，也都可以为此降低成本支出和福利依赖，进而让个人身心健康水平也随之提升，工作价值观因而改变，甚至由此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这些，其实都还连带着许多之前并不容易在金钱价值中显现出来的效益，例如：增加独立性，[23]提高幸福感和促进社会融合等。（二）台湾经验
有鉴于台湾老人对于照顾需求的日益殷切，从1995年开始，财团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参考了日本全国志工联机的办法，率先在台湾推动“时间货币”互助计划。其主张联合众人的力量来共同推动老人福利，所以让会员之间利用时间货币彼此相互提供接送、代工等服务，同时，将服务时数记录下来，以便等到自己将来年老时，可以[24]由此获得回馈或是交换服务给在异地的亲人。
1997年，台北市政府运用了时间银行的概念推动“市民健康卡”集点活动，凡是志愿服务者服务累积到一定点数，就可免费获得全身健康检查一次。应高龄化社会日益庞大的老人长期照顾需求，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还进一步成立了“天使人力银行”，招募及训练志工，为小区内需要照护或独居的老人提供服务。以“失去自我照顾能力”（失能）的中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涵盖了家事服务、身体照顾、小区关怀等面向。这是台湾地区第一家由公部门设立的志工时间银行。之后与“传神居家照顾协会”、台湾“弘道志工协会”及“天使人力银行”又合作在台北市以外设有机构，亦即将提款范围再扩展到台北市以外的地区。现在，在高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传神”都设有分部，“弘道”则是在台中、台北、高雄等地设立了服务
[25]处。
1999年，一对牧师夫妇接受了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社会边缘人，包括杀人抢劫的假释犯、帮派大哥、吸毒者、家暴被害人、中辍生、忧郁症患者等一起组成了全台湾最大的共生家庭——“希伯仑共生家园”，让他们在此沉淀、疗愈和成长。在这个家园里，人人都能得到接纳、陪伴、鼓励和爱，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初期，这里也不过是一个工作室的大小，到2009年底就有四百多人加入，来此寻求咨商的人数则多达两万人次以上，总入住人数近三千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并不使用钞票，而是全部使用点券，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平均月薪两万多点券。这不是收容机构，也不是宗教团体，区内全面点券化，这是强化经营共生家庭的关键。家园主要抱持“这世上没有无用之人，只有不会用人的人”的人道关怀信念，包括以回收再生物品为主的“古道一村”、协助社会弱势族群重新开始的“共生一村”，这个家庭试着从中找到每个人的生存价值，提供适合的工作机会，并辅[26]导这些人日后都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再去重新面对生活。“给他一条鱼吃，倒不如给他一支钓竿，教他钓鱼”，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2007年，长期协助隔代教养、单亲家庭、贫困及问题儿童、罕见重大疾病患者的花莲县啄木鸟全人发展协会因此成立“合家欢小铺”，由协会提供二手商品，让受助个案在家中成立跳蚤市场，贩卖所得都全数归案主所有，以协助案主能够自力更生，并通过贩卖[27]物美价廉的二手物品筹措更多能够协助弱势家庭的善款。
2008年，新北市新店区的花园新城在小区里发起了“花钱帮”开始推动“小区货币”服务机制，主要就是运用了时间交换概念，同时结合小区经济现状，让每位“入帮”会员都先得到200分的基本面额。只要交易双方同意，就可自行协调付费方式，完全不受限于主流社会的期待、惯例与价格。其主要是为了善用小区资源来创造需求，鼓励小区居民进行创业或发挥所长，让过去不习惯请求他人援助的居民也学着改变习惯，借由花“钱”的过程，促进小区互助和互动，也让居民减少到外地消费的次数，将“小而美”的经济活动留在小区[28]内，并且将信任与幸福感都能留在小区里。
2008年，花莲丰田火车站前一栋闲置日式“风鼓斗”建筑，由牛犁小区交流协会、花莲县乡村小区大学发展协会与邻近的东华大学共同合作建立了一家小区公益二手商店——“五味屋”，作为邻近村落儿童青少年的小区活动空间。“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是五味屋的孩子简单又骄傲的工作原则。“5-way”的中英语谐音，意谓五种经营策略与模式。Way与“味”同音，5-way即是从传统乡村换工概念转换而来的经营方式：①挂羊头，卖狗肉：用从外地获得的物资拓展乡村孩子们的视野，通过对熟悉与不熟悉的物品的摸索，累积对外面世界更多的认识与理解。②老板不在，随便卖：这里，没有老板；物品上的标价除了卖价以外，分成“红、黄、蓝、绿、紫”五种色标。每种色标可参照价目表上列出的物品交换工作清单，工作选择以小区参与性质为主。③银货不两讫：倘若各色标示牌上刚好有工作可以先做，就先做储存，等将来有适合和需要物品时再兑换。小区要办活动时，也可通过此方式招募工作者，累积“换工货币”。④吃人够够：这是一家会把人吃进来的商店，希望无论是捐物者、买物者、换物者，都能透过“五味屋”与小区建立关系。⑤“黑”店：边做，边改，边学，是这家店经营的重要策略。走一步想一步，里面的每个步骤都由大家[29]一起参与，共同学习。
2010年，因为相信美好的生活需要有众人合作，愿意和谐、志愿地简朴过活，一群理念相近的伙伴，从农艺生产和学问反思开始，以互助合作的形式，邀请和呼唤对于美好生活怀抱想象和希望的人们共同成立了“台中合朴农学市集”，借由社群货币、部落经营、学员志工社群的运作方式，鼓励大家一起在实践中学习，“好好生活，好好务农，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建立一个共有、共做、共享的幸福社群新生活。其推动的“社群货币”，采用类似储值卡的方式设立“时间银行”，让志工都能以其专长协助农民，再透过累积点数以较优[30]惠的价格向农民购买产品。
2011年，汇集留学归来、任职于外商公司、科技产业上班族的“洋帮办”（Your Best Partner），利用MSN网络社群搭建了一个互信、互助的社团平台，进行各种学习互动和公共服务，也将志工服务、时间银行与小区货币的制度加以整合推动。这是一个以公益为主、玩乐为辅的社会公益团体，“吃喝玩乐，揪团做公益！”是该社团的口号。其主要目标意在经营一个跨国的非营利性社群，实践志工企业家精神，透过交换计划，从中培养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专业[31]经理人与成员的创业能力。（三）综合讨论“共同生产”意指作为一个公民在公共服务输出中所必须扮演的积极角色，亦即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各种公共服务的过程。对政府而言，共同生产可以结合民间力量致力于公共事务，在不增加经费预算的情况下，增强政府服务提供的效能；对民众而言，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更可以让民众获得较多的选择机会、减少等待的时间，[32]享有客制化的专业服务。福山（Fukuyama，1999）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能够解决集体问题的倾向。为了解决问题，个体将会催发自我组织，建立规范与合作体系，并在此预设下，产生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因日趋严重的福利国家危机，政府与企业及社会三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愈来愈朝向公私协力的伙伴关系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发展，在共同合作、资源共享的信任基础下相互结合，也愿意彼此相互提供服务。对应于时间银行的理念，在时间银行里，人人都有其无可取代的资源，身为人的存在价值在此也都能被凸显，并受到重视。双向式的志愿服务模式取代了旧有单方面的付出，同时更能提高民众的参与意愿。无论性别、年龄、阶级或族群，由此人人都可得到原本用金钱无法购买到的服务。时间货币也不用缴税，更不会贬值，只是不断提醒着“把任何人离弃是一件不正义的事”的信[33]念。因为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也是无可取代的。
从上述欧美国家推动时间银行的各种成功经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时间银行”不仅要冲撞主流的资本主义观念和市场机制，回归到人性基本需求层面的满足，也要积极鼓励弱势族群将其被主流市场排斥的各种技术和经验好好贡献到小区之中，甚至再转化为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方式来维生。因此个人福祉提高了，小区动员能力增[34]强了，公共服务成本也降低了。英美的时间银行全都在特别强调，要透过服务交换方案和健康之间的合作生产产生连结。Edgar Cahn认为，较之于美国，英国的时间银行则更具有实验性质，尤其是在有关核心经济、互惠和共同生产的知识产能上，更是有惊人之成长。时间银行能够释放出每个人的潜能，且在人群之中展现出最佳状
[35]态。而由时间银行和专业医疗服务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更能扩展支持性的社会网络，累积更多卓越的成效。综观以上这些相关研究都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时间银行能够提供金钱所购买不到的服务，同时，也能够建构社会资本，提供社会支持，增进自我效能，创造自我价值，产生社会连结，增加经济机会。最值得注意的是，提供医疗照顾服务的组织还可以额外增加小区成员的参与动机及弱势族群的社会连结，为他们增加许多经济成功的机会，提供经济安全保障，甚至累积更多的社会资产。
在台湾的实施经验中则可另外看出，当政府以购买服务方式依然无法满足民间福利组织对于行动活性、弹性与期待之时，福利团体与组织就会脱离向政府申请补助的快捷方式，转而向社会大众寻求或取得他们对该组织理念更多的理解与认同。这样的组织发展规模虽然很小且进度很慢，但却是一种完全充满草根精神与民间力量的组织，且更能够将经济活动层面的参与再转化为一种小区改造运动。台湾社会是如此充满活力与能量，因此，在制度创新方面，民间组织也永远会是引导政府政策的领头羊，类似时间银行这一双向志愿服务制度里的某些共同生产概念，也正好能够给这些民间组织提供一种制度创新的媒介。四 共同生产、制度创新与社会治理
社会行动的目的，并非是要用社会或国家行为来代替个人的责任，而是要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以此为基础，个人也必须积极回报社会给予的各种关爱，愿意为社会和他人再去承担更多义务，甚至包括风险和责任的分摊。在过去，就业市场上的各种教育与培训，一直是培养负责任的个人最经济且最积极的手段。从衔接“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到“工作福利”（welfare-to-work），从“追求平等的目标”到“创造平等的机会”，从而提供[36]“给那些能工作的工作，给那些无法工作的人安全”。以此映照“时间银行”的诉求重点，就是要让被动、施惠式的福利都能够因而转变为主动、互惠式的服务，实现从消极补助走向积极劳动市场的一种过渡。
由消费者与生产者双方共同合作并制造的“共同生产”，是要让[37]消费者也能够高度参与的过程与结果。“共同生产”的主要意图，是要将资产（assets）带入生活当中，并允许人们能够更容易去做出贡献或懂得利用资源，而各项资源的取得也都要能免除匮乏之虞。当人们一旦感觉自己已经没有用了，还能够透过“共同生产”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为有用，他们的生命也能够为之改观，从此愿意勇敢挑战社会既定的成见，重新建立个人和小区关系，让人们彼此愿[38]意相互付出和学习。
早期研究社会参与的重点大多集中在非正式网络的社会支持上，伴随有意义的关系，社会支持将演化为陪伴，甚至透过给予与接受来建立的信任关系能够持续一生，而通过帮助他人所获得的保健效果，还会远比接受他人帮助来得好。相关研究（林丽惠，2006；蔡承家、阮惠玉、陈依卿、刘秀华，2010；Bradley，1999；Choi，2003；Willigen，2000）也一再显示，65岁以上的成人志愿服务者，可以通过服务参与增加社会融合，并对治疗忧郁症具有良好的效果。据此，推动志愿服务以及社会参与的相关政策也将更能有效地促进健康。然而，现实社会环境向来非常复杂，在研究建构小区社会参与时也必须非常谨慎。一般而言，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志愿服务中获益较少，例如，父权背景下的女性，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利益自然会少于男性。也并非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正面的，有些负面的社会互动反而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影响。志愿服务强化了施助者与受助者的社会地位差异，受助者则可能无法获得真正的帮助。这样的观察主要凸显出的问题是：志愿服务者是否能够在提供帮助时也获得益处？对弱势群体来说，即使是这样有意义的社会参与，是否能够改善其健康与福祉，依然没有答案。而在“时间银行”里，所谓的“工作”或是能够用来交易的服务技能，包括了教育、照顾儿童、运动、保健、房屋维修、谈心、陪伴、小区服务、艺术、娱乐、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等这些非正式市场的各种交易，却能够让人们更加灵活运用和思考各种促使生活更加便利的服务项目。在相互贡献所有及所能的过程中，服务提供者与被服务者彼此都可以相互赢得更多的信任与尊重。跳脱金钱之外的经[39]济，则不是只有劳动，还有着更多关于文化和社会资产的创造。这样以“共同生产”理念去进行服务的模式，意图让即使身体或精神有残疾的小区成员也能生活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且重新建立一个以尊重为原则的小区，通过互惠和互助方式，进一步扩展人际网络与各项团体资源。这样的关系网络不仅能够创造个人与集体共同成长的环境，也将大幅度减少社会差异，在参与小区网络的过程中，加强个人和小区福祉并影响政府的政策导向。Boyle（2011）就颇认同，既然“时间银行”可以借由共同生产重新去看待家庭、邻里和小区的角色，促进世代融合与合作，并在专业者与受助者之间取得平衡，那么，当然也就能够促使整体社会福利的服务和运作，使其更具效益了。五 结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彰显“金钱至上”的经济逻辑，使得过往社会发展严重脱离了“营造美好生活质量”的宗旨，罔顾“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在过去，人一旦迈入老年，老年世代就必须空出其社会地位与角色，使年青世代得以顺利移入，这样的世代移转与交替，向来就被社会所认可并视为理所当然。然而，随着信息化、都市化以及少子化的社会演变，生存及就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家庭以及社会价值观受到严重扭曲。为了生活及生存，年轻人也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赴他乡去“讨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人儿女者纵然有千般孝心，却再也难以居家对父母“晨昏定省”“嘘寒问暖”，而老年父母想要能够“子孙绕膝”“含饴弄孙”也不可得。昔日“敬老尊贤”和“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沦为一种形式，空巢家庭现象及其他有关老人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诸多利益的冲突，加上资源分配不均，迫使年青世代和老年世代分处权益的两端，不得不彼此相互倾轧、争利。面对剧变的人口结构，整体社会必须慎重考虑的，应该还有关于财富分配上的世代“公平”与“正义”。
在“时间银行”中，因为将“人”视为社会最为珍贵的资产，所有的服务与交易都需要参与者提供必要讯息或努力，才能确实掌握资源和服务的流向。大部分服务的供应，也必须在服务提供者与被服务者之间产生高度的互动，其注重的不再是商品或服务本身，而是在此过程中所能带来的真实感受与体验。通过“时间银行”进行的共同生产，将促使人们愿意进一步再去思考：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什么能够取舍？拿金钱换取劳务和物品的机制，是一种交易货币，在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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